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初期日本治理通货膨胀的经验对我国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膨胀论文,日本论文,战后论文,初期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战后初期日本的通货膨胀、对策及其经验
（一）战后日本经济改革的特征
战后初期日本开始了经济的恢复和重建，这种经济的恢复和重建，后来发展为经济起飞。在这变化巨大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经济改革，可以这样讲，战后日本的经济发展是伴随着经济改革实现的，而经济发展又促进了经济改革，两者相辅相成。
战后日本的经济改革可以归纳为自由化、民营化和国际化，具体地讲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45-50年，在这一阶段日本取消了战时资源分配上的许多规定，为了对付通货膨胀，促进生产的恢复，保留了对商品和信用进行分配的管制，并实行贸易管制，这阶段的主要目标是摆脱战前的社会、经济结构，实现社会、经济结构的民主化、非军事化。
第二阶段是1950-80年，在这个阶段日本撤销了对贸易和对海外直接投资的管制，1952年日本加入了IMF，1955年加入了CATT。贸易和资本交易的自由化成为国际义务，由于日本的产业还很脆弱，自由化不是日本自发的要求，它是日本加入先进国家行列的一种代价。
第三阶段是1980年以后，日本逐步实现了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国铁等企业的民营化，以及资源、通信、运输产业的管理自由化。
与其他先进国家相比，日本的经济改革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这种经济改革是渐进的，有阶段性的，产生这个特点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市场成熟需要时间，在市场成熟之前，一定的政府的干预是必要的；二是改革会牵动很多集团的利益，抵抗很激烈。第二，与宏观和需求方面的政策相比，日本的经济改革重视经济安定化、微观和供给的问题。
（二）战后初期日本治理通货膨胀的过程和经验
1.战后初期日本的通货膨胀
战后初期的日本陷入了深刻的生产能力下降、物资供应不足之中。与之相比，当时日本金融资产的积累急剧膨胀，1945年8月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存款总额达1954亿日元，日本银行银行券发行总额达423亿日元，两者合计达2377亿日元，相当于1937年的8倍。
生产能力的下降，物资供应的不足与金融资产的积累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这种失衡是战后初期日本发生高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1946年批发物价指数上涨了300%。
物价的上涨首先从粮食等食品开始，为了促进粮食的生产和上市，日本政府于1945年11月20日取消了对生鲜食品的价格管制，并提高了政府收购米、麦的收购价，12月以后政府又提高了向消费者出售米、麦的出售价。同时，政府又取消了对煤炭，钢铁和非金属的价格补助，大幅度地提高了这些重要物资的公定价格。
公定价格的取消和提价，是为了改革战时人为的低价政策，发挥价格调节经济的作用而实施的，事实上，管制价格的取消某种程度上改善了生鲜食品的上市，然而食品价格的上涨，煤炭，钢铁等官价的提高逐渐地对其他商品产生影响。1946年开始，黑市价格暴涨。
此外，货币发行量的膨胀也刺激了物价的上涨，由于复员军人退伍费的增加等引起的临时军费的扩大；美军等驻军的费用支出；生活费的上涨和经济恢复等引起的存款挤兑和贷款增加使1945年8月日本银行的货币发行量比1944年同期增长了3-3.2倍。
1946年年底日本的通货膨胀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1月日本政府实行了“临时物资供需调整法”，将34种生产资料，52种消费资料归于政府统制之下，并把煤炭矿业、化肥产业、钢铁产业等基础产业定为重点产业实行倾斜生产方式。为了配合实行倾斜生产方式，政府公布了“复兴金融金库法”，对重点产业进行融资，加上政府的物价补贴引起的财政赤字的扩大，通货膨胀不但没有得到控制反而继续发展。
2.日本治理通货膨胀的对策和过程
战后初期日本的物价安定经过了以下几下阶段：
第一阶段是1945-46年2月，发表了“战后物价对策基本要纲”，主要手段是：吸收过剩的购买力；实行物价管制；解决粮食不足；扩大生产能力；实行配给制等。
第二阶段是1946年3-7月，主要手段是冻结存款和制定公定价格体系，1946年2月，日本政府发表了“经济危机紧急对策”，试图通过冻结存款，采用新日元，导入新财产税，设定公定价格体系等，来限制民间购买力。
政府以米价、工资、煤的价格为基准设定公定价格，高价买入，低价卖出，差价由政府补贴来抑制物价的上涨，然而，这种物价补贴压迫了财政预算，增加了货币发行，反过来加速了通货膨胀。
第三阶段是1946年8月—47年5月，在这个阶段，政府控制通货膨胀的主要对策由控制潜在的过剩购买力向扩大生产能力、调节供给与需求的失衡发展。
1946年8月，设立了经济安定本部和物价厅，经济安定本部的基本方针是：增强物资的供给能力；运用财政金融政策缩小过剩购买力；强化物资配给体制。
根据当时美军总司令部强有力的物资、物价管制方针，日本政府实行了“临时物资供需调整法”，将34种生产资料、52种消费资料归于政府统制之下，并把煤炭矿业、化肥产业、钢铁产业等基础产业定为重点产业，实行倾斜生产方式。
第四阶段是1947年6月—48年7月，1946年的紧急经济措施没有效果，物价在1946年秋天再次上涨，自由市场的消费资料1946年9月—1947年3月上涨80%。据此，政府不得不调整并上浮了公定物价。
第五阶段是1948年8月—49年3月，采用了第三次价格改定与工资安定化计划。1948年6月工资比上年增加了2.5倍，工资与公定价格体系的矛盾突出，1948年6月实行了第三次价格改订；提高国铁的运费和电话通讯费；提高公定价格；在制定官价时考虑汇率因素，但是政府的补助和对赤字企业的贷款不断扩大，给财政带来了很大的负担。
第六阶段是1949年4月—52年7月，实施道奇安定化政策，取消物价、物资管制。
