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间或之外：关于“第三条道路”——读《“第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第三条论文,道路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就我所知，“第三条道路”(The Third Way)是作为一个新的政治概念或政治策略而突显在当代政治领域的。一种普遍可能的解释是：它实际上是在近半个世纪的东西方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突然消解（以1989年“柏林墙”的坍塌为标志）后，欧美政治界对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所产生的一种新的现代性反应或选择，与其相关的经济背景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简称为“全球化”；而与之相关的文化气候则是日趋强势的“文化多元论”或“多元文化主义”。引人注目的是，“第三条道路”不独具有其鲜明的政治新意（至少在其表达的政治意图或意愿上如此），而且有其强大的理论支持，形成了“政治权力与学术话语”之间的时代性对接（注：参见曹卫东：“在权力与话语之间”，载《读书》杂志，2000年第1期。）：布莱尔与吉登斯、施罗德与哈贝马斯以及柏林的“布兰特之家”、克林顿与约瑟夫·奈及其领导的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等等。人们发现，“第三条道路”的政治主张与一种或多种相应的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之间，似乎已经形成了某种微妙的内应共谋关系。因此，解读“第三条道路”便不只是一种时代政治关切和时势分析，同时也是新的时代理论解析。易言之，需要进行思想解构的不单是政治权力结构，而且还有话语权力结构。由此解读《“第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一书，自当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一、初识吉登斯：一个必要的背景交待
在读到《“第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之前，我因偶然的机缘而结识“第三条道路”的英式概念及其当代主要的重铸者安东尼·吉登斯。前年国庆前夕，我照例收到《读书》杂志的邀请函，约我参加10月6日下午的一次学术演讲。不同平常的是，演讲者吉登斯教授不只是以国际知名学者的身份、而且还以布莱尔首相访华代表团成员的身份来演讲。
在其学术报告中，吉登斯教授主要谈了四个方面的问题：(1)全球化已经成为“现代性”的显赫特征。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有三个基本特征，它们是：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科学的普遍化和民主政治。这其中，全球化已经凸显为最为强劲浩大的当代世界的政治经济发展趋势。不过，吉登斯同时提醒人们，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的界限意识正在淡化，相反，它实际上在强化着民族国家的政治观念和文化意识，即使是欧洲联盟的一体化进程也不出其外。因为它依旧强调和坚持国家主权原则和民族政治自愿，英国对待欧洲统一货币（欧元）的态度和行为即是一例。
(2)重新理解和定位现代福利国家。按吉登斯的理解，现代社会的高度风险性，意味着现代福利国家的根本任务不是简单地实现和维护广泛的社会福利，而是在风险与保障之间寻求平衡，其主要方式是建立新的合理有效的社会制度保障系统。以英国的婚姻状况为例，吉登斯分析引申出一个颇有意味的论断：风险性特属于现代社会。传统社会的生活仰赖天运（上帝安排或幸运），但在现代社会里，自然的历史终结了，人类必须学会独立地应付风险，而制度化即是一种应付风险的有效方式。婚姻作为一种特别而普遍的生活关系形式在现代社会里之所以被赋予社会制度化（立法）合法程序，正是因为现代人的婚姻风险陡然增长的缘故。
