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文学研究述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轼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回顾了本世纪二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以来国内苏轼文学研究的进展。根据各个时期研究的主要特点，将其发展历程大致分为五个阶段，并着重介绍了九十年代学者们运用新方法，从新的角度对苏轼人生观、文艺观及其诗、词、文赋等诸多方面进行研究的主要成果。
关键词 苏轼 文学研究 研究进展
苏轼一直是现当代古典文学研究关注的焦点。据粗略统计，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到现在，国内各报刊发表的苏轼文学研究论文数量可以千计，涉及面相当广泛。在资料搜集、笺注、考辨、鉴赏、评论等各个方面均取得了一定成绩。本文就其研究的主要情况分阶段简述于下。
一、本世纪二十年代——1949 这一时期沿袭了传统的研究方法，对苏轼诗词的风格、特色以及渊源等问题都有所涉及。如张尊五《东坡文学》（《国专月刊》1937年5月）详细评述了苏轼诗词的风格特色、渊源、流派及影响，其《东坡行实录》（《国专月刊》1937年4、5月）记述了苏轼的生平事迹，材料详实，体现了重材料、述评相结合的特色。赵宗湘《苏诗臆说》（《国专月刊》1936年12月）分析了苏轼的风格是“豪放奔肆，婉约清丽兼而有之”，认为“东坡受李杜之影响较深，韩刘之关系为浅，此外陶渊明韦苏州王右丞诸家，予东坡之助力亦大”。严恩纹《东坡诗渊源之商榷》（《文史杂志》1945年第1期）认为苏诗渊源于韩愈、刘禹锡、李白、白居易、杜牧。张尊五《东坡文学》认为苏诗的来历以陶李及佛经（华严维摩圆觉之经）为最显著，并将苏轼与李白作比较。
关于苏词的论文也颇多，一些研究者对苏词“短于情”、“不协音律”的观点表示了质疑，充分肯定了苏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梅诚《苏东坡词的研究》（《中日文化》1941年5月）认为论文学成就苏词的地位在诗文之上，不受“词为艳科”的约束。张尊五《东坡文学》认为苏词变婉约为正宗词风，开辟了词的新气象，并比较了柳永与苏轼词的风格特色，认为苏词为北派之祖。夏承焘《东坡乐府笺序》（《词学季刊》1935年10月）认为“其词横放桀出，尽覆花间旧规，以极情文之变，则洵前人所未有，撷其粗迹，凡有数创”：“一、杜韩以言论为诗，苏轼推波以及词”；“二、好摭经典入词”；“三、化用前人诗文入词”；“四、词前详序”。
论及苏轼散文的文章较少，陈起昌在《唐宋八大家文章论序》（《国专月刊》1935年7月）中论述三苏之文时说：“三苏长策士之文，而东坡兼于庄子。夫策士之文，游说之柄，务在快利以干时君，故三苏之文，尽奔腾纵放之能，而沉着浑厚，几乎或尽。然而笔力盘空，纵横畅达，则亦文章一体，不可废也。”
虽然这一时期发表的论文较少，约50篇左右，却为当代学者继续深入进行苏轼文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1949——1966 建国后的一段时间，就苏轼作品的思想性展开了一场讨论。黄昌前《对王季思先生的〈苏轼试论〉的几点意见》（《文学研究》1958年4期）认为：“苏轼在政治上反对王安石变法，向旧党呈书献策，这种态度是反动的”，肯定了苏轼的一部分作品，但又认为“在他的作品里看到更多的是咏花、饮酒、闲游之作，听到的多是对人生的感慨和没落的哀鸣”，与人民距离很大。马茂元《评〈苏轼词选〉》（1959年11月15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287期）认为，评价历史人物，首先要从政治着眼，“苏轼反对变法主要是一个认识不足的问题”。他之所以向‘新法’挥拳，则仍然是从同情人民出发”，并指出“作为一个文学家苏轼来说，我们不能孤立地、抽象地谈他的艺术成就，而是应该把他放在文学发展历史特定的条件来考察其有无进步的作用”，“苏轼的人生态度除了虚无色彩而外，还有积极乐观的一面，不容忽视”。