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融资环境优化之对策——以温州为例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营论文,温州论文,为例论文,对策论文,企业融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后，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我国东部地区的民营企业进入了以提高总体质量为核心的二次创业阶段，日益注重技术进步，设备更新，扩大市场占有率，使企业上水平、上档次。仅靠留存收益已经无法满足企业扩大再生产的资本需求了。追求最大收益是资本的自然属性。近年来，温州民间资本大量涌入房地产、股票市场、外汇市场等短期获利商业活动中。据当前业界普遍认可的一种说法，仅炒房这一项就动用了高达1000亿元的民间资本。大量原本可以用于扩大再生产、产业投入和技术升级的资本被转移到了短期获利行为中。这对困扰于信息不对称、收益比等问题的债权资本融资无疑是雪上加霜，特别是对夹缝中生存的民间借贷。同时，由于受土地紧缺、区位劣势和制造业有待质的提高等问题的束缚，引进外资对温州而言比较困难。企业融资已经成为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型民营企业发展的瓶颈。
一、温州民营企业融资方式的演进及其特征
如同产品一样，企业也存在生命周期，依次为导入期、发展期、成熟期和衰退期。（衰退期的存在不仅因为财务方面的原因，更多的是企业所经营的产品处于生命周期的衰退期。）同样，温州民营企业也存在着生命周期，且各个周期的融资渠道不尽相同。
以各阶段主要融资方式为序，大体可以分为自筹资本（分为自有资本和民间借贷）→银行借贷→上市融资。
1.自筹资本，又称内部融资，是企业导入期最常见、最主要的融资方式。从1995年民营企业调研报告中可以发现，我国民营企业的开办资金最主要来自于本人原始的劳动或经营积累，这占总资金的56.3%。多年以来，温州民营企业，特别是其中的中小企业，无论创业初期，还是成长期，均高度依赖自有资本。从资本结构看，不仅是原始资本金，而且日常经营性资本金绝大多数也来源于内部集资。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民营企业长期受到金融机构的歧视而导致民营企业家养成了不靠银行发展的习惯并形成某种惯性的因素（赵伟，2002），同时，传统上中国人亦是重自身积累，不愿负债开办与经营企业。例如，在企业的导入期和发展期前期，东艺鞋业、大虎打火机厂的企业资本都是采取单体资本自我滚动独立成长的模式。与单体资本相对应的集体资本（主要是民间合伙集资）、家族资本等，其自有资本融资方式的应用就更广范了。究其原因主要是，一方面，温州的民营企业主要是家族式企业，亲朋好友参股，资金十分充足；另一方面，由于负债经营需要成本，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为规避财务风险，“稳中求进”成了绝大多数企业融资和发展的理念。目前，整体上，自有资本占民营企业资金总来源的57%（严谷军，2003）。温州民营企业的这种以自有资本为主的资本结构，能适应进一步市场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在企业资信上，能给人以健康、值得信赖的形象。然而，单靠自有资本往往很难满足一个企业发展的需要。
2.民间借贷：民间借贷是温州资本的个性，是“温州特色”，是温州众多民营企业发展和创建的功臣。其多见于企业的导入期和发展期前期。例如，天正集团的董事长高天正就是靠在1990年借款5万元开始创业的。这样的例子在温州举不胜举。民营企业在发展初期，由于其自身特点和国有银行的“歧视”，依靠的债权融资基本上是民间借贷，而且大多是亲朋好友间的借贷。温州苍南县，20世纪80年代末期民间借贷利率约为18%～25%之间，平均利率20%或略高，20世纪90年代中期利率一般在15%，而且目前降至10%-12%（陈明玉，1999）。借贷主要是个人借贷，但这几年，凡是信誉较好、家境不错的人借钱相对容易，而且其利息略低于市场平均利率，为月息0.8厘。在苍南县，20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借贷主要是个人间借贷，即使是企业借贷，也是作为私人借款借给企业所有者。然而，90年代中后期以来，更多的是民间借款发生在企业和私人之间，而且利率略低于私人间的借贷。同时，“干会”、“活会”在温州也是一主要融资渠道。
