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实验经济学的本土化历程
周业安*
摘 要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实验经济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本土化历程，文章首次对这一历程进行了比较全面和客观地回顾、总结和评价。文章把这一本土化历程划分为萌芽、兴起和初步繁荣三个阶段，并简要描述了这三个阶段的标志性事件和重要特征。其中，以实验室实验研究为主线，重点总结评述了当前实验经济学在国内的发展现状，以及本土学者与海外学者的学术贡献，并指出了当前存在的不足，对未来可能的发展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 ：实验经济学 本土化 经济学实验室 实验室实验
实验经济学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兴起，经过众多研究者的努力，迄今已经发展成为经济学的重要分支领域。实验经济学已经构建出了包含实验室实验、准实地实验和实地实验在内的系统的方法论和技术体系，并逐渐和计量经济学、计算机模拟方法并驾齐驱，成为经济学实证研究的三大代表性方法之一。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紧密结合，共同构成了近五十年来经济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流派，并且这种影响还在持续，大有引领经济学朝新的方向前进的趋势。实验经济学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贡献卓著，其领域的重要代表人物相继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克拉克奖，这些对实验经济学做出了开创性研究的经济学家包括：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史密斯(Vernon L. Smith)(2002年度)、泽尔腾(Reinhard Selten)(1994年度)、罗斯(Alvin E. Roth)(2012年度)、席勒(Robert J. Shiller)(2013年度)、塞勒(Richard Thaler)(2017年度)。对实验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过思想性贡献的诺奖得主还包括西蒙(Herbert A.Simon)(1978年度)、阿莱(Maurice Félix Charles Allais)(1988年度)、阿克洛夫(George A. Akerlof)(2001年度),克拉克奖得主有拉宾(Matthew Rabin)(2001年度)。实验经济学家这种获奖规模已经可以媲美经济学思想史上曾经的第一大帮“凯恩斯主义者”。
2.1 实验数据 在本文中，采用了空手道俱乐部网络（Zachary's Karate Club Network）〔9〕数据做实验。该网络数据的下载网址是 http：∕www-personal.umich.edu∕～mejn∕netdata∕。
实验经济学的本土化影响起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一些外国学者开始在国内传播行为和实验经济学，与此同时，部分海外华人学者也开始回国普及行为和实验经济学，一些本土研究者和学生开始认识到实验方法对经济学的重要性，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到2006-2008年，国内实验经济学本土化迎来了第一个高峰，一些代表性成果相继在重要期刊上发表，让国内经济学界耳目一新。包括实验室实验、实地实验、问卷实验、心理实验等多种实验方法在内的研究论文相继涌现。从本世纪初算起，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的本土化研究已经经历了近20年，这20年虽然一直处于小众状态，但其影响悄然扩大。随着经济科学学会亚太会议2007年在上海交通大学成功举办，2012年又在厦门大学成功举办；2015年首届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全国研讨会开始举办；2017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把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单列编码，这些都标志着实验经济学研究在本土已经形成了一股力量，并且这股力量正有效地汇集起来，共同致力于中国经济学的构建。国内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的研究者对经济学理论和政策设计的影响与日俱增。可以预见，随着实验经济学的逐步发展，对中国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必将做出独特的贡献。
实验经济学的本土化过程鲜为人知，即便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也都只是了解一部分，这不仅影响了实验经济学在国内的传播，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内实验经济学研究者间的合作。本文试图弥补这方面的空白。本文将对实验经济学的本土化历程、国内研究者的相关理论贡献、实验经济学本土化迄今的不足和未来的发展进行客观、系统的描述和讨论，期望能对未来实验经济学的蓬勃发展提供有益的帮助。由于在整个实验经济学本土化过程中，最核心和最突出的是实验室实验，并且整个本土化研究群体的形成也是围绕各高校实验室展开的。因此，本文把讲述的对象着重放在实验室实验的相关研究上，并且按照各实验室的兴建和发展为主线进行组织。当然，并非行为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以及实地实验研究不重要，仅仅因为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并且在整个实验经济学本土化的过程中，经济学实验室扮演了至关重要的核心角色。
在进入正文之前，需要先进行三点限定：第一，本文主要描述本土学者在实验经济学本土化过程中所作的工作。其中本土学者是指在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任全职的研究者。第二，本文主要总结本土成果。本土成果是指包含了本土学者以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名义发表的相关研究成果，但不限定为第一作者或者通讯作者，因为许多成果都是本土学者与海外学者合作完成的。第三，本文所指的本土化，是指(1)中国元素：引入中国的一些特定元素作为实验设计或者参数设计的依据，比如特定的制度安排、特定的社会网络、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等；(2)中国视角：从中国传统中寻求某些独特的研究视角，比如整体观；传统文化、制度和习俗等等；(3)中国问题：以中国的某些特征事实为研究对象进行一般性的研究，也包括跨文化比较；(4)国际化：本土化的过程本身也是国际化的过程，本土学者基于本土被试进行的一般性和基础性的理论前沿探索。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是实验经济学本土化的拓荒者之一。早在2006年，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在考察了北美一些高校代表性实验室之后，组建了经济组织与经济行为实验室，其后该实验室纳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及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成为其下设实验室之一。实验室目前由于泽(主任)、王湘红、陆方文、孙文凯、周业安等人共同主持，其中王湘红教授曾经在顶级期刊QJE等上面发表实验经济学的学术论文，2006年正式加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至今；陆方文教授2011年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博士学位后加入中国人民大学至今。依托该实验室，人大研究团队已经在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Management Science、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等顶级国际期刊发表了学术论文近10篇；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经济》等国内顶级刊物发表学术论文近40篇，并出版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学术著作，如王湘红(2012)、周业安等(2017)、陆方文(2018)。人大研究团队还培养了一批年轻的本土实验经济学研究骨干，如宋紫峰(现为国研中心副研究员)、连洪泉(现为华南师范大学副教授)、黄国宾(现为广州大学讲师)、王一子(现为首都经贸大学讲师)等。人大除了经院外，其他学院也有从事实验经济学的老师，比如财金学院的代志新博士2016年在法国里昂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来人大工作，迄今已经在European Economic Review等顶级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曾获2015 法国实验经济学会首届最佳论文奖。翁茜博士2014年在瑞典哥德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加入人大劳动人事学院，迄今已经在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等顶级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
考虑传统作圆求交点制梯形槽法的不足皆是因为传统法所制梯形槽参数与理想梯形槽参数不相符，故本文最后提出以作平行线求交点制理想梯形槽电枢冲片法的完善措施，以此种方法所制梯形槽参数与理想梯形槽参数完全相符。建议在电机研制生产中，将以作平行线求交点制梯形槽电枢冲片法替代传统制梯形槽电枢冲片法，以降低电机槽满率和热负荷，缩短电机研制周期，提高电机运行效率。
一、实验经济学在本土的发展过程
实验经济学在本土的传播和发展不到20年时间。据密西根大学陈岩教授介绍，1990年加州理工学院的三位教授John Ledyard, Charlie Plott与 Peter Ordeshook曾受胡乔木邀请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做了一系列关于实验经济学的讲座，可看成是实验经济学本土化的起点。这个讲座对当时国内的许多研究者和学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陈岩教授后来从事实验经济学研究就与此相关。到2000年前后，本土的部分研究者开始对行为和实验经济学感兴趣，并进行了个别的初步研究，迄今能检索到的最早比较系统地介绍实验经济学的文章是汪丁丁(1994)，他在这篇文章中简述了实验经济学的思想和方法，以及对中国经济学可能起到的作用。而符合实验经济学研究规范的早期文献是王若颖、陈宏民(1998)的研究，他们设计了一个双头垄断博弈实验，试图考察有限次重复博弈下解的收敛问题。曹敏等(2002)设计了一个激励实验，试图比较研究货币激励、非货币物质激励以及零激励三者之间的关系。刘小兵(2004)设计了一个简单的公共品博弈实验，试图讨论社会困境问题。早期这些研究带有一定的偶发性，实验设计、理论推演和数据挖掘上均不够成熟，且没有引发后续研究，因而未在本土经济学领域产生较大影响。
在早期阶段，德国波恩大学实验经济学实验室的施密特博士(Heike Hennig-Schmidt)对国内实验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普及和推动作用。施密特教授长期从事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是录像实验(Video Experiments)的倡导者，她从1999年就开始与四川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中心研究员李竹渝教授合作，并被聘为该中心兼职研究员，她和李竹渝教授先后在成都、波恩等地举办了中德联合实验经济学暑期班，并于2004年在四川大学成功举办了“实验经济学国际研讨会”，这是有资料记载的国内第一次实验经济学国际学术交流会议，对实验经济学的本土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注] 详细资料参见 http://ces.scu.edu.cn/action56.pdf。 。国内学者宗计川等人后来都有广泛地参与其中。施密特和李竹渝合作在中文期刊上发表了三篇实验经济学方面的论文(李竹渝等，2001，2002；施密特、李竹渝，2006)，这些论文也是国内较早的实验经济学论文之一。
严格地说，实验经济学的本土化真正开始于2003年。从2003年起至今，整个本土化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发展的雏形阶段，时间大概是2003-2006年。第二阶段可视为实验经济学的本土化兴起阶段，时间大概是2006年-2010年。第三个阶段可看作是实验经济学本土化的初步繁荣阶段，时间大概是2010年至今。
由于行星轮系具有传动比大、效率高、体积小、传递功率大、结构紧凑等优点，所以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冶金、汽车、机床、航空航天等多个领域，行星传动技术已成为世界各国机械传动发展的重点之一。
第一个阶段有两条主线。第一条主线是海外学者来国内传播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第二条主线是本土学者自发学习和研究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第一条主线的标志性事件是两大实验室的建成，一个是上海交通大学的Smith实验经济学研究中心和Smith实验经济学实验室，2003年筹建，2004年建成。具体牵头人是费方域教授，诺奖得主史密斯教授资助并担任中心和实验室主任，密西根大学的陈岩教授担任实验室副主任(2005-2012)。依托这个实验室，2005年，陈岩开始回国讲授实验经济学课程，并和其他人一起陆续开设夏季实验经济学短期培训班，为国内实验经济学的发展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迄今仍有不少活跃在实验经济学研究领域[注] 这段史料由陈岩教授提供，在此特别感谢！ 。除了史密斯和陈岩，这个实验室当时还有其他专门的实验经济学研究人员，包括本土教授费方域、秦向东、海外博士龚冰琳(现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等；泽尔腾教授的两个学生Thorsten Chmura(现为诺丁汉特伦特大学诺丁汉商学院教授)和 Thomas Pitz(现为莱茵-瓦尔应用科技大学教授)。这个实验室的专职人员在当时以实验室名义发表了一些学术论文，在海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另一个是南开大学的泽尔腾实验室，在2003年成立，当时的发起人包括诺奖得主泽尔腾教授、南开大学李维安教授、当时在香港中文大学任职的唐方方教授、香港大学张俊喜教授和宋敏教授五人。该实验室成立之初，由泽尔腾教授出任首任实验室主任。唐方方教授等人基于这个平台开始传播实验经济学。李建标和宗计川等由此步入实验经济学领域并成长起来。
3.实事求是的求真价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源动力。小岗人当年发起的大包干就是为了改变当时生产力落后、生产关系僵化的现实，改变当时不切实际、浮夸成风、农民生活困顿的现实。新时代，实事求是的求真价值仍是我国社会经济改革的压舱石，一定要彻底脱离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桎梏，要立足实际，因地制宜，合理定位，摈弃“一刀切”“形而上”简单粗暴的工作作风，踏准节奏，脚踏实地地将改革进行到底。
在东南部地区，厦门大学是行为和实验经济学最活跃的高校。厦门大学2010年组建实验经济金融实验室(FEEL)，是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和“计量经济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厦门大学)下属的研究机构。目前官网显示的研究者包括耿森、Brett Graham、蔡熙乾、李智、龙小宁、 Jacopo Magnani、王云、李梦玲、李培、薛绍杰、叶茂亮，其中绝大多数在海外获得了博士学位[注] 资料来源：http://feel.xmu.edu.cn/。 。该团队已经在Management Science等顶级国外期刊上发表实验经济学方面的论文10余篇。其中必须提及的是Jason Shachat教授，他2014年离开厦大到英国杜伦大学任职。厦大团队目前官网上显示的已发表成果中，大多数都是他在厦大工作期间发表的。并且他还培养出了魏立佳等优秀的年轻学者，魏立佳现在武汉大学任教。
这个阶段集中介绍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的网站开始出现。这方面的代表是原人大经济论坛以及杨晓兰个人办的实验经济学工作坊。原人大经济论坛2004年成立，其中专门设置了行为和实验经济学板块，成为国内第一个系统讨论和交流该领域相关知识的网络平台[注] 原人大经济论坛在经过重整后，成立了新的人大经济论坛，如今仍然保留了行为和实验经济学板块，由代志新等负责。目前论坛网址http://econforum.ruc.edu.cn/forum.php。 。这个阶段经典译著开始出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了史莱佛的《并非有效的市场——行为金融学导论》中译本，这是国内第一次出版行为金融学领域的学术专著；2006年出版了凯莫勒的《行为博弈——对策略互动的实验研究》中译本，是国内第一次出版行为和实验经济学领域的学术专著。
第二阶段大概在2006-2009年间，是实验经济学本土化的兴起阶段。这个阶段的标志性事件是2007年8月4日，在上海交大成功举办了第三届经济科学学会(ESA)实验经济学亚太会议。这是国内第一次举办大型实验经济学国际性学术会议，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注] 会议相关情况参见http://www.acem.sjtu.edu.cn/news_center/news/ZH2-279612.html。 。这个阶段国内开始出现一批有影响力的本土研究者，形成了研究梯队，并在诸多顶级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规范的实验经济学学术论文；一些专门从事实验经济学研究的海外博士开始回国任教；行为和实验经济学作为正式的课程开始纳入到本科和研究生教学计划，有影响力的教材开始出版；系统的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出版物开始出现等。
具体来说，第一，除了陈岩教授每年坚持回国在上交等地传授和传播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外，部分专门从事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研究的海外学者正式回国任职，带回了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的系统知识和研究方法，代表人物有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王湘红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的杜宁华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的龚冰琳教授。杜宁华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其导师Martin Dufwenberg教授同样是行为和实验经济学领域的代表人物之一，2005年到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任职，并于2006年在该校成立了实验经济学实验室。王湘红1996年在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获得公共政策与管理博士学位，师从行为和实验经济学领域的代表人物之一的G. Loewenstein 教授，2006年加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龚冰琳教授在马里兰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加入上海交通大学Smith实验经济学研究中心，现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这些海外学者回国后率先在各自院系开设了专门的行为和实验经济学本科和研究生课程，并列入了所在专业本科和研究生教学大纲，意味着这些课程开始成为正式的“计划内”课程。