复旦大学中文系1955级中国文学批评史宋元小组《关于苏轼的文学理论批评》认为：“他（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的文坛领袖，他的诗、词、散文的创作都达到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最高的成就。但他的世界观中存在较复杂的矛盾。在政治上，他一定程度同情人民痛苦，有改革弊政的要求，但又反对王安石比较激进的新法。他的基本思想属于儒家，又出入佛老。他有儒家关心现实、积极入世的一面，但也有中庸调和的保守观点。他借助于佛老思想使自己观察问题比较开朗通达，却又带有严重的消极虚无主义倾向”，“这些观点在他思想中相互冲突着，又相互渗透、制约、影响着”。廖仲安、高怀玉《论变法与苏轼作品评价的关系》将苏轼对变法的态度分为三期：（一）宋仁宗嘉祐时期主张改革，但比范仲淹庆历新政的主张保守；（二）宋神宗熙宁时期反对变法；（三）宋神宗元丰—宋哲宗元祐时，要求废除青苗法后又反对废除免役法，不能改变他充当旧党顽固派助手的立场实质。苏轼的政治观点基本是顽固、保守的，但又是矛盾的。马赫《略论苏轼的诗》（《文学遗产》1957年增刊5辑）认为，苏轼从小受到了正统儒家思想影响，“使他产生了对于封建秩序和儒家教条所装璜起来的封建历史的无限崇拜和信托”，而“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苦难，又通过苏轼的政治活动和曲折多难的生活渗入到苏轼的思想中，使他对于自己所处的现实产生了一种以复古为原则的幻想式的改革要求和对于黑暗的憎恶”。
一些学者分析了苏轼作品的艺术性。程千帆《苏词札记》（《光明日报》1956年12月23日）认为苏词自成一家，有意造成与柳永相对立的新风气，使词境空前扩大，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音律对词的束缚。程毅中《东坡词的意境》（《光明日报》1957年12月8日）分析苏词的特点除表现在思想感情的放纵奔流外，还有结构的跳跃，语言的倾泄，也包括音律的解放，认为苏词以写情为主，有诗的优点，而无诗的缺点。关于苏诗的艺术手法，程千帆《苏诗札记》（《光明日报》1957年5月19日）认为苏诗擅用侧面讽刺手法，表达对农民苦难的同情；以清新的笔墨描写农村平静愉快的生活，其豪迈不羁的心灵、热爱生活的性格和以消极形式表现积极内容的战斗方式，都在他清新流畅、“触处生春”的语言中得以充分表现。马赫《略论苏轼的诗》分析了苏诗浪漫主义、现实主义高度结合的艺术风格和代表了宋诗特征的表现手法。
建国初期的古典文学研究融入了新的思想和方法，评价作家作品注重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结合，这段时间发表的苏轼研究论文约有100多篇。
三、1966——1979 文革开始，苏轼文学研究走入低谷，苏轼及其作品遭到不公正的批评，如《从王安石变法看儒法论战的演变》（《红旗》1974年第四期）、《揭露苏轼尊儒反法的两面派嘴脸》（《南京大学学报》1974年第四期）、《北宋尊儒反法的反动政客》（《湖北文艺》1975年第二期）、《“三绝碑”—苏轼之流尊儒反法的一个见证》（《湖南日报》1974年9月6日）等一系列文章中苏轼成为保守派、投降派、两面派。
1978年王水照《苏轼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诗》（《文学评论》1978年第3期）第一个在“文革”以后为苏轼“正名”，同一时期马积高《评论苏轼的政治态度和文学成就》（《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78年第3期）、朱靖华《论苏轼政治思想的发展—兼驳罗思鼎的谬论》（《历史研究》1978年第7期）、顾易生《苏轼的政治态度及有关作品》（《文艺论丛》1978年第11期）、宁可《苏轼对北宋古文革新运动的贡献》（《四川师大学报》1978年第4期）、刘乃昌《试谈有关苏轼评价的几个问题》（《开封师院学报》1979年第2期）、朱大成《苏轼思想初探》（《沈阳师院学报》1979年第1、2期）、曾枣庄《论苏轼政治主张的一致性》（《文学评论》丛刊1979年第7期）、匡扶《苏轼的政治思想和他的政治态度》（《甘肃师大学报》1979年第4期）等大量文章重新对苏轼进行了客观的评价。另一部分文章对苏轼作品的艺术特色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如项楚《论庄子对苏轼艺术思想的影响》（《四川师大学报》1979年第3期）对苏轼艺术思想的渊源进行了探索。雷履平、罗焕章《苏轼词的风格》（《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3期）认为苏轼词的风格是多样性的，豪放不流于纤弱，但总的倾向是豪放为主，“苏轼心目中的豪放是和法度并行不悖的，只有在法度的条件下，出新意、寄妙理，做到句句警拔、自然高妙，才能算作豪放”，对“豪放”作了新的诠释。这一时期的文章有90多篇。
