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南和浙南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南论文,模式论文,浙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导言
80年代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转型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在这些地区出现了一系列带有区域发展特点的发展模式，如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珠江模式”。一般认为，“苏南模式”是以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为主体、迅速发展为推动力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温州模式”是以个体私营企业为主体、迅速发展为推动力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珠江模式”则是以外商投资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模式。进入90年代以后，以乡镇集体企业为主的“苏南模式”遇到了挑战，与此相对应的是1997年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使得国际间对红极一时的“东亚模式”产生了疑问。于是，人们又看好新古典模式，认为以美国经济模式为实践版的新古典标准模式将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在国内，人们对以个体私营企业为主要发展模式的“温州模式”产生了浓厚兴趣，一些文章甚至称“温州模式”是“新古模式的浓缩版”（注：赵伟：《温州力量》，《经济学消息报》，1999年11月26日。）。显然，经济理论界有必要对“苏南模式”和以“温州模式”为代表的“浙南模式”进行进一步的比较研究。特别是如何透过所有制形式所表现出来的表面现象，从政府和市场、政府和民间的关系角度去认识和把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这正是以往的研究所忽略的地方；而东亚金融危机，特别是韩国经济危机的经验告诉我们，即便私有企业体制，也同样会产生“软预算约束”问题，进而对宏观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一、“浙江模式”的实质
90年代中期以来，浙江，特别是浙南在更多地利用市场因素方面似乎走在苏南的前面，于是，关于“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孰优孰劣的争论又开始浮上水面。但是，无论是“苏南模式”，还是“温州模式”其实质都是转型模式，离标准意义上的新古典模式都有距离。
从西方新古典意义上的市场体制政企关系看，即便是“温州模式”也和早期欧美式的新古典模式有相当的不同。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如果没有当地政府的多方支持（注：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提供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浙江经济发达市县的县、镇两级政府在推动农村工业化过程中普遍参与较深，与企业存在密切联系，形成了通过直接干预企业微观活动来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传统。”（1999年浙江省重点调研课题《市县分步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对策研究》，2000年6月第82页）。即使是在被认为政府干预最少的温州地区，当地政府部门对本地企业的多种形式的保护也随处可见，如正式的减免税和非正式的减免税（包括对偷漏税的默许），还有，地方政府对本地个体私营企业侵犯知识产权的默许，对低劣产品的市场保护，对非法用工的默许等等，在正常的市场经济中这些都是不允许的。），温州的个体私营企业不可能发展这么快。在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型期，在苏南，当地政府扶持乡镇企业；在温州，当地政府扶持个体私营经济，这是改革开放后地方政府有了自己可追求的利益，利用本地区可利用的资源，发展地域经济的方法。在中国，直到如今，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仍是主导力量，不同的是，在苏南和温州，政府可以借助民间的力量，因为民间拥有市场资源和经营人才，官民合作，于是就有了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而在有些地区，如中国的西部地区，民间缺乏这种资源，当地政府只好唱独角戏，依靠国有企业，在许多场合，效果就不一样。
