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杨开道的中国农村社会建设思想
郭占锋 吴丽娟 付少平
摘要： 作为中国第一位农村社会学“博士”，杨开道在积极引介美国农村社会学思想的同时，全方位深度透视中国农村社会，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村社会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在积极推进中国农村社会学研究的同时，以实际行动参与中国农村社会建设实践，创办农村社会工作固定观察点——“清河实验站”，可谓农村社会学“学院派”里的“实践者”。在他看来，科学认识农村是中国农村社会建设的基础；农村自治问题是农村社会建设的重要议题；农村组织是改造农村的方法，而农村领袖则是农村组织的中心，农村组织与农村领袖对于农村社会建设和农村自治缺一不可。至今，杨开道有关农村社会建设的理念和主张对中国农村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杨开道；农村社会；农村社会建设；农村发展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经历着战争与革命的双重洗礼，清王朝的崩溃、军阀的混战、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作为中国人口主体的农民，数量过多，生活窘迫，饥荒、疾病和战祸频发，农民生活苦不堪言，农村社会可谓贫困潦倒。与此同时，西方各种新思潮逐渐涌入，社会学也在西学东渐中被引入中国，其中农村问题受到中国社会学家的广泛关注，他们就农村的长远发展做出积极思考，就农村建设问题提出现实性建议。20世纪初的中国农村社会学经历了从建立到成长的过程，杨开道就是中国农村社会学的开拓者之一。
一、学术贡献与思想渊源
杨开道（1899—1981），号导之，湖南新化县人，是中国著名的农村社会学家。作为中国第一位农村社会学博士，杨开道不仅著作颇丰，同时积极热衷于农村社会调查，参与乡村建设运动，其改善农民生活与农村发展的学术取向，对后来的社会学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① 马威：《杨开道学术研究综述》，《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
1923年杨开道先生在东南大学（原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洪武棉场实习时，感受到学者和农民的脱节① 邱泽奇：《杨开道先生与他的农村社会学工作》，《社会学研究》，1987（10）。 ，提出“不愿意再作和农民不相干的助教、专家、教授，而愿意作农民的朋友，作为农民和专家中间的介绍人，使专家能够服务农民，农民能够利用专家”② 杨开道：《农村自治》，上海：世界书局，1930，第1页。 。随后，杨开道写了有关农村社会学的第一篇著作《归农运动》，提倡振兴农业和农村、救济农民的“归农运动”，他认为，农村自治是农村生活改良最基本的办法。③ 阎明：《第一代中国社会学者群脸谱》，《中国社会导刊》，2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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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社会学“学院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自农村社会学传入中国以来，学科从业者主要划分为三大学术派别：“学院派”“乡村建设运动派”和“马克思主义农村社会学派”。三大派别基本上都是从20世纪20年代初在中国开始活跃发展，而杨开道就是早期农村社会学“学院派”中的代表人物。“学院派”是指在大学里从事教学科研的农村社会学家。这部分人大多在欧美留学时接受过正规的学科训练，回国后从事专业工作④ 吴怀连：《从农村社会学的发展看社会学中国化道路》，《理论月刊》，1993（5）。 ，如孙本文、陈达、潘光旦、许仕廉、言心哲、杨开道等人。李培林等人认为“中国社会学的‘学院派’的宗旨就是通过系统吸纳、接收和综合西方社会学原理，特别是美国社会学所贯彻的社会学原理，结合中国社会生活的实质结构，创建出一种中国化的社会学理论”。⑤ 李培林、渠敬东、杨雅彬：《中国社会学经典导读（上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44-45页；第719页。
杨开道积极探究了中国农村社会建设如何实践的议题，他不仅建立了“清河实验区”，还在田野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了一整套农村社会建设理论体系。杨开道认为，村民幸福之于农村社会建设正如国家经济之于垦殖问题一样，“垦殖问题是在国家经济上立脚，建设新村是在村民幸福上立脚；一大一小，一远一近”。⑨ 杨开道：《新村建设》，上海：世界书局，1929，第2页；第3页。 在杨开道等人主持出版的市镇调查报告中，进一步阐述农村社会建设的目的：“增进农人生活，是我们的目标；改良农村组织，是我们的手段。”⑩ 罗东山：《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第453页。 除此之外，杨开道还对农村社会建设的核心要素与主要途径进行了系统的探究。他指出“建设一个新村，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差不多什么问题都有，什么设施都要，正是雀子虽小，肝胆齐全，差不得一点的”。⑪ ⑪ 杨开道：《新村建设》，上海：世界书局，1929，第2页；第3页。 他认为，农村社会建设是在一定的区域和单位中进行的，随着社会与历史的变迁，这些农村地方社会与区域也在不断变动与扩大，因此需要对其进行组织，而组织则需要农村领袖的领导，这就需要对农村领袖进行培育。因此，总结来看，杨开道的农村社会建设思想体系的几大要素主要是：农村自治、农村组织、农村领袖，其中农村自治是农村社会建设最为核心的要素。
