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革命”与西方“苏联学”的复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档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14)04-0060-06 苏联东欧剧变之后，西方“苏联学”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也出现了新的发展机遇。近些年来，我国学者对西方“苏联学”的介绍和研究更多地集中在回顾西方“苏联学”在冷战时期的发展历程，而对苏联东欧剧变之后的新发展研究不够，也没有关注苏联解密档案给西方“苏联学”带来的重要发展机遇，甚至认为西方“苏联学”在苏联解体之后终结或衰落了。①苏联大量档案的解密为西方“苏联学”研究提供了“客观基础”，从而使西方“苏联学”出现了复兴。由于苏联档案解密给西方“苏联学”带来了重大影响，一些西方学者将其称为“档案革命”。 西方“苏联学”的复兴是相对于其面临的困境而言的。西方“苏联学”在冷战结束后，无论在研究对象还是在受到资助的力度方面都遇到了挑战，更重要的是因为没有预见到苏联解体而备受诟病。本文第一部分主要阐述西方“苏联学”在苏联解体后所面临的困境。但是，苏联档案对俄罗斯和西方学者的开放给西方“苏联学”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西方“苏联学”在研究方向和理论倾向上都出现新的变化，本文第二部分对此进行分析。由于长期缺乏第一手的研究资料，西方学术界对苏联社会经济的一些重要理论和历史问题存在着争论，但是，苏联档案的解密为一些长期争论的问题提供了答案。本文第三部分则概括了西方“苏联学”根据苏联档案在一些长期争论的问题上取得的新的研究成果和重要进展，从而进一步折射出“档案革命”对于西方“苏联学”的重要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方国家学术界出现了以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苏联学”(Sovietology)。西方“苏联学”由于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视而取得了重要发展，特别是在美国。希拉·菲茨帕特里克(Sheila Fitzpatrick)说：“美国的苏联学在战后受到美国政府慷慨资助而发展很快，这是因为‘了解敌人’的重要性。”②研究苏联的西方学者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得到本国政府部门的“重用”，特别是“到70年代和80年代，政府部门和大学的大门相互敞开，许多苏联学专家在政府部门、教室和俄罗斯研究中心之间穿梭”③。美国著名的苏联学家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先后在约翰逊政府和卡特政府服务，并在1977年至1981年间担任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西方“苏联学”甚至对当时的苏联决策者产生影响。根据弗拉德莫·G.特雷姆尔(Vladimir G.Treml)的研究，苏联理论界和决策者重视西方“苏联学”的研究成果，“选择了一些成果翻译过来，对它们进行评论或以这些研究为基础向更高的机构提出政策建议”④。 20世纪80年代末的东欧剧变和1991年的苏联解体被一些西方人士解读为“历史终结”，也给西方“苏联学”带来了巨大挑战。西方国家在“冷战”结束后，对“苏联学”研究的资助大幅下降。一些长期以研究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为主的、在“苏联学”乃至整个西方学术界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杂志先后改名。1993年，创刊于1961年的《苏联思想研究》(Studies in Soviet Thought)更名为《东欧思想研究》(Studies in East European Thought)。同年，创刊于1949年的《苏联研究》(Soviet Studies)更名为《欧亚研究》(Europe-Asia Studies)，并称：“一般人们都同意，一个杂志不可能用‘苏联’来作为标题，除非它在本质上是历史的。”⑤苏联的解体使西方“苏联学”研究者的队伍出现了下降。罗杰·D.马克威克(Roger D.Markwick)指出：“东欧和苏联的‘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崩溃不仅对前苏联集团中的无数公民产生影响，而且对于那些专业分析世界上这部分地区的西方学者即苏联学家也产生影响。”他特别强调“苏联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在演化为“转型学”(Transitology)，也就是“一些人重新选择职业”，从事“分析和解释十年前戈尔巴乔夫改革所开启的‘大转型’”。⑥ 西方“苏联学”在1991年之后面临的最大困境是因为没有预测到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造成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和苏联解体是20世纪人类社会发生的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但是，它对于西方学术界来说似乎是突然发生的。