攻捻战争中的刘铭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争中论文,刘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文章比较全面系统地再现了刘铭传的剿捻生涯；透析刘铭传的攻捻理念（军事思想）为其他军事将领所不及，特别是他的“河防”方略，最终使捻军陷于失败；揭示攻捻战争中刘铭传与李鸿章、曾国藩之间复杂的“三角关系”。文章认为，刘铭传后来的升腾，基于攻捻战争中的“劳苦勋高”。
关键词 刘铭传 捻军 攻捻战争
刘铭传，字省三，安徽合肥人，是中国近代史上颇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特别是1885—1891年首任台湾巡抚期间，对开发台湾和推进中国近代化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作为淮系集团的骨干人物，刘铭传毕竟是在镇压农民战争中崛起的，他参与镇压太平天国战争，参与攻捻战争，特别在攻捻战争中，更是“勋劳卓著”，从某种意义上说，捻军最终败在了刘铭传的手上。这些都是我们研究历史人物不应该回避的。本文拟对刘铭传的剿捻生涯、攻捻对策以及在攻捻过程中与曾国藩、李鸿章的关系作初步的考察，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教。
一
1863年皖北根据地失守、张乐行殉难，标志着前期捻军的覆没。但捻军并没有销声匿迹，在张宗禹、任柱（化邦）的率领下，后期捻军很快成为抗清的主力。1864年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赖文光率余部投入捻军，使捻军力量大增。他们采用具有高度灵活性、机动性的“流动”作战的战略战术与清军周旋，并利用这种战略战术于1865年5月18日一举歼灭清廷王牌军僧格林沁统率的蒙古马队。这使朝廷大为“震悼”，急令两江总督曾国藩速速北上，督师剿捻并节制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7月，曾国藩抱定“与贼相终始”[①]之志，率部开赴攻捻前线。
曾国藩原来对剿捻兴味索然，他所以敢于抱定“与贼相终始”之志，主要在于有淮军作锋镝。刘铭传的攻捻生涯，正开始于曾国藩出任攻捻主帅之时。
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湘军裁汰殆尽，已成强弩之末，曾国藩虽然搜罗了九千来人攻捻，但“人人思归”，“畏缩不愿北征者十人而九”，[②]，士气低落，难期得力，因此不能不依恃淮军，特别是“铭军最称劲旅”，[③]兵员近万，装备精良，还有一个“毕乃尔炮队”随军，战斗力最强，更为曾国藩所倚重。曾国藩准备北上时，要求李鸿章把刘铭传军交他指挥，李鸿章以“省三虽奉严旨敦迫，必须留置左右，以备先驱”为辞加以拒绝。[④]但刘铭传“闻命严迫”，不得不“遂自拔队”，被推上攻捻第一线。
6月7日，直隶提督刘铭传抵达山东济宁，这是他剿捻生涯的开端。6月12日，铭军首战告捷，在济宁之长沟大败捻军。可是，就在这个当口，发生了刘铭传与陈国瑞的械斗案。长沟之变，咎不在铭传。尽管如此，还是削弱了攻捻力量，这使攻捻统帅曾国藩感到“殊深焦灼”。[⑤]陈国瑞不甘罢休，禀诉于曾国藩，对刘铭传进行攻讦。当然，由于李鸿章、曾国藩的袒护，刘铭传还算坦然无事。
