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大的定位和走向“世界一流开放大学”的道路——国外经验和国际比较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电大论文,中国论文,世界一流论文,视角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72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458x（2006）04—0011—05
一、一个有点令人尴尬的事实
1995年8月18日，国家教委转发《关于广播电视大学贯彻〈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意见》，明确提出电大发展的目标是“努力建设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远距离教育开放大学”。《2003—2007 年广播电视大学发展规划》提出广播电视大学今后的发展目标之一是：建设世界一流的开放大学[1]。
中国的广播电视大学代表了中国人对建立开放大学的探索和追求，这种探索和追求并非始于1979年中国广播电视大学的正式建立，而是从1960年北京、上海和广州建立广播电视大学就已经开始。严格地讲，中国的广播电视大学在世界开放大学行列中应该是历史最长的。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已经培养了425万毕业生，现在拥有266万在校生，称其规模“世界第一”亦无可争辩[2]。但是，当我把14个国家和地区的15所有影响的开放大学排列起来，并在办学层次上比较一下，却不能不发现一个多少有点令人尴尬的事实：中国电大资格最老、规模最大，办学层次却最低（见图表）。
在该表所列15所开放大学中，除中国电大外，其他开放大学均具有学士学位授予权和硕士学位授予权，其中8所开放大学有博士学位授予权；而中国电大尚没有独立的授予学士学位的资格，即国际上一般认为能号称“大学”的起码资格。
这种多少有点简单化的比较可能会立即引起“此类比较有无意义、有无必要”的争论，或者以中国国情特殊为理由对这一事实不屑一顾。不过，我认为正视这一现实，而不管这一现实多么令人不愉快，并进行一番反思、总结和比较，或许对明确中国电大的历史作用和定位，探讨其未来发展的道路，并采取必要的切切实实的行动向世界一流开放大学的目标迈进将非常有益。
学校名 成立年份
非学位 学士硕士博士
科目科目科目科目
巴基斯坦国立开放大学
1974 多学科
18 29 14
孟加拉国立开放大学 1971 多学科
7
5
印度埃米白的伽开放大学 1982 多学科
7
10 2
印度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
1985 多学科
14 12 8
韩国国立开放大学
1972 多学科
21 6
马来西亚国立开放大学
2000 多学科
13 7
5
伊朗国立开放大学
1988 多学科
27 21 3
泰国苏可泰国立开放大学 1978 多学科
60 21
香港公开大学
1989 多学科
91 28 28
斯里兰卡国立开放大学
1980 多学科
11 5
日本放送大学
1981 多学科
6
4
菲律宾国立开放大学 1995 多学科
2
8
4
印度尼西亚国立开放大学 1984 多学科
17 5
英国开放大学
1969 多学科
19 20 9
中国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1979 多学科
75
(1960)
资料来源：AAOU Handbook,2004,KNOU,Seoul[3]
二、殊途而未同归的原因探究
孙中山先生有句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国改革开放的伟人邓小平为中国教育发展与改革指明的大方向之一是“面向世界”。我理解“面向世界”至少包含三个层次：第一，要面向世界，首先要了解世界，了解世界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和自己目前处于何等位置；第二，了解世界潮流中哪些是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是世界各国迟早都要遵循的；第三，正确认识本国国情，并在此基础上实行“拿来主义”。以上便是我列表比较各国开放大学办学层次的初衷，也是本文的出发点。
开放大学作为一种理念和实践，不过50年的历史。在探索和实践这一理念的进程中，中国可谓先驱者。上表所列中国以外的13个国家（或地区）国情各异，差别甚大，但在探索开放大学这一新型办学模式中，在办学层次上，却殊途同归，都把开放大学办成了完整意义上的大学，拥有学位授予权。中国殊途而没有同归，其原因值得探究。
