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萧氏三子的楚辞观及其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楚辞论文,三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是骚体诗的开创者，他“衣被词人，非一代也”。而对他的研究评价之风自汉代畅开就绵绵不断。汉人评论依“经”立论，刘安、扬雄、班固、王逸等人就是以经文经义为准绳来品评屈原骚体的。至魏晋六朝，随着文学意识的觉醒高涨，在楚辞的研究及其创作实践上，则冲破了汉代经学的桎梏，代之以文学为主的探索。这一时期研究楚辞的大家有刘勰、钟嵘、裴子野、肖统、肖纲、肖驿等人，他们著书立说，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意见，为《楚辞》研究打开了新的视角，开辟了新领域、推动了文学新思潮。
这些文人中，萧氏三子因其特殊的皇室地位、政治的需要、文学的爱好等因素，而成为南朝文学倡导者与中坚力量。他们在其论著文章中，对《楚辞》的文学特征和文学意义等方面，发表意见，并多有创见。构成了这时期《楚辞》研究的重要内容，他们又积极地进行骚体诗创作，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一
萧统（公元501—531年），字德旋，南兰陵（今江苏常州西北）人。梁武帝（萧衍）长子。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的长兄。502年立为皇太子，未及继位，卒谥昭明，世称昭明太子。
萧纲（公元503—551年），即梁简文帝，字世缵。武帝第三子。昭明太子同母弟，梁元帝萧绎之兄。封晋安王，历任徐、扬等刺史，531年立为皇太子，时年三十。549年，侯景攻破台城后，武帝死，即皇帝位。在位二年，为侯景所废，并遭受囚禁，旋即遇害。
萧绎（公元508年—554年），即梁元帝，字世诚。武帝第七子，封湘东王，出为荆州刺史。552年，剿平侯景之乱，即皇帝位于江陵。在位二年，江陵陷于西魏，被俘，遇害。
萧氏三兄弟，因受梁武帝熏陶，都博学多才，长于文辞，富于著述。萧纲有文集一百卷，杂著六百余卷，数量之多，为历代帝王所罕见。最能代表他的文学见解和评骚观点的是《与湘东王萧绎书》。萧统及其门人共同辑录了一部从先秦到梁的优秀文学作品的总集《文选》三十卷。《文集》二十卷，已亡，今存明刻本《昭明太子文集》五卷，乃明人辑校。萧氏的楚辞观，主要表现在《文选序》和《文选》的选编上，同时，在《答湘东王书》、《陶渊明集序》等文中也表达了他的文学见解。而萧绎的著述，《隋书·经藉志》著录《梁元帝集》五二卷、《梁元帝小集》十卷。清严可均辑其文入《全梁文》卷十五至十八。萧绎即皇帝位前，曾自号金楼子。因著书名《金楼子》。《金楼子·立言篇》是萧绎辨析文章体裁和评论《楚辞》的一篇值得重视的文章。
认真读一下《与湘东王萧绎书》、《文选序》、《金楼子·立言篇》等文章，就会发现，萧氏三子有着一些相同的文学观与楚辞观，同时又有着不同的见解。
1.充分肯定了楚辞的文学艺术成就，反映了“尚文”的时代特征。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观念较汉代有了很大的嬗变。文人们有了比较自觉的文学意识，因此论“楚辞”，他们首先注意的是文学艺术特征。三萧评论楚辞都高度赞赏了楚辞的文学艺术成就。体现了对文学特征的重视。
在《文选集》中，萧统谈到文学特征时说：
式观元始，眇觌玄风，冬穴夏巢之时，茹毛饮血之世，世质民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藉生焉。……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凛，何哉？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改，难可详悉。尝试论之曰：《诗序》云：“诗有六义焉，一日风，二日赋，三日比，四日兴，五日雅，六日颂。”至于今之作者，异乎古昔，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荀、宋表之于前，贾、马继之于末，自兹以降，源流实繁。