任柱、赖文光部捻军在山东受挫后，即回驱皖北，与张宗禹部汇合，围攻雉河集，以期夺回皖北根据地。曾国藩亟调刘铭传等驰援。7月24日，刘铭传、周盛波等援军齐至。铭传由石弓山、龙山，盛波沿涡河两岸推进，“纵横扫荡，所向无前”，战至次日，捻军势渐不支，“遂分路逃窜，雉河之围立解”。[⑥]
是时，曾国藩抵达临淮，开始着手布置他的重点设防方略。曾原打算以徐州为老营，在山东兖、沂、曹、济，河南归、陈，江苏淮、徐、海，安徽庐、凤、颍、泗所谓“历年捻匪出没最熟之区”的十三府州之地置防，但因捻军围攻雉河集，他不得不前往临淮督师，遂定安徽以临淮为老营，江苏以徐州为老营，山东以济宁为老营，河南以周家口为老营；四路各驻大兵，多储粮草子药，为四省之重镇。一省有急，三省往援。这个“四镇”之局，便是曾国藩着力推行的“以逸待劳”，“以有定之兵，防无定之贼，变尾追为迎击，制贼不流”的重点设防方略。[⑦]曾国藩抵达临淮后，即檄调淮系刘铭传、潘鼎新、张树声、周盛波各军，湘系刘松山、张诗日各部，分驻四镇，至9月底，四路定局。曾国藩以“刘铭传所部兵力最厚，使统兵驻防周家口，约以贼自扶沟、鄢陵回窜，即迎头击之”。[⑧]
对曾国藩的重点设防方略，刘铭传颇不以为然。10月1日，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屡阅爵相（曾国藩）奏疏，坚持驻兵徐州、临淮，铭传窃以为非。若以前定十二府之议，则爵相可驻徐州，若论眼前地势贼情，爵相拟带六世叔同树、盛两军驻扎归德，湘勇拟驻亳州，琴轩拟驻曹州，三处相离不足五百里，声势相连，贼断不敢越境东犯，即东犯亦易合击。传军可为专剿之师，以马队追踪击贼，步队遥为控制，不使攻破圩寨，日久或可饥散。现贼马较前更多，我军必得强健马队三千，方可立平此寇，”要李鸿章“务祈转请爵相，万勿以运道之艰，初议难改，划疆自守，不求有功”，并说“铭传深受吾师（李鸿章）及爵相之知，故不避苛责，渎烦上听，非为自谋建树耳”。[⑨]刘铭传此函是有深意的：一认为曾国藩的重点设防方略太过刻板；二刘铭传宁可为“专剿之师，”不愿株守周家口坐等捻军自投罗网；三攻捻必须有一支强健的马队。事实上，曾国藩的重点设防，揆诸捻军避兵而行，抵隙乘虚的特点，无疑是有漏洞的，不仅刘铭传看到了这一点，时人亦然。御史刘毓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就说，捻军飘忽无常，转瞬驰骋数百里，与太平军占踞城池、盘踞固守情形迥不相同，曾国藩设兵四镇，欲待其至迎击围剿，惟其往往避兵而行，必不肯向重兵屯扎处所自投罗网。[⑩]这是切中要害的。
尽管刘铭传并不赞同曾国藩的攻捻方略，但“向不梗令”，[(11)]还是勉力与捻军作战，10月1日，败捻军于沈邱，旋再败之于阜阳，9月又败之于河南睢州，12月29日复败之于扶沟。捻军聚于襄县、叶县、舞阳一带，谋入湖北。曾国藩不得不调整攻捻布置，让色尔固善、张树珊马步两军移驻周家口，腾出刘铭传作为游击之师，“随贼所向，跟踪追剿”，仿僧格林沁之法，“与该匪纵横追逐，使之不得休息。”[(12)]
1866年1月18日，湘军成大吉部勇丁在鄂之宋埠哗变，“勾通捻匪”，捻军遂两路入鄂：任柱、赖文光自河南光州南入湖北麻城，张宗禹自河南邓州、新野攻入湖北襄阳（旋受阻折回河南），“遍扰黄安、黄冈、黄陂、孝感等县”。[(13)]鄂势不支，曾国藩檄调刘铭传自周家口驰赴光、固，径援湖北。刘铭传提兵转战而前，3月14日，亲督道员刘盛藻、提督唐殿魁、总兵刘维桢、黄桂兰、洋将毕乃尔（Penell）攻克黄陂城，任柱、赖文光败走麻城，转趋豫境。黄陂之捷，曾国藩大喜过望，上奏朝廷，为铭军请奖：“铭字全军上年终岁奔驰，夏间长沟一战，退山东之贼，石弓山一战，解雉河之围，秋冬阜阳之捷，扶沟之捷，均未开单请奖。此次贼犯湖北，该提督自请援鄂。甫经到防，立克坚城，实足寒贼胆而慰民心，自应酌加奖励，以昭激劝”。[(14)]朝廷允其所请。