第二，本土自学成才的研究者开始初步掌握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并撰写出了一批规范的实验经济学研究论文，并对外宣读和公开发表，这方面的代表作有李建标等(2007)；朱宪辰等(2008)；周业安、宋紫峰(2008)；万迪昉等 (2008)；陈叶烽(2009)；龚强(2009)；李晓义、李建标(2009)等。此外，还有自然实验类的论文，如攀登等(2008)。相关的学术专著也开始出版，代表著有杨晓兰(2007)。这个时期的实验经济学研究相对比较规范和成熟，研究主题也呈现出多元化，涉及社会偏好理论、市场设计、公共品、企业理论、博弈论等各个方面。虽然这些研究从现在来看创新非常有限，但的确代表了本土学者独立探索的用心和努力，对实验经济学的本土化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并且这群作者中，李建标、杨晓兰、陈叶烽、宋紫峰和周业安等都坚持了下来，一直专注于实验经济学的本土化工作。除了本土学者自行发表的成果外，一些国外学者与本土学者合作的学术论文也开始在国外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比如施密特与李竹渝等人合作的论文(Hennig-Schmidt et al.， 2008)就发表在JEBO上。
第三，本土独立建设的标准的经济学实验室开始出现，代表性的有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组织与经济行为实验室(2006年)；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实验经济学实验室(2006年)；东北财经大学实验经济学实验室(2009年)；西南财经大学实验经济学实验室(2009年)；厦门大学实验经济金融实验室(FEEL)(2010年)等。这些实验室的出现大大拓展了实验经济学在本土的影响力和传播空间，为后来的实验经济学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四，有影响力的实验经济学教材开始出版，除了董志勇(现北京大学教授)和杨晓兰(现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等人撰写的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教材之外，这方面的代表著是杜宁华的《实验经济学》教材(杜宁华，2008)，这本教材几乎是当时自学实验经济学的老师和学生的必备宝典。
在长三角地区，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是最早开展实验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三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是最早组建标准的经济学实验室的国内大学之一。诺奖得主弗农·史密斯(Vernon Smith)教授在2003年访问上海交通大学后，在2004年双方合作成立了 “Smith实验经济学研究中心”，并建了Smith实验经济学实验室，2004年投入使用。史密斯一直担任中心主任，陈岩2005年开始任副主任，2012年卸任。目前官方主页上显示的实验室研究团队包括费方域、陈岩、秦向东、崔满、巢宏、严功翠[注] 上海交大的Smith实验经济学研究中心相关资料参见其主页http://seerc.sjtu.edu.cn/。 。目前该实验室官网仅仅显示了2006-2008年间的工作论文和已发表论文各五篇，其中Thorsten Chmura(现为诺丁汉特伦特大学诺丁汉商学院教授)和 Thomas Pitz(现为莱茵-瓦尔应用科技大学教授)与Reinhard Selten 合作的论文相继发表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ur等顶级国际期刊上；工作论文是龚冰琳(现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秦向东等撰写的。不过，上海交大安泰管理学院的江明博士和徐晓书博士一直从事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江明2015年在密西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在上交任教，目前已在Management Science和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发表或即将发表论文。 徐晓书2011年在俄亥俄州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加入上交，迄今已经在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ame Theory上发表了三篇论文。
以绩效考核为动力，推动分配制度改革。坚持业绩和薪酬挂钩，公司出台了《黑龙江石油分公司全员绩效考核管理办法》，实施联量计酬到站到人，油品实行升油工资、非油品实施计件工资。截至2018年8月，一线员工薪酬增长幅度16.41%。坚持业绩和贡献挂钩，对指标完成好的地市公司进行奖励，对指标完成较差的地市进行处罚。通过考核激励，形成了“干得好的有奔头，管得好的有位置”的正向激励和“干得差的挨批评，管得差的失位置”的反向约束机制。
第三阶段是实验经济学在本土化的初步繁荣阶段，时间上算可以把2010年作为这个阶段的起点。这个阶段有三个标志性大事件，一个是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首次推出了专门的《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前沿译丛》，开始系统传播海外的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研究成果。这是实验经济学本土化过程中的大事件。这套译丛一经推出，就引起了广泛的反响，极大普及和推广了行为和实验经济学，众多年轻学生或多或少都是通过阅读这套丛书中的一些著作而走向这个领域研究的。并且这套丛书也向国内学界展示了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前沿研究的全貌，一举扭转了过去学界对这个领域的一些偏见，为后来的行为与实验经济学的繁荣打下了基础。
第二个大事件是全国性的行为和实验经济学会议开始陆续举办。ESA实验经济学亚太会议继2007年在上海交大成功举办后，2011年12月再次在厦门大学成功举办[注] 参见http://www.wise.xmu.edu.cn/experimental2011/。 ，并且2020年将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本土的全国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研讨会也开始举办，2015年“第一届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学术研讨会”成功举办，标志着行为与实验经济学本土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与此同时，国内高校也开始自主举办国际性的研讨会，代表性的有厦门大学的WISE实验经济学、金融学国际研讨会，这个研讨会从2010年第一届算起，迄今已经举办了六届；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举办的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国际研讨会；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举办的行为实验和理论国际研讨会 (Tsinghua BEAT)等。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的举办代表了一个学科群的成熟，由此可以看作是实验经济学本土化开始繁荣的起点。自此，实验经济学本土化开始真正在全国范围内兴起。
第三个大事件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2017年开始把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单列出来资助，代码是G0302，这意味着行为和实验经济学作为独立的经济学学科之一开始正式登上舞台，并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
除了上述三大事件之外，这个阶段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实验经济学领域的国际交流开始频繁，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回国任教。第二，随着本土学生的陆续培养以及海外研究者的陆续回国，一些高水平研究团队开始组建和运行，并且风格鲜明。第三，本土研究者开始广泛而深入的合作研究，并呈现出跨学科特征，相关成果开始在海外顶级期刊发表。第四，海外知名教授开始越来越频繁地致力于带动国内实验经济学的发展，并帮助国内实验经济学开始逐步拓展海外影响，代表人物是密西根大学的陈岩教授、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的李欣教授等，其中一些近年来已经在内地高校任职，比如唐方方教授2008年正式入职北京大学；杨春雷教授目前正式任职于南京审计大学。在这些顶尖学者的带动下，一些年轻的海外学者也开始积极和国内交流与合作，比如南洋理工大学的包特博士和洪福海博士(现为香港岭南大学副教授)等就是其中的代表。总之，这个阶段是实验经济学本土化的关键时期，目前加入这个领域研究的年轻学者越来越多，各高校陆续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并形成了多个研究团队，实验经济学本土化正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下一节将详细介绍当前的实验经济学本土化现状。
二、实验经济学本土化的现状[注] 本节的介绍均来自各单位和个人主页所提供的公开资料。
实验经济学本土化经历三个阶段，历时近二十年，几经波折，终于成长为中国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空间上看，当今从事实验经济学的研究者众多，广泛分布在众多高校，但也展示出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呈现出三个活跃地带，一是北京、天津及周边地区，二是上海、杭州及长三角其他地区，三是厦门、广州为核心的东南地区。这和当前整个高校学术研究资源的分布和流动性趋势是一致的。本文重点介绍这三个区域的实验经济学本土化现状，然后介绍其他地方的实验经济学研究的状况。本节将按照实验室成立时间顺序介绍，这样能更清晰地展示实验经济学本土化过程中的特征事实。目前国内主要的实验经济学实验室参见附表。
(一)北京、天津和周边地区高校的实验经济学发展状况
北京、天津及周边地区高校云集，从事实验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也比较多，主要集中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山东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也有部分研究者。经济学实验室的分布要更广些，几乎每个高校都建立起了教学辅助或者专门的经济学实验室。中国社会科学院整合全院资源，也组建了相应的实验室。
南开大学商学院泽尔腾实验室(SelLab)是国内成立最早的经济学实验室。该实验室成立之初，由泽尔腾教授出任首任实验室主任。目前该实验室最活跃的学者是李建标教授。他从2007年开始在Frontiers in Psychology(SSCI)、《经济学(季刊)》等国内外学术期刊上陆续发表了实验经济学领域的学术论文30余篇，内容主要涉及市场设计实验和神经经济学。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的贺京同教授主要侧重行为经济学研究，迄今在《经济研究》上发表论文多篇，值得一提的是，他和那艺等是人大社行为和实验经济学译丛的主要译著承担者，主持翻译了其中多部著作，对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在国内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对实验经济学的本土化历程进行尽可能客观地描述；第二部分简要描述了实验经济学的现状；第三部分简单总结了迄今本土学者在实验经济学领域取得的主要成果；最后对当前实验经济学研究的一些不足以及未来的发展进行简评和展望。
北京大学的实验经济学研究主要有唐方方教授、孟涓涓博士、张丹丹博士等。唐方方1996年获得博士学位后，2008年加入北京大学，担任该校国家发展院(原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国家政策实验室主任，师从诺奖得主泽尔腾教授和海萨尼教授。唐方方教授在实验经济学领域颇有建树，曾在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Experimental Economics等顶级国际期刊上发表相关学术论文多篇，还在1997年获得了实验经济学会的Heinz Sauermann奖(两年一度)。孟涓涓2010年从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获得经济学博士后，进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系任教，迄今已经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等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了近10篇学术论文。张丹丹博士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2012年加入北京大学国发院，目前已经有多篇学术论文被The Economic Journal等顶级期刊接收。
清华大学的实验经济学研究在近年来开始崛起。一方面得益于连暐虹(Jaimie Lien)、郑捷、刘潇等海外博士回来任职；二来归功于陈岩教授受聘担任杰出访问教授，对实验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科学与政策实验室(ESPEL)由连暐虹、郑捷、钟笑寒三人2011年创建，目前实验室主要成员包括陈岩(主任)、郑捷(执行副主任)、钟笑寒、刘潇、连暐虹等。钟笑寒1999年在清华获得博士学位后即留校任教至今。连暐虹2010年从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获得博士学位后加入清华大学，2015年加入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郑捷2011年获华盛顿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加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刘潇2012年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加入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目前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这个研究团队已经在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Nature Communications、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Management Science、Experimental Economics、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等顶级国际期刊和其他刊物上发表了20余篇学术论文，郑捷博士还和其导师大卫·列文(David K. Levine)教授合作撰写了实验经济学的方法论文章，被收录到《实验经济学方法论手册》(Handbook of Experimental Economic Methodology)一书。
陈岩是美国密西根大学信息学院教授，是实验经济学领域最优秀的华人经济学家，迄今已经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Experimental Economics、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等顶级国际期刊发表学术论文近四十篇，影响极大。她是在线实地实验的主要倡导者和方法创新者，并且在社会比较和认同实验等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2005年开始，陈岩教授即在上海交通大学史密斯实验室担任副主任，并开设实验经济学的短期培训班，在国内传播实验经济学的相关知识和研究方法，这个系列短训班影响了很多人，其中一些后来成了实验经济学领域的中坚力量。并且陈岩博士培养了一批年轻的实验经济学研究者，有些已经在国际上有了较高知名度，比如李欣教授；有些已经回国任教，比如清华大学的刘潇博士、上海交大的江明博士等。
除了以上四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和山东大学也都有相应的经济学实验室和研究人员。北京师范大学的实验室2008年就建立了，但直到何浩然博士2010年从瑞典哥德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2011年加入北京师范大学，才带动了该实验室的系列活动。目前何浩然博士已经在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Experimental Economics、《管理世界》《世界经济》等国内外顶级期刊上发表了十余篇学术论文。北师大从事实验经济学研究的人分布比较松散，除了何浩然，还有周晔馨和张博宇。周晔馨在北京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加入北师大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迄今已经在European Economic Review、《经济研究》等国内外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张博宇2012年从奥地利维也纳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加入北师大数学科学学院，主要从事博弈论、演化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生物数学和复杂科学等方面的研究，迄今已经在PNAS、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Experimental Economics、Scientific Report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ame Theory、Journal of Mathematical Economics等国际著名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30余篇。
此外，山东大学的韦倩教授、中央财经大学的李彬教授、山东财经大学的汪崇金教授等近年来也开始投入到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的研究，并在《经济研究》、《世界经济》等顶级国内期刊上发表了相关的学术论文。
(二)上海、杭州及其他长三角地区高校的实验经济学发展情况