萧统以椎轮进化为藻绘的大辂，积水凝结成凛冽的冰块为比，说明文学和自然界事物一样，也不断变化发展，而由质朴到文华，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是六朝人的普遍观点，在此问题上，萧统是时代思潮的代表。而“荀、宋表之于前”，荀卿、宋玉，他们是《楚辞》的重要作家。《楚辞》是整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他说宋玉未谈及屈原，因为《文选》于“赋”之外，别有“骚体”。他在文体上对“骚”、“赋”加以区别。而他在《序》中提出的选文原则，也表明他对楚辞的艺术成就有很高评价。
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辨士之端，冰释泉涌，金相玉振，所谓坐狙丘，议稷下，仲连之却秦军，食其之下齐国，留侯之发八难，曲逆之吐六奇，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藉，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
萧统清楚地表明，经书、子书、史书不在选之列。认为子书“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而史书“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至于“姬公之籍，孔公之书”的所谓“经”书，虽能“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是“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但却与子书一样，“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故不算文学，不在选录之列。那么，选文的原则是什么呢？
《序》云：若其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沈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
显然，萧统选文标准，重在文采。是经过深沉的艺术构思，具有美好辞采的文章。按照这一编选创作原则，他选了宋玉等人的“赋”。还立了“骚”这一门，重点收屈原的作品。计《离骚》、《九歌》（选六首）、《九章》（选一首）、《卜居》、《渔父》10篇，如果把记在宋玉名下的《招魂》也计算在内共计11篇。数量之多，已逾常例。从中看出萧统对屈原、宋玉作品的文学价值有充分的认识，有很高的评价。而萧统《文选》立“骚”与“辞”两部，则显然为学习者提供范本之意。
萧绎在《金楼子·立言》，对此有更详明的阐述：
夫子门徒，转相师受，通圣人之经者，谓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之文。今之儒，博穷子史，但能识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谓之学；至如不便为诗如阁纂，善为章奏如伯讼，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至如文者，惟须绮縠分披，宫徵靡曼，唇吻道会，情灵摇荡。
萧绎所释文，指那种内容上抒写情志、形式上华美丽靡的文学作品，应该具有楚骚文采赡丽的特征。楚骚起源于富有浪漫山野之气的先秦楚文化土壤，风格瑰丽，文采绚烂充满浪漫情怀。因而楚骚艺术在一定程度上与南朝文人审美情趣契合，得到他们的认同。这说明楚词在南朝具有较重要的地位。而梁简文帝萧纲在其《与湘东王书》中批评“京师文体”时也论及楚辞。
比见京师文体，儒纯殊常，竞学浮疏，争为阐缓。玄冬修夜，思所不得。既殊比兴，正背风骚。若夫六典三礼，所施则有地。吉凶嘉宾，用之则有所。未闻吟咏情性，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作。迟迟春日，翻学《归藏》，湛湛江水，遂同《大传》。吾既拙于为文，不敢轻有掎摭。但以当世之作，厉方古之才人。远则扬、马、曹、王，近则潘、陆、颜、谢，而观其遣词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为是，则古文为非。若昔贤可称，则今体宜弃。俱为盍各，则未之敢许。又时有效谢康乐、裴鸿胪文者，亦颇有惑焉。何者？谢客吐言天拔，出于自然，时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无篇什之美。
