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事件的认知与情绪整合模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认知论文,模型论文,情绪论文,群体性事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110(2012)04-0077-07
群体性事件是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较早对群体性事件进行探索的是法国社会学家勒庞，在其经典著作《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对群体心理的非理性和情绪特征进行了分析；[1]之后，美国学者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从公共选择和理性人的角度阐述了群体性事件中群体行为的特征。[2]勒庞和奥尔森的思想对群体性事件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群体性事件进行解释的理论，主要有相对剥夺理论、资源动员理论、社会认同理论、社会抗争模型等。这些理论多从单个因素或理性认知的角度来解释群体性事件，较少关注群体性事件中的情绪因素。如，社会认同理论认为群体认同是个体参与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决定因素；资源动员理论认为人们对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收益——代价权衡是群体性事件的决定因素；社会抗争模型亦是从理性认知的角度来解释群体性事件，忽视或完全排斥群体性事件中的情绪因素。这种过于决断的理性视角似乎是“将婴儿和洗澡水一起泼出去的做法”。[3]近年来研究者开始关注群体性事件中情绪的作用，特别是群际情绪领域的研究。群际情绪是指当个体认同某一社会群体，群体成为自我心理的一部分时，个体对内群体和外群体的情绪体验。[4]群际情绪受群体认同高低的影响，群体认同程度较高的群体成员比群体认同程度较低的群体成员有更强的群际情绪。群际情绪对群际态度和群际行为有重要影响，群际愤怒能够激发群体成员对外群体的攻击和反社会行为，体现为对外群体的直接行为冲突或群体性事件。[4]群际情绪对于揭示群体性事件和群际冲突有重要的价值。群体性事件是复杂的群体行为，在群体性事件中伴随着认知评价和情绪体验，认知因素和情绪因素是影响群体性事件发生的主要心理因素，目前关于认知因素对群体性事件影响的研究比较丰富和深入，对情绪因素的影响研究则相对较弱。
群体性事件根源于社会不公正，群体性事件是遭受不公正对待的弱势群体应对不公正遭遇的方式，[5]应对方式可分为情绪应对和问题应对。这一实证研究提示我们，在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过程中，认知因素和情绪因素起到了重要作用。不公正是群体性事件的起因，群体性事件是对不公正的反抗。遭受不公正后，个体试图进行抗争，在认知上产生对自身群体通过群体性事件维持公正的有效性评估，即集体效能，在认知因素的作用下，能够产生群体性事件意愿；在情绪上，不公正导致消极群际情绪的产生，愤怒情绪对群体性事件有正向的预测作用，情绪因素也能导致群体性事件意愿的产生。
综合考虑群体性事件研究中勒庞和奥尔森的理论、群际情绪理论、社会认同理论，Zomeren等学者关于群体性事件情绪应对和问题应对的理论，[5][6]本研究提出群体性事件的认知与情绪整合模型。该模型中情绪路径关注不公正产生的愤怒情绪对群体性事件的影响；认知路径关注集体效能等认知因素对群体性事件的影响。认知路径和情绪路径均可以独立地引发群体性事件，还可以通过群体认同的作用进行整合和联结。群体性事件的认知与情绪整合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群体性事件的认知与情绪整合模型