(3)现代社会和现代人所要应付的最大风险是市场（经济）风险。市场需要规则的结论正由此推出，全球经济一体化更是如此。因此，吉登斯断言，我们正走向“市场经济万能论”行将终结的历史时刻，这同时意味着全球化经济需要一种新的政治概念。
(4)所以，“第三条道路”的产生可视之为对上述需求的回应。吉登斯认为，今天的“第三条道路”已非19世纪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者旧式概念的简单重复，但它接受了后者有意义的政治构想：即强调在激进共产主义与激进自由主义之间存在更为合理而现实的第三种可能性。他特别强调，他的“第三条道路”理论将保留过去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某些价值，坚持民族国家的政治理念。因为在他看来，全球化的政治目标不是所谓“全球政府”(the Globle Government)，而是“全球治理”(the Globle Governance)。
除此以外，吉登斯在其学术演讲中谈到“民主家庭”及其作为“社会民主”之基础的现代意义；生态危机与现代全球责任；现代社会政治中的五种两难（即全球化与地方性或民族性、个人主义与社群、左派与右派、政治行动主体的选择和生态危机）；“第三条道路政治学”的抉断与可能等问题。要而言之，吉登斯向与会的近百名首都学者描述了他在《第三条道路》一书中所制定的“第三条道路政治学”的基本纲领。
首次亲耳聆听“第三条道路”的理论代表人物阐述这种在20世纪末期赫然勃兴的当代政治新理论，不禁产生诸多疑问：“第三条道路”究竟是什么？它所表达的或想要表达的究竟是一种新的现代性政治理论还是某种历史传统的复兴？它果真能够如吉登斯或布莱尔所言的那样“重新点燃政治理想主义的灵光”，还是只不过是某种政治紧迫之中的“权宜之计”？是什么原因使得当代西方世界出现如此广泛而密切的“政治权力与学术话语”亦即政治家与思想家之间的对接或共谋现象？“第三条道路”究竟意味着左右之间的“第三种可能性”选择，还是意味着当代国际政治的多元化选择？它与全球（一体）化和文化多元论又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这些当然并不全是吉登斯教授的一次学术演讲留给我的问题，它们更长久地萦绕在我的心际，直到今天我急急读完这部由杨雪冬、薛晓源主持编译的《“第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才终于有所领悟，有所言说。
二、两极之间：政治家的政治目标与理论家的理论姿态
《“第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的编者似乎在寻绎当今“第三条道路”的合奏谱，他们把全书分为四章，然后分别选择了那些至少在我看来可以称得上是这一合奏各章之基调定夺者的代表人物的最新论说，由此给我们提供了一部颇为完备的当今“第三条道路”的合奏乐谱：第一章为“政治家的构思”，四位政治家分别是英国首相布莱尔、美国总统克林顿、德国总理施罗德和前不久愤然辞职、告别施罗德内阁的原德国财长拉封丹。这中间，似乎还可以添列法国总理若斯潘、意大利前总理普罗迪和现财政部长波奇，甚至可以把这一名单延伸到北欧和南美的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但就其代表性而论，上述四位已足具“第三条道路”的政治代表资格和政治权威。布莱尔和克林顿被视为这一政治道路的中坚和先导人物，他们两人1998年5月的华盛顿会晤可以被看作是“第三条道路”政治的第一次战略性合谋。人们有理由——基于这两个具有先后“领先性”地位的国家在刚刚过去的两个世纪的国际政治事务中所扮演的领衔主演之角色的历史记忆和反思——猜测，他们仍然在努力构想和继续着他们的政治先辈们的政治梦想，以他们的方式为21世纪的人类世界谋划未来。如此，人们同样会产生这样一个疑问：21世纪的人类世界是否会成为英美19、20世纪政治谱系的自然延伸？他们能否或应否继续充当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领衔主演或第一小提琴手呢？科学家提醒我们，20世纪尚未终结，是否19、20世纪的那种强权宰制性政治时代也要延续呢？