他批评裴文的质朴无华，也指斥谢诗的自然不拘，而儒家尊奉的经典如《内则》、《酒诰》、《归藏》、《大传》，更是被他排斥在文学范畴之外，他强调的是“精讨锱铢，核量文质”，追求的是雕琢藻饰之美。是一种带有“唯美主义”倾向的美。而以此衡量，萧纲认为《楚辞》作品是符合唯美主义标准的。“湛湛江水”是美的，与《大传》的质朴不同，“湛湛江水”句即出自《楚辞·招魂》。萧纲把《楚辞》看作“操笔写志”、“吟咏情性”的唯美主义作品。他批评当时一些使他不满意的文风，因为那些文风“即殊比兴，正背风骚”。就是说，萧纲实际上已经把《楚辞》看作了唯美主义文学作品的典范。
综上，萧氏三兄弟，发表有关楚辞论述，虽只有只言片语，并不系统，但也已看出三萧的楚辞观及文学观念，他们都赞赏楚辞艺术成就，他们都尚文，萧统、萧绎“尚文”同时也是“尚质”的。他们观点并不偏颇。真正为绮靡文学鼓吹张目只重文采不在内容的是萧纲。但萧纲思存趋新是当时高涨的文学意识的表现。
2.高度赞赏屈原的人格精神，肯定其“教化”作用。《诗大序》中，“风动教化”与“吟咏情性”是统一的，但降及后世，尤其在南朝，“教化说”和“缘情说”却分道扬镳，开始对立。对此，萧氏兄弟的意见也是不一致的。
萧统重视楚辞的艺术成就，又并不忽视“教化”。从《陶渊明集序》中，我们可以窥见萧统评论楚骚的意向，及对“教化”的重视。
尝谓有能观陶渊明之文者，驰竟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岂止仁义可蹈，抑乃爵禄可辞，不必傍游泰华，远求柱史。此亦有助于风教也。
萧统赞美陶渊明的诗文，赞赏陶渊明避世高蹈的人生态度，认为其高尚人格对读者有深刻的教育作用，有助于风教。他对陶渊明清虚冲淡的人生哲学发生兴趣虽非基于儒家思想，但却是秉承儒家的教化理论来理解陶渊明诗人的思想价值的。
萧统在《文选序》中，不仅赞扬屈原的伟大人格，而且十分注意屈原作品的教化意义：“楚人屈原，含忠履洁，君匪从流，臣进逆耳，深思远虑，遂放湘南。”“含忠履洁”是屈原的高尚品质。“遂放湘南”是屈原的政治遭遇。这是屈原作品产生的思想基础和社会政治基础。《序》又说：
（屈原）耿介之意既伤，壹郁之怀靡诉。临渊有怀沙之志，吟泽有憔悴之容。骚人之文，自兹而作。
在这样的基础上会产生什么样的作品呢？一是哀伤耿介的作品，这是对“含忠履洁”、“臣进逆耳”来说的。一是倾诉“壹郁”的作品，这是对“君匪从流”、“遂放湘南”而说的。诗人一生坚持理想保持操正，崇尚高洁为“美政”，为理想而九死不悔，其不幸遭遇得到萧统的深深同情，其崇高的理想、壮烈的精神得到萧统的高度赞赏。而揭露黑暗的现实，表达愤慨的感情，这是萧统在屈原作品里发现的内容，他认为这种内容，屈原的爱国精神、高尚人格可以“美教化，移风俗”（《诗大序》），值得赞赏。《文选序》说：
《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时义，远矣哉！
综上看萧统赞美楚骚，重视教化。但他心目中的“教化”、“风俗”，又并非传统的有益于政教的教化论。他的教化只是对屈原的人格力量影响而言。萧统的楚辞观，吸收了同时代的最新思想成果，也不一味抛弃传统思想的合理因素。他的观点是比较成熟的。
萧绎的观点与萧统相似，他也重视“风动教化”。在《金楼子·立言》中，他谈“诸子兴于战国，文集盛于两汉，至家家有制，人人有集。其美者足以叙情志，敦风俗”。他把“叙情志”和“敦风俗”并列为好作品的两条标准。但萧绎的思想比较复杂。他酷好玄学，又承认清淡误国，在文学问题上，他虽写过不少吟咏情性的篇章，写过《荡妇秋思赋》这样的香艳歌辞。但他认为这只是“寸锦”而非“尺璧”。而他对“教化”的重视，也非传统的诗教说，其出发点不是“教化”，而是“立言不朽”。《金楼子序》云：“余以天下为不贱焉，窃念藏文仲既殁其立言于世，曹子桓云立德著书可以不朽，杜元凯言德者非所企及，立言或可庶几，故户牖悬刀笔而有述作之志矣。”
而萧纲主张与其兄萧统不同，也与其弟萧绎有异，他把楚辞当作唯美主义作品，重视文采忽视教化。在《诫当阳公大心书》中言：“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慎，文章且须放荡。”这是一封诫子之书，应是其肺腑之言，他告诉儿子立身必须谨守儒家礼义之道。而为文之道与“立身之道”不同，可以摆脱儒教礼义的束缚与拘限。可以“放荡”，就是不受礼教的拘束，只要“发乎情”而不必“止乎礼义”。他所倡导的宫体诗就是这一理论的实践产物。因此“文章且须放荡”之说是与传统的强调文学政教作用的观点相悖逆的。在《与湘东王书》中，他对当时的“京师文体”提出批评，认为其背离了《诗经》、《楚辞》所开创的比兴抒情的艺术特征，重复着六经的政治说教。他认为诗歌，应“吟咏性情”，以抒情为主。他的“感物而动，吟咏性情”说，虽符合诗文创作的艺术规律，但从其思想倾向看，重“缘情”，轻“教化”，却是他一贯之主张，也是这一时期以宫廷贵族为主流的南朝文人的共同倾向。他们的生活远离社会，他们醉心的是宫廷沙龙的生活。主张立身与文章分离，文学与政教分开，主张文学作为一种独立的领域，而摆脱传统的责任。这实际上是魏晋以来反传统思潮的延续，是南朝文学新变的体现。
