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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新型的政治沟通机制，是我国政治发展理论与实践中的一个亟待重视并加以解决的课题。在旧的政治沟通机制运转不灵，新的政治沟通机制尚未建立起来的今天，是否存在一个廉价、现成且有效的消除社会矛盾的手段呢？答案显然是肯定的。江泽民在十三届八中全会上指出：“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人民内部矛盾要从疏导入手，加强思想教育，及时调解民间纠纷，避免矛盾激化。”这就告诉我们，发挥我党思想政治工作的政治沟通功能，有助于及时化解和消除社会政治矛盾，维护社会的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本文拟就此作一探讨。
一
政治沟通(political communication)是指那些传送有关政治的消息、思想和态度的活动。它包括：国家与社会的沟通，执政党与人民的沟通，执政党与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之间的沟通，各社会团体之间的沟通等。政治沟通机制是指建立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执政党与人民之间、政府与社会团体之间的传送有关的政治消息、思想和态度的社会组织结构、特定功能，以及通过这种机制以达到增进了解、消除矛盾、协调关系，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目标的自控方式。完善的政治沟通机制的建立能使整个政治机制上下、左右、内外形成一个有机体，收到通力合作和和谐一致的运行效果。
我国正处在从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型期。现代化水平的提高无疑有助于社会稳定性的提高。但与此同时，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容易出现社会的不稳定状态。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塞缪尔·P·亨廷顿在其代表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曾提出一个重要命题：“现代化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这是因为在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过程中，社会矛盾的冲突较为复杂和尖锐，如果政治沟通机制不能适应这一变化，那么，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就会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处理和疏导，就可能以对抗性形式出现，从而造成结构性的甚至全局性的社会动荡。
在经济社会的转型期，我国政治沟通领域已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原有的政治沟通机制已不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沟通的要求。在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身份制”、“单位制”和“行政制”以及其他的制度化结构体系基础上形成的单一的、稳定的政治沟通机制，已经不适应市场经济所需的自由、平等、效率、法制原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我们尽快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双向互动的、多层次交互的、灵敏快捷的政治沟通机制。二是原有的政治沟通机制不适合新时期民主政治建设下政治沟通的要求。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和治国方略的确立，民主的法制化和法制的民主化被提上了历史日程，这就要求我们要从原有行政方式的政治沟通方式向民主化、法制化的沟通方式转换。三是原有的政治沟通机制不适合全球化、信息化条件下政治沟通的要求。我们处在一个高速发展与变化的时代，经济全球化、交往信息化、政治民主化同时向我们走来，政治的沟通也由封闭走向开放、由中国走向世界、由纸笔面沟通走向光电网沟通，这就要求我们要重建政治沟通机制。
与此同时，转型期人民内部矛盾的新特点也对政治沟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是复杂性。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与多样化并存，导致矛盾主体增多，矛盾关系更趋广泛多样、更为复杂。往往是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个领域的矛盾交织在一起。二是群体性。这些矛盾大多与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涉及面广，群体性明显，易于引起具有相同利害关系人的共鸣，进而形成群体行为。三是危险性。涉及多数人的切身利益，容易群体出现，在少数人的煽动下会酿成局部范围内的群众性事件乃至严重的社会冲突，扰乱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四是艰难性。社会转型期的这些矛盾是社会各种力量作用的反映，是社会变革、体制转换、利益调整、思想变动背景下，诱发因素和抑制力量此消彼长的结果，处理起来难度加大。人民内部矛盾的这些新变化就要求我们“要认真研究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表现形式和发展趋势，特别要注意在深化改革中由于要进一步进行利益格局、利益关系的必要调整而可能引发的新问题、新矛盾，千万不可疏忽大意。”
二
政治沟通必须靠一定的社会组织和人员来完成。它首先需要依托一定的社会政治组织，如政党、议会、行政机关和社会政治团体来传递政治信息。同时还需要依靠那些具有从事政治工作热情、经验、技巧的人员在制度内做政治信息传递、政治实施的劝导、社会民意的反馈工作。政党与国家政治运行、政治协调、政治稳定的态势无不依赖于一定的社会组织和人员来完成政治沟通的任务。众所周知，在我国，政治沟通的任务不少是由思想政治工作部门来担任并完成的。政治沟通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题中之义。
首先，政治沟通是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任务之一。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任务是通过传播、宣传和灌输马克思主义理论，引发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并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使人们的行为能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其传播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政治沟通的过程，它的近期目标是促进社会政治稳定。只有近期目标实现了，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远期目标才有可能实现。