总体上看，这四年是实验经济学本土化的关键时期，无论是科研成果的发表还是科学知识的传播都引发了学界的热议和关注，并开始吸引众多年轻学生加入其中，大大充实了这个领域的研究力量。
在实验经济学的本土化过程中，浙江大学和浙江财经大学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2003年，浙江大学成立了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ICSS)，创建人是叶航教授和汪丁丁教授，现中心主任为叶航教授，副主任为陈叶烽副教授[注] 相关资料参见其主页http://www.icsszju.net/。 。该中心自成立以来，一直立足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及神经经济学的研究，一方面组织翻译出版了相关领域的权威著作20余部，在国内影响很大，是桑塔费学派以及神经经济学在国内的主要传播者；另一方面，中心成员在国内外相关领域顶级刊物上发表了多篇有影响力的学术论文。2016年，叶航教授在浙江财经大学发起成立了经济行为与决策研究中心(CEBD)，该中心在2017年获批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注] 相关资料参见其主页http://www.cebdzufe.yswebportal.cc/。 。目前叶航教授担任该中心的首席专家，中心主任卢新波教授，副主任罗俊博士，成员有姜树广、李佳慧、郑恒、纪云东、张弘、李燕、郑昊力、黄达强等。该中心侧重神经实验和仿真实验，是国内目前唯一在神经经济学领域有所建树的研究团队。此外，陈发动2017年在德国康斯坦茨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后加入浙大管理学院，其专业领域同样是神经经济学和决策科学。
ICSS和CEBD两个机构的灵魂人物无疑是叶航教授。迄今为止，叶航教授独著以及和杨晓兰教授、陈叶烽博士及罗俊博士等合作，已经在国内外各种专业期刊上发表各类文章达200余篇，非常高产。叶航为核心的团队迄今已经出版的专著有汪丁丁(2011)、叶航等(2013)等。目前CEBD团队在2015-2017年间已经在Scientific Reports、Frontiers in Psychology、Economic Letters、Frontiers in Neuroscience、 Journal of Artificial Societies and Social Simulation、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Computation、 Behavioural Brain Research、 Physica A、Neuroscience Letters、 Brain Research等期刊上发表了15篇学术论文。陈叶烽、杨晓兰、罗俊、姜树广等还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经济》等国内顶级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学术论文近十篇。
六是深化水利领域改革创新，着力提升体制机制活力。深化水利建设管理改革，明晰各级事权划分，积极推进政府水利项目代建制。深化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鼓励企业、社会组织、个人竞争参与公益性水利工程的管护；全面开展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绩效考核工作。深入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积极探索农业水权有偿转换。
浙江大学除了跨学科研究中心外，还在2010年成立了实验社会科学实验室，成立之初，许彬任主任，杨晓兰任副主任，成员包括王志坚、范良聪等人。许彬目前任职于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杨晓兰目前任职于上海外国语大学。该实验室许彬、王志坚和周海军等人合作在Scientific Reports和Nature Communications上相继发表论文(Wang et al., 2014; Wang et al.,2016)，引起了一定的反响。该团队还在Physica A 、Games、Physics Letters 、The European Physical Journal B等期刊发表论文6篇。此外，该团队成员范良聪博士的《实验经济学简史》(范良聪，2016)也有一定影响。
杭州如今形成了多校从事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研究的兴盛场面，许彬教授去了浙江工商大学，并正在组建新的实验室；汪良军教授在浙江工业大学，迄今在《管理世界》等顶级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相关论文多篇。随着这些学校新生势力的崛起，势必带动整个杭州高校群的行为与实验研究。
上海财经大学的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研究最早得益于杜宁华教授归国任教。目前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构建了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研究团队，成员包括杜宁华、姚澜、苗彬、黄振兴、丁婷婷、贺思民，每个团队成员均在海外名校获取了经济学博士学位，该团队侧重研究博弈论、决策理论、市场设计等多方面的研究[注] 参见当时的相关报道http://www.sohu.com/a/197248671_508683。上财实验团队的具体信息参见https://econ.shufe.edu.cn/se/seg/6392。 。该团队成员已经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Econometrica、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European Economic Review、Economic Theory、Journal of Risk and Uncertainty、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等顶级学术期刊发表了二十余篇学术论文。该团队的核心是杜宁华教授，他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其导师Martin Dufwenberg教授是行为和实验经济学领域的代表人物之一。杜宁华教授2005年到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任职，并于2006年帮助该院成立了实验经济学实验室。姚澜2008年在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后来上财任教；苗彬2013年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来上财任教；丁婷婷2015年在纽约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入上财任职；贺思民2016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后入上财任教；黄振兴2016年在丁伯根经济研究所和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获博士后来上财任教。就目前国内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研究团队来说，上财团队在最高水平的国际期刊上无论发文质量还是发文数量都是最好的，可以说代表了国内迄今行为和实验经济学本土化过程中的最高水平。这一方面得益于上财的有效机制，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上财侧重微观经济理论人才梯队的构建，并逐步形成了特色，为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好的研究平台和知识网络。
此外，在上海，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的李玲芳博士和华东师范大学的龚冰琳博士都是实验经济学领域的知名学者。李玲芳从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获得博士学位，现任职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她一直从事机制设计的实验经济学研究，迄今已经在Management Science等顶级国际期刊发表论文多篇。龚冰琳在马里兰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迄今在Experimental Economics、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等顶级国际期刊发表论文多篇。龚冰琳教授也是最早回国传播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的海外博士之一，根据上交实验室官网资料显示，在2007年前后，她就已经活跃在国内的行为和实验经济学领域，是国内实验经济学本土化的先行者之一。南京审计大学近年来异军突起，知名学者杨春雷教授入选2016年长江学者并入职该校任教，让长三角地区行为和实验经济学梯队分布成型，而南京也有望成为一个重要的活跃区域。此外，南京财经大学的黄珊珊于2013年获得美国怀俄明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回来任教，并在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等顶级专业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MOOCs是教师教学成果的新展现形式，是教师教学理念和教学经验的新体现，不同教师制作的MOOCs所体现的教学理念、教学风格和教学技能等不同。教师通过在线平台将自己的MOOCs内容发布到网络，在方便学生自学的同时，也提高了课程资源共享，丰富了教学资源，扩大了优质资源共享。在线的MOOCs，精益求精，各有所长，优质MOOCs将会受到越来越多学习者的喜爱，得到更多关注，从而提升了MOOCs教学资源的质量。
(三)厦门和广州为核心的东南地区的行为与实验经济学研究现状
第二条主线则表现为本土学者的自发研究过程。通过学习相关的文献，本土学者开始撰写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相关的评介性文章或初步的思想史研究，或者尝试进行实验设计，进行规范的实验经济学研究。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相关文章的形式多样化，并且多种实验方法都开始尝试。在思想史方面，代表作有周业安(2004，2005)，叶航(2005)等。在实验方法方面，规范的实验室实验论文开始出现，代表作有金雪军、杨晓兰(2004)、杨晓兰、金雪军(2005，2006)、杨晓兰(2006)、高鸿桢、林嘉永(2005)等。此外，其他实验方法也得到运用，比如问卷实验，如伍利娜、陆正飞 (2005)；心理实验，如林树等人 (2006)；实地实验，如周黎安等(2006)。这些文章和实验研究论文虽然大多是比较初步的，但对于后来实验经济学的本土化起到了一定的引领作用。
从该团队的相关信息看，耿森在2011年获得美国纽约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加入厦大；Graham博士于2011年从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加入厦大；蔡熙乾于2015年自新加坡国立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加入厦大；李智在2015年获得美国华盛顿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加入厦大；龙小宁教授在2001年从美国华盛顿大学(圣路易)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2011年加入厦大；Jacopo Magnani 2014年从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加入厦大；王云2013年从匹兹堡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加入厦大；李梦玲2015从南洋理工大学获得数学博士学位后加入厦大；李培2008年自中国人民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加入厦大；薛绍杰2011年自美国德克萨斯A&M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加入厦大；叶茂亮2012年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获得公共政策博士学位后加入厦大。从人员构成和专业构成上看，厦大这个研究团队实力雄厚，潜力十足。其中一半以上的人都把行为和实验经济学作为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能陆续看到这个团队有份量的成果。
近年来，广州部分高校的研究者开始在实验经济学领域崭露头角，为南方的实验经济学研究增添了有生力量。华南师范大学2013年建立了经济行为科学重点实验室，成员包括董志强、连洪泉、蔡圣刚、李熙、熊冠星，并且该实验室在2017年还在广州成功举办了微观经济理论与实验经济学研讨会，为以后的实验经济学本土化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山大学政务学院公共管理实证与实验研究中心主任梁平汉教授在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经济学系获得博士学位，现为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并在Journal of Behavioral and Experimental Economics、《世界经济》等顶级刊物发表了多篇论文。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在2013年成立了行为经济学实验室，最早的成员是柯昌霞博士(现为昆士兰大学高级讲师)，现有成员杨扬和戴芸，杨扬2014年在阿姆斯特丹大学和丁伯根研究所获得博士学位后加入中大，并接手该实验室；戴芸2014年在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与丁伯根研究所获得博士学位后，2016年加入中大金融系。目前她们已经在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等顶级外刊上发表学术论文。此外，广州大学有黄国宾博士；暨南大学有郑筱婷博士。其中董志强、连洪泉、黄国宾和郑筱婷都是本土学者。这些学者已经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经济》等国内顶级学术期刊上已经发表了相关的学术论文十余篇。
特别需要说的是，除了上述三大主要区域外，实际上还有一些地方也比较早开展了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西南财经大学雷震教授2007年博士毕业留校任教后，在2009年组建了中国行为经济与行为研究中心及实验经济学实验室，后跟随Cox教授从事实验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同样致力于实验经济学的本土化研究，目前已经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等国内顶级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多篇。西财的这个中心和实验室正在继续扩大提升，势必会成为西南地区行为与实验经济学的领导者。根据雷震教授提供的资料，新加入的成员包括周恕弘教授，他是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在风险及不确定决策等诸多领域做出了诸多开创性贡献，2011年当选为世界计量经济学会院士(Fellow)，在Econometrica、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PNAS、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Management Science、Neuron等世界顶级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曾获得著名的Leonard J. Savage经济学奖。Richard P. Ebstein 教授是耶鲁大学的生物学博士，迄今已发表各类论文近400篇，其中Nature、PNAS上有5篇论文。王帝在英国诺丁汉大学CeDEx决策与实验研究中心获得博士学位。田森2017年在西南财经大学获博士学位。余景升2015年在上海财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何石军2013年在北京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实验经济学的本土化进程离不开出版，这方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2003年出版了史莱佛的《并非有效的市场——行为金融学导论》；2006年出版了凯莫勒的《行为博弈——对策略互动的实验研究》；2008年组织翻译出版了卡尼曼、斯洛维奇和特沃斯基主编的《不确定状况下的判断：启发式和偏差》；2010年组织翻译出版了凯莫勒、罗文斯坦和拉宾主编的《行为经济学新进展》。这些经典译著的出版陆续向国内读者系统展示了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的全貌以及相关的前沿研究，影响极大，每本书都成为众多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爱好者的必备读物。
(四)实验经济学的出版情况
而在东北，东北财经大学2009年就创建了实验经济学实验室，宗计川是创建人之一。目前该实验室除了宗计川外，还有钱明辉、孙航、李婧、冯珍珍。宗计川教授本身毕业于南开大学泽尔腾实验室，并且和唐方方教授有多次合作研究，他与包特等人合作的论文发表在Singapore Economic Review、《世界经济》、《管理科学学报》、《中国工业经济》、《南开管理评论》等国内外期刊上发表了近10篇论文。东财实验室还主持承担了第二届全国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研讨会，汪丁丁教授也多次在东财开设跨学科课程。东财实验室还在2016、2017、2018连续三年举办了海外青年学者实验经济学系列讲座。这同样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此外，东北师范大学的崔驰老师也在独自传播行为和实验经济学。
夏天呆呆地坐在那里，他害怕失去奶奶，从小到大，奶奶就是他的天就是他的地，奶奶教会了他一切，教他像一个正常人那样穿衣吃饭说话，甚至让他读书上学，他还学会了调琴。现在奶奶要走了，他的世界一下子坍塌了，奶奶领他走到了光明的入口，就要挣开他死死牵着的手，他觉得世界一下子又黑暗了，那些高楼、那些树木、那些街道、那些五彩的阳光和云朵，还有人群……那些因为奶奶而构造起来的世界，也要随奶奶走了，它们就要被风吹散了，或者轰隆一声向他倾倒过来。
在这些译著基础上，人大社开始组织翻译系列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学术著作，并形成了一个新的译丛系列《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经典译丛》，在2010年面世。可以说这套译丛一直在引领国内研究者和年轻学生从事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迄今这套译丛已经出版了十余本学术专著，涵盖了大部分国外权威的实验经济学教材和学术著作，是国内最具影响和最全面的有关行为和实验经济学方面的翻译出版。代表著有经典教材三本：弗里德曼和桑德的《实验方法：经济学家入门基础》(2011年)；威尔金森的《行为经济学》(2012年)；戴维斯和霍尔特的《实验经济学》(2013年)。学术著作有卡格尔和罗斯主编的《实验经济学手册》(2015年)； 泰勒的《赢者的诅咒:经济生活中的悖论与反常现象》(2013年)等。
