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社会党利益整合的基本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欧论文,利益论文,经验论文,社会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45（2008）10－0022－03
所谓利益整合，是指执政党通过种种方式、方法、手段和途径，在保证社会各群体或阶层利益的基础上，使各个部分组合起来，构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充分发挥利益整合功能，是政党执政的一项根本原则。西欧社会党把利益整合功能看做是党执政的生命线，通过发挥执政党的利益整合功能，努力调节社会利益关系以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维护党的执政地位，已经成为西欧社会党有效的执政秘诀。
1、正确制订出行之有效的公共政策是西欧社会党进行利益整合的中心。
制定公共政策的能力和水平，是西欧社会党执政的关键；而制定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能力和水平，更是关键的关键，它是西欧社会党利益整合成败的风向标。二战以来西欧社会党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演变例证了这一点。
首先，二战以来西欧社会党经济政策的演变例证了这一点。西欧社会党自二战后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几十年间主要采取了三大经济政策：一是大力推行国有化政策，发展国有企业，以增强社会党政府调控经济的物质力量；二是大力推行计划调节，以加强社会党政府对国民经济的宏观管理；三是大力推行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提高社会党政府解决充分就业并促进经济增长的掌控能力。这三大经济政策取得了很大成效，使得西欧国家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始到七十年代中期，都经历了一个历史上罕见的经济迅速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内英国年均经济增长率是3.0％，法国是5.2％，德国是5.9％。瑞典社民党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则更为世人所瞩目，从1950年到1980年的30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3.3％，到1970年，瑞典人口仅占世界总人口的0.2％，却创造出世界经济总值的1.4％。正因为取得上述如此经济成就，所以“在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中，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二十年内至少得到全体选民三分之一的支持，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所获得的选民支持的份额继续增加”。[1] 从而使西欧社会党获得了广大选民的支持，拥有了较为广泛的群众基础，较长时期内保持了自己的执政地位。但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欧各国出现了生产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局面。这样，西欧社会党所主张的一系列政策碰到了一些无法解决的矛盾：一是增加公共开支就必然会导致大量财政赤字的出现，使国家债台高筑；二是税收改革和“第二次分配”的政策远不能制止社会两极分化，在有些执政的国家，贫富差别甚至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三是倡导阶级调和，对大资本家做出过多的让步，常常会恶化与工会及工人群众的关系；四是过分考虑执政党的地位，极力谋求左右翼之间的平衡，在推行各项改革时常缩手缩脚，引起下层人民的不满；五是推行国有化政策，却带来的是国有企业的人员过剩，效率低下，产品质量差，缺乏竞争力等等。当上述五大矛盾积累起来、无法得到妥善解决时，就使西欧社会党日益陷入持续的执政危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上台执政的西欧社会党纷纷调整了自己的经济政策，转变过去重分配轻生产、重社会公正轻经济效益的倾向，主张建立“新的混合经济”，实现经济生活中的管制与非管制、社会生活中的供给与需求、公平与效率、权利与义务相平衡的原则，力图通过经济政策的调整，来实现经济的稳步增长。具体而言：一是普遍放弃了国有化的基本政策，强调建立拥有多种所有制形式的混合经济模式，主张在分析市场机制的基础上制定自己的经济政策，而不再否定市场机制；二是放弃凯恩斯主义，重新界定市场和国家的关系，主张减少国家干预，放松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控制，强调国家只是社会经济生活的“掌舵者”而非“划船人”。实践证明，西欧社会党经济政策的变化很快取得了成效。
