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型期论文,中国论文,政治体制改革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社会的转型，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转变。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渐进改革的社会存量之累积性增加，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日渐凸显。在社会转型期，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与软着陆从根本上取决于政治体制的功能调适。
一、社会转型的政治分析
党的十五大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这一阶段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动态发展过程。这就意味着社会的宏观结构、微观基础、社会关系、价值观念、文化心理等全方位的变革，涉及到社会所有构成要素系统的相应变化与调整。社会的基本要素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思想观念、道德规范、意识形态等，从二分法的角度可以概括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所以，社会的转型既包括经济基础的变革，也包括上层建筑的调整。二者的结合，构成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的整体性变迁。推动社会转型的内在动力是社会经济基础的变革，因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9页。）。
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社会同质性的消解。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之间的同质整合关系遭到破坏，社会处于变动无序和多元重组的状态。旧格局被打破，新秩序尚未建立，社会的组织离散和价值迷失难以避免。其中，多元化与异质性是社会转型的重要取向。所以，转型社会一般都会出现认同、参与、信仰、整合等四大危机。这些体制外的社会性危机的存在，造成了社会政治生态系统的恶化，从而形成了体制适应性与体制外危机的紧张关系。
当前，我国社会转型的主要内容表现为互相联系的三个层面。第一、社会结构转化。即当前社会整体结构、社会资源结构、社会区域结构、社会组织结构及社会身份结构的重大转变。第二、社会机制转化。即当前中国社会的利益分配机制、社会控制机制、社会沟通机制、社会流动机制和社会保障机制的转化。第三、观念转化。即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文化关怀等方面的变迁。经济驱动、渐进改革、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体制外改革与体制内改革并存是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主要特点。
全面认识我国社会转型的基本特质，就必须关注我国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一系列新情况、新变化和新问题。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任何一次大的社会变革都必然会出现激烈的社会矛盾和冲突。社会发展中的新情况、新变化的出现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它既是社会变革时期各种矛盾的集中反映，也是社会进步的一种体现。
正确认识我国社会转型的特质，必须树立系统的观点。社会中新情况和新问题的出现，并非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一种系统的和相互联系的存在。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是由各个因素构成的一个系统。这个系统的基本要素包括：(1)作为社会主体构成的人的要素，这是社会系统的基本要素。(2)作为社会物质基础的物的因素。(3)作为社会发展过程的经济、政治因素。(4)作为社会精神生活的社会思想。以上四大方面的要素是互相关联的，人不能离开物，不能离开社会经济和政治过程，同样思想也不能离开人，离开社会。正因为它们之间存在如此繁杂和交叉的关系，社会才具备了系统的特征（注：王沪宁主编：《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6页。）。
把社会生活作为一个系统来分析，也是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在研究社会问题方法论上的发展。但是，任何弃本质而不顾的系统观，都不可能对社会给以科学合理的解释。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系统观来解剖和分析社会现象，确定社会系统的本质，越来越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所以，我们理解社会生活中的新情况、新变化，不能只就某一方面的“新”而论新，也不能只就某一方面的“变”而看变；既要处变不惊，又要着眼全局，把这些新情况、新变化和新课题放在我国社会系统的转型这一大背景下认识。
当前，我们认识社会生活中的新情况和新变化，还应当树立全球化的观点。这样，我们才能在更宽的视角、更广的界面上来认识社会转型的意义。本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汹涌而来，特别是高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信息高速公路的突飞猛进，使全球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更为明显和直观。全球化既是一种经济化的浪潮，同时也伴随着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趋向等方面的渗透。全球化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也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所以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变化都离不开全球情况的变化。
简言之，当前的中国社会转型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发展阶段。尽管这一阶段会充满各种利益矛盾、价值冲突、信仰迷失、发展失衡以及行为失范，但是，从历史发展的长时段来看，当前的社会转型不仅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历史逻辑，也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同时表明，中国社会将向一个更高的文明阶段迈进。
二、政治体制与政治生态之间的冲突性张力
政治生态是政治体系运行和发展的动态环境，由经济、文化、社会、地理环境等因素及其相互联系共同构成。现阶段，社会转型成为当今中国政治生态的基本变数，也是我们分析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的基本前提。政治生态的变化必然对执政党的合法性、渗透力、影响力、凝聚力和控制力提出巨大挑战，这种挑战与政治体制的适应性之间的紧张关系日渐明显。这一体制性张力产生的原因是社会转型速度加快和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之间的矛盾。
