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GO话语与民间妇女组织的自我认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话语论文,妇女论文,民间论文,自我论文,组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23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07)06-0041-09
一、问题的提出、概念和背景
1.问题的提出
当代中国民间组织是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发展的，[1](P3-7)这个发展时期恰逢NGO在国际范围内迅速发展的“全球结社革命”。[2](P19-20,P4-6)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为非政府组织(NGO)概念进入中国提供了契机，[3]本土民间妇女组织历史地与“改革开放”、“全球结社革命”和“世界妇女大会”相遇，后者为前者的实践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1999年7月，在英国召开的“中国妇女组织研讨会”上，仉乃华从解析国际有关NGO的话语入手，探讨了西方主流NGO话语对中国妇女组织，尤其是对妇联的影响。她对西方NGO主流话语中的三个观点进行了批判，一是认为世界上存在着真正的、纯粹的、不受时间地点局限的NGO；二是对NGO独立自主性的过分强调，强调其独立于国家和市场之外；三是用静止的眼光看NGO，把它们看成是具有一统的、一成不变的主观意志与身份认同的组织体。[3]仉乃华的文章启发了本文的写作。近年来，西方NGO主流话语进一步在中国传播，它对本土民间妇女组织的自我角色认同有什么影响？本文作者关注了民间妇女组织领导者和参与者对自己组织的思考的文献——包括公开发表和在组织内部刊物上发表的文献——分析归纳了这些文献中关于民间妇女组织社会角色定位和组织性质的解释，并将这些解释理解为他们的自我认同。
本文所谓“NGO话语”指抽象化、本质化了的、西方主流的对世界各地各种组织性质与目标大相径庭的非营利性组织的分析方法。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作者的本土民间妇女组织经验及对文献资料熟悉程度的限制，本研究以分析北京、云南、河南和陕西等省市的几个民间妇女组织的资料为主，因此，只可视为此类研究的尝试，为引玉之砖。
2.概念和背景
何谓“民间妇女组织”？“民间”一词的用法在中国文化中是与“官方”相对的一个词汇，它反映了长期以来构成中国传统社会政治基础的“官”、“民”之间的角色关系。1949年以后，计划经济时期建立了以单位制度为基础的社会组织结构，包括政府机关、企业单位、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四种主要类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政府职能转变、事业单位改革、以及伴随改革开放的社会生活的多样化，诞生了一大批挂靠在党政机关或企事业单位的社会团体。1998年，国务院批准撤销原社团管理司，成立作为二级局的民间组织管理司。自此，民间组织一词开始在中国正式使用。民间组织包括“社会团体”（简称“社团”）和“民办非企业单位”。[2](P4-6)
国内对“民间组织”的研究受到西方NGO话语的影响，或者说，民间组织的研究是在NGO概念进入中国后才开始的。最早开展NGO研究的机构之一——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是1998年成立的。[1]（序言）研究者参考NGO概念，将民间组织定义为“不以营利为目的、主要开展公益性或互益性活动、独立于党政体系之外的正式的社会组织。这些组织具有不同程度的自治性与志愿公益性，不是宗教、政党、宗教组织。”在对本土民间组织进行分类时，也参照了“国际上常用的分类标准，将民间组织分为公益性和互益性两大类。一般而言，会员制组织是人们维护共同利益或追求共同兴趣的组织，大多数是互益性的。……当然，会员制组织也有公益性的，基于公共参与与实现公共事务。”[2](P13)（见图1）
依据上述划分，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公益性组织，它们中有会员制组织，也有非会员制组织，同时，这些组织都关注妇女群体发展和性别平等，因此是妇女组织中的一类。
图1 民间组织性质和体制分类
