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文化背景出发审思科技思维中的“最佳原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科论文,文化背景论文,思维论文,原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02)03-0005-06
一
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和系统工程理论的广泛传播，“最佳原则”往往被人们当成行动的目标和致思的方向。从小范围的生活设计到大范围的行政管理，从阶段性的生产安排到特定性的科研计划，都追求整体目标的“最优化”，以求达到“最佳效应”。
“最佳”的期待和追求，从局部的目的、动机来说，无可厚非。然而，把一种科技意义上的思想方法和致思方向泛化为一种普遍的思想方法和致思方向，则极易走入误区。我们知道，在系统工程理论中，有三条基本的原则，即“整体原则”，“最佳原则”和“模型原则”。这三条原则，都是科技思维的产物，有其特定的意义。所谓“整体原则”指的是，事物通过一定的关系联结在一起之后，能够形成各个组成部分在孤立状态下不具有的新属性，它意味着系统整体的功能大于各个组成部分在孤立状态时的总和。所谓“最佳原则”指的是，在保证实现环境允许系统达到的功能的前提下，经过一系列控调活动，使整个系统对空间、时间、物质、能量和信息的利用达到最佳程度。所谓“模型原则”指的是，由于系统与系统之间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从某一系统中总结出来的规律，可以推广、还原到与系统相对应或相近似的系统之中。
不难看出，三个原则形成三个层次。整体原则是系统工程理论的基本原理，从理论上涵盖了系统的本质特征。最佳原则体现了对系统施控的目标和取向，包含了特定意义上的价值追求。至于模型原则，则是研究和控制系统时所使用的方式、手段和方法。可以看出，最佳原则是系统工程的宗旨所在。整体原则体现了一种认识，一种规律性的揭示，而认识本真和揭示规律的目的则在于实施控制，实施控制的目的则在于求得最佳的效果。模型原则体现了一种途径，选择这一途径同样为的是取得最佳效果。“形而上”的原理和“形而下”的方法，最终都是为了目标的实现。可以认为，最佳原则是系统论的航标。关于这一点，系统论理论家讲得十分清楚：“总起来说，系统思想构成一种观点和一种方法，它必须使整个系统达到最优化，而不是使这个系统中的各个元素分别达到次优化。”[1](P4)在具体的系统设计和控制细节中，最佳目标成为人们的价值期待。“最优化过程可以追求收益——费用比，输出量，可靠性的最大值；也可以追求最小的费用、风险或输入量；或它们的组合——系统设计者认为衡量‘最好’系统的任何标准。”它要在每一步骤上“选出使目标函数达到最优值的系统或一组系统参数”，“通过大容量的参数空间能有效地找出最优解”[1](P75)。
毫无疑问，最佳原则在系统工程理论和系统工程控制中是合理的，必要的，可行的。最佳结构、最佳状态在自然系统中本来就是存在的。经过人为的有意识选择或有目的控制，最佳结构和最佳状态出现的频率肯定会大幅度地提高。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系统工程意义上的致思方向仍然是有限范围的致思方向。因为系统工程的“一般”或“普遍”，相对于整体文化的“一般”或“普遍”来说，仍然是“特殊”或“具体”。当我们从大文化的广阔视野出发来看问题，就不难发现，最佳结构只能出现在特定空间背景之下，而不可能出现在共时性运行的一切系统之中；最佳状态只能是事物发展的特定时期的一种殊态，而不是占据事物整个发展过程的常态。这就决定了最佳原则只能是特定意义上的原则，不能成为人类文化的整体意义上的致思原则；只能适应指令性强的特殊系统，而无法适应指令性弱的社会文化和社会思想系统。
二