中国社会政治生态变化的表现形态是社会转型期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从宽泛的意义上看，既有复杂的国际背景，也有深刻的国内原因。国际上，社会主义正处于低潮，西方国家对我们的“西化”、“分化”战略毫无改变，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甚嚣尘上，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趋势日益加快。在国内，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形式多样化的趋势不断加剧。这些巨大的变化，不仅给优化政治生态带来诸多困难，而且会加剧政治体制与政治生态之间的紧张关系。
在政治信仰领域，价值真空和理想信念的淡化问题较为突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现阶段我们时代哲学和政治哲学的贫困。信仰和价值观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坚定的政治信仰和崇高的政治理想，是一个国家政治发展和进步的精神动力。如果缺乏这一内在的精神动力，政治体制就会失掉生机和活力。江泽民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8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了我国社会转型期党员干部中的理想信念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和蔓延，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现代化的进程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深层次上分析，丧失理想、失去信仰，直接会导致政治方向的迷失和政治敏锐性的迟钝。
在政治主体力量的构成方面，党员“蓝领化”、老龄化现象不容小视。党之所以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因为它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同时，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忠实代表。在知识经济背景下如何保持其先进性，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急迫任务。特别是在一些新的经济组织中，所谓“白领阶层”中党员较少的现实，显然会影响党的政治渗透力。更应强调的是，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和网络化组织的发展，知识工人的势力将不断壮大，提高知识工人的政治素质，增强其政治敏锐性、政治鉴别力、政治认同感和政治使命感，是一个千万不可忽视的问题。
在社会管理领域，随着“单位人”向“社会人”甚至“网民”的转变，出现了真实社区与虚拟社区(virtual community)并存的社区结构新特点。90年代以来，信息网络的急剧扩展、实时(real-time)信息的同步传接、网上资料库的普遍建立等等，已改变了当代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对电脑科技的精巧利用，人类在弹指间构建了新的社会、政治以及经济结构，即虚拟社区的出现。在虚拟社区中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方式，较少有道德束缚和社会规范。人之于社会的参与感、归属感和被需要感的新变化，给政治整合带来困难。
在社会分配领域，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出现了靠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新情况。使不同社会成员、不同社会群体、不同企业、不同行业之间，甚至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利益矛盾会逐渐突出起来。造成社会阶层分化，贫富差距悬殊。先富与后富、部分人富与共同富裕的矛盾，正在成为中国社会转型的重大政治难题。
就社会发展与运行而言，在改革开放20年来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社会的协调发展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在注重经济增长的同时，法制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还有待普及提高；在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强调科学技术的工具性的同时，还亟待加强对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培养。所以，就总体而言，一种健康文明、积极向上的生活秩序尚未形成。各种反科学和反文明的思潮时隐时现，愚昧迷信的思想沉渣泛起，不仅严重危及社会的协调发展，甚至会导致政治性的灾难，“法轮功”就是一个这样的毒瘤。
在社会控制方面，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控制模式不能完全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新的控制模式又尚未建立，所以，社会控制出现了相对弱化的现象。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调适和社会自组织力量的壮大与成熟，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总趋势。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公共权力原本产生于社会，但因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使得公共权力成为社会的统治工具和“异己力量”。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在政治上消除这种异己性，使社会公共权力重新与社会融为一体。所以，马克思认为，未来的社会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以“放权让利”为基本取向的体制改革是历史发展之必然。但是，这一过程的最大问题是体制供给的不足，所以，政治体制与政治生态之间的紧张关系会不断加剧。
在政治社会化方面，思想政治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值得高度重视。一般而言，政治社会化是指在一个社会中政治性知识（包括最基本的政治常识、政治理想、政治价值、政治意识形态、政治文化等）的传播过程。不同国家的政治社会化渠道和方式各不相同。在我国，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政治社会化的重要方式之一，无论在血雨腥风的战争岁月，还是在热火朝天的建设时期，思想政治工作都发挥了统一思想、凝聚力量、鼓舞人心的巨大政治功能。改革开放以来，江泽民总书记又提出了“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思想政治工作任务。对促进改革开放、推动两个文明建设、优化政治生态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就是思想政治工作还不能完全适应社会转型期的新情况、新变化，应创造出新的经验，解决新的问题。简单重复过去的老办法、老方式、老调调，不仅不能起到好的效果，甚至会适得其反，造成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的丧失，党的政治社会化功能的逐渐削弱。