当年笔者约了南开大学的贺京同教授连同人大社马学亮老师一起合作策划了这套译丛，并力邀汪丁丁教授、叶航教授、韦森教授等加入编委会，汪丁丁教授、贺京同教授和笔者共同担任执行主编，以笔者和贺京同教授的硕士生和博士生为班底，邀请相关的有兴趣且有志于这个领域的年轻老师和学生加入，形成了整套译丛的翻译团队，为这套译丛的问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迄今南开大学的贺京同教授和那艺博士、浙江大学的叶航教授、贾拥民博士等是这些译著的主要承担者，对行为和实验经济学领域经典著作、经典教材和前沿著作的本土化传播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除了人大社，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浙江大学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中信出版社等也都相继出版了相关的行为和实验经济学译著。例如，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了史密斯的《实验经济学论文集(上下)》。人民邮电出版社2005出版了普劳斯的《决策与判断》。中信出版集团2012年出版了卡尼曼的《思考,快与慢》；2015年出版了泰勒的《助推》；2016年出版了泰勒的《“错误”的行为》。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年出版了贾斯特的《行为经济学》等。这些译著的出版为国内实验经济学的兴起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学术刊物方面，本土的专业刊物给予了实验经济学研究以最大的支持。《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经济》、《管理科学学报》等公认的经济管理类顶级刊物都很早就开始发表实验经济学的论文。《南方经济》、《学术月刊》、《经济学动态》、《经济学(季刊)》、《世界经济文汇》、《南开经济研究》、《财贸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教学与研究》、《学术研究》、《制度经济学研究》、《南开管理评论》等优秀核心期刊也都力推实验经济学文章。《中国社会科学》近年来也开始刊登实验经济学方面的论文。特别是《南方经济》从2014年开始专门在学术前沿栏目重点介绍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心的《理论经济学》从2015年开始陆续转载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研究方面的论文，从2015年第1期到2018年第6期，期间共转载了这方面的文章共58篇，其中《南方经济》有14篇被转载；《世界经济》有7篇被转载；《学术月刊》有5篇被转载。这些学术刊物极大促进了实验经济学本土化研究，并发掘出了一批优秀的年轻实验经济学研究者。
(五)实验经济学本土化过程中的学术活动和学术组织
实验经济学的本土化得益于纵向基金的大力支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一些省市级社科基金都给予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研究以强有力的支持。特别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最近几年都大力支持行为和实验经济学领域的研究项目，在2017年之前这些项目大多在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G0301)或者其他类别中申请，2017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把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单列出来，代码G0302，自此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成为一个正式的独立的学科类别。当年该类别下共资助面上项目4项，青年项目12项；2018年该类别下重点项目1项，优青2项，面上项目6项，青年基金项目10项；在G0301类还有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相关的项目4项。单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力度看，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的本土化的确开始进入到了一个繁荣期。以行为和实验经济学为主题的项目虽然申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不多见，但国家社科很早就开始给予这方面的资助，今年在选题指南中也专门列示了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的选题，最终一般项目也资助了两项，青年项目资助了一项。省市级社科基金同样也助推了实验经济学的本土化，例如，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2006年)就开始资助了实验经济学方面的研究项目。
实验经济学的学术活动最早是依附于博弈论的学术活动，并不独立，并且主要是数量经济学专业的一些人开始关注。早在1996年9月，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在杭州举办了《全国首届经济对策论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的一个成果就是成立了“全国博弈论与实验经济学研究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所的王国成研究员担任理事长。这个研究会是和实验经济学相关的正式注册的一个学术组织。在2015年时计划出版学术刊物《博弈论与实验经济学》(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havioral experiment)，国际刊号为ISSN2372-9783(EI检索)，目前已经出版了一期。
就行为与实验经济学而言，相关高校虽然有频繁互动与合作，但一直缺乏一个专门的独立的全国性的学术活动平台。直到2015年12月6日，由南开大学牵头举办了“第一届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学术研讨会”，才有了全国性学术活动的雏形。2017年10月29日，东北财经大学与《经济学动态》编辑部共同主办了“第二届行为与实验经济学研讨会暨国内实验经济学实验室联席会议”，这次会议可视为实验经济学年会的正式亮相，不仅国内各主要高校从事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研究的学者都高度参与，而且海外的许多研究者也应邀参与，规模空前，影响很大。目前，清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厦门大学等都定期举办各自的国际研讨会，对实验经济学本土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的本土化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国际化的过程。在这方面陈岩教授起到了关键的作用。2007年8月4日，在陈岩教授等人的倡导下，上海交大成功举办了第三届经济科学学会(ESA)实验经济学亚太会议，这是国内第一次举办大型的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国际会议，这次会议虽然本土学者参与者不多，但为国内学术界打开了一扇窗，影响了许多后来者。在2011年12月，ESA实验经济学亚太会议再次在厦门大学成功举办，这次会议上参会的本土学者已经明显增多，时隔近五年，实验经济学的本土化进程在加速前行，并且成果丰硕。该会议将于2020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届时会看到一个更加庞大的本土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研究者群体，并成为国内经济学界不可或缺的新势力。
观察组治疗后不良反应发生率为35.0%,而对照组治疗后不良反应发生率为87.5%;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可以预见，随着各类年会和各类国际研讨会的持续举办，实验经济学的全国性互动平台将会持续稳定和多元化，为实验经济学的本土化助力。
三、本土学者在实验经济学本土化过程中的主要工作和贡献
实验经济学的本土化过程是一个研究内容不断深化、研究主题不断多元、研究方法不断娴熟的过程。本土学者中本土博士[注] 这里的本土博士是相对于在海外获得博士学位的研究者(俗称“海归”)而言的，特指本土学者中在大陆高校和研究机构获得博士学位的人，也泛指没有博士学位的其他研究者。这个群体通俗的称谓是“土鳖”。 和海外博士两个群体从各自研究，到相互合作研究，逐步形成了如今合作水平很高的一个大研究群体，这也标志着实验经济学本土化进入到一个新阶段。从整个本土化历程看，本土博士和海外博士都做出了各自的贡献，虽然两者之间水平存在明显差异，但随着年轻的本土博士群体的崛起，这种差距正在缩小。特别是随着本土学者和海外学者的合作水平的提升，可以预见这种差距将越来越小。本节将分别简单介绍两大群体的研究情况。
(一)本土博士所作的工作及贡献
早期本土博士主要都是通过自学慢慢熟悉和掌握行为和实验经济学领域的相关文献和研究方法，撰写的论文部分属于综述或者思想史的讨论；部分属于模仿基础上的局部本土化研究。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李竹渝和施密德合作的论文。到2007年前后，规范的学术论文开始批量出现并陆续发表。这些研究不仅主题多样化，方法也涉及到实验经济学的方方面面，如实验室实验、问卷实验、心理实验、实地实验、自然实地实验等等。但从研究水平看，早期的研究创新性不够，大多数论文仅仅是在一些参数和实验设计细节上略有创新，或者基于现有的实验设计讨论特定的中国问题。不过即便如此，整体的研究都表现出了严谨和规范，这就给此后的实验经济学本土化打下了非常好的根基。近十年来，随着海外博士陆续回国任教或者交流，国内的实验经济学研究水平得到快速提高。此时本土学者异常坚韧地执着于实验经济学领域的开拓，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对实验经济学的本土化贡献不可忽略。
从近十余年的实验经济学本土化研究成果看，本土学者的研究主题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不仅有一些聚集点，比如亲社会行为、社会偏好与社会合作的研究；博弈论和市场设计的研究等。而且研究主题扩散到非市场行为，比如再分配、腐败、教育等公共政策方面。具体来看，本土实验经济学研究者主要做了以下学术研究工作和学术贡献：
综上所述，新课程背景下的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合作学习模式的应用，要注重合作学习目标的一致性、合作学习小组建立的合理性、角色分配的科学性，能够体现学生的主体性地位，使每个学生都能够发挥自己的长处，实现共同提升。
1.通过提出偏好的微观结构理论，更好地梳理和提炼了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关于偏好微观基础的研究。
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的一大贡献就是发现了社会偏好，并由此形成了一个社会偏好理论。但迄今并没有把社会偏好理论推向一个一般性的偏好理论。一些研究者提出了偏好的微观结构理论的说法，试图通过这个理论视角来梳理和提炼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对偏好的一致理解(汪丁丁、贾拥民，2015；周业安，2015)。偏好的微观结构理论认为，个体带有自身的个体属性和社会属性，在偏好层面上表现出自利偏好和社会偏好的结构模式；社会偏好主要包括利他、不平等厌恶、互惠和认同四大类；社会偏好与自利偏好形成互动，挤入或者挤出；这种互动关系决定了人的行为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进而决定了社会互动的性质和社会经济的性质(周业安，2017；周业安等，2017)。进一步看，偏好的微观结构有其神经基础，大脑中的神经元构成一个复杂网络，这是偏好微观结构在认知层面的客观基础(汪丁丁、贾拥民，2015)。
2.初步探索偏好的微观结构影响社会合作的多种作用机制。
为了探究偏好的微观结构的运行机理，本土博士对此进行了初步的实验研究。通过一系列最后通牒博弈、公共品博弈和信任博弈实验，周业安等(2012)、左聪颖(2013)和黄纯纯等(2014)分别对偏好微观结构及各偏好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测度，并且发现这一微观结构具有性别差异(周业安等，2013)。
偏好的微观结构会影响到社会合作水平。首先，研究者考察了基于我国收入不平等的特征事实所构造的实验环境下，被试的社会偏好对合作水平的影响(周业安、宋紫峰，2008；宋紫峰，2010；宋紫峰等，2011)。特别是，个体社会偏好的异质性被充分考虑(连洪泉，2012)。左聪颖(2013)进一步引入了不确定性环境和风险偏好，发现偏好微观结构的合作效应仍然存在。其次，社会偏好可能会通过信任和公平等因素来影响合作水平，在一个三合一的信任博弈实验中，陈叶烽(2010)发现互惠偏好和利他偏好都会影响信任投资行为，但互惠偏好的影响是显著的。而在一组公共品博弈实验中，陈叶烽(2010)同时检验了差异厌恶偏好、互惠偏好和利他偏好对公共品投资行为的影响，实验结果发现，差异厌恶偏好的影响是显著的，而其他两类偏好的影响并不显著。最后，为了考察社会合作稳定性的维持机制，宋紫峰(2010)、宋紫峰、周业安(2011)、连洪泉(2012)、连洪泉等(2013)分别研究了内生奖惩机制；宋紫峰(2010)、周业安、宋紫峰(2012)研究了外生奖惩制度；周晔馨等(2014)、张元鹏、林大卫(2015)对比研究了不同的奖惩机制；闫佳、章平(2016)研究了集中式惩罚；Xu et al.(2013)研究了个体惩罚机制的有效性与群体规模之间的关系；连洪泉(2012)以及连洪泉等(2015)研究了群体选择机制；连洪泉(2012)还研究了声誉机制和信号机制；范良聪等(2013)发现利益无关的第三方惩罚即便在出现惩罚成本时也会出现。这些研究发现，除了信号机制效应不明显，其它几种机制均对社会合作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供给情况：氮肥方面，尿素企业复产停产交替，总体以复产增产居多，企业整体开工率小幅上升至54%。磷肥方面，个别前期短期检修的企业陆续复产，二铵企业整体开工率升至66%。钾肥方面，盐湖基准产品60%粉晶到站价2200-2250元/吨，每日发运量200-300车；港口钾供应持续紧俏；边贸钾供应仍偏紧。复合肥方面，经销商拿货缓慢，部分企业因库存较多降低产量，各地环保压力不减，企业整体开工率下降至40%。
偏好的微观结构不仅体现在偏好结构本身，也可能体现在认知层面，比如参照点之间的互动关系。袁卓群等(2015)构造了一个不完全契约市场交易实验环境，结果发现自利偏好和利他偏好共同影响参与人的行为，但前者的作用强度相对大些；同时参与人也受到多重参照点的影响，且这些参照点之间也是相互影响的。
3.对多样性的亲社会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初步的研究。
社会偏好的另一种近似的说法就是亲社会行为。桑塔费学派的研究思路对国内研究者的影响很大，如叶航(2005，2012)、叶航等(2005)通过演化博弈模型和计算机仿真研究了超长历史时期中利他主义行为的生成和演化过程。当然，实验室实验也是研究亲社会行为的重要途径。陈叶烽(2009)的四合一实验结果表明，四种经典的亲社会性行为显著存在。禀赋来源(何浩然、陈叶烽，2012a)、族群规模和结构等(何浩然、陈叶烽，2012b)、信任(陈叶烽等，2010)、社会角色和社会距离(周业安等，2013；连洪泉等，2014)、社会层级和领导者机制(周业安等，2014；黄国宾，2015；周业安等，2015)、信息冲击(郑筱婷，2016)等都是影响亲社会行为的重要因素。
亲社会行为的对立面就是逆社会行为。何浩然等(2015)设计了一个收入不平等环境，运用准实地实验和实验室实验方法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显著提高了回应者实施报复行为的概率和侵占者实施侵占行为的概率，这说明收入不平等会弱化亲社会行为。
亲社会行为会产生一系列社会经济后果，比如可能影响治理效率(李晓义、李建标，2009)；通过信念间接影响信任(李建标、李朝阳，2013)等。亲社会行为的影响还和外部环境有关，李彬等(2015)基于经典的信任博弈实验研究发现，外部风险显著降低了决策者对他人的信任水平。闫佳等(2017)发现个体信任水平与其利他偏好、亲社会性、混合偏好及规则偏好无关,但却显著依赖于公平认知。而如果考虑到金融市场上的特殊信任形式，即金融信任，则信任水平会非线性地影响投资者的收益(崔巍，2013)。
蜱虫、蠓虫、蚊子等小昆虫成群的出现，哪怕只是停留片刻都变得异常困难。我脱下袜子，喷上驱蚊剂，但因为天气炎热，这立刻就被我的汗水冲掉了。我过滤了一升水，一口气就喝完了。整整一天都行走在漫长的海岸线上，这样一来，我必须在高山地带有所收获。在帐篷里面打着手电筒找蚊子并不容易，而且还有失体面。早上，我收起帐篷，戴上头罩，因为这里蚊虫密集。
4.对公平、再分配与认同的初步研究。
人的社会属性还体现在公平偏好上，分配动机和分配结果两类公平对人的行为存在差异性影响(陈叶烽等，2011；陈叶烽，2014)。公平和再分配偏好有关，政府效率和投票机制会影响到再分配偏好及其公平效果(杨晓兰、周业安，2017)。公平偏好本身也会影响到再分配行为，而收入不平等环境会同时显著影响被试的公平偏好和再分配行为(汪良军、童波，2017)。公平观存在文化差异。施密特、李竹渝(2006)采用录像实验方法进行了中德跨文化比较研究，发现在不对称讨价还价博弈中，德国被试并不接受初始被试实力不均等，而是更注重结果平等；而中国被试则愿意接受初始实力不均等所带来的结果差异，中国被试表现出较高实力的人所得收益也可能会更高。这和两国被试的公平观差异有关。Hennig-Schmidt et al.(2008)进一步通过录像实验证据讨论了最后通牒博弈中被试拒绝占优报价的原因，发现其中情感、关注等社会属性起着重要的作用，因而对于不平等厌恶等的参数设定就需要谨慎考虑。
在观察组患者的临床诊断中，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再结合实验室检查结果进行初步的判断。然后采用CT诊断方法，患者取平卧位，使用西门子Emotion16层螺旋CT，设置层距（5mm）、层厚（5mm）等参数，对患者的肝区、胰腺部位进行扫描，拍摄CT影像。静脉注射60%繁影葡胺80ml，行CT增强扫描，分析其影像，对疾病做出诊断。
社会合作水平和个体的身份认同有关。在最后通牒博弈中，假设更换提议者和回应者身份，身份的变化并没有显著影响分配结果(何浩然、周业安，2017)。但给定个体的社会身份，适度的偏见可以改进合作水平(张弘、陈姝，2017)。也就是说，个体对身份的认同很重要。通过引入身份，雷震等(2016)发现，如果把被试的角色划分为“参与人A-参与人B”、“官员-百姓”和“企业主-公众”三种类型，给定腐败实验，“官员-百姓”身份划分显著提高了腐败率。认同也体现在绩效上，货币度量的绩效认可和口头认可都可能影响到工人的生产率，尽管这并不是必要条件，一些预期之外的认可机制同样也可能有效(Neckermann and Yang,2017)。认同还体现在规则上，对不同社会规范的认同程度以及成员认同的一致性程度会影响规范的实施效果(范良聪等，2016)。
Vollan et al.(2017)做了一个有意思的公共品博弈实验，通过学生和工人被试对比研究发现，不同民主制度假定下的机制效果存在差异，并且民主机制和非民主机制相比，在促进合作水平方面未必无条件占优；被试的价值观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假如被试认同权威，权威机制就会有效，而对权威的认同是可以通过价值观塑造的，工人被试与学生被试的结果差异一定程度上能说明这一点。
5.对市场设计的初步研究
实验经济学对谈判、合谋、拍卖等市场机制有非常独到的研究，本土学者同样关心这些问题。在市场机制的研究方面，李建标和杨晓兰做了很多工作。李建标等人早期通过实验室实验研究了信息对 Nash 谈判解的预测能力的影响(李建标等，2007)；产品差异化条件下的合谋行为(李建标等，2008)等。在此基础上，他们进一步根据本土化特征事实引入了一些特定机制，比如李建标等(2011)在一级密封拍卖中引入了三种有限腐败机制，并考虑了腐败者异质性问题；李建标等(2014)还设计了一个多物品共同价值拍卖模型，研究了拍卖机制、参与人支付和信息产生能力对拍卖效率的影响。除了李建标团队外，其他一些研究者也从不同角度研究了一些市场设计问题，比如周业安、宋紫峰(2011)基于一个多代理人模型研究了社会偏好下信息结构和代理人竞争对合同选择的影响。邓红平、罗俊(2016)运用实验室实验方法研究了延迟接受机制(盖尔-夏普利机制)和不完全信息随机序列独裁机制在公租房分配中的运用效果，发现G-S机制可能在显示偏好方面更有效，也更公平。