所谓“干会”，首先有一“会头”（往往是资金需求者），比如说是呈20000元的会，大都会招10个股，每两个月（或三个月）交一次“会费”，每次交2000元（或3000元）。10个会员的顺序由会头和各会员事先协商决定，并规定固定利率（大于银行利率，小于民间借贷利率），制定会单，按序号标明各月会金得主和会员需交会费。本月会金得主需在下月固定会费的基础上追加利息。每个月由会头负责收集会金并交于会金得主。但第一次的会金由会头支配，直至到期散会。即会头无偿使用20000元，直至散会。而“活会”，区别于“干会”，主要是它的利息不是事先规定好的，而是各个会员自行投标决定的，但往往也是比民间利率低。投标的标准是20000×2×0.01=400（以1厘息计）。每月各会员都会在会头家进行投标，高则中标，即为本月月金得主。其他同干会。由于活会更具灵活性，使用频率越来越高。在极讲人情的温州，如果你为人不错、勤俭持家，在亲朋中呈一个会还是较容易的，特别是用于做生意。值得一提的是，干会、活会往往是互助的性质。在苍南，早期干会、活会的成立大多是帮助后富者筹措资金，免除使用成本。对会员则起到“化零为整”的作用。这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社会资本储蓄效应。
温州民间融资在20世纪80年代的空前发展，主要是由于资本市场供给小于需求的矛盾所致。改革开放初期，富有经商意识和不安份因子的温州人在探求市场的道路上走得很早，一大批独立供销员在经济短缺时期成功地签订了各式产品合同，市场需求直线上升，且利润空间很大（100%-200%的回报率）。但由于当时的金融压抑，在急需资金的企业主或家庭作坊主向国有银行贷款无门，其他融资渠道更是堵塞的前提下，其外源融资只好走民间借贷这条路。面对比银行利率高得多的民间借贷利率，100%-200%的收益率使投资边际收益仍是合乎理性的。即在承担高利息的情况下仍有利可图。而为高利息所诱，很大一部分剩余资金所有者甘愿成为食利者。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是独立代销员，在产品制作的过程中，就得事先交纳部分货款。这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企业转嫁了部分融资问题，推动了民间资本市场的发展。所以可以说，正是由于国有金融体制的不完善、滞后性，才有了民间借贷的生存发展空间。而且，民间借贷、干会、活会都是亲朋间直接或间接的融通，几乎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由于企业的利润空间很大，即使90年代以来有降低的趋势，伴随着民间利率的下降，周转期短，仍可接受民间利率。
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温州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结构发生了变化，民间借贷出现萎缩。据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对71家民营企业资金来源分析统计，目前自有资金、金融机构贷款和民间融资这三者的比例约为6.5:3.6:1。在调查95家民营企业问及资金短缺首先想到从何处借入时，有83家选择了金融机构，约占90%（毛春华，2002）。温州全市城乡信用社1999年9月末对各私企业、乡镇企业与其他短期贷款（很大部分是个私贷款）三项合计为66.9亿元，占全部短期贷款余额的90.1%（人行温州中心支行，1999）。究其原因：第一，随着国家金融体系的深化改革，国有金融机构逐步向民营企业提供贷款（往往是抵押贷款），农村信用社、商业银行的兴起也解决了部分问题；第二，国家对非法民间借贷的压制、打击，影响了正常的民间借贷，出借方出于资金安全考虑，民间借贷变难了；第三，随着企业生命周期的沿进，民间借贷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成本高、规模小、分散，决定了其无法满足发展期、成熟期企业的需求。特别是民间借贷所提供的资金都是短期的，如温州民间金融市场三个月以下的贷款占总贷款的比例是100%（王晓毅，1999）。而这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以提高总体素质为核心二次创业阶段对资金的需求（量大，长期）是相悖的。但是对于独立供销商（温州目前仍有一大批）和处于企业导入期，自有资本不足的中小民营企业，民间借贷仍不失为一种好的融资方式。而且民间借贷手续方便，时效性强，能很好地满足临时性和季度性借款。所以，民间融资在一定时间和空间上是无法取代的。
3.银行贷款。银行贷款按有无抵押品作担保，分为抵押贷款和信用贷款。理论上，抵押贷款的成本小于信用贷款。据笔者了解，目前中小企业向银行贷款绝大多数是抵押贷款。然而信誉好的明星企业、品牌企业，比如正泰、德力西、雨田、东艺、华峰等等，因自身实力雄厚，却成了各大银行争贷的对象。比如正泰集团，银行给他们的授信额度是3亿。笔者认为，中小民营企业融资难表面上反映的是渠道狭窄，而其深层次的原因可归结为两方面的因素，即个权因素和信息不对称因素。