第二章“理论的探讨”收集了英、德、法、意四个欧洲国家的知名学者对“第三条道路”的最新见解，其中不乏像哈贝马斯、吉登斯这样的当代学术名流。这一章的构成有几个明显的特点：一是篇幅较大，总共10篇文章约占据全书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既体现了编者对“第三条道路”之新理论的偏重，也反映出这一“新的理论”的来势之猛与气象之大。二是以吉登斯为首的英国学者占据了大多数，其文章数量占十分之六。这一点很重要，它反映出当代英国政治界（工党）与思想理论界对“第三条道路”的高度重视与热情。与之形成对照的第三个特点是，在理论一章中，竟然没有一篇文章来自美国学者，这与克林顿总统被冠以“第三条道路”的“始作俑者”（编者绪论）之名的政治领先性相比，确乎极不相称。是编者的疏忽？还是事实使然？我想是两者兼而有之。就前问而言，以约瑟夫·奈为首的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学者们既然肩负着为克林顿、戈尔“再造新政府”工程出谋划策之思想谋士的使命，总不会对克林顿总统引以为政治宗旨的“第三条道路”毫无理论建树。就后问答之，在当今美国政治学、政治哲学等领域，确实少有一流学者参与“第三条道路”的政治言说，至少没有如吉登斯、哈贝马斯这样的大牌学者如此直接了当地放言高谈“第三条道路”，这同样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当然，人们也可以在诸如罗尔斯这样的保守自由主义学者那里，发现许多与“第三条道路”的主张相通或相近的观点，比如说，对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稳定的诉求；对市场经济原则的限制和社会主义的强烈辩护等等。但是，太多数美国学者似乎还缺乏吉登斯、哈贝马斯那样直接介入政坛、甚至与政治当权者携手并肩的政治热情。
也似乎是由于英国的政要和学者对“第三条道路”的政治热情最高，反应最为敏感和热烈，编者们把“英国：争论的焦点”作为是书的第三章。这里的“焦点”当然是指英国各界讨论“第三条道路”时所形成的思想理论焦点，但考虑到英国政界和学术界对此主题的特别关注和非常热情，它又未尝不是当今西方世界“第三条道路”政治言谈的中心。然而，编者并没有因中心而忘却边缘，书中的第四章也是最后一章“核心之外的影响”选取了来自墨西哥和芬兰作者的两篇文章，意在让我们不仅可以听到来自“核心”的声音，也可以听到来自边缘的遥远回声。就我的读解来说，前两章显然更为重要，也更耐人寻味。
政治领袖们对“第三条道路”的选择和构想首先是他们获取政治权力的策略运筹，其次在他们成功实现其获取政治权力之现实目标之后才成为其政治抱负和政治战略的实践。而对于热衷“第三条道路”政治理想的理论家们来说，选择和构想“第三条路”或类似政治理念则首先是社会理论的理想设计，然后——在发现现实的政治权威代言人或政治党派力量的借用后——才变成可实际操作的理论策略。于是，在政治家与理论家之间便形成了一种奇特的目的＜＝＝＞手段的互补对接：当政治家把“第三条道路”作为一种政治策略或政党竞争口号时，理论家采取的是一种理想的政治理论姿态；而当政治家将之提升为一种政治战略或施政纲领时，理论家却将之视为实践或实践其理想的社会政治理论设计的现实机遇。这样，“第三条道路”的政治便同时获得了政治理想目标与政治实践技术或手段的“体”“用”互补，和理论家与政治家的“知”“行”对接。
让我们仔细瞧瞧这种互补对接的具体情形和过程——
“第三条道路”通常被界定为对政治右派（保守主义）与激进左派的“中间命中”。这恰好是亚里士多德对其“中庸之道”的概念解释。用布莱尔首相的话说，就是超越长期宰制20世纪人类政治的“原教旨主义左派”（包括激进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和“妥协的更温和的左派”，其目标是“摆脱过时的意识形态”。但超越不是抛弃，也不是简单地折衷或妥协调和，而是“从民主社会主义的中—左派思想和自由主义这两股巨流的汇合中汲取活力”。在布莱尔看来，这种有活力的思想就是民主社会主义中—左派所拥有的“团结一致、社会公正、责任心以及平等机会的传统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既超越沉迷于国家控制、高税收和生产者利益的老左派，又超越倡导狭隘个人主义的新自由放任以及笃信自由市场是万能良药的信念的新右派”。