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学的社会历史批判——马克思开辟的形而上学批判的独特样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而上学论文,马克思论文,开辟论文,样式论文,独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形而上学批判：马克思哲学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要理解马克思哲学真实的理论性质及其在哲学史上的真实位置，有一个重要课题是不可回避并需要认真予以回答的，那就是马克思哲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这首先是因为形而上学是哲学史上长期占据核心地位的哲学形态，其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任何哲学家在形成自己的哲学思想时，都可不避免地要或明或暗地与形而上学进行深层的对话，并在这种对话中生成自己的哲学立场，马克思哲学也不例外；其次，对形而上学的反思和批判，是现当代哲学中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现象，哈贝马斯曾这样说道：“哲学研究的基本状态已经发生变化。……我们在后形而上学思想面前已经无可选择。”①无论是英美分析哲学，还是欧洲大陆哲学，虽然各自学术背景和具体观点差异甚大，但“拒斥形而上学”构成了它们共同的重大主题之一，在此语境下，思考马克思哲学与形而上学的深层关系，对于深入探讨马克思哲学与现当代哲学之间可能的对话空间、拓展马克思哲学研究的视野具有特殊的意义。
这里所说的形而上学，是指作为西方传统哲学核心的以超感性的理性世界为终极追求的特定哲学形态。这种形而上学自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奠定其基础开始，“途经普罗提诺、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一直延续到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②，在漫长的哲学史中经久延续，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理解事物的固定思维范式。概括而言，它具有三个最基本的特点：(1)它把寻求终极实在、最高本体和世界的“最后本质”作为人的思维和生存的最高宗旨和目标；(2)它把寻求单极的、同一性的“一元化原则”当作解决思想和生存问题的基本原则；(3)它把寻求非时间、非语境的“非历史”的、“永恒在场”的“本真存在”作为思维和生存的最高支撑。这三者表明，所谓形而上学思维范式，就是一种试图从一元化的、非历史的终极本体来把握人与世界的思维范式，是一种迷恋于最终主宰、“第一原理”和最高统一性的思维范式。寻求绝对实在的“绝对主义”、寻求一元化原则的“总体主义”、寻求永恒在场者的“非历史主义”，这三者构成了其最根本的特质。
对于这种形而上学，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较少直接提及并予以讨论。但他对形而上学的反叛精神却很早就表露出来。在其博士论文中，马克思通过对原子偏斜运动的阐发，用“偶然性”去对抗“命运的必然性”，强调“个人自由意志”在“必然性神意”之外的独立空间；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国家观的批判，揭示了黑格尔国家观背后的“逻辑泛神论”的形而上学基础，通过对法的形而上学的批判，颠倒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形成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重要观点；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专辟一节，以“黑格尔辩证法与整个哲学的批判”为主题，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了深入的批判，马克思充分肯定黑格尔哲学“潜在地包含着批判的一切要素，而且这些要素往往已经以远远超过黑格尔观点的方式准备好和加过工了”③，但是，这种批判仍然是“是一种隐蔽的、自身还不清楚的、神秘化的批判”，正是这一“神秘化”的方面，使得黑格尔的辩证法最终导向了“虚假的实证主义或他那只是虚有其表的批判主义”④。这一“神秘化的方面”，实质所指的就是黑格尔辩证法背后的形而上学阴影，正是这一点，使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性被窒息并导向了“非批判的实证主义”与“虚假的批判主义”。
