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忍受的武松银行：1930年至1931年中国公立学校发展趋势调查_胡适论文

不堪回首吴淞岸——对1930～1931年中国公学风潮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吴淞论文,不堪回首论文,风潮论文,年中论文,公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05年11月，日本文部省颁布《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又称《取缔规则》)，不意引发中国留学生强烈反抗，大量留日学生陆续回国。在这些归国学生中，姚洪业、王敬芳等人计划筹建一所私立学校。经过一番努力，1906年4月，这所私立学校在上海吴淞开办起来，取名中国公学，即“中国人公有之学校”①。

       中国公学(简称“中公”)经历二十余年发展，成为中国知名的私立学府。讵料1930年10月，中公爆发风潮。此次风潮围绕校长马君武去留问题，学生和教职员形成“拥马”和“反马”两派，斗争不断升级。持续到次年2月，校董会依然无法稳定局势，最终国民政府出面，按照相关法律，接管中国公学，党部势力借机控制学校。经此风潮，中公元气大伤，一蹶不振，私立名校最终沦落成“一个党员吃饭机关”②，堪称近代教育史上一大憾事。中国公学1930～1931年的风潮颇能折射当时校园政治的特点，目前学界对其研究不多③，笔者在此试对其做一考察。

       一、学生与风潮

       中国公学的管理借鉴了欧美国家的一些经验，“以大公无我之心，行共和之法”④。创办伊始，便充满民主的氛围，学校不设校长，学生自我管理，以“彻底发挥民主自治之精神”⑤。1908年，中公设校董会，成为学校最高管理机构。校董会先后聘请郑孝胥、夏敬观、王敬芳、何鲁、胡适等任校长，负责校务。学生的自治权限虽被压缩，但学生参与学校管理的“民主传统精神，后来仍然有一部分保存着”⑥。另外，中公校董和校长多为社会贤达，他们有较多的社会事务和个人事务，无法集中精力管理学校，故经常采取“无为而治”的管理方式。这种管理方式易形成虽然民主但也散漫的校风，派系之争往往比较突出。1930年10月的中公风潮的发生就因派系矛盾而起。

       中公学生中有国民党、共产党、国家主义派、改组派等，各种力量都尽可能争取学生支持，以获得更多的话语权。中公政治经济系学生数量最多，是各派的必争之地。1930年10月14日，政治经济系学生开会，李雄、严经照(两者为国民党员)欲把持该系学生会工作，但遭到邓中邦等人的反对，没有达到目的。李、严二人衔恨报复，由严经照向上海市八区党部控告邓中邦、魏佐翰、林宏亮、张国辉4人为共产党，并请派军警拘捕。党部派军警深夜到校搜检，并拘捕了邓中邦、魏佐翰。因为党部没有确凿证据证明此二人为共产党，次日，校长马君武旋将邓、魏保释回校。

       事情发展到此，本可告一段落，此事仍属学生会内部不同派系的争斗而已。但出乎意料的是，10月19日，马君武集合学生开会，当场宣布开除李、严学籍。原因有三：其一，李、严因私愤，竞“欲致同学于死地，不特手段过于残酷，且此后人人自危，学校亦将从此不宁”⑦。显然，二人的道德水准与姚洪业等创办中公所强调的“注重德育”⑧的指导思想是相背离的，也是引起学生公愤之处。其二，李、严二人跨过学校层面，直接向区党部告密，引来军警抓捕学生；而区党部亦没有与学校沟通，未经查明事实真相，直接深夜搜检、拘捕学生。这着实让学校管理者尴尬。作为国民党元老的校长马君武，对此更是难以忍受。他说：“如果此风一长，学校的秩序如何维持?学生的安全有何保障?我身为校长有责任维持学校的秩序，保障同学的安全，对挟怨陷害同学的害群之马，不能不予以严厉的制裁!”⑨其三，邓中邦是广东五华人，与马君武属两广同乡。开除李、严二人，既能保护同乡安全，同时也提高自己在两广同乡中的威望，此举也在情理之中。

