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孝祥的记体散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散文论文,张孝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孝祥（1132—1169），字安国，号于湖居士，南宋著名词人，以深刻的爱国思想和高度的艺术技巧，开辛词派先河，与张元干堪称南宋前期词坛双璧。他兼擅诗文，工书法，王十朋称他“当代才子”，“翰墨妙天下”。① 历来的张孝祥研究，都偏重其词，对其诗，特别是散文鲜有研究。其实，张孝祥驰文名于当世，他曾两任中书舍人，世称张紫微。其文才为高宗所赏识，《宋史·张孝祥传》云：绍兴二十四年，廷试第一……御笔批云“议论确正，词翰爽美，宜以为第一”。② 宋陆世良称其“文章俊逸，顷刻千言，出人意表”。③ 朱熹赞其“文章政事皆过人远甚”。④ 洪适亦感叹其“两禁代言，他学士至于阁笔”。⑤《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萃》、《宋四六文选》、《南宋文范》等宋文总集，均收录有张孝祥文，证明其文不应忽视。张孝祥英年早逝，孝宗有用才不尽之叹。存《于湖集》40卷，其中文24卷400多篇，包括记、序、铭、说、奏议、墓志、尺牍等各种文体，体类众多，尤以四六文及制策颇负时名。但今天看来，实以记体文及论政讲道之文成就最大。其记体文共2卷19篇，虽然数量不多，但题材丰富，艺术技巧高超，几乎篇篇堪称文质兼美，值得重视。笔者不揣浅陋，仅就其记体文试作探讨。
一
记体文萌芽于先秦，盛于唐，变于宋，且于宋季更加蔚为大观，叶适即云：“记虽愈、宗元犹未能尽其长也，至欧、王、苏始尽变其态。”⑥“记”文的正体是“叙事识物”（李耆卿《文章缘起》注），因此唐代记体文虽不乏穿插议论抒情于文中或在“叙事之后，略作议论以结之”者，⑦ 但大多还是以“事”、“物”为主，在状貌特征上浓墨重彩，作客观、静态记述，以写实胜，韩愈《燕喜亭记》即是典型。宋人一变而为以“人”为主，将强烈的主观意识纳入其中，议政论道，记叙抒情，物为我用，题材丰富。宋初王禹偁《黄州新建小竹楼记》首开其风，文章虽对黄冈以竹代瓦的习俗、选址建楼的原因等有所记述，但着墨重点已不在竹楼本身，而是侧重表达作者谪居中随缘自适的生活态度和居陋自持的情操志趣。这种对人文意趣题旨的取向偏重，对后起的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影响广泛，是“破体为记”的典型篇章。张孝祥的记体文继承了北宋以来记体文人文意识浓厚的特点，把更多笔触专注于人，议论风发，表达自己的社会体悟和人生感受，寄托宏大的志向。这种浓厚的人文色彩由如下三方面可见概貌。
其一，表达对社会现象和人生哲理的思考，充满个体意识。
宋季思想文化发达，儒、释、道三家空前发展，理学便是继承儒学精髓，兼收佛、道思想，将三教融合渗透而孕育发展的一种新儒学。张孝祥思想深受理学影响，并以积极用世的儒家思想为“正道”。他与理学家朱熹、张栻等交往密切，切磋频繁。
儒家哲学的核心思想和根基是仁学，张孝祥继承孔孟仁学的基本精神，并在其记体散文中呈现仁学的思想特质。《万卷堂记》、⑧《寿芝堂记》（卷一四）虽为堂记，但文章更多笔墨已不在堂室本身，前者盛赞欧阳修之孙欧阳汇，“辛勤三十年”，不为子孙“善田宅，崇财货”，而是藏书万卷，建“万卷堂”，“以使三子者学焉”，并劝诫学子们要学习前人，读书“求仁”；后者则由郑子礼堂室因内寝产芝得名，联想到灵芝致人长寿的神奇药效和郑子礼“年七十有二，康宁而好德”、“奉使典州，皆有绩惠”的点点滴滴，从而发出“仁者寿”的感叹。在张孝祥看来，读书当为“求仁”，为官当施“仁政”，“仁”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本之源。程颢曾云：“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二程遗书》）而要“求仁”，二程“主敬”，朱熹“居敬”，意即为实现儒家理想人格，必须严格地自主自律，不为外物所牵引，不为人欲所昏惑；张孝祥则强调读书以“求仁”为宗旨，“非以通训诂、广记问”，也不以“取科第、苟富贵”为念。对仁的见解，张孝祥与“二程”、朱熹可谓一脉贯通。