马克思较早地集中提及并专门讨论形而上学问题的著作是《神圣家族》，在该书中，马克思批判布鲁诺的历史观，指出在布鲁诺那里，“历史也和真理一样变成了特殊的个性，即形而上学的主体，而现实的人类个体反倒仅仅变成了这一形而上学的主体的体现者”⑤，马克思对于以形而上学实体充当“历史”和“真理”并从此出发来控制和压迫“现实的人类个体”的哲学倾向给予了明确的否定，另一方面，马克思高度肯定了法国唯物主义和费尔巴哈形而上学批判的成果：“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特别是法国唯物主义，不仅是反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斗争，同时是反对现存宗教和神学的斗争，而且还是反对17世纪的形而上学和反对一切形而上学，特别是反对笛卡尔、马勒伯朗士、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的公开而鲜明的斗争。人们用哲学来对抗形而上学，这正像费尔巴哈在他向黑格尔作第一次坚决进攻时以清醒的哲学来对抗醉醺醺的思辨一样。”⑥马克思指出，在法国对形而上学的重大打击之后，形而上学在19世纪的德国思辨哲学尤其在黑格尔哲学中曾有过“胜利的和富有内容的复辟”，于是“对思辨的形而上学和一切形而上学的进攻，就像在18世纪那样，又跟对神学的进攻再次配合起来。这种形而上学将永远屈服于现在为思辨本身的活动所完善化并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费尔巴哈在理论方面体现了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而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则在实践方面体现了这种唯物主义”⑦。在马克思看来，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使17世纪以笛卡尔、斯宾诺莎、马勒伯朗士和莱布尼茨为代表的形而上学“威信扫地”，而在19世纪，则是费尔巴哈通过与思辨哲学的斗争，实施了对形而上学的又一次重大打击。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施特劳斯与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派关于“实体”和“自我意识”的争论中所深藏着的黑格尔哲学根源，马克思指出：“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有三个因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因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的矛盾的统一，即绝对精神。第一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人的自然。第二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自然的精神。第三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以上两个因素的统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施特劳斯片面地发挥了前者，而鲍威尔则片面地发挥了后者。与青年黑格尔派不同，只有费尔巴哈才是从黑格尔的观点出发而结束和批判了黑格尔的哲学：费尔巴哈把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从而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同时也巧妙地拟定了对黑格尔的思辨以及一切形而上学的批判的基本要点。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在该书中，马克思明确地把形而上学归结为“意识形态”，把“形而上学”与“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并提，指出以“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及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为出发点，“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失去独立性的外观。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马克思把“自我意识”和“宇宙精神”等称为“形而上学的怪影”，认为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这种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抽象行为，而是纯粹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确定的事实，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一事实。”⑧
《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理论本质进行深刻批判的重要文献。在其中，马克思以“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为题，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基础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马克思认为，形而上学的思想根源就在于通过抽象把一切都置换成逻辑范畴：“形而上学者认为进行抽象就是进行分析，越远离物体就是日益接近物体和深入事物。这些形而上学者说，我们世界上的事物只不过是逻辑范畴这种底布上的花彩；在他们自己看来，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哲学家和基督教徒不同之处正是在于：基督徒只知道逻各斯的化身，不管什么逻辑不逻辑；而哲学家那里则有无数这种化身。既然如此，那么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东西经过抽象都可以归结为逻辑范畴，因而整个现实世界都淹没在抽象世界之中，即淹没在逻辑范畴的世界之中。”