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安徽沿淮女性的生活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安徽论文,明清论文,时期论文,女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8；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09）02－0120－06
近年来，女性史研究在中国大陆呈兴旺态势，既有一批女性学者的鼓与呼，也有男性学者的积极加盟，推动了中国女性史研究的深入发展①。与此同时，女性史研究与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结合愈益密切，考察的问题愈益专门化，其中美国学者高彦颐《闺熟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② 在学界同行中引起极大关注，她研究的对象主要集中于江南都市中的知识女性。国内学界对明清时期不同区域的女性研究也多有涉及。本文以今安徽沿淮地区女性为主线，通过女性选择外出游走佣工乞讨与坚守家园耕织的不同生存方式，讨论明清时期这一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③。明清时期，沿淮地区行政区划时有变动，主要包括凤阳、颍州、六安和泗州等府州县。
一、女性耕种之余的游走四方
明清时期沿淮地区女性与男性一起共同参与了社会经济的开发。至迟在明末，凤阳府属地区的女性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已超越男性。据万历《帝乡纪略》卷5《风俗·女仪》记载，“今男人不勤农业，而专以耕事责之妇人，妇人不习纺织，而专以体肤勤之田亩，至于闾阎贱妇，尤且出其余力与人佣工”。女性不仅全力农耕而且以余力佣工，几乎成为家庭乃至社会经济的主力。女性的“不习纺织”等，则彻底颠覆了传统社会“男耕女织”模式。而某些家庭的衣食来源则完全依靠女性操持。康熙《临淮县志》卷6《列女志》记载，明代临淮詹奎妻周氏，丈夫死后家道衰落，“田地荒芜，氏率童仆布种，以供衣食，奉养太祖母及姑”。詹家一门三个寡妇的生活维持就是詹周氏率领家中僮仆耕种劳作。
明清时期沿淮地区女性与男性共同劳作的情形相当普遍。乾隆《寿州志》卷11《风俗》记载，当地农家也流行“男妇力田”。同治《六安州志·列女》记载，明代何献文妻李氏24岁守节，不久惟一的儿子也死了，她无依无靠，只得在“屋角片畦杂植时卉，令老婢操入市，皆日此何节妇家妪也，竞买之，日得数十钱糊口”。光绪《凤台县志》卷4《食货志》记载，“妇女常牵犊荷锄，与男子杂作”。可见，明清沿淮地区女性是农业生产重要力量。
明清沿淮地区女性在田野劳作的形象，引起了文化人的关注，在他们的笔下，女性耕种时的穿着装束完全男性化。万历《帝乡纪略》卷5《风俗·女仪》记载，“乡妇耕田者，则绞裙扎裤，俨然男子状”。这些男性文化人对女性的劳作也怀有一种敬意，用十分肯定的话语表述说，农家妇女田野劳作的辛苦“倍于男”。当然，突出女性并没有忽视男性的田野劳作，相反，男女杂作且互歌娱情，尤其在夏季插秧的农忙季节，“男女系鼓互歌”，构成了一幅和谐的农家乐场景。男女同作的模式冲破了“男耕女织”的生产模式。
安徽沿淮山区的茶叶种植在明清时期成为农家重要的经济来源。乾隆《六安州志》卷23《艺文》记载，六安辖县地形多在“万山中，地瘠民贫，……民惟赖茶以生”，出现了专门的茶户。乾隆《霍山县志》卷3《贡赋志》称，境内茶户以茶叶“抵田粮之半”，每到茶叶采摘季节，“男妇错杂，歌声满谷，日夜力作不休”。山区所产茶叶经过商贾而进入市场，“富商大贾骑从布野，倾橐以质，百货骈集，开市列肆，妖冶招摇，亦山中盛事”。商贾入山就地收买，且雇佣女性对茶叶进行再加工。光绪《霍山县志》卷2《物产》记载，茶商雇“女工捡提，分配花色，装以大篓，运至苏州”销售。
