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探索社会主义的伟大历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主义这个“精灵”，19世纪末开始出现在中华神州的广袤大地，20世纪初期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获得载体，成为党的理想追求。党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归根结底，属于社会主义运动。新中国成立后，党更是在不断地为建设社会主义殚精竭虑，既在实践中艰辛地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又在指导思想上努力总结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理论。在纪念党成立80周年之时，回顾党探索社会主义的伟大历程，对于在新的千年世纪再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辉煌是有益的。
一、党的80年，是不断追求、艰辛探索社会主义的80年
党的80年历史分为三个大的阶段。从1921年党的创立到1949年全国革命胜利，是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28年。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领导的从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前期的29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是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23年。这三个阶段，党都是在追求和探索社会主义。
为什么说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追求和探索社会主义呢？
第一，从党的纲领看。党的一大已确定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党的二大，将党的纲领分为最高纲领（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最低纲领（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提出最低纲领是为了实现最高纲领。此后，党一直以这样的认识来指导革命斗争。后来毛泽东完善了这个思想，指出“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这就表明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探索，实际上是为社会主义所进行的探索的一部分。
第二，从革命道路看。1944年毛泽东致博古的信说：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可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这说明，我们党经过千辛万苦而探索的中国革命新道路，归根结底，是为了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实现社会主义。宏观地看，对革命道路的探索，是探索社会主义的一部分。
第三，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实行的经济政策看。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个时期的经济政策有一个共同点，即在发展多种经济成分时都注意发展公有制经济。就是因为这里面有社会主义因素，为将来的社会主义作积累性准备。
第四，从党的宣传教育看。在革命战争年代，无论环境多么艰苦，斗争多么严酷，都注重进行理想、信念、大目标教育。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在延安作报告经常讲苏联的社会主义，宣传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苏联今天还是社会主义，到了共产主义，才到了我们的宿营地。这也说明，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的探索，就是为了追求社会主义。
党探索社会主义之艰辛，在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29年表现得最为突出。从对探索社会主义历程的具体内容作价值判断这个角度来看，对这29年可以作以下分析：
（一）建国后的头七年是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探索期。国家恢复了经济，取得了抗美援朝胜利，进行了土改和其他民主改革，发展了教科文事业，实行了“一五”计划，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地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指出：“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搞了土改，搞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搞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事情做得非常好。”（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6页。）
（二）党的八大前后一年半左右，是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正确探索期。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只意味着我们国家开始踏进社会主义之门。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任务极其艰巨。在苏共二十大揭露出苏联建设中的许多错误后，党决定探索中国自己的道路。从《论十大关系》到党的八大，已有了良好开端。八大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国家的主要任务作了正确规定。八大以后，及至1957年春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开展全党整风，还提出了一系列富于创造精神的方针和设想。这些认识本来是有可能使八大成为第二次伟大革命的起点的。
（三）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是党探索社会主义的曲折发展期。党在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既取得了许多重大成就，也在指导思想上发生过“左”的偏向。这里要指出的是，在60年代前期实行的国民经济的调整方针，使国民经济得到复苏，初步制订出的一系列政策条例，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了重要探索，这是很难得的。
（四）“文化大革命”十年是党探索社会主义的严重失误期。“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后果大家清楚。如果就把“文化大革命”当作建设理想的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的一场“大试验”而言，也可以说这是一种陷入巨大误区的探索。
（五）“两年徘徊”是党探索社会主义由乱到治的过渡期。“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路线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理论和路线是对立的两极，大乱不可能马上转化为大治。这中间需要历史的缓冲。宏观来看，“两年徘徊”起着使国家的发展向社会主义新时期过渡的特殊作用。
对党探索社会主义前期29年的这段历史，邓小平有许多论述。他说：“从一九四九年建国开始，一直到一九五七年，我国的发展形势是非常好的，但往后就出问题了。在这二十年中，我们并不是什么好事都没有做，我们做了许多工作，也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但做的事情不能说都是成功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4、116页。）。
邓小平坚持的历史的辩证的观点，是评价这段历史的重要指针。第一，曲折和挫折是党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前进过程中发生的，不能把复杂的原因简单化；第二，这个时期党的指导思想始终存在着两个发展趋向，即使在犯错误时，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仍然在以这样那样的形式发生作用，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在为社会主义而忘我劳动或工作。第三，探索过程中犯的错误是由党自己纠正的。因此，邓小平还指出：“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7页。）
这些进步主要表现在十个方面：
结束了旧中国受帝国主义长期压迫、控制的半殖民地历史，建立起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结束了旧中国四分五裂状态的历史，在中国大陆实现了国家的统一；结束了旧中国几千年剥削制度统治的历史，国家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束了旧中国广大劳动群众遭受压迫、没有民主权利的历史，建立起了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结束了旧中国长期存在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历史，社会主义祖国成为民族平等互助、团结友爱、共同进步的大家庭；结束了旧中国的一盘散沙状况的历史；实现了包括海外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大团结；结束了旧中国近代工业极端落后、国民经济破败不堪的历史，初步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结束了旧中国充满文盲、疫病流行，被称为“东亚病夫”的历史，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得到很大发展；结束了旧中国屡受外国侵略和欺凌的历史，有了国家统一的强大武装力量，在几次反侵略战争中都取得了辉煌胜利；结束了旧中国没有独立外交的屈辱历史，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国际地位有了显著提高。
这十个方面的变化虽然是宏观的，但不是抽象的。它是实实在在的，连海外侨胞都能深切地感受到的变化。这是这段历史的基本方面，是党领导人民探索社会主义的主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20多年对社会主义的探索，是当代党史。这既是共和国历史发展上的一个新时期，也是党80年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党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其具体内容不再赘述，这里想强调三个问题：