自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起，信息和知识社会悄然走近，发达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升级带来了长期的结构性失业顽症，为适应工业化社会而建立起来的、总体上已经僵化封闭的传统教育体系无论在数量和办学形式上都已越来越难以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多样化的、终生的教育需求。教育民主化、教育机会均等成为广大民众的诉求；终身教育作为一种科学的、完整的教育理念，成为越来越多国家改革和发展教育的基本指导思想。这些信息、思潮和实践，通过国际组织、论坛和交流不胫而走，也影响着广大发展中国家。开放大学的理念和实践应运而生[4]。
国外开放大学在办学层次上殊途同归的原因似乎并不复杂，主要有三：
（一）大学的定位、开放的理念受到法律的保护。大学的建立，一般均由国家或省、州级立法机构通过相应办学章程。章程对学校的办学理念、目标、管理体制、职责和自主权力等作出规定。章程一旦通过就是法律，就是学校办学的依据，也是学校和政府在其相互关系中共同遵守的准则。只要定位为“大学”，就享有独立授予学位权，并受法律保护。
（二）开放大学在学科和专业的划分、设置、课程结构和安排、学籍管理、学位授予等方面拥有自主权，同样受法律保护。自主权是任何一所大学的生命力的源泉。对于要以新的模式和方法应对日益增长的极其多样化并越来越个性化的教育需求的开放大学来说，更是如此。开放大学没有这些方面的自主权，就失去了追求开放教育和终身教育理念的空间和可能，也失去了它和传统高校的本质区别。
（三）有一位专职的、不仅有一定的普通高校管理经验，而且对开放和终身教育信念执著，并在学界、政界有相当声望的人当校长。道理很简单：开放大学是一种全新的理念和模式，来自家长、社会、学界、政府的传统观念和偏见根深蒂固。没有一个强势领军人物，势必步履艰难，甚至最终不得不重新向传统高校看齐，步入尴尬。英国丹尼尔爵士改变自己专业，把办好开放大学作为自己的毕生追求，终于使英国开放大学教学质量名列全英第五，超过牛津大学*。印度英迪拉·甘地开放大学前三任校长，不仅都来自名校，而且都对开放教育理念执著， 一旦上任便全身心投入：第一位校长还曾是印度大学拨款委员会主席，全国高校的领军人物；2000年后担任校长的托克瓦勒博士退休后被聘请担任印度全国大学认可和评估理事会主席。在亚太地区有相当影响的泰国苏可泰开放大学第一任校长是辞去大学部常务副部长职务的威吉特博士。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校长们都是专职，而不是挂名。
中国电大殊途而未同归的原因可能很多，我能看到的有如下几条：
（一）号称大学而并未真正取得大学的定位。中国电大名为大学，实乃高等专科学校或高等教育学院。这同我国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大学的定义未同世界接轨有关。定位“向下、向下、再向下”，应是面向农村、基层、边远地区、劳工大众之意，而不应被误认为“层次应当越低越好。”[5]
（二）终身、开放或孔夫子的“有教无类”的理念，是开放大学的最核心的理念和生命力所在，是区别于传统教育体制和高校的最本质的特征。可惜的是，电大成立后按照这一理念所进行的探索，不久即遭到主管教育行政部门，更确切地说，遭到传统的办学理念和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无情扼杀：自1985年起，自学视听生、单科生、双科生制度停止；电大招生纳入全国统一高考；招生数纳入计划指标。时至今日，当开放办学的理念和实践早已被全世界广泛认可后，中国的“开放教育”仍处于“试点”阶段[6]。当日本的放送大学（开放大学）将93岁的老妪在该校毕业作为喜讯在国际上宣传时，中国电大却对学生提出八年内完成学业的时限要求，比欧洲有的国家普通大学要求本科学生毕业的时限还要短。
（三）缺乏得到法律规定和保护的办学的基本自主权，很难比传统院校更加灵活地因应不断增长的、多样的教育需求，更谈不上办出特色、办出声誉，从而逐步改变社会偏见了。
（四）领导层不仅缺少有相当威望的领军人物，更有甚者，不少地方甚至把电大当成部门间干部升迁的去处。有时是安排领导兼任，工作忙，无法深入角色，对国外的趋势和电大实情不甚了了，却又一言九鼎，往往并无太大帮助。
三、中国电大建成世界一流开放大学的希望和道路
世界一流开放大学意味着世界一流的办学理念，一流的师资、课程和课件，一流的领导，灵活的体制，严格的管理和一流的成绩单，等等。世界一流并不意味着学位授予权越高越好，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独立的学位授予权，甚至最起码的学士学位授予权都没有，断然不能在国际上自称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大学，更谈不上是世界一流。当然，我也不认为，一流开放大学很容易就能建成，并不是行政部门点头、学校换块牌子，一夜之间就可以成为开放大学。真正重要的是，我们要总结国内、国外的趋势、潮流和经验，将已经走过的路程、过程中的不足和建成世界一流开放大学的希望进行明晰而不是含糊的反思，分析不同省市、不同条件的电大建成开放大学的不同方略，考察世界一流开放大学必须具备的条件、必须跨越的几道门槛，最终拿出一个上下统一、切实可行的行动计划。