《游无穷斋记》（卷一三）则阐述了张孝祥的“圣人”观，他认为“子所不能自同于圣人者，直在于寤寐之间”，圣人并非遥不可及，高不可攀。一个人如果杂虑太多，往往可能思维阻塞，所谓“一物入于思，一物为之碍；一事入于思，一事为之碍”，当抛开杂念，如同进入“寐而无梦”的所谓圣人“无思”境界，反倒可能豁然开朗，从而“游无穷”。张孝祥此论颇具哲理，其“圣人”观与道家“无为”的思想是相通的。“无为”的内在要求是遵循客观规律，其深层要求和目的则在于“无不为”，从“无为”做起，才能够达到“无不为”，实现“无为而无不为”。而“致虚守静”则是“无为”的重要内容。老子云：“致虚极，守静笃。”（《老子》第五章）庄子曰：“静则无为，无为也则任事者责矣。”（《庄子·天道》）惟有内心达到“致虚守静”，才能悟“道”，并真正完成主体向自然的复归，而“静”即无，即心灵世界的澄明空澈。张孝祥强调的所谓“无思”恰是“致虚守静”的一种境界表现。
宋代“崇文抑武”，大兴文教，从京师的太学、国子监，到地方的郡学、府学、县学，再到民间的书院、私塾、乡校，逐步建立起了一套比较完备的教育体系。教育的普及是宋代文化与文学发达的重要原因之一，宋人撰有很多学记，肯定教育的重要性。张孝祥也在记中阐发了自己的为学之道。《宣州新建御书阁记》（卷一三）借宣太守许尹上任伊始即对已经“欹倾支柱”的御书阁重新修建之事，阐明存书、藏书、读书是以圣继圣的祖宗之法。《衡州新学记》批评时人“学自为学，政自为政”，把“能通经辑文以取科第”作为“学”之唯一目的，呼吁“使政之与学复而为一”，实现“以学为政”。张孝祥的为学之道正是儒家“经世致用”、“内圣外王”思想的体现。
其二，呈现济世为民，政绩超卓的自我形象，充满社会意识。
宋代理学家继承了先秦儒家的民本意识和治世精神。程颐即云：“君子之所欲者，泽天下之民，济天下之困也。”⑨ 这种济世为民思想在张孝祥身上也得到充分体现。他认为“王者之治本人情”（《送临武雷令序》，卷一五），为政须以民为本，以社稷为重。加之他干练果决，颇有治才，因此能“捷风雨乎政事”（韩元吉《祭张舍人》），⑩“治有声绩”（《张安国传》）。(11)
《金堤记》（卷一四）写其在荆州任上两个月，旧金堤决为深渊，不可复筑，他迅即动员5000人的力量，另选堤址，仅历时40天，建成新堤，而且“穹崇坚好，悉倍于旧”，使荆州得免水患。新堤建成，张孝祥又向府中耋老了解旧堤毁坏的根本原因以告诫自己和后任。新金堤修建完毕，张孝祥又“与僚吏周视官寺”，发现“盖无有不敝坏者，而仓为急”，于是“即檄”僚吏“撤旧屋而新之，合为屋一百五十楹，揭之曰万盈仓”，终于改变了长期以来荆州虽为漕运中心、屯兵之所和粮食集散地，但仓库的建造却散乱无章，破败不堪，以至“廪庾出纳”，“因陋就简”，“栋桷委地而犹藏谷”，甚至出现“军士月给皆黑腐，以饲鸡豚且不食”的恶劣现状。张孝祥作《荆南重建万盈仓记》（卷一四）记之。
张孝祥治荆州仅8个月，即有筑金堤以免水患，置万盈仓以储漕运两大建设，其心系民瘼、造福于民的情怀及处理政事的干练、气魄可见一斑。其实张孝祥短暂一生曾出守六郡，所至皆有惠政，难怪《宣城张氏信谱传》赞张孝祥：“士师其道，吏畏其威，民怀其德，所至有声。”洪遵言其“六郡能声，两朝雅望”（《祭张安国舍人文》），(12) 这些评价诚非虚誉。
其三，歌颂忠直爱民、鞠躬尽瘁、无私无畏的清官廉吏，融入深厚的爱国情感，充满忧患意识和民族意识。
对于众多南宋士大夫而言，历经靖康之难，面对江山残破、风雨飘摇的局面，爱国情绪、民族精神被空前激发。他们不仅以自己的忠直勤勉实践着“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儒家理想，更以自己的不屈不挠、无私无畏履行着收复山河、保家卫国的使命。
《乐斋记》（卷一三）赵再可以国为重，无往不乐，不顾两淮为宋、金争战之地，置生死安危于度外，毅然赴钟离（今安徽凤阳县东北）主簿事。《宣州修城记》（卷一三）宣城守任古，临危不惧、刚毅沉雄，在没有战事硝烟时秣马厉兵，修城有备；金兵大举南侵时镇定自若，守城有方。《棠阴阁记》（卷一四）张维爱民如子，恪尽职守。在闽地为官，“闽之人歌舞之，去而思之”；为当涂守，则“民之思仲钦（张维字），饮食必祷”。《黄州开澳记》（卷一四）黄州守杨宜之为民造福，雷厉风行，上任即访诸父老，了解到黄州“未复其故”在于“古澳之未浚”，马上“不皇顾其帑廪之有无，即日鸠工”，他“亲率畚锸”，仅用短短20天即完成了开澳工程。这些文章充分展示了在国势衰微的南宋时期，纵然有偏安一隅、屈膝事敌的卖国权奸，更有众多志在复国、奋斗有为的清官廉吏，他们的品行与事迹感人肺腑。