市场设计的研究可以通过构建实验资本市场来实现。在一系列实验资本市场的研究中，杨晓兰及其合作者发现，流动性约束会显著影响资产价格波动(杨晓兰、金雪军，2005；杨晓兰、金雪军，2006；杨晓兰，2010)；涨跌幅限制是A股市场的重要机制，通过实验资本市场上引入这种机制，无论是动态机制还是静态机制，都会显著平抑证券价格波动(杨晓兰，2006)；平准基金同样是平抑资产价格过度波动的重要机制，通过实验室实验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平准基金同样能显著抑制市场过度波动(杨晓兰、洪涛，2011)。杨晓兰等人还通过实验资本市场探讨了从众行为(Yang et al.， 2018)。
6.对博弈论的一些探索。
偏好微观结构、亲社会行为以及市场设计等都大多涉及行为博弈。当然，实验经济学并不仅仅研究行为博弈，演化博弈和其他博弈论的主题也同样受到关注。比如许彬等人注意到，社会经济的演变可能呈现出某种非线性的特征，并且表现出很大的随机性。这种表面的随机性背后是否隐藏着潜在行为模式以及相应的演化规律？通过将演化动力学理论模型与石头剪刀布博弈、硬币配对博弈以及性别博弈实验进行对照，许彬、周海军和王志坚等人在石头剪刀布实验中发现了博弈群体行为演变中存在周期性特征(Xu et al.,2013)；同时，借助于泽尔腾(Selten，2008)的一组2x2的实验数据，许彬等人检验了硬币配对型博弈中的群体行为周期性与博弈支付矩阵决定的振动频率之间的关系(Xu et al.,2014)；最后，发现了在看似符合纳什均衡的策略背后隐藏的个体的非理性行为模式，通过构建模型和计算，证实了群体行为演变的周期性特征与个体的行为模式之间的关联性，以及随机性背后的规律性(Wang et al.,2014)。由此，他们将个体行为博弈与社会群体现象的涌现联系了起来，这些发现是有意义的。在这些研究基础上，这些作者进一步检验了一种新的策略，即零行列式策略，实验结果表明，这一策略同样也是异质性的。具体来说，给定敲诈策略和慷慨策略两种策略类型，通常博弈论预测敲诈策略占优。但作者的实验研究表明，哪种策略占优取决于特定的条件，比如非人格化情景下敲诈策略可能占优；而人格化情景下，慷慨策略可能占优(Wang et al.， 2016)。许彬等人的这些研究引起了一定的反响，这也是本土实验经济学学者成功的跨学科合作研究。
其他一些研究者也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博弈论的一些基本问题。比如朱宪辰等(2008)设计了“仅见行动”“仅闻建议”两种不完美信息下的序贯决策检验了广义贝叶斯模型。万迪昉等(2008)研究发现，高集权组织演进速度会快于低集权组织，且外部信息的影响会组织中个体重要性而变化。龚强(2009)研究了消费者谈判力与厂商标价策略，发现谈判力弱时厂商会策略性不标价，从而导致福利损失。闫威等人(2017)研究了锦标赛结构、不同阶段信息反馈以及参与人相互拆台行为等对博弈结果的影响。公共选择问题涉及到投票博弈。宗计川(2013)研究了投票时序对早晚投票人出席决策的影响，发现投票人的投票优势不仅受投票时序的影响,还受到组间规模的影响。
7.对行为金融的初步研究
杨晓兰等人的实验资本市场的研究本质上是讨论市场设计，除了这部分研究以外，以金融市场为研究对象的实验经济学研究还涉及到行为金融的相关内容。这些文献通过不同的实验方法研究了资产价格的波动及其影响因素，进而深入探讨了投资者行为的异质性。比如林树等(2006)较早通过心理学实验检验了投资者“热手效应”与“赌徒谬误”。在此基础上，林树、俞乔(2010)进一步讨论了这些认知偏见对资产价格的影响。王擎、周伟(2013)则考虑到模糊性情境市场的伦理环境与投资者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实验研究表明，市场伦理环境会影响市场信息的模糊性程度以及投资者对这些信息的认知，从而影响投资者行为，这一机制受到市场的违法违规行为的影响。李建标等(2018)则研究了回购效应的性别差异，发现女性在该效应上明显强于男性，且更多受到失望和后悔等心理偏见的影响。宗计川等(2017)通过实验室实验探讨了参与人认知能力对资产价格波动的影响，发现认知能力越强的群体所在的市场价格泡沫越少，但无论认知能力大小，资产就挨个都存在泡沫。通常行为金融认为，参与人会存在明显的调整惯性,宗计川、朱鑫鑫、隋聪(2017)通过实验研究发现，即便在风险态度和趋势可预期的前提下，这种惯性依旧存在，并且被试存在实际投资经验较为丰富的被试同样会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处置效应。
8.其他一些有意义的研究主题
本土实验经济学的研究实际上呈现出了非常多元化的趋势，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都有明显的多样化。除了上述六个相对比较集中的研究主题外，研究者也探讨了其他一些社会经济问题。
对教育问题的研究。王欢等人(2017)通过问卷实验方法研究了刻板印象问题，发现教师的刻板印象会导致后进学生的成绩平均降低0.47-0.67个标准差。
对网络传播的研究。青平等人(2016)通过问卷实验方法研究了网络上的从众行为，发现给定产品质量危机这种特定事件，网络意见领袖的感性动员很容易激发网民的情绪从众行为。
对腐败问题的研究。雷震(2013)构建了一个不完全信息下的最后通牒博弈讨论了集体腐败和个体腐败问题，结果发现，集体腐败发生率和程度要高于个体组，这可能和集体组腐败成本较低有关。姜树广、陈叶烽(2016)讨论了腐败困境，即当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冲突时，腐败会导致群体平均收益下降。
对个体决策和判断的研究。比如宗计川等人围绕个体支付意愿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室和问卷实验的研究。Knetsch et al.(2012)发现，个体接受意愿(WTA)更适合损失情景的估值，而个体支付意愿(WTP)更适合收益情景下的估值。Zong and Knetsch(2013)进一步通过问卷实验研究了损失厌恶假定下个体支付意愿和个体接受意愿的作用差异。宗计川等(2014)进一步研究了环境态度对个体支付意愿(WTP)的影响,发现存在环境溢价。宗计川(2018)还讨论了捆绑组合产品对决策的影响，发现被试对产品价格的认知和意愿支付取决于对捆绑产品价格的认知，但会受到刻板印象的影响。
(二)海外博士所作的工作和学术贡献
近十余年来，众多在海外获得博士学位并专门从事实验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开始回大陆高校任教，这些学者有良好的教育背景、丰富的实验经济学学习和研究经历以及高水平的合作者，能够在实验经济学顶尖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在国际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些学者的研究主题广泛分布在各种前沿领域，现简要概述如下：
1.亲社会行为的本土化研究
对海外研究者来说，偏好的微观结构也是研究的重点。不过，这些研究者更关心中国传统社会网络(即人际关系)的影响。比如，梁平汉、孟涓涓(2013)以及Liang and Meng(2014)设计了一个间接信任博弈实验,引入了人情社会这一本土化元素，结果发现,人际关系显著增大间接互惠的水平。Cadsb et al.(2015)同样注意到关系因素，通过设计一组实验分析P2P贷款中的还款承诺问题，通过对比大陆和新西兰的被试行为，发现对大陆被试而言，参与人之间的关系与守诺概率显著正相关；并且身份推断能力也显著影响守诺概率。关系也体现在礼物交换上，Currie et al.(2013)基于大陆医院门诊设计了一组现场实验，发现礼物交换效应显著存在。
除了人情社会这一特定的本土化元素，中国传统也是本土化设计的关键之一。就中国传统而言，儒家思想无疑是核心。Liu et al.(2014)通过对比大陆和台湾被试，结果发现，儒家思想的不同承继方式和水平会显著影响亲社会行为，比如大陆被试风险厌恶和损失厌恶程度更低、且更短视；而台湾被试则更有耐心及更值得信任，这可能和台湾地区过去对儒学的传播和教育更好有关。Booth et al.(2018)对比了北京和台北两个城市的被试行为之性别差异，实验结果发现，北京的女性要比男性竞争意识更强，而台北被试则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这可能和北京的女性成长的制度环境和社会规范环境有关。龚冰琳等人则注意到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异质性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从彝族和摩梭族两个相邻少数民族中选择被试进行独裁者博弈实验，实验结果发现，彝族被试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而摩梭族被试则显示出性别差异，这一结果揭示了不同的社会结构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Gong et al., 2015) 。
2.社会偏好与社会合作行为的研究
作为行为和实验经济学非常重要的理论，偏好微观结构一直备受海外博士的重视。这些研究探讨了社会偏好的影响因素，以及社会偏好对合作行为所产生的可能影响。比如Carlsson et al.(2013)基于独裁者博弈设计了实验室实验和实地实验的比对研究发现，心理账户可能会影响社会偏好，意外之财总是能够提高被试的捐赠水平；而努力所得报酬对捐赠行为的影响在实验室和实地的差异很大。这一结果和何浩然、陈叶烽(2012a)的结果类似。被试的过往经历同样会影响社会偏好，比如Charness et al.(2011)设计了一组信任博弈实验，研究发现，被试的历史行为具有声誉价值，对亲社会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社会偏好会对社会成员的合作行为带来重要影响。Lin et al.(2015)设计了一个重复风险分担博弈，结果发现，由于社会偏好的作用，当出现系统性的随机冲击时，即便被试间初始关系不强，也足以建立起一个长期关系。Dai et al.(2015)研究了不同审计方法对合作水平的影响，降低审计频率以及让审计变得更不确定会提高合作信念、促进合作水平。张博宇等人做了一系列博弈实验讨论合作问题。Wu et al.(2009)通过重复囚徒困境实验发现，有成本的惩罚并没有促进合作，其中可能是被试的文化差异所致。并且单一的惩罚制度未必有效，Wu et al.(2014)在重复公共品博弈实验中发现，在提升合作水平放，奖惩制度并行要比单一的奖励或者惩罚制度更有效。免费乘车会影响合作，Zhanget al.(2014)发现，当免费乘车出现时，同伴惩罚会更有效，而共同惩罚可能会更稳定，不过当出现二级免费乘车时，会自发出现共同惩罚，同伴惩罚也会变得更稳定。当存在偏好的微观结构时，奖惩机制的作用就会不同，自利偏好会影响合作，而奖惩机制也会通过影响涉他偏好来影响合作(Dong et al.,2016)。对合作来说，仅仅惩罚是不够的，当面临背叛时，参与人可以选择退出，退出机制可以维系合作的稳定性(Zhang et al.，2016)。如果把合作问题推广到社会，那么社会分群和组群规范就会影响到合作水平。Han et al.(2017)的研究发现，和陌生人网络相比，具有异质性组群契约的地方社区会通过理性提议者和回应者的互动而自发生成，并具有稳定性，这类社会网络结构具有多样性的特征。社会地位同样会影响到合作，通常地位类似的人之间更容易合作。通过设计一组结构化的最后通牒博弈实验，Han et al.(2018)发现，如果让被试同时扮演提议者和响应者的角色，那么博弈均衡会和其他最后通牒实验有差异，在结构化实验中，响应者会接受一个较低的分配金额，而提议者会按照类似最优反应策略行事。
社会成员的诚实程度影响合作水平。Cadsby et al.(2016)设计了一个有意思的实验研究欺骗问题，实验结果发现，社会/组群身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组成员可能会为了增进自身与组内其他成员的利益而选择欺骗，甚至在不改变自身利益、但有利于组内其他成员的时候，欺骗也可能会出现。代志新等人(Dai et al.(2017)设计了一个有趣的坐公交游戏，被试在实验室以及实地多期乘坐公交，实验中设计不同的控制机制，实验结果发现随机控制要比集中控制效果更好；长时间控制会降低逃票行为，但一旦控制解除，逃票行为会恢复；预先宣布控制会激发被试在无控制期更多地选择逃票。这组实验实际上展示了被试欺骗行为因监督和控制机制的差异而发生改变。Dai et al.(2018)进一步研究了实验室和实地两种形式下被试行为的一致性，结果发现被试的诚实与欺骗行为在两种形式下基本一致，这意味着实验室实验中的被试行为一定程度上能够预测其现实行为。
认同会影响合作水平。陈岩、李欣、刘潇、Shih (Chen et al.，2014)在美国两所大学设计了一系列囚徒困境实验，实验中采取了激发被试的多重身份的特定设计，实验结果发现，通过激发民族身份，亚洲人更显著地表现出组内合作和组间歧视，而白人对激发没有反应；通过协调博弈激发组织身份，会一定程度上降低亚洲人的组间歧视，但组织身份的效果非常复杂，且呈现出异质性。社会规范也会影响合作水平。翁茜和卡尔森在重复公共品实验中采用同质/异质禀赋、强/弱身份和不存在/存在同伴惩罚的不同组合，实验结果发现，在没有惩罚的条件下，身份强弱对同质/异质团队的合作水平有显著影响；在引入惩罚机制之后，惩罚效果同样取决于身份的强弱(Weng and Carlsson，2015)。江明等人研究了遵守社会规范的价值。考虑两种情形，一种是事前达成有关最佳行动的协议并遵守，一种是不达成协议。相对于伯川德博弈而言，双重独裁者博弈下遵守协议的价值更高。并且非正式协议通过直接影响社会规范或者间接影响参与人信念来作用于人的行为(Krupka et al., 2017)。
3.博弈论和市场设计的研究
博弈论和市场设计一直都是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的主要研究领域之一，行为博弈已经成为博弈论的新的理论前沿领域，而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的研究结果和研究方法也被广泛运用到现实的市场设计中，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海外归国学者中，唐方方教授是这个领域中较早的探索者。例如，他和陈岩在公共品博弈实验中考察了研究格里乌斯(Groves )—利亚德机制(Ledyard)与沃克(Walker)机制(即匹配-差异机制)的效果差异(Chen and Tang，1998)；在重复维克里拍卖实验中发现了禀赋效应对不同拍卖规则的估值效应的影响(Knetsch et al.，2001)；发现了预期学习机制具有稳定性(Tang，2001)；在最后通牒博弈实验中发现惩罚机制占优预期学习机制(Klaus et al.，2001)。
当然，就真正意义上的本土研究来说，在博弈论和市场设计方面的成果相当丰硕。这方面最早的本土成果是由当时在上海交大实验室任职的Thorsten Chmura和Thomas Pitz两位博士完成的。后来在厦门大学任职的Jason Shachat教授在这个领域同样发表了多篇成果，并培养出了魏立佳等优秀的本土学者。而杜宁华领衔的上财团队则是这方面影响最大的一个研究群体。
Chmura、Pitz和其导师Selten合作，进行了博弈论的实验室实验研究。Selten and Chmura (2008)通过设计不同的游戏进行实验，讨论不同类型的博弈均衡问题；Selten et al.(2007)则设计了路径选择实验来研究博弈均衡，其中考虑了学习机制。徐晓书等人研究了一系列的拍卖实验。在序贯拍卖中引入垄断情形，发现拍卖后转售机制会影响到竞价策略，总体上效率是改进的，但对风险曝露和预期收益的影响模糊(Xu et al., 2012)。他们进一步研究了拍卖后转售对进入的影响，考虑有成本的进入，转发诱发了投机性进入和投标(Xu et al., 2013)。如果考虑到一个私人价值拍卖中获胜者给其他拍卖人施加某种负外部性，那么拍卖人的免费乘车行为就会出现，英式拍卖中免费乘车现象要大于第一价格密封拍卖，后者出现了免费乘车者与积极投标者共存的想象(Hu et al.,2013)。Shachat 教授和魏立佳等人合作也研究了一系列的博弈论和机制设计问题。Tan and Wei(2014)通过无限期和有限期公共品博弈实验对比发现，对于无经验的被试来说，两种博弈结果没有显著差异；并且自愿捐赠在无限期博弈中是非单调的。Shachat et al.(2015)则研究了重复博弈中的混合策略的运用。Shachat and Wei(2012)通过实验室实验检验了英式拍卖(EA)和第一价格密封投标拍卖(FPA)的绩效差异，发现后者偏离了博弈论的预测。Shachat and Tan(2015)进一步讨论了英式拍卖中的机制问题，并对相关的偏离进行了解释。Bednar、陈岩、刘潇、Page (Bednar et al.，2012)设计了一群被试与不同的对手玩两个不同的游戏的实验，结果发现行为溢出效应显著，一种游戏中的策略选择会依赖另一个游戏中的策略选择。Cadsby et al.(2016)设计了二阶价格共同价值拍卖实验研究了不同收益政策下的博弈均衡以及对投标人福利的影响。Jian et al.(2017)比较了同时竞赛和序贯竞赛两种机制，发现被试在前者的预期努力水平和竞赛效率都高于后者，且考虑能力分布时，高能力者在前一种机制下也努力水平更高。
和上述纯博弈论研究不同，上财杜宁华为代表的团队和清华连暐虹、郑捷、钟笑寒团队都开始有意识地进行本土化实验设计，比如杜宁华、黄海量和李芳玲设计了一组受控的实验室实验研究了市场评级(包含负面的评级)对市场效率的影响，实验结果显示，包含负面评级的市场评级信息的确改进了市场效率，但公开评级类别百分比信息则没有影响(Du et al.,2013)。黄海量、杜宁华(2012设计了包含无评价、公正评价和不公正评价的三种市场机制，实验结果发现,不公正评价的行为效应和市场效应均不显著，但评价所生成的声誉机制确实有效。孟涓涓等人同样注意到本土化在市场设计中的重要性。Lin et al.(2014)设计了一组实验研究了投保问题，发现购买正式保险可能会挤出非正式的家庭间转移支付，不过这种挤出和事前收入是否均等有关。事前收入不平等和利他主义动机会强化正式保险的负效应。
丁婷婷和肖特(Ding and Schotter，2017)以学校匹配为研究背景，通过社交网络中设置波士顿和盖尔-夏普利(Gale-Shapley)机制，允许被试交流，实验结果发现，被试聊天能够有效影响其策略选择和机制的效果。Lien、郑捷和钟笑寒(Lien et al.，2016,2017)基于波士顿机制和系列独裁机制，研究了高考填报志愿和高校录取过程中的匹配问题，通过把机制设定为考前报志愿、考后报志愿以及有无平行志愿构成的四种机制组合，他们发现，一般意义上有平行志愿(对应系列独裁机制)和考后报无平行(事后波士顿机制)占优事前波士顿机制(考前报无平行)，但实验结果在效率和公平方面并不一致，并且通过对事前波士顿机制进行适当改进可以提高事前波士顿机制的效率和公平的一致性。陈岩和江明等人(Chen et al.，2018)同样在实验室环境中比较了波士顿机制(IA)和盖尔-沙普利机制(DA)，但考虑了规模因素，一是每场被试从4人增加到40人；二是通过引入机器人把游戏人数增加到4000。结果发现DA机制下说真话者增加了，而IA机制下说真话者减少了，且两种机制下的效率都可能下降。在机器人参与的场合，当机器人真实地报告其偏好时，规模因素不影响人类最优反应策略；但让机器人按人的经验策略分布选择策略，规模因素就会显著影响人类最优反应策略。
4.跨期选择的研究
个体跨期决策是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主题，不仅涉及到微观个体选择行为，同时也牵扯到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构建。所以研究者对这个主题也表示出极大的兴趣。何浩然(2011)设计了一组大学生和农村居民为被试的跨期决策实验，结果表明，收益金额和兑现时间显著影响跨期决策行为，其中学生确定性偏好更明显。何浩然及其合作者进一步研究了配偶在跨期决策中的作用，实验结果发现，丈夫的影响相对更大；但富裕家庭和年纪大的配偶中，妻子的影响相对更大(Carlsson et al.， 2012)。He et al.(2012)还研究了同居的大学生情侣的联合决策问题，结果发现情侣的决策更接近风险中性状态，而单身被试通常都更风险厌恶。龚冰琳等(Gong et al., 2013)招募投资者在牛市和熊市时期进行实验资本市场的交易，实验结果发现，和熊市相比，牛市时交易者更加活跃，这说明牛市和熊市经历会影响到实验室中的被试行为。风险偏好和社会结构有关，龚冰琳等(Gong and Yang, 2012)通过摩梭族和彝族两个相邻少数民族的被试进行风险任务实验，结果发现风险偏好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女性比男性更厌恶风险，但摩梭族的性别差异更小，这种差异和两个少数民族的社会结构不同有关。