从1949年至改革开放，中国最大、最主要的妇女组织是妇联，是全国性社团妇女组织，是八大人民团体之一。“直到现在，这些人民团体仍然是一类非常特殊的官办社团组织。”[4](P1)“从1984年起，首先在上海，继之是在一些大中城市建立了一批以行业、专业甚至是年龄划分的妇女组织。1995年是民间妇女团体组建的又一个高潮。在1995年以前成立的妇女组织大多为妇联一家牵头、多家联合的团体，而在世妇会前后成立起来的组织一部分是以妇联为核心组织的，也有一些是妇联之外的妇女团体，如各科研院所的妇女研究中心、女知识分子联谊会、女记者协会等。”[5]到2004年，据不完全统计，除妇联系统的16个全国性团体会员之外，还有数以万计的公益性、互助性、自治性妇女组织。[6]各类妇女组织的兴起是中国民间组织发展的一部分，有研究者指出，中国民间组织的迅速发展，构成了“全球结社革命”的一部分。[2](P20)
如果将现有各种妇女组织按照上述“民间组织的性质和体制分类”，本文研究的妇女组织是公益性的。
何谓“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一词最初被联合国采用于1949年，用以指那些在联合国以咨询地位活动的组织，以区别于代表其正式成员的政府官方组织与机构。被此名称涵盖的组织五花八门，有的已有近百年历史，它们的组织性质与目标也大相径庭。然而，“在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流话语的国际文献中，非政府组织常常指的是发展中国家的民间组织，NGO的提法从政治上强调了这些组织同发展中国家较多存在的集权政治的区别。……非政府组织被看作是为解决社会发展问题而进行的一项重大组织创新制度，是公民社会中最具主观能动作用和最具社会效益的组织形式。”[6]有西方学者强调NGO与发展的关系，指出：“NGO有许多不同的涵义。一些学者认为，NGO包括以一个发达国家为基础操纵国际性活动的国际非营利民间组织(INGO)，几个国家的北方非营利组织(NNGO)，第三世界的南方NGO和遍及世界各地的许多其他类型的非营利性组织。在西欧，它一般指活跃于国际上的非营利性组织；在欧洲的转型国家和前苏联，它是指慈善组织。在第三世界，NGO广义上一般指致力于发展的组织。一些第三世界的观察家使用NGO仅仅表示中介性或基层支持性组织。NGO的所有四种类型都致力于可持续发展。”[7](P5)那种将NGO视为与政府和市场相并立的第三部门的西方主流话语，带有强烈的西方文化和制度结构色彩，是对国家—市场—公民社会三元分立结构的反映。[2](P4-6)
世妇会前后，中国民间妇女组织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基金会和各类国际组织的关注及其慷慨的资助，这些组织也通过提供资助的境外组织接触了西方主流NGO话语。在文献的启发下，本文将民间妇女组织的自我认同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公益性民间妇女组织出现到世妇会前NGO话语进入中国，为“前NGO话语时期”；从这些组织开始接受西方发达国家基金会和各类国际组织资助到2000年左右，为“NGO话语传播初期”；从这些组织相继在资助者的支持下进行全面的组织机构调整、参加“NGO能力建设培训”至今，为“NGO话语的系统传播时期”。
二、前NGO话语时期
1.知识分子集聚
中国的改革开放引发了大量的妇女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妇女问题的压力下派生出两支关注妇女的力量：一支是体制内的妇联组织，另一支是自发组织起来的职业—知识女性。”[8](P22-29)陕西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是1986年成立的，发起人高小贤当时是省妇联研究室主任，她回顾说：“当时的妇联很少有人对理论研究感兴趣，而妇女研究作为一个新兴学科是需要一批人去推动的，这迫使我必须从妇联之外去寻找力量。……研究会成立以后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一分钱的活动经费。妇联在市场化的过程中自身经费也已捉襟见肘，因此规定所有挂靠在妇联的这类团体经费一律自筹。”[9](P215-236)
