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差距的负面影响与预警系统的构建_收入差距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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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统计上已经成为一个收入差距非常大的国家,而且收入差距随经济增长不断扩大。实证研究发现,收入差距会带来诸多方面的不利影响。因而,合理调控收入差距就成为重中之重。 200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将收入分配改革纳入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议程,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努力缓解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政界、学术界及社会各界对收入差距问题的关注迅速升温。一项在东西部八省市实施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在百姓最为关心的和谐社会十大热点问题中,“收入差距扩大”高居第一位。

在此背景下,构建收入差距预警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对收入差距进行调控,对于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无疑有着重大的意义。当前,国际通行的收入差距警戒线(即0.4的基尼系数值)在国内被广泛引用,但却并没有结合中国的特殊情况考虑其含义及适用性。本文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对收入差距预警体系进行了构建,并运用相关数据对该体系进行了尝试性的应用。文章结构如下:第一部分基于既有文献从多个角度阐述了收入差距的负面影响,试图回答“为什么要关注收入差距”这一问题;第二部分从基础指标的选择、警戒线的设定和预警信号的设计三个方面出发,构建了一个收入差距的预警体系;第三部分是对该预警体系的一个实际应用;最后是对全文的一个简单总结。

一、收入差距的负面影响

关于中国收入差距的现状与成因,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文献。但是,学术界对于收入差距的负面影响却研究甚少。在收入差距的相关研究中,作为基本出发点,“为什么要关注收入差距”显然是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同时,当前许多学者在谈到为什么要关注收入差距的时候,往往是就公平而谈公平。但对于什么是公平,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法学等给出的答案是不尽相同的;而且,各个学科所使用的语言和概念都不一样,这会相应引发许多概念上的争论,由于有了这种争论,人们就很难在控制收入差距的政策上取得共识。探讨收入差距的负面影响,无疑可以帮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缓和这种争论。

通过总结既有文献特别是实证文献的分析研究,可以发现,过大的收入差距不利于减少城乡贫困、增加社会流动、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健康水平、增进公共信任和保护环境资源。收入差距对上述六个方面的影响是国际经济学界的前沿研究课题,但相应的研究在中国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其中,近年来的研究热点集中在收入差距对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健康水平、增进公共信任和保护环境资源等方面产生的影响上,而收入差距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则是最为核心的问题。

关于收入差距与贫困之间的关系,一个共识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已经成为农村贫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而城镇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与城市贫困的增加同样应当引起重视。社会流动性的相关研究需要面板数据,因而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多见。丁宁、王有贵(2005)利用1989、1991、 1993、1997和2000年的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中的家户收入数据测量了这11年间中国家户收入的流动,①结果发现,中国的家户收入流动始终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与此同时,伴随市场化水平的提高,中国政治和社会资本的回报可能会提高,收入流动性可能会出现下降的趋势。

收入差距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最为核心,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富。一项最近的研究表明,无论是在短期还是在长期,中国的收入差距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都是负的(陆铭等,2005)。既有文献发现,收入差距扩大可能通过四个机制来降低经济增长的速度:第一,由于存在信贷市场的不完善性,收入差距的扩大将使得更多的穷人面临信贷约束,从而降低其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例如Fishman and Simhon,2002);第二,在民主社会中,更大的收入差距会使得更多的人支持用增加税收来促进再分配,而更高的税收会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的激励作用;第三,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引起社会和政治的动荡,恶化社会投资环境,并且使更多的资源用于保护产权,从而降低具有生产性的物质资本积累(例如Benhabib and Rustichini,1996);第四,由于低收入家庭的生育率更高而人力资本投资更少,当收入差距扩大时,会增加低收入家庭的比例,从而降低全社会的受教育程度和经济增长速度(De la Croix and Doepke,2004)。总的来说,大多数文献都认为收入差距扩大将通过降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除了上述三方面的影响外,还有一些研究注意到,收入差距的扩大对于提高健康水平、增进信任的社会资本形成具有负面的影响。已有研究发现收入差距对健康的影响呈现“倒U”型,在高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利于医疗公共品的提供,而且收入差距的扩大对低收入人群的健康更为不利(余央央、封进,2006)。收入差距还不利于形成增进信任的社会资本,而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市场力量,对于贫困的减少和经济的增长有积极的作用。最近的一项研究考察了平等与社会信任的关系,此项研究中的平等包括经济平等和机会平等两个维度,结果发现,不平等的国家或地区往往会陷入这样一个恶性循环:不平等引起社会信任程度降低,低水平的社会信任又使得改进分配、促进平等的政策难以实施,从而导致分配不均的进一步恶化(Rothstein and Uslaner,2005)。此外,收入差距的扩大对于环境资源产生的影响也是经济学家在关注的问题。Boyce(1994)和Heerink et al(2001)的研究已经发现,收入差距对于保护环境资源不利。正是由于收入差距诸多负面影响的存在,对收入差距的合理调控就变得非常关键。构建收入差距的预警体系,科学地对收入差距的现状进行价值判断,就成为控制收入差距的一个必要的基础性工作。本文接下来将对此进行探讨。