因而，由此价值观发展而来的政治策略便是：在经济方面，“既不采取自由放任主义也不采取国家干预政策”，而是把“提高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发展一种鼓励人们自立而不是依赖的税收和福利政策”（注：克林顿：“新民主党的希望”，同上书，第30页等处。）作为政府的基本任务。在福利和就业政策上，“第三条道路意味着改革社会保障制，使它成为就业的一条可能的途径”，并通过更具体的改革措施，“提高工作中的公正水准”。在其它社会方面，“第三条道路”的政治目标是：(1)优先发展教育；(2)寻求权利与义务之间的“新的平衡”；(3)“再造政府”或强化政府的权力和职能；(4)在国际政治上实行开放合作和包容性、灵活性，但不排斥“爱国主义”。总之，“第三条道路”是“一种进步和正义之间结成的新联盟”；“一种新的支持基础，要把与我们有共同的价值观但又怀疑我们的实现能力的人纳入到我们的队伍之中”。（注：杨雪冬、薛晓源主编：《“第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5-27页。）
布莱尔的这份“第三条道路”的政治纲领几乎是前所备述的吉登斯理论的异口同声：力主重建新的社会民主（政府）、合作（团结）、公正、责任，反对自由放任主义市场经济万能论（吉登斯有时也称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寻求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吉登斯也称之为“个人主义与社会义务”的平衡），以及包容性的国际合作（吉登斯将之扩展为“全球治理”或“世界主义”或“世界主义的民族国家”），等等。1998年5月，吉登斯发表其纲领性的《第三条道路》一书，扼要而又有些匆忙地为“第三条道路”提供了一种体系化的原则性论证，与布莱尔首相的“第三条道路”之施政纲领紧密呼应，圆满对接。这大概是撒切尔主义与凯恩斯主义成功缔结政治与学术的联盟之后，现代英国历史上又一次政治与学术的联盟，且其缔结方式更为直接、迅速和默契。
无独有偶，在重新统一后的德国，新任总理施罗德与当今德国头号哲学家哈贝马斯也联手演出了德国版本的“第三条道路”的对手戏，尽管其版本不同，尽管在柏林的“布兰特之家”的沙龙式对话中，施罗德对哈贝马斯的主题演讲多有不恭，但是，哈贝马斯早先提出的“宪法爱国主义”仍被施罗德引以为民主政治的圭臬，其有关作为特殊新型之民族国家的新“社会福利国家”概念也为施罗德有保留地认可。（注：参见曹卫东：“在权力与话语之间”一文，载《读书》杂志，2000年第1期。）新近，哈贝马斯和施罗德以对话形式出版的社会政治新著则问世不久，便受到德国和欧美政治界、学术界、乃至社会民众的广泛关注。施罗德不仅“大部分地”接受了吉登斯《第三条道路》一书中的原则思想，（注：见施罗德：“老左派与新中派”一文，收入《“第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而且更直接地倚重了哈贝马斯的社会政治理论，尽管他仍然对后者的“后国家安排”理论中过于强烈的普世主义理想留有疑虑。比如说，施罗德似乎还不想如哈贝马斯所期待的跨国式“新合作主义”那样，在普世主义的“全球化”方面走得太远，因为他依旧相信，基于民族国家之文化（传统）认同基础上所达成的“政治共识”，要比哈贝马斯所倡导的国际对话基础上的“价值共识”更为现实和牢靠。与布莱尔—吉登斯之间的思想联盟相比，施罗德—哈贝马斯之间的思想联盟显然要松散许多，其原因之一，也许不只是“情感”因素的差异，更重要的是思想对接的观念基础和目标延伸潜能的差别。在吉登斯的理论期望中，布莱尔不仅是当今英国政治变革的领袖，而且是一位有可能“把握领导欧洲的机会”的21世纪欧洲、乃至世界的政治领袖。而在哈贝马斯这里，施罗德却还是一位虽有希望却尚未完全走出自身阴影的德国政治领导人。
虽然《“第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一书的编者们在“理论的探讨”一章中没有选入美国学者的文章。但这并不影响克林顿作为当代“第三条道路”之政治中坚的地位，也不意味着他的政治主张不能或没有取得美国学术界的理论支持，相反，他的“第三条道路”理论和实践远比布莱尔和施罗德、以及其他同道更为有效和成功，他所获得的理论支持和思想资源也更为广泛和丰富。