将乡镇集体企业作为“苏南模式”的标志，将个体私营企业作为“温州模式”或“浙江模式”的标志，这样来区分两种发展模式的相异点是可以的，当然也可以用来作为进一步分析问题的起点。但是，从企业变换序列来看，中国的乡镇集体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都是居于以国有企业为一端，以新古典企业为另一端的一个变换序列中的中间项。在这个过渡序列中，越是逼近新古典企业，政府部门干预的力度或影响相对会弱化，这一点，个体私营企业和乡镇集体企业有所不同。但是，在我国目前转轨经济的环境中，以及在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秩序中，个体私营企业只要真正有一定规模，能在某一范围内产生影响，或打算发展成为有规模有影响的企业，都不能不依附于政府部门的支持，因此，也不可能不受政府的干预和影响，至于所有权在谁手中，对企业的发展并不具有决定的意义。从全序列观察，个体私营企业（能够拥有或已有一定规模）和乡镇集体企业在市场化程度和私有化程度上的区别应该只有量的区别而没有质的区别。要在乡镇集体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之间划上一条公有和私有的界限是困难的。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的目标排序中，私有化目标处于什么位置，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事实上，问题常常并不在私有化本身，而是在于：对大多数转型经济来说，公私之间的界线本身就是模糊的。在发达国家，由于法律和制度的相对完备和稳定，公私界限以及私私界限还是相对明确和稳定的。而中国，由于历史原因，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公有品和私有品的边界一直处于不断变动之中。因此，在公有品和私有品之间，一直存有很大的灰色区间，给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调整和再分配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利益的获得往往既不是基于产权，也不主要是基于要素投入，而是常常决定于利益获得者在权力格局中的地位。在这种背景下，没有整个环境的改善，没有建立一种相对规范和完善的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仅把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作为市场化的标志，或作为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取向是一个误区。
如果仅仅把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作为“浙江模式”的特点或强项是不全面的。“浙江模式”如果成立，其本质的东西是因为这种可以称之为模式的经济发展方式适应了浙江的资源结构和产业发展水平。浙江企业家资源相对较多，经营人才较多，这是浙江的资源优势。在浙江现实的经济发展水平上，发挥这些资源优势，发展个体私营企业是较好的方式；如果没有这些资源优势，可能就不是这种情况。浙江的个体私营企业发展是和浙江经济发展阶段相吻合的，浙江的工业发展基础相对薄弱，特别是浙南地区，不仅不能和上海比，也不能和苏南比。薄弱的工业基础是中小零细企业的天堂。浙江的经营人才丰富，企业家资源相对丰盈，但毕竟还是原始企业家人才，没有经过长期工业化过程的磨练，缺乏学习过程，因此，质量不能算太高，经营大企业不行，甚至中型企业也不行，经营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企业都成问题，但是经营中小劳动密集型企业，经营家庭企业，经营个体商贩，经营中小流通业却是合适的。恰恰是工业化的初始阶段，大量的农业劳动力需要转移，他们的技能也仅停留在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阶段，浙江需要能将大批多余农业劳动力转移到能够让他们发挥作用的地方去的农民企业家，浙江刚好也有这么多的企业家人才，农民是分散的，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的技能也是低水平的，农民企业家的领导才能和经营才能也是原始的，但这不是弱点，恰恰有许多产业许多产品是适合那些分散的中小企业甚至家庭工场中的非熟练工干的，只要低成本，就比大工厂有竞争力，比如生产低档服装，纽扣鞋袜，生活杂品，零散配套产品。又比如小商小贩，修修补补等等。农民企业家的天才或本能在于他们找到了这样的供给要素和市场需求的结合点。就这样，在一个工业基础相对薄弱的环境里，一大批低成本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和一大批原始的具有商业头脑或商业直觉的企业家以及一些有限的资本相结合，一大批乡镇个体私营企业就发展起来了。规模小、技术落后，暂时都不是问题，只要有市场就行。生逢其时的还在于，中国整体的消费水平尚处初级阶段，低档低价的消费品，总是能找到市场，即便在国际市场上，中国的强项也就是这些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事实就是这样，开放市场以来，国际产业分工的格局使得中国技术最好最先进的企业和产业面临的国际竞争环境最严峻，相反，技术落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零（零星）、散（分散）、低（低技术）、小（小东西，配套产品）产品成了中国的拳头产品。薄弱的工业发展基础，中小企业的王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剩余劳动力，农民企业家，这些原本应构成浙江经济弱项的东西，在互相巧妙而近乎完美的结合成一个体系后，在有利的国际国内环境的配合下，成了浙江的优势。就这样，浙江在国际、国内的经济和产业分工格局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这就是浙江经济成功的秘诀，是“浙江模式”成功的奥秘。不能认为“浙江模式”就是个体私营企业，浙江的优势在于浙江拥有较多的企业家原始资源，这些资源刚好又和浙江处于工业化初始阶段的发展状况、劳动力供给要素和资本供给要素状况相吻合，由此生成了一大批中小型的乡镇个体私营企业，带动了浙江经济的发展。