二、收入差距预警体系的构建

(一)基础指标的选择

构建收入差距预警体系,首先需要选择一个或几个度量收入差距水平的指标。这样的指标有很多。在当代经济学研究中,收入差距指标被规定为必须满足一些具体性质的指标,不符合这些性质的指标都不能正确地反映收入差距的水平和变化状况,因而在实际运用中逐步被抛弃。这些性质包括:(1)匿名性,即该指标所得到的结果只与观测值有关,而与观测对象的身份地位无关; (2)齐次性,即无论用什么度量单位,指标的计算结果都应是一致的;(3)人口无关性,即样本的大小是不影响结果的;(4)转移原则,给定一个样本,如果将高收入者的一部分收入转移给低收入者,一个好的指标所反映的不平等程度应当下降; (5)强洛伦兹一致性,即指标要把所有的样本观测值都包括进来,要和洛伦兹曲线保持一致(Shorrocks和万广华,2005)。我们常见的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以及所有广义熵指标),便满足上述所有性质,而变异系数的平方与10%最高(低)组的收入百分比,就不具有这样的优点,因而不是衡量收入差距的科学指标。我们认为,我国构建收入差距预警体系,需要建立在基尼系数这一指标之上,原因如下:

首先,基尼系数在所有度量收入差距水平的指标中应用最为广泛。而这又主要基于它的四个优点:第一,它最为古老也最为流行,在国际上通用性和可比性最强;第二,它介于0和1之间,且 0和1分别对应于收入分配绝对平均和绝对不平均,而其他指数则不一定;第三,它满足一个好的收入差距指标所应有的全部性质;第四,它本身是有非常强的经济学含义的,而其他指标往往只是一个量纲。如果把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人口分成两部分,只要得到样本占人口的比例和占收入的比例,不需要公式就可以计算出基尼系数。如果收入分配绝对公平,人口比例和收入比例应该是一样的,如果不一致,那么二者的差值就是基尼系数。例如,如果收入分配是绝对公平的,那么 10%的人应该有全社会10%的收入。但是10%的人有25%的收入,那么这两个百分比的差额 15%(即0.15)就是基尼系数(万广华,2004)。其次,当前国际上存在着公认的基于基尼系数的收入差距警戒线,0.4的基尼系数值通常被认为是判断一国收入差距是否过大的关键值。具体来说,基尼系数若低于0.2表示收入非常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 0.4~O.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5以上表示收入差距很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社会处于动乱随时发生的危险状态。国际上采用这样的收入警戒线,是因为这些临界值比较清楚,同时它也大致反映出了世界上主要国家的收入分配状况及其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其中,大多数原计划经济国家的基尼系数在0.3以下,有些国家的基尼系数甚至在0.2以下,收入比较平均;欧洲大多数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基尼系数在0.3~0.4的相对合理水平上;而以美国为主的收入差距较大的市场经济国家,其基尼系数长期处于0.4~0.5这个区间;基尼系数处于0.5以上的国家主要位于拉丁美洲,少数国家甚至超过0.6,过大的收入差距已经引发社会动荡,并且危害到经济增长。我国使用基尼系数作为基础指标来设定收入差距预警体系,可以很好地满足国际可比性的需要。换句话说,在国际上存在较为公认的基于基尼系数的收入差距警戒线的情况下,我国不宜采取与其偏离过大的指标。

为什么不直接采用这个世界通行的警戒线呢?必须承认,基尼系数0.4的警戒线不仅具有国际通用和可比性强的特征,而且也的确能够与世界各国的分配状态、社会安定状态对应起来。将0.4的基尼系数值作为监控收入差距的警戒值,应该说是对许多国家实践经验的一种抽象与概括,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但是,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情况千差万别,居民的承受能力以及社会价值观念都不尽相同,所以这种数量界限只能作为各国收入分配宏观调控的参照系,而不能成为禁锢和教条。从这一原则出发,我们认为,我国在遵照国际通行的收入差距预警指标的前提下,对其警戒值的设定不能简单地照搬,而应当适度地给予调整。