女性的外出佣工与乞讨，也是明清沿淮地区改善家庭经济状况的一条出路。王振忠、汪冰先生曾以凤阳乞丐为例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④。而在佣工与乞讨的过程中，女性颇为引人注目，史料多以“凤阳妇”泛称。清著名学者钱大昕云：“贫民容易去乡里，乞食四出争唱歌。女郎赤脚头裹布，呱呱弱子背上驮。细腰打鼓音嘈杂，挺身上索行婆娑”⑤。女性的装束打扮及身背弱子的形象给人留下强烈的视觉效果。清人李声振的《百戏竹枝词》有“打花鼓，凤阳妇人多工者”之说⑥。打花鼓原本产生于明代怀远码头城一带，是男性集体舞蹈的自娱活动，后演变为凤阳乞丐行乞的一种表演形式。
一般来说，乞讨者都会到经济发达区域行乞。江南和广东是明清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成为凤阳乞丐主要乞讨区。明末清初王逋的《蚓庵琐语》记载：“江苏诸郡每岁冬，必有凤阳人来，老幼男妇成行，逐队散入村落间乞食，至明春二三月始回。其唱歌则曰：家住庐州并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到有九年荒。以为被荒而逐食也。然年不荒亦来，行乞如故”⑦。可见，凤阳乞丐原本是冬季农闲时节，不分男女老幼，成群结队到邻近的江苏各地乞讨，他们的乞讨并不是因为饥荒，而是一种经常性的谋生甚至谋利的行为，“每入冬，辄有凤阳流民行乞于市，岁以为常”⑧。
广东虽然远离沿淮地区，但清前期沿淮妇女却不时到广东各地乞讨，嘉庆年间刊行的《粤小记》对凤阳妇在广州以撒泼方式乞讨明显带有厌恶心态，“凤阳妇女恒至粤求食，终日恒抱一猴子，击小铜锣，唱凤阳歌乞钱米。稍逆意，则踞坐庭中诟罟，放猴子攫饮食，怖小儿，满其欲乃去。其党多聚于会城东较场，占地以栖。”作者一连用了两个“恒”字，表明这是一种经常性的行为。乞讨时以乞钱米为主，说明她们乞讨的目的不是为了解决温饱，而是具有某种谋利的性质，这就给以务实著称的广东人有游手好闲、不劳而获的想法。这些凤阳妇女不是以个体形式出现，而是一伙有组织的乞讨者，且以广州东较场为据点。
如果说凤阳妇在广州的乞讨还算文明的话，那么发生在广东西部西宁县的凤阳妇行乞则令人瞠目结舌。据上述《粤小记》载，乾隆四十八年（1783），西宁县某武生外出授徒，留下妻子幼女在家。一日，武生发现其家犬叼着一只自家饲养的死鸡，他立刻意识到家中出事，急忙赶回家，但见家中门户紧闭，破门而入发现其妻被反手绑着，幼女被口塞棉絮，身边则多了一赤脚妇女看守，妇见来人翻墙逃跑。武生正欲向妻了解情况，妻示意不要扬声，带着武生悄悄进入厨房，看见还有二名妇女正在烧烤鸡肉，遂捉住二妇扭送官府。危险解除之后，其妻才说：“有三凤阳妇倚门而歌，方出听，三妇以日暮求宿，许之。日渐熟，一日设馔邀饮，力辞之。三妇出白刃叱曰：实告汝，吾欲取汝胎，食亦死，不食亦死，宜早择。我知不免，因言家有畜鸡，愿烹与我一醉，凭汝取胎可耳。二妇遂缚我，一妇坐守，曳幼女去。杀鸡拔毛，方篝火，忽闻二妇互相揶揄，复攫鸡再杀，不意畜犬衔鸡报君归，得免此难也。”⑨
武生妻出口断言“倚门而歌”的三个妇女为凤阳妇，想必三妇所唱歌曲极可能与凤阳花鼓相似，这也预示了明代以来凤阳花鼓的艺术形式已经流行到了广东。从三妇同歌及“日渐熟”来看，凤阳女已经深入到粤西山区乞讨，而且也是成群结伙的行为。当然，即使这三名妇女不一定是凤阳妇，但至少也说明凤阳妇在清代给广东社会留下了非常不好的印象。
嘉庆年间刊刻花溪逸士《岭南逸史》第十二回描写有梅氏姐弟二人以行乞为生，其乞讨卖艺时的唱词也反映了他们对凤阳的熟悉，至少可解释凤阳歌在清代相当流行：“姐也儿凤阳来，那怕千山万水，越破弓鞋，但愿得个多情君子，赠奴金钗。……妹也儿凤阳来，看杀许多娥眉粉绿，绝少珠胎。”⑩ 清代广州享有朝廷给予的一口通商优惠政策，成为国际贸易交流的世界都会，中外各色人群云集广东，女性也纷纷南下淘金。因此，清代凤阳妇在广东活动的频繁是完全有可能的。