任何事物中都包含了对立的属性。一旦某种属性形成，就已经把对立的另一种属性包含了进去。而这两种相对立的属性是无法截然分开的。这正如世界有南北两极，而世界上的任何一块土地又可以分出南北两端的道理一样。人的思维运动中的矛盾法则本源于自然界存在的矛盾法则。在特定的时空点上，人们可以专注于事物矛盾的主要方面，暂时忽略或舍去与之对立的次要方面。但是，在广阔的时空背景上，在大文化生态运动中，人们却不能专注于事物矛盾的主要属性而舍去与之对立的次要属性。
系统控制为了达到最佳效果，总是追求系统的稳定性、有序性。工程设计中的目标值用函数计量，称为目标函数。总体的目标可以体现为单目标优化或多目标优化，系统状态可体现为静态优化或动态优化，变量取值可体现为连续优化或离散优化。但不管哪种形式的优化，都要提高系统的稳定性、有序性和组织性。因为，“从工程角度看，一个机器系统必须是稳定的，才有可能讨论它的性能优劣，谁也不会选用一个不稳定的系统。”[2](P198)有序性、组织性是事物稳定的条件。有序性和组织性程度越高，系统就越稳定。系统控制旨在调整和改善系统功能，使之达到预定的目标，因而要考虑、追求施控对象的稳定性、有序性和组织性。但是，从发展角度看，系统的稳定、有序、组织又都是客观事物存在和运动的一种状态，一种形式，一种趋向；而系统的不稳定、无序、非组织又是客观事物存在和运动的另一种状态，另一种形式，另一种趋向。人们对系统最佳功能的寻找，也只能是趋于一个方面，一个侧点，一个层次，在寻找过程中或多或少地要舍去另一方面，另一侧点，另一层次。
就一般情况而论，当稳定性占据主导地位时，系统就发展，上升，出现整体功能；当不稳定性占据主导地位时，系统就走向衰落，趋于瓦解。但二者的区分不是绝对的。当稳定性占据主导地位时，不稳定性依然潜伏于系统之中；当不稳定性占据主导地位时，稳定性也可能不同程度地存在。研究证明，基本粒子、流体、生物、天体、经济、社会等几乎所有的领域，都是稳定性与不稳定性并存，二者相互包容、渗透和转化。例如，原子核可以分为稳定核和不稳定核两类。在一般原子中，由于核子间的吸引占优势，形成一个很深的势阱，核子在这个势阱中跑不出来，原子核便呈稳定状态。如果排斥力增加到一定程度，原子核就成为不稳定核，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向外辐射粒子，发生衰变或裂变。可见，没有绝对的稳定，也没有绝对的不稳定。同理，有序和无序也是相反而又相成的一对矛盾。我国古人早就依据直觉发现了事物的有序性和无序性。所谓“天行有常”是指宇宙运行的有序性而言，所谓“天命靡常”是指事物的无序性而言。事实上，随机现象存在于一切事物运动中，无序状态是随机现象形成的前提。浑沌学揭示了非线性系统中周期区和浑沌区交叉、嵌套的现象，遗传工程学发现人类DNA结构每隔一段有序排列后则出现一段混乱无序的排列，振荡器模拟心脏跳动产生的仿真心电图描述了不规则的“浑沌心动”，医学运用浑沌学研究人脑时，看到一种有趣的现象：正常人的脑电波有浑沌现象，癫痫病患者的脑电波却呈规则波形。可以看出，无序现象的存在是正常的，不存在反而是不正常的。
这一切告诉人们，只能在相对的意义上寻求稳定性和有序性。
三
我们之所以认为“最佳原则”是局部管理或具体操作意义上的原则，而不是文化生态意义上的原则，是因为它不具有哲学性的普遍性，无法涵盖自然、人类社会、思维运动及文化选择中存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首先，万事万物组成了不完全、不规整的世界。我们的祖先，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感悟到天地万物的不完全性和不规整性。古典文献在叙述“女娲补天”的神话故事时这样说：“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注：《列子·汤问》。）（第九章）所谓“不足”，就是不完全，不规整。这里，“补天”是浪漫的想象，然而“物有不足”的敏觉则表现出独到的发现。自然界充满了不规则的几何图形和无规律的随机涨落。严格地讲，一天不是规整的24小时，一年不是规整的365天。从变幻莫测的浮云到浑沌无序的湍流，从曲折复杂的地文到不相雷同的树叶，都是不规则的“分形现象”。
