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审计的博弈均衡和失衡——对美国萨班斯法案经济后果的一种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案论文,美国论文,后果论文,民间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39.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833(2010)06-0023-08
一、问题的提出
为应对安然、世通等一系列财务丑闻，美国于2002年通过萨班斯法案(Sarbanes-Oxley Act)。该法案是自1933年和1934年的证券法和证券交易法以来对美国证券市场监管的最为重大的变化。它代表着证券监管一个实质上的分界点，因为萨班斯法案对公司的行为做出了具体的事前规定，而不只是要求对公司行为进行披露，同时，它改变了注册会计师行业的自律模式，而采用了独立监管的模式[1]。萨班斯法案运作以来，众多文章对萨班斯法案进行了研究，其中一些论文、报告指出了萨班斯法案存在一些负面的经济后果。Engel、Hayes和Wang发现萨班斯法案颁布后很多上市公司决定私有化，而Leuz、Triantis和Wang发现萨班斯法案颁布后很多上市公司转向不在SEC监管下的粉纸市场(Pink sheet)上市交易。他们都指出萨班斯法案的执行成本是导致以上行为的重要原因[2-3]。
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于2008年发布的调查报告指出，虽然近年来的重要努力已使财务报告供应链关键领域的情况有了改善，但是监管过度以及公司过于关注合规性而忽略治理实质是存在的重要问题之一[4]。Lennox和Pittman的实证研究发现美国独立监管机构——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的检查报告缺乏信息价值，而相对应的是Hilary和Lennox发现同业互查报告虽有各种不足，但是是有信息价值的，因为PCAOB检查报告缺乏同业互查报告中有关事务所的评价性总结、内控弱点等有价值的信息[5-6]。
对于引发全球金融海啸的雷曼兄弟公司破产，2010年最新的破产报告指出会计舞弊应承担相当大的责任[7]。这似乎是对萨班斯法案执行效果的讽刺。上述文献虽然指出了萨班斯法案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一些负面经济后果，但缺乏对这些经济后果进行深入地解读。Leuz和Wysocki指出需要对会计监管经济后果进行研究[8]。因此本文希望回答：这些负面的经济后果对于会计监管意味着什么？是否是对萨班斯法案的否定？负面的经济后果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是否仅仅只是因为一些具体监管方法的问题，如PCAOB检查报告缺乏披露某些有价值的信息？本文试图从美国民间审计历史的研究中去为这些经济后果寻找适当的坐标和答案。
本文主要采用历史研究的方法，遵循“以史推论，论从史出”的方式，史料主要来源于刘峰、泽夫普雷维茨和莫里诺的论述和研究。而为了使分析逻辑更加清晰，本文先建立一个博弈模型，推导与民间审计博弈均衡相关的各个因素以及各因素与均衡的逻辑关系，从而为历史研究建立一个基本的框架，以使研究的过程尽量实现逻辑和历史的统一。在博弈模型上，本文借鉴并改进了迪克西特有关信息中介的模型，使其适用于民间审计的分析[9]。希望本文的研究能有助于对民间审计性质和会计监管经济后果的理解，能为改善会计监管提供一些有益的政策建议。
本文的余下内容将主要分为四个部分：首先是模型建立和均衡的求解，其次是对美国民间审计历史变迁的叙述，再次是以历史变迁解读萨班斯法案的经济后果，最后是总结。
二、模型的建立和均衡的求解
考虑一个存在两个参与人的动态博弈，一个是投资人，另一个是经理人，也是初始的创业者。在博弈一开始，投资人的策略是选择“投资”还是“不投资”，其后经理人的策略是选择“努力”还是“不努力”。当投资人选择“投资”，并与经理人达成协议的时候，如果经理人选择“努力”，那么投资人可取得正的收益
，而经理人按照协议可取得一笔正的收益，扣除自身努力的成本，得到的收益为
；如果经理人选“不努力”，那么投资人只能取得一笔负的收益L(L＜0)，而经理人按照协议可取得一笔正的收益W。当投资人选择“不投资”的时候，经理人和投资人的收益都为零。很显然，由于经理人不努力时并不需付出成本，因此W＞。图1用扩展式表达了该博弈。
