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德里亚早期思想发展的双螺旋结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双螺旋论文,德里论文,思想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65.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5)03-0143-05
作为法国当代著名的思想家，波德里亚(Baudrillard 1929-)，在《物体系》（1968年）、《消费社会》（1970年）和《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1972年）中明确指出，至少在西方来说，生产主人公现在已经到处让位于消费主人公了；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从以生产为主导的社会转型为以消费为主导的社会了，而消费社会的根本特征则是符号系统的形成。在《生产之镜》（1973年）中，他依托着象征性交换进一步提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只适用于以生产为主导的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它无法说明消费社会的符号系统，而只有象征性交换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真正他者。到了《象征性交换与死亡》（1976年）中，他明确把符号与象征的对立凸显出来。这样，波德里亚就以符号与象征的关系为核心线索，触及了西方文化的整个现代化过程，其思想发展呈现出了一种较为独特的双螺旋结构。
一
波德里亚的著作颇丰，从研究文学艺术到探讨文化问题，又转而研究广泛的社会问题，并以批判现代性为自身的使命，从理论上探索其“病症”。面对他研究的庞大领域，为我们把握他的主要思想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波德里亚在其自传性著作《交流的迷狂》（1987年）中的概括，还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即他把自己的思想发展概括为是符号与象征双螺旋的上升运动。
（一）符号与象征的双螺旋含义
在《交流的迷狂》中，波德里亚把自己的思想发展比喻为一个类似DNA（脱氧核糖核酸）构造的双螺旋：“由《物体系》（1968年）到《命定性策略》（1983年）的双螺旋：一个是朝向符号、拟像和模拟领域的螺旋，一个是在诱惑和死亡阴影下所有符号的可逆性的螺旋。这两个范式在螺旋的过程中是变化多样的，却没有改变它们的对立位置。一方面是政治经济学、生产、符码、体系和模拟；另一方面是夸富宴、花费、献祭、死亡、女性、诱惑，最后是命定性。”[2](P79)从这里可以看出，波德里亚的整个思想发展是围绕两个极端的对抗而展开的——一方面是符号(sign)，另一方面是象征(symbol)；而围绕着符号和象征形成的交换分别是符号交换(semiotic exchange)与象征性交换(symbolic exchange)，由此形成的秩序分别称为符号秩序(semiotic order)与象征秩序(symbolic order)。
作为生物学术语，每个DNA分子包含着螺旋结构的双股链，并且这两条链以同一轴为中心盘旋形成双螺旋结构。如果说波德里亚的整个思想是一个DNA，那么符号和象征就是那两条链，而现代性就是二者围绕的轴。象征性本来存在于原始社会及其部落之间的礼物交换，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工业革命和机械化大生产，使得符号开始逐渐在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进入20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和技术媒介的发展，更使符号充斥着我们的生活世界，人们完全被淹没在符号的汪洋大海中，这就是从象征秩序到符号秩序的转换。因此，波德里亚正是通过符号与象征的关系来讲述西方文化和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并指出这个过程就是符号秩序取代和压抑象征秩序、象征秩序挑战符号秩序的过程。在波德里亚作品中，消费、符号系统、政治经济学、符号价值等代表的是符号秩序，是现代性的表现，也是波德里亚批判的主要对象；而原始社会的浪费、释放、礼物交换或象征性交换、夸富宴等代表的是象征秩序，这些才是波德里亚对现代性批判的基本立足点。总之，符号与象征的关系成为了我们把握波德里亚思想的核心线索。
（二）符号与象征的关系
符号与象征虽然是波德里亚著作中的基本概念，但波德里亚明确承认：“贯穿我著作的始终是类似这样的东西：总是有两个互相对抗的形式，这两极互相对立……但在这里没有任何解释。”[3](P201)sign和symbol在英文中都有符号之意，但是在波德里亚的作品中却有着不同的使用。简单地说，sign强调符号所执行的功能，是与能指和所指相关的；而symbol强调的是符号所象征的意义。