二、“苏南模式”和乡镇集体企业的“改制”
苏南的情况和浙江有所不同，比浙江特别是比浙江南部，苏南更靠近上海，是中央控制和影响力较强的地区，民间力量在追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必须更多地考虑中央政府的感觉。苏南的工业基础比浙江好，在改革开放前，苏南的农村工业化在全国已处于领先地位。就乡镇企业规模来讲，苏南乡镇企业的平均规模是浙江的3～10倍。很显然，经营这样的企业仅仅依靠原始的企业家人才是不行的。苏南的较大规模的乡镇企业的企业家的生成过程已不仅是传统文化、外来影响和天赋的函数，也是时间与实践的函数。和偏僻的浙江南部（如温州，台州地区）不同，苏南和浙北、浙东北的乡镇集体企业都是从计划体制中生长起来的，从制度方面讲，这一地区的乡镇企业是传统的市场资源和计划体制妥协的产物，具有意识形态和制度适应上的柔软性，因此，比较适合转轨经济的最初阶段，发展较早也较快。可以抽象地将苏南的乡镇企业的经营层或称主导层区分为两个集团：一个是兼业企业家集团；另一个是专业企业家集团。所谓兼业企业家，是说这些企业家在执行企业家的职能时也承担地方政府或地方自治体的职能，或者说，在执行地方政府的功能时也执行企业家功能。和当时宏观环境相吻合，最先涌现的乡镇企业家几乎都是兼业企业家。在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1978～1992年）只有兼业企业家才能承担政策风险，并有获取发展乡镇企业所必须的各项资源的优势地位。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展、宏观环境的变化以及企业经营的复杂化，从兼企企业家集团中，逐渐分解出专业企业家集团。一般说来，兼业企业家集团拥有较多的组织资源，而专业企业家集团拥有较多的市场背景、经营资源和网络（指各种可以替代或部分替代组织功能的人际关系和其他社会性网络）资源。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兼业企业家拥有较多的优势，但随着形势的变化，这种格局发生了变化。首先，随着市场功能的逐步完善和市场环境的形成、交易成本的下降，原来必须依靠组织才能取得的企业发展的资源，现在可以依靠市场或网络（如资本、劳动等），或者说依靠组织还不如依靠市场（如产品销售等）。其次，兼业企业家在许多场合，需要追求包括地方经济发展等多目标利益最大化；而专业企业家只要追求企业利益最大化即可。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环境下，专业企业家的目标导向更有利于企业发展。第三，随着学习过程的深化，使得更多的兼业企业家转变为专业企业家，也使专业企业家集团逐渐拥有了更多的自信。苏南乡镇企业“改制”，就是在这种宏观、微观背景之下兴起的。“改制”的过程其实也就是兼业企业家和专业企业家之间进行利益再分配的过程，是将乡镇企业的主导权由兼业企业家转移到专业企业家手中的过程。在那些拥有相对较多的成熟的专业企业家的地方，“改制”就相对顺利；而在那些企业规模和专业企业家人才资源不相吻合的地方，或兼业企业家相对强势，又不愿成为专业企业家的场合，或兼业企业家和专业企业家之间围绕着利益（在一些场合，是围绕债务，即负利益）的谈判处于僵持状态时，“改制”就会遇到困难。在集体经济年代，当专业企业家的才能和企业规模不匹配时，或企业发展遇到外部环境壁垒时（如政策危机，要素市场的未发育，不正当竞争等等），可以借用兼业企业家所拥有的乡镇村政府系统的组织资源来替代，但改制以后，就必须更多地依靠专业企业家资源。因此，是否拥有能够推动企业发展的专业企业家资源，兼业企业家和专业企业家之间能否成功地进行利益协调，以及宏观环境是否提供了相对完善的市场以使企业成长可以不再依赖于组织资源，等等，是苏南乡镇企业“改制”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可以认为，苏南的转制过程，是一个因人、因企业、因地区、因资源而异的发展过程。苏南不可能简单地模仿浙江。浙江的中小零细企业（包括家庭企业和家族企业等）在原始企业家的经营下可以较快的发展起来，但是，在企业上规模以后，就需要有更加专业的经营人才。因此，在浙江，主要是浙南等地，企业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企业家成长的过程，是原始的企业家成长为更为规范意义上的企业家的过程。但是，在苏南，企业家成长过程从主流讲是一个从兼业企业家向专业企业家转化的过程，是一个伴随着乡镇企业和中国的市场经济转轨进程之间的互动行为的转换和进化的过程。
三、“苏南模式”和“浙江模式”的异同比较