探寻杨开道农村社会建设思想的渊源，除去早年在农村实习时播下“服务农民”的种子外，不难发现在美留学经历对其农村社会研究的内容和方法有重要的影响，并为这颗种子的生长提供了养料。
杨开道对社会学的研究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也注重实地研究。他认为农村社会调查方法是农村社会学步入科学之途的重要手段，农村社会调查有两个目的：一是展开学理研究，二是提供改良根据。⑧ 杨开道：《农村调查》，上海：世界书局，1930，第4页；第18页；第19页。 在1932—1937年这一时间段，他把大量精力和时间都投入到乡村建设的实践工作之中。⑨ 刘精明：《试评述杨开道农村组织理论》，《社会学研究》，1991（4）。 在调查地点的选择上，他认为：“一个小规模的调查，一两个农村便可足用；而要是大规模的调查，则一定要选择好许多农村，才能够代表同体的性质，获得正确的事实。”⑩ 杨开道：《农村调查》，上海：世界书局，1930，第4页；第18页；第19页。 对于农民的态度，尤其是农民领袖的态度，也应当加以注意。因为无论何种调查，总要一家一户去询问，没有领袖的介绍，没有农民的合作，是不可能的。⑪ ⑪ 杨开道：《农村调查》，上海：世界书局，1930，第4页；第18页；第19页。⑫ 张学东：《“清河实验”的启示》，《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01-09。 杨开道强调理论研究和实地调查相结合，其增进农人生活的学术志向尤其体现在他与许仕廉于1930年开始的“清河实验”。该实验围绕经济、社会、卫生等项目开展实施。在经济方面，通过改进当地农业生产技术，进行资金合作等方式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和农民的收入；在社会方面，发展教育事业，提高了居民文化素养；在卫生方面，改善卫生条件，建立了预防保健制度等。⑫ ⑪ 杨开道：《农村调查》，上海：世界书局，1930，第4页；第18页；第19页。⑫ 张学东：《“清河实验”的启示》，《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01-09。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以“社会工作”名义从事本土社会工作的活动。它推进了清河农村社区发展，并且造就了一批社会工作人才，推进了乡村建设运动。基于此次实验，杨开道和许仕廉在1930年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市镇调查报告：《清河：一个社会学的分析》（Chinghe: Sociology Analysis）。① 吴怀连：《从农村社会学的发展看社会学中国化道路》，《理论月刊》，1993（5）。 除此之外，杨开道先后参与了燕京大学、中央大学等大学农政学科方面的建设。1930年他组织成立了中国社会学社，1933年参加组建了乡村建设学会，1934年在燕京大学成立了农村建设科，1936年组织成立华北农村建设协会，1936年组建了乡村建设协进会，为推进农村社会学的研究做出巨大贡献。费孝通曾说：“杨开道先生是一个想用社会学的知识去改变当时农村贫困落后的人。这是他的抱负。我就是从他那里学得了这一点。”② 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1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第287页。
杨开道认为，世界最初的文明就只是农业与农村的文明，后来因为政治武力的集中，城市文明才逐渐发达，占据了社会的重心。20世纪，大量的农村地区转变为城市，还未转变的农村受到了工业革命的影响，经济、生活方面非常衰落。因此，最初的社会研究其实就是农村社会的研究。要想改良农村社会，一定先要了解农村社会。① 杨开道：《农村社会》，上海：世界书局，1930，第1-4页；第6-10页；第65页。 而实地研究，加之专家的学识、地方领袖的知识和信仰，才能得到最正确的事实，最妥当的事实。② 杨开道：《农村社会》，上海：世界书局，1930，第1-4页；第6-10页；第65页。 农村社会作为一种最小的共同体社会，研究起来易于考查全体的动作以及改变的程序，所费的精神和金钱也在有限的范围内。他认为，村民的相同工作、相同生活，会形成一种共同意识和共同心理，使村民意见能够一致，动作能够一致，这是农村社会生活里面不可少的一个条件。③ 杨开道：《农村社会》，上海：世界书局，1930，第1-4页；第6-10页；第65页。 因此，研究农村社会建设，如何重构或维持村民之间的共同心理和共同意识，也是应加以关注的重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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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国导师对其学术理念的影响