清代刘熙载曾云：“叙事有寓理，有寓情，有寓气，有寓识。无寓，则如偶人矣。”（《艺概·文概》）张孝祥在记体文创作中，将深刻的识见、广博的学识和强烈的时代气息融合一体，表现出对社会人生、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因此其记体文总体上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深厚的人文旨趣。
二
张孝祥记体文文采斐然，艺术技巧高超，表现在其记体文多立意宏伟，气势雄壮，格调高远。
杜牧在《答庄充书》中说：“凡为文，以意为主，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苟意不先立，止以文采辞句绕前捧后，是言愈多而理愈乱。”苏轼则很形象地把作家在构思中所形成的“意”比作可以摄取百物以满足生活需要的钱，称“不得钱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13) 可见立意乃散文成败的关键。它不仅决定着作品境界、格调的高下，而且也是衡鉴文章优劣的重要标尺。张孝祥记体文善于命意。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与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崇高的民族气节与不屈的斗争意志，构成了张孝祥散文的思想灵魂，使其作品充满了激动人心的力量。
《太平州学记》（卷一三）撰于乾道元年（1165）四月，距隆兴和议订成仅四个月。文章记当涂守王秬修葺太平州学之事。在天灾人祸接踵而至的艰苦条件下，王秬临危不乱，处变不惊，既有“救灾之政”，又有“备敌之略”，使“饥者饱，坏者筑”。当“内外之事略定”即建新学，终于克服重重困难，取得成功，且“凡学之所宜有，无一不备”。文末张孝祥大声疾呼：“财用之不给，甲兵之不强，人才之不多，宁真不可为耶？诗曰：‘无竞维人。’谓予不信，请视新学。”“无竞维人”，语出《周颂·维清》，朱熹《诗经集传》（卷八）称其意即莫强于人。张孝祥深信，事在人为，只要奋斗不懈，无往不胜。太平州学的建成就是明证。
《隐静修造记》（卷一三）作于同年，文中同样阐述了兴废由人的思想。江东三大寺院中的建康钟山寺和当涂隐静寺俱毁于建炎兵火，隐静地瘠民穷，但妙义禅师道恭以微薄之力，历时22年之久，“披荆棘，辇粪秽，由尺椽片瓦之积至于为屋数百千楹”，终于重建了隐静寺，且“土木之工，金碧之丽，通都大邑未有也”。而钟山寺，“距建康十里，近富商大贾之所走集，金帛之施无虚日”，虽为富庶之地，但无人奋力从事，始终未能修复。文章通过对比阐述了一个道理：只要能持之以恒，不怕困难挫折，天下事无不可为。
张孝祥一生以收复中原，中兴大宋为己任，谢尧仁称其“雄略远志，其欲扫开河、洛之氛祲，荡洙泗之膻腥者，未尝一日而忘胸中”。(14) 而南宋朝廷一再偏安求全，使北伐中兴机运顿失。面对如此局势，张孝祥无比愤慨。“无竞维人”的思想，是对隆兴和议的批判，也是对南宋朝廷屈膝苟安的鞭挞。既然王秬、道恭能克服千难万险建成太平州学与当涂隐静寺，张孝祥坚信，只要朝廷上下同心协力、奋发图强，收复失地，中兴大宋，指日可待。
张孝祥由州学、寺庙的新建而引申出民族大义，可谓意旨遥深，是王安石《桂州新城记》、曾巩《墨池记》、苏轼《仁宗皇帝飞白御书记》一类“小题从大处起议论”（《苏文忠公文钞》卷二四）的典型之作。他的这类作品深深植根于现实斗争的深厚土壤，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要求，代表着那个特定时代的最高呼声，因而有着广泛的社会性。苏轼曾言：“诗文，皆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15) 张孝祥记体文为南宋朝廷开出了一剂“疗饥”、“伐病”的药方，不愧为“期于适用”的“有为”之作。
文贵立意，意贵创新。张孝祥善于因题言意，借题发挥，即使同一题材，也往往创出新意。《太平州学记》、《衡州新学记》便是如此。两文同写在边事频仍下的修建新学，如果就题论题、粘死题目，难免雷同乏味。而此两文，前者呐喊“无竞维人”，后者呼吁“学政复一”，立意毫不相同，令人叹服。