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揭露了这种形而上学作为一种“哲学方法”的实质：“这种绝对方法到底是什么呢？是运动的抽象。运动的抽象是什么呢？是抽象形态的运动。抽象形态的运动是什么呢？是运动的纯粹逻辑公式或者纯理性的运动。纯理性的运动又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它安置自己，把自己跟自己对置，自相结合，就是它把自己规定为正题、反题、合题，或者就是它自我肯定、自我否定和否定自我否定。”⑨马克思指出，把这种形而上学的方法应用到政治经济学上，就会“得出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换句话说，就会把人所共知的经济范畴翻译成人们不大知道的语言，这种语言使人觉得这些范畴似乎是刚从充满纯粹理性的头脑中产生的，好像这些范畴单凭辩证运动才互相产生、互相联系、互相交织”。
从上述探讨可以看出，马克思对于形而上学表现出一种鲜明的批判态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进程，与其形而上学批判的不断深入内在联系在一起。通过形而上学批判，来实现自己的哲学相对于以往哲学的变革，这构成马克思的深层动机之一。这一点，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可以找到确凿的文本根据。⑩
二、形而上学的“社会历史批判”：形而上学批判的独特样式
不同于尼采与海德格尔，马克思不是追溯形而上学的理论渊源和思想谱系，通过“存在论历史的解构”来消解形而上学，也不同于维特根斯坦等人试图通过语言分析和语言批判来消解形而上学，而是深入到形而上学的背后发掘和揭示其在现实生活中得以存在的社会历史根源，试图通过对这种社会历史根源的消解和批判来实现对形而上学的批判，这使得马克思在哲学史上开创了“形而上学的社会历史批判”这一形而上学批判的独特样式。这是马克思形而上学批判在哲学史上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众所周知，马克思是现代社会深刻的反省与批判者。在马克思看来，形而上学的基本原则是与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内在关联在一起的，二者相互为用，共同构成现代性的基本逻辑。因此，要真正理解并克服形而上学，必须从其从形而上学与现代社会的深层关联入手。首先，马克思把形而上学视为现实社会生活的一种“症候”，认为形而上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其存在和产生的根源在于现实社会中使人的生活陷入抽象化的现实力量和社会关系，因此，要克服和消解形而上学，首先必然克服和消解这种抽象化的现实力量与社会关系。在马克思看来，“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11)，人现实的生存状况构成了观念活动的深层根据。形而上学作为一种使现实生活抽象化的思维范式，其内在根源在于现实的社会物质生活过程之中，如果说它是一种“颠倒的思维方式”，那么其根源就在于现实世界是一个“被颠倒的世界”，对此，马克思这样论述道：“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但是，抽象的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12)这里所谓“个人受抽象统治”，意指的即是个人受抽象的社会力量所控制，所谓“抽象的观念”，意指的即是以理论形态出现的形而上学。如果说“抽象的观念”是以理论形态所表现的形而上学，那么，“抽象的社会力量”就是“形而上学的现实运作”。要理解并消解以理论形态所表现出来的形而上学，就必须理解并消解社会生活中“形而上学的现实运作”。
这种“形而上学的现实运作”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会有不同的表现的形式，它既可以表现为“权力的逻辑”、也可以表现为“技术的逻辑”等等，当现实生活中某种力量或关系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并因此导致人的生存和社会生活陷入抽象化的时候，就表明形而上学的幽灵已经在现实生活中开始运作，因此对“形而上学现实运作”的批判也需要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动而充实不同的内涵与主题。
作为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者，马克思是从资本原则的批判作为切入点展开对现代性逻辑的剖析的。在马克思看来，“资本逻辑”就是现代社会生活中“形而上学现实运作”最为典型的表现形式。
这首先体现在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统治人们全部生活的终极的“绝对存在”；它如同“普照的光”，把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隐没其中；它主导着人与世界、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构成了全部社会生活的轴心原则；它“至大无外”——没有什么还能逃避于资本力量的掌握而自存；它“至小无内”——没有什么能幸免于资本力量的侵蚀而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在此意义上，“资本”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存在物的内在“本质”和“实体”，一切存在物都必须在资本面前证明其存在的“目的”和“意义”，否则就将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和必要性。
