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和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为了迎接党的十七大的胜利召开，胡锦涛总书记6月25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发表了重要讲话，阐述了事关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一些重大问题，号召“我们要继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和探索，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学习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们应该联系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实践，深入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和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取得的最新成果，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
一、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创新的主线和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创新的主题
我们学习领会胡锦涛总书记的“六二五”重要讲话，首先要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重视理论指导而又具有理论创新精神的党。这在党的指导思想不断与时俱进的历史过程中，已经鲜明地表现了出来。
那么，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创新的主线是什么？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创新的主题又是什么？这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两个问题。
（一）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创新的主线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我们所讲的理论创新，简而言之，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从中国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形成符合客观实际及其内在规律的新论断。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首先，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不能教条式地或抽象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其次，中国实际是一个空间与时间的统一体，而且正处在巨大的历史变革之中，不能片面地或静止地认识它。所以，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推进理论创新，必须在不断发展的社会实践中，坚持解放思想。这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
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为党创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毛泽东，不仅领导党在极其复杂的革命环境下，进行了杰出的理论创新，而且提出了理论创新的任务是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938年10月，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长篇报告。在这一著名报告中，他以党在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经历的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历史经验和抗日战争初期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出现的右倾错误为鉴戒，深刻地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并强调这是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科学命题。首先，这一命题强调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其次，这一命题强调要把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上升为科学理论；再次，这一命题强调要根据时代的变化和实践的发展不断解放思想，形成符合新的实践的新理论；最后，这一命题还强调要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相结合，使之通过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表达出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成果。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论述毛泽东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的时候，明确指出：毛泽东“成功地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巨大工作”。
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在全国解放后，我们很少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提法，一般只是使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提法。其原因是，1948年6月共产党情报局通过决议，批评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所谓民族主义、反苏和亲资本主义倾向。我们党考虑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可能会被误解为民族主义倾向，而我们在夺取全国政权后又需要苏联的支持，所以不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后来在《毛泽东选集》出版时，也把《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即使如此，后来在中苏论战的时候，苏共还是对我们党在历史上使用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提法进行了指责。
但是，实践证明，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是正确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在认真总结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探索和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科学命题，并以社会主义的崭新实践验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性。
进入21世纪之初，我们党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重新使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提法。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讲话中，首次用“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来说明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同年9月26日，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了“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求。党的十六大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成为我们党经常使用的提法。2003年6月22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通知中，强调这一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胡锦涛总书记在2003年7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同年12月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上的重要讲话，2005年1月在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的重要讲话，2006年8月在学习《江泽民文选》报告会上的重要讲话，同年10月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以及在其他一系列重要活动的讲话中，多次使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提法。特别是在2006年5月31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为全国干部学习培训教材所写的序言中，明确提出“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作为中心内容，着力引导广大干部准确把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成果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并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体会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创新过程中，贯串着一条鲜明的主线，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二）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创新的主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了解了我们党理论创新的主线，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那么，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创新的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