早在1992年初次竞选总统之始，克林顿便开始标举“第三条道路”的政治主张。他说：“我们必须采取的变革既不是自由主义式的，也不是保守主义式的。它是两者的结合，而又与两者截然不同。”（注：转引自杨雪冬：“第三条道路：新路还是旧途”一文，上书，第6页。）左右出击似乎有树敌过多的危险，也可能受到左右夹击。但克林顿却巧妙地化敌为友，创造了左右逢源的赢局。这位最初并不被人们看好的政治新锐确乎是政治游戏的高手：他一面标举超越左右、以普通民众为本的“激进中派”之政治路线，即“第三条道路”；一面又高扬“结合”左右、包容合作的新民主政治旗帜，广泛吸收左右传统的政治资源。他的左右逢源正来自其左右求援的高超政治技巧。与布莱尔不同，克林顿更注重本土已有的各种政治传统的思想资源：他既坚持民主党先驱领袖们的政治信条，以杰斐逊之“我们需要更多的自由和更多的责任”这一政治信念为自己的政治木铎，同时也援引林肯的宽容合作之政治原则，作为建设“新民主党”的团结基础；同样，他既保持了自由主义关于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核心价值理念，又承诺“恪守机会、责任和社群的信条”，（注：克林顿：“新民主党的希望”，同上书，第30页等处。）用以驯服美国激进自由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烈马。显然，克林顿的中道式“结合”不单是党派之间的，而且也是两种思想传统的；不仅是现代性自身的，而且也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事实上，他也并不缺乏本土的学术支持，不用说当今美国学术界方兴未艾、影响全球的所谓“新自由主义”（以罗尔斯等人为代表并区别于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英国“新自由主义”，如格林、霍布豪斯等人的自由理论）与“社群主义”（一译“共同体主义”，以麦金太尔、沃兹尔、桑德尔等人为代表）的理论竞争为美国政治的当代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即使仅仅仰仗其政治副手戈尔所亲自领导的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再造新政府”研究工程的智力支持，也已经使他的“第三条道路”政治谋略获得了强有力的思想辩护和理论加工。
现实毫无疑问地表明，一场围绕着“第三条道路”的新政治事业所展开的政治家与理论家之间、以及更一般地说是政治权力与学术话语权力之间的共谋，的的确确在今天的西方世界发生了。在这一共谋中，政治家们的目标是使“第三条道路”成为东西方“冷战”之两极紧张消解后一种新的政治选择，进而使之成为其“全球化战略”的整本纲领。虽然这些在柏林墙坍塌后崛起的西方政治新秀们首先是把“第三条道路”作为他们政党竞争和政权竞争的思想策略来使用的，可是，一俟他们先后登上国家政治权力的高峰，“第三条道路”便不再只是他谋取政治权力的云梯，而是自然而然地变成了他们施政的思想纲领，变成了他们追求政治理想的目标本身，甚至于，在他们雄心勃勃地将其推行到国际政治领域中时，还会变成某种“后民族国家”（哈贝马斯术语）的意识形态利剑。
与之对应，信奉“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家们在这一共谋中，却扮演着半理想主义和半现实主义的思想游戏者角色：一方面，他们确乎相信，“第三条道路”是后冷战时代一种可能而堪期许的政治可能性，在这里，吉登斯的“第三种可能性”和哈贝马斯的“还有选择”之说法，实际表达着他们对全球化时代重建民主政治和合法意识形态的理论期许。然而另一方面，他们又似乎显得过于急迫和淑世，在尚未经过充分的思想实验和理论论证的情形下，匆忙接受了政治家们的盛情邀请，加入到了现实政治游戏的竞赛之中。如果说，哈贝马斯因其庞大的普世主义“现代化”重建谋划的理想约束，还与其政治家同道施罗德的政治主张保留着某种尚可辨认的距离的话，那么，吉登斯则因其急切的现实参与感而几乎完全成为布莱尔首相的思想导师和理论顾问了。当然，即便是哈贝马斯也已经被人们称之为“政治哲学家”或“哲学政治家”。历史的经验表明，与现实政治保持必要的距离，是理论本身能够承诺其社会批判使命的基本前提。失去距离，理论家将失去观察的立场从而最终也会失去自身独立的理论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保持距离乃是一种必要的理论姿态。失去这一姿态，所谓理论观点很可能只是某种政治言述。易言之，当学术话语与政治权力之间不再存在某种张力，话语就不再是一种思想的权利（言论自由）和文化的权力（知识生产），而只是政治权力的同谋或传声。海德格尔、黑格尔都曾经有过这种学术经历。而当哈贝马斯把北约轰炸科索沃解释为“一场法律和道德边界上的战争”，并为其提供“人性”、“人权”的普遍主义法律辩护时，其学术话语也同时具有了传达北约政治权力的宣传功能，甚至根本就是强权政治的表述，无怪乎张汝伦使用了“哈贝马斯和帝国主义”来作为其评论的标题。（注：详见张汝伦：“哈贝马斯和帝国主义”一文，载《读书》杂志1999年第9期。）