二
南朝骚体作品今存约50余篇，其中一半以上为萧氏兄弟所作。三人中，萧纲作赋最多，今存二十余篇，萧绎辞赋今存八篇，萧统辞赋作品则不多。萧氏兄弟的骚体作品在梁代文学甚至整个南朝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极具代表性。其艺术特征、表现形式等方面与传统骚体作品相比，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主要表现在：
1.语言形式的诗化。传统骚体主要有《离骚》与《九歌》两种句式：
《离骚》：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九歌·云中君》：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
传统的骚体诗的句子一般是六言，句中第四字为虚词或意义较虚之词，单句之末带语助词“兮”，而九歌体句式一般为五言，第四个音节是兼具语法意义的“兮”字。而三萧的代表了南朝骚体新变的骚体作品创作，呈现的特征却是骚、诗、赋三者的融合，并且这三者融合所形成的新体在变化发展中，诗体比例越来越大，骚体渐诗化。萧纲《梅花赋》、萧绎《荡妇秋思赋》、《采莲赋》都呈现了这一特点。试看萧绎《荡妇秋思赋》中开头一段：
荡子之别十年，倡妇之居自怜。居楼一望，唯见远树含烟。平原如此，不知道路几千？天与水兮相遇，山与云兮共色。山则苍苍入汉，水则涓涓不测。谁复堪见鸟飞，悲鸣只翼。秋何而不清？月何而不明？况乃倡楼荡妇，对此伤情。
此赋从句式看，四言、五言、六言三种诗体句与骚体句紧密结合浑然一体，形成了一种句式灵活、亦骚亦诗声韵流转的美学风格，开创了前未有过的新形式。
萧绎《采莲赋》、萧纲《梅花赋》等作品，也是骚体句与诗体融合，但骚体句渐少，诗句渐多，已渐渐诗体化了。
2.题材的艳情化。由于萧氏兄弟生活在皇室贵族圈内，接触面十分狭窄，兼之缺乏对底层社会的接触了解，又醉心于唯美主义的追求，因此，其骚体创作的题材十分狭窄，主要集中于山水、女性题材。如萧纲的骚体作品中，写景抒情的《晚春赋》、《临秋赋》。咏物的如《梅花赋》、《采莲赋》。与萧纲相似的萧绎，他的辞赋，也基本上是主情唯美文学观的产物，如《荡妇秋思赋》等。而传统骚体辞赋的兴亡之感，其爱国情思在其辞赋作品中已经不见。代之以风花雪月闺怨情思、山水池苑、粉姬妙妓。而在这些辞赋作品中，其突出的独特的特征是将咏物赋艳情化了。如萧纲的《筝赋》，是一首音乐之赋，然而若稍加考察，便可见《筝赋》借赋筝而描写艳情。作者的着力点不在筝，不是其音乐的美妙，而在摹写美人弹筝的情态上：
……于是乎余音未尽，新弄萦缠，参差容与，顾慕流连。落横钗于袖下，敛垂衫于膝前，乍含猜而移柱，或斜倚而续弦。照琼环而俯捻，度玉爪而徐牵。见微之有趣，看巧笑之多妍，抗长吟之靡曼，杂新歌之可怜。歌曰：年年花色好，足待爱君傍。影入著衣镜，裙含辟恶香。鸳鸯七十二，乱舞未成行。
由此可见，名为写筝声，实在写艳情。他的其它咏物赋皆如此。《梅花赋》前半咏梅，后半描写丽人赏梅的情态及对青春易逝的愁惧心理，描写极为细腻。而《采莲赋》则更是自觉地把咏物的传统题材新变为吟咏美人。萧纲之前咏莲辞赋很多，曹植、潘岳、江淹等大家都写过。而萧纲之构思则与此前作者迥然有别，他在赋题加一采字，即把咏物变为写人，由刻画莲的艳丽形态变为刻画泛舟荷塘的采莲女子。
于是素腕举，红袖长，回巧笑，堕明当。荷稠刺密，亟牵衣而绾裳；人喧水溅，惜亏朱而坏妆。物色虽晚，徘徊未反。畏风多而榜危，惊舟移而花远。
这种艳情化的描写是在此之前的辞赋作品中所未见的。萧绎的《对独》、《采莲》、《鸳鸯》天赋艳情味道也很重。总之将咏物艳情化是萧氏兄弟辞赋的一大特色。
此外，萧氏骚体作品已基本上不用楚骚的比兴象征手法，而转为更细腻更唯美的白描手法。在骚体的艺术表现手法上也有很多新变，如继承了楚骚作品中香花美玉等传统意象，但又趋向于外形的美赡，色彩的亮丽，继承了屈宋楚骚辞藻华艳的特色，又把它发展到极致，体现了“绮靡以缘情”之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