首先，要充分认识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党探索社会主义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党的80年历史，经历了两次生死攸关的转折。第一次是遵义会议。第二次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它实现了党在各个方面的拨乱反正。邓小平指出：建国以后历史“界限的划分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9页。）。江泽民也强调：“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党在思想、政治、组织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是从这次全会开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由这次全会揭开序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开辟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在这次全会前后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光辉的标志，它表明中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其次，要充分认识党在社会主义新时期探索的创新性及其取得的伟大成就的飞跃性。江泽民在十四大提出两次伟大革命的观点，在十五大论述20世纪的三次历史性巨变，都是旨在突出新时期的探索在党和民族历史上的地位。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的讲话中，他还从巩固国家政权、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扩大、国民经济发展、民主法制建设、精神文明建设、香港顺利回归、军事国防建设、国际地位提高和加强党的建设等十个方面，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取得的成就作了全面总结。在80年的奋斗中，党创造了五度伟大的辉煌。前四度：是参与领导大革命的辉煌；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辉煌；党领导解放战争的辉煌；新中国成立头八年的辉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20多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辉煌，则是第五度辉煌。它持续的时间最长久，影响最深远。只要始终不渝地坚持被实践证明是符合当代中国国情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政策，那么这段辉煌的历史还会持续下去。
再次，要充分认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10多年来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毫无疑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多年，作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是一个整体。它坚持的是一个指导思想，执行的是一条基本路线。前述对这20多年的总的分析，即整体认识，也适用于这后10多年。
但是，就这后10多年党对社会主义的探索而言，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更加平稳。即在指导思想上，坚定不移地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路线和一系列重大的方针政策不动摇，不断排除“左”的和右的干扰，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沿着既定方向前进。这表现在经济发展上，掌握了宏观调控的本领，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有效地应对了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初步地找到了一条持续健康发展的路子。这表现在体制改革方面，十四大决定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不少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在这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改革上出了问题，把搞市场经济看成是搞资本主义，因而所进行的改革，就不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而是偏离社会主义方向，走向了资本主义。党吸取了这个教训，牢牢地把握社会主义方向，同时采取渐进的实施步骤，因此，没有出现社会动荡。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的负面效应，也在努力克服。这表现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明显地加大了力度，使“一手硬、一手软”现象在总体上有了改观。整个社会的正气在上升，向着协调发展、全面进步方面前进。这表现在党的建设上，牢记邓小平的政治交代，一直探讨加强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在“三讲”教育活动结束后，又提出开展“三个代表”的学习教育活动。与此相联系，加大了反腐败斗争的力度，处理了不少大案要案，阶段性成果显著。
上述列举的一些方面，说明第三代领导集体肩挑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任之后，既很有作为，不断地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前进；又相当平稳，在继续探索的前进道路上没有出现大的波折。这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政治成熟的重要表现。
二、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实际指导理论与所获得的最新理论成果
党追求和探索社会主义的历程，宏观地说是80年。就探索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而言，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说过：20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
建国以来，党在半个多世纪的探索过程中，用以指导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总的说来，是努力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但是，怎样从中国国情出发搞建设，中国共产党人既没有实践经验，在理论上也知之不多。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历史、近代又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且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里建设社会主义，有着许多意想不到的特殊性、复杂性，以及长期性。对它们的认识不可能不经历一个过程。这样，在探索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发生失误时，主观上以为坚持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实际上却没有能坚持，并发生了偏离、违背。将党探索社会主义的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作具体解析，指导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理论，即有将马列主义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得很好的，也有没结合好的。无论结合得好与不好，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这个角度来看，都构成了指导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理论的认识之链。这个认识之链上的有的环节，或丰富了毛泽东思想，或为创立邓小平理论作了重要的认识积累和理论准备。
半个多世纪以来，党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之链，大体经历了这样几个认识之环：
（一）通过新民主主义理论，走向社会主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不仅成功地指导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而且由于它指明了通过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的前途，因而也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建国之初的实际指导思想。体现这个指导思想的《共同纲领》，成为建国后头三年建设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党希望以此来实现“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
（二）立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理论，进入社会主义。在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和国民经济迅速恢复之后，根据国际形势发展和国内建设需要，党于1953年正式宣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需求社会主义工业化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这是一个新的建国方略。到1956年，三大改造任务提前完成。随后，作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的“一五”计划主要指标也都超额完成。这样，党向全国人民宣布：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尽管出现了过快、过急等缺点和偏差，但整个说来，如《历史决议》所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三）制定八大路线，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邓小平说：“一九五六年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形势，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八大决议明确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八大通过的党章确定了党的战略目标——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从1954年9月的一届人大开始提出，为八大党章所确认的这个表述是最初的四个现代化思想。党在制定这条路线的同时，还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作出一系列重要决策。八大路线，是党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