       之后，马君武应日本学术团体邀请，东渡日本进行学术交流。马没有想到，等自己回国之际，迎接他的是一场令中公陷入困境的风潮。

       李雄、严经照被开除之后，向八区党部汇报了此事的结果。10月26日，上海特别市党部宣传部召开扩大宣传会议，议决通过八区党部提交关于马君武“包庇反动分子，压迫本党同志”的提案，决定以市党部名义发表宣言，要求严惩马氏⑩。

       市党部宣言的发表，给中公校董会带来压力。校董会不得不讨论校长马君武的去留问题。尽管马君武赴日未归，校董会还是于10月30日晚召集会议，在马君武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准马辞职、新聘于右任为校长的决议。孰料，《时事新报》、《申报》等媒体于10月31日均刊登一则消息，内有“马君武干犯党怒，致起学校纠纷，着即免职”之语(11)。此消息在中公引发了更大的风波。

       马君武接替胡适掌校之后，在学校管理、发展学术和扩充学校规模等方面建树颇多。现在听说马被免职，学生“皆极激愤”，罢课集会，向学校提出拥护马君武为中国公学校长，请求校董会收回免马校长职之成命等四项要求(12)。此次集会，拥马的学生选举出张耀先等十一人组成代表团，作为与校方交涉的组织。11月3日上午，代表团在学生大会上通过以下提议：一、贯彻挽马主张到底；二、请求董事长蔡元培到校报告事情经过并安抚学生；三、严密维持学校秩序；四、照常上课，并请各教授按时到校，不得无故缺席；五、择日招待吴淞各界、上海报界，使外间得明真相；六、请本校教职员明白表示态度；七、提取学生自治会会费备用(13)。学生代表团的提议尽管有合理的要求，但对校董会、教职员所提条件已超出学生“民主自治”的权限，特别是必须以马氏为校长的要求，明显是对学校行政管理的干涉。

       民国成立后，蔡元培就主张“全国学风应以建设为目的，故学子须以求高深学问为惟一之怀想”(14)。如果不是关于国家存亡的大问题，学业是“断乎不值得牺牲的”，学生不要参与“罢课游行，甚至毁物伤人”的活动(15)。所以，代表团煽动罢课的行为和干涉校政的过分要求引起董事长蔡元培的不满。尽管蔡应代表团的要求，在11月3日会见了代表团成员，但他态度强硬，坚持董事会聘于右任为校长的决议，拒绝请马君武回校主持校务。为使局面尽快安定，同日，蔡元培拜访于右任，敦劝于早日就任中公校长。

       11月5日晚，反马的学生代表也拜会于右任，请于氏确定就职时间，以便做欢迎准备。于氏作为学校的创办人之一、校董、老教师，眼见校内情形日渐复杂，又经蔡元培和学生代表的恳请，他最终表示“余为党为校，决负完全责任”(16)。后来确定11月10日到校就职。

       反马派的学生知悉董事长蔡元培不支持拥马的代表团，并且新校长行将上任，他们决定成立一个与原代表团相抗衡的团体。11月6日下午，中公校内四川、江西、安徽同学会等九个团体举行联席会议，组织成立中公学生解决风潮同盟会，并议决：推派代表谒见蔡董事长，报告校内实情；请校董会即速履行决议案；对外发表宣言；对内发表启事等(17)。以此为标志，中国公学校内“拥马”的代表团和“反马”的同盟会对峙局面正式形成。

       平心而论，无论是马君武掌校，还是于右任掌校，以二者的能力、社会声望或是其他方面，都不会给中公带来坏处。然而，风潮逐渐蜕变成学生间的派系争斗，甚至掺杂进许多私人恩怨，以至于两派在学潮中都失去了应有的理性和法度的限定。校长的任免，权属校董会或教育行政机关。学生可通过自治团体表达意见，但无决定权。然而，代表团和同盟会各挟己见，为达目的，在争斗方式上无所不用其极：前者坚拒马君武之外的人掌校，动辄罢课，围攻校董会；后者勾结军警、流氓，占领学校，驱赶教职员。两者均忽视了全体同学和学校的利益，使风潮不断升级，以至无法收拾。结果，国家力量介入，学校自治空间被大大压缩。学生的过度自由反而使学校失去了发展的自由。学校发展受到重创，从巅峰走向衰败。一些同学从中立者和旁观者的角度看风潮及其带来的恶果，便有了无奈的感叹：“疯人制造的学潮，令人心烦气闷，我简直想不通，为什么书不读，要闹学潮?!”(18)