杨开道认为，农村社会学是一种纯粹的社会科学，所研究的是农村社会的全体，农村社会的常态，农村社会的基本现象。农村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有广、狭之分。狭义的农村社会学研究农村社会的常态或基本现象；广义的农村社会学还要研究农村社会的新态，亦即农村的社会问题。⑤ 杨开道：《农村社会学》，上海：世界书局，1929，第80-94页；第5-6页。 杨开道倾向于研究农村整体⑥ 吴怀连：《农村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与学科体系》，《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5）。 ，用系统、整体的观点看待农村社会，认为中国农村是一种以农业为主要职业的“地方共同社会”，也被称为“农村地方社会”，这种“共同社会”既具有很大的地方性特征，又具有总体性问题的特质，其中人与人的关系是主体问题⑦ 李培林、渠敬东、杨雅彬：《中国社会学经典导读（上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720页。 。以共同社会为研究基本单位，杨开道开创了系统的农村社会研究方法论。在教学方面，杨开道注重对社会研究方法的培养，将社会学研究方法当作西方社会学理论“中国化”的关键，强调社会研究方法在培养社会学人才方面的重要性。社会学研究方法改良好，才能真正做到社会科学自主和社会科学独立。⑧ 杨开道：《社会学研究法》，上海：世界书局，1929，第1页。
H.B.霍索思是美国社会学心理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在讨论农村组织建设问题时，认为人们应该注重组织之间的相互联系。⑤ Hawthorn Horace Boies. The Sociology of Rural Life. New York & London: The Century Co, 1926, p. 406-408. 杨开道深受其影响，他认为中国的农村问题关键在于农村组织问题，虽然中国农村存在诸多组织，但是相互之间的协作与配合极少，导致资源浪费和组织失灵。他据此提出要建立一个统筹性强的组织，它“不是一种事业的组织（organization of interests），乃是一切事业的组织（organization of all interests）；不是一种特殊的组织，乃是一种普通的组织，高级的组织。他不同旁的社会组织平行，乃是在一切社会事业组织的上面。他不惟是一种组织，并且是一种组织的组织（organization of organizations）”。⑥ 杨开道：《农村社会学》，上海：世界书局，1929，第1页；第113页。 这种“组织的组织”也就是农村地方社会组织，它在全村组织中居于核心地位，主要负责调节各机构间的关系，集中人力、物力、财力计划全村的工作等。同时，他也坚持西方民治社会的目标，他的农村建设实践都为民治社会服务。① 李爽：《杨开道的乡约研究与乡村建设思想》，《史学集刊》，2008（4）。
K.L.巴特菲尔德是美国著名的农村社会学家，是美国生活运动的倡导者和坚持者。② 邱泽奇：《杨开道先生与他的农村社会学工作》，《社会学研究》，1987（10）。 杨开道追寻巴特菲尔德的道路，结合爱尔兰农村生活领袖蒲老格爵士（Sir Horace Plunkett）提出的“好农业，好经营，好生活”（Better Farming, Better Business, Better Living）观点，提出了以“农村生活”为中国农村改造的目标，以“农村自治”为核心思想的农村建设运动的纲领，并提出了若干项具体意见，诸如提高农民知识、改良农事、注意农村经济、便利交通、扩大农村范围、提倡农民组织、培养农村领袖、发展社会服务、生活社会化、开发正当娱乐、生活艺术化。③ 杨开道：《农村社会学》，上海：世界书局，1929，第80-94页；第5-6页。
我报出了自己的大学校名。季经理沉吟了一下，对白丽筠说，我们H公司只收211、985这类重点大学的毕业生，这一点你是知道的。
二、中国农村社会学研究的推动者
杨开道作为中国农村社会学研究的推动者，主张以系统、整体的观点研究农村社会，且以农村社会问题作为研究的核心，为中国农村社会研究和农村社会学科的建立奠定了基础。④ 马威：《杨开道学术研究综述》，《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
采用基于波场变换的瞬变电磁合成孔径成像探测技术对其进行探测，推断富水区域边界；图3为9101 工作面区域及探测方案示意，拟采用矿井瞬变电磁法对9101 工作面进行富水性探测工作，在9101运输巷布置一条测线，长度均为500 m，点距10 m，并同时采用常规瞬变电磁数据处理方法与合成孔径成像数据处理技术进行数据处理，综合分析探测结果。
（一）农村社会研究的系统整体观
杨开道学术理念的形成与其早期留学经历有莫大关系，自1924年6月从国立东南大学（原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现东南大学）毕业后，杨开道8月赴美先后在艾奥瓦农工学院（爱荷华农工学院）和密执安农工学院（密歇根农业大学）师从美国著名社会学家H.B.霍索思（H.B.Hawthorn）和K.L.巴特菲尔德（K.L.Butterfield）学习农村社会学。杨开道编写《农村社会学》教材时主要参考H.B.霍索思的《农村生活的社会学》和K.L.巴特菲尔德的《农场主与新时代》。他在《农村社会学》的自序中讲道，此书以其农村社会学讲稿选录而成，“都是两位前辈的赐予”。④ 杨开道：《农村社会学》，上海：世界书局，1929，第1页；第113页。