(二)警戒线的设定

从理论上讲,存在着一些因素使得我国的收入差距警戒线可以设得更高。政府较强的社会危机处理能力、社会公众对于市场条件下收入差距的较强认同感等因素都可以成为我国采取一个更高的收入差距警戒线的理由。但是,我们认为,存在着更为重要而充分的理由要求我国采用相对较低的收入差距警戒线。对此,本文具体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论证:

首先,从国家的经济体制来看,我国已经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当前我国又在建设和谐社会,因此,更加关注公平、设定较低的收入差距警戒线应该成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也应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区别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特征。

其次,从国内经济发展趋势来看,收入差距扩大会降低居民的整体消费需求,恶化投资环境,使社会耗费大量资源在非生产性活动上,这些都已经影响到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健康发展。而现有的国际通行的收入差距警戒线除简便易行外,仅考虑了收入差距对于社会安定的影响,而没有考虑到收入差距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前提下,考虑到收入差距对于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更低的收入差距应该成为政策调控的目标。

再次,从社会观念来看,尽管当前我国居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由于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而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但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中有相当的程度是由不完善的市场体制中的不合理因素(如垄断、寻租等)而带来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长期存在着“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意识。所以,从总体上来看,我国居民对于收入差距的接受度可能相对较低,收入差距对社会安定的影响也更大。

最后,在设定收入差距预警线的过程中,我们还应充分考虑到调查统计工作所面临的种种困难。我国的收入统计手段非常落后,收入信息的采集仍然依赖入户调查的方式,而高收入群体又往往因为较多的灰色收入,而更加不愿意接受和配合调查。从城乡之间来看,收入相对较高的城镇居民往往又拥有更多的实物收入、隐性收入和福利津贴。因此,根据入户调查所获得的收入信息来计算收入差距,很可能存在低估实际收入差距水平的情况。所以,我们有必要设置更低的警戒线来弥补由数据缺陷造成的收入差距被低估的问题。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本文认为,我国应当在参照国际通行标准的情况下适当调低收入差距警戒线。但同时应考虑到,过低的警戒线水平意味着社会所能承受的收入差距过小,而过小的收入差距反过来又会损害到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和社会的竞争活力,从而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过低的收入差距警戒线水平又会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负面的影响,因而下调幅度不宜过大。综合起来看,笔者认为,我国的收入差距警戒线应该在国际通行标准的基础上下调0.02,即将0.38的基尼系数值作为收入差距警戒线。

那么,为什么下调幅度是0.02呢?我们来看近几年的全国基尼系数水平;世界银行公布的统计数据表明,我国基尼系数2003年为0.458, 2004年超过0.465,2005年逼近0.47,2006年仍有持续增长趋势。两年间基尼系数上升了0.012,平均每年上升约0.006。据此推断,基尼系数的上升幅度达到0.02大约需要3~4年的时间,这基本上处于一个五年计划之内。换句话说,按照中国目前的收入差距上升速度,一旦收入差距达到了我们设定的警戒线,如果不采取适当的政策措施控制收入差距继续上升,大约在一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收入差距便可能超过国际通行的收入差距警戒线。反过来说,如果收入差距达到了我们设定的警戒线,而政府想通过政策控制收入差距,使其不超过国际警戒线,那么,0.02的控制幅度就应该被作为一个五年计划必须实现的目标。②

(三)预警信号的设计

有了适宜的计算收入差距水平的指标,又有了适应我国特殊国情的警戒线,我们便可以设计收入差距的预警信号了。一个很直接也很简单的方式便是将国际通行的预警线同步调低0.02,即:当基尼系数高于0.38时,收入差距过大;当基尼系数低于0.38时,就认为收入差距水平是比较合理的。进一步而言,借鉴上述国际通用的标准,将每个区间端点值作相同幅度的下调,我们还可以得到一整套评判标准:基尼系数若低于0.18表示收入非常平均;0.18~0.28表示比较平均;0.28~0.38表示相对合理;0.38~0.48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48~0.58表示收入差距很大;0.58以上则表示收入差距悬殊。但是,仅仅根据上述预警信号来进行收入差距的评价过于简单,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以下两个方面的细化,进一步丰富我国的收入差距预警体系:

第一,在收入差距质变非常迅速的0.28~ 0.38这个区间,进一步设置三个更小的区间,以使得政府能够敏感地对这一区间的收入差距变化做出反应和调整。这三个小区间是:0.28~0.31为高合理区间,0.31~0.35为中合理区间,0.35~ 0.38为低合理区间。