从这个结论深入下去，我们可以注意到，自从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以来，党面对近代中国两大历史性课题，立足中国国情，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进行了两次“结合”，实现了两次历史性的理论飞跃。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着两大历史性课题：一是要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二是要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也就是要救亡图存、奋发图强。这两大历史性课题，解决前一个课题，才能为解决后一个课题创设条件；反过来，也只有解决了后一个课题，才能真正彻底地避免“落后挨打”的命运，解决好第一个课题。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为解决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前仆后继，英勇奋斗，一直到找到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结合起来，才使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为解决中华民族面临的第一个历史性课题，中国共产党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第一次“结合”，实现了第一次理论飞跃，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为解决中华民族面临的第二个历史性课题，中国共产党又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第二次“结合”，开始了第二次理论飞跃，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他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出发，找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揭示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必然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始于1956年毛泽东提出的“以苏为鉴”，从中国实际出发，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思考，但是后来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失误没有成功，只是给我们留下了大量宝贵的思想遗产。这一理论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他继承毛泽东的未竟之业和思想财富，总结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我国改革开放的新鲜经验，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伴随着这次理论飞跃在实践中的深化，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世纪之交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坚持、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出了新的贡献。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新世纪新阶段新实际出发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坚持、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尽管这次理论飞跃尚未完结，但是从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到党的十六大以来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表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已经形成一个科学体系。
因此，在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过程中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以来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这三大理论创新成果，贯穿着一个共同的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的主题。
二、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胡锦涛总书记在“六二五”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郑重宣示，是党的事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根本要求。
同时，这也是对这两年思想理论界提出的各种问题的科学回答。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新进展新成就。同时，一些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深层次矛盾和进入新世纪以来的新问题也摆到了我们的面前。与此相联系，在党内外也出现了一系列值得重视的思想认识问题和来自这边的或那边的杂音嘈音。有的以反思改革为名否定改革的方向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有的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反对腐败为名否定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党的领导。这一切问题的实质，就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应该“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胡锦涛总书记在“六二五”重要讲话中，回答了这一事关全局的根本问题。
（一）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
旗帜问题至关紧要。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推进，社会变革的不断深入，“举什么旗”的问题也愈益突出。胡锦涛总书记的“六二五”重要讲话，明确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
我们之所以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首先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社会主义除在苏联一国继续发展外，又先后在欧洲、亚洲和美洲的15个国家获得胜利。这是科学社会主义从理想变为现实以后，取得的辉煌成就。但是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也遇到了必须认真研究的问题：
一是如何认识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长期以来，我们认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就是标准社会主义。在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弊端日益暴露的过程中，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包括对于社会主义是不是只能有一种模式而不能多样化。从1976年开始，到1985年，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察夫塔特组织了10次国际性的社会主义圆桌会议。在1983年召开的第8次圆桌会议上，中国代表团作了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报告，引起众多专家学者的关注，但也遭到了苏联的抨击，指责这是搞社会主义多元化。在1985年召开的第10次圆桌会议上，一些专家指出：“每个国家都有权以自己的特定方式去发展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任何人的私有财产，不能按照或低或高的利率进行借贷和租用，但也不能把它封闭起来，排斥其它概念和思想。假若不实现这些前提，那么社会主义就会受到自身的危害”；“由于存在多种民族和多种文化，所以也将存在多元的社会主义。在这个意义上，世界历史的进程仍然在不断地向前发展，但它显然正在脱离这个单一性和一元性的模式”。当然，把中国代表团提出的“中国特色”问题，概括为“多元的社会主义”，并没有准确地反映我们党的立场和观点。这样把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归结为社会主义的多元化，弄得不好，会否定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20世纪80年代在东欧和苏联曲折推进的新一轮改革最终失败，就是一个严重的教训。但是从中可以看到，社会主义模式是否单一的，已经成为社会主义运动内部严肃的理论家正在认真思考的问题。
二是如何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从十月革命开始，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社会主义都是在一些小生产经济占优势的落后国家先获得胜利的。这样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即在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对这个问题，尽管列宁早已察觉，并制定了新经济政策以解决这一难题，但是从斯大林开始，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过程中，许多人并未认识到这一课题的重要性、复杂性和尖锐性。包括在察夫塔特召开的社会主义圆桌会议上，大多数专家对此也缺乏深刻的认识，他们更多关注的是当代资本主义、生态问题对社会主义的影响。实践证明，这是一个不能忽略的重大问题。
这些问题也摆到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具有理论联系实际光荣传统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毛泽东开始，到邓小平和江泽民，一直到胡锦涛，坚持依靠自己的实践破解这些问题，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终于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我们强调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就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深刻地总结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我们之所以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其次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社会矛盾运动的必然要求。
从根本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当代中国客观的社会矛盾推动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邓小平在1985年8月21日曾经说过：“在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以后，多年来没有制定出为发展生产力创造良好条件的政策。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得不到理想的改善，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这种情况，迫使我们在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进行改革。”诸如此类的话，他说过多次。这些论述十分清楚地告诉了我们两点：第一，是客观的社会矛盾，迫使我们党实行历史大转折，迫使我们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二，这个客观的社会矛盾，主要就是当代中国内在的社会主要矛盾。这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渐认识并明确的“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内在的社会矛盾，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这个主要矛盾，决定了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决定了我们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出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那么，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向我们提出了哪些基本要求呢？