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原中国管理科学院妇女研究所）发起人王行娟也指出，“中国最早成立的6家妇女NGO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由一个知识女性带头发起，集合一批志同道合者创办的。这些人凭着历史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带头创办了妇女NGO组织”。[10]红枫在1988年成立时是“一家民办的妇女研究组织，一切研究经费均需要自筹。”[11]（前言）她们成立时的宗旨是“妇女研究妇女、妇女教育妇女、妇女帮助妇女”。就是说，当时成立的妇女组织是由“拿国家工资、隶属一定单位的人们组成的不拿国家工资、不占国家编制的社会组织机构。”它的最主要特点是“在组织结构上可以突破一个单位的局限，跨地区，跨行业，具有在一定主题下的社会联网性质。……在它名下做事的人都是它的成员。没有办公室，没有经费。在当时，因为一无所有，所以没有人事负担也没有政治压力。……我们成立组织的目的很简单，没有什么‘分庭抗礼’的政治动机，就是做事情：妇女动员起来组织起来，自己为自己做事情，也为社会和家庭做事情。”[8](P22-29)
2.知识分子做事
她们做了哪些事？红枫的前身中国管理科学院妇女所“按照1988年制定的章程，这是一个民间的妇女问题研究组织。当时以研究所为建制的、以研究当代妇女问题为宗旨的组织还绝无仅有。创建这样一个组织是相对新时期的妇女问题进行研究。因此，妇女所成立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开展课题研究：‘中国妇女就业趋势研究’，以后又开展了‘卖淫嫖娼问题’、‘女科技人员成才’等问题的研究。……课题组成员都是自愿者，她们来自各个单位，有国家经委、国家人事部人事与人才研究所、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北京社科院社会学所、求实杂志社等单位。”[12](P2-13)1990年，妇女所先后举办过9期女领导干部培训班，对上千名副科级以上女领导干部进行培训。在培训班中发放问卷，召开座谈会，做‘局以下女领导干部的工作与生活’的大型调查。在调查的基础上，妇女所与《中国妇女报》合作，在1991年11月召开了‘中国首届妇女参政学术研讨会’。”会后，出版了《中国妇女参政的行动》一书。[11]（前言）
高小贤在介绍陕西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发展的第一阶段（1986-1992年）时说：“研究会初成立阶段的活动主要是办培训班，1986年6月，利用一批在国内有影响的妇女学和婚姻家庭研究的学者来陕西开会的机会，举办了第一期妇女理论讲习班，1987年7月又举办了第二期讲习班。这两期培训班面向妇联和工会女工干部，每期都有四百多人参加……在妇女理论的启蒙和宣传方面起到了良好的效果。”高小贤称组织在这一时期处于“摸索阶段”。[9](P215-236)
职业—知识女性为什么组织起来？她们的自我分析是：“我的做事，没有任何远大的政治目标，仅仅为了生活本身，为了我自己和我同时代的人们生活得更健康、更轻松。……寻找身为女人的‘自我’”，[8](P22-29)“最初选择妇女研究完全是自我有问题而萌生的，是因为结婚、生育过程中的角色转换，以及这种角色与我个人的发展定位的冲突而产生的种种困惑，促使我想重新认识自己。”[13]除了寻找自我外，经常被提到的另一个原因是，“这一代人独特的经历，培育了我们身上太多的使命感、责任感和事业心。”[9](P215-236)这是知识分子对聚集在体制外一起做事的意义解释。
“职业—知识女性”、“共同兴趣／志同道合／责任感”、“经费自筹”和“做事情”，是组织者和参与者自我行为分析的关键词，这些关键词在NGO话语中，被称为“志愿行为”。若本土地解读这些关键词所表达的历史行为，可作如下分析：组织活动参与者大都是具有一定研究能力的知识分子，以妇女研究为目的，所以，组织是妇女研究的骨干／精英集聚做事的组织。这种“聚集”与当时“借助政府的力量自上而下建立的或者从政府体系中分离出来的”[1](P6)社团的区别是，它们是“体制之外”的、“自发成立的”和“没有活动经费的”。
三、NGO话语传播初期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自觉地走向世界，与世界“接轨”。有研究者认为，“从1993年筹备世妇会开始，将中国妇女‘提前’带进全球化进程。所谓‘提前’，是相对于其他社会群体而言。”[14]与世界“接轨”的表现之一就是用国际通行的语言说话。
1.民间妇女组织“初识NGO”
世妇会前，西方发达国家的基金会和各类国际组织进入中国，他们在国内寻找关注妇女发展、从事妇女研究和服务的人（特别是女性），不仅资助她们在本土开展活动，还资助她们参与国际会议，以了解世界妇女研究、话语和活动情况。