（四）重新认定阶级斗争为国内主要矛盾，高举“三面红旗”建设社会主义。1957年秋的八届三中全会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与随后出现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被认定为党建设社会主义的“三面红旗”。那时，党的指导思想存在着两个发展趋向。由于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的作用，这个时期也有过一些好的和比较好的思想观点、方针政策、重大决策和实践经验，有的还发生了比较好的历史作用。
（五）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建设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1969年党的九大政治报告中，被奉为照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芒万丈的灯塔”。它不仅仅是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而且是十年内乱期间指导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在“文化大革命”十年间，党的指导思想，包括毛泽东在内，也有好的和比较好的另一个发展趋向。党和人民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直在艰难曲折地进行着。正是由于这种努力，国家仍然保持着统一，社会主义制度仍然保存着它的根基；经济建设在某些方面还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我国的对外关系打开了新的局面。
（六）提出“抓纲治国”，建设社会主义。“两年徘徊”期间提出的“抓纲治国”方针，相对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而言，改变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些“左”的政策，但是就其实质而言，由于这里的“纲”，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纲”，因而在许多方面“基本上还是因循‘左’的错误”（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5页。）。
（七）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制定了各方面的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正确政策，从根本上纠正了“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错误指导方针，结束了“两年徘徊”局面，实现了建国以来历史上的伟大转折。这以后，在政治路线上，逐渐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在指导思想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党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理论成果，就在于有以前的几个认识之环，无论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都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为它提供了思想资源。因此，如十五大报告指出，经过对我国所面临的世界形势和时代主题的科学分析，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鲜经验的不断总结，同时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正反两面历史经验以及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的认真反思，党创立了邓小平理论。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我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因而是指导我国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10多年，不仅在实践中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向前发展，而且在理论上为丰富和发展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十个方面。
——经过十四大、十五大两次代表大会，对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作出精辟概括，确立邓小平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从而明确了它在全党的历史地位和指导作用。
——十五大报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内涵和特征作了新的界定，提出并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大基本纲领。
——提出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十二大关系，强调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在整体上的相互协调、相互促进；提出要实现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转变”，强调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促进区域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从而在理论上丰富了保障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内涵。
——十五大报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作了新的界定，强调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强调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从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获得了新的内容。
——确定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试行股份制、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建立和健全宏观调控体系、深化金融改革等方面都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大大地丰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最近又提出要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为丰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在进行探索。
——提出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主要任务；强调要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打好主动仗，积极发展文化事业；提出科教兴国、建立创新知识体系，提高全民族的整体素质。这些也丰富了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内容。
——提出了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的总目标和总要求：在当代世界风云变幻的变件下，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变革中，要把党建设成为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2000年春天又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了创造性发展，其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和方法论意义十分深远。
——在军队建设上，提出了“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总要求，强调必须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各项建设首位；提出“科技强军”战略，依靠科技进步来提高军队战斗力，要求结合新的历史条件积极发展人民战争。这些思想丰富了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
——在对外关系方面，强调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世界丰富多彩，要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各国有权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发展战略和生活方式；提出坚持和平、反对武力、相互尊重、主权平等、自主选择、求同存异、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等原则，积极推动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提出发展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主要特征的新型大国关系；努力稳定和发展同周边国家的战略关系，改善我国的战略安全态势。这些也丰富了邓小平外交思想。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所作的上述诸多贡献，使党在两个千年的世纪之交，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写到这里，想起了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建党30周年前夕，毛泽东率先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时间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在党进入80华诞之际，怎么看这个论断？能否用来评价党的80年奋斗历程？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毛泽东是怎样提出这个论断的。1951年2月，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文件中指出：“我们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这是主要方面必须加以肯定，并向各级干部讲明白”，但是存在着的问题必须解决，“这方面也要讲明白”。在两个月后召开的党的全国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对毛泽东的这个论断作了解释。他说：这个提法是就党的总体、就党的主导方面来说的，不是说党没有问题。我们召开这次会议，就是要解决党在组织建设上存在的各种问题，但是从党的总体、主导方面来说，还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按照毛泽东、刘少奇分析问题的逻辑，不论就党的历史和现状，还是就党的理论和实践来看，这个论断仍然是完全能够成立的。从历史方面看，党的80年是为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80年，并为此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从现状看，党是一个有着6450万党员的执政大党，坚持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世界东方岿然屹立。从理论上说，党经过80年的追求和探索，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实践看，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为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创造了五度光耀世界的伟大辉煌业绩，这些是党的80年历史的主体、主导和主流。因此，在纪念党的80周年时，完全可以当之无愧地说：中国共产党依然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