其次，人的认识任何时候都达不到完备无缺的状态。人们所面对的客观世界和客观事物，总是具有无限的信息参量，而人的认识能力总是有限的。这种有限和无限之间构成永恒的差异。宇宙的密码永远破译不尽。人的认识必然受到时空条件的限制，无法把对象世界的信息参量一网打尽。这就决定了认识进程的无限性。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宣布自己的认识达到了科学的极限或已穷尽了真理。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原理，动摇了世界可以精确描述的观念。认知心理学同样证明，人总是在一定的认知图式下感知外界并获取信息，容纳那些符合预先存在于自己认知结构中的东西，攫取自己彼时彼地所需要、所追求的信息，而不能包罗万象地接受一切信息或描述一切存在。任何人画出来的自然图像只能是自然的一个方面，任何人写出来的历史只能是历史的一个部分。
再次，人要预测长期行为是极其困难的。随机性具有极为普遍的来源，它既存在于自然运动之中，更存在于人类社会历史之中。随机现象可以分为外在随机和内在随机。外在随机由量子涨落、统计涨落、初值影响等因素形成，内在随机由系统内在作用、随机系数等因素形成。人要穷尽系统的初始条件是不可能的，何况初始条件并不能包含未来运动中的新情况、新信息。于是，预知远久的未来不过是神话而已。感知范围内的信息尚不能全部接收，怎么能精确地支配和安排未来呢？怎么能用已知的知识代替未知的知识、用有限的时空代替无限的时空呢？
在系统工程控制中，人们为了达到特定的目的，必然要抛开事物的不完全性，抛开认识的有限性和长期行为的不可预测性，暂时抽出某一对象加以描述和调控。因为不把联系的事物加以割裂，就形不成描述和调控的对象。如同摄影，照相机的取景框不瞄准特定的对象，则无法取得“形象”。然而，一旦取得“镜头”，就意味着对对象的割裂。任何系统总是高一系统的组成部分，它自身又包含着低一系统。任何系统的独立性都是相对的。切断了外在环境因素的协调性而描绘出的独立系统的功能和特征，自然是不完整的，近似的。这就决定了任何工程意义上的“整体”只能是局部的“整体”。
四
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倾向，就是特定科技意义上的系统控制思想用过了头。最佳原则的泛化正是过头现象的体现。单纯地一味地求佳，往往容易坠入新的价值误区。何以见得呢？
（一）要求事事“最佳”，只能是一种愿望，一种理想。不可否认，人有改造世界以适应自身的能力，有把理想变为现实的能力。然而，这不意味着任何理想都能变为现实。人的愿望、理想能否实现，不决定于自身愿望与理想的强烈与否，也不完全决定于自身努力的程度，而决定于符合客观规律的程度与自身努力的程度两方面的契合。这不是人对客观规律的偏爱，而是客观规律所设置的界限是人们难以超越的。不符合规律的理想和事事求佳的愿望，永远是一种空想。把现实和理想分开，可以使人们懂得，在利弊的对比值中进行选择是可能的，而追求完美无缺的“天国”是不可能的。想进入“天国”，反易坠入“地狱”。不切实际的空幻无异于陷井。
（二）最佳状态不都意味着价值的实现。人类面临着多方位的价值关系。固然，人们需要某种特定意义上的最佳状态，最佳状态确也有着不可否认的意义。但这不意味着所有的最佳状态都有价值。如前所述，最佳状态只能体现在局部意义上，而人类的价值期待和追求不以局部意义为目标。社会文化的发展是一个生态化的过程。某种意义上的佳态，可能成为另一意义上的劣态；某一区域的成功，可能给整体带来危害；某些眼前的收益，可能对长远利益造成消极影响。前苏联在50年代大规模地毁林开荒，种植庄稼。这一措施使农业生产大幅度地提高，但很快就引起了生态失调、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基因遗传工程在蔬菜生产中的应用是另一个典型的例证。科学家利用遗传工程修改了番茄原来的片段，调节某种酶的分泌，从而产生了不易腐烂的效果，使农商两方都收益不浅。然而，科学家又很快发现，植物生长有自身的生态规律。人为地利用遗传工程，让生态规律服从经济规律，会破坏生物的多样性，引起一系列后患。凡是弊大于利、失多于得的现象，都不能看作是价值的实现。