应当承认，中国电大在过去国家规定层次上的办学取得了巨大成功，也为以后办成世界一流开放大学带来了希望、奠定了基础。中国电大已经取得的成绩包括：
（一）一个覆盖全国的世界最大的远程教育体系、网络；
（二）一支相当专业化的队伍，包括领导管理层、教师、研究、技术人员和辅导队伍，并都已积累了相当的经验；
（三）已开设了覆盖十大学科的580个专业，并开发了几千门课程和相应的教材、课件；
（四）已经开始应用世界一流的技术；
（五）一张在本层次上办学的优异的成绩单；
（六）在国际上已有相当影响，并建立了广泛的联系等[7]。
我认为，中国电大人及其领导者有基础、有能力、有信心更上一层楼，并争取早日加入到世界一流开放大学的行列。
毋庸讳言，在向这一目标迈进的道路上，依我主见，有一些门槛必须跨越，有一些重大行动必须采取，包括：
（一）以人大立法或国务院令的形式颁布中国开放大学章程，以法或令的形式规定其办学理念、宗旨、目标、机构、管理等，保证开放办学和终身教育的理念和实践不会因为探索进程中难以完全避免的一些失误、失策、事件、事故，或者领导及领导机关兴趣的变化而中断。这种保证大学办学理念、宗旨和办学稳定性、连续性的立法措施，通行于绝大多数国家，是高等学校发现和传播知识、追求真理、实现文化传承和客观的社会批判功能的性质所要求的，是大学办学最基本的自主权，如专业、课程设置、人员聘用、学生学籍、学分、学历管理、经费筹措与使用等方面自主权的根本保证。要办成一流学校，就必须办出特色。如果要中国上千所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高校皆各有特色，但全国只有一部《高等教育法》，恐怕只能引导和规范出更多的趋同、雷同，甚至清一色风格的学校，而不是原本所希望的各具特色。如果真的要把中国电大办成世界一流开放大学，不妨以此在我国开一个先例。
（二）中央电大和少数有条件的省、市电大集中一定资源，既分工又协作，逐步选择和建立一些优势学科和学科带头人，面向基层和诸多不利群体，提供研究生课程，以提升办学层次和学位授予层次，扩大自身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影响。应当指出，提升办学层次与“重心向下”和“四个面向”不仅并不矛盾，而且可以提升其质量和效果。
（三）真正办出中国特色。何谓中国特色？“大”不是中国特色。国际上巨型大学越来越多，开放、网络、新技术应用、国内外合作办学、面向多种弱势群体等等，都已成为各国开放大学的共同之处，也很难在此方面凸显中国特色。从中国国情出发，如果能得到政府部门认可和支持，有两点倒是有可能办成中国特色：
一是在高等教育双模化（Dual Mode）上当个带头兵、开拓者。不少发达国家高校学生自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起40％以上已是成人或在职人员，面授和多种远程教学手段已经混合使用。西欧、北美50％以上的高校，澳大利亚甚至100％的高校都已经接受了这种“双模制”的办学模式。近年来成为时尚的所谓混合式学习（Blended Learning），不过是“双模制”办学和学生学习方式变化的又一个提法。我国改革滞后的高等教育体制似乎对此尚未予以注意。我国67所传统大学建立起来的网络学院，同母校是各行其道的“双轨”，而非带动母校办学模式改革的“合二而一”的“双模”[8]。高等学校“双模制”的发展方向和混合式学习的兴起，同样给开放远程教育带来了机遇。苏可泰大学等开放大学几十年前建校时明令不准建任何教室的比较极端的做法显然已经过时。有趣的是，中国电大在向传统高校办学模式“看齐”的窘境中，几乎所有省级电大都有一批住校、同时接受面授和远程教育的学生，但办起来似乎有点理不直气不壮。今天看来，也许是歪打正着。如果条件许可，不妨保质、保量扩大这一部分的教育，让中国的“双模制”办学始于电大，也许电大能在中国成为探索这一模式的先行者和开拓者，从而办出电大的一个特色。
二是逐步建立一个上不封顶，下不封底，所谓“顶天立地”的多元、多层、互通、开放、立体的终身教育体系。国外开放大学在其功能延伸、办学规范等方面，仍然守着传统高等教育的边界，少有越过雷池。中国电大纳“燎原学校”、电视中专和众多技能培训于一体，已为这一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某些雏形。遵循开放和终身教育的理念，大胆创新，将这一点延伸开来、发展下去，也许能构成又一中国特色。
（四）电大系统大一统的体制和大体上齐步走的政策运行二十多年，优势特显，弊端亦露，有向心主力，亦有分离之势。新的章程应根据新的形势和面临的新的挑战，调整电大系统的内部关系，尤其是中央电大和省级电大的关系，发扬系统的优势，克服已经出现的弊端，激发系统新的活力。
（五）招聘一位位高权重、一言九鼎，同时又对开放大学和终身教育理念执著追求的政界人物或学界泰斗任全职而不是挂名的校长或校务委员会主席。
四、历史角度和历史机遇不可错失