捻军全军入豫，曾国藩准备实施刘铭传的“防河”方略了。
二
还在上年，刘铭传在豫攻捻时，就以“河南平坦之地，无险可扼，且系捻匪熟游之处，纵横往来，毫无忌惮”等情，向曾国藩提出了扼守沙河、贾鲁河的攻捻方略，而曾国藩则以“兵力未齐”为词，“未遽允行”，[(15)]铭传亦无可如何。但攻捻战争的实践证明了曾的重点设防漏洞颇多，迫使曾国藩不得不重新考虑刘铭传的“防河”创议。
所谓“防河”，即东以运河为防线，西以沙河、贾鲁河为防线，缘河岸构筑长墙、堡垒，派兵驻守，阻截捻军进入山东、江苏和豫西、湖北疆境，并在这个范围内将捻军圈而聚歼。
5月16日，曾国藩在给朝廷上的奏折中说：“臣以东北则畿辅为天下之根本，东南则江南为臣军之根本，屡经奏明注重东路。既以东路为重，不得不借运河衣带之水以为流寇阻截之界”，[(16)]提出在运河设防的构想。20日，曾即偕山东巡抚阎敬铭巡查运河，并责成阎克期布置河防。
7月，捻军由鲁西而豫、而皖，徘徊于怀远、凤台、睢州一带，“捻匪各股回窜豫、皖两省，中原平旷之地，四通八达，若不择地设防，此剿彼窜，终不能大加惩创”。[(17)]于是依刘铭传沙河、贾鲁河置防策，分军设守：自周家口以下至槐店止，扼守沙河，自周家口以上至朱仙镇止，扼守贾鲁河，由曾国藩派兵驻守；自朱仙镇以北70里至黄河南岸，无河可扼，挖濠守之，由河南巡抚李鹤年派兵设防；自槐店至正阳关，仍守沙河，由安徽巡抚乔松年派兵设防；自正阳以下即系淮河，由曾国藩派水师与皖军会防，各分讯地，层层布置。这样，河防政策得以实施，攻捻方略由此由“点”演变而为“线”。曾国藩在给朝廷的奏折中称，“臣处马队不敌贼骑，战事既无把握，不能不兼筹守事。防河之举，办成则有大利，不成亦无大害”，“不能办成，或有损于大局，臣愿独当其咎”。[(18)]似乎稳操胜算。
但是，刘铭传创议，曾国藩力行的“防河”之策，不仅受到军中、地方的消极抵制，而且淮系首脑李鸿章也极力反对，“力争不可，手致文庄书云：‘古有万里长城，今有万里长墙，不意秦始皇于千余年后遇公等为知音’”。[(19)]此言当然是针对曾国藩和刘铭传的。这使刘铭传忐忑不安。但曾国藩主意已定，自然不为浮言所动。他在给刘铭传的信中说：“防守沙河之策，从前无以此议相告者，贵军门创建之，本部堂主持之，凡发一谋，举一事，必有风波磨折，必有浮议摇撼。……办捻之法，马队即不得力，防河亦属善策，但须以坚忍持之。假如初次不能办成，或办成之后疏防，贼仍窜过沙河以北，开、归、陈、徐之民必怨其不能屏蔽，中外必讥其既不能战，又不能防，无论何等风波，何等浮议，本部堂一力承担，不与建议者相干”。[(20)]这既是对刘铭传的抚慰，又表明了他的决心。曾国藩复以“刘铭传首划此策，即令其与潘鼎新、张树珊会防，力任其难，扼守朱仙镇以下四百余里”。[(21)]李鸿章又以铭传驰驱转战，尤形劳惫，加以阻挠，请曾国藩予以“休息”，这使曾国藩大为恼火，贻书李鸿章云：“省三自元年夏赴沪，今仅四年有奇。三年冬曾回籍小住数月，亦不为甚劳、甚久。凡教人当引其所长，策其所短。如省三之所长在果而侠，其所短在欠停蓄。……国藩责令省三主持防守沙河一事，而教之以坚忍，正所以勉其德量，进之于停蓄也。今若听其告假回籍，则沙河必办不成，在大局无转机，在省三无恒德矣。目下淮勇各军既归敝处统辖，阁下当一切付之不管，则号令一而驱使较灵。以后鄙人于淮军，除遣撤营头，必先商左右外，其余或进、或止，或分、或合，或保、或参，或添募、或休息、假归，皆敝处径自主持。”[(22)]刘铭传成了曾、李矛盾的一个焦点人物。