其次，张孝祥记体文多匠心独运，精于构思，结构灵动多变，不主故常。
清代古文家刘大櫆《论文偶记》云：“义理、书卷、经济者，行文之实，若行文自另是一事，譬如大匠操斤，无土木材料，纵有成风尽垩手段，何处设施？然有土木材料，而不善设施者甚侈，终不可为大匠。”(16) 所谓“设施”，即指文章结构。刘大櫆用生动的语言强调了结构在布局谋篇中的重要性。清代散文家方苞则在《答程夔州书》中云：“散体文惟记难撰结，论辨书疏有所言之事，志传表状则行谊显然，惟记无质干可立，徒具工筑兴作之程期，殿观楼台之位置，雷同铺序，使览者厌倦，甚无谓也。”记体文要避免“雷同铺叙”、“使览者厌倦”，实现“土木材料”设施得当，需要作者以灵心妙笔，安排文章结构。对此，刘熙载强调：“文莫贵于精能变化。”（《艺概·诗概》）张孝祥也自有卓见：“为文有活法，拘泥者窒之，则能今而不能古。”（《题杨梦锡客亭类稿后》卷二八）
张孝祥记体文上承苏轼，打破唐人先叙述、次状物写景、后抒情议论的“三段论”模式，常常随物赋形，因事结撰，不拘一格，变化多姿。
《万卷堂记》，开篇青山在目，交代作记缘由；次段由叙转议，赞扬欧阳汇弘扬文忠公之德，藏书万卷，“使三子者学焉”；末段纵深一步，阐述读书求仁思想。全篇娓娓叙来，泾渭分明，属张孝祥记体文中结构谨严之作。
文章结构谨严有序，甚至如刘勰所言“众理虽繁，而无倒置之乖；群言虽多，而无棼丝之乱；扶阳而出条，顺阴而藏迹，首尾周密，表里一体”（《文心雕龙》）固然精妙，但若干篇一律，而无灵动变化，又未免如“直头布袋”，(17) 读之使人生厌。张孝祥记体文注重根据题材择取相应的结构方法，将描写、叙事、议论、抒情交错使用，结构贯通曲折、精巧多变。
《隐静修造记》前叙后议，卒章显志，由隐静寺的修造论及为郡县者之道，文末翻出新意，大有摩空取势之态，显得平中出奇，曲折有致。《衡州新学记》先议后叙，有理有据，由学政之间的密切关系谈到当前学政分离的弊端及三位衡州官员深谙“夫学所以为政”之理，在“方有兵事”，“日不遑暇”的情况下坚持修葺新学，由此提醒衡州学子，为学“不但为科第之得，而思致君泽民之业，使政之与学复而为一”，情理相融，扣人心扉。《棠阴阁记》、《宣州修城记》专注写人记事，以补叙作记缘由作结。虽同为补叙，却用笔不同，前者直叙其事，后者以对话曲笔婉述。《宣州新建御书阁记》由叙到议，以叙结尾；《太平州学记》由议到叙，以议殿尾。同用议论，前者直抒胸怀，后者则借“过客”感叹代言，使议论出自别人，作者自己成为旁观者及客观的评论者，既增强了说服力，又使文章抑扬错落，颇有情致。张孝祥布局谋篇的别具匠心可见一斑。
刘大櫆曾评点欧阳修记体文善于“从虚处生情”，(18) 张孝祥亦善用此法，文章虚实相生，结构腾挪变化。《荆南重建万盈仓记》先虚写荆州府仓过去的破败，再实写新建府仓“外峻墙垣，内谨扄钥”，“自湖之南北、江之东西，举无与吾仓为俪者”的新貌，由此以虚衬实，突出新建万盈仓的规模与实用功效。《宣州新建御书阁记》于虚写“前年”所见宣州御书阁“欹倾支柱”的残破庳陋景象及地方官为政阙失的印象之后，再实写“今年”新建御书阁的“丽且壮”，甚至“江而南，环数十州”无可相比的可喜面貌，为下文议论重书兴学蓄势。
张孝祥往往用这种横插鲜明对比的历史事实的技法，以虚实相间、时空交错的笔法，使读者横生一种“摩荡盘旋”之感，创造出独特的艺术效果。
总体来看，张孝祥记体文，打破了固定的框框，因事立意，随题运思，兴之所至，任意挥洒，写得谨而不僵，多姿多彩，显示出布局谋篇变幻莫测的笔力。难怪谢尧仁赞叹其文：“如大海之起涛澜，泰山之腾云气，倏散倏聚，倏明倏暗，虽千变万化，未易诘其端而寻其所穷。”（《张于湖先生集序》）(19)
第三，张孝祥记体散文表现手法十分丰富。
除了运用叙述、描写、抒情、议论等常见手法外，张孝祥还成功地将政论文惯用的对比、类比、设问、反问等手法移植到记体文中，以更好地阐明题旨，增强艺术效果。
《乐斋记》两用对比，开头以宋、金交战之际，“居江之北者盖皆徙而南”，与“再可独驱车以北”赴任作对比；次段层层深入、反复渲染赵再可的“濠上之乐”，并与那些所谓“大官”贪生怕死的行径形成鲜明对照：
夫濠上之乐孰知之？使吾于濠官守得其职固乐，不幸而不得其职，而不害其为赵再可者，再可亦乐也；又不幸而敌入塞，再可与民以心为城，择险而守，再可之志如此，再可亦乐；又重不幸，再可力不支而见得于敌，再可以得死所为幸，再可弥乐。夫无往而再可莫不有以自乐，再可兹行，其策得矣。彼纡朱怀金、驾高车、从卒吏，号称大官，平时冒爵位、取富贵，一旦赤白囊至，股栗心悸，谋自窜之不暇，闻再可之乐，可愧死矣。