四、1980——1989 1980年9月12日—17日在苏轼故里四川省眉山县举行了第一届苏轼学术讨论会，开创了苏轼研究的良好开端。这次苏轼讨论会上新成立的苏轼研究学会，决定今后每两年举行一次讨论会，编辑出版《苏轼研究集刊》、《苏轼研究资料丛书》，进一步推动了苏轼研究向纵深发展。十年中各类刊物发表的有关论文约为1949—1979年的三倍，有关苏轼研究的专著陆续出版，如刘乃昌《苏轼文学论集》（齐鲁书社1982年出版）、朱靖华《苏轼新论》（齐鲁书社1983年出版）、刘国珺《苏轼文艺理论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颜中其《苏轼论文艺》（北京出版社1985年出版）、谢桃枋《苏轼诗研究》（巴蜀书社1987年出版）；有关苏轼作品集选注、评传大量出版，成果可观，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刘乃昌注《苏轼选集》（齐鲁书社1980年出版）、王水照选注的《苏轼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出版）、陈迩冬选注的《苏轼诗选》（北京出版社1984年出版）、及曾枣庄《苏轼评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颜中其《苏东坡》（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王水照《苏轼》（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出版）等，苏轼文学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五、1990年至今 从新角度、用新方法进行古典文学研究，九十年代以后学者们力求在这一领域有所开拓，苏轼研究也展开了新的一页。这一时期研究者借鉴了西方文艺学理论、美学、心理学理论，对苏轼的心态、人格力量、文化性格及审美意义进行了探索，苏轼思想中儒、释、道融合的人生观对其艺术创作的影响成为议论的热点。从文体上说，对苏轼的诗、词、文、赋各方面研究互相融合，注重其文学作品与其他文艺形式的关系，如书法、绘画、蒙太奇等等。不再只把苏轼作为文学家或政治家来研究，涉及到了苏轼的改革思想、经济思想、教育思想、学术思想，以及苏轼与药学、苏轼与烹调、苏轼与旅游、苏轼与民俗学等方面内容，形成了研究的开放性格局。下面就九十年代以来有关苏轼文学研究的一些观点略述如下。
正如张海鸥《用现代文化意识阐释苏轼》（《文学遗产》1996年4月）概括王水照先生苏轼研究历程时期所说：“六十年代视苏为文艺全才，七十年代偏重于政治的苏轼，八十年代复归于文学研究，九十年代则拓及文化研究。”这也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整个苏轼研究状况的写照。而“王水照先生又总站在研究的前沿，率先突破种种局限，往往开风气之先”。1989年《苏轼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一文（《文学遗产》1989年5月）引起了广泛而热烈的反响，此文揭示了苏轼人生思想对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通过“出入”、“生死”两大人生课题，阐明苏轼思想中儒释道多种因素之阶段性的消长，及其丰富而独特的人生体验，又细致入微地剖析了他的狂放谐适四种文化性格，及由之构成的完整性格系统，认为涵泳着此种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的文艺创造，才是苏轼留给后代最珍贵的遗产。最近出版的《苏轼论稿》这一专著（台湾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4年出版）汇集了作者40余年苏轼研究的论文共16篇，25余万言，对苏轼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包括综论、思想、品评、谱学。