河防方策的施行，确给捻军带来切腹之痛。捻军是“以走致敌”、“以走自活”，[(23)]根据自己多骑的特点以及利于战马驰骋的一望无际的黄淮平原的有利地势大规模的流动，以保存实力，抗击清军的。这种“以走致敌”的战略战术尽管使攻捻大吏们“心惊胆寒”，[(24)]但在没有根据地为依托的情况下，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即张宗禹所说“不怕打而怕围”。[(25)]如谓曾国藩的“点”无大损于善乘虚蹈隙的捻军，那么如环之“线”则可以将其圈在一个相对狭小的区域内，使之处处触网，失其所长，来“无去路，马难驰骋”。[(26)]这对捻军无疑是一个致命的威胁。刘铭传的战争理念正基于此。可以说，经过十多年的攻捻战争实践，统治者终于找到了可能致捻军于死地的方策。
对捻军来说，不打破河防格局，确有可能被聚歼。因此，从7月到9月，数次力图冲破河防，均未能成功。9月24日，张宗禹部与任柱、赖文光部会师于河南中牟，终于在开封附近突破沙河——贾鲁河防线，进入山东水套地区。功败垂成，这对曾国藩和刘铭传都是重重一击。曾国藩“闻信之余，实深焦愤”。尽管如此，仍坚持刘铭传的主张。他在给刘的“批牍”说：“本部堂于贵军门初次批牍，即虑有无数波折，未必能一次办成，然终始坚持此议。如果将来该逆回窜，仍须防守此河，断不因难而中辍，亦不因浮言而变计，尚勉图之！”[(27)]
冲破沙贾防线后，捻军进逼运河防线，以期绝运而东，到海岱富庶之地饱食休息。10月8日，捻军由城武猛攻运河堤墙，不下。接着被刘铭传连败于郓城、菏泽、曹县、东明等处，不得不折回豫境。23日，在许州分为东西两部，相为犄角。11月，张宗禹率西捻军冲破清军的阻截，越秦岭进入陕西；任柱、赖文光率东捻军谋于曹县抢渡运河，失败，复折而西向，再次突破沙贾防线，进入湖北。这样曾国藩苦心经营的河防政策破产，曾因此而下台，不得不把钦差大臣关防交于李鸿章，怏怏而返两江总督本任。
曾国藩因防河而下台，刘铭传也如重负压身。但“长墙圈制之策已得平贼要领”，[(28)]怎甘轻易放弃？在以后的剿捻生涯中，刘铭传仍坚守此策，最终取得了攻捻战争的胜利。
三
1866年11月26日，李鸿章接替曾国藩出任攻捻统帅，指挥攻捻。
还在10月23日，捻军在许州分军以后，刘铭传即受命与潘鼎新、张树珊二军专办任柱、赖文光所部东捻军，西捻军则由刘秉璋、刘松山等军专办。[(29)]李鸿章对此不加更改。
东捻军突破沙贾防线后，即转趋湖北，12月22日克麻城，27日陷云梦、应城，31日破天门，全鄂震动。1867年1月11日钟祥罗家集一战，使湖北巡抚曾国荃的四营湘勇全军覆没，半个月后即26日又于德安府之杨家河重挫淮军健将张树珊军，斩总兵张树珊及副将刘登朝、郭有容等。这时的东捻军“众逾十万……骑数万，云翔风驰，劲疾慓悍，常以前队挑战，别选健骑绕出官军后路以辂之。官军畏其锋，辄凭村堡自固，罔敢与遌，遌之鲜不挫者。贼势张甚，连陷应城、云梦、天门。旋弃城去，屯踞臼口，尹隆河以窥安陆”。[(30)]士气之高，战斗力之强，可以想见。他们提出“斩刘（铭传）捉鲍（超）”口号，[(31)]准备与跟踪而来的刘铭传展开一场大战。
2月18日，刘铭传军京山下洋港，鲍超军安陆府旧口，彼此函商明日分路进兵，合击东捻于尹隆河。次日，铭军先期到达，孤军深入，被捻军层层包裹。铭军一败涂地，死伤惨重，连刘铭传“与幕僚等俱脱冠服坐地待死”[(32)]，陷于绝境，幸而鲍超霆军赶至，力战解围。这就是尹隆河之役。
尹隆河之役，刘铭传所以惨遭失败，时议纷纷，刘、鲍亦各执一词，刘谓鲍失期，鲍说刘不待期至自行其事咎由自取。但攻捻统帅李鸿章“颇右铭传”[(33)]，朝廷不加深究，各打五十大板了事。上谕中说，刘铭传于尹隆河之败，进退失机，本属咎有应得。惟误由鲍超未照约会，分路进剿，致令刘铭传骇退挫败，鲍超更不得辞咎。姑念刘铭传果敢有素，鲍超屡获大胜，过不掩功，均加恩免其议处。[(34)]尽管如此，鲍超愤愤不已，请疾解兵，所部三十营，分别留散，名震一时的湘系劲旅“霆军”从此不复存在。
