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中的国际体系：中国与各主要力量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体系论文,力量论文,关系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08）4期0018—08
当前由于全球化的巨大推动力，国际体系正在向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转型，全球整合与区域整合加速。全球市场、全球公民社会与主权国家一起构成了全球社会的三种力量，世界已经开始从基于军力和单边行动的国际无政府状态，转向多边合作共治和自主解决问题相结合的全球社会的早期状态。
当然，就系统性的国际体系变更和历史跨度而言，仅就目前阶段发生的现象断言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时刻已经来临，似乎还为时过早。所谓系统性的国际体系的转型，实际上是人们要超越对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体系的固有观念、行为体和目前国际政治基本范式的大框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要强调国与国的平等关系和发展国际关系决策与问题处理程序的民主化；其次，将在当前全球化与相互依赖过程中低政治领域广泛存在的相互宽容外溢到高政治领域，建立大国间的高度的安全信任；其三，要寻求一条避免因稀缺资源争夺和领土争议而使用武力的解决方式；最后，需要实现全球治理的方式从等级制治理向网络化、跨国界的社会化治理的转变。
但是，当我们谈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及其原则时（无政府国际体系和民族国家主权），特别是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时，我们需要看到它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的不一致性和变异。按照美国学者克拉斯纳研究的观点看，主权这个术语有四种含义——国际法意义上的主权、威斯特伐利亚主权、国内主权和相互依赖主权。威斯特伐利亚主权强调领土以内政治权力机构的最高权威性和不受外部的干预。但是，西方强权国家在实际运用时存在明显的“有组织的虚伪性”，即往往按照自己利益与需要对该原则进行实用主义的解释。① 目前，威斯特伐利亚主权受到违反或侵犯的手段主要是：公约、合约（多边国际机制）、胁迫和强制。其中，前述两种属于自愿性；后两者是强国对弱国的干预性和干涉性的行为。国际法意义上的主权的执行状况要比威斯特伐利亚主权好，但是，通过公约、合约和西方大国掌控的国际承认权，同样可以偏离主权的真意。如它可以让具有国内司法主权的国家无法在国际上享受应有的国际社会成员的权利；也可以让不具备国际法承认的实体获得等同于主权国家的地位。② 当然，经济全球化和国与国互动关系的深化及世界治理的功能主义安排的发展，也从另一个角度逐步改变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一、当前处于转型期的国际体系的主要特征
当前的国际体系正处于转型或调整之中，主要的含义并不是放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基本特点、本质的变化上，而是放在体系内大国力量对比关系演进的趋势上。首先，从冷战的体系结束到“9·11”事件后的所谓“后后冷战体系”，时间跨度为18年，但现在到底是一个以什么力量配置为特征的体系，从各方面的征象来看，似乎仍然没有最后定论。从力量结构看，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没有任何大国可以与之匹敌。这是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成员国覆盖全球的超级联盟体系，且这一体系仍处于扩展之中。
但在这种名义上的单极结构中，美国又不是战无不胜和至高无上的，在恐怖主义和非传统安全威胁面前，它还需要依靠其他大国配合和支持。在国家资本流动的平衡、金融与财政的稳定、市场供应有序保障方面，美国同样高度依赖于其他国家。作为一个二战后一直主导国际事务的超级大国，美国依然有能力制定世界政治日程，例如伊朗核问题，但却无法按照自己的愿望去控制这些日程的演变。③ 与此同时，作为支撑国际秩序另一极点的欧洲，它在世界上的作用也是力不从心的。所以，目前仍然是一个保留冷战残余结构，但又有多元权力构成要素和多极力量特征的过渡性的体系，它将进一步向“9·11”事件后的“多元无政府状态”体系发展。