波德里亚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以结婚戒指和普通的戒指为例对此进行了说明。他强调，结婚戒指是典型的象征物，在被给予的过程中变成了唯一性的物品，它是夫妻关系的象征，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无关，我们不能改变它，也不能够同时带几个，它的产生就是为了保持和表明关系的永久性，它并不因为不同的时尚而定期地被改变，这里结婚戒指象征着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而普通的戒指属于符号物，它并不具有象征性，也不是唯一性的物品，只是个人的满足，它在其他人眼里只是个符号，我们能同时带几个，具有可替代性，并且它能因为不同的时尚而进行变化，或完全被遗弃，或完全是为个人快乐而带，因此，普通戒指发挥的作用是小配件和时尚的作用，只是消费的对象。
总之，在波德里亚看来，作为消费对象的符号物不再在两个人之间的具体关系中体现其意义，它是在与其他的符号的差异关系中具有其意义的。在符号交换中，社会关系恰恰是不透明的，与主体相分离的，代表“关系本身的缺乏”；以礼物交换为典型的象征性交换中，以什么作为礼物是任意的，但是这种物品一旦作为礼物后，它就与同类的其他物区别开来，成为绝对的唯一物，它是与交换双方不可分割的。在象征性交换中，物并不是以功能性出现的，也不是以交换价值的方式出现的，而是作为象征意义出现的。社会关系恰恰是透明的、具体的，它本身没有独立性。一般来说，象征可以说包含它所传达的概念，不论它所指涉的物体或事物状态是否出现在当下的环境中；而在进行符号交换中，物体或事物的状态必须出现在当下的环境中，否则就不能交换确实的信息。所以，sign和symbol在波德里亚的著作中是代表着不同的秩序和含义的，这决定了二者是平行存在、相互反对、相互挑战、相互缠绕、螺旋上升的关系。
二
大致来说，波德里亚早期的作品中，前三部著作主要以论述符号为主，强调了符号秩序对象征秩序的压抑，以及符号系统的形成；后两部著作主要是以论述象征为主，是站在象征性交换的立场上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强调象征秩序对符号秩序的挑战。然而这也不是绝对的，因为波德里亚强调双螺旋是关于DNA的一个比喻，一个游戏。这意味着并没有静止的对立，没有一个二元系统从始至终自由地起作用；这意味着两极分化就是运动，是在一个上升的曲线当中。因此，符号与象征的双螺旋上升运动在波德里亚著作早期主要从象征社会与现代社会、象征性交换与符号价值、象征性交换与商品交换等一系列对立体现出来。
（一）象征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对立
在波德里亚作品中，象征社会是以象征性交换为组织原则而建立的社会，而现代社会是以生产（包括符号生产）为组织原则而建立的社会。波德里亚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体现象征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对立：
1.传统物品世界与现代物品世界。在《物体系》中，波德里亚对比了传统物品世界与现代物品世界，即说明了由传统的象征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波德里亚认为传统的物品表达和象征着一个家庭的品位与历史，具有道德向度。他指出，组合家具的方式是一个时代家庭和社会结构的忠实形象，典型的布尔乔亚室内表达了父权体制，家具和物品的功能首先是作为人与人关系的化身，“物品成为家神(household gods)”[4](P16)。而现代的物品不再象征道德上的禁制，已经被解放为纯粹功能性的。如一张多功能的沙发既可以用来坐，也可以行使床的功能，用来睡觉。但与众不同的是，波德里亚指出，现代的物品必须成为符号，即它的意义来自于和所有其他的符号物的区分来体现的，这表明现代社会的物品系统是一个符号系统。正是这一符号系统规定着我们的生活，使消费成为一种符号的系统化的操控行为；物被消费，但不是它的物质性，而是它的差异。因此《物体系》说明了我们已经从象征社会完全过渡到现代社会，并进入到了消费社会，但是要进入消费社会的符号系统必须通过消费的途径。
2.原初消费与现代消费。在《消费社会》中，波德里亚进一步把消费定义为：一方面是建立在一个符码基础上的明确意义和交流的过程；另一方面是社会分类和区分的过程，区分总是要同时建立起整个差异秩序，因此现代消费是符号消费，其基础是差异的逻辑。在这里，波德里亚更加强调消费社会就是一个符号系统，我们只有通过消费才能进入该系统，才能被整合进社会。但现代消费最终服从于理性化的生产原则，以产生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符号价值为最终目的。波德里亚认为原初的消费没有任何外在目的和价值，是一种象征性交换，一种无积累、非理性意义上的浪费，甚至是摧毁与破坏——原始社会的印第安人巩固社会组织就是通过对财富的竞相破坏来实现的，夸富宴就是一个典型。波德里亚指出，这种消费方式不是满足个体的需求经济，而是名望和等级区分的社会功能；不来源于生存需要或“自然规律”，而是来源于文化的限制。因此，原始社会中这种浪费是一种节日的礼仪，是释放的象征性行为。