1993年，“在多个国际机构和组织的资助下，中国有43人参加了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的亚太地区NGO妇女与发展研讨会，这大概是中国有史以来参加NGO活动的最大阵容。”高小贤在回忆那次会议时说，那是她“初识NGO”，她是从那次感性体验开始接触NGO资料的，开始知道“NGO是由关心某一领域问题的人们自愿组织起来的非营利组织。它的经费一般是自己筹集的而不是来源于政府，它的领导成员通常是内部产生的而不是政府任命，它的主张和观点主要是反映其所代表的那部分人的利益和要求，并非同政府的态度完全一致。按照联合国的惯例，一些重要的会议……都要在召开政府会议的同时举办NGO论坛，目的是让政府在决策时听到来自基层和民间的声音。6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妇女运动的发展，国外NGO组织大量涌现，在国际舞台上已经成为一支重要力量。”[15](P273-277)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创始人谢丽华说：“当我第一次以NGO的身份走出国门，参加在泰国曼谷举行的‘妇女发展与妇女传媒国际论坛’会议的时候，我其实完全不知道‘NGO’为何物。……但是，在这个国际会议上，我们备受关注，也许就因为这个备受关注，我们开始走上了NGO的发展道路。”①
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与服务中心在1993年11月到1994年9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4次派代表出席了有NGO参与的国际会议。（见表1）出席大会第三次预备会后，王行娟在总结报告中写道：“我们是第一次出席联合国召开的会议，又是第一次与那么多NGO组织接触，感受是很深的。我们体会到联合国的会议安排NGO组织参加的确具有重要意义，它可以集思广益，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发动人民群众参与政府的以及世界的重大问题的决策。而且，非政府组织也不负众望，她们表现出很强的参与意识，提出了很多有见地的意见。事实表明，非政府组织的很多意见并不是反对政府的，她们并没有站到政府的对立面上，而是出谋划策，提出了很多可行性的建议。”[16]
初识NGO，对这些组织最实实在在的影响是境外NGO的资助。红枫在1992年得到资助，开通了第一条妇女热线；1996年，陕西省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也得到资助开通了妇女热线；1998年，红枫得到资助成立了服务于单亲家庭的方舟家庭中心；1999年，陕西省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得到资助成立了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并开展了农村妇女发展项目，包括健康教育、妇女识字与技术培训、农村社区综合发展等；2000年，红枫开始进行为期5年的家庭问题社区干预实验项目，等等。
2.新知识和实现自我价值
世妇会前后，发达国家的基金会除资助本土已存在的民间妇女组织外，还资助成立了一批关注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的组织，如，云南健康与发展研究会（原云南生育健康研究会）、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等等。与20世纪80年代成立的民间妇女组织不同，这一时期，组织的发起者已经接触了NGO话语，更为重要的是，她／他们有基金会承诺的资金支持，在这样的背景下，来自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知识分子一呼而应。在基金会的鼓励下，新成立组织的关注范围也扩展到法律、生育健康等当时妇女研究未涉足的领域，并吸引了渴望了解世界、渴望做事的男性参与，组织集聚的知识分子也因此更加广泛。比如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依托北大法学院的法学专家群体，兼职人员中包括了专门从事妇女法律研究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学术界知名教授，也广泛吸收了法学界、司法界、妇女界及新闻界的有关人士作为中心的专家小组成员。”[17]云南健康与发展研究会“首批会员来自三十多个单位：昆明医学院、云南社会科学院、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学院、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18](P275-285)这是新一轮的精英聚集，其中包括初期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
新一轮的精英聚集，吸引了更多的关注妇女发展的知识分子。各种国际会议传播了“好多新名词：NGO论坛、家庭暴力、妇女传媒监测、性别意识、妇女参与、草根组织、公民社会等等。”②