与此相关，“资本逻辑”的统治，还体现在它是吞噬一切的“同一性”和“总体化”力量。一方面，它使资本的关系成为统治现实生活唯一的、绝对的关系，把人的生命和社会生活中的一切丰富内容，都还原和蒸馏为抽象的“交换价值”。“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13)。另一方面，它具有操控一切、使一切发生扭曲和颠倒的魔力，“它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混淆和替换，从而是颠倒的世界，是一切自然的品质和人的品质的混淆和替换”(14)。它如同传说中的巫师，把一切人的和自然的特性变成了它们的对立物，把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卑贱变成尊贵，懦夫变成勇士。
最后，“资本逻辑”的统治，还体现在它是一种试图永远维护其统治地位、使现存状态永恒化的“非历史性”的保守力量。马克思指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特有的社会性质。”(15)因此，资本的逻辑在根本上是一种社会关系的逻辑，在这种社会关系中，作为资本人格化代表的资本家必然把由资本逻辑所控制的社会状态宣告为完美的“千年王国”，这一“千年王国”代表着理性的实现，因而也就意味着“历史的终结”，对此，马克思总结道：“你们的利己观念使你们把自己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从历史的、在生产过程中是暂时的关系变成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16)
不难发现，资本逻辑的统治原则及其后果，与我们前述形而上学思维范式所遵循的理论原则与特质之间具有一种内在的同构性，“绝对主义”、“总体主义”与“非历史主义”，既是“资本逻辑”的统治所遵循的原则，也是形而上学的基本原则。形而上学所具有的那些特性和原则，根植于现实生活中“资本逻辑”的特性和原则。这种同构关系意味着，形而上学不仅是现实生活的一种症候，而且作为一种抽象的理论样式，形而上学与现实生活中的抽象的社会力量存在着一种相互勾连、相互支撑和相互强化的共谋关系，正是通过这种共谋关系，维持着“现存”社会状态的“永恒性”和“绝对性”。
在马克思看来，形而上学与宗教、法等一样，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作为意识形态，它具有两个最为基本的特征：第一，对“他者”的强制性和控制性，它如同海德格尔所说的对作为对象的存在者进行强制性控制的“座架”，具有“同化”和“消平”一切特殊性和异质性因素的统治意向和本性；第二，对真实存在的掩蔽和扭曲性质，它要把某种原则宣布为“绝对的原则”并宣称它具有“永恒在场”的“真理”性质，因而它对现实采取一种无批判的肯定态度并拒绝一切“非在场”的向度。对于这两个特征，马克思曾做出这样的概括：第一，它把特殊利益说成普遍利益；第二，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统治的东西。(17)在此意义上，形而上学意味着一种“权力话语”，其深层意欲是要把特殊利益宣称为所有人的共同利益，并从此出发而获得统治的合法性。这里所谓“统治”，所包含的是这样一层含义：“当既定权力关系是‘系统地不对称’时，那就是说，当特定代理人或代理人团体被长期赋予其他代理人团体被排除的以及很大程度上得不到的权力(不论这种排除的基础何在)时，我们就谈到‘统治’。”(18)
形而上学所具有的这种控制和统治意志与“资本逻辑”固有的统治和控制本性在内在结合现代性的深层逻辑就是，前者为“资本逻辑”的无限膨胀、扩张和增殖提供思想上的合法性支持，后者为前者提供“社会存在”上的世俗基础，形而上学是资本逻辑的“理论纲领”，资本逻辑是形而上学的“现实运作”。二者的“共生”和“合谋”，构成整个现代性的支柱并由此支配着现代社会的基本面貌。
以上述理解为基础，必然会合乎逻辑地得出这样的结论：要消解形而上学，必须相应地通过两种途径。其一，改造形而上学阴影得以滋生的世俗的社会生活基础，即超越“总体性”、“绝对性”和“非历史性”的“资本逻辑”的统治，从而从根本上抽取掉形而上学赖以存在的现实生活土壤，马克思曾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9)通过对“颠倒的世界”的批判，消解“颠倒的思维方式”即形而上学，这是消解和超越形而上学最为根本的途径。其二，与第一方面内在相关，对形而上学进行“意识形态批判”，揭示形而上学与其世俗基础之间真实关系的揭示，从而消解形而上学虚假的普遍性和“真理性”。通过对形而上学的“意识形态批判”，形而上学与其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被揭示出来，形而上学所迷恋的“思想、观念、概念”的“独立性”外观被解构，其背后所隐含的“特殊利益”和“特殊性视角”得以暴露，形而上学所自我宣称的“普遍真理”的假面具于是得到了真正的破解。正是通过这种双重批判，马克思成为现代性反省最为深刻的思想家之一。
三、拯救人的生命的“具体性”：马克思形而上学批判的根本旨趣