个权因素。由于民营企业是非国有资产，其个权与银行个权归属异体。国有银行贷款给中小民营企业时，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风险无法转嫁给中央政府——终级财产所有者。但国有银行则不同，如1998年政府发行2700亿元特种国债拨给四大国有银行补充资本金，1999年成立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分别冲销四大国有银行历年形成的不良资产等。这导致国有银行在贷款给非国企时便会持一种过分谨慎的态度，审批手续层层考核，条件苛刻，成贷率微乎其微。
信息不对称因素。国有银行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时，为防范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交易成本过高。首先，由于中小企业规模小，经营时间短，信息的透明度较差且信息不具有公开性，银行调查企业的财务和信用状况所耗成本高，而放贷后，为防范信息不对称可能造成的道德风险的监督成本存在。这两大成本的存在，使得收益比接近1，单位资金的监督成本和交易成本过高。从投入产出角度，银行不想做无用功。同时，“信贷终身责任制”的实施，使得国有银行的信贷员出现了恐贷心理，丧失开展贷款业务的动力。
所以，银行贷款对处在导入期和发展期前期的中小企业而言，难如上青天。
4.上市融资。迄今为止，在温州只有东日一家上市公司，而且这还是由一家国有企业改制过来的（严谷军，2003）。究其原因，主要是融资成本过高且门槛不低。我国《公司法》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上市，公司股东总额不少于5000万元，且必须开业3年以上，最近3年连续盈利。企业上市不仅有严格的审批程序，而且单就上市费用就高达几千万。一方面，这样的高门槛，对绝大多数科技含量较低的制造型企业，特别是对处于导入期或发展期前期的中小企业而言，企业所需资金和上市成本相比，单位资金的融资成本过高。另一方面，由于温州大多数民营企业带有或是家族企业，他们不愿上市而稀释股份，从而被迫放弃绝对控制权。所以，在民营企业占98%的温州，上市融资并不理想。当然，目前温州打算上市的民营企业大都是实力雄厚，想走高科技之路的企业，如正泰集团，华峰集团，但总体上仅占小部分。
综上所述，自有资本（主要是留存收益）不能满足企业发展中后期、成熟期的需求；民间融资由于国家金融体系深化改革和其自身的局限性，不可能提供大规模、稳定且低成本的资金，同时由于信用困扰问题，很大一部分“寻租”资金转向了房地产等行业；对绝大多数处于导入期和发展期前期的民营中小企业而言，国有银行信用贷款并非易事，而固定资产贫乏，抵押贷款也非权宜之策。近年来已有部分民营企业出现了非理性行为和模糊产权，特别是存在地方财政资金注入的明星企业（毛春华等，2003）。直接上市融资又是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可望而不可及的。从以上不难看出，民营企业融资的出路在于在保持其权益资本融资机制和产权制度的前提下，进行债务资本融资。
二、解决民营企业融资瓶颈问题的对策与建议
温州民营企业要持续健康发展一定要解决民营企业融资的瓶颈问题。融资问题涉及各个方面的深层次因素，不是朝夕就可以解决的，要根据实际情况，在改良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从根本上说，第一，政府要尊重民间自发的制度创新，制定相应的制度，鼓励并引导民营中小金融机构的建立。第二，在民营银行中引进关系人发展关系融资。第三，建立并完善社会信用机制，调动民间力量，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一）建立以民营银行（社区银行）为主的中小金融机构
世界银行(1989)的研究表明：在过去40年中，在许多国家和农村地区，政府通过引进正规金融制度向民间提供廉价信贷的努力似乎未达到预期效果。国内金融专家张杰教授的研究(2000)也表明：国有银行及由政府出面发展外生性的中小金融机构对于真正解除民营经济的金融困境无补。由此可见，在温州，对国有金融机构（主要是国有银行）进行改良恐难以奏效，而对民间金融组织加以适当的规范，引导并对现有中小金融机构进行改组，建立以民营银行为主，保险、信托和证券等为辅的中小金融机构，也许才是一条长期发展之路。不同种类的金融机构具有不同的性质、内在职能和适应性，可以各自不同的特点和功能满足地方经济发展对金融服务的需要，积极引导人们参与金融过程，最大限度地动员储蓄向投资转化（史晋川，2003）。鉴于对温州民营企业以往融资案例的实证分析，以建立民营银行或社区银行为主是由市场需求所致。