与历史上的体系转型不同，这次转型的最大特点是以非战争方式进行的，因为，苏联的解体不是由战争导致的结果；而中国成功的崛起也是完全以和平方式进行的。它是在第三次全球化背景下展开的，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度上升，国家可以通过经贸科技合作获得资源和市场，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壮大也制约了世界大战的爆发。正因为转型不是通过一次霸权战争来强行划分势力范围和确立权力等级的，而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和大国在多边和双边框架内的竞争与合作逐步演进的，所以，其过程是相当漫长的，在渐变过程中形成新的秩序。
但是，数个新因素正在加速体系的转型。首先是随着中国和平崛起的力度、规模和速度的逐步加大，中国和平发展已引起了巨大的力量外溢，改变了大国力量的对比关系。中国的资本、商品和公司正在全方位和大规模地进入世界各地；中国外交正以积极介入的姿态进入国际热点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展示它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外交技巧；中国巨大的市场、逐步扩大的开放度和高速的经济增长率已经成为了许多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发动机，不同发展层次的国家对中国的依赖度在提升；中国的发展模式——北京共识也越来越成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仿效的目标。所以，中国因素正在淡化、削弱和改变着国际关系与世界经济中约定俗成的行为方式、观念、固定化的依赖关系、力量结构、运行机制和制度安排等。中国已经成为国际关系中各国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
第二，“9·11”事件的发生和近几年在欧洲各国竞相发生的一系列的恐怖主义事件，以及迟迟无法结束的在伊拉克的恐怖主义袭击和在阿富汗对塔利班的清剿，均说明恐怖主义活动和反恐战争将会长期的存在下去。从目前的态势看，恐怖主义威胁已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国际关系体系的许多要素和它演进的方式。这包括：随着霸权国应对新兴国家挑战的对抗性措施的加强，大国传统上的地缘政治竞争有可能会局部弱化，因为它的针对大国安全威胁的战略准备重点一定程度上转移到了非国家的恐怖主义集团和失败的国家上面；战略上具有竞争性或猜疑性的大国，在面对恐怖主义及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时，在多边合作机制上和国际制度层面上会有更多名义上和具体问题上的合作，对对方的战略利益会有相对多的照顾；大国准备大规模战争的军事部署、军事学说、武器配置和作战方式等均会发生局部改变，这在一定程度上会缓解在特定地区内的军备竞赛的激烈程度。
第三，就大国关系而言，大国间除传统的结盟形式外，一种新的超越意识形态和战略竞争的双边合作关系正在全球范围内成型。如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韩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等。尤其在最具有潜在战略冲突可能的两大国——中美之间，双方的关系有了明显的改善。美国在对华政策上提出了新概念，美国要让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中美关系已进入了从国际体系的战略高度考虑中美关系的阶段，加深和拓宽了中美关系的内涵和外延。
第四，冷战结束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社会行为体走向了多元化。国家虽然仍是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但已经不像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那样，民族国家是唯一的行为体，今天，国际政府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以及跨国界的各种社会运动都成为国际社会非常重要的行为体。这些不同的行为体构成了全球治理的不同层次，并推动着全球治理结构的转型，冲击了主权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同时WTO以及某些区域组织的协调作用也对促进国际体系的转型有积极影响。
第五，在经济上，冷战后东西方对峙的两个市场消失了，欧盟、NAFTA、东盟等力量的上升形成了以区域、次区域合作为基础的板块结构，经济中心从欧洲—大西洋地区向亚太地区转移。美国次贷危机后，其资产越来越多地被财力雄厚的亚洲和中东企业所收购，2007年西方国家出现资本流动严重不足的困难，伦敦和纽约失去了世界金融领袖的地位，迪拜和香港成了金融中心。2007年下半年，中国各大国有银行总共购买了欧美及南非金融信贷机构100亿美元以上的股票。④