尼尔·弗格森说：“现代历史的大事件中，1989年柏林墙倒塌或者1991年克里姆林宫的红旗被良久收下都几乎没有得到什么专家的事先预测。”⑦西方的学者和政客将矛头指向了“苏联学”。美国的一家新保守主义杂志《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在1993年发表专刊讨论“苏联学”，指责苏联学家们的“罪恶”，特别是他们长期没有看到苏联体制面临的根本问题。⑧ 同时，西方“苏联学家”也承认“苏联学”作为一个学科在整体上没有预测到苏联解体，并对这个学科进行反思。西方一些学者认为“苏联学”的失误在于将“苏联学”变成西方主流社会科学中的一个分支，其理论基础仍然是西方主流的理论和方法。迈克尔·考克斯(Michael Cox)说，苏联学“一个学科整体性地没有预测到苏联的内部解体，尽管苏联的结构、领导者和政治在过去40多年里得到了极其详细的研究”，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苏联学“将苏联看作是“普通的”国家，用实验的方法和适用于西方体制的理论来考察苏联。⑨西方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苏联学”的失误在于将“苏联学”视为一门十分独特的学科，缺乏对西方主流思想和方法的吸引和借鉴。马丁·马利亚(Martin Malia)认为，为什么大量的学术努力“根本没有预料到当前的危机，不仅在苏联，而且在任何地方的共产主义制度”，就是因为西方学术界将“苏联学”视为独立的学科，固步自封，对西方社会科学的新发展视而不见。⑩ 面对苏联解体之后的新形势和新挑战，西方学者对“苏联学”的命运存在不同的看法。有些西方学者认为，“苏联学”在苏联解体后走向终结。迈克尔·伯拉沃伊(Michael Burawoy)说：“苏联学在庆祝马克思主义死亡的同时，也实际上敲响了自己的丧钟。尽管马克思主义从它的最大困境中解放出来，有希望由于批判资本主义而获得新的生机，但是，苏联学面临着永久的死亡。苏联学家的最大的失败——在他们的利益驱使下，人们不会感到惊奇——是他们没有预测到苏联解体。与五角大楼和苏联的高官一起，他们的利益在于夸大苏联的力量。”(11)值得一提的是，我国也有诸多学者认为苏联东欧剧变使西方“苏联学”终结了，如有的学者认为西方“苏联学”到1990年就走向终结，“走向斯大林墓地的不仅有苏联体制，还有伴随着这一体制的西方苏联学”(12)。 还有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苏联学”并不会随着苏联解体而消失。罗伯特·V.丹尼尔斯(Robert V.Daniels)指出：“苏联学并没有消亡，并且不应该消亡。当然，它确实必须承认它的最宝贵的观点是具有时效性的，已经从前台走向幕后。这并没有削弱苏联和东欧研究的作用；我们需要历史的观点，旨在了解前共产主义集团和它正在进行的转型。”(13)安东尼·琼斯(Anthony Jones)也说，人们攻击苏联学家没有预测到苏联解体是没有用的，因为没有一个学科能够预测未来，“苏联在美国苏联学家中比它在过去70年代更引起人们的兴趣，并且速成的专家的数量每天都在增加”。苏联学“在过去，研究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对外部世界封闭的社会是困难的，在那里我们不可能进行系统的实践研究，所有信息在那里是由政权控制和扭曲的。现在，我们有机会回答一些我们以前不可能回答的问题，再一次考察我们认为我们了解的东西”(14)。 西方“苏联学”在苏联解体之后既面临着挑战也面临着机遇。在苏联解体之后的两年里，西方“苏联学”确实面临着诸多挑战。1993年，苏珊·格罗斯·所罗门(Susan Gross Solomon)说：“在过去的两年中，一些主要研究俄罗斯的西方专家对这个领域进行系统的重新评价。回顾并不是庆祝过去几十年里取得的成就。相反，它们是对专家没有预测苏联解体的不满，也对这个领域在未来的发展方向表示担忧。”(15)但是，在此之后，西方“苏联学”随着大量苏联历史档案的解密而出现了复兴。 1993年7月，俄罗斯通过了《关于俄罗斯联邦档案全宗和档案馆》立法纲要，在俄罗斯档案事业史上第一次确定了档案文献到期应予以公开、普遍共享和自由使用的原则。1994年9月，俄罗斯组建了“苏共档案文件解密委员会”(Commission on the Declassification of Documents Created by the CPSU)。(16)自从大量苏联档案对俄罗斯国内和国外学者开放之后，西方学者予以极大的关注。美国的《斯拉夫评论》(Slavic Review)在1993年和1994年连续四期开辟专栏介绍和讨论苏联解密档案。1994年5月7日，大约40位学者、档案学家和书志编纂家在耶鲁大学举行“苏联档案讨论会”。1995年4月，美国斯拉夫研究学会(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lavic Studies)和美国历史学会(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联合派出一个“关于档案的特别任务小组”(The Joint Task Force on Archives)，到俄罗斯考察苏联档案的开放和保存状况，并发表一个最终考察报告。这个报告指出，该小组有四个方面的任务：一是“评价档案形势和俄罗斯的档案研究”；二是“考察形成关于恰当使用和接触档案的政策的声明”；三是“探索美国斯拉夫研究学会和美国历史学会帮助这一地区的档案的保存和发展”；四是“考察当前进行的档案保存和恢复、资助、档案出版的各种计划”。