黄振兴等人开始寻求理解和构建行为和实验经济学跨期选择理论的新方法，比如Attema et al.(2016)试图寻找一种新的贴现率方法；Baillon et al.(2017)把模糊厌恶和模糊爱好等认知偏见与宏观模型中的乘数偏好结合起来，构建了一个乘数偏好的偏好基础，并给予了测度；Baillon et al.(2018)进一步研究了模糊态度的度量，把度量方法从实验室推向自然事件，着重强调模糊厌恶和不敏感/认知两个要素。
5.行为劳动经济学的研究。
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在劳动经济学中取得了较大的成功，这也激发了本土学者参与其中。王湘红教授较早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她和合作者设计了一组谈判实验，研究了谈判效率与剩余规模以及机会不确定之间的关系(Babcock et al.,1995)；她和其合作者进一步设计了教师合同谈判的调查和实地实验，研究发现社会比较在合同谈判中起重要作用(Babcock, et al., 1996)。延续这些研究，在回国任职之后，王湘红开始重视行为劳动经济学的本土化研究，比如Wang(2012)进一步研究了最低工资立法和标准对工资与就业的影响，发现不对称知识下最低工资可能会对工资水平与就业产生负面影响。目前行为劳动经济学的本土化热潮正在发酵，相信不久的将来有大批成果展现。
6.其他主题的研究
除了上述相对集中的主题，海外博士还对其他一些话题进行了实验研究。比如消费者行为，Wang(2009)通过实验研究了本土消费者的行为，发现禀赋效应影响消费者的退货行为。比如公共政策的实施效果，何浩然(2012)以塑料袋使用限制政策的实施为契机，设计了一个自然实验，研究发现，运用陈述性偏好法能对实际政策效果提供准确预测。比如垄断，Du et al.(2013b)设计了一组实验研究了混合垄断下的授权,结果发现利润最大化的私企身份和福利最大化的国企身份被试的选择结果符合子博弈完美均衡预测 。比如对保险问题的研究。林莞娟、孟涓涓(2014)研究了不同的风险分担机制对投保行为的影响。实验发现，正式保险会挤出非正式风险分担机制下的私人转移支付, 30%～50%的实验参与者选择不购买保险,其风险覆盖率随正式保险的增多而下降了。即便正式保险增加，也不排除投保人的福利损失发生。还有对交通出行的协调之实验研究等(Sun et al.，2017)。
本土学者除了上述研究之外，也针对学术界形成的有关实验方法的偏见，通过撰写方法论方面的学术论文加以诠释和辩护。这方面的代表作有郑捷和列文合作的长篇方法论论文，系统讨论了经济理论与实验方法之间的内在关系，强调了实验方法的理论发现和理论检验作用(Levine and Zheng，2015)。此外，叶航(2016)讨论了行为经济学隐含的整体主义方法论，以及对新古典范式的革新，从非个体主义视角区分了行为和实验经济学与其他理性人经济学。杜宁华(2017)则系统讨论了实验方法的可复制性、有效性等问题，并强调了实验经济学的科学性的一些核心要素，为实验方法的科学性正名。这些文章均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四、总结和展望
实验经济学的本土化历经近二十年，从最开始的学习和模仿，到如今自觉地探讨前沿问题，短短二十年不到已经有了质的飞跃。本文旨在尽可能客观地展现实验经济学本土化的艰辛历程，通过对本土化过程中参与的人以及所做的工作进行回归和梳理，向人们展示这个领域的本土学者所作的努力和贡献。客观上说，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在国内还算小众，在一定程度上还享受着学术圈对有限理性假说与实验方法的偏见。但即便如此，随着研究队伍的不断扩大，研究梯队的逐步成型，以及研究成果的持续发表，国内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群体至少已经成为不可忽略的学术力量。
总体上看，实验经济学本土化最重要的可视化成果就是经济学实验室的普及。在传统的经济学八大院，大部分都兴建了实验室，也都有专门从事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在新兴的经管类学院或者经管类学系，也有不少兴建了经济学实验室，并且也都积极聘任行为和实验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和教学人员。即便没有专门从事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研究的大学，很多都开始自主探索实验方法辅助教学，并且这方面已经形成了全国性的活动。在所兴建的实验室中，不少已经升格为省级重点实验室或者国家级实验室。这些都意味着实验方法开始得到广泛地重视，这也为今后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打下了物质基础。
在实验经济学的本土化过程中，海外学者和海外归国博士所起的作用日益巨大。从早期史密斯教授和泽尔腾教授两位诺奖得主援手帮助上交和南开组建标准化实验室，以及陈岩教授和唐方方教授在国内进行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的教育和传播，到后来王湘红教授、杜宁华教授等回国任教，开设了专门的本硕行为和实验经济学课程，再到后来众多海外博士的回归，以及以上财和厦大为代表的海外博士研究团队的兴起，把实验经济学的本土化带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些都预示着未来实验经济学将能够以本土化研究为载体，更好地走向国际化，从而展示本土学者在实验经济学研究方面的特色和魅力。
随着本土化研究水平的提升，本土博士也开始逐步走出自学困局，开始通过访学或者合作研究来提升自己的研究技巧和研究水平，本土博士的研究成果也开始逐步走向国际化。总体上看，对比本土博士为主的研究和海外博士为主的研究，两者的差距还是明显的。由于特定阶段的局限性，早期大多数本土博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评介、思想史探讨、特定主题的模仿基础上的初级本土化等等，虽然研究主题也比较丰富，各种实验方法也都有尝试，但总体上早期的研究水平不高，创新不明显。和海外博士的研究成果相比有明显的差距。但这并不意味着本土博士的贡献可以忽略。实际上在过去近二十年，本土博士在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的国内传播和教育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也正是得益于这些人的努力，才使得国内建立起了良好的研究环境，这些都属于学术研究上的正外部性。而且也应该看到，少数本土博士通过自身的努力，也能够在重要外刊上发表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年轻一代的本土博士大多有海外访学经历，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自身的不足，在研究水平上提升很快。近些年本土博士的研究已经开始自觉走向前沿，所发表的成果也令人瞩目，越来越多的合作出现在本土博士和海外博士中间，两者已经没有清晰的界限，这反映出国内整体的实验经济学研究水平在发生质变，正努力向国际接轨。
在实验经济学本土化取得骄人成绩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虽然国际学术会议和国内研讨会相继举办，但总体上还缺少一个本土实验室平台为载体的日常联动机制，导致研究者相互之间的交流不够活跃。这方面其他学科值得学习，比如劳动经济学有一个定期的年会和不定期的讨论会，大大促进了这个领域学者的团结，对劳动经济学的本土化和国际化的推动效果显著。因此，围绕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的研究，以国内相关高校实验室平台为结点，以年会或者论坛等形式构建一个常设的交流合作网络，就显得非常必要。
其次，尽管各大刊物对实验经济学的研究论文总体上还接纳，但部分刊物以及部分审稿人的偏见也还是存在，如何更好地推广和传播行为与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从发展得好的学科的经验看，出一本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的中文刊物可能是一个好的办法，可借鉴的例子就是《制度经济学研究》、《中国劳动经济学》等刊物。考虑到刊物稿源难题，也可以和现有刊物合作，以专题或者专栏的形式推送本领域的学术论文，这方面《南方经济》已经开始与部分作者合作，最近几年比较成功地推送了一批相关论文。
再次，实验经济学是一门技术性很强的学科，实验设计和数据分析需要丰富的经验和技巧，仅仅同行之间通过合作和交流存在局限，特别不利于后备人才的培养。早期陈岩教授曾在上交组织过一系列的短期培训课程，对促进实验经济学的本土化起了积极的作用。其后随着王湘红和杜宁华等海外博士归国，开设相关本硕课程，也培养了一批年轻学者。随着本土化水平的快速提升，目前这些形式的知识传播已经不能满足年轻的研究者的需求，亟需新的专门的短期培训系列。这方面微观计量领域做得非常成功，上海外贸大学连续几年成功举办了微观计量的专题暑期培训班，在国内影响很大，让众多年轻研究者受益匪浅，大大提升了国内微观计量方面的应用水平。行为和实验经济学领域现在人才众多，分布在众多大学，如果也能够形成合力，举办类似的短期培训班，将大大推进实验经济学的本土化研究。
最后，实验经济学的本土化的学术研究目前已经进入了常态，每年都有一些有分量的成果发表在国内外顶级刊物上。但相较于国外的研究而言，现有的研究有一个不足，就是针对国内重要现实问题和疑难问题的探讨比较薄弱，大多数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的研究主要还是理论研究，而本领域很具特色、且影响极大的助推研究目前少之又少。无论是实验室实验还是实地实验，都可以着眼于助推，以促进政策设计和实施的优化。但迄今还没有好的助推呈现，这还需要众多研究者共同努力才行。
总之，实验经济学经历了近二十年的发展，从无到有，从点滴星火到如今形成一个有影响力的群体，得益于本土学者和海外学者的共同努力。虽然目前看实验经济学的相关研究还没有取得类似其他经济学学科那样的影响力，但可以预见，在所有从事实验经济学本土化的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实验经济学必然能够在中国经济学的演进过程中占有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安德瑞·史莱佛，2003，《并非有效的市场——行为金融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曹敏、Christopher K. Hsee、吴冲锋，2002，“货币激励的非连贯性以及次优性”，《上海经济研究》，第12期，第34-42页。
陈叶烽，2009，“亲社会性行为及其社会偏好的分解”，《经济研究》，第12期，第131-144页。
陈叶烽，2010，“社会偏好的检验：一个超越经济人的实验研究”，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陈叶烽，2014，“最后通牒实验与人类的公平感”，《南方经济》，第6期，第81-86页。
陈叶烽、叶航、汪丁丁，2010，“信任水平的测度及其对合作的影响——来自一组实验微观数据的证据”，《管理世界》，第4期，第54-64页。
陈叶烽、周业安、宋紫峰，2011，“人们关注的是分配动机还是分配结果？——最后通牒实验视角下两种公平观的考察”，《经济研究》，第6期，第31-44页。
崔巍，2013，“信任、市场参与和投资收益的关系研究”，《世界经济》，第9期，第127-138页。
大卫·R·贾斯特，2016，《行为经济学》，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丹尼尔·弗里德曼、山姆·桑德，2011，《实验方法：经济学家入门基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丹尼尔·卡尼曼，2012，《思考，快与慢》，北京：中信出版社。
丹尼尔·卡尼曼、保罗·斯洛维奇、阿莫斯·特沃斯基，2008，《不确定状况下的判断：启发式和偏差》，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道格拉斯·D·戴维斯、查理斯·A·霍尔特，2013，《实验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邓红平、罗俊，2016，“不完全信息下公共租赁住房匹配机制——基于偏好表达策略的实验研究”，《经济研究》，第10期，第168-182页。
杜宁华，2008，《实验经济学》，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杜宁华，2017，“经济学实验的内部有效性和外部有效性——与朱富强先生商榷”，《学术月刊》，第8期，第80-87页。
范良聪，2016，《实验经济学简史》，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范良聪、刘璐、梁捷，2013，“第三方的惩罚需求：一个实验研究”，《经济研究》，第5期，第98-111页。
范良聪、刘璐、张新超，2016，“社会身份与第三方的偏倚：一个实验研究”，《管理世界》，第4期，第70-80页。
弗农·史密斯，2008，《实验经济学论文集(上册、下册)》，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高鸿桢、林嘉永，2005，“信息不对称资本市场的实验研究”，《经济研究》，第2期，第63-71页。
龚强，2009，“消费者谈判能力与厂商标价策略——模型及基于实验经济学的检验”，《经济学(季刊)》，第4期，第1383-1406页。
海克·施密特、李竹渝，2006，“讨价还价实力：中德之间的实验研究”，《南开管理评论》，第2期，第31-38页。
何浩然，2011，“个人和家庭跨期决策与被试异质性——基于随机效用理论的实验经济学分析”，《管理世界》，第12期，第12-20、31、187页。
何浩然，2012，“公共政策的效果能否被准确预测？——来自中国塑料袋使用限制政策的自然实验证据”，《经济学(季刊)》，第4期，第1305-1322页。
何浩然、陈叶烽，2012，“禀赋获得方式影响被试行为是否存在性别差异：来自自然现场实验的证据”，《世界经济》，第4期，第102-117页。
何浩然、陈叶烽，2012，“是什么影响了人们的自愿合作水平——基于公共品博弈实验数据的分析”，《经济学家》，第5期，第18-26页。
何浩然、王伟尧、李实，2015，“收入不平等对逆社会行为的影响：双重实验证据”，《世界经济》，第11期，第53-70页。
何浩然、周业安，2017，“换位经历是否会促进换位思考：来自经济学实验的证据”，《世界经济》，第4期，第147-166页。
黄纯纯、左聪颖、周业安，2014，“最后通牒博弈下风险偏好与社会偏好的互动关系”，《经济管理》，第10期，第169-181页。
黄国宾，2015，“组织内部领导者的偏好特性及其示范机制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黄海量、杜宁华，2012，“不公正评价对在线交易的影响和作用机理研究”，《管理科学学报》，第10期，第75-84、96页。
姜树广、陈叶烽，2016，“腐败的困境：腐败本质的一项实验研究”，《经济研究》，第1期，第127-140页。
金雪军、杨晓兰，2004，“证券市场理性预期与泡沫的试验检验”，《世界经济文汇》，第6期，第23-35页。
科林·凯莫勒，2006，《行为博弈——对策略互动的实验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科林·凯莫勒、乔治·罗文斯坦、马修·拉宾，2010，《行为经济学新进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雷震，2013，“集体与个体腐败行为实验研究——一个不完全信息最后通牒博弈模型”，《经济研究》，第4期，第143-156页。
雷震、田森、凌晨、张安全、李任玉，2016，“社会身份与腐败行为：一个实验研究”，《经济学(季刊)》，第3期，第869-892页。
理查德·H·泰勒，2013，《赢者的诅咒：经济生活中的悖论与反常现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理查德·H·泰勒，2016，《“错误”的行为》，北京：中信出版社。
理查德·H·泰勒、卡斯·R·桑斯坦，2015，《助推》，北京：中信出版社。
李建标、李朝阳，2013，“信任的信念基础——实验经济学的检验”，《管理科学》，第2期，第62-71页。
李建标、李晓义、孙娟、祁艳玲，2007，“Nash谈判解的预测能力——中国被试的实验证据”，《南开经济研究》，第6期，第33-42页。
李建标、汪敏达、王鹏程，2014，“多物品共同价值拍卖的信息产生与效率”，《管理科学》，第1期，第120-130页。
李建标、汪敏达、王鹏程、巨龙，2011，“风险规避与一级密封拍卖的有限腐败——模型及实验”，《管理科学》，第4期，第95-104页。
李建标、于娟、王光荣、巨龙，2008，“产品差异度与厂商共谋行为——模型与实验证据”，《南开经济研究》，第3期，第28-48页。
李晓义、李建标，2009，“互惠、信任与治理效率——基于比较制度实验的研究”，《南开经济研究》，第1期，第101-121页。
李晓义、李建标，2009，“不完备市场的多层次治理——基于比较制度实验的研究”，《经济学(季刊)》，第4期，第1407-1434页。
李晓义、李维安、李建标、郑巴音，2011，“首位晋升与末位淘汰机制的实验比较”，《经济学(季刊)》，第1期，第227-248页。
李竹渝、H. Hennig-Schmidt、鲁万波、杨朝亮，2001，“让步策略在谈判中的作用：讨价还价模型的一次经济学实验”，《中国管理科学》, 第9期(增刊)，第356-360页。
李竹渝、鲁万波、海克·施密特，2002，“议价行为博弈中的不确定性——有关最后通牒分布式谈判的试验研究”，《商业经济与管理》,第4期，第23-27页。
连洪泉，2012，“公共品自愿捐赠行为的偏好基础及合作机制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连洪泉、周业安、陈叶烽、叶航，2014，“社会距离和公共品自愿供给——基于序贯公共品实验的证据”，《世界经济文汇》，第6期，第71-87页。
连洪泉、周业安、陈叶烽、叶航，2015，“群体分类能否解决公共合作的囚徒困境难题?——来自公共品实验的证据”，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工作论文。
连洪泉、周业安、陈叶烽、叶航，2015，“信息公开、群体选择和公共品自愿供给”，《世界经济》，第12期，第159-188页。
连洪泉、周业安、左聪颖、陈叶烽、宋紫峰，2013，“惩罚机制真能解决搭便车难题吗？——基于动态公共品实验的证据”，《管理世界》，第4期，第69-81页。
梁平汉、孟涓涓，2013，“人际关系、间接互惠与信任：一个实验研究”，《世界经济》，第12期，第90-110页。
林树、俞乔，2010，“有限理性、动物精神及市场崩溃：对情绪波动与交易行为的实验研究”，《经济研究》，第8期，第115-127页。
林树、俞乔、汤震宇、周建，2006，“投资者‘热手效应’与‘赌徒谬误’的心理实验研究”，《经济研究》，第8期，第58-69页。
林莞娟、孟涓涓，2014，“越多正式保险是否越能提高风险覆盖率：一个实验研究”，《世界经济》，第2期，第136-160页。
刘小兵，2004，“个人合作提供公共品的实验研究”，《管理世界》，第2期，第50-55页。
陆方文，2018，《随机实地实验：理论与方法和在中国的运用》，北京：科学出版社。
尼克·威尔金森，2012，《行为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攀登、施东晖、宋铮，2008，“证券市场泡沫的生成机理分析——基于宝钢权证自然实验的实证研究”，《管理世界》，第4期，第15-23、186页。
青平、张莹、涂铭、张勇、陈通，2016，“网络意见领袖动员方式对网络集群行为参与的影响研究——基于产品伤害危机背景下的实验研究”，《管理世界》，第7期，第67-79页。
斯科特·普劳斯，2004，《决策与判断》，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
宋紫峰，2010，“收入不平等与公共品供给：实验证据与行为观点”，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宋紫峰、周业安，2011，“收入不平等、惩罚和公共品自愿供给的实验经济学研究”，《世界经济》，第10期，第35-54页。
宋紫峰、周业安、何其新，2011，“不平等厌恶和公共品自愿供给——基于实验经济学的初步研究”，《管理世界》，第12期，第32-39、54、187页。
万迪昉、罗小黔、杨再惠、张学林，2008，“不同决策权配置对组织行为模式演进影响的实验研究”，《管理世界》，第11期，第182-183页。