扩展式中，经理人选择“不努力”，投资人选择“不投资”，是子博弈精炼均衡，此时投资人和经理人都一无所获，而如果选择(投资，努力)，显然双方的境遇都将改善。经理人可以做出“努力”的承诺，但如果缺乏一种治理制度安排，这种承诺是不可信的，产生代理费用。降低代理费用的一种方法是考虑无限次重复博弈，投资人可以采用睚眦必报的“冷酷战略”。此时如果贴现率足够低，那么经理人会选择“努力”战略。但是投资人又如何知道经理人是否努力？因此必须引进一个新的博弈人信息中介，也就是经理人聘请注册会计师(本文以下也用CPA表示)进行审计。
图1 投资人和经理人博弈的标准扩展式
我们考虑多期的博弈问题，必须对贴现率进行设定。贴现率可以反映市场利率，也是博弈人耐心程度的主观反映。博弈人的耐心程度与交易关系持续与否的不确定性有关。对于没有舞弊的经理人来说，交易关系持续与否的不确定性来自投资人可以用手和脚投票；对于没有共谋的CPA来说，交易关系持续与否的不确定性来自审计服务存在市场竞争和生存压力。
我们假设F代表每个阶段每个经理人所要承担的信息中介的成本，I代表每个阶段CPA提供服务所要付出的成本，那么我们寻找以下均衡的类型：(1)经理人会聘请CPA进行审计，且没有偷懒行为，此时假定CPA不会与经理人共谋；(2)CPA不会与经理人勾结对投资人进行欺骗；(3)投资人在CPA的建议下采取策略。其他均衡也可能存在，如CPA不会敲诈勒索经理人，但以上这三个是最主要的。
我们首先考虑第一个均衡的条件。当经理人不聘请CPA进行审计，那么投资人只能选择“不投资”，此时经理人和投资人都一无所获。而如果他聘请CPA进行审计，其聘请后没有偷懒行为，那么以后每一期他所得到的净收益为-F。由此，我们得到的均衡条件是：
如果能满足不等式链(6)，那么民间审计就可以实现均衡②：所有需要募资的企业都会聘请CPA审计，CPA、经理人都会诚信地履行职责，投资人会对CPA和经理人保持信任。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为美国民间审计的历史变迁建立一个基本的框架：美国民间审计历史变迁的过程可以描述成一个博弈均衡和失衡交错的过程。影响民间审计均衡的因素包括压力和诱惑、CPA专业技术能力、自律和监管等方面，这些因素过高或过低可能对均衡维持产生影响。以下对历史的解读将使整个框架变得丰满。
三、美国民间审计的变迁
(一)最初均衡的形成
从美国会计史来看，虽然早在1718年就出现了注册会计师，但是由于企业规模较小以及地域的便利性，整个民间审计的行为并不普及。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投资人对民间审计服务的需求不断上升，特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金融资本主义的崛起以及托拉斯的相继失败使人们意识到日益严重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所带来的问题，独立的民间审计成为最早被用于解决这种问题的制度，但此时并没有实现上文所提到的均衡，社会对CPA的专业技术能力以及职业道德水平的担忧妨碍了更多的企业聘请CPA审计。当时社会上对报告财务资料持反对意见的唯一原因就是没有技术上合格的独立职业团体能够实施必要的审计[10]。
会计职业组织的成立促进了行业的自律和专业技术能力的发展，使均衡的形成出现了曙光。成立于1882年4月的纽约会计协会(IANY)是最早被承认的美国职业会计组织。美国各州也纷纷成立类似的职业团体，1887年9月，一个全国性的会计职业组织美国公共会计师协会(AAPA)成立，它是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的前身。早期的会计职业组织采取了一些行业自律手段：当AAPA成立的时候，在其组织章程中允许协会如果“收到任何受委屈的人的书面报告”可以开除会员或暂令“违反有损职业声誉条例的”会员停职[10]。1917年AAPA的继任者——美国会计师协会(AIA)为会计师发表了美国第一个全面的道德准则。在同年，美国会计师协会还采取了两个措施，对提高CPA的专业技术能力产生重要影响：第一次实施了统一的注册会计师考试，并在联邦储备委员会公告上为审计程序和财务报表格式发表了一系列的技术标准。