作为学院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杨开道倡导理论研究和实地调查相结合，主张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中国农村，使专家服务于农民，从而达到改良农村组织，增进农人生活之目的。“改善农村生活的全部”③ 李培林、渠敬东、杨雅彬：《中国社会学经典导读（上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718-719页。 ，这一学术理念贯穿于他的研究之始终。首先，杨开道对农村社会进行了全面的研究，通过分析农村的自治、组织、领袖等要素，展现农村现状，透视农村问题，形成了农村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其次，在上世纪社会稳定性较差的局势下，杨开道在展开教学工作与理论研究的同时，直接深入农村进行实验调查。这种将教学与实地调研并重，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相结合的理念，为后续中国农村社会研究范式开了先河。最后，留学经历对杨开道农村社会学思想的形成影响深远，他在充分借鉴国外农村社会学研究经验的基础上，将一些理论与概念引入中国并进行“本土化”，将其充分应用于农村社会实际的改良中，身体力行做到与农民真心交朋友，诚心为其服务。
本刊讯：2018年11月10日，（中国）消费经济学会2018年会暨第二十一次全国消费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四川成都隆重召开。为了塑造学会品牌，扩大学会影响力，激发学会活力，打造产学研一体化平台，进一步发挥学会在学科研究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经（中国）消费经济学会批准，成立（中国）消费经济学会白酒专业研究委员会。中国沈酒集团沈鸿林董事长全票当选（中国）消费经济学会白酒专业研究委员会首届会长。
（二）农村问题是农村社会研究的核心
农村社会研究以农村问题为出发点，最终的目的是解决农民问题，促进全民的幸福。“农村是农民一个自然的集合体，是农民共同生活一个最小的单位。要是解决全体农民问题，促进全体农民幸福，就得从这个小小的单位做起。无论是职业问题或是生活问题，都是农民共同的问题，都是农村社会的问题。农村问题是注意到各个人人，方方面面，使农村社会生活化，农村生活社会化。”④ 杨开道：《农村问题》，上海：世界书局，1930，第1页；第5页；第45页；第61-62页；第18页。 杨开道指出，农村就是指以农业为主要职业的地方共同社会，农村问题绝不仅仅是农业问题，农村问题是以人做主体，人和人的关系做主体；农业问题是以农业生产做主体，生产技术和经济做主体。农村问题也和农民问题存在区别，农民问题承认农民是一个阶级，承认农民阶级里面还有大农、小农、中农，或者自耕农、佃农、雇农、农奴许多阶级，而农村问题所讨论的是农村社会全体的问题，是较为整体的问题。⑤ 杨开道：《农村问题》，上海：世界书局，1930，第1页；第5页；第45页；第61-62页；第18页。
众多农村问题中，杨开道认为农村人口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农村社会基本是人组成的，人的方面发生了问题，农村社会根本上也就发生了问题。农村人口问题，可以分为四个方面去讨论：量的问题、质的问题、分配的问题、迁徙的问题。⑥ 杨开道：《农村问题》，上海：世界书局，1930，第1页；第5页；第45页；第61-62页；第18页。 农村人口的不调是农村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⑦ 杨开道：《农村问题》，上海：世界书局，1930，第1页；第5页；第45页；第61-62页；第18页。 在探讨农村问题时，应将其与城市问题相结合进行讨论。任何单纯主张城市化和维持农村文明的看法都是片面的，“都市化的主张，未免太笼统，农村文明的维持者，也未免太落伍了。只有截长补短，推陈出新，才能够把我们的农村社会，逐步改良，农村问题依次解决”。⑧ 杨开道：《农村问题》，上海：世界书局，1930，第1页；第5页；第45页；第61-62页；第18页。
三、中国农村社会建设的探索者
社会学“学院派”更注重学科的规范化和学科化⑥ 李培林、渠敬东：《孙本文与“社会学学院派”》，《中国研究》，2012（15）。 。杨开道长期致力于农村社会学的研究和教学，其学术研究的成果主要包括：《农村社会学》（1929）、《社会研究法》（1930）、《农业教育》（1933）、《农村问题》（1930）、《中国乡约制度》（1937）、《农村社会》（1930），另外还有根据其讲义编写而成的《农村组织》（1930）、《农村自治》（1930）、《农村政策》（1930）、《农村领袖》（1930）、《新村建设》（1929）、《农村调查》（1930）等著作。杨开道对农村社会学的研究还体现在他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上，诸如《中国农村组织史略》《乡约制度的研究》《吕氏乡约的分析》《王荆公保甲新法的研究》《梁漱溟先生村治七难解》《法国的农村自治》《中国古代的农村自治》等。⑦ 李培林、渠敬东、杨雅彬：《中国社会学经典导读（上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44-45页；第719页。
（一）农村自治是中国农村社会建设的核心内容