(17)法国杂志《俄罗斯社会手册》(Cahiers du monde russie)(18)和德国杂志《东欧史年鉴》(Jahrbücher für Geschichte Osteuropas)(19)也都设立过讨论苏联档案的专门栏目。 同时，西方出版界与俄罗斯档案馆或档案管理当局达成协议，将苏联解密档案引入西方学术界。俄罗斯现代历史档案保护与研究中心在1993年就与“三个德国出版社、两个意大利公司、胡佛研究所、查德威克—希利公司和耶鲁大学(这些机构明显有它们自己的员工和复制这些档案的设备)达成协议”(20)。1999年，克里斯托弗·安德鲁(Christopher Andrew)和瓦西里·米特罗欣(Vasili Mitrokhin)还出版了“米特罗欣档案”，披露了克格勃从十月革命到戈尔巴乔夫时期的一些活动，被美国联邦调查局认为是“从任何来源都不能获得的最完整、最全面的情报”(21)。西方学者与俄罗斯学者合作编写档案目录、指南，并在美国政府和大学的支持下，出版一些苏联档案。20世纪90年代中期，俄罗斯面临巨大的经济困难，其档案馆所得到的预算只相当于之前的1/3，原苏联档案的保存面临着人员流失、盗窃等挑战，因此俄罗斯档案当局力图与西方出版界达成协议。对此，有的俄罗斯学者指责西方出版界有垄断苏联档案的嫌疑。有的西方学者则指责苏联档案研究“越来越商业化”，主要体现在“使用研究资料收取大量费用(包括但是不限于档案)；在不同时期、对不同使用者和不同地区收取不同的费用；在直接付费中讨价还价，本来免费的学术合作和赠送的设备也收费”。(22)西方出版商在选择和复制苏联档案过程中，常常使苏联档案不能正常对研究者开放，甚至有的协议还有“排他的”条款，“要求这些档案脱离公共研究”，再加上苏联档案不是根据平等和公平的原则来管理，于是，在西方学术界出现了关于苏联档案“档案伦理”的讨论。(23) 苏联解密档案使西方“苏联学”研究成为西方学术界特别是历史学等学科关注的焦点之一，出现了所谓“档案淘金潮”(the Archival Gold Rush)。马克·冯·哈根(Mark Von Hagen)说：“一个出版界和其他媒体正在通过公布档案中的轰动性的发现而推动所谓的‘淘金潮’。”(24)美国国家苏联和东欧研究委员会、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SRC)、国际研究和交流委员会(IREX)对西方“苏联学”的档案研究提供资助，这是“任何一个到莫斯科和彼得堡进行严肃研究的人所不可缺少的”(25)。鉴于苏联档案对于西方“苏联学”的重大影响，林恩·维奥拉(Lynne Viola)将苏联档案解密称为“档案革命”。(26)西方“苏联学”在“档案革命”之后，出现以下重要变化。 第一，“苏联学”摆脱了“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的困扰。长期以来，西方苏联学经历了“极权主义”和“重评主义”研究范式，并且坚持这两大研究范式的学者存在着争论。“极权主义”研究范式被指责为反共产主义。“重评主义”研究范式则被批判为为斯大林辩护。“冷战”结束，苏联档案解密，西方学者利用这些档案，可以进行“公正”研究。林恩·维奥说，“冷战”的二元思维使美国对苏联的历史研究简单化。但是，“冷战”已经渗透了苏联学研究领域的其他方面。例如，一些人仍然从“主导的范式”来研究，认为历史似乎可以或应该降到学术上的军事技巧和战略。林恩·维奥拉说：“我个人认为企图确定范式是无聊的和令人痛苦的；它限制了原创，是排斥的，导致我们最近几十年来看到的某种方法论上的某种时髦。一些人企图考察或建立‘学派’，将历史学的新方向进行分析和归纳；这种努力在我看来是早熟的、具有局限性的。我更希望看到年青一代能够有机会发展，而不受到成熟学者的分类的干扰。”(27)特别是苏联解体之后，年轻学者加入到“苏联学”研究中，这些年轻学者更少地受到“冷战”意识形态的影响。正如希拉·菲茨帕特里克在论文集中注意到的，青年一代的学者相对没有“冷战”思维。(28) 任何社会科学不可能完全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是自己的观点、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接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29)我们看到，“苏联学”在苏联解体后不可能完全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而进行客观公正的研究。但是，它在“冷战”结束后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意识形态，至少摆脱了“苏联学”早期的“极权主义”和“重评主义”的研究范式之争。林恩·维奥拉主张让历史成为历史，用复杂和差异替代简单和二元思维，谦恭和建设性的批判替代极端和不成熟的扣帽子。“随着理论和比较的成熟，产生了一系列的探索政治、社会和文化的研究成果，探讨了十年前不可能想象的许多领域的话题。”(30) 第二，“苏联学”与西方主流社会科学进一步融合。长期以来，“苏联学”一直存在着学科性质的争论。有的学者认为，它是一门特殊的学科。有的学者认为，它是社会科学知识在地区研究的运用。苏联解体后，西方“苏联学”进一步与西方主流社会科学融合，甚至进一步演化为“哲学苏联学”、“社会学苏联学”、“经济学苏联学”等。 苏联解体使西方左派学术受到巨大冲击，因此西方“苏联学”力图在西方主流社会科学中寻求理论支撑。弗雷德里·J.克弗莱龙(Frederic J.Fleron)说：“共同的主题就是呼吁将地区研究与主流的社会科学联系起来。”