湘、淮两系围绕着尹隆河之败展开斗争，虽然淮系取得了胜利，但刘铭传损折总兵唐殿魁、田履安，副将李锡曾、胡衡煦、刘朝煦、吴维章及军士六百余员，却是无可挽回的损失，刘铭传本人自然也蒙受巨大的耻辱。
东捻先大胜后大败，加上鲍超等部清军的步步进逼，被迫放弃入川、入陕与西捻军合兵开辟根据地的预定战略计划，徘徊于鄂豫皖边，举棋不定，陷于盲目的军事行动。而刘铭传休屯信阳，准备整军复进。5月4日，东捻由河南桐柏东走信阳，9日刘铭传败之于平靖关，遂跟踪入鄂。待清军云集之时，捻军乘虚蹈隙，甩开各路追兵，直入山东，6月13日击败东军王心安部，渡过运河，由东平、曲阜、泰安、章邱进逼登、莱、青三府。“东三府，久未被兵，家给人足，户有盖藏，民情朴茂，兵备久弛，贼中知之久矣”。[(35)]捻军在此可以休息整顿，解决粮食补给。但因此放弃远大的西征计划而致陷入泥潭。
当东捻渡过运河进趋东三府时，刘铭传以为“防河”大有可为，正式提出“倒守运防，进扼胶莱，蹙之海隅，制贼奔窜之议”。[(36)]因防河失败的曾国藩以为“省三欲驱贼渡运，放入登、莱，此策恰不稳妥”，[(37)]李鸿章也犹豫不决。但刘铭传此策得到了潘鼎新、刘长佑以及皖抚英翰、豫抚李鹤年等的大力支持，刘铭传更是力劝不止，“至以去就争之”，[(38)]迫使李鸿章接受此策。李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说：“倒守运河之策，先未敢决……省三且以去就争……不得已而定计”。[(39)]
在刘铭传的力劝下，7月初，李鸿章上奏朝廷，决定实施刘的防河之策，奏折称“臣由归德驰赴济宁，与刘铭传等函商，不得已复为蹙贼登、莱之计……目前办贼，舍此更无良策”。[(40)]7月10日，东捻由莱阳趋招远、黄县，齐集海滨，刘铭传设守胶莱河之议益坚。李鸿章以刘铭传建倒守运河进扼胶莱之议，深达机要，令其就近察酌前敌情形，妥筹调派，筹办胶莱一带扼剿事宜。
刘铭传倒守运河进扼胶莱之策的意图，显而易见以运河为外围防线，胶莱河（勾画胶东半岛南北两端，通海，南口为麻湾，北口曰海仓，长约280余里）为内围防线，尽可能把东捻军聚歼于胶莱以东的滨海地区，万一胶莱溃防，尚可以把东捻军圈制于运河东、胶莱河西、黄河以南、六塘河以北的范围内。7月20日，扼守胶莱之策施行：自新河南至大成寺110里，由刘铭传全军认守；自大成寺至吴家闸一带约60里，令董凤高、沈宏富二军守之；自吴家闸至麻湾口约80里，东军守之。俱于西岸增修长墙；自新河至潍河东岸，潘鼎新守之；其潍河西自夏店至海口，水深泥淖，属东军分守以补其隙。豫军张曜、淮军李昭庆增守运防。当各军布置粗定时，捻军窥破机关，弃烟台不攻，百计图渡胶莱而西。他们利用李鸿章与东抚丁宝桢的矛盾以及山东军民保守地方的畛域之见，8月19日从东军王心安防线上突破了胶莱防线。“扼守胶莱之策，竟成画饼”，朝廷震怒，李鸿章交部议处，丁宝桢“疏防”摘去顶戴，革职留任。[(41)]
刘铭传首画扼守胶莱之策，虽然胶莱溃防刘未受到处分，但也是众矢之的，时议云“胶莱之守，刘铭传以去就争之，今守局已败，将就乎？将去乎？议守运防不改，复以去就争之乎？”刘处于怎样尴尬难堪的窘境，是不言而喻的。但扼守胶莱不过是刘铭传防河之策的一环，胶莱不守，尚有运防可恃，因此不为时议撼动。作为主帅的李鸿章，尽管“廷旨深不以河防为然”，但仍支持刘铭传的主张，“力主守运”，“中外交非而不顾”。[(42)]