王欢、史耀疆、王爱琴、罗朴尚、罗思高、诸彦杰，2017，“农村教师对后进学生刻板印象的测量研究”，《经济学(季刊)》，第3期，第997-1010页。
王擎、周伟，2013，“股票市场伦理环境与投资者模糊决策——理论与实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第43-64、204页。
王若颖、陈宏民，1998，“双头垄断市场重复博弈中的对策行为：实验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11期，第23-28页。
王湘红，2012，《工资制度、劳动关系及收入——基于行为理论的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汪丁丁，1994，“实验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建设”，《经济学动态》，第7期，第47-51页。
汪丁丁，2011，《行为经济学讲义：演化论的视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汪丁丁、贾拥民，2015，“社会偏好的神经基础及微观结构”，《学术月刊》，第6期，第5-9、14页。
汪良军、童波，2017，“收入不平等、公平偏好与再分配的实验研究”，《管理世界》，第6期，第63-81页。
汪敏达、李建标、殷西乐，2017，“参与顺序内生的集体行动：一项实验研究”，《经济学(季刊)》，第3期，第941-968页。
伍利娜、陆正飞，2005，“企业投资行为与融资结构的关系——基于一项实验研究的发现”，《管理世界》，第4期，第99-105页。
闫佳、章平，2016，“集中式惩罚与公共品自愿供给：一项实验研究”，《经济学动态》，第6期，第85-99页。
闫佳、章平、许志成、陈勇，2018，“信任的起源：一项基于公平认知与规则偏好的实验研究”，《经济学(季刊)》，第1期，第383-404页。
闫威、郑润东、党文珊、程永亮，2017，“锦标赛结构、阶段性绩效反馈与无意识启动对代理人行为的影响：实验的证据”，《经济学(季刊)》，第1期，第229-254页。
杨晓兰，2006，“涨跌幅限制对证券市场影响的实验经济学研究”，《南方经济》，第10期，第5-16页。
杨晓兰，2007，《证券市场泡沫问题的实验经济学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杨晓兰，2010，“流动性、预期与资产价格泡沫的关系：实验与行为金融的视角”，《世界经济文汇》，第2期，第33-45页。
杨晓兰、洪涛，2011，“证券市场平准基金是否有效：来自实验室市场的证据”，《世界经济》，第12期，第96-119页。
杨晓兰、金雪军，2005，“基于实验经济学方法的证券市场信息有效性研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6期，第80-88页。
杨晓兰、金雪军，2006，“资金约束放松与证券市场泡沫：一个实验检验”，《世界经济》，第6期，第84-93、95页。
杨晓兰、周业安，2017，“政府效率、社会决策机制和再分配偏好——基于中国被试的实验经济学研究”，《管理世界》，第6期，第51-62页。
叶航，2005，“利他行为的经济学解释”,《经济学家》，第3期，第22-29页。
叶航，2012，“公共合作中的社会困境与社会正义——基于计算机仿真的经济学跨学科研究”，《经济研究》，第8期，第132-145页。
叶航，2016，“个体主义方法论的偏误”，《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第3期，第4-16页。
叶航、陈叶烽、贾拥民，2013，《超越经济人：人类的亲社会行为与社会偏好》，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叶航、汪丁丁、罗卫东，2005，“作为内生偏好的利他行为及其经济学意义”，《经济研究》，第8期，第84-94页。
袁卓群、秦海英、杨汇潮，2015，“不完全契约中的决策：公平偏好及多重参照点的影响”，《世界经济》，第8期，第168-192页。
约翰·H·卡格尔、埃尔文·E·罗斯，2015，《实验经济学手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张弘、陈姝，2017，“偏见从何而来——身份意识、异质群体与合作的演化”，《南方经济》，第9期，第37-57页。
张元鹏、林大卫，2015，“社会偏好、奖惩机制与公共品的有效供给———基于一种实验方法的研究”，《南方经济》，第12期，第26-39页。
郑筱婷，2016，“信息冲击与合作的重启效应：新闻影响合作行为的实验研究”，《世界经济》，第9期，第174-192页。
周黎安、张维迎、顾全林、沈懿，2006，“信誉的价值：以网上拍卖交易为例”，《经济研究》，第12期，第81-91、124页。
周业安，2004，“行为经济学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革命吗?”，《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2期，第32-38页。
周业安，2005，“行为经济学”，《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与思潮》，吴易风主编，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第324-339页。
周业安，2010，“19世纪的经济学和心理学——一个经济思想史的视角”，《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6期，第49-56页。
周业安，2015，“论偏好的微观结构”，《南方经济》，第4期，第106-115页。
周业安，2016，“实验经济学”，《中国经济学年鉴2014-2015》，李扬主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周业安，2017，“人的社会性与偏好的微观结构”，《学术月刊》，第6期，第59-73页。
周业安、黄国宾、何浩然、刘曼微，2014，“领导者真能起到榜样作用吗?——一项基于公共品博弈实验的研究”，《管理世界》，第10期，第75-90页。
周业安、黄国宾、何浩然、刘曼微，2015，“集体领导者与个人领导者——一项公共品博弈实验研究”，《财贸经济》，第5期，第20-34页。
周业安、连洪泉、陈叶烽、左聪颖、叶航，2013，“社会角色、个体异质性和公共品自愿供给”，《经济研究》，第1期，第123-136页。
周业安、宋紫峰，2008，“公共品的自愿供给机制：一项实验研究”，《经济研究》，第7期，第90-104页。
周业安、宋紫峰，2011，“社会偏好、信息结构和合同选择——多代理人的委托代理实验研究”，《经济研究》，第11期，第130-144页。
周业安、宋紫峰，2012，“收入不平等、外部奖惩机制和公共品自愿供给”，《社会科学辑刊》，第5期，第140-149页。
周业安、宋紫峰、连洪泉、左聪颖，2017，《社会偏好理论与社会合作机制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周业安、左聪颖、陈叶烽、连洪泉、叶航，2012，“具有社会偏好个体的风险厌恶的实验研究”，《管理世界》，第6期，第86-95页。
周业安、左聪颖、袁晓燕，2013，“偏好的性别差异研究：基于实验经济学的视角”，《世界经济》，第7期，第3-27页。
周晔馨、涂勤、胡必亮，2014，“惩罚、社会资本与条件合作——基于传统实验和人为田野实验的对比研究”，《经济研究》，第10期，第125-138页。
朱宪辰、李妍绮、曾华翔，2008，“不完美信息下序贯决策行为的一项实验考察——关于羊群行为的贝叶斯模型实验检验”，《经济研究》，第6期，第145-156页。
宗计川,2013，“序贯机制下投票人策略出席行为实验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第9期，第108-120页。
宗计川，2018，“刻板印象下的比较陷阱:产品捆绑策略实验研究”，《南开管理评论》,第2期，第210-218页。
宗计川、付嘉、包特，2017，“交易者认知能力与金融资产价格泡沫：一个实验研究”，《世界经济》，第6期，第167-192页。
宗计川、吕源、唐方方，2014 ，“环境态度、支付意愿与产品环境溢价——实验室研究证据”，《南开管理评论》,第2期，第153-160页。
宗计川、朱鑫鑫、隋聪, 2017，“资产组合调整惯性行为研究:实验室证据”，《管理科学学报》, 第11期，第61-74页。
左聪颖，2013，“风险偏好与社会偏好的互动关系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Attema, Arthur, Han Bleichrodt, Yu Gao, Zhenxing Huang and Peter Wakker, 2016, “Measuring Discounting without Measuring Utili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6(6): 1476-1494.
Babcock, Linda, George Loewenstein, and Xianghong Wang, 199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certainty, the Contract Zone, and Efficiency in a Bargaining Experiment”,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27: 475-485.
Babcock, Linda, Xianghong Wang and George Loewenstein, 1996, “Choosing the Wrong Pond: Social Comparisons in Negotiations that Reflect a Self-Serving Bia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1(1): 1-19.
Baillon, Aurelien, Han Bleichrodt, Zhenxing Huang and Rogier Potter van Loon, 2017, “Measuring Ambiguity Attitude: (Extended) Multiplier Preferences for the American and the Dutch Population”,Journal of Risk and Uncertainty, 54(3): 269-281.
Baillon, Aurelien, Zhenxing Huang, Asli Selim and Peter Wakker, 2018, “Measuring Ambiguity Attitudes for All (Natural) Events”,Econometrica, forthcoming.
Bednar, Jenna, Yan Chen, Tracy Xiao Liu and Scott Page, 2012, “Behavioral Spillovers and Cognitive Load in Multiple Games: An Experimental Study”,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74(1): 12-31.
Booth, Alison, Elliott Fan, Xin Meng and Dandan Zhang, 2018, “Gender Differences in Willingness to Compete: the Role of Culture and Institutions”, The Economic Journal, 02 February, https://doi.org/10.1111/ecoj.12583.
Cadsby, Bram, Ninghua Du and Fei Song, 2016, “In-Group Favoritism and Moral Decision-Making”,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128: 59-71.
Cadsby, Bram, Ninghua Du, Fei Songand Lan Yao, 2015, “Promise Keeping, Relational Closeness, and Identifiability: 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Behavioral and Experimental Economics, 57: 120-133.
Cadsby, Bram, Ninghua Du, Ruqu Wang and Jun Zhang, 2016, “Goodwill Can Hurt: a Theoretical and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Return Policies in Auctions”,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99: 224-238.
Camerer, Colin F,2003, Behavioral Game Theory: Experiments in Strategic Interac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arlsson, Fredrik, Haoran He and Peter Martinsson, 2013, “Easy Come, Easy Go - The Role of Windfall Money in Lab and Field Experiments”, Experimental Economics, 16(2): 190-207.
Carlsson, Fredrik, Haoran He, Peter Martinsson, Ping Qin and Matthias Sutter, 2012, “Household Decision-making in Rural China: Using Experiments to Estimate the Influence of Spouses”,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84(2): 525-536.
Charness, Gary, Ninghua Du and Chun-lei Yang, 2011, “Trust and Trustworthiness Reputations in an Investment Game”,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72(2): 361-375.
Charness, Gary, Ninghua Du, Chun-Lei Yang, and Lan Yao, 2013, “Promises in Contract Design”,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64: 194-208.
Chen, Yan and Fang-Fang Tang, 1998, “Learning and Incentive-Compatible Mechanisms for Public Goods Provision: An Experimental Stud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6(3): 633-662.
Chen, Yan, Fangwen Lu and Jinan Zhang, 2017, “Social Comparisons, Status and Driving Behavior”,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55: 11-20.
Chen，Yan, Ming Jiang，Onur Kesten， Stéphane Robin and Min Zhu,2018”,Matching in the Large: An Experimental Study”,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110: 295-317.
Chen, Yan, Sherry Xin Li, Tracy Xiao Liu and Margaret Shih, 2014, “Which Hat to Wear? Impact of Natural Identities on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84: 58-86.
Crawford, Vincent P. and Juanjuan Meng, 2011, “New York City Cabdrivers' Labor Supply Revisited: Reference-Dependent Utility with Targets for Hours and Incom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1: 1912-1932.
Currie, Janet, Wanchuan Lin and Juanjuan Meng, 2013, “Social Networks and Externalities from Gift Exchange: Evidenc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07: 19-30.
Currie, Janet, Wanchuan Lin and Juanjuan Meng, 2014, “Addressing Antibiotic Abuse in China: An Experimental Audit Study”,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10: 39-51.
Dai, Zhixin, Fabio Galeotti and Marie Claire Villeval, 2017, “The Efficiency of Crackdowns: A Lab-in-the-Field Experiment in Public Transportations”,Theory and Decision, 82(2): 249-271.
Dai, Zhixin, Fabio Galeotti and Marie Claire Villeval, 2018, “Cheating in the Lab Predicts Fraud in the Field: An Experiment in Public Transportation”,Management Science, 64(3): 983-1476.
Dai, Zhixin, Robin M. Hogarth and Marie Claire Villeval, 2015, “Ambiguity on Audits and Cooperation in a Public Goods Game”,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74: 146-162.
Ding, Tingting and Andrew Schotter, 2017, “Matching and Chatting: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the Impact of Network Communication on School-Matching Mechanisms”,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103: 94-115.
Dong,Yali ,Boyu Zhang, Yi Tao,2016, “The dynamics of human behavior in the public goods game with institutional incentives”, Scientific Reports 6:28809.
Du, Ninghua, Hailiang Huang and Lingfang Li, 2013a, “Can Online Trading Survive Bad-Mouthing? 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56: 419-426.
Du, Ninghua, John S. Heywood and Guangliang Ye, 2013b, “Strategic Delegation in an Experimental Mixed Duopoly”,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87: 91-100.