       二、校方与风潮

       确实，私立中国公学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缴着不菲的学费，为什么不读书，偏要闹学潮，并且还能闹起来呢?这需要从学校的管理问题进一步认识：治校的教授们在制度层面和执行层面的缺陷，使局面步步被动，最终只有将管理权双手奉送给市党部和教育部。

       1.校董会制度存在漏洞，形成内耗机制

       中国公学成立后，曾多次发生校内风潮，大的如1908年的新旧公学事件、1920年的去舒(新城)事件、1928年的去何(鲁)事件等。中公管理者也曾反思风潮发生的主要原因，“实由于制度未能建立完善之故”(19)。

       中公校董会成立之后，一直没有改组，校董是只加不去，已有百余人之多。其中有的死亡，有的迁徙外地，校董会无法正常召集，不能切实负管理之责。1928年2月，大学院公布《私立学校条例》和《私立学校校董会条例》，根据规定，中公校董会需要改组。改组前，需先拟校董会章程，以便按章行事。时任校长胡适就交由副校长杨亮功代拟校董会章程。杨氏根据大学院公布的条例，拟定中公校董会章程，其中有一条是“现任校董不得兼任学校职员”。当时，校董但懋辛是总务长，丁

音是秘书长，显然与拟定章程规定相矛盾。于是，蔡元培审查校董会章程时，就删去了该条，此举为后来矛盾的激化埋下隐患。

       私立学校的管理结构一般是：校董会——校长——职员。校董会是学校最高管理机构，但“不得直接参与”学校行政(20)。校董会聘请校长负责管理学校，校长对校董会负责。校长再聘请职员(或干事)，管理教务、斋务、训育、总务等，这样就形成权责明晰的行政关系。如果校董担任学校职员，校长就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管理。马君武担任校长时，校董丁

音既是秘书长，又代总务长。马君武发现丁

音账目不清，怀疑丁有贪污行为，开除了丁的总务长之职。此事使丁氏怀恨在心，后来在风潮中，丁与李雄、严经照勾结起来，利用校董身份兴风作浪，使得学校危机迭出。

       2.校董会在没有查清事实的情况下，遽免马君武职，属唐突之举

       1930年10月30日，讨论校长马君武去留问题的董事会召开，校董胡适、王敬芳、何鲁、朱经农等数人在外地，无法参加。会上，对中公事务起主要作用的是蔡元培、杨铨、王云五、刘秉麟、丁

音等人。因杨铨、丁

音与马君武有矛盾，力主罢免马的校长职务。并且杨铨此前与于右任有过联系，因此主张改聘于为新校长。蔡元培当时迫于党部宣言的压力，且对马君武掌校时“不挂党国旗，不挂中山遗像，不读遗嘱”等事不满，也倾向于支持杨、丁的意见。王云五、刘秉麟虽同情马君武，此时也只能少数服从多数。王为保全马氏声誉，反对使用“罢免”一词，改由自己代马君武辞职，董事会遂在马君武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准其辞职”的决议。第二天，刚从北平来到上海的胡适见到蔡、王等人，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对校董会的做法表示不满。他认为校董会首先应查明真相，否则会为少数人所蒙蔽。11月17日，他在给蔡元培的信中替马抱不平，“校董会无论如何总有点对不住君武。校董会请一校长，岂可随便呼之来而叱之去?校董会对他，既未有解释，又没有一毫体恤人情之礼貌”(21)。

       马君武在任期间，真是做到了事必躬亲。他清查积账，整顿财政；建筑宿舍，扩充学额；修改办事章程，改良学校行政；延聘优秀教授，使学校声望大大提高。学生给予马很高评价：“举目全国各大学校长，其肯矢忠矢信，任劳任怨若马校长果有几人?”(22)然而，校董会的决定等于否定了马在中公的成绩，使马氏产生抵触情绪，为解决风潮危机增加了难度。