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的逻辑在本性上是一种使人的生命存在陷入抽象化的逻辑。因此，对形而上学的“社会历史批判”，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使人的生命存在摆脱被“抽象化”的命运，从而拯救人的生命的“具体性”与“丰富性”。
所谓人的生命的“具体性”与“丰富性”，包含如下三个层次的基本涵义：首先，它意味着人的生命存在与社会生活内涵的异质性、多重性和全面性，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已经生成的社会，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这种全部丰富性的人，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20)，就是“富有的人和富有的人的需要”，而所谓“富有的人”，就是“需要有总体的人的生命表现的人”(21)，这种异质性、多样性和全面性不能还原为归结为单一的、绝对的抽象原则。其次，它意味着人的生命存在与社会生活的历史性和自我超越性，历史性和自我超越性所表明的是人的“自由性”，表明人不是一个“现成的”存在者，而是一种禀赋生存本性的面向未来的可能性，因此，人的生命存在不能还原和归结为先验的形而上学本质。第三，它意味着人的生命存在总是存在于与“他者”的动态的生存性关系之中，这既体现在与自然、也体现在与他人的关系之中。就前者而言，自然构成了人生命表现的对象：“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假定一种存在物本身既不是对象，又没有对象。这样的存在物首先将是一个惟一的存在物，在它之外没有任何存在物存在，它孤零零地独自存在着。……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种非现实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想象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22)就后者而言，“个体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23)，“在被积极扬弃的私有财产的前提下，人如何生产人——他自己和别人；直接体现他的个性的对象如何是他自己为别人的存在，同时是这个别人的存在，而且也是这个别人为他的存在”(24)，因此，人的生命存在不能被还原和归结为脱离与“他者”关系的、以一驭万的超绝实体。只有在具有上述属性时，我们才可以说这是“现实”的人的生命存在。
然而，形而上学与形而上学的现实运作，即“资本逻辑”的统治却恰恰是以上述人的生命的具体性和丰富性的遮蔽和抹煞为理论后果的。
第一，形而上学是一种总体主义的思维范式，其旨趣在于消解差异性、多样性与矛盾性以达成终极的统一性。贯彻这种思维方式，人的生命存在必然被还原为某种绝对的统一本质，以这种统一本质来控制和掌握生命存在中的其他内涵和方面，构成其内在的冲动和意志。按照这种思维逻辑，人的生命存在中那些与此“同一性本质”不相符合的因素和成分将或者被清除，或者被改造，或者被漠视和抹煞。在哲学史上，这种“同一性本质”或者被归结“理性”、或者被归结为“神性”或“物性”，但其核心要求是共同的：那就是要从人的生命内涵中抽取出某种绝对的、单一的原则，以之来统率和支配其他的生命内涵。很显然，在这种思维逻辑的统治下，人的生命内涵的异质性、多重性与丰富性被抽象掉了，人丧失了其“现实性”。
第二，形而上学所追求的是一种先验的超感性的本质世界，把“存在”归结为“本质”，从“先验本质”出发来解释“存在者总体”，这是形而上学基本的思维路向。贯彻这种思维方式，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在于与这种先验的本质合二为一，这种先验本质构成了人的一切思想和行为的根源和根据。然而，当人的存在被归结为其“本质”时，人实际上是被当成“现成存在和摆在那里这种意义上加以领会的”，人的生命存在所特有的生存本性的被掩蔽了，人的生命被“先验本质”这一只看不见的手所支配和控制而失去了其历史性和自我超越本性。
第三，形而上学所追求的先验本质在根本上具有“实体性”，所谓“实体性”，其基本的特点是“自因性”与“独立性”，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实体’的存在特征描画出来就是：无所需求。完全不需要其他存在者而存在的东西就在本真的意义上满足了实体观念。”(25)这意味着，形而上学所追求的“实体”乃是超越和摆脱了一切关系的绝对存在者，所谓“绝对”，乃是“无对”，它不依赖于“他者”而且能够把“他者”同化和吸收于自身之中并能“自给自足”。因此，贯彻这种思维方式，必然把人的生命存在还原为某种脱离对象、脱离他人关系的孤独的幽灵。
与此相应，形而上学的“现实运作”同样是以人的现实生活的抽象化为后果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说道：“在现代，物的关系对个人的统治、偶然性对个性的压抑，已具有最尖锐最普遍的形式。”(26)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再次表达同样的思想：“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27)晚年的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更进一步指出：“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28)“资本逻辑”就是一种消解人的具体性、使人的生命变得“如此愚蠢和片面”从而陷入抽象化的逻辑。