三、两极之外：一与多的问题
我所说的“两极之间”，其意不单是提示，“第三条道路”所具有的左右中间的选择意味，而且还试图揭露当今西方突显的“第三条道路新潮中所表现出来的政治与学术或政治家与理论家之间的思想对接和权力共谋”。现在，我所关切的是，“第三条道路”是否或能否成为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两极“中道”。亚里士多德曾经把允执中道视为人类合乎理性的明智之举，视之为人类实践智慧的最高表现。那么，“第三条道路”的选择是否也是当代政治家和理论家面对后冷战时代的全球化新潮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政治智慧和理论理性呢？更为重要的是，两极之间的中道选择是否惟一可能的选择？“第三条道路”本身是否惟一？若是，那么，由二而一的转变又意味着什么？若否，那么，“第三条道路”是否仅仅具有多元化可能的象征意义？也就是说，它是否应证了中国俗语中所谓以三为多的说法？若果然如此，那么，“第三条道路”或“第三种可能性”就不一定只存在于左右两极之间，也有可能存在于左右两极之外而成为多种可能的选择。质言之，我们必须追问的是：“第三条道路”究竟意味着一种新的价值一元论？还是意味着新的价值多元论？
坦率地说，这些问题正是我阅读《“第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时所产生的疑虑。我尤其担心的是，如果理论家们面对“第三条道路”的政治新潮失去了自身理论观察和反思的距离，因过于急切的思想对接动机和行动而丧失了必要的理论反省姿态，那么，“第三条道路”的政治运作就不仅极有可能因为政治家们的权力操作而导入政治单行道或新的一元化政治范式，而且有可能因为理论家们的推波助澜而形成强势的一元论政治意识形态，最终出现政治权力与话语权力之间新的单极化合谋。
所幸的是，这种担心并非我个人的杞人忧天。就在“第三条道路”风头最劲、政治家与理论家联手共谋最为成功的英国，我们听到了另一种不同的声音。英国著名学者达伦道夫提醒人们：“在一个开放的世界，不只有两条或三条道路，有无数条道路。在自由社会中如何创造财富和社会团结这个问题可能在每一个地方都存在，因为它主要来自全球条件。然而答案是多样的。有多种资本主义，不只有芝加哥经济学派；有多种民主制，不只有威斯特敏斯特那种。多样性不是高级文化的可选择副产品；对于已经抛弃了对封闭体制需要的世界来说，它居于核心地位。甚至第三条道路也是非常多样的。没有人期望施罗德把德国变成另一个英国。第三条道路的‘莱茵模式’将与‘盎格鲁—萨克逊’模式保持巨大的差别，而且相互之间肯定都不是对方模仿的对象。”他接着说：“今天的第三条道路面对着太多的权威主义诱惑。决策与活动的国际化几乎必须意味着民主的损失。北约在战争与和平上的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俄罗斯的判断，甚至欧洲部长理事会的立法都不服从民主控制；世界范围的‘私人’金融交易甚至更少受到保护。国家的分权并不等于民主与自由的进步。”（注：拉尔夫·达伦道夫：“第三条道路与自由：欧洲新中派的权威主义色彩”，《“第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第101-103页。）
达伦道夫的言词中强烈地透露出他对“第三条道路”的两种深刻的担忧，即：它所可能导致的单极化和权威主义。而在我看来，政治的单极化与政治权威主义有着天然不可分割的姻缘关系。与两极政治结构相比，单极化政治结构更容易滋生和助长权威主义，因为前者所内含的紧张在某种条件下反而较易于产生对绝对权威主义的政治约束力。我这样说当然不是想掩饰两极化政治结构的另一种可能效应，即：两极对峙的紧张同样也可能成为双方内部政治权威主义的催化剂，“冷战”时代的西方阵营与东方阵营似乎同时证明了这两种可能性的真实存在。