其次，二战以来西欧社会党社会政策的演变例证了这一点。“‘社会福利国家政党’的形象到处成了社会民主党的标志”。[1] 二战后，上台执政的西欧社会党陆续开始建立福利国家制度。英国工党率先开始，其他西欧国家社会党紧跟其后。西欧社会党建立的这套福利国家制度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起了相当大的积极作用。首先，它缩小了贫富差距，维护了社会的稳定。西欧社会党执政时期，社会的安定和团结要明显好于右翼政党。其次，改善了人民生活，老百姓得到了实惠。以英国工党和瑞典社民党为代表的西欧国家都宣称他们已建成了从“摇篮到坟墓”、人人均可以享有社会保障的“福利国家”。但是，西欧社会党的这套福利国家制度离不开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经济发展必须持续增长，否则难以为继。因此，在1973年西欧各国相继发生严重经济危机下，同时也引发了社会福利危机。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西欧社会党的社会福利政策的缺陷暴露无遗：一是出现了“财政黑洞”；二是削弱了本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三是增加了个人对国家和社会的依赖，使整个社会缺乏活力，从而导致社会生产率的下降。因此，传统的福利政策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了，必须重新改造才能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在此背景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工党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在《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中明确提出，应当以“积极的”或“主动的”福利政策代替目前的传统福利模式，使传统福利国家现代化。他的主张很快得到了英国、德国等西欧社会党领导人的响应，从而开始了历史上最为深刻的福利政策的改革。具体而言：一是调整就业与福利的关系，帮助和鼓励人们通过从事工作来摆脱贫困和对福利的依赖，并获得生活保障，是各国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的首要政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英国工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执政个人相应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法国社会党政府也针对失业者和低收入者的不断增加，加大了反贫困政策的力度，包括实行“最低社会融入”补助、青年培训计划等。德国施罗德政府执政后，进一步强化反失业措施，耗资20亿马克启动了“紧急就业计划”，建立了由政府、企业、工会组成的“劳动联盟”，共同协调就业政策。二是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救助，努力减少贫困现象。三是提高社会服务质量，减轻福利支出压力。四是推动社会合作，发挥志愿者组织与慈善组织的作用。西欧社会党所实施的积极福利政策适应了当今时代发展的潮流，符合西欧各国的实际情况，它对西欧社会党执政的各国经济增长、社会稳定、文明进步、个人发展以及改善人民生活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从而坚固了其执政基础。
2、始终坚持理论纲领的不断创新是西欧社会党进行利益整合的基础。
实践表明，社会党利益整合出现危机之时，往往是社会党理论纲领的困境期；社会党理论纲领出现重大突破的时候，大多是社会党利益整合的黄金期。与时俱进的理论纲领是一个政党保持生机和活力的思想源泉和根本保障，只有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才能使执政党保持旺盛的生命力。纵观二战后社会民主党的发展历程，它总是根据客观条件的变迁，不断调整自己的理论、纲领来获得新的发展空间，其中重大的理论更新与调整共有两次。第一次理论更新、调整是以德国社会民主党1959年制定的《哥德斯堡纲领》为标志。在德国社民党的带动下，西欧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纷纷以《哥德斯堡纲领》为样板，先后调整、修正了自己的纲领政策。社会民主党的第一次理论更新，不仅为社会民主党上台执政创造了条件，而且对它执政时期的政策也起到了指导作用。正是在新的执政理论指导下，才开创了社会民主党发展的黄金时代。第二次理论创新是“第三条道路”的理论提出为标志。在“第三条道路”的指导下，社会民主党成功地实现了转型，迎来了社会民主党二战后的再一次复兴。从二战后社会民主党的两次理论更新和调整的历程，可以看出：第一次的理论创新，使社会民主党取得了长期的执政地位，造就了社会民主党的“黄金时代”；第二次带来了社会民主党的再次复兴，造就了“粉红色欧洲”的壮丽图景。社会民主党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做到了指导理论的不断创新，即与时俱进。无论是英国工党的“第三条道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中间道路”，荷兰工党的“面向市场和寻求共识之路”，还是法国社会党的“现代社会主义”、瑞典社会民主党的“经过改革的福利国家之路”，它们这些新的理论纲领都是为了适应时代发展变化而进行的理论创新。这些新的理论不仅对各国社会民主党取得执政地位提供了理论指导，而且它们的执政时期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也是在它的指导下制定的。可以说没有理论纲领的与时俱进，就没有社会民主党的长期执政地位，更没有执政时的辉煌业绩。