凤阳女外出谋生，与传统社会倡导的“父母在，不远游”观念大相径庭。女性的外出乞讨，甚至改变了传统女性善织的角色。万历《宿州志》卷3《风俗》坦言“妇女不事蚕织”、“女子不解纺织”。这一记载在明清沿淮地区的方志中颇为常见。所谓的“不事”、“不解”，可能与纺织收益比不上乞讨谋利有关。因此，女性不织并不是无所事事，她们既可与男性一起外出佣工，又可以外出乞讨。沿淮地方官为了改变当地女性频繁外出的现象，曾积极倡导栽桑养蚕，试图让女性回到纺织岗位，把女性囿于家中，以改变这一区域的某些负面形象。明万历《帝乡纪略》卷5《土田》记载：“汪守应轸曾于浙西买小桑千万株，教民种艺”。乾隆《灵壁县志》卷4《风俗》记载，乾隆时，地方官员曾“以南方耕织之法”在民间推广，但最终仍不了了之。乾隆十二年（1747）安徽巡抚潘思榘在《请调剂灾地事宜疏》中指出，“凤颍民风，乐于转徙，在丰稔之年，秋收事毕，二麦已种，即挈眷外出，至春熟方归，歉岁尤不能无”(11)。这一社会风气代代相传，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生活模式。
女性乞讨尤其远途乞讨，需要胆识和强健体魄，至少不能裹脚。裹脚这一陋习在清末开始废除。有学者认为，淮北地区至今仍以农业为主，农民在农闲季节外出务工以中青年男性为主，女性很少外出打工。淮北地区无论富人还是穷人家女孩从四五岁开始就裹脚，以后就无法从事农活了，因此，女孩对家庭的贡献总被认为比男性少，家庭地位也较低(12)。这一结论，至少与明清时期大量文献的记载不吻合。至少在明清时期，沿淮地区的女性无论在农业生产还是在外出“打工”方面，其对家庭的贡献都不比男性少。
二、节妇守护家园的织与耕
贞节女性是传统社会特殊的一个人群，一般有烈妇和节妇两个部分组成。烈妇一般是抗暴自杀或夫死殉节者，以结束生命为标志；而节妇则主要指在丈夫死后，顽强地活下来承担照顾家庭老弱成员生活的职责。仅此而言，节妇的生存更为不易。明清时期，沿淮地区的节妇们因为受到家庭老弱的拖累，无法外出谋生，她们更多的则是以纺织为谋生手段。乾隆《霍山县志》卷6《列女》记载，叶邦淳妻吴氏26岁夫亡，时子6岁，家赤贫，她忍饥挨饿，“勤纺绩，含辛教子”，直到儿子长大。同治《六安州志·列女》记载，韩珍妻乔氏22岁守寡，“立侄为嗣，娶媳生孙，子又早殁，抚孙斯勤为教读授室，皆氏纺绩之力”；涂大珩妻邹氏26岁夫故，“抚子兆丰，恩勤教育，积针黹余资，卜地葬翁姑”；黄廷勋继妻李氏28岁丧夫，“勤纺绩，以资日用”。这些节妇养家糊口的手段就是纺织，也就是说纺织在沿淮地区仍有一定的市场，所有织品多通过市场换回生活必需品，若有剩余则用来课子读书和作为老人丧葬费用。这些个案反映纺织在沿淮社会经济中仍占一定比重。不过，纺织买卖所得估计很低，否则正常家庭的女性应会热衷纺织而不会外出乞讨。
当然，沿淮地区的节妇们也不完全以纺织为生，其营生的手段多样化。乾隆《六安州志》卷13《列女》记载，方养瞻妻张氏23岁夫故，子女俱幼，她白天采集野菜为食，晚上“常月下纺绩”，以补家用。光绪《寿州志》卷28《列女志》记载，寿州文童徐昆妻董氏22岁夫故子亡，她一个人“课桑麻，勤纺绩”，以所得赡养公婆，并将“遗产所余分给夫弟”。光绪《凤台县志》卷16《列女》记载，汪魁扬妻程氏23岁夫故，她抚育年幼的儿子，一面耕种家中仅有的瘠田数亩，一面“以绩纺为资守节”。光绪《五河县志》卷16《列女》则记载，文童陈立业妻吴氏29岁夫故，她白天“灌园”，夜晚“缝纫”，培养儿子读书。
明清沿淮地区节妇谋生手段的多元化，与区域市场发育不无关系。明清怀远县的市场发育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雍正《怀远县志》卷1《集镇》详细记载了该县43处集镇的名称与位置，其中距离县城最近者约1里，最远达90里，绝大部分则在20至60里之间。这些集镇大多建在明清时期，基本以县城为中心向周边辐射，与美国学者施坚雅主张的中国传统集市贸易体系由基层市场、中间市场和中心市场三个向上递进的等级构成理论相一致(13)。