其次，政治沟通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功能之一。顾名思义，思想政治工作既包括思想工作，也包括政治工作，而政治沟通理所当然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部分。思想政治工作者在工作的过程中无时不在传送有关政治的消息、思想和态度，无处不在宣传党和政府的路线与政策，并将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传递给党和政府的有关部门，以帮助党和政府科学决策与执政。换句话说，都自觉不自觉地在进行着政治沟通。如果只重视思想教育而不重视政治沟通，或把二者人为地分割开来，其任务实际上就只完成了一半。
第三，政治沟通的主体和对象与思想政治工作的主体和最终对象都是人。无论是作为主体的“人”，还是作为对象的“人”，在发挥各自的能动作用时，都具有区别于物的自我调节功能。因而，与思想政治工作一样，政治沟通过程中实际上也存在着一个双主体互动的模式，即政治沟通的施动者和政治沟通的受动者都有极强的能动性，且这种施动与受动的角色可以互相转化。正是由于政治沟通过程中这种双主体互动模式的存在和作用，才使得思想政治工作者可以利用角色优势，结合思想工作，发挥政治沟通的功能。
然而，一度时期以来思想政治工作的政治沟通功能发挥不够。主要表现在：内容上重思想教育轻政治沟通，由此导致许多政治信息被忽视；在方法上重压制轻疏导，从而造成社会矛盾的激化甚至恶化；途径上重单向传递，轻双向沟通，导致政治传递系统因缺乏必要的信息反馈而出现运行障碍。1999年发生的法轮功练习者上万人围攻中南海事件，也说明了我们一些地方和部门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的软弱，也表明我们思想政治工作的政治沟通功能被忽视了，未得到应有的发挥。
三
政治沟通分为正式沟通和非正式沟通，组织之间的沟通和人员之间的沟通、横向沟通和纵向沟通等类型。正式沟通是指通过组织建立的渠道进行政治信息交换和传递的沟通。如执政党与参政党、社会团体、人民、权力机关、政府之间的沟通，权力机关与社会团体、人民、行政机关的沟通，行政机关与社会团体、人民之间以及其内部的沟通等等。国家的政治运行与政治稳定主要依赖于正式的政治沟通机制的建立与运行态势。但与此同时，非正式沟通也起着一定的作用，如信访与举报、罢工、游行与示威等。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党的工作的一部分，属于正式的政治沟通。它兼备组织沟通与人员沟通的特点，但以面对面的人员沟通见长。
大众传播学证明：“政治意见受最初信息来源和次要来源的影响。意见形成和变化的主要影响来源于面对面的亲密关系和知识。次要影响来源于大众媒体和不同形式的政治广告。”这就告诉我们，思想政治工作者作为政治沟通的主体之一，在政治沟通方面有其自身的优势，起着其他政治沟通主体无法替代的角色和功能。笔者认为，思想政治工作者要能发挥其应有的政治沟通功能，应当做到以下两点。
首先，认识上要从讲政治的高度对待政治沟通在化解社会矛盾，维护转型期我国的政治运行机制，确保社会政治稳定中所起的作用。我们知道，转型期的人民内部矛盾的变化既带有明显的过渡性，又带有激化的倾向性。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不可避免地带来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与利益主体的多变性；同时，随着人们主体意识、价值意识的增强，个体行为的非理性因素也明显增多。改革使得人们的新旧思想、观念处在碰撞、斗争、交替的无序过程中，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习惯的变化也带有过渡的性质，这种过渡性又是与随机性相伴而生的。尽管在现阶段人内部矛盾仍居主流，“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特别是在一些敏感地区和敏感时期，如果不从政治上看待政治沟通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上的作用，不重视思想政治工作者自身所肩负的政治沟通职责，这些矛盾一旦被人利用，就会激化，从而危及社会的政治稳定和秩序。
其次，行动上要按照以下三个程序来进行政治沟通，即及时发现矛盾，找到政治沟通之主题；主动弄清矛盾和问题，抓往政治沟通之主体；发挥疏导优势，促进政治沟通功能之实现。
一是要及时发现矛盾，找到政治沟通之主题，这是消除社会政治矛盾，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前提。人民内部矛盾的运动，一般表现为隐形阶段、显形阶段、激化阶段和解决阶段。其中激化阶段往往是由于政治沟通不畅而带来的。在社会经济的转型期，我们不难看到这样的情形：有的思想政治工作者由于缺乏及时的调查研究，不善于观察分析社会矛盾动向，不争取主动找上门去发现问题与矛盾，而是坐等问题送上门，结果是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政治矛盾面前，缺乏预见性，从而不能及时发挥其政治沟通的特有作用，进而导致矛盾的激化，甚至矛盾性质的转变，造成社会的政治动乱。思想政治工作者对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一定要保持高度的政治敏感性，要见微知著，未雨绸缪。
二是要主动弄清矛盾和问题，抓往政治沟通之主体，这是消除社会矛盾，维护国家的政治运行机制的条件。思想政治工作者在发现实际问题和矛盾之后，要善于分析、研究、核实，抓往问题和矛盾的本质和主流，不要被矛盾的表面现象所迷惑，不为假象所掩盖，以便找到政治沟通之主体。要弄清政治沟通主体存在的是思想问题还是政治问题，是经济问题还是生活问题，以便及时与有关部门联系并商定解决的办法。思想政治工作者既要确实抓住政治沟通之主体，又要分析和预见矛盾的发展与转化，以便为矛盾的解决创造必要的条件，使解决矛盾的主客观条件更为完善；同时，也要及时沟通和调适矛盾，以防止矛盾的激化；还要对矛盾的发展加以积极的引导，增强政治沟通的主动性。
三是要发挥疏导作用，促进政治沟通功能之实现，这既是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也是思想政治工作者的任务和职责的一部分。政治沟通应当采取正确的恰当的方式和方法。毛泽东曾明确指出：对于人民内部矛盾，“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因此，对于社会转型期出现的这些矛盾，解决的方法是化解，而不是激化；是协调而不是添乱；是沟通而不是堵塞，是理顺而不是不理。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善于分析和处理各种人民内部矛盾，必须把思想政治工作和其他相应的工作做到前面，做细做实，使群众感到入情入理，感到党和政府是真心诚意维护群众利益、关心群众疾苦。”只要政策讲清了，感情沟通了，群众就会积极帮助和配合我们处理好各种矛盾和问题，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就会得到不断的巩固和发展。
需要注意的是，思想政治工作者在进行政治沟通过程中既有其自身优势，也有其自身的局限。由于经济社会转型期的人民内部矛盾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这就决定了政治沟通主体是多种的，其手段、方法、途径是多样的。要健全和完善政治沟通机制，必须坚持主体配合、手段综合、方法结合。在具体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过程中，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同政治沟通的相关主体协同作战，必须发挥经济的、法律的、行政的、教育的各种手段的综合作用，标本兼治。否则，其政治沟通功能和优势是难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