随着当时会计职业团体逐渐发展壮大，均衡形成的条件正逐渐成熟。因此，在各州和全国性会计职业组织的努力下，到1923年，全部48个州都先后通过了关于注册会计师的立法。这些顺应时势的法律承认了注册会计师的职业地位。进入19世纪20年代，会计师事务所发展迅速，披露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的上市公司越来越多[10]。但是，注册会计师仍存在较大的生存压力，特别是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如果资本主义已经超越了物质至上，如果利润动机驱使下的经理人在保护公众利益方面能够被信赖，那么投资就不需要其他的保护[10]。对经理人的神化造成的结果是：投资者的大量增加并未转化为审计需求的增加，许多事务所和执业者面临着比较严酷的生存问题，不得不向经理人屈服以及转向咨询服务。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统一的高质量的会计和审计实务标准，审计的质量并不高，历史数据也表明这些早期的审计不一定能提升财务报告的质量[10]。因此，民间审计在1929年前无法满足均衡的全部条件。
美国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给注册会计师带来了机会，经济大危机改变了市场参与人的一些固有信念，他们不再认为经理人是可以直接信赖的，他们需要重新构建新的均衡信念。那么是政府还是民间审计应成为主要的第三方监督者？各方意见不一，有人主张政府审计，当时的证券法草案也偏向于政府起主导作用。在会计职业界的游说之下，最后通过的证券法规定上市公司所提交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必须要经独立审计[11]。民间审计之所以从众多竞争性系统中逐渐脱颖而出，会计职业界的游说固然是重要因素，但其根本原因在于均衡条件正逐步成熟，民间审计已逐渐形成各方共有信念，而证券法的通过从根本上保证了注册会计师的可靠经济来源和社会地位，解决了他们的生存难题。
美国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也推动了会计准则的制定。它使证券交易所、会计职业界、政府意识到统一会计制度的重要性。会计职业界迅速与纽约证券交易所合作，开始了制定统一会计原则的初步努力。1934年，证券交易法将制定会计准则的权力授予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又将这个权力转授予会计职业界。其后，会计职业界先后于1936年和1959年成立了会计程序委员会和会计原则委员会负责会计准则的制定。会计职业界除了制定会计准则以外，还积极制定审计准则。1939年，麦克森和罗宾斯审计丑闻使AIA发布的审计程序公告在年会上获得协会成员一致通过。这为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行为确立了规范。
会计准则和审计准则的逐渐成熟有助于提高注册会计师的专业技术能力。此时审计模式也开始从账项导向审计模式向制度导向审计模式转变，这降低了审计的成本，提高了审计的效率。相对应的，同时代的审计难度却不大，因为早期资本交易和融资交易的手段和方式都比较简单，企业的关联方交易也不凸显。
总之，那时的注册会计师专业技术能力、行业自律水平已达到一定程度，虽以现在的眼光看还很薄弱，外部监管机制也未形成，但是经理人的市场压力相对不大，经理人的主要行为是为了谋求大股东的信任，倾向于管理好企业。审计市场的竞争程度也不激烈，特别是《证券法》的出台拓展了广阔的市场，因此会计职业界具备相适应的技术能力和维持一定程度的自律就可以实现均衡。这也是整个注册会计师行业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维持黄金时期的重要原因。
(二)均衡的丧失
自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开始，形成民间审计均衡的若干条件开始消失，经理人和注册会计师的生存压力、市场诱惑开始不断增大。
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金融管制的放松，给资本市场带来了大量高杠杆化的金融创新，也给资本市场带来了流动性的泛滥。美国外部控制型的公司治理模式下，高度分散且流动性极强的股权结构容易导致股东和经理人关系的短期化和经理人的内部人控制，而不受管制的金融创新放大了美国公司治理的缺陷。发达的“用脚投票”机制和频繁的敌意收购压力带给经理人过大的盈利压力，而经理人的报酬与报告期盈利、股票期权密切相关，经理人难以抵御通过盈利操纵实现暴富的诱惑。在2000年8月，公共监管委员会审计有效性调查小组这样定义了这种有害的氛围：在过去10年间资本价值的增长给管理层实现盈利、收益以及其他目标带来了空前的压力。