这些集镇多位于交通要道，雍正《怀远县志》卷7《艺文志》记载了万历时孙秉阳《修建永济桥碑记》云，县南50里考城集东3里有通津桥，“当寿、颍、濠、泗之冲，下有泉水，历冬夏不涸。”县城无疑是地方的中心城市，商业气氛更加浓厚。据雍正《怀远县志》卷2《街巷》统计，县城内有县前街、县后街、县东大街、县西门岗街、儒学前街、儒学东街、隍庙前街、察院前街、蟠桃街、南洪街、铁炉街、旧学街、丘家巷南、南丰街、鱼市街、东厂街、涡河东街、涡河西街、玉带街、新兴街、文昌街、南仓街、徐家街、新开街等24条街道。明代纂修的两部怀远方志称当地“俗尚质朴”、“俗力农桑”和“习于俭啬”，但雍正怀远方志则称，“因淮涡交通，商贾辐辏，五方逐末者居其地，服食器用多尚奢华。故人务末忘本，相习于靡，群趋于惰。”可见，区域经济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从怀远市镇分布密集度来看，明清沿淮地区有一个较为活跃的区域性市场，可以解决节妇们的纺织品及各种手工产品的流通。万历《帝乡纪略》卷8《列女》记载，泗州生员袁睿妻刘氏20岁寡居，“上有孀姑下无子女，家更贫乏，止有家僮一人，与同磨面，作豆腐为生”。光绪《凤阳县志·列女》记载，胡文沆妻李氏夫亡，子甫一岁，家极贫，氏以“糊纸锭为业”。光绪《寿州志》卷27《列女》记载，马述祖妻石氏20岁夫故，“抚子贺成立，娶妇而子又殁，同媳守节，卖履自给”。李宏成妻潘氏“幼为童养，以磨面营生，勤苦逾男子”。光绪《凤阳府志·列女》记载，定远胡镌妻方氏，“赤贫，妇取麦秸为帽市米”。这些记载反映节妇的生活与市场发生密切联系，美国学者白馥兰曾指出：“妇女织的布也把家庭连接进社会之中”(14)。也就是说，明清时期家庭与市场已经发生了密切的联系，以女性为主体的不完整家庭与市场的联系更为频繁。
当然，由于沿淮地区流行女性外出佣工的习俗，一些节妇在婚前或许就有外出谋生的经历，所以守节期间，尽管会受到家庭的拖累，但她们仍在一定地域范围内替人佣工，以解决家庭生计。乾隆《六安州志》卷13《列女》记载，明代周观妻秦氏婚后二年而守寡，孩子才一岁，家庭生活清贫，她只得为乡邻舂米，“得升斗自活”；萧东山妻徐氏26岁夫殁，“家贫甚，依母氏，佣绣纺绩，苦节三十四年”。同治《颍上县志》卷10《列女》记载，祁明鳌妻单氏23岁夫故，孩子3岁，丈夫的弟弟逼迫她改嫁，她带着孩子逃到外地在大户人家做佣人，“以饲其孤”。光绪《寿州志》卷28《列女》记载，方元调家贫，就靠其女儿“昼佣工，晚作针黹”来生活。俗话说寡妇门前是非多，但这些年轻的寡妇们出入人家以佣工自救，既反映这一区域人们观念的变化，也暗示劳动力雇佣市场的发育成长。
节妇经济来源除了自力更生外，有时也会得到乡族帮助。道光《颍上县志》卷12《列女》载，卞氏夫卒，“家惟破屋一椽”，夫族哀之，“为醵金置薄田数亩，氏自耕以抚二孤”。明清表彰节妇的制度化也为节妇提供了生活保障。洪武时规定：“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制，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15) 条件虽苛刻了点，但必定让人看到了希望。正是在这一政策的诱导下，一些女性勤劳治家，最终还走上小康生活。乾隆《霍山县志》卷6《列女》记载，查廷英妻田氏28岁守寡，子肇栋9岁，婆婆多病，家无遗产，她“矢志自励，以事以育，惟恃针纫荠酱以济之，昼夜操作”，历经数十寒暑，“家以渐兴”，不仅婆婆得到善终，而且儿子还考取了太学，获得了“孝慈兼尽”的美誉。
三、女性施舍凸显的贫富分化
安徽沿淮地区社会经济落后，几为学界公认。美国学者裴宜理认为，绝大多数淮北农民的生活标准很少能超过最低温饱线，贫穷在这一地区是普遍的(16)。这一说法总体而言有一定代表性，但具体到个体家庭并不是绝对的。明清沿淮地区出现不少女性带有慈善性质的施舍活动。乾隆《颍上县志》卷10《贞孝》记载，贡生陈谨妻王氏出身“素封”之大户人家，婚后，夫家兄弟五人，生活“常有不继”，王氏拿出自己的陪嫁品“置地七百余亩，尽分于叔季四人”。道光《阜阳县志》卷15《列女》记载，张梅妻王氏28岁守寡，家道中兴后，拿出一顷田地分给族中贫穷者养家，“经其丧葬者十一人”。道光《亳州志》卷33《列女》记载，鲁端妻罗氏26岁夫故，“凡有亲族急难咸赒济之”。尽管这些捐助对象是族内亲人，但至少表明该区域一部分家庭的富裕。