（三）“最佳状态”最不稳定，且易导致“物极必反”。从横向跨度看，“最佳”只能是极少数现象，不可能是多数现象，正如运动场上奔跑的人多不可计，而捧走冠军金杯的人却寥寥无几的道理一样。从纵向跨度看，“最佳”是事物发展历程中短暂的一个瞬间，不可能长期存在。例如，花盆中的观赏植物，虽然可以经夏越冬，但开花只是一段时间。“佳态”、“佳期”在整个时空坐标中的比率十分有限。之所以十分有限，是因为最佳的结构最不稳定。“最佳状态”显示的是一个“极点”，一种“高峰期”。事物一旦达到高峰期，就开始向相反方向转化。我国古人早已发现了物极必反的规律。《左传》中说，“盈必毁，天之道也”。老子说：“揣而锐之，不可常保”（注：老子《道德经》。）。古代阴阳五行学说认为，事物总是周流于“旺”、“相”、“休”、“囚”、“死”五种状态之中，永不驻足。从大自然到人事，一旦进入极限，就难以持久，就开始走向衰退。以经济为例，过快的增长并非好事，因为过快的增长，必然导致低谷的出现，忽高忽低的涨落必然引起经济秩序的失调。正因如此，可持续性发展的理论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所接受。
（四）“最佳境遇”往往导致生命体竞争能力的退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万物进化的规律。任何生命体，都在本能地同环境抗争，以求得生存和繁衍。恶劣的境遇能刺激生命体的抗争力和适应力，而优裕的环境却弱化抗争力和适应力。植物生长在最佳环境中，内在的惰性开始孳生，抵御外部干扰的能力开始衰减退化，环境一变就无法适应。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呢？舒适的环境，安逸的生活，优裕的享受，会消磨人的意志，助长人的惰性。对于自溺而不能自拔的人来说，最终会变成“软体动物”。所谓“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所谓“自古雄才多磨炼，从来绔纨少奇男”，都在说明困难的境遇对人有砥砺和锻炼的作用，“佳境”反而使人无所事事。
五
走出一味“求佳”的价值误区的途径，在于人们从观念形态上树立大文化整体观。文化整体观要求人们在求佳择优的过程中把握并贯彻趋中效应、互动功能和补救措施。
趋中效应揭示了持中守和、不走极端的价值取向。这种取向在古代思想家那里已经有了充分的体悟和验证。毕达哥拉斯在《金言》中就大力提倡中度思维原则，认为“一切事情，中庸是最好的。”公元前六世纪的诗人潘季里特的祈祷词中即有“乐在中行”的礼赞。古雅典执政官校伦与里底亚王对话时说：“诸神对于希腊人的赐予都是中度的”。尽管这里对于中度效应的感悟还比较原始，但已十分深刻。我国古代有系统的中度思想理论。儒家学派自始至终把“中庸”、“执中”、“守和”看成是立身处世的基本守则，坚贞不渝地在“过”与“不及”之间寻求适当的弹性与张力，以防止走向某一极端或出现某种偏失。在儒家看来，任何事物发展到极端境地，就会朝相反的方向运演。诸如“礼胜则离”，“过制则乱”，“乐胜则流”，“功高则忧”，“乐极生悲”，“否极泰来”等等，都在说明这种反向转化的道理。人要立身于天地之间，往来于人伦之际，就要善于执中而守和，不尚东倒或西歪，偏左或晃右。“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发乎情，止乎礼义”等等，都可以看作是趋中原则的具体应用。如果说儒家的“中和”思想侧重于伦理道德层面的话，那么，道家的“守中”思想则侧重于驾驭自然的层面。老子发现了阴阳包容、损益交织、祸福互渗的现象，因而反对任何形式的走极端。他主张“不欲盈”，即不要把事物推向极峰，因为“物壮则老”，“不欲盈，故能蔽而新成”（注：老子《道德经》。）。（第十五章）这就要求人们做到“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注：老子《道德经》。）。（第五十八章）道家认为，这种守中的法则，比那种盈满而不缺、有进而无退的状态来，更有利于生命体的生发和延展。