这些压力在资本市场本质面前更趋沉重，因为一旦公司达不到“华尔街”的预期，权益资本价值就会暴跌。这些压力会进一步扩大，因为管理层报酬经常以实现盈利或其他财务目标或股价上涨为基础。这些对管理层的压力反过来会转嫁到执行审计业务的审计师身上，并影响他们与审计客户的关系[12]。注册会计师的生存压力还来自联邦反托拉斯组织的介入。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AICPA感受到来自司法部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严酷的压力，行业职业道德守则的部分内容被认为限制了自由贸易。道德守则中关于竞争出价的禁令、禁止纯粹的直接招揽和广告推销的规定以及临时费用和佣金的禁令被相继取消。对行业职业道德守则的这些修改，尤其是竞争出价和直接招揽，深刻改变了事务所开展业务的氛围，事务所之间的竞争更多地充满了商业意味，对利润的激进追求扭曲了行业价值[12]。事务所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不愿就原则问题而失去客户。当时一位对注册会计师行业密切关注的观察家一针见血地指出，“今天的一切都围着钱转”[12]。
经理人生存压力的增大和市场诱惑的增多提高了经理人舞弊的概率。但CPA的专业技术能力却难以发现舞弊行为。这主要是因为制度导向审计模式赖以存在的基础——无利害关系假设已经发生了动摇。再加上金融市场上证券交易方式和金融工具的创新越来越复杂化，经理人舞弊的手段越来越隐蔽和狡猾，制度导向审计模式不能有效控制和处理审计风险的内在缺陷更为凸显。
回到模型中，根据(6)，CPA的压力、诱惑增大将提高收费的下限，经理人的压力、诱惑增多与CPA专业技术能力的降低将减少收费的上限。此时由于审计市场的竞争，会计师事务所往往大幅削减审计费用。20世纪80年代的一份报告说：当前事务所的收费只相当于早些年的25％到50％[12]。此时的不等式为：
结果就是经理人舞弊，CPA共谋。
而要维持均衡的一个方法是CPA为企业提供非审计类服务，包括咨询、内审、设计信息系统等。这些非审计服务可以使CPA获利，并降低了CPA的生存压力。按照经理人和CPA的说法，它还可以提高企业价值。如果CPA同时为一家公司提供的审计类服务与非审计类服务互不影响，那么我们设非审计服务的成本为c，收费为F'，为经理人提供的价值为V，且有V＞F'＞c，则若可以满足：
就可以出现经理人诚信、注册会计师审计独立的均衡。
因此，虽然多年来独立审计一直是各大事务所的首要工作，但我们看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大事务所为增加收入、维持表面的均衡承担了大量非审计业务。1999年，该行业收费中的51％来自咨询业务。安达信为安然提供咨询的所得也超过了提供审计的所得。此时，审计独立性已经被破坏。(8)式成立的条件是注册会计师同时为一家公司提供的审计类服务与非审计类服务互不影响，但实际上经理人会以是否给予非审计类服务的业务来要挟注册会计师与其共谋。此时会计师预期共谋的一期收入就不再是W-，而是W-+F'，这使会计师存在共谋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由于理论上似乎可形成均衡，CPA同时提供审计和非审计业务的现象并没有得到相应的监管，反而成为民间审计行业的一个显规则。长期以来美国实行的行业自律模式，由于市场环境的破坏，每个行业参与者都深陷其中，行业自律很容易变成了行业保护，体现出自我约束的动力不足。AICPA成立的公共监管委员会无所作为，引入的同业互查制度形同虚设，会计师事务所的内部管理也存在明显缺陷[12-13]。
因此，这需要寻求行业协会以外的组织加入到博弈之中。在安然-安达信事件之前，这种趋势已经体现。1973年不隶属于行业协会的独立民间组织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成立，成为美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会计师事务所开始面临日益增长的诉讼威胁，人们越来越多地求助于法律来表达一种对会计师的特殊的社会期望[10]。但这种趋势只局限于有限的方面和程度，行业协会仍然掌握着除会计准则制定权以外的主要权力。法律诉讼的影响因为会计界的不断游说而在90年代有所缓解，1995年美国颁布了《非公开发行证券诉讼改革法案》(Private Securities Litigation Reform Act)，这项法案使查证会计师的责任更为困难[12]。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到安然-安达信事件为止，美国注册会计师行业是日薄西山[12]。在金融管制放松、金融创新不断泛滥的背景之下，面对经理人和CPA不断增大的市场压力和诱惑，审计市场环境已极度恶化，CPA的专业技术能力、行业自律和外部监管程度已无法维系均衡。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会计丑闻层出不穷，安然-安达信事件是这个危机达到顶峰的标志。