3.原始社会与现代社会。波德里亚进一步得出结论说，现代消费社会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富裕社会，相反，只有建立在象征性交换基础之上的原始社会才是富裕的。在波德里亚看来，丰盛不是建立在财富之中的，而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具体交流之中；确立原始社会人信心的、以及促使他们在饥饿之中体验丰盛的，最终是社会关系的透明度和互补性。在原始交流中，每个关系都使得社会更富有；而在我们这个区分社会中，每个社会关系都增添着个体的不足，因为任何拥有的东西都在与他人比较的时候相对化了。因此，波德里亚说，“我们拥有的不是浪费，而是消费，是永远的被迫消费。它是不足的孪生姐妹。使原始人处于第一个（而且是唯一一个）丰盛社会的是社会逻辑，使我们陷于奢侈的、巨大的匮乏则是我们自己的社会逻辑”[5](P68)。这里波德里亚所要表达的是，在现代社会中，人们之间的象征性交换已经受阻，因而现代社会已经失却了在原始社会中所拥有的自发的、相互的象征关系，却到处充斥着符号，所以，他主张重构原始社会的象征性交换。
（二）符号价值与象征性交换的对立
在波德里亚著作中，符号系统的形成是现代性的一个方面，而符号价值的产生是消费社会的另一个根本特征，也是我们考察现代性时不可绕过的一个事实。
1.符号价值的提出。波德里亚认为，现代商品不光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更重要的是它还具有符号价值。比如，一件商品无论是一部手机、一辆汽车还是一瓶香水，除了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外，还可以彰显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消费品所具有的这种彰显社会等级和进行区分的功能就是符号价值。在这种符号价值中，商品的价值是以它所带来的声誉以及它们展现社会地位与权力的方式来衡量的。因此，波德里亚指出，在这样的符号系统中，消费社会就是通过符号价值达到了更有效的控制，它包含了比剥削更微妙、更全面的控制。这个符号系统正在摧毁象征性交换，因此更加具有极权主义的意味。
2.符号价值系统对象征性交换的压抑和统治。波德里亚虽然已经完全从符号学的角度来考察后工业资本主义社会消费活动的意义结构，但是他看中的还是被符号价值摧毁的象征性交换。在波德里亚看来，“就是符码在起决定作用：它是能指和交换价值相互作用的规则。在政治经济学的大系统中，是符码还原掉所有的象征的模糊性，为价值的理性循环和它们在价值平等的规则下的交换奠定基础”[6](P146-147)。这里的符码是一个重要的概念，波德里亚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在波德里亚著作前期，符码主要是指政治经济学的整个系统的结构；通过这个系统，所有的商品都拥有某种符号价值，资本主义符码把商品和消费还原为价格、社会名望等。而象征性交换具有相反的特征，象征性的一些活动如礼物馈赠、献祭、节庆的挑战和摧毁是站在资本逻辑之外的，并超越了资本的逻辑。因为在这些活动中，一个人并没有获得利润或利益，也没有明确的用途，即时间和能量的花费没有特殊的目的。波德里亚认为，这些象征性的活动是根源于人的本性中而不是生产中的。而资本的逻辑试图控制生活的每一方面，目的就是获得利润和利益或社会名望。总之，对象征性交换的彻底破坏就是来自符码的统治。
（三）象征性交换与商品交换的对立
波德里亚把商品交换理解为更大的符号系统的一个方面，波德里亚站在象征性交换的立场上，具体地展开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1.拒斥“生产之镜”。在波德里亚看来，自文艺复兴以来，符号系统在西方文化中日渐居于主导地位，其发展过程相当于尼采和韦伯所说的由理性化、世俗化、官僚化和现代化所导致的脱离象征文化的过程，其中政治经济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指出政治经济学不仅是任何社会的经济组织符码，而且也是资本主义经济——一种围绕生产而组织起来的经济体系——的独特秩序的表现。因而它等同于现代性本身。他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仍停留在传统的镜子式的表象方式中，仍试图达到对“真实”的反映，是“生产之镜”。基于生产的原则而进行的分析由于把资本主义生产当作一种分析模型，已经失去了其批判性。波德里亚认为，政治经济学与象征性交换才是根本的对立，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等于认同象征性交换理论，因此，必须批判使用价值、所指、能指理论，建构起一种对资本主义全面批判的基点。这种基点就是象征性交换。
2.走向象征性交换。象征性交换是对“剩余物”的“浪费”以及反生产的交换方式，是继承了毛斯的礼物交换和巴塔耶对实用性原则的抵抗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波德里亚把它定义为给予与接受之间的不断循环，这不同于积累、生产和必要性。它是社会性且往往是仪式性的，它实际上是交换双方的给予与接受、获得与回报、挑战与应战的关系，因而是互惠的和可逆的。他认为，原始人之间的关系是通过象征性交换的过程建立起来的，原始社会的象征性交换不追求任何价值、任何目的，它是“纯粹浪费性的释放，是巴塔耶意义上的象征的释放……不计回报的节庆性的充实体能与死亡的游戏、或发自欲望的行为”[7](P43-44)。总之，象征性交换表现为礼物馈赠、节庆、摧毁和浪费，波德里亚认为它终止了和任何政治经济学与任何公认的符号科学地联系，提供了一种异质性的活动方式。