（一）对苏轼人生观和文艺观的研究
苏轼多元的人生观及其丰富复杂的思想对其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近几年研究者对此各持不同看法。如蒲友俊《超越困境：苏轼在海南》（《四川师大学报》1992年第3期）认为，苏轼乐观豁达的生存方式和审美态度，使他能战胜在偏远穷荒的海南儋州的种种迫害和磨难，登上诗歌创作和文学思想的顶峰。陈晓芬《佛教思想与苏轼的创作理论》（《文艺理论研究》1992年第6期）认为，“佛教思想以它涉及宇宙构成的宏观内容，以超脱常俗的认识方式和思维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与创作的某些规律更能沟通”，“苏轼一向崇信佛教，与僧人交往密切，又熟读各种佛经，深通佛理，因而佛教思想给予他的创作许多的启示”。刘石《苏轼创作中与佛禅有关的几个问题》（《贵州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从佛禅典故、佛禅用语、禅意表现等三个方面论述苏轼诗文善用禅典、禅语表现禅境的特色。高林广《浅论禅宗美学对苏轼艺术创作的影响》（《内蒙古师院学报》1993年第1期）从思维特点、审美态度及审美方式等诸方面初步考察了禅宗美学对苏轼艺术创作的影响。禅宗美学反理性的思维特点为苏轼所援引，这使他的一部分作品充分强调了个体情感的抒发和文学真正内涵的审度：禅宗美学超功利的审美态度反映在苏轼的作品中便集中体现为一种超然精神，因而造就了其创作或主淡泊或主豪猛的多方面的风格特点；苏轼援引禅宗美学“见象而离相”审美方式的直接结果是形成了其以寓意于物而又不滞于物为主要特征的诗境特点。与之相反，齐文榜《东坡词风与释道思想》（《河南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认为，释道思想使东坡词的一些豪放之作蒙上了一层虚无的色彩，其由积极用世转向佛老思想的大转折，反映到创作上便出现了词风的巨大变化，代之以豪放与旷达相兼以及旷达飘逸的作品。覃召文《佛之梦魇与禅之忧伤——岭南时期苏轼的禅佛情结》（《文史知识》1996年第6期）认为：“苏轼的人格不是单一的旷达，其心中也潜藏着深深的忧伤”，并且“成了后期，特别是岭南时期苏轼人格的主导方面”，追求其深层原因，是“苏轼的禅佛信仰与自我实现的要求剧烈冲突所致”，“苏轼的禅佛信仰不仅奠定了其后期诗文的感伤主义基调，也重铸了他自己的人格”，从比喻的意义上来说，此期的苏轼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称得上是禅佛思想的牺牲品。
另一些研究者则探讨了苏轼作品与道家思想的关系。如张维《论苏轼美学思想与道学的联系》（《社会科学研究》1994年第4期）论述了苏轼的道家思想对其审美观和艺术创作的影响，认为“他把修道同艺术创作有机结合起来，把道的观念和道的原则贯穿到他的创作中，使得其作品具有灵气，更具美感”。曾之鲁《试论苏轼“记”体散文中的道家思想》（《宝鸡师院学报》1990年第4期）认为，苏轼散文中体现的道家思想往往经过儒家思想的中和与改造，成为一种儒化了的道家思想，在特殊环境中，发挥出较多的积极作用。周小华《苏轼的“虚”、“静”、“明”观——论庄子的“心斋思想”对苏轼后期思想的影响》（《学术月刊》1996年第9期）认为“苏轼的虚静之心，既与庄子思想超越的一面相通，又无法摆脱儒家思想的羁绊”。杨胜宽《君子如水，因物赋形：苏轼人格思想片论》（《唐都学刊》1993年第2期）认为苏轼继承和综合了儒道两家所标榜的理想人格思想，提出了“君子如水，因物赋形”的人格理想，苏轼的人生境界、文学艺术追求，都打上了这一理想人格境界的烙印。宋代理学兴起，对苏轼创作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郑荣基《苏轼文艺理论批评和创作思想的核心》（《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4期）认为“理”贯穿着苏轼的整个哲学思想、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不过苏轼的理带有朴素的辩证唯物思想，指的是事物发生、发展和变化的客观规律，表现在重理、知理和达理三个方面。