农村组织研究不仅是杨开道农村社会建设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实行农村自治的主要方法。“在农村社会里面，只有数十百个的家庭，没有统一全体的社会；只有闭门的家庭生活，没有合作的社会生活”⑩ 杨开道：《农村组织》，上海：世界书局，1930，第22-27页。 ，这种改革前的现状使得农村组织极为必要。如何组织？杨开道认为通过“乡约”制度可以重建乡村社会组织。“乡约制度是由士人阶级的提倡，乡村人民的合作，在道德方面、教化方面去裁制社会的行为，谋求大众的利益”。中国历史上的乡约制度是地方治理的基础，乡约是振作国民精神的一个适当的办法。① 阎明：《杨开道与清河“实验室”》，《中国社会导刊》，2008（6）。 乡约的实际工作，是保甲社仓社学，而保甲社仓社学的基本精神是乡约，一纲三目，一虚三实，相辅而行，互相为用，这就是治乡三约的乡治理论。② 杨开道：《中国乡约制度》，山东：乡村服务人员训练处，1937，第251页。 “乡约”既是一种地方自治制度，也是一种文化载体。作为地方自治制度，它调节乡里人际关系，规范乡里行为，造就乡里秩序；作为文化载体，它变革乡里风俗习惯，对村民的心理意识、思维取向和行为模式起潜移默化的作用。③ 陆自荣、禹云闪：《乡约对新农村的整合意义》，《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
杨开道认为“组织”是农村社会建设与改造的方法，对于有关农村全体村民幸福生活的事务，就应该交由全体村民去决定与处理，因此他提倡通过自下而上的农村自治实现对农村社会的改造，从而实现农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他对农村自治的含义、主体、实施等所需要的元素等进行了讨论，并指出了自治机关应办理的具体事务。他在《新村建设》中讲到，进行新村建设的根本目标，就是要建设一个民治的新社会，一个人民共有，人民共作，人民共享的农村社会。④ 杨开道：《新村建设》，上海：世界书局，1929，第6页；第4页。 组织问题是调剂各方，联络内部的一个问题，因此农村社会建设可以从自治与合作的角度着手，来实现促进人民幸福的目的。⑤ 杨开道：《新村建设》，上海：世界书局，1929，第6页；第4页。 所谓农村自治，就是一个以农业为主要职业的村子的人民，大家联络起来，处理他们大家共同的事务。自治是依人民共同意志，尽人民共有能力，在共同指挥下，共同工作，去处理共同的事务，自治总是由下而上的，因为自治必须有自己的事务，还需有意志、能力、工作、指挥几个要素。他反对自上而下的治理体制，因为“由上而下的政治，无论方法如何良善，组织如何严密，办理如何周到，总是官治，是被治，不能算是自治”。⑥ 杨开道：《农村自治》，上海：世界书局，1930，第5-7页；第113页；第69-79页；第36页。 因此农村自治的主体是全体的农民，不过农民全体不是指农村里面一切的住民，乃是指农村里面一切的公民。⑦ 杨开道：《农村自治》，上海：世界书局，1930，第5-7页；第113页；第69-79页；第36页。 杨开道认为，本村的事情，是本村人民大众的事情，他们有权利可以办理，他们也有义务必须办理，而实行农村自治最重要的元素就是方法、人才、经费三项。⑧ 杨开道：《农村自治》，上海：世界书局，1930，第5-7页；第113页；第69-79页；第36页。 杨开道还特意指出了农村妇女对于农村自治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农村自治如果没有妇女参加，可以说只能代表农村的一半，并且农村生活是以家庭生活为基本，家庭生活的改良，没有妇女的参加，是不可能的。⑨ 杨开道：《农村自治》，上海：世界书局，1930，第5-7页；第113页；第69-79页；第36页。 在当前乡村振兴背景下，妇女的力量也需要农村社会建设的主导者们加以关注，在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流的背景下，需要充分发挥留守妇女的潜力来促进农村的社会建设。
（二）农村社会组织重建是中国农村社会建设的基石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农村自治的研究成为杨开道一系列农村社会研究的主旋律。① 马威：《杨开道学术研究综述》，《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 他认为对农村社会的改造与建设是在一定的农村地方社会与区域内进行的。但随着历史与社会的发展，农村地方社会也在经常的变动与扩大，第一是人口的增加，第二是面积的扩大。② 杨开道：《农村政策》，上海：世界书局，1930，第10-11页；第18页。 随着农村单位的扩大，无疑要从扩大农村面积着手，就是要联合多数的小村而成为少数的大村，以便增加内部的力量，扩大社会的工作，至于联合的方式，则应是功用上的联合（function combination），而不是构造上的联合（structural combination），因为拆毁已有的小村，去建设联合的大村，物质方面的牺牲实在太大，不是必需的。③ 杨开道：《农村政策》，上海：世界书局，1930，第10-11页；第18页。 我国广大农村进行的撤村并居与农民集中居住很大程度上是构造上的联合。
然而兔具有夜行性和嗜眠性，白天表现十分安静，运动较少，采用相同的高气压暴露方案，减压病发病率和严重程度稍低于人类，实验研究中应考虑这一差异。另外，兔体表为毛发覆盖，难以观察减压病产生的皮肤症状，不宜用于皮肤型减压病的研究；兔对环境影响亦很敏感，具有耐寒、不耐热的特性，实验应用中应考虑季节性差异，需严格控制环境温度。