第一，这一社会主要矛盾，要求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第二，这一社会主要矛盾，要求我们不断从根本上变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落后的社会生产及其经济体制和其它各方面体制，坚持不懈地推进改革。
第三，这一社会主要矛盾，还要求我们及时了解世界范围内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趋势，大胆借鉴和利用人类文明的成果，坚持不懈地推进对外开放。
第四，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最终要求我们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以及其它各方面工作，都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目标，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这些基本要求，已经集中地体现在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正确地反映了当代中国内在的社会矛盾及其运动规律。同样的道理，我们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一种主观的选择，而是一种客观的历史的选择。联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的进程及其特点，其历史必然性即在于此。
不仅如此，从邓小平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十六大以后提出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也是合乎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或者说是有规律可循的：
首先，当我们决定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重新开始现代化进程的时候，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们以过去的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鲜经验为基础，创造性地提出要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取代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这就是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发生的事。
其次，当我们决定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由于市场经济是以分工和不同所有者之间的商品交换为前提的经济，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显示出明显的活力，我们就决定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来取代原来的单一公有制经济制度，并且用股份制等多种形式来改造公有制经济。这就是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到1997年党的十五大发生的事。
再次，当我们决定建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时候，由于经济形式总要以人格化的形式包括阶级、阶层这样的形式表现出来，面对着社会结构如此重大的变动和社会分层的新情况，我们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果断地肯定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同时强调要高度重视和关心困难群众，统筹兼顾各方面人民群众的利益。这就是从1997年党的十五大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发生的事。
最后，当我们研究社会结构的变动和社会分层的新情况，统筹兼顾各方面人民群众利益的时候，为了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我们进一步提出要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来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要通过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来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这就是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来发生的事。
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开拓前进的历史进程，就是在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推动下中国政治一步一步地不断向前发展的内在逻辑。这一内在逻辑，既说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又说明这一系列理论创新成果之间是与时俱进的，从而也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理论飞跃中，形成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强调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就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反映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
我们之所以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归根到底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领导人民在实践中找到的指导中国发展进步和团结奋斗的科学真理。
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告诉我们，只有来自实践又经过实践检验的认识，才是正确的认识、客观的真理。必须强调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自己的创造，是我们在实践中付出巨大代价和创造性的劳动获得的理论成果。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各族人民都参加了这一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凝聚了我们每个人的劳动、心血和经验，是我们自己的宝贝。更重要的是因为这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是指导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真理，是引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真理。来自实践的认识是珍贵的，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认识是更珍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如果从1982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提出这一科学命题算起，已经经历了25个年头；如果从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步探索算起，已经经历了29个年头。近30年的实践，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泉源，又是检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性的试金石。近30年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下，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解放和发展，广大人民脱贫致富，综合国力已居世界前列；中国经受住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和90年代中期亚洲金融危机、21世纪初“非典”以及各种自然灾害的严峻考验；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提高了抵御风险和拒腐防变的能力；同时激发了13亿中国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最广泛最充分地凝聚了各个阶层的人心，促进了中国各个政党、民族、宗教、阶层和海内外同胞的和谐相处。实践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
回顾我国社会主义的探索历程，我们的体会是多方面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不是我们的旗帜，民主社会主义也不是我们的旗帜，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是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高举的理论旗帜。
（二）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
道路问题事关全局。从革命到建设、改革，选择什么道路，坚持什么道路，从来都是党的事业成败得失的决定性因素。在我国改革攻坚和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走什么路”的问题再次成为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原则问题。党中央提出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从根本上说，不仅是为了更好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而且是为了更好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胡锦涛总书记的“六二五”重要讲话，明确地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之所以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我们要继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和探索，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说过两句非常重要的话。一句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另一句是：“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应该注意的是，这两句话是统一的。正如江泽民在论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一基本原则的时候所强调的：“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全党同志要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充满信心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而不懈奋斗。”这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超越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立足中国现实，能够解决中国问题唯一正确的道路。