近年来，对民营资本如何进入银行市场的问题颇有争议，总的有这样两种不同看法：一种看法是，对现有银行进行改革，让民营资本入股商业银行；另一种是，新建民营银行。
笔者认为，在温州，让民营资本入股商业银行不可行，主要存在两大问题。
首先，城市商业银行与地方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使城市商业银行进行了制度改革、产权改革，也难以形成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与市场化经营机制。从而，民营资本入股只能是稍微改善了资产比例结构，并不能实质性地实现入股商业银行的目的——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到头来，只能还是流于形式。
其次，虽比四大国有银行28%的坏帐率低，城市商业银行中仍存在着不少不良资产。若事先不卸掉不良资产的包袱，民营资本一经入股，其实际资本金就大大缩水。试问，到时又有多少民营资本愿意入股？但从以往个案经验看，只有借助地方政府的力量，才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大量不良资产的处置。然而，更倾向于组建纯粹的民营银行的温州市政府会在不迫于上级压力的形势下主动处置不良资产问题吗？
可见，在温州让民营资本入股商业银行的改良道路并不好走。然而，组建纯粹的民营银行已颇具条件。
第一，分析人士表示，近几年来，温州金融业保持了快速健康发展，实现了经济金融良性互动。据统计，截至2003年11月底，温州全市人民币存款余额1383.92亿元，贷款余额900.2亿元，本外币不良资产率降到了5%以下。同时，据笔者了解，由于温州民间借贷十分活跃，多数人没有将钱存银行的习惯，主要原因是银行利率低于民间利率。可见，经过改革开放20年的资本积累，温州的民间资本非常充裕，而且健康发展。民间游资在1996年高达300亿元（李丁富，1997），据笔者了解，在当时这还是保守估计。前央行行长戴相龙表示：“温州银行业充满希望。在此实行某些金融改革最有基础和条件。”
第二，温州民营资本进入金融业的欲望非常强烈。2003年8月，在温州汇丰拍卖行，一位竞买者一口气吃走了温州商业银行股份42.7万股，可见一斑。温州总商会会长郑胜涛表示，产业资本进入金融资本市场是很正常的事，组建民营银行不仅他感兴趣，像正泰的南存辉、德力西的胡成中、奥康的王振涛等温州的优秀民营企业家，均有意投资组建民营银行。而且民营银行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民间融资。
第三，温州是全国唯一一个金融改革试验区，银行的市场运行机制和平等竞争机制完全有可能实行。与国内其它城市相比，在温州组建民营银行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一是温州中小民营企业多，这些企业受国际金融风波影响小，银行贷款风险小；二是入世后，对温州来说，外资对它的金融领域的兴趣不及其它地方，即，若组建民营银行，外资对其的竞争要少一些；三是温州产业较成熟，而且90年代初期的信用社运作多少为民营银行的组建和运作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第四，民营银行有市场、有需求，银行的主要业务是吸贷和放贷。吸贷问题，即是否会有人将钱存入银行。1993、1994年的时候，苍南灵溪一规模充其量算是中小型民营企业的编织厂，当时市场需求旺，效益非常好。它曾私下集资，每三个月付息一次，十分守信，利息略低于民间利率。我们可以看出：其一，温州民间资本非常充裕，基于银行利率低，社会信用下降，仍待“寻租”。其二，温州人不会因民营银行的私有制而歧视民营银行。相反，会因为其比较规范，诚信度较高而且利率略高于国有银行利率而欣然存款。在浙江温州，资产质量最佳的是城市信用社（工行温州分行课题组，2000）。
其次，在占温州98%的民营企业中，多数是中小制造型企业，在国有银行贷款无门的情况下，自然会指望同源同质（都是来源于民营经济的私人资本）的民营银行解决其企业发展的瓶颈问题。温州总商会会长郑胜涛说，不少中小企业碰到贷款问题就找他倾诉，虽然总商会也成立了中小企业担保公司，但其经济实力远不能满足中小企业的贷款需要。他呼吁成立民营银行。而为中小民营企业解决融资难问题又恰是民营银行的宗旨和主要任务。同时民营银行也愿意贷款给中小企业，当然，主要原因是大型、优质民营企业的融资业务被国有银行囊括了，只剩下中小型企业的业务了，对民营银行而言，这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