杨开道同时着重对农村组织的目标、类型、方法与计划等内容进行了研究。农村组织包括农村社会内部各种组织程序、组织构造以及农村以外的农民组织④ 杨开道：《农村组织》，上海：世界书局，1930，第16页；第90页；第16-17页；第31-41页；第20页；第49-52页；第94页。 ，其首要目标就是要改善全村人民的共同生活⑤ 杨开道：《农村组织》，上海：世界书局，1930，第16页；第90页；第16-17页；第31-41页；第20页；第49-52页；第94页。 。根据农村组织的性质，可划分为异质分子分工合作组织和同质分子共同合作组织，大部分农村组织属于第二种性质。此外从功能上又划分为普通组织与特殊组织。普通组织的功用较多，成员众多，构成较为复杂；特殊组织往往只有一种特殊的功用，一般只能做好一种特殊的事业，成员构成较为纯粹。⑥ 杨开道：《农村组织》，上海：世界书局，1930，第16页；第90页；第16-17页；第31-41页；第20页；第49-52页；第94页。 普通组织又可划分为农村家庭、农村邻落和农村社会。其中家庭组织是全村组织的基本单位，在农村的地位极其重要，具有经济、生产以及教育的功用⑦ 杨开道：《农村组织》，上海：世界书局，1930，第16页；第90页；第16-17页；第31-41页；第20页；第49-52页；第94页。 ；农村邻里随着交通逐渐发达以及自给农业的退化，地位不断降低，成为市镇或村落的附庸，失去了其组织的形式；现代农村社会是由许多的农村邻里和中心市镇或村落组合而成，构成分子复杂，功能普遍。农村特殊组织可分为阶级组织与事业组织：阶级组织是由许多相同的组成部分构成的，其目的在于谋求阶级的利益；事业组织构成部分不一定相同，其目的只是单纯为了某种事业的发展。⑧ 杨开道：《农村组织》，上海：世界书局，1930，第16页；第90页；第16-17页；第31-41页；第20页；第49-52页；第94页。 根据农村地方组织的方法，可分为间接组织、直接组织与混合组织。间接组织由村庄内部各种机关的代表组织形成，直接代表各种机关，间接代表全体村民；直接组织则由全村村民直接组织，直接对全体村民负责；混合组织其中既有人民的直接代表，也有各种机关的代表，一方面可以代表人民，一方面又可以代表机关。⑨ 杨开道：《农村组织》，上海：世界书局，1930，第16页；第90页；第16-17页；第31-41页；第20页；第49-52页；第94页。 而农村客观存在的组织包括：全村组织、事业组织、基本组织。基本组织反映的是农村内部的构造关系，而非功能关系。事业组织的目的是分工，全村组织的目的则是合作，全村组织与事业组织是相辅相成的关系。⑩ 杨开道：《农村政策》，上海：世界书局，1930，第20-21页；第23页。
至于建立农村组织的过程，杨开道认为必然要经过胚胎、筹备、成立、实施几个时期或步骤。此外，应该在有了一定的人力和财力基础之后，才能进行组织建设和改良农村生活，开展的步骤，也一定要运用知识与经验，来决定各项大政方针，并拟定各种详细的计划。⑪ ⑪ 杨开道：《农村组织》，上海：世界书局，1930，第16页；第90页；第16-17页；第31-41页；第20页；第49-52页；第94页。⑫ 杨开道：《新村建设》，上海：世界书局，1929，第1页。⑬ 杨开道：《农村政策》，上海：世界书局，1930，第20-21页；第23页。
（三）农村领袖是中国农村社会建设的重要动力
杨开道非常强调农村领袖的作用，认为一个团体一定要有领袖来维持全体的团结，引导全体的行动。⑫ ⑪ 杨开道：《农村组织》，上海：世界书局，1930，第16页；第90页；第16-17页；第31-41页；第20页；第49-52页；第94页。⑫ 杨开道：《新村建设》，上海：世界书局，1929，第1页。⑬ 杨开道：《农村政策》，上海：世界书局，1930，第20-21页；第23页。 农村组织与农村领袖对于农村社会建设和农村自治缺一不可，农村组织是改造农村的方法，而农村领袖则是农村组织的中心。⑬ ⑪ 杨开道：《农村组织》，上海：世界书局，1930，第16页；第90页；第16-17页；第31-41页；第20页；第49-52页；第94页。⑫ 杨开道：《新村建设》，上海：世界书局，1929，第1页。⑬ 杨开道：《农村政策》，上海：世界书局，1930，第20-21页；第23页。 组织好比是机器，领袖好比是动力；机器是死的，动力才是活的，活的动力推动死的机器，活的领袖推动死的组织，才有活的社会。有领袖没有组织，还可以做一点事业；有组织而没有领袖，什么事情都不能实行。① 杨开道：《农村领袖》，上海：世界书局，1930，第8页；第18-27页；第82页；第20、89页；第67-81页；第101页；第41页。 从传统中国村庄的治理历史来看，村庄的治理并非由全体村民来承担，而是由少数的“乡村头面人物”② 明恩溥：《中国乡村生活》，陈午晴、唐军译，上海：中华书局，1998，第178页。 来承担。杨开道主张，凡是有益于农民的事业，尤其是农民自身所不能承担的，政府负责办理，而在农村内部，政治的主权，则最好交给农民。③ 杨开道：《农村问题》，上海：世界书局，1930，第84页；第77-78页。 这就需要作为农村社会的大脑、重心和原动力的农村领袖的组织。
在农村社会，农村领袖多半是领导全体村民，办理村庄的各类事务的小的行政领袖。杨开道归结了农村领袖的使命：第一，要引导村民和村庄的发展；第二，就是去联络和组织村民，使农村社会成为一个整体；第三，是要促进农村文化。④ 杨开道：《农村领袖》，上海：世界书局，1930，第8页；第18-27页；第82页；第20、89页；第67-81页；第101页；第41页。 农村领袖同时要负责改良农村的责任，杨开道认为理想中的农村领袖应具备“做一个最后的负责者”的素质。⑤ 杨开道：《农村领袖》，上海：世界书局，1930，第8页；第18-27页；第82页；第20、89页；第67-81页；第101页；第41页。 自修方面，农村领袖一定要知道农业的情形、社会的组织、个人的心理，甚至于连卫生、娱乐、水利、交通等公共事业，也要略知一二，才能勉强主持全村的大计，筹划全年工作的进行。⑥ 杨开道：《农村领袖》，上海：世界书局，1930，第8页；第18-27页；第82页；第20、89页；第67-81页；第101页；第41页。 即一定要学习农学常识、农民心理、农村社会三种功课。⑦ 杨开道：《农村领袖》，上海：世界书局，1930，第8页；第18-27页；第82页；第20、89页；第67-81页；第101页；第41页。 同外村的联系上，“农村领袖则一定要十分友爱，好像这些村子都是兄弟似的”。⑧ 杨开道：《农村领袖》，上海：世界书局，1930，第8页；第18-27页；第82页；第20、89页；第67-81页；第101页；第41页。 农村需要多种领袖，如村长、教师等，村长是农村的政治领袖，而教师则是农村的知识领袖。“村长好像是人体的肌肉，代表权力；教师便像人体的大脑，代表思想”。⑨ 杨开道：《农村领袖》，上海：世界书局，1930，第8页；第18-27页；第82页；第20、89页；第67-81页；第101页；第41页。 村长做得是表面性的社会建设，教师做的是根本性的心理建设。