(三)失衡状况的改善
安然-安达信事件之后，2002年萨班斯法案颁布。萨班斯法案加强了注册会计师的行业自律和外部监管，明确规定了注册会计师禁止执行的九项非审计业务以及强制轮换会计师事务所，并成立了独立监管机构PCAOB以监督公众公司的审计。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因此失去了部分审计准则制定和监管权力，这些提高了行业监管水平
。萨班斯法案加强了对经理人财务报告和披露行为的监管，如萨班斯法案的第404条款要求对内部控制实施审计，同时风险导向审计开始在审计技术中普遍采用，这些有助于舞弊行为的发现和预防，并且提高了
。萨班斯法案还加强了对经理人财务欺诈行为的严厉惩罚，如依据萨班斯法案，经理人财务欺诈行为将负刑责，这降低了W。虽然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声誉因安然-安达信事件被破坏，但萨班斯法案的第404条款扩大了注册会计师的业务范围和收入。萨班斯法案还强化了审计委员会和独立董事选择注册会计师的作用，这缓解了注册会计师的压力，减少了
。以上种种措施提高了(7)式的下限，降低了(7)式的上限，有利于(7)式向(6)式转变，有利于均衡的实现。许多证据表明均衡状况确实是在改善，例如，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于2008年发布的调查报告指出，近年来的重要努力已使财务报告供应链关键领域的情况有了很大改善[4]。
虽然失衡状况在改善，但是也产生了一些如开篇时提到的不良经济后果。一方面，监管和审计成本在提高，招致了许多批评。特别是萨班斯法案的第404条款引起的争论一直未曾中断。第404条款对于维持均衡不等式(6)来说，既有上面所提的有利一面，又有不利的一面。不利的一面表现为企业博弈收益下降以及过高的F对左边不等式的不利影响。特别是中小企业，不利的一面更为突出。一些证据表明萨班斯法案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增加了相当大的成本[2-3]。此时企业要么继续“欺骗”，要么退出博弈。这也是SEC和PCAOB2007年发布新指南降低第404条款遵循成本的原因。另一方面，萨班斯法案的监管效果也一直受人质疑。虽然PCAOB名义上是一个民间机构，但由于它的负责人是由政府任命，它多被认为是一个准政府机构，而作为准政府的监管，其独立性增强的同时，必然会在监管的专业性上有所损失，因此才有Lennox和Pittman的批评。同时萨班斯法案并没有消除会计舞弊的根源，尤其是产生经理人和CPA不当压力的根源，如国际金融体系问题、金融监管问题和美国的治理文化问题。萨班斯法案之后仍然会不可避免发生雷曼破产案中的严重会计舞弊行为。
四、从美国民间审计的历史变迁看其经济后果
根据以上对美国民间审计历史变迁的叙述，我们来回答在第一部分所提出的问题。
负面的经济后果对于会计监管意味着什么？是否是对萨班斯法案的否定？萨班斯法案的负面经济后果并不意味着萨班斯法案的失败，不意味着会计监管的失败，许多证据同样表明萨班斯法案确实推动审计均衡的实现。但是这些负面经济后果的存在却在一片要求会计监管的呼声之中提醒人们：民间审计不是一些论者所认为的是一项公共产品，须依靠政府和准政府机构才可以有效运行[14-15]；民间审计的本质仍是一种私立秩序，即不依靠法律的规定和政府的强制执行也可以存在的制度，政府和法律作用在于对其缺陷的弥补，而不应是过多替代。这些负面的经济后果产生的一个原因就是：当用公共制度替代私序的同时，也往往消除了私序的优点。强调事前的监管和监管的独立性，带来的代价是过度监管和专业性缺失[16]。这些代价因为民间审计的私序本质而凸显出来。我们看到在历史上私序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在经理人的市场压力和注册会计师的生存压力不大的情况下，依赖会计师的行业自律就可以满足技术能力、职业道德和监管的要求，保证审计市场均衡的实现，此时政府和法律作用只是将私立秩序“成文”化。