       3.马君武校长不能从管理者的角度处理危机，意气用事，导致风潮逐步恶化

       1930年11月11日，马君武自日本回国。学生闻讯，即派代表欲迎其回校，平息罢课学潮。当时“有学生近千人在江边等候，手持旗帜，燃放鞭炮无数”(23)，胡适得出结论说：“学生爱护君武者，确是绝大多数。”(24)然而，这样一位深孚众望的马校长，却在几个方面处置不当，不仅没能平息学潮，反而使事态扩大。

       首先，没能处理好与执政当局的关系。马君武是同盟会创建人之一，国民党元老。其资历使他对三民主义教育宗旨不屑一顾，对设置党义课程置若罔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屡次请求添设，竟置之不理”。南京政府成立后，各学校须设总理纪念周，并有规定仪式，如唱国民党党歌、向国民党党旗及孙中山遗像行礼以及读“总理遗嘱”等等，对这些空洞的形式马君武更是“均付阙如”。此外，马氏不在校内悬挂国民党党旗、国旗，还将国民党所反对的被视为国家主义派的罗隆基引进校内，为国民党区党部力主罢免马君武的校长职务提供了口实，他们给马扣上“蔑视总理”、“包庇反动”、“无本党亦且目无中国”等数项罪名(25)。马君武在学潮期间曾到南京会见兼任教育部长的蒋介石，“蒋要马解除进步教授的职务，马坚决拒绝，对所谓党义课纪念周等问题，亦不让步”(26)。显然，追求自由、特立独行的马校长在坚持个性和学校发展之间并没有把握好度的问题，尤其是私立学校，其发展一旦和国家意志产生矛盾，又不愿意妥协，结果应该是能想象得到的。

       其次，没能处理好与校董会的关系，使自己在风潮中由主动变被动。马君武是中公校董会成员之一，理应知道对一个私立学校来说，校董会是全校最高管理机构，有任免校长之权。马君武在管理学校方面尽心尽职，成绩突出，却因与党部间的矛盾“被辞职”，确实值得同情。但得知结果后的马没有和校董会进行有效沟通，且无视校董会的决议，甚至有些敌视校董会的意味，“不悟私立学校不能完全离开校董会而存在，故对于校董会不但认为不能和他合作的机关，竞视为完全恶意的团体”(27)。1931年年初，胡适劝马辞职，马说：“为我个人，辞校长最好。为中公则我一走，中公便了!”(28)显然，马君武将自己视为中国公学不可或缺的角色，把自己摆在校董会之上。从个人心理看，也有向校董会示威的意味。正因为有此想法，他就很难积极配合校董会赶紧结束风潮，物色合适的继任者。他不但不制裁学生，还纵容学生代表团，使风潮越发不可收拾。由于马君武在风潮中“不知大体，不通人情”，且“易于偾事”(29)，使“一个全胜的官司，自己毁了，又连累及学校”(30)。

       1931年1月19日，行政院下令，因中公校长马君武“袒护反动，诬蔑本党”，要查办马君武。后教育部派人到中公处理风潮事宜，形势发展对马君武非常不利。马氏不得不考虑退出校长职位，但是却提出须不撤换罗隆基、免去丁

音秘书长职务等条件。校董王云五、刘秉麟为了能平复风潮，维持私立学校自由办学的传统，努力奔波三天，终于将马氏“所提各条件都办妥了”。然而，马君武却给校董会去信，“取消了从前应许的办法”(31)。此出尔反尔之举彻底让校董会无法再行调解，结果造成2月2日蔡元培、王云五、刘秉麟等六校董集体辞职(32)。原有校董会无法维持，就由国民政府派员接收中国公学。

       总之，学生在“拥马”和“反马”风潮中的不理性行为，固然是造成学校衰落的首要因素，而学校管理制度的缺陷和管理者应对危机时处置失当，则是风潮发生和扩大的根源。由于管理存在诸多问题，校董会被处处掣肘，无法有效应对风潮危机，以至于到了“学生叫嚣之势己成，非有大决心，不能制裁他们”的时候(33)，束手无策，只能求助于国家行政权力的干预，“遂把学校送给教育部与党部了”(34)。