文章于对比中既突出了赵再可英勇无畏的形象，对那些但求富贵、闻敌股傈的官僚，亦可谓鞭辟入里。
《隐静修造记》、《万卷堂记》、《棠阴阁记》、《宣州修城记》、《衡州新学记》等文皆恰到好处地运用了对比手法，使两个对立面在鲜明对比中，相互映衬，相得益彰。
同是对比，张孝祥运用起来又有所变化，如《隐静修造记》是全文运用对比，《乐斋记》等是部分内容运用对比，表现手法可谓灵活多变。
类比也是张孝祥常用的表现手法，《棠阴阁记》最为典型。文章开篇提出观点：“君子之为政，去之久而犹见思者，必有恻怛爱民之诚心，感于民也深。”随即用父母对子女的慈爱及别后子女对父母的深切思念做类比阐述，从而为下文赞扬张仲钦勤政爱民，深受百姓爱戴做足了铺垫。
包世臣说：“凝重多出于偶，流美多出于奇。体虽骈必有奇以振其气，势虽散必有偶以植其骨，仅厥错综，至为微妙”（《艺舟双楫·文谱》）。宋初骈俪之风盛行，记体文多为骈文，杨亿所撰杂记便是如此。此后也时有“以韵语为记者”（徐师曾《文体明辨别序说》），如苏轼《观妙堂记》、李纲《拙轩记》等。张孝祥本是南宋的“四六”高手，自然会吸取骈语的长处为记体文所用。其记体文继承和发扬了古文运动在语言形式方面创造的传统，骈散结合，长短参差，在语言节奏上构成了既与骈偶四六之文不同，又与散体单行之篇有别的特点，富有优美的旋律感和音乐感。
《宣州修城记》最为典型。全文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由30年前宣州守李公守土有备，使宣州城免受兵患的事迹引出下文；第三部分补叙作记缘由。两部分全用单行散句，娓娓道来。第二部分是全文主体，塑造了任古的光辉形象：
惟定陶公德成而行尊，实大而声宏，刚方以立朝，岂弟以牧民。民听既孚，吏虔弗蝓；教条一施，事讫于理。乃视城垒，东倾西决；乃阅戎器，剥折蠹败。公耸然惧曰：“吾惟守土，不此之务，吾失职矣。”即日出令，裒材揆功，易圯以坚，增庳为崇，尺积寸会，役有成数；檄召下县，使以徒集。程督有制，犒赐有时，无偏徭，无堕工，一月而栽，再月而毕。千雉云矗，百楼山峙。屹
岋峨，若化而出。池隍险幽，门闼回阻，谁何周严，至者神沮。凡城所须，无一不给。既又冶金伐石，刓革揉木，杀簳傅羽，濡筋削角，练工之良，大治兵械，戈剑弓矢，櫜兜戟帜，视诸故府，乃易乃饬，枚计其凡，四十万有奇。邦人士女，四方宾客，骇叹其成，天造鬼设。
冬十月，虏驱绝淮，翦我合肥，蹂我历阳，流柹投鞭，规济天堑，并江列城，焦然以忧。公旦起闻谍，色不为动，徐召宾佐，分畀其职：某调某卒，某赋某甲，某守某险；米盐薪刍，铁炭布帛，琐细之物，毛举其目，严以待命。增斥堠，申火禁，察奸宄，诘逋逃。吏持笔牍，毕受成画，号令明壹，奔走就事。邑居之豪率其僮客，什伍相联，以艺自达。受粟取佣，丰杀以宜，旬日得战士五千，严兵登陴，部分整暇。驿闻诸朝，恩给台仗，朝莫阅习，导以
赏。四邻绎骚，羽书交驰，吏骇人摇，滋不奠居。而吾宣城，晏起早眠，在都在鄙，弗震弗惊。边之迁民，系路来归，振廪授地，罔不得所。
开头两组句子排偶相承，层峦迭出，气势磅礴，概述了任古的品德与政绩；紧承一句“乃视城垒，东倾西决；乃阅戎器，剥折蠹败”，借助虚字，化骈为散，有意无意间，打破了句式的整齐划一，注入了散文长短随意、摇曳灵动的精神。接着具体叙述任古事迹，以四言为主，杂以三言及短句，整齐处有参差错综，起伏中寓顿挫抑扬，颇具大珠小珠落玉盘之美。又穿插运用对偶，并使用了押韵、换韵及铺陈排比，骈散间出，气韵流贯，既逞诗句的工整美，又有散文的流动美。读来语势如涛，逐层排浪，起伏奔流，滚滚而下，颇有尺幅千里之势，从而塑造了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并寄寓了无限的赞美之情。
张孝祥记体文还常借用虚字增强表达效果。张裕钊说：“文章之难，第一在用虚字。”(20) 将“用虚字”之难冠以“第一”未免夸张，但文中神气，骈文靠音律，散文靠虚字，确是事实。试看下面例子：
学，古也。庙于学以祀孔子，后世之制也；阁于学以藏天子之书，古今之通义，臣子之恭也。当涂于江淮为名郡，有学也，无诵说之所；有庙也，无荐享之地；有天子之书，坎而置之屋壁。（《太平州学记》）