然而无论如何，“第三条道路”的惟一化可能是存在的，如果它只囿于左右两极之间而不出其外的话。另一位英国理论家卢克斯也明确指出了这一点。他说：“正是‘第三条道路’这个词暗示了封闭(closure)，即只有一条可供选择的道路，不存在一个包括一系列选择、不同方向的竞争的政治事业的空间。”显然，“它也意味着（第三条道路）在社会背景之间的可转移性，第三条道路是一个可以出口的模式（注：斯蒂文·卢克斯：“放弃中间”，同上书，第120页。）卢克斯的分析支持了达伦道夫和所有介意“第三条道路”之政治意图的人们的担忧：如果它轻易地忽略各种“社会背景”之间的差异性而仅仅把它们一律化为实现“第三条道路”的“全球性条件”的话，那么，它就可能被“第三条道路”的政治信仰者和理论信奉者们逻辑地当成“可转移”“出口”的政治模式而加以全球化。
全球化的确是一个具有巨大魔力的概念、一种极容易点燃“左派普世主义”（注：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认同政治与左翼”，同上书，第111页。）理想灵光的“爆炸性意识”(exploding consciousness)。所以，克林顿、施罗德都在不断强调，全球化不独是一种趋势，而且已然成为一种事实。与之呼应，普世主义的“政治共识”（注：详见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或“价值共识”（注：详见张汝伦：“哈贝马斯和帝国主义”一文，载《读书》杂志，1999年第9期。）也被罗尔斯、哈贝马斯这样的当代政治哲学大家辩证为不仅可能而且必要的现代民主社会之普遍观念基础。这样，普世主义也就成了“第三条道路”之全球化政治观念的一种理论修辞。如果我们把政治家们的“第三条道路”、“全球化”等政治表达与理论家们的“普世（遍）主义”学术修辞联系起来（也许它们原本已经勾连在一起了）看，人们对“第三条道路”所产生的单极化和政治权威主义的恐惧就不会是多余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借用哈贝马斯的话说：“还有选择”。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跳出两极之间的思维模式，“第三条道路”就有可能避免导入政治单行道的结局而又同时保持其中道的原义。这并不悖离亚里士多德的中道原则，反而会获得更为公道的意义而显示真正的人类实践智慧。因为亚里士多德所推崇的允执中道或中庸之道，并不是要求人们满足于两极折中，而毋宁是告诫人们，任何事物和行为都存在多种可能的品质，圆满的美德之举就在于在多种可能中寻求恰当和平衡。节俭之为吝啬与奢侈之间的中道，不是因为它是两恶之间的惟一选择，而是因为它才切合人类善生活之目的。因此，我们不能以半斤八两的心态把打人看作是骂人与杀人之间的中道，而应当超脱于骂人、打人、杀人三种与人为恶的行为之外，找到诸如友谊、诚恳、公正待人一类的善行为方式，这才是人际伦理的“黄金方式”即“中道”，它是真正有价值的（黄金般的）人际伦理行为方式。（注：“黄金方式”是英文中“中道”(golden means)的直译。）
可见，中道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两极之间，它常常也存在于两极之外。由此不难发现，“第三条道路”能够避免成为政治单行道的重要前提或条件是，超出两极外，且在多元中。套用文化多元主义的概念形式，这叫做政治多元论或政治多极化。事实上，在围绕“第三条道路”所展开的大量理论争论中，已经透露出这样的思想信息：达伦道夫指出了自由多样的“第三条道路”的可能性；卢克斯仍然坚持其个人主义和自由优先的价值立场，因之在批评把“第三条道路”单一化模式化的做法的同时，实际也暗示了“第三条道路”作为多元化政治选择之象征符号的意味；安德森选择性地阐述了芬兰人带有马克思主义思想印迹和芬兰社会主义传统理解的“第三种左派”的基本价值观念；而来自墨西哥的康格尔则干脆标举“第四条道路”的口号；更耐人寻味的是，主张世界主义现代性的“第三条道路”的政治家拉封丹最终也未能与坚持德国民族国家之文化认同传统和“宪法爱国主义”的政治盟友施罗德风雨同舟，坚持到最后胜利；……凡此种种，都是《“第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一书所提供给我们的另一种理解，它们构成了“第三条道路”的多元论或多极化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