这条道路，包括在总体上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在经济上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要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政治上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民主制度；在文化上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育“四有”新人，提高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和健康素质；在社会生活中要发展社会事业，完善社会保障，坚持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等等。在现阶段，就是要立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我们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历尽曲折和成功，在改革开放中找到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必须指出的是，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同坚持改革开放相联系的。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它不是在一张白纸上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而是通过变革旧体制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需要我们在实践中摸索和总结。邓小平在论述中国改革的科学内涵的时候，不仅强调改革是对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和其他各方面体制的革命，是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自我完善，而且强调改革是一场试验。既然是试验，不仅需要大胆地试，而且要善于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错的赶快改。党领导改革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而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生活；是为了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为了加强党的建设，更好地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归根到底，是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振兴中华民族。因此，对于改革开放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一要认真对待，不能掉以轻心；二要正确处理，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能轻易地上纲上线，否定改革的方向和理论。事实上，只有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开放，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越走越宽广。
（三）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
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归根到底，就是要以解放思想、开拓进取的精神状态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首先，我们所讲的“全面”，就是要进一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大建设。众所周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已经精辟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已经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在“六二五”重要讲话中，胡锦涛总书记进一步论述了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加快推进社会建设的目标和任务。
其次，我们所讲的“全面”，还包括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拓前进。胡锦涛总书记在“六二五”重要讲话中强调指出：“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必须科学分析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深刻把握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形势下我国各项事业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加自觉地促进科学发展，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这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这里所讲的“新的历史起点”，有两个重要的背景：一是我国已经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二是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已经呈现出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发展态势。在这两个重要的背景下，我们遇到了新机遇新挑战，要解决新课题新矛盾。根本方针就是要坚持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开拓前进。
再次，我们所讲的“全面”，还包括要坚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做好我们的各项工作。胡锦涛总书记在“六二五”重要讲话中，要求我们必须牢记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因此，一方面要牢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心任务、历史使命和基本路线；另一方面要做到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无论是发展国民经济，还是推进公平正义，都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出发，清醒而又顽强地为实现党的历史使命扎实奋斗、不懈奋斗。
最后，我们所讲的“全面”，还包括要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目标，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科学发展，社会和谐。胡锦涛总书记在“六二五”重要讲话中强调，要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必须做到“四个坚定不移”，即坚定不移地坚持解放思想这一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法宝，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这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坚定不移地坚持科学发展、社会和谐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坚定不移地坚持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下继续开拓前进
我们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更加坚定不移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下开拓前进。
（一）进一步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我们都知道，从毛泽东开始探索，到邓小平提出和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围绕着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
胡锦涛总书记在“六二五”重要讲话中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论断，我们应该进行深入地研究。
回顾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想到现实，从胜利到挫折，特别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立和发展的历史经验中，能不能做这样一个概括呢？第一，科学社会主义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石的社会主义，而不是以历史唯心主义或人道主义为基石的社会主义；第二，科学社会主义是“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而不是主观构想出来的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空想社会主义的社会体系；第三，科学社会主义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需要，并能促进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社会主义，而不是在小生产基础上形成的农业社会主义；第四，科学社会主义是以工人阶级为物质实现力量、以工人阶级政党为领导核心，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起来的，实行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而不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的产物；第五，科学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而不是贫穷、平均主义或两极分化；第六，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形成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条件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而不是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第七，科学社会主义是遵循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分阶段实现的一个发展过程，而不是离开生产力发展的实际一蹴而就或一劳永逸地就能实现的理想社会；第八，科学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在不断变革中不断完善的社会，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僵化的社会。