“苏联学不能仅仅是没有‘理论性’的地区研究：简单考察一下美国的政治学杂志就看到一些文章只可以界定为美国的地区研究。”(31)就“苏联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而言，苏联历史档案开放之后，西方学术界出现了专门对苏联档案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网站。(32)迈克尔·埃尔曼(Michael Ellman)指出，研究苏联经济有利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关于苏联学对于主流经济学的贡献，表明人类学的方法对于主流经济学作出有用的贡献。它也表明经济系的划分等级体系并没有完全衡量科学贡献，方法论的多元主义在经济学中起重要作用”(33)。 第三，西方“苏联学”研究者与俄罗斯学者的合作和交流越来越多。长期以来，苏联国内学术界对西方“苏联学”持批判的态度。弗拉德莫·G.特雷姆尔说：“在过去，苏联的学术和政府的经济学家在意识形态和党推行的限制下工作。经济学家不能与苏联经济界的官方的观点相矛盾。他们不能运用或引用没有经过中央统计部门出版或认可的任何统计和数据措施，在本质上与外界相隔绝，特别是国际学术界。”(34) 苏联历史档案解密之后，西方“苏联学”研究者和俄罗斯学者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多。林恩·维奥拉说：“我们现在可以有前苏联的同事了；档案开始开放了；历史成为历史了。”一些研究计划是俄罗斯学者和西方学者合作的结果，“真正的学术合作和合作领导的可能性是‘档案革命’的最重要和最没有使人注意到的特征，我们中的许多人在工作时也从来没有想到有这么一天，过去我们在苏联国家档案馆里只允许进入专供外国人的特殊阅览室”。(35) 长期以来，西方“苏联学”的研究成果主要依赖于苏联公开的资料、流亡者的资料、“斯摩梭斯克档案”(the Smolensk Archive)(36)等。其中，“斯摩梭斯克档案”到1990年仍然被西方学者视为“具有特殊性”，因为其是“西方人能够不受限制地看到的唯一的苏联共产党档案”。(37)由于西方学者缺乏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西方“苏联学”的研究成果受到人们的质疑。美国学者M.哈根指出：“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许多苏联学家形成一种印象：他们所从事的知识领域被冻结在落后的精神、理论和方法论状态下”，“有关于俄国历史(尤其1917年以后的历史)的学术著作质量低下”。(38) 苏联历史档案解密为西方“苏联学”的研究提供了“客观基础”。林恩·维奥拉针对苏联解密档案指出：“尽管选择可能存在偏见，而且并没有完全掌握档案，但是其中的许多出版物已经证明是极其重要的研究工具。”(39)西方学者根据第一手研究资料，使得一些长期争论的、悬而未决的重要理论问题得到解决或者有了新的观点。 首先，关于苏联经济增长速度问题。苏联经济是不是像官方所说的那样高速增长，成为西方学者长期研究和困惑的重要问题。米塞斯和哈耶克在1935年就提出苏联决策方法注定导致大规模的浪费和低效率。科林·克拉克(Colin Clark)早在1939年就对苏联经济增长速度提出质疑。柏格森(Bergson)在1953年批判苏联发布的增长率，认为真实数据更低。甚至到1990年，一些学者认为美国中央情报局长期过分夸大苏联的威胁，过高估计了苏联经济的效率和增长速度。(40) 苏联历史档案开放后，迈克尔·埃尔曼(Michael Ellman)说：“我们现在知道苏联增长率确实高估了。这种进展源于‘档案革命’。”“它也证明了克拉克－柏格森关于苏联宏观经济增长的估计是太高了。”(41)例如，运用中央统计局的解密数据，可以计算出苏联时期的增长率要低很多。类似地，哈里森(Harrison)运用档案数据，解释了通货膨胀隐藏的机制，通货膨胀会增加增长率，并在数量上估计了它们的重要性。这部分是由于苏联终结了，检查也终结了，从而使俄罗斯经济学能够采用替代旧的官方统计的办法。(42) 其次，关于苏联1932—1933年饥荒问题。苏联1932—1933年饥荒最初是由西方的乌克兰流亡者提出，并引起国际学术界关注的。乌克兰和俄罗斯学者对这次饥荒的原因、死亡人数和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责任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一些乌克兰学者认为这次饥荒是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的体现，是苏联官方故意制造的“种族屠杀”。(43)目前，乌克兰和俄罗斯学者之间的争论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了学术领域，成为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甚至外交问题。(44)长期以来，大部分西方“苏联学”研究者将1933年苏联饥荒描述为“人为的”。赞同这种看法的人运用官方苏联的统计，认为1932年谷物产量并不低，特别是在乌克兰，能够养活人口。例如，罗伯特·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提出，就苏联旱灾来说，1932年的情况比1936年好。(45)詹姆斯·梅斯(James Mace)是美国议会中调查乌克兰饥荒的主要人员，他引用“后斯大林”统计来表明1932年的收成比1931年或1934年多，后来苏联历史学将1931年描述为由于旱灾比1932年更糟糕。