首先，资本的“总体性”意味着失去了生命的丰富性和全面性而成为了片面而贫乏的存在。人“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拥有的时候，就是说，当它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简言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29)，资本如同吞噬一切的黑洞，把人无限丰富的需要化约和同一化为对物的占有机能。其次，资本的“绝对性”意味着物对人的统治，死的劳动对活的劳动的统治，人丧失了与世界的创造性的关系而成为了消极被动的“现成存在物”：在资本获得独立性和个性的现实生产中，“不仅特殊的部分劳动被分配在不同个人之间；个人自己现在也被分割，转化成了某种部分劳动的自动机器”(30)。最后，资本的“非历史性”意味着人自我超越和自我否定向度被完全窒息，在资本的统治之下，工人“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31)。在此情形下，人们的活动不再是一种自我主宰的活动，人的生命完全失去了自我超越和自我否定的能力。
可以清楚地看到，形而上学与资本逻辑所导致的后果是共同的：人的生命存在被“抽象”所统治而失去了其具体丰富的性质。如前所述，在现代社会，形而上学与资本逻辑二者相互支撑和相互补充，结成为一种“共谋”的关系，正是在这两种抽象力量的“共谋”中，“抽象对人的统治”成为无可逃避的命运。
分析至此，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社会批判的深层旨趣已经清楚地显示出来：那就是通过双重批判——对形而上学的现实运作，即资本逻辑的批判和对作为意识形态的形而上学的理论批判，揭示其使人的生命陷入抽象化的专断本性，从而为摆脱“抽象对人的统治”、寻求人的生命的具体性和丰富性开辟道路和创造空间。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形而上学批判，其根本宗旨是通过对“形而上学”说“不”，为哲学和人类社会的未来提出这样的明确任务：驱除一切使人的生命陷入抽象化的形而上学幽灵，彰显和守护那自由的、活生生的、不能被形而上学抽象原则所遮蔽和抹煞的人的生命的“具体性”。
注释：
①②③[德]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28、28、100页。
④(14)(20)(21)(22)(23)(24)(29)(3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9、145、88、90、106—107、84、82、85、54—55页。
⑤⑥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卷第101、159、159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卷第52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卷第142页。
⑩克服形而上学，来实现哲学变革，这是马克思的深层追求。与此相关的另一问题是：马克思是否真正如其所期待的那样彻底实现了“形而上学的颠覆”？这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重大课题。在笔者看来，马克思是一位在“形而上学的颠覆”方向上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哲学家。但另一方面，马克思哲学对形而上学的批判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其时代理论与现实条件的制约和局限，它需要我们今天沿着马克思所开创的方向进一步反思与深化。对此，笔者将另文予以专门探讨。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72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6卷上册第111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75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577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89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卷第54—55页。
(18)[英]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66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60页。
(25)[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14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卷第515页。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87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6卷上册第111页。
(30)马克思：《资本论》，郭大力、王亚南译本，第1卷第3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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