第六，在游戏规则上，当前对国际体系挑战最为危险的是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和极端思潮的出现，而以共同安全、合作共赢为宗旨的新安全观正在形成。
第七，在目标机制上，冷战结束后联合国仍在发挥作用，但需要建立新的组织以促进经济一体化和开展区域性的安全对话，形成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多边合作机制，并强化裁军和防止核扩散的机制，从而形成一个以联合国为核心的、以经贸、安全合作机制与区域组织为骨干的多层次、多渠道的国际机制。在亚太地区包括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东盟＋3、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上海合作组织等。
二、中国在当前国际体系中的力量定位
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是复杂的和多面的，它既是一个地区大国，也是一个具有一定世界性影响、力量上中等偏上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强国；从国际体系的角度审视，它具有传统挑战者的某些形态，因为它是一个与西方普世价值观主导的国际体系相异的社会主义大国，但从它的国家哲学思想、实际利益、外交实践、战略方针和与体系内各大国、周边国家及其国际组织的关系看，它又是体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忠实的维护者。
从中国的基本情况看，首先，它幅员辽阔、腹地深厚、物产丰富、物种多样，在地缘上既有陆权优势又有海权潜力。其次，它具有人口优势，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4倍、日本的10倍。所以，从一般大国和世界级强国的天然禀赋方面评估，它是符合标准的。
从经济力量看，2006年中国的GDP达到21.087万亿元人民币（约2.70万亿美元，世界银行的统计数字是2.2343万亿美元，规模仅次于美、日、德，排名世界第四），占世界总产值5.6％。同时，它还是全球第三大贸易国，外贸进出口总额超过了1.76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三位；外汇储备超过1.3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鉴于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率，估计到2020年，美国占世界总产值的份额会有较大幅度的下降（降至10.15％），其减少的份额将主要被中国（24％）和欧盟分享。⑤ 但也有不同的预测，认为2020年时美国仍将保持超级大国地位，其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17万亿至18万亿美元，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估计为4.9万亿美元左右，欧盟的比重将下降。美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5.5万美元，为欧盟的1.5倍到2倍，分别是中国和印度的5倍和9倍。⑥ 不管怎么讲，到2050年，中国非常有可能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世界经济体，因为按实际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已经上升为世界第二大综合国力国家和第二大经济实体。
从军事力量看，中国是核俱乐部五个成员之一，具有发射和回收卫星、实现了载人宇宙飞船飞行的能力；但是，中国并没有凭借着其上升的力量而在国际上采取强权主义和霸权主义，它在外交与政治上奉行的是和平、合作与发展的战略。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已经参加了由主权国家代表的几乎所有的国际机构及其联合国下属机构。中国已经参加或事实上接受世界上各种国际和地区机制，其中包括300多个条约。就全球性国际组织来说，中国已参加了57个。所以，它已经在国际规制、国际法和世界经济要素的自然配置上完全融入了国际体系。在朝鲜、伊朗、苏丹等热点问题的解决中，中国也都是主要的参与者。联合国改革、世界气候变化的应对、多哈发展议程的推进、反恐和防止核扩散、国际金融与商品价格的稳定等一系列的问题，没有中国的积极参与，就很难取得实质性的成果。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香博就表示，中国已经不再是经典现实主义中所谓的“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而是“现状大国”（status quo power）。⑦