（二）在民营银行中发展关系融资，力保资金安全
民营银行如何解决与中小民营企业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并将成本控制在最小额度内，不仅是民营企业生存的攸关点，也是民营企业的利润所在点。如何做呢？笔者认为，在民营银行放贷中引进关系融资将是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法。
隔行如隔山，一个对某一地区的某一行业熟悉并长期在此地从事该行业相关业务的人员对该行业内产品的利润率、产品项目可行性以及该行业和相关行业的企业运作状况，效益，资信等或多或少会有所了解，即使不是很了解，通过他的社交圈也相当容易获取某一企业的具体情况。在温州，这样的人才很多，即关系人有了市场约束力。民营银行中的许多股东，自己本身也是企业家，对自己所在行业情况比较了解。在股东中选拔（占多数）或外聘（占少数）这样的“关系人”，通过“关系人”反馈的信息已能够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从而降低放贷风险。
由于民营银行或社区银行的服务对象是分散的，规范意义上的信用相对缺乏，对个体信息的收集在经济发展初期是相当有难度的；单个投资个体所需资金又是小规模的，从而要做到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则一般需要一定的地缘、人缘关系。引入关系人，可以解决人缘、地缘问题，从而使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
利用关系人进行“关系融资”是可行的。首先，温州多是加工制造型企业，其产业是链状的，一环扣一环，并非隔离的，这使得其关系网也是链状的。而且温州人素有经商意识，很多是整个家族中多数人在经商且分布在相关的领域，信息相对流通。由于温州人是对关系者诚信，而非社会诚信，其往往愿意对亲朋好友提供信息。而且在长期以来的民间借贷中有关个人、企业资信信息已经相当透明，个人间、企业间拥有对方较多的信息存量。这样一来，不仅可以使关系人有效获得贷方信息，而且可以降低关系人，特别是外聘关系人的道德风险。
其次，由于民营银行是非公有制的，作为理性经济人，各内部关系人是在“为自己打工”，更是会主动看好“自家的钱”，并“让钱生钱”。而由于信息相关性，外部关系人也会受到市场和行政的牵制，不会贸然使自己陷入由于道德风险而带来的危机。同时，由于地缘、人缘的关系，借款人也好，关系人也好，一旦发生道德问题，其机会主义的成本实在太高，故不到万不得已，他们断不会冒此风险。更重要的是，关系人并不是最终的决策者。
再次，启用“关系融资”，其交易成本可大大降低。由于收集相关信息成本的下降，使收益比上升，每单位资本成本下降，收益上升，是民营银行的利润点。放贷后，由于链状关系圈的存在，使得借款企业信息相对对称，监督成本大大降低，为民营银行创利打下基础。当然，对关系人也要设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和责任机制。在关系融资中，关系人对贷款发放前和发放后进行管理和监督，实现一盯多（一个关系人主要负责多家借贷企业）和多盯一（一家借贷企业有一个主要关系人和多个相关行业的关系人负责）相结合，防止关联贷款的发生。但缺少法律的制约和信息的规范化、透明化，凭借高额利率对出借人的诱惑，必要时断裂地缘、人缘关系，携款潜逃在民间时有发生。这也是民间金融的致命弱点。这就需要有法律、制度对其进行规范。
（三）软硬因素并举，建立、健全社会信用制度
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信用经济。但由于高额利润的诱惑，人们时常违背自己的信用，使信用问题成为困扰经济发展的绊脚石。笔者引进软硬双因素对信用问题进行诠释。
所谓软因素，就是利用人缘、地缘、血缘等因素约束人们的行为，防止信用危机的产生。而硬因素，是利用由国家、政府制订的法律、法规、制度来约束任命的行为，进一步降低信用危机发生率，并对危机发生后采取相应的措施。
信用危机发生时存在着收益(Rt)和成本(Rc)。收益，即因不信用所带来的收益；成本，即因不信用所引起的损坏名誉等机会成本。现对收益、成本、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建立函数关系，F(r)=Rt-Rc