第二,需要注意的是,收入本身是非常难以准确度量的指标,其内涵非常丰富,既可以划分为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又可以划分为工资性收入和非工资性收入等等。我们通常所指的收入,一般指总收入。考虑到收入无法清晰地界定这一缺陷,国际上也有使用其他指标来反映收入差距的相关研究,其中,消费差距和工资性收入差距是两个重要的补充。从本质上说,收入差距是为了反映福利的差距,但是在福利分析中,收入只是手段,而消费才是目的,因而计算消费支出的差距是非常必要的。此外,工资性收入差距体现了人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收入差距,也最容易被直接作为不同人之间相互比较的指标,而非工资性收入则更多地与财富有关。由于消费倾向是随着收入递减的,而不同人群之间的非工资性收入差距巨大,因此,通常来说,消费的差距和工资性收入差距会小于总收入差距。因此,在数据可得的前提下,我国收入差距预警体系应当引入消费差距和工资性收入差距作为补充,而不是简单地测算总收入的差距。当收入差距超过了0.38的警戒线以后,如果消费支出差距和工资性收入差距也超过了这个警戒线,那么,我们可以在相应的收入差距较大的预警信号中再加入1个或2个“!”表示值得收入差距强警戒和超强警戒。

在有了基于收入基尼系数的基本警戒线以后,再进行以上两方面的丰富,我们便可以获得一个较细致的收入差距预警信号体系了,具体如表 1所示。

上述收入差距预警体系采用了国际通用的警戒线指标(基尼系数),同时结合我国的特殊国情在0.4的警戒线水平上做了适当幅度的下调 (0.02),在收入差距极易发生质变的0.28~0.38这个区间做了进一步的细分以使政府的反应和调整能够更及时更有效。而且,考虑到收入基尼系数的不足,该体系补充了更能反应人们福利差距的消费基尼系数和更能体现人们在劳动力市场上收入差距的工资性收入基尼系数。总的来说,该预警体系既实现了与国际通行预警线的可比性,又考虑到了我国的具体国情,在预警信号的设置上还做了科学而又有针对性的细分,因而具有了较强的实际应用性。

三、收入差距预警体系的实证分析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各地区之间在自然、地理、历史等方面存在着很多差异,而上述预警体系的设定并没有考虑到这些差异对于人们在收入差距方面的可接受度的影响,因此,我们设定的收入差距预警体系更适用于同质性较强的同一个地区(如同一个省或直辖市)内部。下面我们就借用上海市的数据来看如何应用该预警体系。

表1 我国收入差距预警信号

表2 2005年上海市收入差距预警状况

应当指出,居民与家庭收入以及其他相关数据的收集是计算收入差距指标值和构建收入差距预警体系的基础。在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抽样调查和家庭抽样调查是获取居民和家庭信息的常规手段,这些数据为发达国家制定科学的政策打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础,它们的作用已经有所体现。这里我们使用“2005年上海市劳动力市场与收入分配”抽样调查数据对上述收入差距预警体系进行应用。该调查是由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实施的,调查覆盖到了上海市五个具有代表性的区县(宝山区、杨浦区、浦东新区、卢湾区和奉贤区)的1500户家庭,样本的选取严格遵循了随机性原则和代表性原则,使用了科学合理的方法。

分别计算收入基尼系数、工资性收入基尼系数和消费基尼系数,应用上述收入差距预警信号,我们可以得到如表2所示的上海市全市及各区的收入差距预警状况。可以看出,整个上海市的收入差距状况已经进入了“超强警戒”的区域,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采取相应的措施缓解收入差距,否则可能给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危险。具体到各个地区,宝山和杨浦处于“低合理”区域,浦东处于“超强警戒”区域,卢湾处于“强警戒”区域,奉贤处于“警戒”区域。各个地区按警戒程度从强到弱的排序为:浦东、卢湾、奉贤、宝山、杨浦。

应当指出,收入差距预警体系的设计及应用仅仅是回答了“收入差距应不应当引起警示”这样一个问题,而对于我国目前的收入差距问题,更重要的则在于运用科学的调查和研究方法发现原因并找出对策,在众多的政策中判断出孰优孰劣,这在研究层面和政策层面都是有待进一步回答的问题。

注释:

①收入流动性是社会流动性的一个重要方面。

②事实上,收入分配问题的确是“十一五”期间中央要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这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已有所反映,2006年5月26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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