二、研究工具与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通过创设学校餐厅食品价格提高的实验情景，对相关变量进行测量，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对群体性事件的认知与情绪整合模型进行验证。采用餐厅涨价的实验情景是由于餐厅涨价是大学生面临的比较常见的情景，与其利益密切相关，能够有效地激发研究中相关的心理因素。
1.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贾留战修订的不公正问卷、愤怒情绪问卷、集体效能问卷、群体认同问卷和群体性事件意愿问卷，[7]群体性事件意愿问卷包含温和型群体性事件意愿和激烈型群体性事件意愿。由于群体性事件难以预测，也难以在实验室中进行模拟研究，研究中常用群体性事件意愿作为群体性事件的测量指标。不公正问卷包括受到不公正对待、学校餐厅做法不合理等5个项目；愤怒情绪问卷包括感觉很生气、不高兴等4个项目；集体效能问卷包括学生有强大的力量改变现状和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等6个项目；群体认同问卷包括认可自己的大学生身份等5个项目；温和型群体性事件意愿问卷包括签名请愿、张贴海报、散发传单、举行讨论会等5个项目，激烈型群体性事件意愿问卷包括集体罢餐、罢课、静坐和游行示威等4个项目。问卷均采用Likert从1(最低)到7(最高)的七级计分。对以上问卷通过问卷翻译、项目分析和信效度检验，问卷的信度和效度达到了测量学的标准，可作研究工具使用。各问卷的信效度指标如表1所示。
2.研究对象
正式研究被试为来自武汉、重庆、天津、荆州和十堰等地高校的大学生，获得有效数据269份。在被试样本中，共有男性被试37人，女性被试211人，性别信息缺失21人，大一学生91名，大二学生81名，大三学生97名。
三、研究结果
本研究中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相关矩阵如表2所示。
由于本研究所有变量均采用自陈式问卷收集数据，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因此对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按照熊红星等人建议的方法，采用控制未测单一方法潜因子法，通过对包含方法潜因子模型和未包含方法潜因子模型的比较发现，包含方法潜因子模型的拟合指数显著优于未包含方法潜因子模型的拟合指数，表示数据存在一定程度的共同方法偏差。因此选取控制方法潜因子模型中变量之间路径系数的结果。[8]
本研究分别以温和型群体性事件意愿和激烈型群体性事件意愿作为因变量对理论模型进行验证。激烈型群体性事件意愿模型的拟合指数为：
为344.638，df为216，/df为1.596，NFI为0.944，RFI为0.928，IFI为0.978，TLI为0.972，CFI为0.978，RMSEA为0.047，GFI为0.905。模型拟合比较优良，模型的路径系数如图2所示。从图2可以看出，群体性事件认知与情绪整合模型基本得到支持。不公正到激烈型群体性事件意愿的路径系数和认知路径系数均较显著，愤怒情绪和群体认同到激烈型群体性事件意愿的路径系数不显著，认知路径所起的作用较强。
图2 激烈型群体性事件认知与情绪整合模型的路径系数
注：***表示p＜.001，**表示p＜.01，*表示p＜.05
温和型群体性事件意愿模型的检验结果如下，拟合指数为：为457.012，df为238，/df为1.920，NFI为0.930，RFI为0.912，IFI为0.978，TLI为0.956，CFI为0.965，RMSEA为0.059，GFI为0.857。整体模型拟合比较优良，路径系数如图3所示。从图3中可以看出群体性事件认知与情绪整合模型基本得到支持。不公正到温和型群体性事件意愿的路径系数以及认知路径和情绪路径均显著，群体认同到温和型群体性事件意愿的路径不显著。
图3 温和型群体性事件认知与情绪整合模型的路径系数
注：***表示p＜.001，*表示p＜.05。
四、结论与讨论
经过问卷调查与数据分析发现，群体性事件的认知与情绪整合模型得到数据的支持。从不公正经由愤怒情绪的情绪路径和集体效能的认知路径产生群体性事件意愿，愤怒情绪与集体效能分别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群体认同将认知路径和情绪路径整合起来，成为不公正和群体性事件意愿之间的中介变量。