正如甘恩所指出的，象征性交换的观点至少在某一段时间内一度成为波德里亚的阿基米德支点，它的实质是摒弃了马克思所强调的生产在一切社会中起首要作用的基本思想。他的一套政治经济学批判实际上隐含着一个极大的理论陷阱，因为他首先是在认识假设上认定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仅仅是一套话语建构的。他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概念所作的反思，充其量不过是在纯理论层面上所作的一种推理性的游戏，实在不足以动摇具有坚实依据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因此，波德里亚对马克思主义作出的生产主义的读解是一种单向度的读解，完全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文化实践和社会历史进程的强调。正如凯尔纳所言，现在我们仍然生活在生产方式支配着我们的文化与社会生活的时代，波德里亚对马克思的批评，针对的是自然主义的马克思，而不是历史性的马克思，所以，波德里亚所挑出的马克思的不足之处只是为了树立自己的靶子。然而我们也要看到，他对当代发达消费社会中所谓符号交换、象征性交换的描述，还是能给人以一定启发的。波德里亚将象征性交换看成是真正代表着与资本主义社会异质的东西，是我们突破现代社会的符号系统，走向与之不同的他者，这表明了他从外部、从象征性交换的立场对现代性、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弊端激烈批判的一面，是对马克思主义批判传统的继承。
三
在波德里亚看来，符号学意义上的人类社会文化表象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前工业社会是第一阶段，以象征性交换为其组织原则；第二阶段是工业社会，以生产为其组织原则，其特征是政治经济学；然后发展到第三阶段，是符号系统完全占统治地位，完全否定象征性交换；最后是第四阶段，现代社会出现了象征性交换，完成一个循环。从第一阶段到最后一个阶段的循环，其实也是从原始的象征性交换到最现代的符号社会的象征性交换的复活。波德里亚具体地指出了当代社会中的象征性交换的特征，以便同传统社会中的交换相区别。他认为，当代社会中的象征性交换不同于传统的经济价值交换，它不是以经济中的“等价”(equivalence)交换，而是以“双重性”(ambivalence)为基本原则的交换。按照高宣扬教授的理解，所谓“双重性”，指的就是它包含着“亦此亦彼”或“可此可彼”的意涵。所以，在当代的象征性交换中，人们所交换的，并非确定不二的某一个价值，而是有可能转化为、或变成为另一个价值的含糊性价值，它实在是隐含着“摸棱两可”的特点。为此，在当代象征性交换中，任何交换物都是既是实在的和真实的，又是虚幻的和非真实的，其中往往包含着变化的可能性——在爱中有可能隐含着恨，在给予中有可能包含夺取。
如此，从原始的象征性交换，经过符号秩序对象征性交换的摧毁，又回复到了现代的象征秩序。这样一个否定和循环的过程，就是波德里亚对西方现代化过程的思考。这对我们理解波德里亚的原始的象征情结和思想态度，对于我们理解符号秩序和象征秩序的关系、理解现代性，是有很大帮助的。
感情上对象征性交换的向往，对符号秩序的鄙弃，是波德里亚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表现了他对原始象征礼仪的眷恋或原始情结。波德里亚的象征性交换核心就在于通过象征性的礼物之间的交换，试图折射出人们之间的真实关系。在他看来，正是由于象征性交换的受阻，现代社会才得以产生和发展，也只有象征性交换才有可能使我们突破现代社会的体系，找到真正的变革资本主义的力量。然而，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的体系之中寻求他者。他认为，我们应该把目光集中在那些具有象征性交换意义的行为上。因此，通过符号与象征双螺旋的上升运动，波德里亚对西方社会和文化的现代化过程作出了解释：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符号秩序压抑和取代象征秩序的过程。在现代文化中，被压抑的象征性交换会以无意识的形式存在着，并对符号秩序进行着挑战。因此，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成为波德里亚著作的核心主题。
但是，波德里亚似乎认识到了，在现代社会中出现了纯粹的“拟像秩序”的情形，相比之下，他通过象征性交换进行革命的希望更为渺茫了，“象征性交换不再是一种组织原则，不再在现代社会的制度层面上发挥功能。当然，象征仍然纠缠着社会的制度，预示着它们的退场。但这只是一种挥之不去的记忆，一种不断受到价值规律压抑的需求”[8](P1)。在1979年写出《论诱惑》之后，波德里亚把对符号秩序的研究变成对拟像秩序的研究，对象征性交换的研究变成对诱惑的研究，把符号与象征的对立转向了诱惑与生产的对立，即使它们的含义和关系在他后期的著作里有细微的变化。但是，现代性仍是波德里亚后期著作的主题。正如瑞泽尔所说，波德里亚后期给予“诱惑”极大的重视，在一个符号正在摧毁象征的世界里，波德里亚看见了采取更多的像诱惑之类的象征性行动的巨大需要，他力图把对现代性的批判贯彻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