学习和牢记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这些科学原则，是我们澄清各种模糊的认识，坚定科学社会主义信念的重要思想武器。同时，也为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全民主法制，弘扬精神文明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二）进一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鲜明的中国特色
胡锦涛总书记在“六二五”重要讲话中，不仅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而且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据我国实际赋予了科学社会主义鲜明的中国特色。我们要在实践中，以科学的态度学习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领会和坚持这一重要思想的中国特色。
邓小平说过：“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中国只能搞中国的社会主义。”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包含着丰富的内涵而且具有自己的鲜明特点。
关于什么是“中国特色”？恐怕要到202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方面制度定型之后，才能作出全面的概括。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认识是：（1）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出发，又把握时代主题及其提供的机遇，大胆借鉴和利用人类文明有益成果。（2）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贯彻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分步骤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3）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4）坚持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参与世界市场的平等互利竞争。（5）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实行按劳分配与多种分配方式相结合的分配制度。（6）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相统一的政治制度，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7）坚持以培育“四有”新人为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繁荣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8）坚持公平正义，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完善社会主义福利和慈善事业，搞好社会治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9）坚持“一国两制”，维护国家统一和主权完整，建设强大的国防，建立可靠的国家安全体系，保卫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10）坚持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和谐世界建设。最后，还要指出的是，要坚持这是“中国特色”，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切实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这也可以说是一个“中国特色”。
（三）进一步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有了正确的理论，还要进行正确的实践。这就是在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中，必须坚持的辩证法。世纪之交，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在坚持邓小平理论，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主要的基本的做法是：
1.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加强执政党建设相结合。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曾经发生过重视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忽视党的建设的失误。邓小平在对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政治交代中，以非常鲜明的语言提出：“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所以，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和创立过程中，我们党十分重视把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与党自身的建设有机地统一起来，克服这个“失误”。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先进性建设突出地提出来，实际上是找到和抓住了连结党的事业与党的建设的纽带，实现了两者的有机结合和同步发展。
2.坚持经济建设与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相结合。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获得的第一个重要认识，就是把全党的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这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认真反思的成果，是对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深刻认识的成果，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和社会发展规律科学反映的成果。我们在短短20多年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就来源于这一科学的认识。但是，我们在坚持这一科学认识的同时，也有过失误，这就是邓小平批评过的“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即重视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忽视精神文明建设、思想政治工作、法治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和创立过程中，我们开始努力纠正这一失误；十六大以来，继续进行这样的努力，并且提出还要纠正“经济建设一腿长、社会建设一腿短”等问题，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还提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从而更加自觉地把这四大建设有机统一起来，形成了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良好态势。
3.坚持对内和谐与对外和平相结合。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一要有和谐的国内环境，二要有和平的国际环境。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一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另一方面也遇到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新矛盾。对于国内的新矛盾和新问题，我们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努力采用民主法治和诚信友爱等方式化解矛盾；对于国际社会的压力和挑战，我们既不示弱，也不逞强，坚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争取对我有利的国际环境。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更是明确地把对内和谐与对外和平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提出来，为我们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4.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结合、从实际出发与从人民利益出发相结合。我们是在一个具有复杂的国情和复杂的国际环境中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在这种情况下，要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有幸的是，在漫长的革命斗争中，党已经形成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这条思想路线，既强调要解放思想，反对形形式式的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又强调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按规律办事。在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辩证统一中坚持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在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辩证统一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辩证统一中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到各地各部门，是我们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克服各种困难，不断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法宝”。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以来重大战略思想形成过程中，我们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进程中，进一步把“一切从实际出发”与“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有机地统一起来，即把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统一起来，从而使得我们的决策和各项工作能够更好地符合实际、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这样科学地推进党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是我们党能够在各种条件下经受考验、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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