在这个基础上，他认为1932年的收成本来不会引起大量人饿死。乌克兰流亡到西方的一些幸存者对于饥荒的报告也用来作为证据。在美国议会调查后出版的著作中，一个证人断言产量一公顷37森特纳，这是苏联谷物产量在80年代的两倍半。早期的流亡者的回忆录也作出同样的判断。(46) 但是，苏联历史档案解密证明事实正好相反。当时苏联官方的数据夸大了实际产量，导致西方学者长期引用官方数据而产生错误的认识。1932年收成下降使食品短缺更加严重，并至少在1931年就已经在苏联扩散。马克·B.陶格(Mark B.Tauger)说：“官方1932年数据确实支持种族屠杀的解释”，但是，“现在苏联档案数据表明1932年收成比已经设想的要少，需要对种族屠杀的解释进行修正”。“这些数据也有利于重新评价饥荒，而且有利于重新评价苏联经济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和后来的表现。”(47) 最后，关于斯大林的评价问题。1963年9月，毛泽东指出：“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还在议论纷纷。各个不同的阶级，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或政治派别，意见不同。估计在本世纪内，这个问题还不可能作出定论。”(48)长期以来，西方学者对斯大林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在斯大林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上，一些西方学者否认斯大林是马克思主义者，美国学者罗伯特·C.塔克认为斯大林崇拜伊凡四世和彼得大帝，并且有意识地模仿他们的部分政策，是这些封建阶级的继承者。苏联档案解密之后，斯大林的私人图书馆对西方学者开放。E.范里(E.Van Ree)根据斯大林所阅读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认为斯大林仍然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说：“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做的注释表明斯大林直到去世，他都感觉他本人一般同意那些‘经典’。对著作的选择和注释支持这样的看法，即尽管他对历史感兴趣，他认同一些沙皇是强大的统治者，但是，他常常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对其他思想体系包括传统的俄罗斯思想并不感兴趣。”(49) 斯大林在苏联社会政治经济中的作用是西方学者讨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20世纪70年代前，西方学者在“极权主义”研究范式的支配下，认为斯大林是主宰苏联社会经济生活的独裁者。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西方苏联学“重评主义”研究模式的兴起，一些学者强调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社会经济政策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这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斯大林在苏联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从而也淡化了斯大林在“大清洗”中的作用。但是，迈克尔·埃尔曼根据苏联解密档案指出：“档案革命所揭示的最高领导的作用的非常重要方面就是斯大林个人的作用。结果是它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改变，比极权主义范式下更复杂。”斯大林的历史作用是十分复杂的，“我们清楚地从档案中了解到斯大林是一个多面的人物，影响许多生活方面”(50)。 当然，苏联历史档案解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西方“苏联学”对它的研究似乎仅仅是一个开始。迈克尔·埃尔曼说：“‘档案革命’还没有完。许多国家的众多学者在这个领域进行研究，期待着进一步有兴趣的结果。”并且，苏联历史档案并没有为所有问题提供答案，需要人们进行大量的研究和探讨。“尽管我们比以前有更多的证据，但是，仍然还有许多关于特定问题的解读的争论。”(51) 注释： ①我国学术界近些年关于西方“苏联学”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于滨《从X到Z：西方“苏联学”的兴衰》，载于《俄罗斯研究》2011年第1期；许华《美国的苏联学研究》，载于《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4年第6期；郭金月《美国苏联学的起源》，载于《史林》2011年第4期。 ②(28)Sheila Fitzpatrick(ed.),Stalinism:New Directions,Routledge,2000,p.2,p.5. ③Christopher I.Xenakis,What Happened to the Soviet Union?,Praeger,2002.p.125. ④(34)Vladimir G.Treml,Censorship,Access,and Influence:Western Sovietology in the Soviet Un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1999,p.2,p2. ⑤William V.Wallace,"From Soviet Studies to Europe-Asia Studies",in Europe-Asia Studies,Vol.45,No.1,1993. ⑥Roger D.Markwick,"A Discipline in Transition?:From Sovietology to 'Transitology'",in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Vol.12,Issue 3,September 1996. ⑦［英］尼尔·弗格森《未曾发生的历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5页。 ⑧The National Interest,No.31,Spring 1993,pp.67-122。 ⑨Michael Cox(ed.),Rethinking the Soviet Collapse,Sovietology,the Death of Communism and the New Russia,London and New York:Pinter,1998,p.15. ⑩Martin Malia,"To the Stalin Mausoleum",in Daedalus,Vol.119,No.1,Winter 1990. (11)Michael Burawoy,"The End of Sovietology and the Renaissance of Modernization Theory",in Contemporary Sociology,Vol.21,No.6(Nov.,1992),pp.774-785. (12)于滨《从X到Z：西方“苏联学”的兴与衰》，载于《俄罗斯研究》2011年第1期。 (13)Robert V.Daniels,"Is Sovietology Dead Too?",in The New Leader,Sep.9,1991. (14)Anthony Jones,"Sovietology Is Not Dead,Long Live Sovietology",in Contemporary Sociology,Vol.23,No.1,1994,pp.161-169. (15)Susan Gross Solomon(ed.),Beyond Sovietology:Essays in Politics and History,M.E.Sharpe,1993,p.1. (16)我国学术界关于苏联解密档案的介绍，主要参见黄立茀《苏联历史档案的解密、编纂与出版》，载于《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1期。 (17)Norman Naimark et al.,"Final Report of the Joint Task Force on Archives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lavic Studies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1 April 1995",in Slavic Review,Vol.54,No.2,1995,pp.407-426. (18)Cahiers du monde russe,Vol.40,No.1-2,1999。 (19)Jahrbücher für Geschichte Osteuropas,Vol.51,No.1,2003,pp.36-98。 (20)Kerry Taylor,"Archive Notes:The Comintern Archives,Moscow",in Labour History,No.64,May,1993,pp.139-142. (21)Christopher Andrew and Vasili Mitrokhin,The Mitrokhin Archive:The KGB in Europe and the West,The Penguin Press,1999.该书中文版译为《克格勃绝密档案》(上下册)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 (22)Ellen Mickiewicz,"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Scholarship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in Slavic Review,Vol.52,No.1,1993,pp.90-95. (23)E.D.M.,"Research,Ethics and the Marketplace:The Case of the Russian Archives",in Slavic Review,Vol.52,No.1,1993,pp.87-89. (24)Mark Von Hagen,The Archival Gold Rush and Historical Agendas in the Post-Soviet Era,in Slavic Review,Vol.52,No.1,1993,pp.96-100. (25)Donald J.Raleigh,"The Russian Archive Series",in Russian Review,Vol.55,No.4,1996,pp.692-698. (26)(27)(30)(35)(39)Lynne Viola,"The Cold War in American Soviet Historiography and the End of the Soviet Union",in Russian Review,Vol.61,No.1,2002,pp.25-34.