道奇认为日本经济脆弱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过度依赖美国的援助；二是政府对民间企业的过度补助，为此，缩小政府补助，平衡财政收支，实行金融紧缩，导入市场机制是至关重要的，为此，道奇采取了以下措施：第一，取消对出口的补助，要求民间企业努力改善经营，实行单一汇率；第二取消价格补助制度，改订公定价格，加上国内生产的安定与供给的增加，物价逐渐安定，这以后，物价安定政策就完全以金融财政政策为主来实施，也没有再实行物价的管制。
3.日本治理通货膨胀的经验与启示
战后初期日本发生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是货币供给的扩大和生产水准的下降；生产水准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对外贸易的中断引起的原材料、燃料的不足；货币供给扩大的主要原因是：战争结束后退役军人的退职金，战时临时军费的大量使用引起的日本银行银行券的发行，倾斜生产方式的实行引起的财政赤字和生产恢复融资的扩大。治理通货膨胀的手段归结起来有4点：(1)存款封锁，强制存款以及禁止使用存款；(2)实行倾斜生产方式，扩大生产，增加供给；(3)物价控制和价格目标，规定主要物资的价格上涨率，实行价格补助；(4)道奇的安定化政策：1949年、1950两年度超均衡预算的实施，单一汇率的实施，生产恢复补助的废除等，急剧地减少了货币流通，实现了财政预算平衡，加上生产的恢复，最终解决了通货膨胀。
从上可知，日本在治理战后初期的通货膨胀时，主要实行的是计划与管制的政策，而且这种政策主要是通过微观政策的渠道实施的，具体地讲是通过物价管理，物价补助政策，倾斜式生产方式的实施，提高企业的生产热情，扩大供给来实现的，其中价格目标以及扩大生产增加供给的政策非常有效。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改革，在降低通货膨胀上成功了，但是造成了生产活动的停滞和失业的扩大，“手术成功了，但病人死了”，关键就是没有重视生产。
二、我国解决通货膨胀的对策——来自日本改革中的思考
值得注意的是，在高通货膨胀的同时，我国的金融领域内出现了高储蓄额、高储蓄率的现象，去年我国的储蓄额增长41.5%是1978年以来最高的一年。这种高储蓄额、高储蓄率的现象，是由于居民收入的增加实现的，据统计，扣除物价因素，1994年城镇、农村人均纯收入比上年增长7.8%和5%，国家银行全年的工资性支出比1993年上涨了40.5%，工资涨幅高于物价涨幅。泰国最大企业CP集团的谢中民总经理在回答《日本经济新闻》的采访时说：“以前中国政府以行政措施抑制物价上升，通货膨胀是有限度的，为了如实反映中国的市场价格，中国政府废除了价格统制，实行价格的自由化，并将工资提高到合理的水准，在这个过程中20%的通货膨胀应该说还是正常的，不能用日本和欧美的标准来衡量中国。”
与我国改革进行比较时，日本的改革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经济发展的初期条件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别，二是国际环境的区别。
然而战后初期日本的通货膨胀与我国的通货膨胀有许多相似之处，战后日本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是：生产能力的下降，物资供应的不足与金融资产的积累，货币发行过大。日本的通货膨胀，也是先由粮食等食品开始，以后发展到煤炭、钢铁，最后发展到其他商品，这与专家们在分析我国通货膨胀的原因与机制时相近，日本治理通货膨胀的经验，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思考。
综观日本治理通货膨胀的过程、经验和我国治理通货膨胀的理论，我认为在探讨治理我国通货膨胀的方法、手段时，首先必须正确区分引起我国通货膨胀的长期原因与中、短期原因，从长远来看，我国正处在经济发展的过渡和增长时期，正象许多学者、专家分析的那样，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要素，如投资、消费、出口都有可能反过来刺激经济，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来诱发通货膨胀，这是我国经济内在的容易过热的要素，而国营企业的效益不高又加大了这种要素的影响，然而这种增长时期出现的经济过热不是我国特有的现象，许多经济成功的发展中国家都面临过同样的问题，随着经济发展又成功地解决了这些问题。第二，在向国际市场转轨的过程中，近年，我们进行了人民币汇率调整，并实行了“双轨制”等物价改革，提高了部分商品的价格，这些都必然会影响我国整体物价的上涨，而这正象当年日本为了加入先进国家时付出的代价一样，这也是我们加入国际社会，实行市场经济所要付出的代价。物价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它可能是影响我国物价波动的中期原因。第三，去年引起我国通货膨胀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各地方政府竞相提高食品的价格，这是引起通货膨胀的短期性政策性行为，可以说在这里，人为因素的影响很严重。
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正如国内外许多专家指出的那样，一般讲治理通货膨胀的主要措施，应该主要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也是治理长期通货膨胀压力的主要手段，然而这要有一定的前提条件，即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的存在、金融市场、利息体系等间接控制手段的完备。这些在目前的我国都还不存在或不完备，这样很难期待这些措施马上起作用。1988年我们曾试图通过控制中央银行货款和利率政策来控制货币供应，但效果不好，原因就是专业银行不受这种货币政策的制约，另外，象1994年那样“其涨也讯猛，其落也快速”的通货膨胀是很难用一般的通货膨胀理论来解释的，在那里人为因素的影响很大，在改革经济、金融体系，完善市场机制的同时，作为解决中短期通货膨胀压力的过渡手段，借鉴日本的经验，制定中短期内的价格目标，既可控制类似1994年那样的通货膨胀的突然爆发，又可以解决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不灵，从而保证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在向运用完全依靠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控制经济发展的机制过渡时，我们也应持渐进的“中间安定论”而不是不合实际的“一举安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