现代生物学中的“中生态适应对策”、“中性突变理论”、“中度干扰假说”[3]支持了古圣先贤的直觉体悟。生物中度干扰理论认为，植物的生态适应性来自植物自身存在的一种将群落限制在环境允许的平衡状态的自抑素，每一种植物能增加的限度取决于自身的存活值，也决定于一个物种的平均数。借助这一理论，生物研究人员根据数学分析和实地调查，发现物种群落在优化环境下形成的生态适应性，到了一般环境下就难以存在，至少不能长时间存在。物种群落所表现出的多样性是经历了中度环境干扰，满足了基本生命活动要求后的折中反映形式，这就是所谓“趋中效应”。
“趋中效应”启发人类建立中心坐标，以防止走向某一极端。当人们走上极端之后，往往自己尚不自觉，这是由于失去了坐标体系而无法衡度的缘故。处在某一极端的人，如果按自身所在的坐标位置衡度，也会以为自己是中心所在。清朝时，西方人绘制的地图首次传入中国，宫庭官员气愤地说：“明明我们是中心，他们竟画偏了！”这说明，执“中”需要综合的“度”，不能以自身所在的坐标位置为“中”。要把握中度效应，就要在两极中找出中点，再根据主体的目的、客体的条件及彼时彼地的具体情况，决定向那一极发展及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心坐标有利于人们把握和区分所处的位置及取舍的程度。在把握区分坐标的基础上，“中度效应”强调“力”的适度和平衡。这里的“力”，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仅仅指机械力。“力”的取向有着自身的灵活性，不能同无原则、无是非的折中主义混为一谈。
“互动功能”是把不同的、甚至对立的事物置于开放的、动态的文化体系之中，使之双向对流和相互交换，从而产生出一种动态均衡的效应。这种动态均衡能够协和、调整各种价值关系。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朗菲早已认识到，“根本的实在是对立面的统一”。随着系统论研究的日趋深入，耗散结构理论进而证明，封闭式的系统和静态平衡的系统，不符合生命运动的本性。任何生命体的运动都是一种复杂的耗散结构，具有特异的性质，表现在它与支配一切物理化学事件的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抗衡，即对死亡趋势的对抗。这种对抗靠不断地从外界汲取物质、能量、信息而又不断释放物质、能量、信息来完成。这就是“互动功能”。
任何生命体的运动过程既有汲取，又有排出。阳性和阴性对流，输入和输出交换，才能使系统进入循环链圈之中，并经过渐变或突变发生质的飞跃。一味地求佳择优，一味地追求安逸和幸福，实际上是一种单向的力的运动，这种单向的运动难以产生互动效应。人类在任何时候，都面临着来自外界和来自自身的各种挑战。每一时代，每一国度，每一社会团体，每一个人，都会遇到不同形式的挑战。面对挑战，既需要改造外在的客观世界，也需要改造内在的主观世界。单向地征服自然以符合人的需求，就不会产生互动效应。互动效应意味着在改造自然以适应自身的同时，还要改造自身以适应外在的自然。基于这一认识，人不能只企盼着“得到”，不能只追求“安居乐业”。人们在思谋“得到”和企盼“幸福”的同时，还要慷慨而自觉地“付出”，还要勇敢地承受“痛苦”和接受“磨练”。没有真正的付出，就不会有真正的获得；不接受生活的磨炼，就得不到真正的幸福。庄子“天地者万物之母”的慧悟和尼采“忠于地”的呼唤如同深沉的警钟叩击着现代人的耳膜。当今，栉比鳞次的大楼中密布空调、冰箱等现代电器，给人们带来了惬意和潇洒，然而也带来了人体“冰箱病”、“空调病”和大气臭氧层破坏。惬意和潇洒随着时过境迁而消失，然而后患却不因旧电器报废而消失。为了拯救生态和生命，人类不妨有意忍受盛夏的炎热和隆冬的寒冷。