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卷第72页。 (31)Frederic J.Fleron,"Post-Communist Studies and Political Science",in Europe-Asia Studies,Vol.48,No.2,1996. (32)See from http://www.warwick.ac.uk/go/persa. (33)Michael Ellman,"What Did the Study of the Soviet Economy Contribute to Mainstream Economics?",in 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Vol.51,No.1,2009,p.51. (36)德国法西斯在1941年从苏联的斯摩棱斯克共产党总部发现这些档案，1945年由美国占领军在德国缴获并运到美国。这个档案包含20万页文件，1958年由默尔·费恩索德(Merle Fainsod)出版，成为西方研究斯大林思想和实践的主要资料。但是，这些档案与苏联所有的档案资料相比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并且档案中的统计数据相互矛盾，各种组织机构各有一套数字。关于该档案的进一步分析，参见Merle Fainsod,Smolensk under Soviet Rule,RAND Corporation,1958。 (37)Charles H.Fairbanks Jr.and Susan A.Thornton,"Soviet Decision Making and Bureaucratic Representation:Evidence from the Smolensk Archive and an American Comparison",in Soviet Studies,Vol.42,No.4,Oct.1990,pp.627-654. (38)［美］M.哈根《苏联学的未来》，载于《国外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 (40)See Michael Wines,"CIA Accuse of Overestimating Soviet Economy",in The New York Times,23 July,1990; Richard J.Kerr,"CIA's Track Record Stands up to Scrutiny",in The New York Times,24 October,1991. (41)(50)(51)Michael Ellma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talinism in the light of the Archival Revolution",in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Vol.4,No.1,2008. (42)Mark Harrison,"Prices,Planners,and Producers:An Agency Problem in Soviet Industry,1928-1950",in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58,No.4,1998. (43)我国学术界关于乌克兰和俄罗斯学者在这方面的讨论，参见李燕《“苏联1932—1933年饥荒”问题研究综述》，载于《西伯利亚研究》2008年第6期。 (44)参见刘俊燕《俄罗斯与乌克兰就1932—1933年饥荒问题的外交博弈》，载于《当代世界》2008年第10期。 (45)See Robert Conquest,The Harvest of Sorrow:Soviet Collectivization and the Terror-Famin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p.264-265. (46)Commission on the Ukraine Famine,Investigation of the Ukrainian Famine 1932-1933:Report to Congres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88. (47)Mark B.Tauger,"The 1932 Harvest and the Famine of 1933",in Slavic Review,Vol.50,No.1,1991. (48)《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6页。 (49)E.Van Ree,"Stalin and Marxism:A Research Note",in Studies in East European Thought,Vol.49,No.1,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