另外，即使中国在2020年前后会达到或接近美国现时的水平（占世界总额17％），但从人均数值看，中国的差距还是很大（现在刚达到1100美元，在世界上排109位）。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报告指出，中美现代化的差距达百年，中国将在2050年才达到美国2002年的水平；到2100年，中美之间差距才能够缩小到10年以内，中国才能名列世界10强。
在军事方面，中国与西方大国的差距也是显而易见的。有专家说，从隐形技术到战场兵力投送方案以及纯粹的军力对比方面，中国比美军落后20年。如美国差不多拥有6600枚至1万枚核武器，即使它完成了核武器削减任务，依然拥有5000枚；俄罗斯大约有6300枚，法国有500枚，英国则有380枚，中国可能只有220枚。战略轰炸机方面，中国几乎是零，而美国现役有72架。在武器装备和辅助系统的研发和拥有、三军的作战协调、海空武器系统的先进性、战略和战术武器的规模、部署的范围及精确打击能力、军事力量的远投和后勤支援能力、太空传感器与卫星通讯以及水面、水下、空中三位一体的反潜体系的协调诸方面，中国不仅与美国有巨大差距，与日本、法国、英国和俄罗斯等国均有巨大的差距。
更重要的是，目前的国际体系仍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国和大国主导的，即使发展中国家数量上占绝大多数，但在软硬实力资源和运用的控制上，西方盟国掌握了国际主导权。在双边同盟和八国集团与中国之间有一条或明或暗的战略分界线（除俄罗斯），在涉及前者的重大战略利益时（如力量对比和权力主导方面），中国显然是局外者。正因为如此，中国在台湾问题上仍然受制于美日等国的干预，无法充分使用大国的权力来实现统一的目标。由于中国坚持社会主义价值观，这是与西方在世界各地推崇的自由价值观有着本质的差异，这也一定程度决定了双方在一些外交理念、方针、行动和在构建与维护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秩序问题上有着分歧和冲突。总体而言，在现在的国际体系内，中国与绝大多数大国具有许多共性和共同利益，但它又是一个有着特殊地位和利益及价值观的重要大国。
三、当今国际体系中的单极特性及中国与主要大国关系的互动模式
从世界经济整体上来说，发达国家的产值占世界总产值的80％，而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是5.6％。对于美国经济而言，从1990年到2004年间，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一直保持在26％—29％左右；从绝对数值看，美国每年给全球产出带来的增长，大约是中国的两倍，约4,000亿美元（扣除通货膨胀的因素）。2006年全部发展中国家对全球GDP的贡献为1／4，而美国的贡献就超过这一数字，达到28％。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数据，2007年中国在世界经济的比例并不是预想的15.8％，而只有10.9％。而印度的比重也从6.4％降低为4.6％，而美国在世界经济的比重从19.3％上升为21.4％。在瑞士洛桑管理学院每年公布的全球竞争力看，美国基本上占据第一或第二的位置。从军事力量看，以2004年为例，美国的军事开支为4553亿美元，相当于世界主要国家军事开支的总和。目前，美国在世界各地军事基地为737个，所占面积220多万公顷，到2011年时，军事基地数将会削减至550个。其海外驻军52％在欧洲，41％在亚洲。在海陆空军事打击力量方面，它占据着绝对优势地位。同时，它还拥有全球最强大的太空军事力量，正在绕地球飞行的811颗各类卫星中，美国拥有413颗。
冷战结束后，美国凭借超级大国的地位占据着全球等级体系的顶端，并且通过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和当前仍在进行的反恐战争塑造和巩固了它的霸权地位。按照美国国防转型的思路，美国要在冷战后威胁呈现多元化和非传统化的格局中，保持它在世界上至高无上的霸权地位，美国就要采用一种以能力发展为基础的战略，就要强化多种类和能及时应变各种挑战的军事力量。这包括利用信息技术进行有效信息作战、提高远距离投送军事力量、加强海陆空诸军种协调作战、挫败核生化进攻的威胁和恐怖主义袭击与破坏、在太空占据绝对优势等。⑧
由于美国是现存国际体系的最大受益者，当下美国享有体系内最大的自由行动空间，可以依据国际法使之权力合法化，也可以为提高行动效率而采取单边主义。目前，所有西方国家、工业化国家和亲西方国家均没有视美国为其安全的威胁，最多是认为其所作所为不完全符合当代国际社会的主流文明理念。
除全力维持其军事强权外，美国还通过在国际社会中确立起由它所主导制定的一系列国际机制来谋求和巩固其霸权地位的。美国的霸权在1945—1967年间达到了巅峰，此后因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其霸权地位的基础发生了动摇。为了应对这一挑战，美国通过不断塑造有利于自己的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以弥补其实力上的缺陷，确保美国霸权。目前，美国的策略是一方面全力维护对其有利的现有国际机制，保证既得利益不受侵害；另一方面在防止大规模武器扩散、反对国际恐怖主义、打击毒品走私、维护生态建设等领域加紧制定新的国际机制。