这时，组织成为传播、交流各个学科新理论、新思想的场所，在学术研究刚刚开放的时候，这样的聚集是知识分子最渴望的。国外基金会正是看中了这些知识分子，不仅为她／他们提供更多接触世界的机会，还在她／他们要“做事”的强烈愿望中加入“资助”，与她／他们进行双方都想做的项目合作。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时间就是金钱”是盛行的价值观，知识分子“下海”经商成为时尚，“兼职”获取灰色收入也是令人羡慕的选择，为什么发起人和参与者做民间组织这样“公益”的事？云南健康与发展研究会发起人张开宁说：“研究会创办之初，不同学科的学者们聚会讨论，往往是一发而不可收，不得不占用用餐时间，最后就干脆边吃边谈，直至深夜。……研究会有一批骨干，她（他）们有一个共性：平等合作，真诚奉献。……奉献和奋斗，成为这个民间研究机构文化的一部分。”[18]“奉献和奋斗”，用NGO的话语来说，就是“志愿精神”，但它不是物质生活充分满足的志愿，也不是由宗教信仰而坚守的志愿。本土知识分子“志愿”的是：用知识服务社会，在做事中实现人生价值。她们说：“我们是一群有爱心和公益心的人，乐于奉献的人、有理想的人、充满激情的人；我们力量的源泉来自共同的信念、团队的合作、自我实现的动机、每个人都得到尊重。”③前NGO话语时期一样，这是知识分子自己用业余时间在体制外一起做事的意义解释，也可视为本土民间妇女组织起源的一个因素。
四、NGO话语系统传播时期
西方主流NGO话语分别在2000年和2004年，通过“NGO能力建设”培训向民间妇女组织系统传播。
1.NGO话语系统传播的本土基础
通常，民间妇女组织是多位知识分子发起的，参与的活动骨干也是几个人、十几个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员的增加、工作范围的扩展，合作、管理等一系列问题在知识分子中间出现，这些原本只为“做事”聚在一起的人，不得不面对组织管理的繁杂问题，而管理是这些知识分子的弱项。
高小贤说：“我不否认我个人在陕西省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筹备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过，在当时那样的社会背景下，即使没有我，也会有另外的人发起这类组织的。可研究会成立后至今15年的发展，的确是与我的投入和努力分不开的，我将大量的时间、精力、情感和智慧投放了进去，其间的酸甜苦辣构成了我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9](P215-236)这段话几乎可以表达所有组织主要领导者的心声。这些从众多知识分子中“站出来”承担起组织责任的领导者是最积极、最主动的组织实践者；也是最有主见、最有个性、最勇敢和最有毅力的人，她／他们将组织的存在与自己的生命联系在了一起。在一个自愿“集聚”起来的组织中，领导人的热情、个性、责任心、意志力显得格外突出！
而国际资助者也是以他们知道的人或某个特定NGO的有魅力的领导人为基础来选择合作伙伴的。[7](P196)某种意义上说，在这一时期，这些承担起组织领导责任的知识分子也是被资助者选中（支持）的组织领导人。来往于国际资助者与自己曾经“志同道合”的战友之间，协调各种矛盾、误解，还有“不利性制度因素”[19]的限制。这些原本是书斋里知识分子的组织领导人，经历了组织注册、挂靠等等各种意想不到的困境，这其中的“奋斗”和个人所承担的压力不是亲身经历难以真正理解！这其中的“奉献”也难以用“志愿精神”或者NGO的其他话语概括。正因如此，领导人成为组织举足轻重的人物，甚至“如果领导人离开，很多工作就会难以正常进行；如果领导人犯错误，整个组织就会陷入困境；如果领导人只愿保持自己的权威，她／他就会成为组织发展的最大障碍。”④
也就是说，2000年左右，聚集起来做事的知识分子间出现了组织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如何处理这些关系成为组织面临的大问题。
高小贤反思道，陕西省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成立已有十几年的历史，但并没有一套健全的民主化决策与管理制度，会员的参与多在活动层面而少在决策层面。……无论是前期的‘做研究’，还是后期的‘做项目’，都是想利用民间组织寻找一批热心妇女研究或活动的人士共同做事。在这里，‘组织’是工具，‘做事’是目的，因此很少把‘组织’本身作为‘问题’去思考，更别说作为‘目的’去推动了。”[20]如何做好一个组织？若要把事情做下去，知识分子不得不面对并解决这一问题，可是如何解决？