还有部分研究者从美学的角度分析了苏轼的文艺观。如王世德《苏轼论妙出法度的审美意味》（《徐州师院学报》1992年第2期）论述了苏轼艺术观中法度与新意的关系，及其“寄至味于淡泊”的艺术追求。张毅《清旷之美——苏轼的创作个性、文化品格及审美取向》（《文艺理论研究》1992年第4期）以“清旷”之境概括了苏轼作品的艺术特性。耿琴《苏轼“行云流水”说》（《烟台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认为苏轼反复以行云流水喻诗文之道，反映了他崇尚自然的美学追求。
（二）关于苏诗的研究
苏诗一直是宋诗研究的热点，八十年代以来研究者对苏轼诗歌创作道路的宏观认识，对各个不同阶段的诗歌特色的评析都取得了可喜的进展。综观近年来苏诗的研究，其特色主要表现在对苏诗风格和意境的多方面的阐释。如朱靖华《论苏轼诗风主流的“高风绝尘”》（《文学遗产》1993年第5期）认为“高风绝尘”是苏轼艺术诗风创作的最高审美标准。侯孝琼《盛衰阅过君应笑——试论苏轼诗的“幽默”》（《中国韵文学刊》1994年第1期）认为苏轼的幽默感泛溢到他的诗中，形成了一种特定的鲜明的审美趣味——谐趣。兰翠《论苏轼诗歌的理趣》（《烟台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从写景咏物诗、生活抒情诗、论诗书画诗三方面分析了苏诗的理趣特点。杨胜宽《苏轼论诗重清境》（《四川教院学报》1993年第1期）认为“清”的境界不仅是苏诗艺术的最高境界，同时也是高尚的人格境界。另一方面是对苏轼诗论的研究。王文龙《说东坡论杜》（《杜甫研究学刊》1994年第2期）从苏轼论杜的角度体现了苏轼的诗论。徐季子《苏轼的诗论》（《文艺理论研究》1995年第6期）从“诗以奇趣为宗”、“寄至味于淡泊”、“诗画本一家，天工与清新”、“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诗皆有为而作”等方面归纳了苏轼的诗论。还有一些研究者通过苏轼与黄庭坚比较，把握苏诗的特点。如韩经太《苏、黄诗比较论》（《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5期）从源流、景象、心境等三方面比较了苏、黄诗的不同，认为“苏轼是第一个把儒家文化思想中的‘辞达’观念与六朝以来‘窥情风景之上’的体物传统有机统一起来的人物”，“苏诗景象，成主观意念之投射，思理之深远与感物之真实，是自然契合的”，苏诗善在寻常细节处生发妙趣，而“这种细节真实的分析，往往体现出一种犹如绘画般的空间质感”，其“诗歌抒情主体形象具体展开为形迹孟浪而精神萧散”，“吟咏心境，是狂逸中透出清空”。
（三）对苏轼词的研究
苏轼词的“豪放”及“以诗为词”问题，前些年曾有热烈的争论，近几年有关这两个问题的认识更深入了。对于前者许多研究者认为不能再简单地用“豪放”来概括苏词的特色。如王恒展《论宋代豪放词的感伤情调》（《山东师大学报》1990年第5期）提出“苏词在豪放旷达格调背后，弥散着一片沉郁浓重的感伤情绪”，“反映了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不能主宰自己命运的痛苦。”李莱、郭发云《苏轼与辛弃疾田园词创作风格异同简析》（《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4期）通过比较认为东坡和稼轩词的创作，虽沿着同一趋势发展，在其词风上具有共同性和连续性，由于两人所处的时代、际遇、经历和个性的不尽相同，而又形成各自的特点，总的说来，苏词感情爽朗旷达、纵放不羁，而辛词则豪壮炽烈、沉郁悲愤。傅承洲《文学流派与苏辛词派》（《宝鸡师院学报》1991年第1期）对“苏辛词派”提出了质疑，认为“东坡词多放旷，稼轩词多豪迈”，二者绝不相同，难以同派，就时代而言，二人时代不同，更不能同派。在宋代词坛，北宋根本不存在豪放词派，南宋则形成了以辛弃疾为首的稼轩词派。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苏词与婉约词有相通之处。如王利华《苏轼对婉约词的雅正》（《内蒙古师大学报》1992年第4期）认为苏轼使婉约词从抒情风格到词品都得到更新，他去掉了柳词的俗艳轻浮，却吸收了它写景和意境烘托的阔大；改变了雅词柔弱的风格，却学习了它抒情的含蓄和语言的优雅。苏轼把他的修养、胸襟、操守融入婉约词的创作，为婉约词的极盛，特别是辛词的兼容并蓄，起了很大的作用。