女性施舍除了解决族人的生活外，还有就是支持宗族的公共事业。乾隆《霍丘县志》卷8《贞烈》记载，明代国学生陈策妻赵氏曾“捐产惠族”，用于家族修祖祠、增祀产。同治《六安州志·列女》记载，太学生金奉献妻程氏，“遍济族中之困乏者，改建先祠、重修祖墓”；廪生郑万祐妻段氏24岁夫殁后，“捐田为阖族祀产”。也有女性向乡邻之贫困者施展援手，同治《六安州志·列女》记载，生员汪天铎妻段氏29岁守寡，对“邻里贫困者，不时赒济”。太学生郑元杲妻邓氏23岁守节，“每岁捐赀，备棺木、药饵，以济穷邻”。江学海妻庐氏22岁守寡，“苦节五十四年，无子，遗命以遗赀立公济堂济众”。上述女性多为有功名儒学生员之遗孀，她们的施舍应该说不具有典型性，因为明清时期生员不但享受廪粮、膏火，而且免除徭役，还可捞取种种好处，为家庭财产积累创造了条件(17)。但这些守节妇女出让家中资产，表明该区域存在着贫富不均的现象，贫困并不具有普遍性。
明清时期，沿淮地区灾害不断，导致人民生活极度困苦。道光《亳州志》卷39《艺文志》收录的《哭草根》描述乾隆五十年（1785）灾害情景：“树皮既已尽，草根如黄金，……草根复草根，味苦伤人心，心苦口更苦，气微还呻吟。东家食汝死，西家食汝瘖，我欲不汝食，腹饥谁能禁。”在大灾期间，富裕之家的女性也积极参与赈灾活动。据同治《六安州志·烈女》记载，李世焜妻王氏24岁丧夫，乾隆年间“岁歉，捐赀助赈”。儒童马相宸妻沈氏甚至典卖家产助人，“岁歉，鬻产以济贫乏，乡里贤之”。灾害期间捐赠粮食是解决温饱的最有效、最直接途径。乾隆《六安州志·列女》记载，明代生员萧尚豫妻李氏在丈夫去世后，“亲持家计，内外肃然，万历十七年大饥，捐谷一千石助赈”。道光《阜阳县志·列女》记载，罗刘氏26岁夫故，抚育遗孤，殚竭辛苦，康熙四年大荒，她拿出家里的所有粮食，“分散邻族，全活甚众，一乡咸义之”。
女性施舍财物投资公共工程建设也是明清时期的普遍现象。安徽沿淮地区处于淮河中游，支流交错，建筑桥梁津渡利于人们出行是重要的公共事务，其建设资金来源就有女性的捐赠。乾隆《阜阳县志》卷1《河道》记载，南乡村老观港“旧无渡船，节妇徐位列妻王氏制船二只，岁给水手工食以济往来”。乾隆《泗州志》卷2《建置志·桥梁》记载，州东北50里王家桥地当孔道，“济渡维艰”，节妇武姓捐资50两“请建石桥”，官府受武氏感召，多方募捐，建成石桥。乾隆《颍州府志》卷9《艺文志》记载，州西南乡谢家集的谷河一直架木桥便民走行，一旦雨季水涨冲走木桥，两岸就不能通行。尽管有人提议建跨河石桥，但因经费难措而作罢，后有节妇陈氏与媳郑氏“捐赀千余金”，终于建成一座石桥，名曰双贞桥。
此外，女性还积极捐资兴学，道光《阜阳县志》卷6《学校》记载，周家棚义学在道光初年收到节妇姚宗德妻刘氏“捐地两顷八十亩，建讲堂、斋房、学舍共二十间”，剩余土地则“岁收地租”，用作“延师授学”永久经费。女性还热衷捐助庙宇建设，乾隆《霍丘县志》卷8《贞烈》记载，倪崲妻李氏21岁守节，“性好行善，施庙田、装佛像、修桥梁，多造冥福”。上述廪生郑万祐妻段氏除捐田作家族祀产外，又捐田建万寿庵、般若庵等寺庙。族人感其善行，每年清明祭扫“皆礼祀节妇并及其夫”，出现了夫随妻荣的现象。
综观全文，明清安徽沿淮女性游走四方佣工乞讨与守护家园耕织维生，表面上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实际上是谋生或求利动机驱使的结果。女性作为家庭和社会的重要成员，她们和男性一样从事着田野劳作，甚至比男性付出更多的体力。作为对家庭经济来源的补充，女性每当农闲季节则成群结伴游走四方，走村串户，以谋求更多的额外收入来改善家庭生活境遇。传统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宣扬的“男主外女主内”，在这一区域遭到了地方性知识话语的抛弃，女性用实际行动打破了“男耕女织”这一社会分工的思维定势。