3、严格规范执政党控制政府行政权和议会立法权的方式，是西欧社会党进行利益整合的关键。
在执政实践中，社会党在控制政府行政权的过程中避免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首先，社会党在决策层面避免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社会党党内决策主要是为了优先实现本党目标，政策的制定自然倾向于代表本党派利益；社会党的政府决策主要是为了争取最广大选民的投票，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其政策的制定必须尽可能兼顾到其他党派、集团和阶层的利益。因此二者之间往往产生矛盾，引发冲突。为了避免决策的矛盾冲突，社会党采取的较多做法是——党更多地从政府职能的角度考虑决策。其次，社会党在执行层面避免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除了有一套完善的独立于执政党的文官制度外，执政党如何对待进入政府担任高级公务员的社会党党员是问题的关键。为了防止执政党在行政过程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社会党采取的基本做法是——执政的社会党通常只制定基本的政策主张，对于当政的党员即进入政府中担任高级公务员的社会党党员的具体行政行为，给予相当大的自主权。在执政实践中，社会党在控制议会立法权的过程中避免了执政党代替民意的现象。在西欧国家，执政党的决策要形成正式的政策，需要议会的批准。只有经过议会批准政策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执政党控制议会即让执政党议员按照执政党的意图投票非常关键，但是执政党不能直接以行政命令方式要求执政党议员怎样，否则有“以党代法”的嫌疑。因为从议员权力来源看，议员能否当选，最终取决于选民的支持，因此照顾民意，按选民的意思行事是议员的天职。可是，如果执政党不能控制执政党议员的话，执政党可能不能称其为执政党。执政党既需要执政党议员的支持、配合，又不能强迫执政党议员投票。怎么办？在执政的实践中，西欧社会党通常采取党内间接控制的办法。这种党内间接控制的主要做法是：第一，通过党内立法的形式加强对议会党员的管理和监督。党章作为党内根本大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各国政党通常很注意借助党章来加强对议会党员的管理和监督。如法国社会党在党章中明确规定，社会党的议会党团成员任何情况下都应遵守其党团投票统一的规定；每一位当选议员和组成议员团的整个党团都要接受全国理事会的监督。第二，通过设立专门的机构和人员来管理和监督议会党员。西方各国政党一般都设有“督导员”来管理和监督议会党员。在英国，工党督导员通常采用“三线文书”的方法管理和监督工党议员。
4、高层高度集中和基层高度民主的领导体制和组织运行机制是西欧社会党进行利益整合的保证。
基层高度民主保证了众多普通党员和民众对党进行利益整合的参与、理解和认同，高层高度集中保证了党中央的权威和政令畅通。在高层高度集中方面，主要就是强化领袖的权力、权威；在基层高度民主方面，主要就是引进党内直接民主。在实践中，强化领袖的权力、权威和引进党内直接民主两者之间并不矛盾。以英国工党为例。工党引进党内直接民主力度大，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一是党的领袖的选举。过去工党领袖是由议会党团、选区工党、工会和其他附属团体3个部分组成的选举团在工党年会上选举产生，表决权分别为30％、30％和40％；采用集体投票制。1993年后继续采用选举团制度，但议会组、选区组和团体组的表决权改为各占1／3，并实行一人一票制。所谓一人一票制，就是工会集体党员和选区个人党员先一个人一个人地投票，然后将所得票按比例分配给选举团中的团体组和选区组。这样一来，参与领袖选举的范围就由原来的数千个党员积极分子扩大到现在的数百万个普通党员。二是全国执委会中的选区工党代表和妇女代表的选举。全国执委会中的选区工党代表和妇女代表以前由参加大会的选区代表选举产生，现在则实行一人一票制，由所有普通党员投票决定。三是议员候选人的选举。过去工党议员候选人的提名权一直掌握在选区工党组织手上，1993年后工党议员候选人改为一人一票制，每个党员都有投票权，因而现在工党议员候选人的提名权实际上掌握在所有普通党员的手上。四是决策体制的改革。过去普通党员参与党的决策只能通过工党年会，现在普通党员参与党的决策还可通过全国政策论坛、政策委员会和联合政策委员会等机构。五是“全党公决”模式的建立。所谓“全党公决”指的是工党把一些党内事务交由全体党员投票决定。1996年布莱尔把全民公决的模式引入党内，例如，通过书面形式，要求全体党员对选举纲领进行表决，党员只提供“是”、“否”的选择来回答一些问题，从而把普通党员的意见和想法及时、迅速地反馈到了党的中央决策层。法国社会党的许多重大决策都交由全体党员讨论和表决，就连党的第一书记也由代表大会选举改为全党直接选举，以增强其代表该党竞选总统或总理职位的合法性。工党强化领袖权力、权威的改革始于1983年上台的金诺克，中间经过史密斯，成于1994当选领袖的布莱尔。强化领袖的权力、权威和引进党内直接民主两者之间相辅相成。引进党内直接民主是领袖强化权力、权威的主要手段，它能够使党的领袖对基层党员的不满做出回应，党员直接投票可以向公众显示政党领袖对政党的控制和自信，也是政党领袖清除不代表党员愿望的党内分子的很好手段。党员能够直接参与决策，党的领袖能够听取基层党员的意见，有助于增强党的领袖的权威性。
［收稿日期］2008－0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