何文桢《苏轼婉约词的创作特色》（《南开大学学报》1995年第6期）指出：“在现存苏轼三百四十多首词中，其豪放词竟不足他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而较多的却是明丽、婉媚的婉约词”，并认为“苏轼婉约词独特风格的形成，首先在于他对词这一文体艺术传统的继承和革新”。顾三京《论苏轼悼亡词兼论古代悼亡词的创作》（《河北师大学报》1992年第4期）认为“词以悼亡，始自苏轼”，表现了深沉婉约的审美意韵。张寅彭《市俗情欲的欢愉与道统信仰的危机——柳词“婉约”、苏词“豪放”说驳正》（《上海教育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认为柳词欢唱男女情爱，用的是一泻无遗的直叙笔法；苏词咏叹人生的虚幻失意，往往喜欢“犹抱琵琶半遮面”，前者是“任情”，后者是“敛情”，否定了传统术语的适用性。王水照先生《苏轼论稿》中指出“豪放”、“婉约”两分法的本质是词体的正变问题，应从“正变”、“词派”、“风格”三方面辨析其内涵，作者通过苏轼豪放词阐明词、乐的分合，通过苏、秦词对比阐明词与诗的分合，总结出宋词的“雅化”走向，成为宋词发展历史的宏观表述。
对于后者即“以诗为词”问题，朱大成《苏轼与南京“婉约”派词》（《沈阳师院学报》1990年第2期）认为“苏轼在词史上是一位从根本上扭转词的发展方向的人物”，“苏轼从理论上肯定词曲‘盖诗之裔’，以此提高词曲的地位，在创作上将诗意、诗法、诗句等带进词里，以使词曲归于‘雅正’，在评论上以评诗的标准去评论词，以提高词品，总之其目的是以诗的传统去改造鄙俚浅俗的词”。刘石《苏轼“以诗为词”的内因说——兼论苏辛之别的一个问题》（《文史哲》1992年第6期）认为“词具有一种传达其它文体所不易传达的幽微窈眇，忱挚深婉的情感之功能”，“苏轼豁达明朗、潇洒超旷的性格气质刚好与词的特质相悖，这也就是其‘以诗为词’改变传统词风的内部原因。”并在《苏轼词新论》（《文献》1993年第1期）提出“以诗为词”说的实质“是指拿适用于创作自由较多的同时就是艺术要求较低的文体的创作手法来创作自由较少的同时也是艺术要求较高的文体”，“‘以诗为词’虽可以提高词的社会功能，难免在相当程度上损害词体特性，使词失掉一些词体特有的韵味。”崔海正《东坡词研究》一书（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认为“这一说法的实质是立足于诗的立场来看词体，而不是立足于词本身来观察它的发展，这不免使词丧失了它的本体意义”。
东坡词的分期问题近几年来也引起了词学界的关注。本世纪30年代，龙榆生先生曾提出过“三期说”；1987年，日本学者村上哲见先生据龙说增衍为四期。1992年崔海正《东坡词研究》一书将东坡词作的演进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期“初试词笔”，“自熙宁五年至熙宁七年知密州之前”；第二期“自是一家”，“自熙宁八年至元丰二年贬黄州之前”；第三期“篇篇皆奇”，即“高峰阶段”，“自元丰二年至元丰八年”；第四期“旧曲新韵”，“自哲宗元珺元年直到东坡去世”。朱德才《东坡乐府分期论》（《词学》第11辑）亦提出“四期论”，具体分段与内中论析与前者不同。第一期为“发轫期”，“自熙宁四年至七年”；第二期为“成熟期”，“自熙宁七年至元丰二年”；第三期为“巅峰期”，“自元丰二年至七年”；第四期为“衰微期”，“自元丰七年至元符三年”。一般文学史及有关东坡的研究论著都认为东坡作词始自熙宁五年37岁时，分期研究也多半以此为上限。薛瑞生《东坡前壬子词考证》（《西北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考证出东坡在宋仁宗嘉祐五年25岁时即开始写作《浣溪沙·山色横侵》词，至熙宁四年36岁时，至少写出11首词，这对东坡词的分期很有参考价值。
以往对东坡的词学观研究很少见，刘国珺《苏轼文艺理论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中曾阐述过苏轼词论，近几年陆续出现研究这一问题的专文，认识亦有所深入。杨佐义《苏轼词学思想研究》（《东北师大学报》1991年第2期）提出“以词为诗之裔”是东坡的一个重要词论观点，“歌词与声律的结合应该‘天成’的观点”，是苏轼评价歌词的一项标准，并且推赏“豪放”、“自是一家”。崔海正《从〈东坡词话〉看东坡的词学观》（《东方丛刊》1992年第1期）从词的本体论、创作论、风格论、美学标准与价值尺度等四个方面勾勒出东坡词学观念的基本轮廓。方智范《中国词学批评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以“苏轼的诗化理论”标举东坡的词学思想。刘石《苏轼词新论》则提出“苏轼轻词说”。