而当今私序“衰退”很大的原因在于金融管制放松、金融创新不断泛滥的经济环境，在此背景下经理人和注册会计师压力和诱惑不断增大，行业环境极度恶化，私序约束不足、强制性不够的弱点被无限放大。此时如果通过政府、法律和其他准政府的机构来过多替代私序，必然会犯矫枉过正的错误。因为政府和法律的运行也存在着成本、专业性等种种问题。而通过长期市场发育形成的民间审计私序恰恰可以和公共制度优势互补，缺少了私序的有力配合，政府监管和法律的实施都难以有效发挥作用。因此，我们仍然需要在很多方面保留着私序，充分发挥注册会计师协会在行业的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上的作用，建立民间机构和政府在监管上的有效沟通机制，重视中小企业在会计监管中所面临的成本问题，并且注意不能把类似PCAOB的准政府监管进一步转化为直接的政府监管，这样可以减少监管带来的不良经济后果。
负面的经济后果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是否仅仅只是因为一些具体监管方法的问题？具体监管方法的问题只是萨班斯法案负面经济后果产生的表面原因，民间审计的私序本质则是其产生的深层原因，而经理人和CPA过度的压力和诱惑则是其产生的诱因。在历史解读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民间审计犹如一台天平秤，左边放着代表“压力和诱惑”的砝码、右边放着代表“审计技术”和“监管”的砝码。如果“压力和诱惑”的砝码过重，那么天平就会失去平衡，独立性丧失，舞弊流行。此时需要加大“审计技术”和“监管”的砝码，但过重的砝码可能超过天平自身的承受能力，因此消除不必要的压力和诱惑应是维持审计均衡首先考虑的问题。对于审计市场失衡，人们往往更重视监管和审计技术问题，而相对忽视注册会计师和经理人所面对的压力和诱惑。而实际上压力和诱惑是造成失衡的起因，应首先考虑消除不必要的压力和诱惑，这才能有助于把握监管和审计技术适合的尺度，避免由于过度的监管所带来的问题。美国《证券法》赋予注册会计师法定审计的权利，奠定了整个注册会计师行业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维持黄金时期的基础。同样，安然事件虽然使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声誉受损，但萨班斯法案的第404条款扩大了注册会计师的业务范围和收入，并强化了审计委员会和独立董事在选择注册会计师上的作用，这缓解了CPA的压力，有助于民间审计均衡的恢复。但是美国却一直没有解决导致会计舞弊的若干根本问题，即国际金融体系问题、金融监管问题和美国的治理文化问题，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适当的压力和诱惑仍然存在。这带来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使萨班斯法案的实际效果受影响，美国安然事件之后颁布了萨班斯法案和一系列公司治理规则，但当前金融危机仍然暴露出如雷曼破产案中的会计舞弊行为；另一方面，由于需要采用严厉的会计监管来“对冲”这些不必要的压力和诱惑，严厉的会计监管所带来的成本和专业性等负面经济后果将一直伴随萨班斯法案的实施。
五、结语
本文主要采用历史研究和博弈论的方法对萨班斯法案的负面经济后果进行解读。本文首先建立一个博弈模型，得出维持均衡需满足的不等式链，表明维持均衡需要满足压力和诱惑、审计技术、监管等方面的条件。本文接着以模型为框架，对美国民间审计的历史变迁进行了叙述，并解读了萨班斯法案的负面经济后果。本文指出萨班斯法案的负面经济后果并不意味着萨班斯法案的失败，但是这些经济后果却在一片要求会计监管的呼声之中提醒人们：民间审计不是一些人所认为的是一项公共产品，须依靠政府和准政府机构才可以有效运行；民间审计的本质仍是一种私立秩序，政府和法律主要作用在于对其缺陷的弥补，而不应是过多替代。本文认为具体监管方法的问题只是萨班斯法案负面经济后果产生的表面原因，而民间审计的私序本质是其产生的深层原因，过度的“压力和诱惑”则是其产生的诱因。相应的，本文认为解决不良经济后果的措施除了进一步完善具体监管方法，还需要在监管中让私序和公共制度更加和谐共生，并进一步减轻不必要的“压力和诱惑”。
注释：
①发现和报告会计错弊是决定审计质量的两个方面。
②此处所指“均衡”为上面所提三个均衡的总称，以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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