1.情绪因素的作用
对情绪路径而言，愤怒情绪在不公正与群体性事件意愿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经历不公正的个体产生情绪上的愤怒体验，不公正程度越严重，产生的愤怒情绪越强烈。不公正经历的个体为自身的不公正遭遇抱不平，产生改善自身处境的意愿；而愤怒情绪导致的紧张和压力也需要缓解和疏导，因而产生了群体性事件意愿。情绪认知评价理论认为人们在遭受利益损害时会产生愤怒情绪和反抗行为，相对剥夺理论也强调消极情绪如愤怒和怨恨对群体性事件的促进作用。愤怒情绪具有行为导向的特点，挫折攻击理论认为，当个体意识到自己实现目标的途径受到阻碍时，做出攻击反应的可能性增强。行为受挫后心理产生的不满、怨恨和抵触情绪对攻击行为有积极影响。遭遇不公正对个体而言是产生一种受挫感，引发个体对挫折源的攻击行为。群体性事件作为群体间的对抗和冲突，是攻击行为的集中体现。
2.认知因素的作用
对认知路径而言，集体效能在不公正与群体性事件意愿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遭遇不公正对待后，人们采取各种方式进行抗争，对于群体性事件的方式，在进行收益代价权衡的情况下，如果人们认为通过群体性事件的方式能够取得成功，弥补自身投入的话，集体效能较高，易于参与群体性事件。人们参与群体性事件经过了对群体活动能否取得成功的评估，集体效能较强时，认为通过群体性事件能够改善自身的不利处境，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意愿较强。遭受不公正对待的成员越多，进行反抗的群体成员就越多，群体成员感受到群体的强大力量，并相信通过群体的共同努力能够改变群体所处的不利地位。
3.认知因素与情绪因素的整合
群体认同在整体模型中起到了联结的整合作用。Zomeren等人的整合社会认同理论认为，群体成员对自身群体的认同通过愤怒情绪与集体效能产生群体性事件意愿。[9]在群体性事件中，参与者的同质性很强，与管理部门的心理界限非常分明，特别是拥有相似遭遇的弱势群体，需要依靠群体的资源和人际关系网络，获取群体的接纳和帮助，群体认同感很强。
在群体认同对群体性事件意愿的中介作用中，愤怒情绪和集体效能起到了完全中介的作用。这可能是因为本研究的大学生群体，在面临学校餐厅涨价的问题上态度高度一致的。群体成员在面临困境时求助于自身群体，期望通过群体共同努力来解决问题，对群体的归属需要较强，群体认同较高。在此种情景和被试群体中，群体成员普遍体验到较高的群体认同，群体认同是作为常量而非变量存在的，因此对群体性事件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
在群体成员感知到自身群体遭受不公正对待后，群体认同较高的群体成员对本群体的处境和利益关切程度较高，对群体的关注和情感承诺较强，群体成员身份凸显，产生的愤怒情绪也比较强烈。群体认同较高的成员产生较强的愤怒情绪，这种强烈的情绪体验是群体成员对群体自身的遭遇进行社会解释的结果。单光鼐认为这种情绪体验并非是生理性的情绪冲动，而是来自社会文化的共同情感的建构过程，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具有相同或相似生活经历、社会地位的群体成员，把外界客观的社会关系建构为主观体验到的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并且将自身群体与外群体区别开来，文化表征成为这种群体界限的边界，如“我们老百姓”和“他们政府”的界限，产生强烈的情绪唤醒。[10]群体认同较低的成员，对自身群体的利益和处境的关注较低，对群体利益漠然处之，群体遭受不公正对待难以引发其情绪上共鸣。
群体认同对集体效能也存在积极影响，群体认同较高的群体成员，对群体的归属感和情感承诺较强，能够增强群体的凝聚力和遵守群体规范的意愿，对群体通过自身活动、调用群体资源实现目标可能性的评估较高，因而集体效能得到增强。群体认同较低的成员，对群体活动的关注较低，归属感较弱，参与群体活动的意愿也较弱，对通过群体活动实现群体目标的可能性的评估较低，因而集体效能较弱，导致群体性事件意愿较低。