企业是法人，作为企业的所有者和经营者都是企业的实际操作者，特别是在温州，98%都是民营企业，人们习惯上总是将企业形象视为企业所有者的形象，一旦企业不讲信用，该企业苦心经营的社会形象、社会地位也会一落千丈，直接间接地影响企业的经济利益。特别是对处于发展期的企业而言，其损失是非常大的。由于地缘、人缘因素，不讲信用者在其所属地的经济活动等将会受坏名声所累，甚至殃及下一代的名誉。而且重树声誉更是难如上青天。温州的“星期鞋”经过政府和企业14年的苦心经营才得以翻身，其间的人力、财力、物力的投入远超过星期鞋所带来的利润。所以，从理性角度考虑，成本过高，即Rc＞Rt，此时F(r)=Rt-Rc＜0，软因素可以抑制信用危机发生。
为了更好的发挥软因素的作用，即提高Rc的值，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两方面入手。其一，发挥行业商会的作用，开展个人信用管理与应用研究；对本行业的企业所有者进行信用评价，并对结果进行存档和公布，促进行业自律；各行业间进行信息共享，相互监督、促进；对从业人员进行教育和培训。其二，提高企业家的社会地位，使其机会成本加大。这样一来，
Rc′＞Rc，从而，F(r)′=Rt-Rc′＜Rt-Rc=F(r)
即进一步降低信用危机发生率。但当Rt＞Rc时，即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软因素的约束作用失效。函数恒等考虑，必须给Rc加上一个松弛变量a，使Rt＜=Rc+a，这样新的函数关系为
，此时F(r)″＜=0，信用危机消除。
而a量的产生在软因素无效的情况下，只能依赖于硬因素。此时国家应该在人们理性失去效用时，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和制度，给理性加压，强制性对不信用加以惩罚，加以约束。国家政府部门应该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强制有关行政部门和社会部门以法定途径和方式将个人征信数据公开化；制定相关的行政法规，规范信用资料的公开、合法、正当的收集与使用，在条件成熟时，作为个人信用立法的提案，促进个人信用管理相关立法的出台，实现个人信用管理有法可依；建立个人信用数据库，提供查询平台。
那么，软硬双因素在温州是否可行呢？笔者将从相关性角度进行可行性分析。
在温州，存在着各式的商会，他们在温州市场上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在一定程度上，它所起的作用是政府无法取代的。温州打火机在欧洲的反倾销案的胜诉，打火机商会在其中所起的组织领导作用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而且经过“假冒温州”的深刻教训，对诚信二字深有体会的温州民营企业家们的信用意识正逐步深化。同时，由于温州民间金融活动一直十分活跃，人们之间的资信信息已经比较透明，个人间，企业间拥有对方较多的信息存量，信息相对对称，这使得不信用的发生机率大大下降。
在温州，大多数人都是自己做老板的，他们与政府的关系密切，被视为能人，这带给他们的个人价值的满足感不言而喻。成功企业家的“明星地位”与日俱增。
由此可见，在温州，软因素的实施条件具备，而且可以进一步加强。
温州市政府对信用的建设也是十分重视的。
2001年4月17日，温州市市长钱兴中第一次提出，要大力推进质量温州向信用温州转变。
2001年3月，《温州信用工程建设管理办法》经温州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
温州市九届人大五次会议上，“信用温州”首次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
2002年4月，一个以“政府推动、企业运作”方式组建的温州企业信用中心在温州诞生。
由上述可见，依靠政府，实行硬因素的时机和条件已经具备，而且正逐步完善。
三、结论
本文通过对温州民营企业不同生命周期融资实例的分析，结合温州的实际情况，提出以建立民营银行或社区银行为主的，信托、保险、担保和证券等为辅的民营中小金融机构，解决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的瓶颈问题——融资问题。由于信用透明度低，信息相对不对称，信用风险、道德风险在民营中小金融结构中时有发生，于是笔者认为有必要引进“关系人”进行“关系融资”，确保资金安全，并对其可行性进行论证。对目前普遍存在的信用问题，笔者建议采用软硬双因素，利用地缘、人缘和血缘等软因素和法律、法规和制度等硬因素对信用危机发生所引起的收益和成本进行控制，使成本小于收益，从而达到控制信用问题的目的，为民营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壮大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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