Fu, Qiang, Changxia Ke and Fang-Fang Tang, 2015, “‘Success Breeds Success’ or ‘Pride Goes Before a Fall’?”,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94(C): 57-79.
Gong, Binglin and Chun-lei Yang, 2012, “Gender Differences in Risk Attitudes: Field Experiments on the Matrilineal Mosuo and the Patriarchal Yi”,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83: 59-65.
Gong, Binglin, Huibin Yan and Chun-lei Yang, 2015, “Gender Differences in Dictator Experiment: Evidence from the Matrilineal Mosuo and the Patriarchal Yi”, Experimental Economics, 18(2): 302-313.
Gong, Binglin, Vivian Lei and Pan-Deng, 2013,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act of a Real Bubble Crash on Investors’ Trading Behavior in the Lab”,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95: 186-196.
Han, Xiao, Shinan Cao, Jian-Zhang Bao, Wen-Xu Wang, Boyu Zhang, Zi-You Gao and Angel Sánchez,2018, “Equal status in Ultimatum Games promotes rational sharing”, Scientific Reports, 8: 1222.
Han,Xiao, Shinan Cao, Zhesi Shen, Boyu Zhang, Wen-Xu Wang, Ross Cressman, and H. Eugene Stanley, 2017, “Emergence of communities and diversity in social networks”,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SA, 114: 2887-2891.
He, Haoran and Marie-Claire Villeval, 2017, “Are Group Members Less Inequality Averse Than Individual Decision Makers?”,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138: 111-124.
He, Haoran, Peter Martinsson and Matthias Sutter, 2012, “Group Decision Making Under Risk: An Experiment with Student Couples”,Economics Letters, 117(3): 691-693.
He, Haoran and Wu Keyu, 2016, “Choice Set, Relative Income, and Inequity Aversion: 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54: 177-193.
Hennig-Schmidt, Heike, Zhu-Yu Li and Chaoliang Yang, 2008, “Why People Reject Advantageous Offers-Non-monotone Strategies in Ultimatum Bargaining”,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65:373-384.
Hu, Youxin, John Kagel, XiaoshuXu and Lixin Ye, 2013, “Theoretical and 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Auctions with Negative Externalities”,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82:269-291.
Jian, Lian, Zheng Li and Tracy Xiao Liu, 2017, “Simultaneous Versus Sequential All-Pay Auctions under Incomplete Information: An Experimental Study”,Experimental Economics, 20(3): 648-669.
Klaus, Abbink, Gary E. Bolton, Abdolkarim Sadrieh and Fang-Fang Tang, 2001, “Adaptive Learning versus Punishment in Ultimatum Bargaining”,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37(1): 1-25.Knetsch, Jack, Fang-Fang Tang and Richard Thaler, 2001, “The Endowment Effect and Repeated Market Trials: Is the Vickrey Auction Demand Revealing?”, Experimental Economics, 4(3): 257-269.
Knetsch，Jack L., Yohanes E. Riyanto, Jichuan Zong, 2012, “Gain and Loss Domains and the Choice of Welfare Measure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Changes”, Journal of Benefit-Cost Analysis, 3(4):1-18.
Krupka,Erin L., Stephen Leider and Ming Jiang, 2017,“A Meeting of the Minds: Informal Agreements and Social Norms”, Management Science, 64(6):1708-1729.
Levine, David K. and Jie Zheng, 201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Theory and Experiments”,Handbook of Experimental Economic Methodology, Guillaume Frechette and Andrew Schotter (e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3-57.
Li, Jianbiao, Dahui Li, Qian Cao and Xiaofei Niu, 2018, “The Role of Regret and Disappointment in the Repurchase Effect: Does Gender Matter?”,Journal of Behavioral and Experimental Economics, 75: 134-140.
Li, Jianbiao, Xile Yin, Dahui Li, Xiaoli Liu, Guangrong Wang and Liang Qu, 2017, “Controlling the Anchoring Effect Through 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 (tDCS) to the Right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8 June.
Liang, Pinghan and Juanjuan Meng, 2013, “Love me, Love My Dog: An Experimental Study on Social Connections and Indirect Reciprocity”, Working Paper,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251575.
Lien, Jaimie, Jie Zheng and Xiaohan Zhong, 2016, “Preference Submission Timing in School Choice Matching: Testing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in the Laboratory”,Experimental Economics, 19(1): 116-150.
Lien, Jaimie, Jie Zheng and Xiaohan Zhong, 2017, “Ex-ante Fairness in the Boston and Serial Dictatorship Mechanisms Under Pre-exam and Post-exam Preference Submission”,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101: 98-120.
Lin, Wanchuan, Juanjuan Meng and Xi Weng, 2015, “Relationships Building with Outside Opportunities: The Role of Altruism Dynamics”, Working Paper,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600280.
Lin, Wanchuan, Yiming Liu and Juanjuan Meng, 2014, “The Crowding-out Effect of Formal Insurance on Informal Risk Sharing: An Experimental Study”,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86: 184-211.
Liu, Elaine M., Juanjuan Meng and Joseph Tao-yi Wang, 2014, “Confucianism and Preferences: Evidence from Lab Experiments in Taiwan and China”,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104: 106-122.
Liu, Tracy Xiao, Jiang Yang, Lada Adamic and Yan Chen, 2014, “Crowdsourcing with All-Pay Contests: A Field Experiment on Taskcn”,Management Science, 60(8): 2020-2037.
Lu, Fangwen, 2014, “Insurance Coverage and Agency Problems in Doctor Prescriptions: Evidenc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 in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06(1): 156-167.
Lu, Fangwen, Jinan Zhang and Jeffrey Perloff, 2016, “General and Specific Information in Deterring Traffic Violations: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Experiment”,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123(2): 97-107.
Lu, Fangwen and Michael Anderson, 2015, “Peer Effects in Microenvironments: The Benefits of Homogeneous Classroom Groups”,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33(1): 91-122.
Luo, Jun, Hang Ye, Haoli Zheng, Shu Chen and Daqiang Huang, 2017, “Modulating the Activity of the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by tDCS Alters Distributive Decisions behind the Veil of Ignorance via Risk Preference”,Behavioural Brain Research, 328: 70-80.
Luo, Jun, Shu Chen, Daqiang Huang, Hang Ye and Haoli Zheng, 2017, “Whether Modulating the Activity of the Temporalparietal Junction Alters Distribution Decisions within Different Contexts: Evidence from a tDCS Study”,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1 February.
Michael, Anderson and Fangwen Lu, 2017, “Learning to Manage and Managing to Learn: The Effects of Student Leadership Service”,Management Science, 63(10): 3246-3261.
Michael, Anderson, Fangwen Lu, Yiran Zhang, Jun Yang and Ping Qin, 2016, “Superstitions, Street Traffic,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42: 1-10.
Neckermann, Susanne and Xiaolan Yang, 2017, “Understanding the (unexpected) Consequences of Unexpected Recognition”,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135: 131-142.
Selten, Reinhard and Thorsten Chmura, 2008, “Stationary Concepts for Experimental 2x2 Game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8(3): 938-66.
Selten, Reinhard, Thorsten Chmura, Thomas Pitz, S. Kube and Michael Schreckenberg, 2007, “Commuters Route Choice Behaviour”,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ur, 58(2): 394-406.
Shachat, Jason, J. Todd Swarthout and Lijia Wei, 2015, “A Hidden Markov Model for the Detection of Pure and Mixed Strategy Play in Games”,Econometric Theory, 31(04): 729-752.
Shachat, Jason and Lijia Tan, 2015, “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Auctions and Bargaining in Procurement”,Management Science, 61(5): iv-vii, 931-1196.
Shachat, Jason and Lijia Wei, 2012, “Procuring Commodities: First Price Sealed Bid or English Auction?”, Marketing Science, 31: 317-333.
Sun,Xiaoyan,Xiao Han,Jian-Zhang Bao, Rui Jiang, Bin Jia,Xiaoyong Yan,Boyu Zhang,Wen-XuWang, and Zi-You Gao,2017, “Decision dynamics of departure times: Experiments and modeling”,Physica A: Statistical Mechanics and its Applications, 483:74-82
Tan, Lijia and Lijia Wei, 2014, “Voluntary Contribution Mechanism Played over an Infinite Horizon”,Pacific Economic Review, 19(3): 313-331.
Tang, Fang-Fang, 2001, “Anticipatory Learning in Two-Person Games: Some Experimental Result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44(2): 221-232.
Vollan, Börn, Andreas Landmann, Yexin Zhou, Biliang Hu, Carsten Herrmann-Pillath, 2017, “Cooperation and Authoritarian Values: An Experimental Study in China”,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93: 90-105.
Wang, Xianghong, 2009, “Retail Return Policy, Endowment Effect, and Consumption Propensity: An Experimental Study”,The B. E. Journal of Economic Analysis & Policy, 9(1): 38-38.
Wang, Xianghong, 2012, “When Workers Do Not Know - the Behavioral Effects of Minimum Wage Laws Revisited”,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33: 951-962.
Wang, Zhijian, Bin Xu and Hai-Jun Zhou, 2014, “Social Cycling and Conditional Responses in the Rock-Paper-Scissors Game”,Nature, Scientific Reports, 4: 5830.
Wang, Zhijian, Yanran Zhou, Jaimie W. Lien, Jie Zheng and Bin Xu, 2016, “Extortion Can Outperform Generosity in the Iterated Prisoner’s Dilemma”,Nature Communications, 7: 11125.
Weng,Qian and Fredrik Carlsson, 2015,“Cooperation in Teams: The Role of Identity, Punishment and Endowment Distribution”,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26: 25-38.
Wieland Müller and Fang-Fang Tang, 2013, “Who Acts More Like a Game Theorist? Group and Individual Play in a Sequential Market Game and the Effect of the Time Horizon”,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82(C): 658-674.
Wu, Jia-Jia, L Cong i, Bo-Yu Zhang, Ross Cressman, and Yi Tao, 2014, “The role of institutional incentives and the exemplar in promoting cooperation”,Scientific Reports, Volume 4, id. 6421.
Wu, Jia-Jia, Bo-Yu Zhang, Zhen-Xing Zhou, Qiao-Qiao He, Xiu-Deng Zheng, Ross Cressman, and Yi Tao,2009, “Costly punishment does not always increase cooper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SA, 106: 17448-17451.
Xu, Bin, C. Bram Cadsby, Liangcong Fan and Fei Song, 2013, “Group Size, Coordination,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Punishment in the Voluntary Contributions Mechanism: 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Games, 4: 89-105.
Xu, Bin, Hai-jun Zhou, Zhijian Wang, 2013, “Cycle Frequency in Standard Rock-Paper-Scissors Games: Evidence from Experimental Economics”, Physica A: Statistical Mechanics and its Applications, 392(20): 4997-5005.
Xu, Bin, Shuang Wang, Zhijian Wang, 2014, “Periodic Frequencies of the Cycles in 2 × 2 Games: Evidence from Experimental Economics”, The European Physical Journal B, 87:46.
Xu, Xiaoshu, Dan Levin and Lixin Ye, 2012, “Auctions with Synergy and Resal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ame Theory, 41(2): 397-426.
Xu,Xiaoshu, Dan Levin and Lixin Ye, 2013, “Auctions with Entry and Resale”,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79:92-105.
Yang, Chun-Lei, Mao-Long Xu, Juanjuan Meng and Fang-Fang Tang, 2016, “Efficient Large-Size Coordination via Voluntary Group Formation: An Experiment”,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58 (2).
Yang, Xiaolan, Mei Gao, Jinchuan Shi, Hang Ye and Shu Chen, 2017, “Modulating the Activity of the DLPFC and OFC Has Distinct Effects on Risk and Ambiguity Decision-Making: A tDCS Study”,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2 August.
Yang, Xiaolan, Mei Gao, Yun Wu, Xuejun Jin, 2018,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Herd Behavior in a Laboratory Financial Market”, Journal of Behavioral and Experimental Economics, 75: 45-54.
Ye, Hang, Daqiang Huang, Siqi Wang, Haoli Zheng, Jun Luo and Shu Chen, 2016, “Activation of the Prefrontal Cortex by Unilateral 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s Stimulation Leads to an Asymmetrical Effect on Risk Preference in Frames of Gain and Loss”, Brain Research, 1648: 325-332.
Ye, Hang, Shu Chen, Jun Luo, Fei Tan, Yongmin Jia and Yefeng Chen, 2016, “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 The Solution to the Second-order Social Dilemma”, Scientific Reports, 18 August.
Zhang,Boyu,Song-Jia Fan,Cong Li, Xiu-Deng Zheng, Jian-Zhang Bao, Ross Cressman and Yi Tao,2016, “Opting out against defection leads to stable coexistence with cooperation”, Scientific Reports, 6:35902.
Zhang,Boyu, Cong Li,Hannelore De Silva,Peter Bednarik, and Karl Sigmund,2014, “The evolution of sanctioning institutions: an experimental approach to the social contract”, Experimental Economics,17( 2):285-303.
Zheng, Haoli, Siqi Wang, Wenmin Guo, Shu Chen, Jun Luo, Hang Ye and Huang Daqiang, 2017, “Enhancing the Activity of the DLPFC with tDCS Alters Risk Preference without Changing Interpersonal Trust”, Frontiers in Neuroscience, 09 February.
Zong,Jichuan and Jack L. Knetsch, 2013, “Valuations of Changes in Risks: The Reference State and the Evidence of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Measures”, Singapore Economic Review, 58(1)：1350001-15.
附表：
国内高校代表性实验经济学实验室目录
Localization Process of Experimental Economics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Up
Zhou Ye ’an
Abstract : In the past 40 year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experimental economics has gone through a long process of localization. This paper reviews and evaluates this process comprehensively and objectively for the first time. This paper divides the localization process into three stages: germination, growing and initial prosperity, and briefly describes the symbolic events and important features of these three stages. Taking laboratory experimental research as the main line,this paper summarizes and comments on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experimental economics in China, as well as the academic contributions made by local scholars and overseas scholars, and points out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current, and looks forward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experimental economics.
Keywords : Experimental Economics; Localization; Economics Laboratory; Laboratory Experiment.
DOI： 10.19592/j.cnki.scje.360139
JEL分类号: C90, N01
中图分类号： F0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6249(2019)01-001-40
*周业安，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E-mail:rendayean@163.com，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邮编：100872。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思想史视角的行为经济学及其当代意义研究》(项目批准号:18BJL012)的阶段性成果之一。笔者曾经给《中国经济学年鉴(2014)》撰写了《实验经济学》一文，在该文中对实验经济学本土化进行了初步的总结。由于当时所收集的资料有限，总结得不全面、不到位。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比较全面的收集相关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的重写。本文写作过程中，以下老师为本文提供丰富的写作材料、意见和相关信息(按拼音排序)：陈发动(浙江大学)、陈岩(密西根大学)、陈叶烽(浙江大学)、崔驰(东北师范大学)、代志新(中国人民大学)、丁婷婷(上海财经大学)、董志强(华南师范大学)、杜宁华(上海财经大学)、何浩然(北京师范大学)、姜树广(浙江财经大学)、雷震(西南财经大学)、李建标(南开大学)、李玲芳(复旦大学)、连洪泉(华南师范大学)、罗俊(浙江财经大学)、王湘红(中国人民大学)、韦倩(山东大学)、许彬(浙江工商大学)、杨晓兰(上海外国语大学)、杨扬(中山大学)、叶航(浙江大学和浙江财经大学)、郑捷(清华大学)、宗计川(东北财经大学)等，在此表示特别感谢！尤其感谢陈岩教授、杜宁华教授和郑捷教授细致阅读全文并做了仔细修改！特别感谢付梦妮假期帮助整理了参考文献目录。当然，由于笔者的局限，文中难免有遗漏或表述不准确，还请同行多批评指正。
(责任编辑：金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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