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俊教授翻译研究综述
余思佳
(陕西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摘 要: 吕俊教授多年来致力于翻译研究,研究成果颇丰,在国内译界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笔者根据中国知网的检索结果,对吕俊以第一作者发表的期刊文献进行研读与归纳,从翻译学、翻译活动和翻译批评三个层面划分类别,形成翻译研究综述,以期为相关翻译研究提供概括性的研究资料。
关键词: 吕俊;翻译;研究综述
一、中国知网数据分析
吕俊是南京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方向的研究,尤其对建构主义翻译学颇有造诣,可称得上翻译领域研究的领军者。其翻译研究成果颇丰,所著论文高质高量,在国内译界产生了深远影响。目前,国内还未有学者对其翻译研究作出综述性论述,因此,基于吕俊的翻译研究而形成的文献综述具有一定的价值与现实意义。根据中国知网的检索结果,截至目前,吕俊参与发表的期刊文献共72 篇,其中,作为第一作者发表的文献有60 篇,其总体趋势如图1 所示。
图1 吕俊发表期刊文献总体趋势分析
图1 显示,吕俊在1999—2008 年间发表论文数量较多,尤其2001 和2007 年是其论文的多产期,均高达7 篇。他多年来的研究成果主要刊登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13 篇)、外语与外语教学(12 篇)、中国翻译(8篇)和上海翻译(6 篇)等核心期刊上。通过对其作为第一作者发表的60 篇文献的研读与分析,笔者从整体观上将其按照内容划分为三类,即翻译学层次研究、翻译活动研究和翻译批评研究,以下依次细化论述。
二、翻译学层次研究
就中国知网的文献资源来看,很多从事翻译研究的学者对翻译学层次的研究成果颇丰。在吕俊发表的文献中,涉及翻译学层次的研究同样较为丰富。他在论述中呈现出独特的视角和见解,对翻译学进行了深入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创新型研究。
(一)翻译研究之“范式”
《结构·解构·建构——我国翻译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展现了我国近年来翻译研究的发展历程——从语文学式到结构主义语言学再到解构主义的研究范式,同时也表达了对建构主义翻译学的希冀。
1.历史的“范式”研究
不同范式是互补的,它们的应用是翻译研究和翻译学建立的必经之路。语文学过于主观化,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而后兴起的结构主义虽弥补了这一缺陷,却抽离了主体性。吕俊在《论有限的主体性——对两种译学范式中的主体问题批评》一文中批评了结构主义语言学“主体齐一性”的极端观点,因为这种观点忽视了主体与主体差异性的问题,因此,对结构主义进行解构是译学研究必须经历的过程。解构主义范式不仅关注文本,还研究文本之外的因素,如译者的意识形态问题、权力话语影响等诸多方面的研究。但解构并不能推进翻译学的建立,要建立翻译学应以普遍语用学理论为哲学基础走建构的道路。
综上所述,临床上妊娠合并糖尿病患者并发症多,对母婴的危害较大,而积极个体化的护理被证明了有利于患者病情的恢复,良好的控制血糖,有效的减少了并发症[4]。对于妊娠合并糖尿病患者,我们应该加强护理,结合中医调理,进一步为母婴的安全护航。
何为建构主义翻译学?吕俊提出建构主义翻译学是建构主义思想对翻译学知识体系的一种重新建构,它以建构主义理论的基本精神为依托,将翻译活动定位在文化间的传播与交流上,以实现翻译活动的认识、实践和方法论功能。为了让读者更深入地理解建构主义翻译学,吕俊撰写了四篇主题文献分别对“三基一观”(即哲学基础、理性基础、语言学基础和真理观)进行了详细论述。
吕俊在研究历史“范式”的基础上提出建构主义翻译观,它以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为指导,建立在言语行为理论基础上,代表一种全新的翻译研究视角。吕俊在分析了解构主义的功过后,指出研习普遍语用学的必要性及普遍语用学对翻译研究的建构意义。在翻译学的重建过程中,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同样具有指导作用。
根据前文分析结论,本文将婴幼儿配方乳粉的进口量作为因变量,将国内市场规模、国内产量、汇率水平,进口价格、国产产品的抽检合格率以及进口产品的抽检合格率作为自变量,构建多元线性模型,运用Eviews8软件进行回归分析。本文构建的模型为
(二)翻译理论与翻译标准探析
传统的标准之所以被颠覆,是因为它缺乏理论依据,失去了实际指导意义。吕俊提出了与传统的“信”“忠实”等不同的标准,即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翻译标准,同时也将这一标准应用于翻译批评标准的定位中。
飞机想要在较短的跑道下实现短距离起飞,就必须借助一些辅助装置。尤其是在航空母舰上,现有的蒸汽弹射器结构复杂,体积庞大。如果换做电磁弹射器,体积可以减小许多,还可以实现弹射力度精准控制。目前。美国的福特号航母采用的就是电磁弹射装置。
吕俊对等效翻译论提出了质疑并指出该理论的谬误,以及接受美学给等效论留下悖论而对翻译研究产生的误导性。他主张“从文本出发”,但这并非把文本视为中心、唯一的依据。在《翻译理论的功能——兼析否认理论的倾向》一文中,吕俊就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谈了三点看法,通过论述翻译理论的六大功能,阐释了翻译理论在翻译中的不可或缺性以及对翻译实践的重要指导意义。
2.建构主义翻译学
三、翻译活动研究
(一)文学翻译活动