中国正在实行跨越式发展，期望本世纪中叶赶上和超过中等发达国家。物质和硬件上的赶超，几乎可以通过GNP的增长算出实现目标的大致的年代。但软件上，诸如民族教育、文化、科技、文明、心理素质等方面的赶超，则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有可能见到成效，并且无法通过GNP的增长来衡量。也很难说，这些软件会否与GNP的增长一定成正比。正因为如此，虽然一些石油富国的GNP已达到一些发达国家的标准，但联合国并没有把它们列入发达国家。又如新加坡GNP已达发达国家水平，但该国认为其全民教育、文化素质差距尚大，并不认为自己已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在联合国的国家分类中，新加坡仍列在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名单上[9]。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同发达国家最大的差距在人才素质和人才培养方面，在全民族的素质，尤其是占人口70％以上、已被正规教育体系拒之门外的广大民众的素质上。中国需要跨越的最大鸿沟不是物质和硬件，而是素质和软件。
提高广大民众素质的任务，历史性地落到开放远程教育体系的肩上。如果说正规教育体系面对的是2～3亿人口，开放远程教育则是面对8～10亿的人口，承担的是一个功在千秋、别人无法取代的历史角色。有中国特色的、中央和省市两级的开放大学，将成为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主干和龙头。不应认为这里只有下里巴人式的需求。随着城乡一体化和经济的发展，农村人口的大幅流动，军队转业，广大城市、农村“下里巴人”中，尤其较年轻一代的人中，希望通过提升教育学历、学位从而提升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及政治参与程度的愿望必然增强，希望能通过“学得起”、“放得下”、“捡得回”、“用得着”、“见效快”的教育方式达此目的人数必将增加。开放大学的开放将重新激起无数被一考定终身而终生失落的有志求知者的希望，开放大学应责无旁贷地满足这些正当要求。这不仅将为提高民族素质，而且也将为我国实现社会公平，构建和谐社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做出贡献。如果谈论国情，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与办好开放大学密切关联的国情。当然，缺乏诚信、学术腐败、弄虚作假等现象的存在，无疑会对开放大学的管理、质量和声誉构成挑战和威胁，这同样也是不能不正视的国情。但这只是立法、办学过程中可以制止的现象，而不构成开放大学在中国此路不通、可有可无的理由。如果由于理念、体制和用人上的原因，使中国电大这一已经积累和建立起来的庞大体系得不到及时提升、延伸、充实和扩展，不能在构建我国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社会中发挥其独特的、巨大的潜力和活力，不能使其在国际上真正占有一席之地，那将是一个历史性的缺失。
开放大学面向大众和开放、灵活的办学模式为其自身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生命力。各国开放大学所获得的政府投入有限，但取得的教育、文化、社会、经济、政治效益显著，已是不争的事实，也是越来越多国家和国际援助机构青睐开放大学的一个重要原因。上海电大不花国家一分钱，自筹经费，买下了市区内的昂贵地皮，建成了堪称世界一流的电子化校园，便是一例。
我相信，在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开放大学的进程中，电大人可能会在重大行动的起始阶段，希冀政府提供一定的启动资助，但更希望政府在办学理念、立法保障和相关政策上给予理解、支持。这也许是中国电大实现建成世界一流开放大学目标的首要条件，也是中国电大走过的二十七年历程总结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见The Sunday Times University Guide 2004,www.timesonline.co.uk.September 12,2004.按全英所有大学1995年以来获得优秀课程数占整个被评估课程比例排队。评估由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署组织同行专家进行。英国开放大学向所有人开放，2004年，注册本科生158,000人，其中1／3入学时学历低于普通大学入学要求，残疾人7,653人，最年长毕业生94岁；当年另有25,000名在册研究生，不注册自学者29,838人。
收稿日期：2006—0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