古之所谓读书者，非以通训诂、广记问也，非以取科第、苟富贵也，亦曰求仁而已。仁之为道，天所命也，心所同也，圣人之所觉焉者也，六经之所载焉者也。得乎此，一卷之书，有余师矣。不然，尽读万卷之书，以为博焉，其可也；以为知读书则未也。（《万卷堂记》）
前段连用五个“也”，后段连用七个“也”，这样以一连串虚字为音韵构成咏叹句式，频繁而有规律地呈现于特定的语言环境之间，形成一唱三叹、一波三折的复沓回环旋律，增强了文章的节奏感，使文章平和疏朗，使议论愈转愈深。
第四，张孝祥的记体文语言简古凝练、清爽刚健。
宋文多冗长，杂记文亦如此。张孝祥记体文多为四五百字，篇幅最长的不过810字，最短的仅66字。他善于抓住事物的本质和特征，炼字琢句，绘景摹物，刻画形象，阐发事理，文词十分精粹简洁，真正达到了韩愈所说的“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辞”。
就叙事写人而言，张孝祥善于捕捉人物瞬间神态，三言两语就雕塑出鲜活的人物形象；或者抓住人物典型语言、人物间简短的对话，准确表现人物的品格与心理。如下面几例：
（任古）乃视城垒，东倾西决；乃阅戎器，剥折蠹败。公耸然惧曰：“吾惟守土，不此之务，吾失职矣。”（《宣州修城记》）
冬十月，虏驱绝淮，翦我合肥，蹂我历阳，流柹投鞭，规济天堑，并江列城，焦然以忧。公（任古）旦起闻谍，色不为动，徐召宾佐，分畀其职：某调某卒，某赋某甲，某守某险；米盐薪刍，铁炭布帛，琐细之物，毛举其目，严以待命。（《宣州修城记》）
赵再可于癸未之秋往主濠之钟离簿事，过别予于吴门。时敌方聚兵汴、宋，居江之北者盖皆徙而南，再可独驱车以北。与再可戚而爱之者交谏止之，再可慨然无难色。（《乐斋记》）
仲钦提点广西狱事，下车一月，冒黄茅瘴走二十五州，以扁舟渡海，吏士叩头涕泣交谏，仲钦褰裳登舟，半济风作，舟师震骇，仲钦怡然不为动也。黜陟罢行，一皆考之民，民扶舆欢噭，以为百年未之见也。（《棠阴阁记》）
然学自为学，政自为政，群居玩岁，自好者不过能通经缉文以取科第，既得之，则昔之所习者旋以废忘。一视簿书期会之事，则曰：“我方为政，学于何有？”（《衡州新学记》）
前四例抓住人物在特定事态下的神态表情，把人物的气质风神表现得淋漓尽致。任古的尽职尽责、临危不惧；赵再可的以国为重、视死如归；张仲钦的殚精竭虑，恪尽职守，无不活灵活现，感人肺腑。尾例抓住时人读书唯科第是求的典型语言，形象揭示了学、政分离的社会弊端。虽然都是淡笔写来，却比浓墨重彩更力透纸背。另外如《黄州开澳记》中黄州守杨宜之与“父老”的对话、《棠阴阁记》中作者与村民的对话以及《游无穷斋记》虚拟张子与郭子的对话，都既简洁精练地刻画了人物，又使作品灵动活泼，有理有趣。清刘大櫆云：“凡文笔老则贵简，意真则简，辞切则简，理当则简，故简为文章尽境。”（《论文偶记》）以此观张孝祥之作，知其已臻胜境。
张孝祥以写景抒情为主的山水记体文尤为短小精悍。
《游朝阳岩记》（卷一四）写朝阳岩“水潦方涨，朝日在牖，下凌倒景，凉风四集”，仅寥寥数笔，其美好景致已跃然纸上。《千山观记》（卷一四）描写千山观，同样着墨不多：
桂林山水之盛甲东南，据山水之会，尽得其胜，无如西峰。乾道丙戌，历阳张某因超然亭故基作千山观，高爽闳达，放目万里；晦明风雨，各有态度。观成而余去，乃书记其极。
全文不足百字，却不仅把作记的时间、缘由交代得清清楚楚，而且把千山观尽得桂林山水之胜的独特地理位置、高爽闳达的风神概貌也写得生动有致。
最精彩的是《观月记》（卷一四）：
月极明于中秋，观中秋之月，临水胜；临水之观，宜独往；独往之地，去人远者又胜也。然中秋多无月，城郭宫室，安得皆临水？盖有之矣，若夫远去人迹，则必空旷幽绝之地，诚有好奇之士，亦安能独行以夜而之空旷幽绝，蕲顷刻之玩也哉！今余之游金沙堆，其具是四美者与？
盖余以八月之望过洞庭，天无纤云，月白如昼。沙当洞庭、青草之中，其高十仞，四环之水，近者犹数百里。余系舡其下，尽却童隶而登焉。沙之色正黄，与月相夺，水如玉盘，沙如金积，光采激射，体寒目眩，阆风、瑶台、广寒之宫，虽未尝身至其地，当亦如是而止耳。
盖中秋之月，临水之观，独往而远人，于是为备，书以为金沙堆观月记。
乾道二年（1166），张孝祥在知静江府、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任上再遭谗毁落职，他北归途经洞庭湖，舟泊金沙堆，时当中秋，独登观月，作下此记。中秋赏月本是诗文常见题材，而在洞庭湖中的金沙堆观中秋月，则别有一番景象与情趣。