4.不同类型群体性事件心理机制的差异
在激烈型群体性事件意愿的理论模型中，愤怒情绪到激烈型群体性事件意愿的路径系数不显著，集体效能到激烈型群体性事件意愿的路径较为显著。这种情景可能是因为对于激烈型群体性事件而言，需要参与者付出更多的时间、精力，承受更大的风险，参与者耗费的资源高于温和型群体性事件。个体在承担较大风险时决策更为慎重，其中理性认知的因素起到了重要作用。薛婷、陈浩和乐国安的研究发现，中国式的集体行为主要取决于理性计算的过程，并且受到认同的影响。[11]这表明群体成员在决策是否参与群体性事件时，更多考虑参与事件的收益代价权衡和事件能否取得成功，此时集体效能的作用凸显出来。张书维和王二平等人的研究也发现，在利益相关度从无关到相关的情境中，集体效能所起的作用得到增强。[12]从温和型群体性事件到激烈型群体性事件，群体成员的投入和风险增大，群体成员更多地考虑自己的投入能否得到回报，理性认知因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非理性情绪因素的作用减弱。
5.群体性事件的易发性
从群体性事件的认知与情绪整合模型来看，对群体性事件意愿产生积极影响的因素较多，不公正直接和通过愤怒情绪或集体效能等多条路径产生群体性事件意愿。这就提醒我们，民众产生群体性事件意愿的门槛并不高，现实中存在多种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不稳定因素。对无直接利益相关者和直接利益相关者，都有可能产生群体性事件意愿。在遭受不公正对待后，直接利益相关者由于遭受不公正产生的愤怒情绪，直接或通过愤怒情绪产生群体性事件意愿；也能够产生对群体性事件预期效果的估计，直接或通过集体效能产生群体性事件意愿。对于无直接利益相关者而言，由于群体认同的作用，将群体成员的遭遇内化为自己的情绪体验和认知评估，也能产生群体性事件意愿。如万州事件中的农民工，在获知有农民工被打伤后，虽然不是直接利益相关者，由于群体认同的作用产生了愤怒情绪，聚集起来期望为受害者讨还公道，引发了群体性事件。群体认同使得大量的无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到群体性事件中来，是群体性事件迅速扩大的基础。
6.模型的研究展望
群体性事件认知与情绪整合模型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将群体性事件的影响因素分为认知因素和情绪因素，这两类因素通过群体认同联结起来，从行为决策的视角构建群体性事件的理论模型，是理论上的创新。Zomeren等人认为群体性事件是人们对不公正的应对方式，包括问题应对和情绪应对。[5],[6]这两种应对方式本质上为人们在面临不公正的情景给个体带来的压力时，认知因素和情绪因素在个体解决不公正的问题时所起的作用。即个体可以依靠认知因素来解决不公正的遭遇，也可以通过情绪因素来解决不公正的处境，还能够同时从认知和情绪两方面来应对不公正的情景。群体性事件的认知与情绪整合模型对Zomeren等人[5]的理论进行扩展和深化，明确提出认知因素和情绪因素及其对群体性事件的影响，并通过群体认同将认知路径和情绪路径联结起来，在理论构建上更为完整。该模型也具有开放性，因为影响群体性事件的认知因素和情绪因素包含多种内容，本研究选取较为典型的愤怒情绪和集体效能，其他的情绪因素如怨恨、恐惧和社会支持等因素也可纳入模型中。
群体性事件认知与情绪整合模型的发展主要是对模型中各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考察。Klandermans等人研究发现，群体认同与群体性事件意愿之间存在相互增强的关系，群体认同较高的群体成员易于参与群体性事件，而参与群体性事件能够增强对群体的认同，群体认同与群体性事件意愿之间是相互增强的关系。[13]本研究认为群体成员参与群体性事件，是对群体活动的认可和投入，能够得到群体成员的接纳，进而增强对群体的认同。Drury和Reicher的质性研究发现，群体性事件和集体效能之间通过授权存在循环反馈的影响作用。[14]对于模型内变量间这种相互增强的关系及处理，还有待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