由于美国自布什执政以来在一系列问题上采取的单边主义政策，其军事力量和战略重点均陷于伊拉克战争中，所以，它的软实力和在全球的战略影响力都有明显的下降。而越是陷入安全困境，就越有可能采取扩张战略，其在经济上就越是脆弱。⑨ 同时，随着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等国经济的复兴和高速增长，美国的相对经济地位有所下降，其财政赤字、外贸赤字及国债在继续扩大，其一些产业在全球的经济竞争力受到削弱。其结果是，它在战略和经济诸方面对中国、新兴国家和其盟国的战略与经济依赖度在不同程度地增加。如需要中日等国购买其国债来协助其弥补巨大的、并且在继续增加的国际收支与财政赤字，以保持其国内的低通胀率；在朝鲜和伊朗核问题上，它需要中国、俄罗斯、欧盟等国的帮助；在对付中国的崛起和扩大影响方面，它现在也在借助日本、澳大利亚、印度、欧盟、东盟和中亚的一些国家来平衡中国。这样，它的战略目标是矛盾的、复合的和根据形势需要随时进行战术性调整的。
伊拉克战争对美国的权力施展产生了消极影响，最终将迫使其过度扩张得到收缩。⑩ 因此，在中长期看，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仍然是关键的、决定性的，其霸权或主导性的地位仍然是不可替代和难以撼动的。但随着世界矛盾的复杂化、多元化、分散化和非传统化，美国的力量在国际经济与政治的实际进程中运用的效果将势必受到削弱，它不再是至高无上、包罗万象、令行即止和受到普遍敬畏的，它需要多边和外部力量进行支撑、物资上的输血和法理上的配合。
这给中美关系带来了两重性。一方面，美国在全球和地区的战略布局中，一些决策者仍然以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的判断来审视中美关系，视中国为其维持全球霸权的潜在最大障碍，推动实行封堵中国战略发展空间的“对冲战略”，将复杂的中美关系定位为具有潜在的战略竞争性。另一方面，中国内部因素和战后的国际大环境又使得美国没有充分的理由来形成遏制中国的共识。这方面包括中国不同于美国过去所遇到的竞争对手，它不采取与美国对抗的政策，不挑战现存国际体系，而是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同时，按照美国新自由主义学者伊肯伯里的观点来说，西方秩序中的强有力的规则和机制框架已经把中国融入了其内，而更重要的是，中国也已经发现它从中获得了广泛的经济利益。与历史上崛起的大国不同，它是在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高度发展的国际机制环境中壮大起来的，它还通过积极利用国际机制的机会来提升其全球性的权力地位。(11)
在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感召下和“9·11”事件后国际环境的推动下，中美关系发展动力已经转向各自内部需求与国际共同利益的驱动，它开辟了双方更广阔的合作领域，使得双方共同享受全球化的成果、协调治理经济不平衡发展带来的各种全球性问题和积极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
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中国在中美双边关系上的发言权增加了，同时美国的单边主义受挫使美国需要借重中国，中国加入WTO标志着美国不能将中国阻挡在国际体系之外。佐立克提出“负责任的相关利益者”表明美国已认识到中国和平发展这一客观趋势是难以遏制的。不仅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会追随美国放弃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对中国奉行遏制政策，而且美国自己也难以抵抗中国市场的吸引力，因此美国不和中国进行合作的危害性远远大于合作。“负责任的相关利益者”论的出台，表明美国从其普世价值观的基点出发，考虑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而不再是积极地采取以武力遏制中国的战略，因为通过对话引导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最符合美国的利益。