“苏南模式”和“浙江模式”有许多共同点，这一点已经有过论证（注：陈建军：《中国高速增长地区的经济发展——关于江浙模式的研究》，上海三联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两种模式都是内生发展模式，即推动地域经济发展的要素主要来自地域内部或国内。这些要素，不仅包括劳动和资本，而且包括最重要经济发展资源～企业家资源。“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形成的基础都是由于区域内部拥有较多的企业家资源。但是，将这些企业家资源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市场化改革的动力的过程，两地区是有所不同的。这主要表现在：①苏南地区由于拥有较好的工业基础和工业发展条件，民间的企业家资源的“出道”相对较早，在改革初期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而浙南地区的民间企业家资源的“出道”相对较迟，基本上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发展起来的。②由于“出道”的时间不同，各自面临的宏观环境也有所不同。为了和改革前和改革初的宏观环境相适应，苏南的民间企业家资源的“出道”基本上是采取制度内成长的方式，最初的乡镇企业家基本上都是兼业企业家。这是因为兼业企业家是最适应当时的宏观环境，这还因为苏南靠近中国的经济中心，受政治中心的控制相对较严，民间企业家资源如要“出道”，更需采取妥协和协调的态势。而浙南的民间企业家资源的“出道”则基本上采取了制度边缘成长的方式。这是因为浙南的民间企业家“出道”时，相对的宏观环境已经有了变化，市场经济开始发展，且浙南地区，交通不便，天高皇帝远，民间企业家的“出道”可以采取相对“放肆”的方式，采取一种制度边缘策略，“打擦边球”是浙南企业家“出道”的行为常态。总之，时间、环境的不同，导致两地的民间企业家资源“出道”路径有所不同，这里，并不存在谁对谁错的问题，都是适应环境的产物。要苏南的民间企业家采取浙南企业家的成长路径，或要浙南的企业家采取苏南企业家的成长路径，在当时的环境和条件下，可能都不会有成功的结局。③由于环境的差异，苏南的民间企业家成长为真正企业家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天赋和学习过程）是和企业成长异步的。由于发展的背景，苏南的民间企业（乡镇企业）往往一开始就具有一定的规模，因此，即便拥有原始的企业家人才，如果没有一定的学习过程，原始的企业家人才也是难以对企业进行经营管理的，这时，兼业企业家是最合适的。苏南的民间企业家的成长过程或学习过程是一个从兼业企业家向专业企业家转变的过程，这个过程和市场化的环境形成是同步的，而和企业发展的关系相对松散。而浙南的民间企业家的成长过程基本上是和企业成长过程同步的，开始是一些未经磨练的原始企业家，创办了一些原始而规模很小的企业～个体私营企业，伴随着企业家的学习过程，企业发展起来了，当然，这中间会有许多企业遭淘汰，这和在原始企业家资源中最后造就出真正的企业家会有一个淘汰过程是同步的。
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是“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相异点。在“苏南模式”中乡镇企业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人们指责的对象。1997年以后，人们开始注意到，由于经济景气状况的变化，导致乡镇企业财务状况的恶化，并使银行和农村信用社中有关乡镇企业的坏账急剧增加，而这些坏账大多和地方政府的担保有关，于是人们开始指责乡镇集体企业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更像国有企业和政府的关系。事实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国有企业在原材料的购入和产品的销售，甚至劳动用工等方面基本上实现了市场化，剩下的主要是资金来源和主要领导人事安排上仍受到政府的控制，因此，与其指责说乡镇企业像国有企业，应该说，国有企业越来越像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共同的问题是，由于它们和政府部门有特殊的关系，从而产生了“软预算约束”问题。这种“软预算约束”容易引起的企业负债，在经济景气的时候似乎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到了经济景况不好的时候，问题便被凸现出来。而浙南地区的个体私营企业，相对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这里当然有企业制度上的原因，毕竟，与乡镇集体企业相比，个体私营企业在资金筹措方面具有更强的独立性。但是，也必须看到，个体私营企业规模较小，因而具有三方面的优势：第一，资金需求量少，不用依靠正式的金融机构也能解决；第二，破产的社会成本低，不少个体家族企业就是兼业农民，破产的社会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第三，灵活性大，转产较快，应对市场和景况变化更显快捷。其实，浙南个体私营企业这种优势，早期的乡镇集体企业也是有过的。于是讨论的问题变成了“温州模式”对“苏南模式”的优势，或者说个体私营经济对集体经济的优势，究竟是表现在产权制度上，还是表现在规模上（即小企业对较大规模企业的优势）呢？或者说两者都有？对此问题的回答，我们应把目光放的更远一点。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台湾地区和韩国的表现是人们常常用来进行对比研究的典型案例，台湾地区由于是中小企业的王国，政府基本上不对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承担责任，金融系统的坏账也因此较少，因此，台湾地区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表现较好。而韩国经济是财阀大企业唱主角，财阀大企业的成长一直得到政府的扶持，包括在融资问题上的支持，由此导致了韩国大企业的所谓“软预算约束”问题。