（四）对苏轼文赋的研究
研究者或从整个古文运动的角度来评价苏文的地位，或对苏轼的散文美学思想进行考察，或对其散文中某类文体进行研究。如周建国《论北宋古文运动中的欧阳修与苏轼》（《安庆师院学报》1991年第2期）认为“继欧阳修之后，宋代古文运动在苏轼领导下全面深入地发展着，文学的自觉意识也越来越强烈”，“苏轼散文转益多师，体现了唐宋古文运动中的空前成果，把散文的文学性、实用性、通俗性都推进一大步”，在文道理论方面，苏轼之道不拘囿于儒家孔孟之道，提出“道可致而不可求”，意在通万物之理，更突出地重视“文”，表现出十分强烈的“文学自觉意识”。王文龙《论苏轼的散文美学思想》（《宝鸡师院学报》1990年第4期）认为苏轼散文的美学思想是开放性的，他比较广泛地吸取了前人散文美学精华，同时凭借自身的优势作了多方面的创造性的开拓，从而有力地推进了古代散文创作实践以及散文理论研究。认为苏轼散文美学有四个特点：1、“杂”与“博”的统一，以“博”为主；2、“善”与“美”的统一，以美为主；3、“法”与“天”的统一，以“天”为主；4、“常”与“变”的统一，以“变”为主。由此，苏轼建构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散文美学体系。吴小林《论苏轼的散文美学思想》（《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认为“苏轼主张功利与审美的统一，一方面注重散文的社会作用；另一方面能够突破视散文为心性义理或治教政令附庸的传统思想，用艺术的审美观点来看待散文，强调散文的审美价值和审美特征；重视散文创作中构思、灵感和传达的作用，并主新、尚变，提倡多样化，这些都有利于散文美的创造；进一步发展了由欧阳修开启的宋代散文平易自然的审美风尚，追求散文的自然、真率、旷达恣肆之美。他富有开创性的美学思想，使我国散文美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崔承运《论苏轼的艺术哲学——以文学散文为中心》（《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6期）从艺术哲学的角度探讨苏轼文学散文的价值，指出苏文的基调是弹奏出了儒家博大而深邃的人文精神；其主调是歌颂儒家积极参与意识和百折不回的探索精神；其主旋律是展示当时知识分子的复杂心态，其艺术哲学的渊源主要是道家的自然观，而其主要表现形态则为“自然天成”四字。而杨胜宽《笔势仿佛〈离骚〉经——东坡赋考论》（《西南师大学报》1994年第2期）则专门论述了东坡赋的风格，发掘东坡与屈原精神上的相通之处，又比较了二人风格的不同之处。认为“声貌无一处与《庄》、《骚》相似，却又与《庄》、《骚》精神千载相接，这便是东坡赋的魅力与价值所在”。直承了曹迟庵《东坡〈后杞菊赋〉解——兼论苏赋的渊源及独到风格》（《东坡文论丛》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出版）中的观点：“坡赋源于屈子，但他继承的是楚辞的精神，坡赋的气韵、风格永远是自己的”。
专门论及苏轼寓言的很少，近几年也引起了少数研究者的注意。如徐国荣《苏轼的寓言创作成就》（《枣庄师专学报》1992年第3期）认为苏轼寓言除了继承先秦和柳宗元寓言的传统外，又有独特的创造性成就，这主要表现了他的以《艾子杂说》为代表的寓言意识的自觉之上。《艾子杂说》是我国第一部寓言专集，它革掉了其它寓言中那种旁观者评价的尾巴，纯粹让寓言本身去体现其意义，这正是寓言意识的自觉，也是现代系列寓言的滥殇。
近一个世纪以来，苏轼研究的有关专著和论文硕果累累，尤其自80年代以来，学者们加强了苏轼研究的现代意识，努力寻找苏轼和当今社会的内在联结点，同时又力求贴近宋代的整个历史文化环境，努力还苏轼的本来面目，对苏轼的研究更为深入细致，但还有某些薄弱环节，比如从北宋迄今一千年的苏轼研究学术史；关于苏轼散文的研究等都亟待开拓和引起重视。
来稿日期：1997-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