“补救措施”是人类理性自觉的产物。人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弥补自然的不足和自身的过失，从而挽救自然，挽救自身。“女娲补天”体现了古人对人类特有的补漏能力的解悟。世界的不完全性，人间的不完美性，社会的矛盾性和复杂性，文化实践的试探性和易错性等，把一串串问题摆到人们面前。防患与补漏是社会实践中不可回避的话题。人类为了自身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就需要提高警觉，关注万事万物，防患于未然，灭害于初萌，补漏于既见。忧患意识有助于补漏和防失。孟子“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名言，深刻地概括了人生的哲理。明确的忧患意识，是排除忧患的必要的心理准备。反之，不承认忧患，不能正确地对待和处理忧患，那么，忧患将会成为真正的忧患。“石破天惊”并非海外奇谈。英国科学家在墨西哥尤卡坦半岛对发生在6500万年前的一次小行星爆炸进行了勘测，发现淹没于水下的爆炸坑口直径320公里。据推算，这次爆炸相当于一万颗氢弹的威力。它喷发出的尘埃和岩屑遮蔽了阳光，释放出大量酸性物质，造成酸雨和海洋酸化，形成了可怕的“核冬天”，摧毁了地球上3/4的生命。有人认为，巨兽恐龙就是在这次浩劫中灭亡的。近现代以来，人为引起的问题越来越多。在世界范围，科技的发展和人口的膨胀，使人与自然、人与人处在深刻的矛盾之中。资料表明，亚洲森林面积每年减少470万公顷，非洲减少370万公顷。在古文明发祥地之一的埃及，沙漠以年均15公里的速度由西部向尼罗河三角洲推进。工业生产及高消费造成日益严重的废气、污水、垃圾和有害物质。人造化合物排泄到自然之中，不能像植物、动物体那样进入地球自身的循环过程，破坏了生态运动和平衡周转。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和悬浮尘粒量过高，导致温室效应加剧，臭氧层破坏，出现酸雨危机和紫外辐射，对农作物造成损害，人体发病率开始上长。我国可耕土地每年以750万亩的速度减少，每年土壤流失量约50亿吨，每年排入大气层的烟尘约1400万吨，二氧化硫约1500万吨。事实证明，每当科技发展、生产力大规模提高之时，就是能源大规模浪费之时，这就是所谓“科学佯谬”。过去，当科技或社会领域取得暂时的胜利时，人们就盲目地建立记功柱和凯旋门，岂不知成功的重负往往使人陷入泥潭。
鉴于科技“佯谬”和文化异化日趋严重，人类在各种重大行为中，对可能出现的后果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防止成功带来的负面效应，防止人为开发引起某种反弹。“最佳”效应在局部意义上可能是正效应，在整体意义上可能是负效应。高效、速效、大效中总是包含了负效。从自然到社会，都需要动态的平衡，都需要历时性的持续发展，“高”、“速”、“大”容易破坏动态的平衡和持续的发展。防止过分的人为，已成为新世纪的课题。这里，一是当失衡问题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就要做好预测和防备；二是当失衡问题已经表露出来之后，应及时对付，把问题消灭于萌芽状态；三是面对积重难返的失衡问题，则要作出必要的牺牲以挽回势头。我国古人把防患于未然作为治国安邦的上策。老子说，“未兆先谋”，“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注：老子《道德经》。）。（第六十四章）葛洪说，“至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不追之于既逝之后。”（注：葛洪《抱朴子·地真》。）当然，问题总是难以避免，只在于大与小、多与少的分别而已。问题一暴露，即须及时解决，才不至于酿成严重后果。倘若问题早已出现，而且发展到严重地步，如天塌地陷，黄流倾注，那也要勇于面对，敢于抗争，乐于付出，象女娲当年那样“断鳌足以立四极，烧芦灰以止积淫”，补天裂而拯地陷，除灾殃以救苍生。
由此可见，我们在各种文化实践过程中，不能单纯地、盲目地追求“最佳解”，不能一味地、刻板地筹算“最优值”。“次优解”与“次优值”，“及格解”与“及格值”，“可行解”和“可行值”，“中态解”和“中态值”，同样是人类文化所追求、所选择的目标，而且是更现实而广泛的目标。在新世纪中，人类需要自觉而又灵活地运用趋中效应、互动功能和补救措施平衡“最佳值”引起的偏失。
［收稿日期］2002-0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