       三、国民党当局与风潮

       国民党在1927年“分共”之后，为和共产党划清界限，“政纲政策改弦更张。其中一个最明显的改变就是禁止民众运动”(35)，包括青年学生运动。然而，由于诸多社会问题和校内矛盾的结合，国内学潮仍然此起彼伏。1930年，除中国公学发生风潮外，还有省立安徽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劳动大学等十余所高校爆发风潮(36)。

       国民党当局认为，频发的学校风潮易使共产党、国家主义派等异端“得以乘间侵入”，从而“摇动国民革命之根本”(37)。蒋介石在1930年12月9日发表讲话，告诫全国学生不得掀动学潮，如有“破坏法纪之学潮，自与反革命无异，政府自当严厉制止，如法惩处”(38)。12月11日，教育部根据蒋介石的讲话精神，发布关于整饬学风的训令，警告学生“惟当一意力学，涵养身心”，如有学生过于嚣张，行为越轨，政府将“以治反动派治之，决不稍事姑息”，甚至“全校解散亦所弗惜”(39)。

       国民党当局在风潮中还特别加强了对私立大学的控制。私立大学经费多源于自筹，校长由董事会聘任，经济和人事安排方面有较大自主性，学校发展有较强的独立性和自由性。特别是中国公学，革命传统突出，民主意识较强，但这种对民主的诉求每每与国民党倡导的党义教育和三民主义教育宗旨相抵牾。早在1930年风潮爆发之前，中国公学已成为国民党党部注意的目标。自由主义代表人物胡适任中公校长期间，于1929年上半年《新月》杂志先后发表了《人权与约法》、《知难行亦不易》、《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的文章，指责了国民政府的所谓保障人权的措施，揭示孙文“行易知难”学说的一些错误和由这些错误连带发生的影响，对国民党无宪法训政提出严厉批评。这些文章，特别是后两篇触动了国民党政权的精神支柱和理论基础。1929年9月，胡适又发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文中说“国民党将来只能渐渐变成一个反时代的集团，决不能作时代的领导者”，甚至总会“有人会替国民党上‘反动’的谥号”(40)。此文使国民党更加恼怒，国民党中央发布公告，对胡适“加以警告”(41)。受胡适因素影响，教育部也设置障碍，使中公的立案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政治压力之下，胡适不得不于1930年5月15日辞去中公校长的职务。马君武继胡适上任中公校长后，不开设党义课，不悬挂党国旗，不设总理纪念周，不读“总理遗嘱”等等已违背教育部意旨。而开除国民党籍学生李雄、严经照，保释邓中邦，袒护罗隆基等行为，更是被视为“包庇反动、摧残党员”。马君武表现出的“种种违党事实”，在党部看来“不仅萧规曹随，亦且变本加厉，以致反动气焰益□嚣张”(42)。

       因胡、马的所作所为与国民党当局倡导的教育主张不合，国民党势力便寻机插手中国公学校务。风潮当中，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一方面直接对中公校务进行干预，通过发布公告、宣言对中公校董会施压，或派军警协助“反马”势力占领学校；另一方面，由于涉事的胡适是文化界知名人士、马君武是党国元老，上海市党部处理起来比较棘手，他们就将材料上报国民党中央，请求支持。市党部将此次风潮定性为“反动势力与本党之斗争”，建议中央党部转饬教育部，“严饬该校以后应遵照中央法令，力行实施党义教育”(43)，并提出撤销中国公学立案、缉拿马君武归案、请教育部派员接收该校等处理办法。

       恰在其时，蔡元培、王云五等六校董因“无法维持”校务，向校董会集体辞职。蔡元培发表声明，称“校董不能负责任，一切请教育部处置”(44)。1931年2月6日，国民党中央训练部派员调查，“该校已陷于无人主持状态，学生……对于校长人选，肆意迎拒，出言无状，行动越轨，亟宜从严整饬，以肃风纪”(45)。2月12日，兼理教育部长蒋介石签署教育部训令，派顾树森、朱应鹏、岑德彰3人组成私立中国公学临时接管委员会办公处，接管期内，接管委员主持全校事务，“筹定善后办法，呈部核办”(46)。