目前，中美关系正在朝全方位、战略性和机制化的方向发展，双方的关注点已不仅仅局限于台湾、人权、一般性的市场开放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与技术的扩散等传统性的问题，而是转向建立长期稳定的双边健康互动的经济与金融体制及军事互信与合作机制、转向控制地区性的核扩散与人道主义危机的升级、转向加强全球金融与能源合作、协调反恐合作、推动联合国改革等战略性的合作问题。其中，双方首脑的互访和定期在多边国际场合的会见、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美战略对话、中美最高军事领导人的互访，“中美年度军事磋商”和中美国防部的“特别政策对话”是一整套沟通交流机制的核心，它奠定了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安全等全方位的协商合作机制，有利于实现相互依存，共同发展，互利双赢和形成利益共同体。
随着一个霸权国和新兴国的紧密性的合作，中国的国际空间必然得到了扩大。当然，这种空间并不来自于美国的退缩，而是双方在增加信任的基础上，共同开拓和扩展的结果，也是中国以和平和合作方式争取来的属于自己的战略空间。
但是，即使美国期望通过对话引导中国走符合美国利益的发展道路，它也不会完全放弃以各种不同的方法来遏制中国的意图，对中国的和平崛起它会实施多方面的制约。首先，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会继续利用《对台湾关系法》，向台湾出售先进的武器装备和提高双方政治官员和军事人员的接触级别，牵制中国内地对台“一国两制”政策的实施。第二，在科技上遏制高新技术向中国转移。第三，在经济上干预中国发展。
在中欧关系方面，中国和欧洲在地理上距离遥远，没有地缘冲突，彼此也不将对方视为威胁，中欧对“世界观”、“秩序观”等国际战略问题共同点越来越多。中欧都赞成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主张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分歧、维护联合国的作用、尊重文化多样性、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
但是，由于欧洲在重大的国际问题上，特别是东亚问题上的领导和参与作用是有限的，为此，双方在全球性的战略依赖度与合作并不是很深。再鉴于中欧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存有明显的分歧，而欧洲新领导人又不是更多地从全球性的现实主义利益出发来考虑对华关系，所以，双方价值观分歧和由于中国对外经济的迅速扩展所引起的经贸问题就势必成为双方合作的主要障碍。另外，在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全球性议题上和中国的发展援助政策方面，欧盟同样强化了所谓“责任论”的提法，要求中国承担更多责任。
当然，所有这些分歧和贸易上的摩擦均无法压倒双方密切的经济与政治关系以及双方所具有的一系列的共同利益。同时，双方在解决一些重大国际问题时仍需要合作，在国际组织内也需要协调与沟通。同样，中国的和平发展既需要欧盟的市场和技术，也需要欧盟的帮助来共同维护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由于存在着这种大的共同利益，这就保证了双方在维持国际体系稳定运行方面的特殊地位和共同利益。
中日两国关系从2006年起有所改善，双方建立了“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但是，双方的关系仍然是脆弱的，作为两个在本地区的大国，其结构性矛盾是不会轻易消除的，如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等。如何看待日本侵略战争问题；台湾问题；日美联合制衡中国问题；东海划界和钓鱼岛归属问题等。通过自身雄厚经济实力的支撑，无论是在军事实力的扩展、日美同盟合作的深化、争取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职位、构建或者引导东亚经济圈、文化战略的输出等方面，日本的政治大国战略已经悄然成形。实际上，日本政治大国的战略不可避免地要求抑制中国实力的膨胀，同时借助区域外势力钳住中国，实现区域主导地位；(12) 日本既把中国的崛起视作为经济机会，但又认为也是一种迫在眉睫的威胁。为此，在东亚经济一体化上，它要与中国竞争主导权；在台湾问题上，通过提高日台军事上的接触层次，牵制中国的军事发展。日本现在对华奉行的是接触加软性遏制的政策，日本前首相安倍所推行的“自由与繁荣之弧”；“大亚洲”伙伴关系和“四国同盟”战略明显是要抗衡中国的发展，孤立中国，确立它自己在东亚地区的领导地位和综合性的影响。
但是，日本现领导人并不想与中国发生激烈的冲突，它力争要把双方的矛盾纳入到对话和磋商的机制中，希望通过谈判来缓和矛盾，控制冲突，解决一些问题，同时继续加深双方的经济关系和保持双方在地区机制中的功能性合作。所以，只要双方领导人保持克制和努力按照双方的协议办事，两国在东亚地区仍然可能和平共存，并领导地区的一体化经济合作和建立安全对话机制。