东捻军突破胶莱防线后，寻机冲破运防，均未能成功。刘铭传则以胶莱溃防，羞愤交煎，使之奋力围追东捻。9月5日于江苏赣榆，10月1日于海州，11月12日于山东潍县，17日于日照，屡败东捻。11月19日，刘铭传统铭军与副都统善庆、温德克勒西、总兵陈振邦、刘盛休各部大败东捻于江苏赣榆。是役，刘铭传施计用谋，以银二万两收买降捻潘贵升枪毙东捻领袖任柱（代邦），东捻溃不成军，一蹶不振。
任柱是捻军卓越的领袖，这就连统治者也不能不承认。李鸿章谓“任柱称雄十年，拥骑万匹，东三省及蒙古马兵俱为战尽，实今日第一等骑将好汉”。因此，任柱的被杀，对清朝统治集团而言，诚可谓“敷天同快！”[(43)]曾国藩在给刘铭传的批牍中说：“巨酋任柱以计毙之，谋勇兼施，勋劳卓著，捻中去此悍寇，与昔年粤匪中去一四眼狗（陈玉成——引者）情势相同，曷胜忻慰！”[(44)]
任柱死，东捻溃散。刘铭传瞅准时机，穷追不舍，于12月24日再败之于山东寿光，东捻几全军覆没，赖文光势穷走扬州，1868年1月5日在瓦窑铺被俘。东捻败灭，刘铭传论功居首，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
四
东捻甫平，刘铭传即以积劳致疾，乞假归里。
原来，刘铭传与李鸿章有个约定：一俟东捻剿灭，得准刘假归。况且刘“专剿”东捻，东捻既灭，铭传回籍，乃顺理成章之事。但是1868年2月，张宗禹率西捻军由山西突入直隶，径达京城近郊的芦沟桥，威胁北京。朝廷震惊，急令各路大军北驰“勤王”，并以李鸿章应援不力，行动迟缓，拔去双眼花翎，褫去黄马褂，刘铭传褫翎衣世职，而刘铭传依然回归故里，这就颇令人费解了。据《涡阳县志》记载：“（西捻）犯怀、卫、彰。时东捻甫平，李鸿章驻徐州，方驰驿奏捷。闻警，单骑冒雨至潘鼎新营，请其入卫。刘铭传与鸿章有违言，曾国藩手书劝勉，始允北征”。[(45)]似乎说刘铭传因与李鸿章有矛盾而未得北上，至于后来北征，是因为曾国藩从中“劝勉”。事实上，刘铭传与李鸿章之间确有“违言”，但不是因李鸿章阻其北上“勤王”而起，而是相反。据曾国藩奏称：“臣查上年秋冬运河之守，任柱之戮，其谋皆自刘铭传发之；而劳苦疲乏，亦惟铭传独甚。是以九、十月间，即与李鸿章订约，一俟东捻就平，便当回籍调理。厥后剿灭任、赖股匪，准行请假驰归，以践前约。其时张总愚（宗禹）一股业已渡黄窜晋，李鸿章欲强留刘铭传同剿西股，不令回籍。刘铭传怨李鸿章忽背前约，心中顿怀郁郁”。[(46)]因而驰归籍里。
但，刘铭传乞假去军，也还有其他原因。据曾国藩致李鸿章书透露，“省三创倒守运河之谋，使此股（东捻）歼除净尽，又苦追苦战至三年之久，实为非常之功，而三等轻车都尉，仅与英中丞（英翰）同赏，劳逸相去万倍，此间公议多为抱屈，知渠必不能无郁郁”。[(47)]又据李鸿章透露：“省三腊杪来济，每以有功不赏，有过先罚，为酒后牢骚之谈。其视荣利亦尚超脱；但素性轻率，劳苦极而求退，岂非人情？枢寄屡趣北征……省三因陈国瑞为六、七王所倚爱，恐为中伤，浩然回里”。[(48)]可见刘铭传去军归里的原因是复杂的，有与李鸿章的“违言”，有“有功不赏”，有与陈国瑞结怨恐为恭亲王奕訢“中伤”，等等。
刘铭传无意北征，李鸿章只好统别部北上，但淮军不免减色。
从1868年2月到4月，西捻军在豫北直省纵横如飞，官军每失之不及，求一痛仗而不可得，“纵万骑于平原，犹纵虎狼于山林，或谓可即殄灭，奚翅梦呓？”李鸿章无可奈何，想到“英姿飒爽如省三，或有法制之耳”。[(49)]因此，这年4月间，两致手书，属与刘铭传至好的骆国忠、韩殿甲往邀出山。朝廷也以铭军得力，屡诏刘铭传复出。曾国藩亦使人驰赴合肥，催令启行。刘铭传仍然托病不出。