在农村领袖的培育方面，由于农村社会事业相对较小，报酬又太少，生活条件艰苦，工作繁杂困难，农村精英都是向城市流动，城市精英更不愿流向农村，因此农村领袖的缺少，是农村组织里的一个难题。⑩ 杨开道：《农村组织》，上海：世界书局，1930，第29-30页；第76页。 杨开道认为，可以通过加强农村教育来提升农村人口的素质来扩大农村领袖的培育基数。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教育，却只是关于“人的教育”和“士人的教育”，而没有农民的教育。⑪ ⑪ 杨开道：《农业教育》，上海：世界书局，1933，第1页。⑭ 杨开道：《新村建设》，上海：世界书局，1929，第82-93页。⑮ 杨开道：《农村政策》，上海：世界书局，1930，第1-8页。⑫ 杨开道：《农村组织》，上海：世界书局，1930，第29-30页；第76页。⑬ 杨开道：《农村问题》，上海：世界书局，1930，第84页；第77-78页。 农村教育的作用在于增加农民的知识、改造农民的心理，使其能成为一个高效率的生产者和社会进化的公民。⑫ ⑪ 杨开道：《农业教育》，上海：世界书局，1933，第1页。⑭ 杨开道：《新村建设》，上海：世界书局，1929，第82-93页。⑮ 杨开道：《农村政策》，上海：世界书局，1930，第1-8页。⑫ 杨开道：《农村组织》，上海：世界书局，1930，第29-30页；第76页。⑬ 杨开道：《农村问题》，上海：世界书局，1930，第84页；第77-78页。 而农村的教育，应该分为三步进行：第一步是基本的训练，解放农村的文盲；第二步是公民的训练，完全是一种心理建设；第三步是农业的训练，是专门的训练，主要获得农业知识和农业技能。⑬ ⑪ 杨开道：《农业教育》，上海：世界书局，1933，第1页。⑭ 杨开道：《新村建设》，上海：世界书局，1929，第82-93页。⑮ 杨开道：《农村政策》，上海：世界书局，1930，第1-8页。⑫ 杨开道：《农村组织》，上海：世界书局，1930，第29-30页；第76页。⑬ 杨开道：《农村问题》，上海：世界书局，1930，第84页；第77-78页。 通过此种循序渐进的方法，不仅能从整体上提升全体农民的素质，还能开化农民的心理，使其成为社会化的个体，使每个个体都有成为农村领袖的可能。
总之，杨开道的农村社会建设思想，核心要义之一是希望将与农民有关的农村公共事务归还给农民，通过自下而上的农村自治来实现美好生活的目的。而若要实现农村自治，则又需要农村组织、农村领袖、农村教育来组织、培育全体村民。此外，杨开道强调“社会设施”建设与农村社会政策的引领作用。一方面，他认为在进行农村社会建设或是新村建设时，要兼顾农场经济设施和政治、教育两个方面的建设，另外还有道德、宗教、体育、卫生、娱乐、美术、社交等方面的建设推进。⑭ ⑪ 杨开道：《农业教育》，上海：世界书局，1933，第1页。⑭ 杨开道：《新村建设》，上海：世界书局，1929，第82-93页。⑮ 杨开道：《农村政策》，上海：世界书局，1930，第1-8页。⑫ 杨开道：《农村组织》，上海：世界书局，1930，第29-30页；第76页。⑬ 杨开道：《农村问题》，上海：世界书局，1930，第84页；第77-78页。 另一方面，杨开道认为农村的社会政策能够为解决农村社会问题指明大概的方向，农村社会计划就是解决农村社会问题的具体步骤，农村社会政策是解决农村社会问题的风向标，也是农村社会建设的风向标。制定农村社会政策应从全局考虑，并注意农村社会政策内部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影响，同时还要注意农村社会实际。⑮ ⑪ 杨开道：《农业教育》，上海：世界书局，1933，第1页。⑭ 杨开道：《新村建设》，上海：世界书局，1929，第82-93页。⑮ 杨开道：《农村政策》，上海：世界书局，1930，第1-8页。⑫ 杨开道：《农村组织》，上海：世界书局，1930，第29-30页；第76页。⑬ 杨开道：《农村问题》，上海：世界书局，1930，第84页；第77-78页。
四、结语与讨论
社会学是从欧美引入的一种社会科学，自清末以来，长期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中国学者都面临用西方的社会学理论来解释中国现实的问题，即社会学中国化的问题。① 周晓虹：《孙本文与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学》，《社会学研究》，2012（3）。 而杨开道作为第一位中国农村社会学博士，在积极探索社会学中国化的大潮中，他也进行了构建中国农村社会学体系的积极探索，并对推动农村社会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学院派社会学家中，杨开道是第一个走向实践的学者，他认为应该做到理论与实践并重，并积极践行了这一学术理念。他的学术生涯证明了他既是农村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推动者，又是农村社会建设的积极探索者。杨开道在组织编写农村社会学教材、引进西方农村社会学思想和培养农村社会学人才的同时，积极实践，结合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全面展现了当时的中国农村社会现状与问题，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学学科和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杨开道主张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农村社会，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农村社会建设思想体系，即科学认识中国农村社会是中国农村社会建设的基础，农村自治是农村社会建设的核心内容。其中农村组织与农村领袖对于农村社会建设和农村自治缺一不可。