这种“软预算约束”问题使得韩国经济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蒙受重创。但是，韩国的大企业又的确是私有企业，不存在所谓产权不明晰的问题（注：韩国全罗北道知事在江苏省社科院作演讲时说：“在韩国，不仅规则比较混乱，而且有势力的人是根本不将其放在眼里的，没势力的企业受到损失后，只要向执行规则的官吏贿赂就可以免遭更大的损失。韩国的企业，不是想着怎样去合法地竞争，而是想着怎样才能接触政界，用什么手段才能做好生意。”（见《江海学刊》，2000年第1期）。）。从这个案例中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产权问题不是企业和政府关系形态的决定性因素，而政企关系、企业规模、政府的抱负，即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以及政府发展经济的目标函数是更重要的因素。事实上也是，大企业在国民经济或在区域经济中的地位，以及大企业破产所造成的社会成本，都会使政府部门对其给予特殊的关注。特别是，当政府部门决心充当经济发展的主要角色和领导角色时，政府在资金融通等多方面给予大企业以特殊待遇，以期通过加速大企业的发展来带动地域经济或国民经济发展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事实上，近年来温州地区已经出现这种现象，当地政府正在向一些规模较大的私营企业提供融资担保和其他政策优惠。事实证明，如果不是真正规范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位置，规范政企关系，整合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目标函数，那么，即便国有企业和乡镇集体企业都转制为私营企业，仍旧会出现像韩国出现过的政企结盟的情况，仍旧会有“软预算约束”问题。
结论：所谓“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浙江模式）之间的差别，或者说乡镇个体私营企业和乡镇集体企业之间的差异，这主要来自：①企业和地方政府及地方自治组织的关系的密切程度。②企业兴起的时期及其相应的宏观政策环境。③企业的规模及技术条件；企业发展的地域环境。“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两者之间的共同点或相似点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①乡镇企业兴起的基本背景条件。②对市场，特别是对商品市场的依赖程度。③企业目标。④企业基本行为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两者之间在制度上的差别意义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大。事实上，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展，“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正在走向趋同。在苏南，乡镇集体企业通过改制，乡镇企业的“剩余索取权”正在从兼业企业家手中转向专业企业家，与此相关的是，乡镇企业和地方政府部门的关系出现疏远的趋势；而在浙南，一些规模较大的乡镇私营企业则开始密切他们和政府的关系。
最后，我们将浙南的企业和苏南的企业作一下比较，结果见附表所示。
附表 苏南企业和浙南企业发展的比较浙南企业 苏南企业
企业所有制
个体私营企业为主
集体企业为主，但正
在改制过程中
企业目标利润最大化 主要是利润最大化，
也有追求社区居民福
利等多目标的倾向，
正在淡化
企业规模较小较大
企业技术水平
较低较高
企业家结构
专业企业家（尽管
专业企业家+兼业企
较原始）
业家
政企关系相对疏远，但随着
相对密切，但随着改
企业规模的扩大和
制过程进展有疏远倾
宏观政策环境的变
向
化，有紧密化顷向
资本结构主要依靠自有资本
创业时依靠自有资本
和民间私募资本，
（包括民间和集团、
但随着环境的变化， 社区资本等），发展
依靠金融系统融资
主要依靠金融系统融
的规模有逐渐增大
资
的倾向
劳动和社会保障条件
相对水平较低比个体私营企业处于
相对高水平
市场依存度
高 高
软预算约束情况 基本不存在 存在
企业所在地区发展环境
处于长江三角洲都
处于长江三角洲都市
市带的边缘区域，
带的中心区域，地域
地域经济发展相对
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
落后高
主要创业和发展时期
80年代和90年代，
最早出现于计划经济
90年代后半期进入
时代，80年代进入快
快速发展时期速发展时期，90年代
后半期进入调整时期
乡镇企业兴起的要素准
(1)农村剩余劳动
(1)农村剩余劳动力
备条件 力的大量存在的大量存在
(2)当地农村拥有
(2)当地农村拥有最
最初最低程度的原
初的基本原始积累（
始积累（主要来自
主要来自集体经济）
民间居民个体）
(3)民间具有从事非
(3)民间具有从事非
农产业的基本程度
农产业的最基本程
的技术积蓄以及吸收
度的技术积蓄（以
技术转移的客观条件
小本经商技术为主
（以劳动密集型工业
等）技术为主）
(4)最重要的是民
(4)最重要的是民间
间具有较为丰盈的企
具有较为丰盈的企业
业家资源，这主要
家资源，这主要来源
来源于历史的传统
于历史的传统和文化
和文化的背景以及
的背景以及环境的影
环境的影响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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