概而言之，社会转型期的政治生态变化与体制供给之间的冲突性张力，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政治问题。如果不能对此进行及时疏导与缓解，这种冲突性张力就很可能会表现为一系列的政治性危机：即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贯彻危机、参与危机、一体化危机和分配危机。这些危机的存在，既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产物，同时，又会影响社会转型的顺利推进。要从根本上克服这些危机，就必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完成政治体制的功能性调适。
三、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合理性与过程合理性
社会转型期，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目标合理性与过程合理性的统一。所谓目标合理性就是要通过改革实现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法治化。民主是社会主义的一面旗帜，法治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保证。只有实现高度的民主和完善的法治，才能巩固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规范政治权力的合理运行限度。所以，民主与法治的统一，是政治体制改革目标合理性之本然。
所谓过程合理性就是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所能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使政治体制改革成为整体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实现目标合理性和过程合理性的统一，必须跳出政治本位的思维误区。也就是说，衡量政治体制改革的成败得失应该从全局的高度、现代化的高度和社会协调发展的高度出发进行判断，而不应该偏执于政治本身，陷入狭义政治的思维窠臼。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决定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合理性与过程合理性的统一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目标合理性与过程合理性的统一，是政治体制渐进式改革的内在要求。人类理性的实践告诉我们，理想与现实、目标与过程从来都不是完全同一的。目标的合理性并不等于目标的现实性，只有目标合理性与过程合理性的有机统一，才能把合理性转化为现实性。就政治体制改革而言，过程合理性的选择前提是政治生态的现状及本国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
80年代以来，渐进模式是中国改革的基本战略选择，先农村后城市，先特区后内地，先经济后政治再到社会的改革图式，是渐进模式的典型写照。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言，改革要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即选择渐进式推进的道路。实践证明，这一模式适合中国国情。相对于苏联东欧采取的所谓“休克疗法”的激进改革战略，中国的改革成本明显低于他国。
中国是一个超大的迈向现代化的社会，人口众多，各地发展差异甚大，传统惯性历久不衰，封建糟粕时有抬头，利益矛盾日渐凸显。从国际上看，西方西化分化我们的图谋丝毫未减，全球互动愈演愈烈。这一基本的政治生态决定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走渐进式的改革之路，渐进模式事实上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过程合理性的必然选择。
渐进增量改革是一种从边缘到中心的变革模式，其最核心的原则就是暂时绕开那些阻力很大而难以改动的领域，把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分解成各个阶段性目标，比如：巩固和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诸多政策、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建立、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基层民主制度建设与村民自治的实践以及对理性、容忍、妥协和公民人格权意识、法律意识的培养，等等。这些政治存量的累积性增加，无疑将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的基础性设施。
政治体制改革目标合理性与过程合理性的统一，也是对政治浪漫主义和政治保守主义的双重超越。20年来，在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争鸣中实际上形成了两个极端，即政治浪漫主义和政治保守主义。政治浪漫主义过分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合理性，而对改革的过程合理性顾及甚少。政治保守主义则因对过程合理性的苛求而忽视了对目标合理性的重视。由此而形成了事实上的浪漫与保守的二元对峙。
政治浪漫主义以抽象的理性至上假设夸大了政治本身的价值与功能，政治保守主义则以笃信经验为缘由，强调民主与法治等政治价值的承续与传接，并因此而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合理性作壁上观。这种二元对峙的思维误区，致使政治体制改革理论严重滞后，在现实中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所以，实现政治体制改革理论上的超越，是继续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需要，这一理论上的超越与突破，理应从寻找目标合理性与过程合理性统一的基点出发。