谢丽华说：“我不知疲倦地将项目延伸、拓展，直到有一天我发现自己越干越孤独，越干越吃力，越干越力不从心时，我把之归结于：事业的扩展和团队能力不相配，因此我捕捉到了‘能力建设’的信息，主动向香港乐施会申请，让他们帮助我们进行能力建设培训。”⑤
组织领导人对组织“存在”（社会位置）的投入有别于其他知识分子，她／他们的“奉献和奋斗”中包括为组织的“奉献和奋斗”，即她／他们做的事不仅仅是惠及妇女大众的事，还包含做“组织本身存在”的事，她／他们是既做事，也做组织，而其他知识分子通常只做事，不做组织。她／他们把“组织”的事作为“自己”的事。美国早期社会学家库利(Charles Norton Cooley)曾说过：“我们最崇敬的人们，包括那些在我们看来非常好的人们，总是特别地坚持自我。几乎所有的领袖人物都具有这一特点，这也是他们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难道真的可能把对这种事业的感情与对‘我的’事业的感情分隔开来？我表示怀疑。”[21]
与此同时，一些知识分子在体制内获得了新的机会，比如“作为学会骨干的理事会成员，绝大部分已晋升为正高职称，不少人担任着行政职务，一些骨干理事还成为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政协委员。……业余奉献，还能多久？”[18]如果说人力资源和经济资源是民间妇女组织得以不断的发展的因素，[12](P2-13)那么，在2000年左右，人力资源问题已经显现。人力资源的问题直接影响着“做项目”，也就直接影响向资助者申请项目。
此外，由于“新的妇女NGO以及各类NGO组织的大量涌现，社会上以及投资方、基金会也对NGO组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一代妇女NGO面临新的挑战。这就是改善、提高机构的管理水平，要求有规范化、民主化的机构管理，要有透明度和公信力，要有制度和组织的保证。”[10]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资助者不失时机地与本土民间妇女组织一起共商今后发展的方向，“NGO能力建设”培训在这些组织中陆续开展。
然而，对于一些本土民间妇女组织来说，听懂系统的NGO话语并非易事。谢丽华说：“就像第一次出国一样，在能力建设的培训中我接受了很多新名词，什么战略规划、愿景、使命、组织构架，等等。我承认2000年第一次能力建设培训我们大多数人是在懵懵懂懂的状态下完成的。”⑥
但是，2000年，陕西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开展能力建设后，就制定了6个战略目标，“将组织的使命定位在两个方向上：推动两性平等和推动公民社会建设。”[22]从这里，我们隐约窥到了民间妇女组织自我认同转化的端倪。2003年，陕西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以民间机构的身份，参与到回应SARS的公共卫生危机中，高小贤还在分析研究会这一行为的文章中，介绍了NGO、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和治理(Governance)等西方主流NGO话语中的主要概念，并据此分析了民间组织为什么在突发的公共危机中扮演重要角色。这些均表明，这个民间妇女组织已经将自我认同为“推动公民社会建设”的组织。
2.NGO的聚集和民间妇女组织的自我认同的转折
2004年，长期资助本土公益性妇女组织的福特基金会支持了一个“温洛克民间组织能力开发项目”，这是面向该基金会在中国资助的各类民间组织开展的。基金会请各组织依据自己的意愿，选择参与他们免费提供的“能力建设”培训，几乎所有的公益性民间妇女组织均选择适合他们的内容参加了培训，培训在中国本土进行，并邀请本土专家担任培训者。
谢丽华说：“正在我们举步维艰的时候，幸运的是我们机构被列入了福特基金会支持的‘温洛克能力建设培训开发项目’试点单位。经历十年的发展，我相信碰到这些问题的绝不是我们一家组织，因为能力建设培训一下子成了京城NGO组织的热门话题和热门项目。除了温洛克之外，NPO信息中心在做，香港乐施会在做，民间组织促进会在做，米苏尔基金会也在做。”⑦
通过这样的能力建设培训，本土的NGO相互结识、沟通。如与红枫一起参加NGO培训的还有来自北京、云南、深圳、贵州、武汉等地的NGO组织，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北大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中国政法大学环境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北师大多元文化中心、PACT中国、贵州PRA网、云南生育健康研究会、贵州农科院现代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迁西县妇女法律服务中心、北京大学志愿服务与福利研究中心、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援助中心、武汉大学社会弱者权益保护中心、陕西省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云南健康与发展研究会、浩德中国儿童服务中心、国际小母牛项目等等。[23]