4月17日，西捻军由山东东昌李海务渡运而东，战争形势发生了对清军有利的变化。李鸿章看到时机已到，遂调兵遣将，“抄袭旧稿”，搬出刘铭传的“防河”之策，“赶办运防”，[(50)]以期将西捻军围歼在运河以东、黄河以北、天津减河以南（东有渤海）的区域内。5月11日布置略定。同时，以刘铭传三月假满，李上奏朝廷，召铭传视师。奏称，“现在营中生擒贼党，皆供称张逆惟恐刘铭传复出，时时探问。微臣文弱，办贼之才，自愧弗如。可否仰蒙恩旨，令刘铭传总统前敌马步各军，飞饬两江督臣曾国藩、署安微抚臣吴坤修就近催令迅速统军北上，与臣等共筹灭贼之方？该提督通习书史，素明大义，谅无不急难赴公自干清议也”。[(51)]朝廷当然允其所请。
6月，攻捻战争还在激烈地进行着。刘铭传以疮肿大溃，生死莫定，断难克期视师，要求展假。朝廷趣召甚急，严诏催之，并谓“该提督起自卒伍，不数年擢至提督，受恩深重，当不至苟且偷安，颓然自弃。著李鸿章催令迅督所部，驰赴直隶、山东，随同该大臣剿贼”。[(52)]7月5日，铭传自皖力疾就道，27日行抵东昌，赴前敌督剿。
本来，西捻军鉴于东捻之复辙，谨慎行事，深恐误入圈套，可是却仍然进入运东。在张宗禹看来，运东“余粮栖亩，则大喜，谓千里连营，事权不一，秋高马健，一呼可涉也”。[(53)]仅仅看到清军内部矛盾重重，事权不一，而没有清醒地意识到全国农民运动陷于低潮，加之东捻覆没，不仅使西捻士气大受影响，而且清军可以厚集兵力，全力对付西捻。因此西捻渡运不啻自投罗网。当张宗禹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已经无法突破运河防线。7月13日滨州白家桥之战，16日直隶吴桥之战，26日商河大战，31日济阳玉林镇之战，连战皆北，主力损失殆尽。而刘铭传的到来，正使西捻面临灭顶之灾。
8月3日，刘铭传师抵攻捻前线，10月与郭松林之师会于陵县，14日会于高唐。16日在仕平南镇展开决战，西捻军全军覆没，张宗禹至徒骇河边，“穿秫凫水，不知所终”。[(54)]捻军至此，彻底失败。刘铭传因功赐封一等男爵。
刘铭传从1865年6月开始攻捻，到1868年8月攻捻胜利，其间大部分时间与捻军纵横追逐，并在攻捻战争中显示出他的“远见卓识”，特别是创建“防河”，得“灭贼”要领，并以此消灭了捻军。因此，在攻捻战争史上，刘铭传可谓“厥功甚伟”，诚如曾国藩所云：“防河之议，实创始于贵军门。去年苦战而东捻肃清，今岁再战而一股荡尽，劳苦勋高，蔚为诸军之冠”。[(55)]刘铭传后来的升腾，可以说是与攻捻之功分不开的。
注释：
① ②《曾文正公全集·家训》卷上；《书札》卷13。
③《清史稿》卷416《刘铭传传》。
④《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6，同治四年五月初四、十三日《上曾相》。
⑤《曾国藩书牍·复丁雨生》，江世荣：《捻军史料丛刊》第3集，第47页。
⑥周世澄：《淮军平捻记》卷1。
⑦黄佩兰：《涡阳县志》卷15《兵事》。
⑧周世澄：《淮军平捻记》卷1。
⑨江世荣：《捻军史料丛刊》第3集，第155—156页。
⑩王先谦：《东华续录》同治四年八月丙午上谕。
(11)《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6，同治四年闰五月二十九日《上曾相》。
(12) (13)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卷11《剿捻上》。
(14)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卷12《剿捻中》。
(15)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卷12《剿捻中》。