坚持目标合理性与过程合理性的统一，就是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这一点，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已有明确表述：“必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社会政治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在改革发展中实现社会稳定”。在理论上，这已是一个辩证而科学的表述，但关键在于如何将理论化为策略，将承诺化为实践。在社会转型期，实现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合理性与过程合理性的统一，最为基本的因应措施是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权力结构，并使其得到法律性的认可。“改革使社会既有的权力结构与正在形成的社会结构渐次不相适应，如今改革遇到的种种困难和意外，便可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将进一步扩大两者之间的距离。所以说，中国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新的权力结构。”（注：王沪宁：《新权力结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要求》。）通过新权力结构的建立，使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以及政府间关系得到合理调整，从而使整个政治生态得到优化。
四、政治体制功能的战略性调整
社会转型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主题是实现体制功能的战略性调整。90年代以来，思想领域中“计划与市场”、“公与私”的两大理论突破，将中国社会转型的进程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即现代化的全面启动和社会结构的全面转型时期。这一时期的矛盾冲突、错位失衡以及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向政治体制提出了新的要求。这种巨大的社会需要，强烈呼唤政治体制作出相应的功能调适。根据社会转型期政治生态与政治体制之间的紧张与冲突之分析，政治体制功能的战略性调整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强化：政治一体化功能、政治服务功能和政治资源的开发利用功能。
第一、增强政治一体化功能。政治一体化功能是现代政治体制的最重要功能之一，无论是西方的前现代国家还是后现代国家，都把政治一体化的程度视为衡量政治发展的重要标志，对政治一体化问题的研究也最早肇发于西方国家。西方政治学一般是在五个方面对政治一体化给以阐释：(1)国家一体化；(2)领土一体化；(3)精英－群众一体化；(4)价值一体化；(5)组织一体化。（注：曾繁正等编译：《西方政治学》，红旗出版社1998年版，第247-248页。）一般而言，任何政治体制的一体化功能，在重大的社会转型时期都会遇到不同程度的破损。
我国社会转型期出现的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表明，政治体制的一体化功能所遇到的挑战是显而易见的。比如：李登辉等分裂势力所提出的两国论云云，是对国家一体化和领土一体化的巨大挑战；网络化的飞速发展和新社区、新社团的不断壮大，对组织一体化的瓦解不可小视；后现代浪潮冲击而来，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思潮以及多元文化的出现，使价值一体化的格局不复存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老套套、老办法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官僚主义与腐败现象严重影响党群关系，致使政治家与群众的一体化程度明显降低。种种迹象表明，增强政治一体化功能，在我国社会转型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增强政治一体化功能的关键是：转变政治体制的控制方式。在经济领域，由微观调控转向宏观调控，由指令性控制转向指导性控制，由行政性控制转向市场性控制。在政治领域，由以组织控制为主转向组织控制与法律控制相结合，由主要以党纪监督为主转向党纪、法制、舆论监督相结合。在社会领域，由科层式控制转向网络式控制，由政府一元控制转向政府与社会自组织相结合的多元控制，由单一的对社会行为的控制转向对社会文化思潮和社会心理的引导性控制。
第二、增强政治服务功能。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从政治与经济、政治与社会、政治与文化之关系出发，正确把握政治的功能，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基本要求。政治体制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为经济基础服务。而且，社会愈是发展，政治体制的服务功能愈显突出。所以，强化政治服务功能是“革命后政权”的首要任务。发挥政治服务功能的最终目标是为了促进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在社会转型期，强化政治体制的服务功能应该坚持“有所为与有所不为”的原则。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治体制的功能渗透和延伸于社会的各个领域，而且明显带有泛政治化的倾向。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政治体制势必要作功能性的调整，要有退有进，从那些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领域退出，强化政治保障、服务社会、国家安全等方面的功能。
强化政治服务功能的目标是：使政治体制改革本身成为社会转型的保障。因此，在社会转型期，政治体制应该提供国家安全服务（包括政治军事安全、经济安全、金融安全、货币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信息技术安全）、公共福利服务、社会保障服务、法律服务、公平和正义等等的服务。这样，不仅政治体制改革本身成为社会转型的内在组成部分，而且还为社会转型提供了安全通道。
第三、增强政治资源的开发利用功能。政治资源是行为主义政治学分析政治问题的重要变量之一，指政治行为主体可用于影响他人行为的手段。由于行为主义以个体分析作为研究政治的出发点，所以，它把政治资源的内涵归纳为：财富、社会及政治地位、声誉、友谊、职业、收入、知识、信息、对传媒的控制力等等，一切具有政治交换价值的东西，都可以成为政治资源。这一规定对于个体政治分析而言，是具有一定意义的。但是，就一个政治体系而言，如此分析，远远不够。
我国社会转型中可资开发利用的政治资源主要包括：优越的政治制度、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适合国情的政党体制、较为发达的政治传媒、良好的政治社会化基础、能够经受各种考验的成熟的领导集体以及对军备、技术、金融、信息等其他资源的控制力。增强政治体制对这些资源的汲取、开发和利用的能力，理应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价值选择。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目标的实现，必将成为中国社会转型的不竭动力。
综上所述，社会转型不仅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发展阶段，同时，也是当前我国政治生态的基本特征。政治生态的变迁与政治体制间的冲突性张力，事实上构成了继续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在动力。当前，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是构建目标合理性和过程合理性统一的体制改革理论，采用渐进改革的模式，实现政治体制功能的战略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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