       2月14日，中国公学的校董会很快重组完成，原校董丁

音辞职，加推陈果夫、邵力子、潘公展、朱应鹏、吴开先5人为校董，校董人数从十五人增加到十九人。新任5位校董当时的社会职务是：陈果夫，监察院副院长；邵力子，中央监察委员；潘公展，上海市社会局局长；朱应鹏，上海市党部监察委员；吴开先，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部长。他们均为国民党中央或上海特别市党部的重要成员。校董会接受于右任校长的辞职书，选举邵力子为新任校长，朱经农为副校长(至该年6月份由潘公展接任)，朱应鹏当选秘书长兼总务长。学校训育长由上海市执行委员会训练部部长童行白兼任，并教授《三民主义概论》课程。至此，党部势力在中公“大有权倾一世之概，教职两方均为其把持”(47)。他们开除在风潮中表现激进的左派学生，褒赏与党部配合的国民党学生，提倡党义教育，削弱自由的学术氛围。党治取代了自治的传统，私立中国公学最终变成了“一个党员吃饭机关”。

       风潮平息后，胡适在给友人的信中说道，“近年的经验没有比这三个月的中公事件使我更灰心的”(48)。显然，令胡适灰心的，是私立中国公学20多年的民主自治传统被国民党党治所取代。风潮过程中，胡适作为常务校董一直斡旋，希望问题能在原校董会内部解决，从而保存“私立学校的精神”(49)。然而事态的发展终成僵局，当胡适在北平报纸上看到改组后的校董会新增加的5位校董，已经明白意味着什么了。胡最后的希望落空，不由得悲从中来：“中公问题如此结束，甚可痛心。”(50)

       痛定当思何以痛，即如何在私立学校的自主发展和国家教育行政管理之间达到一种平衡?这里将同时期的南开和中公做一简单对比。20世纪30年代的私立南开大学，其校长张伯苓与蒋介石由于教育理念相近，加之“政治与教育的相互需求以及私人友情的增长”，张氏积极支持蒋介石政权，蒋介石亦做出“有中国即有南开”的承诺(51)。在与政府合作的过程中，南开学校私立自治的传统亦未受损。反观中国公学，不管是胡适掌校还是马君武掌校，在与行政机关和执政党发生矛盾时，往往意气用事，缺少一种折冲樽俎的智慧。结果风潮平息之时，也是中国公学自治精神结束之日。

       综上所述，由于教育和政治的联动，“这一代的学运反映出这一代的政治”(52)。1930～1931年中国公学风潮既是自身矛盾发展的结果，也与社会环境有着密切关系。这次风潮使一个近代知名的私立大学走向衰落。雪上加霜的是，中公校园在“一·二八”事变中被炸为废墟。此后时停时办，勉强撑到1936年，无力为继，终被解散。经历过1930～1931年风潮的刘秉麟对中公结局有一句评价：“仇人之所毁者，中公之形，而自身之所毁者，中公之精神。”(53)概言风潮对中公负面影响巨大。

       本文标题中的“不堪回首吴淞岸”取自中国公学创始人之一、校董王敬芳的诗句。

       注释：

       ①胡适：《中国公学校史》(一)，王云五等编：《私立中国公学》，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5～6页。

       ②《胡适致王云五、刘南陔(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6页。

       ③以此次风潮为研究对象的文章仅有一篇，即蔡爱丽《权威在中国公学——中国公学“倒马”“拥马”学潮探因》一文。该文认为国民党“通过学潮来挑战学界权威，并重构权威，从而完成权力更替，达到加强对学界控制的目的”(《兰州学刊》2006年第5期)。该论文提炼于其硕士学位论文《中国公学学潮研究》(北京师范大学，2005年)。蔡文认为风潮的发生发展是国民党当局操控的结果。但笔者认为此次风潮中，学生间的矛盾是事件触发器，学校管理层面和执行层面的缺陷是风潮发生的根源，而国民党当局则是借机将上海市党部势力成功渗透进学校。此次校园风潮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使然，不能简单看成是国民党“企图垄断学权”(蔡文，《兰州学刊》2006年第5期)的结果。