“这”和“那”是汉语中常见的指示代词,使用十分广泛。在《“这”和“那”英译小议》中,吕俊对“这”和“那”的译法进行了探讨,指出它们最主要的语法功能是指示与称代,并罗列文学作品中的句子来洞悉“这”和“那”的译法。此外,吕俊从镭射电影的译名生发的思考、关于翻译单位问题的讨论等翻译活动研究也都为汉英翻译实践提供了可行的方法指导,可谓细微之处见学问。吕俊之于翻译,甚至连“这”和“那”的译法都要“锱铢必较”,其对翻译研究所倾注的赤诚和态度可见一斑。
许多思政课教师“职业倦怠”较重,把思政课教学只当成职业而未当作事业,或者只重视教学工作而忽视教育工作。多数思政课教师下课后很少深入学生宿舍、晚自习教室与学生进行交流,不能随时为学生释疑解惑,普遍缺少从事课余育人工作的动力和行动。多数思政课教师和学生的接触仅限于第一课堂,没有更多的机会和空间融入大学生群体,没有了解学生的真实需求,教学中不能与学生实际需求紧密结合,育人工作的针对性较差[8]250。
(二)其他翻译活动
许渊冲教授提出了诗词翻译的原则——音美、形美、意美,这对诗歌的翻译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吕俊在《谈诗词翻译中的意美原则》一文中指出只有做到“四境”(物境、情境、意境和象境)的忠实再现,才能使意美得以实现。他曾运用交往行动理论来剖析文学翻译活动,认为文学翻译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交往行动,并从翻译的双重结构问题、现实语境与文本语境和普遍性与论证性原则等方面对此作出解释,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有理有据。
四、翻译批评研究
除了在翻译学研究上获得了较高的成就,吕俊在翻译批评领域也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具体体现在翻译批评、翻译批评学以及翻译批评标准几方面。
(一)翻译批评与翻译批评学
自解构主义范式的译学研究开展以来,翻译批评备受质疑。解构主义范式只关注外部,忽视文本内作者意识形态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对立,所以很难引导翻译批评学深入发展。吕俊则称解构主义虽未产生翻译批评研究所需的理论,但确实给予我们启示,让我们重新思考翻译批评的目的性问题,翻译批评学也在此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此外,吕俊还对翻译批评与翻译批评学进行了区分,指出前者以实践为指向,其理论指导是翻译理论,而后者是评价理论。但笔者认为这一观点与《对翻译批评标准的价值学思考》中的观点“翻译批评标准所依据的应是价值学的评价理论,而非翻译理论”存在出入。一则说翻译批评以翻译理论为指导,一则将翻译批评标准建立在评价理论基础之上,而翻译批评标准是批评主体在进行批评实践时赖以实施的标准,照此理解,前后是否自相矛盾?其研究结果有待考究。
(二)翻译批评标准
吕俊从价值学的角度讨论了翻译批评标准及标准下的体系问题,指出价值是价值主体与价值客体之间的关系,表征着客体属性对主体需要的满足。主体、客体与规范原则在评价活动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其中,主体原则起主导性作用,导引着批评实践。由于评价主体的多样性,翻译批评标准无法走向统一,但可以尝试建立一个普适性标准。于是,吕俊仿效国际伦理学界,创新性地将底线标准纳入翻译批评标准的体系之中,在坚守底线的基础上开放空间,吸纳各种具体化标准。这种底线标准最大化满足了批评主体对批评标准的期待,在批评实践中适应性和可操作性强,值得推广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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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随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化交流愈加频繁,翻译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笔者通过研习吕俊教授的论文,捕捉到许多先前未可知的领域,如建构主义翻译学。它将建构主义理论的思想注入翻译学中,但并非二者的纯粹结合,无论是翻译学还是建构主义理论,都被赋予新的意义与力量。吕俊不仅注重翻译理论与实践方面的研究,也积极参与翻译批评研究,但关于翻译批评实践的研究则少之又少,忽略了对具体文本和具体译者的批评。总体而言,其学术研究所具有的价值不可忽视,值得当代翻译研究者借鉴研习。
参考文献
[1]吕俊.论有限的主体性——对两种译学范式中的主体问题批评[J].中国外语,2007(1):70-74.
[2]李娟,陈伟.建构主义翻译观及其应用研究现状述评[J].牡丹江大学学报,2017(11):90-93.
[3]吕俊.翻译理论的功能——兼析否认理论的倾向[J].上海科技翻译,2003(1):3-4.
[4]吕俊.谈诗词翻译中的意美原则[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1995(5):43-48.
[5]吕俊.对翻译批评标准的价值学思考[J].上海翻译,2007(1):1-6.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9640(2019)10-0057-02
收稿日期: 2019-10-08
作者简介: 余思佳(1996—),女,河南驻马店人,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笔译专业2018 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译。
doi: 10.3969/j.issn.1008-9640.2019.10.025
(责任编辑:李汴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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