2004年，德国米索尔基金会资助了为期3年的“中国最早成立的6家妇女NGO能力建设”项目，“这6家妇女NGO是：陕西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河南社区教育研究中心、云南西双版纳妇女儿童法律健康咨询中心”。[10]这个项目的宗旨与目标是：推动中国妇女NGO组织的发展以及提高其服务效率。
可以说，2004年是NGO话语的系统传播年，谢丽华说：“仅在2004年一年中，我们机构参加各种能力建设培训就有40多人次，……我个人参加的培训就有6次，合计25天之多。”⑧2004年下半年，红枫派出8人次参加了该项目的培训，该项目还派专家为红枫的第一届理事会成员进行了国际NGO理事会标准的培训。（见表2）
本土NGO通过“民间组织能力开发”而聚集，NGO的西方主流话语通过“培训专家”的介绍在组织中传播。通过这样的聚集和传播，民间妇女组织意识到：NGO是一个全局，每一个NGO组织的优劣，都会影响到社会对NGO的认识，因而也影响到NGO事业的总体发展。我们应该跳出‘自我’，拥有‘全局视野’。不再把自己看成是‘某一个’，而应该把我们组织看成是NGO成长的一部分。⑨也就是说，NGO话语的系统传播启发了民间妇女组织发展本土NGO的责任感，她们表示，要“努力做成最好最规范最有公信力的NGO。……成为中国公民社会的一部分。”⑩民间妇女组织来说，这无疑是自我认同的重大转折，而这一转折与2000年以来的“NGO能力建设”培训直接相关，这些培训不仅系统传播了NGO理论，更将本土的民间组织聚集在一起，使她／他们有机会相互交流经验，获得支持和鼓励，看到组织发展的前景，增强信心。换言之，妇女组织的自我认同向“NGO圈”的转向，意味着她／他们将学习西方主流NGO话语，把组织作为在本土“公民社会”事业的一部分，做好组织是为中国公民社会作贡献。
五、结语
民间妇女组织的自我认同在最近几年发生转变，即从关注妇女事业的民间妇女组织向关注公民社会发展的妇女NGO转变。这一转变与西方主流NGO话语在本土的系统传播直接相关。
在NGO话语传入本土之前，民间妇女组织是知识分子“大家的行动，是解决集体问题时的合作”，[2](P46-47)但是，由于缺乏资金支持，其行动和合作的范围和形式均受到限制；NGO话语传入初期，国际NGO话语与社会性别、赋权等许多西方话语一同进入，民间妇女组织是本土知识分子学习交流新知识、新话语的所在，同时，女性知识分子在这里发展了“相互信任、合作能力”，也向“社会表达了善意”，[2](P46-47)获得了自我价值的实现机会。
西方主流NGO话语是基于本土民间妇女组织改革管理方式的需要系统传入的，经过2000年和2004年两次程度不同的系统培训，民间妇女组织通过“战略规划”，将自己组织的定位转向“公民社会的一部分”。我们应该密切关注这一转向对组织发展的影响。
注释：
①2007年5月11日北京“中国妇女NGO能力建设经验交流会”上谢丽华的发言：“从管理到治理——我们一步一步努力前行”。
②2007年5月11日北京“中国妇女NGO能力建设经验交流会”上谢丽华的发言：“从管理到治理——我们一步一步努力前行”。
③2007年5月11日北京“中国妇女NGO能力建设经验交流会”上梁军的发言：“NGO组织多样性——我们的优势与发展瓶颈”。
④2007年5月11日北京“中国妇女NGO能力建设经验交流会”上梁军的发言：“NGO组织多样性——我们的优势与发展瓶颈”。
⑤2007年5月11日北京“中国妇女NGO能力建设经验交流会”上谢丽华的发言：“从管理到治理——我们一步一步努力前行”。
⑥2007年5月11日北京“中国妇女NGO能力建设经验交流会”上谢丽华的发言：“从管理到治理——我们一步一步努力前行”。
⑦2007年5月11日北京“中国妇女NGO能力建设经验交流会”上梁军的发言：“NGO组织多样性——我们的优势与发展瓶颈”。
⑧2007年5月11日北京“中国妇女NGO能力建设经验交流会”上谢丽华的发言：“从管理到治理——我们一步一步努力前行”。
⑨2007年5月11日北京“中国妇女NGO能力建设经验交流会”上梁军的发言：“NGO组织多样性——我们的优势与发展瓶颈”。
⑩2007年5月11日北京“中国妇女NGO能力建设经验交流会”上谢丽华的发言：“从管理到治理——我们一步一步努力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