       ④《湖南姚烈士遗书》，《直隶教育杂志》1906年第15期，第5页。

       ⑤张承槱：《中国公学创办的回忆》，王云五等编：《私立中国公学》，第157页。

       ⑥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五四》，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46页。

       ⑦《梁耀垣等呈》(12月1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4，凤凰出版社1994年版，第48页。

       ⑧《湖南姚烈士遗书》，《直隶教育杂志》1906年第15期，第5页。

       ⑨罗佩光：《中国公学和两位最可崇敬的校长》，王云五等编：《私立中国公学》，第268页。

       ⑩《市宣传部首次扩大宣传会议，议决要案多件严惩中公校长》，《申报》，1930年10月28日，第9版。

       (11)《中公校董会免马君武职》，《申报》，1930年10月31日，第8版。

       (12)《“干犯党怒”之中公学潮》，《教育杂志》第22卷第11号，1930年，第125页。

       (13)《中公学生全体大会》，《申报》，1930年11月4日，第9版。

       (14)蔡元培：《在中国公学开学式演说》(1912年9月3日)，《蔡元培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3页。

       (15)蔡元培：《说青年运动》(1928年夏)，《蔡元培教育论著选》，第546页。

       (16)(17)《于右任决就中公校长》，《申报》，1930年11月8日，第11版。

       (18)王文漪：《潮》，王云五等编：《私立中国公学》，第397页。

       (19)《校董与校董会概述》，王云五等编：《私立中国公学》，第21页。

       (20)《私立学校校董会条例》(1928年2月6日)，《大学院公报》第1年第3期，1928年，第11页。

       (21)(24)胡适：《致蔡元培》(1930年11月17日)，耿云志等：《胡适书信集》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21、520页。

       (22)《学生致于右任函》，《申报》，1931年1月31日，第10版。

       (23)胡适：《致蔡元培》(1930年11月12日)，耿云志等：《胡适书信集》上册，第518页。

       (25)《八区党部反对马君武包庇反动》，《申报》，1930年10月26日，第14版。

       (26)欧正仁：《马君武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2年版，第61页。

       (27)《胡适致王云五、刘南陔(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46页。

       (28)(29)(30)(31)(33)(34)胡适：《胡适日记全编》(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0、40、36、66、56、58页。

       (32)《中公学潮昨有变化》，《申报》，1931年2月3日，第9版。

       (35)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华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152页。

       (36)许士鉴：《民国十九年大学学潮之研究》，《中华教育界》第19卷第1期，1931年，第28～29页。

       (37)《确定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案》(1929年3月2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2，凤凰出版社1994年版，第100页。

       (38)《行政院长蒋介石告诫全国学生不得掀动学潮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4，第43～44页。

       (39)《教育部关于整饬学风的禁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4，第46页。

       (40)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新月》第2卷第6～7期，1929年，第11～25页。

       (41)《中央函国府令教部警告胡适》，《申报》，1929年9月30日，第10版。

       (42)《八区党部为中公学潮二次通电》，《申报》，1930年11月16日，第17版。

       (43)《国民党上海市训练部呈》(1931年1月2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4，第53页。

       (44)《党政机关调查中公学潮》，《申报》，1931年2月4日，第16版。

       (45)《国民党中央训练部朱葆勤等的调查报告》(1931年2月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4，第64页。

       (46)《教育部训令第二二一号》(2月1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4，第65页。

       (47)《张云伏致胡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53页。

       (48)《胡适致王云五、刘南陔(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46页。

       (49)(50)胡适：《胡适日记全编》(6)，第66、58页。

       (51)江沛：《蒋介石与张伯苓及南开大学》，《民国档案》2011年第1期，第69页。

       (52)杨人楩：《从这一代的学运看这一代的政治》，《中建》第1卷第8期，1948年，第15页。

       (53)刘秉麟：《哀中公》，《中国公论》第1卷第5期，1937年，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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