中俄的合作关系定位是：“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合作基础是“平等互信，互不干涉内政”。由于中国和俄罗斯均是受到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战略挤压的国家，不同意美国构建独霸型的国际秩序，在国际体系的处境相似。所以，双方在国际体系中有着较大的共同战略利益：希望保持世界的力量平衡，制约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和行为。为了维护两国根本利益，中俄需要在国际上相互支持和协调。双方的合作重点是政治、军事和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是上海合作组织和联合国。
但由于双方在经济上均要依赖于美国，所以，中俄在全球化时代既不想也不宜采取冷战式的与美对抗姿态。中俄合作在战略上并不是军事竞争性的，它不是要完全改变这个国际体系和与美国进行零和博弈。中俄这种关系在今后相当长时间里会成为国际体系稳定和大国力量平衡的不可或缺的因素。
四、转型国际体系中的中国与东亚关系
中国和平发展对东亚地区秩序以及整个国际体系的影响是引起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当前亚太地区安全秩序的主要特点是：首先，地区面临着多元安全挑战的同时，地区内各行为体的相互依存在不断加深，这也推动了地区内多层次、多形式的多边和双边安全合作的加强与发展；其次，维护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已成为各行为体的共识，“共同的脆弱性、共享的意识、一种我们共同的感觉、地区精英坚持的东盟自己的方法和规范构建的文化已经成为产生东盟共同体的集体共识的主要支柱”。(13) 各国正在谋求向建构地区安全共同体的方向发展，行为体的个体目标与地区的集体目标正在相互融合；第三，随着地区安全秩序的路径上呈现多元并存的发展趋势，美国占据支配地位的秩序也在进一步强化，但与此同时它在地区的软实力影响在削弱，其双边同盟结构也越来越暴露出其局限性和不完整性。第四，中国这几年在东南亚和韩国的经济、政治与文化影响却在与日俱增，东盟各国与中国的合作关系在拓展，中日韩的经济依赖度在显著地加深，中国通过积极推动“10＋1”、“10＋3”、东亚峰会、六方会谈和参与APEC的经济合作进程，提升了其和平的经济大国形象。第五，中国这几年快速的经济发展，通过其对东盟国家的基础建设援助和双方签订准FTA协定的方式让中国的大市场带动了东盟国家的经济发展，也使合作过程中原有的地缘、血缘等关系更加紧密。(14)
总之，以中国为显著的新兴大国力量迅速上升，新的地区秩序正逐步显现，新的秩序范式正在不断地与旧有的结构发生矛盾甚至碰撞。
亚洲国家非常关注中国的快速发展与和平崛起。这首先是因为亚洲国家作为与中国接壤的邻国，在历史上深受中国的影响，(15) 一旦中国的局势出现任何的政治或经济波动，就会影响到它们自身的稳定。其次，中国目前还没有实现统一，但随着中国的强大，台湾问题能否得到和平解决，中美两国能否在此问题上避免摊牌，这是广大东亚国家非常关心的。再次，中国与许多东亚国家存在领土和历史问题争议，如中日东海和钓鱼岛、南沙群岛、中韩高句丽问题。第四，历史上，中国在东亚的领导地位是自然形成的，并且得到了周边国家的默认和支持，形成了东亚独特的地区秩序，因此未来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的关系定位问题的本质就是各个国家的民众对中国崛起这一事实的接受和认可的程度。第五，中国在强大后是否会对美国在东亚的主导地位、双边同盟结构进行挑战，中美、中日在海上和主要的海上通道是否会发生激烈的力量竞争。
从历史上看，中国未占领其他国家的领土，中国再次强大起来也不会在东亚建立霸权。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区域性大国，许多国家将中国对东亚地区秩序的影响视为将来中国对国际体系产生影响的缩影，因此中国构建周边关系的理念对于建构亚洲的地区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的和平发展是依靠全球化中西方国家与东亚国家与中国的经济合作，跨国资本等经济要素在中国的自然配置，中国发展周边外交而建立起来的，中国不可能否定和抛弃上述促进中国繁荣与富强的基本要素和改革开放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而走一条西方列强走过的扩疆拓土、强权争霸和掠夺中小国家资源的道路。周边是中国外交的首要地区，睦邻、安邻和富邻是中国基本的地区政策，而大国关系则是中国保证战略机遇期和建立小康社会的关键。