文章开篇擒题，并提出观月“四美”之说，即中秋、临水、独往和远人，文势滔滔，引人入胜。紧承以“然”字陡转文势，用反问套接假设复句，阐明“四美”俱全实属不易，以欲扬先抑手法，为下文写景做足铺垫。段末以问句作结，留下悬念。
第二段精彩纷呈，暗扣观月之“四美”，正面描写金沙堆。起句即以比喻勾勒“八月之望”澄澈明净的天色，“天无纤云，月自如昼”，令人神往；继之以精练笔墨介绍金沙堆的地形位置，营造出清疏空阔、旷远幽静的情境氛围。于是作者索性“尽却童隶”，独自攀登而上，跃入眼帘的是一幅光色相映的绝妙画图：“水如玉盘，沙如金积，光采激射，体寒目眩”，可谓潇散明澈，美不胜收。引发作者妙想联翩，将金沙堆与“阆风、瑶台、广寒之宫”相媲美，把一个人间仙境呈现无遗，给人似真似幻的美好感受，怡然陶醉。文末再扣观月之“四美”与开头呼应，使文章首尾相衔，浑然圆合。
品读此记，对张孝祥写于同时的名作《念奴娇·过洞庭》中“玉鉴琼田三万顷”之比喻、“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之刻画以及“尽吸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之想象有更深刻的领悟；对其写于次年的《水调歌头·金山观月》中“漱冰濯雪，眇视万里一毫端”那种由自然外景而沁入内心的超尘脱俗感受、“回首三山何处，闻道群仙笑我，要我欲俱还。挥手从此去，翳凤更骖鸾”那种因沉浸美景而飘然出尘的浪漫思绪和幻想也会有更真切的体会。
以文赏词，借词品文，可以看到，作为一位有才华、有抱负、有见识的爱国志士，张孝祥把自己高洁的人格、广阔的襟怀，都“融化”在一片皎洁莹白的月光湖影中，创造出一种朗风霁月、空明澄澈的诗境。宋陈彦行评张孝祥词云：“读之泠然灑然，真非烟火食人辞语……其潇散出尘之姿，自然如神之笔，迈往凌云之气，犹可以想见”（《于湖先生雅词序》），(21) 用来评赞此记也很合适。
《观月记》文笔清隽，写景、叙事、抒情、议论熔于一炉，语言凝练又流畅自如，创造出充满诗意的空灵意境，与苏轼的《记承天寺夜游》等散文小品的神韵和风格颇为相近。
三
宋代是散文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宋文是古代散文创作的高峰。然而，历来对宋文的论述评价，都重北宋而轻南宋。金人对南宋散文就颇有微词，王若虚曾云：“宋自过江后，文弊甚矣。”(22) 元明清人基本延续了这种观点，何良俊《四友斋丛说》曰：“南宋之诗，犹有可取。文至南宋，则尖新浅露，无一足观者矣。”(23) 姚椿《南宋文范序》则云：“或曰：南宋文气冗弱，上不能望汉、唐、北宋，而下亦无以过元、明。”(24) 何良俊对南宋散文显然指斥过甚，姚椿的评价则真实地代表了大多数清代文人的看法。
诚然，相当一部分南宋文的确存在明显不足，“冗弱”也确实是较为突出的流弊。所谓“冗”，主要指南宋文多有冗长芜蔓、章法缺失之弊；所谓“弱”，当指一些南宋文缺乏宏大气魄而显得文体卑弱。这些特质的形成与宋代讲学盛行的时风、日趋衰微的国势以及内敛自省、重理节情的文化特质等均有关系。然而以“冗弱”概括整个南宋文创作，未免失之片面。
单就张孝祥而言，生活在这样一个朝廷偏安一隅、领土大片沦陷、人民以血泪洗面、翘首以盼光复的特殊时代，他时刻把报国御侮、洗兵休战作为己任，并由此孕育出一篇篇充满爱国激情的篇章。且不论其论政讲道之文，多指切时弊，纵论时政，说理透辟，气势雄放，绝非冗弱之作；仅观其记体文，由前文论述即可知，多立意精警，雄赡雅健，俊逸流转，不拘一格，亦难以冗弱论之。尤其是那些兼以记事的记体文，如《乐斋记》、《宣州修城记》、《隐静修造记》、《黄州开澳记》等，或歌颂心系民瘼、英勇无畏的清官廉吏，令人荡气回肠；或疾呼“无竞维人”，中兴大宋，更是撼人心魄。加之其散文语言在整体上表现出一种精练畅达的美，藻思英发，才气奔逸，金铛玉粒，掷地有声，更无冗弱之弊。
因此，仅从张孝祥记体文看，以“冗弱”涵盖整个南宋散文的创作，也是有失公允的，更何况各体散文中，李纲、陈亮、叶适、辛弃疾、文天祥等均不乏笔力雄健、章法谨严的佳作。而从张孝祥记体文人文意识浓厚的特点和对文章章法技巧的注重，也可以看到南宋散文在创作上与北宋散文优良传统一脉相承与开拓创新的一面。所以，应该以更加客观的态度评价南宋散文，既看到其不足，又看到其独特的新面貌。