(16) (17)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卷12《剿捻中》。
(18)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卷12。
(19)刘声木：《异辞录》卷1。
(20)《曾文正公全集·批牍》卷3。
(21)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卷12。
(22)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卷12。
(23) (25)《李文忠公全集》卷7，8。
(24)《曾文正公全集·家书》卷10。
(26)《李文忠公全集》卷8。
(27)《曾文正公全集·批牍》卷3《统领刘军门铭传潘臬司鼎新禀贼毁长墙窜逸东境等情》。
(28)周世澄：《淮军平捻记》卷10。
(29)佚名：《山东军兴纪略》卷5《皖匪》。
(30)《捻军》资料第1册，第363页。
(31)《捻军》资料第3册，第186页。
(32)薛福成：《庸庵内外编·书霆军铭军尹隆河之役》。
(33)王闿运：《湘军志》卷14《平捻篇》。
(34)《淮军平捻记》卷3。
(35)佚名：《山东军兴纪略》卷6《皖匪》。
(36)周世澄：《淮军平捻记》卷5。
(37)江世荣：《捻军史料丛刊》第3集，第83页。
(38)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八月初十日。
(39)《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7，同治六年初六日《上曾相》。
(40)周世澄：《淮军平捻记》卷5。
(41)定定安：《求阙斋弟子记》卷13《剿捻下》。
(42)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八月二十八日。
(43)《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7，同治六年十一月十日《复应敏斋观察》。
(44)《曾文忠公全集·批牍》卷4《铭字营刘军门铭传禀连日追贼获胜由》。
(45)黄佩兰：《涡阳县志》卷15《兵事》。
(46)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卷13《剿捻下》。
(47)《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4《致李宫保》。
(48)《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8，同治七年正月十九日《上曾相》。
(49)《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8，同治七年二月二十六日《复陈作梅观察》。
(50)同上，同治七年四月二十三日《上曾相》。
(51)周世澄：《淮军平捻记》卷9。
(52)佚名：《山东军兴纪略》卷9《皖匪》。
(53) (54)黄佩兰：《涡阳县志》卷15《兵事》。
(55)《曾文正公全集·批牍》卷4《铭字营刘军门铭传禀捻逆全数平灭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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