从社会学发展至今，社会学的中国化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日益突出。尤其在当代中国，“三农问题”依然是中国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中国农村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农村社会学学科的参与，更需要深入研究杨开道等老一代农村社会学家的农村建设思想，从而为构建本土化的农村社会建设体系奠定基础。
Yang Kaidao's Thought of China's Rural Social Construction
Guo Zhan-feng Wu Li-juan Fu Shao-ping
Abstract: As the first “doctor” of rural sociology in China, Yang Kaidao actively introduced American rural sociology and studied Chinese rural society comprehensively and deeply. He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society in China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While actively promoting the study of rural sociology in China, he took part in the practice of rural social construction in China with practical actions. For example, he established a fixed observation point for rural social work——Qinghe Experimental Station. He is a practitioner in the Academic School of Rural Sociology. In his view,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rural areas is the foundation of China's rural social construction； rural autonomy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rural social construction；rural organizations (the way to transform rural area) and rural leaders (the center of rural organization) are indispensable for rural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rural autonomy. Up to now, Yang Kaidao's ideas and propositions on rural social construction still have important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Key Words: Yang Kaidao； Rural Society； Construction of Rural Society； Rural Development
基金项目： “仲英青年学者”人才支持项目；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陕西省农民集中居住社区治理体系构建研究”（2017G002）；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部发展研究院（定向委托重点项目）“精准扶贫背景下乡村治理能力建设研究”（2017XBYD002）。
作者简介： 郭占锋，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杨凌，712100）；吴丽娟，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北京，100193）；付少平，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杨凌，712100）。
（责任编辑：黄志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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