综观张孝祥记体散文，才气超迈，刚健清雄，文思隽逸，词翰爽美。不论从丰厚的思想内容方面，还是从密切联系现实方面，也不论是从立意题旨、结构布局方面，还是从表现手法、语言锤炼方面，都受前人沾溉甚多。韩文的雄直与笔力，柳文的凝练与形象，欧文的辞采与结构，苏文的气魄与奔放等，在其记体散文中都有充分的表现。总体成就虽不能与其词相比，但也能自成一家，在文学史上占一席之地。
注释：
① 王十朋：《梅溪文集》后集卷二七，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脱脱等：《宋史》卷三八九，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③ 陆世良：《于湖居士文集》附录《宣城张氏信谱传》，四部丛刊影印慈溪李氏藏宋刊本。
④ 朱熹：《晦庵集》卷八四《跋张安国贴》，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 洪适：《盘州文集》卷二四《张孝祥复集英殿修撰知静江府制》，四部丛刊影印上海涵芬楼藏宋刊本。
⑥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四九，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⑦ 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卷五六，于北山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
⑧ 张孝祥：《张孝祥诗文集》卷一三，彭国忠校点，合肥：黄山书社，2001年，第174页。以下凡引此书只在文中夹注卷数。
⑨ 程颢、程颐：《二程集》卷四，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942页。
⑩ 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一八，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 引自《于湖集》附录，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 洪遵：《洪文安公小隐集》，《永乐大典》卷一四○四六，第13页。
(13) 转引自洪迈：《容斋随笔》卷一一，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 谢尧仁：《于湖居士文集》卷首《张于湖先生集序》，四部丛刊影印慈溪李氏藏宋刊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15) 苏轼：《东坡全集》卷三四《凫绎先生诗集叙》，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6) 刘大櫆等：《论文偶记 初月楼古文绪论 春觉斋论文》，范先渊点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3页。
(17) 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引元好问语：“文章当有曲折，不可作直头布袋。”
(18) 《唐宋八大家经典》，陈加等点校，沈阳：沈阳出版社，1996年，第39页。
(19) 引自《于湖居士文集》卷首，四部丛刊影印慈溪李氏藏宋刊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20) 张裕钊：《张裕钊诗文集》，王达敏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21) 转引自《于湖居士文集》附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22) 王若虚：《滹南集》卷三上，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23)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24) 姚椿：《南宋文范序》，见庄仲方编选：《南宋文范》，江苏书局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