当然，女织在这一区域仍有较大的市场，但大多局限于节妇家庭，而且女织与地方市场发育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进而显示出安徽沿淮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多元化。而一部分女性坚守家园及行善施舍，既说明这一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存在着贫富差距，也凸显该区域存在一定的经济发展空间。女性游走四方是对守护家园耕作经济不足的补充，两者并存正是沿淮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徘徊不前的反映。
注释：
① 李小江等：《历史、史学与性别》，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②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③ 有关这一区域研究新近代表作是张崇旺博士《明清时期江淮地区的自然灾害与社会经济》（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尽管作者论述的重点是江淮地区，但在绪论部分详细地回顾了学界对江淮地区研究已有的成绩与不足，为本文研究提供了许多捷径。特此致谢！
④ 王振忠、汪冰：《遥远的回响：乞丐文化透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⑤ 钱大昕：《潜研堂诗续集》卷2《临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169—1170页。
⑥ 转引王振忠、汪冰：《遥远的回响：乞丐文化透视》，第147页。
⑦ 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下册，第314页。
⑧ 徐珂：《清稗类钞·乞丐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册，第5475页。
⑨ 黄芝：《粤小记》，《清代广东笔记五种》，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96—397页。
⑩ 花溪逸士：《岭南逸史》，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34、137页。
(11) 仁和琴川居士编：《皇清奏议》，台北文海出版社2006年版，第七册，第387页。
(12) 韩敏：《回应革命与改革：皖北李村的社会变迁与延续》，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69页。
(13) （美）施坚雅著、史建云等译：《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页。
(14) （美）白馥兰著、江湄等译：《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7页。
(15) 李东阳等：《大明会典》卷79《旌表》，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9年版，第1254页。
(16) （美）裴宜理著、池子华等译：《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53—55页。
(17) 陈宝良：《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4—4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