中国的和平发展有利于形成一个和平的世界，也有利于形成一个更加促进世界各国发展的国际制度。中国长期持续稳定的发展有利于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发展。中国推动多极化不是19世纪欧洲均势体系的简单重复，而是现代化的多极秩序。由于中国处于欧亚大陆这一地缘战略大棋局的东端，因此中国的和平发展特别有利于亚太地区的稳定。但是，中国的和平发展也要妥善处理一些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的问题，包括中国和周边国家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诸如朝核问题、中东问题等当前国际社会的热点问题、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中国的出口和对外投资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协调问题、如何促进和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以及发挥中国的非政府组织的作用等等。
中国提出和平发展、和谐世界、和睦相处的理念意味着中国将以和平的方式改善当前的国际机制。总体而言，中国的和平发展在未来对国际体系可能产生的影响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国作为贸易大国正逐步从出口大国向进口大国转变，从最大的生产者向最大的消费者转变，从而影响世界市场的供需，并进一步影响世界经济体系。其次，尽管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投放和辐射力量的能力很有限，但是可以在维护亚洲地区稳定上发挥重要作用。最后，中国和许多国家都面临着超越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共同威胁，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等全球性问题上，中国和其他国家存在着共同利益，这是中国发挥大国作用的重要领域。
［完稿日期］2008年5月4日
注释：
① Stephend Krasner,Sovereignty—Organized Hypocris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pp.3,20-42.
② Ihid.
③ 杜平，“国际秩序进入‘后西方时代’”，《联合早报》电子版，2008年2月1日。
④ 亚历山大·科克沙罗夫，“从整个西方到整个东方”，法国《国际信史》周刊，2008年1月30日。
⑤ 参见赵鲁杰、何仁学、沈方吾，《美国全球霸权与中国命运》，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但也要看到，美经济衰退1％，中国出口就将减少10-15％，国内生产总值减少1-2％。
⑥ 来自于德意志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请参见《美国、中国和印度将成全球经济引擎》，《香港商报》，2005年8月27日。
⑦ 徐琳，“再辩中国在亚洲的战略角色”，《华盛顿观察》周刊电子版（Washington Observer weekly）第10期，2005年3月16日，www.washingtonobserver.org/ show/ temp.cfm.
⑧ 用建明主编：《美国的国防转型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8—49页，第284—285页。
⑨ ［美］杰克·斯奈德著，于铁军译：《帝国的迷思：国内政治与对外扩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28页。
⑩ 同注释⑨，第274页。
(11) John Ikenberry,“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Foreign Affairs,January/ February,2008.
(12) 许少民，“影响中日关系的本与末”，“光明网”，2007年10月1日。
(13) Amitav Acharya,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ASEAN and the Problem of Regional Order,London:Routledge,2001,Cites from Jorn Dosch,“Managing Security in ASEAN-China Relations:Liberal Peace of Hegemonic Stability”,Asian Perspective,Vol.31,No.1,2007,pp.211－212.
(14) 叶自成：《陆权发展与大国的兴衰》，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166页。
(15) 有关中华文明在东亚秩序中不同定位的争论性的观点，可参见王正毅：《世界体系与国家兴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7—128页；第145—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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