三、党艰辛探索社会主义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
邓小平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反复强调：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过去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搞清楚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搞清楚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江泽民在去年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四个如何正确认识”，头两个就是如何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也说明了要搞清楚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重要意义。
所谓搞清楚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即一方面，要认识到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共产党的最终使命就是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共产党从它诞生时起就不隐讳这一点，因此要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不断地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社会主义大厦不是空中楼阁，它既必须在人类过去世代积累的文化遗产基础上建立起来，又只能主要借助于社会化的大生产来建设，而这却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否定资本主义制度决不是简单地否定资本主义文明，不加分析地抛弃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建设社会主义，决不是不要利用资本主义进行社会化大生产的知识和本领，不借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文化的好的经验，恰恰相反，需要充分地借鉴、利用和吸收。
党探索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证明：凡是能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方面关系时，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就比较成功，国家的发展就比较健康，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则比较显著。比如，建国初期，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比较清醒，有七届二中全会对我国社会经济的正确分析，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先是根据《共同纲领》使资本主义有了一定发展；随后根据过渡时期总路线，实行利用、限制、改造政策，到1956年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尽管后期指导方针和具体工作中有缺点偏差，但毕竟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从总的方面来看，相对于后来情况来说，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的处理大体顺应了我国当时的实际。八大前后，党又着手对改造过程中的缺点和偏差进行纠正，并在重新审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时，发表了不少如何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的振聋发聩的宏论。如毛泽东在1956年12月讲过可以考虑在我国实行新经济政策的问题。他说：现在自由市场还有资本主义，地下工厂也是对立物。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条约，20年不没收。华侨投资20年、100年不没收。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只要有原料、有销路，私人可以开厂。急于国有化，不利于生产。这么一通宏论，说明在那段时间，党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认识是清醒的，如果付诸实施，对于调整和处理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遗留问题极具指导意义。
这以后党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发生了曲折和挫折，主体错误属于“左”的倾向。它的一个重要方面，与没有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密切相关。经过1957年反右派斗争，党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发生逆转。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重新认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片面强调两者的不相容性，视两者为绝对对立的两极。这个思想的继续发展，就是在1963年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之后，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在这一比较长的时间内，既然在不断地进行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运动，就不可能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抓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文化大革命”把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错误认识推向了极端，也使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破坏达到了极端。所谓“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也不要富的资本主义”，就是对这两者关系错误认识的最典型、最荒谬的表现形式。对两者的错误认识达到这种地步，社会还能正常发展？邓小平总结这个教训说：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4页。）这种状态是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认识发生失误后导致的严重后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思想理论和政治关系上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重新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上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对立统一关系。一方面，它们具有对抗性、斗争性、排斥性；另一方面，两者之间又具有共存性、依赖性、可转化性。过去的失误在于对前一方面的关系看得较多、较重，而忽视了后一方面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的拨乱反正，就是在充分认识两者的前一方面关系时，又要十分重视两者的后一方面关系。邓小平积党领导革命和建设近80年之经验，把对两者哲学关系的正确认识应用到政治层面，强调就社会制度而言，两者是根本对立的，坚持社会主义，在任何时候都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就发展生产力和管理社会经济的方法而言，两者有许多共通之处，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学习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有益的知识和文化；就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为了中华民族统一大业，可以实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一国两制”；就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而言，这两者的关系相当复杂，要作具体分析，对属于资本主义腐朽和没落的那些东西必须进行坚决斗争。
基于对我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多重关系的这种具体分析，邓小平提出了一整套相互关联的方针政策，并将这些方针政策升华到理论，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论、改革开放论、市场经济论、主体地位论、一国两制论、四项基本原则论、精神文明建设论等理论观点。这些理论观点改变了过去比较简单直接的通过消灭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路，主张在一定范围和条件下利用资本主义（当然也有某种限制和斗争）来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新思路实际上是毛泽东在1956年底讲的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再搞资本主义的思想火花的进一步发展。这个新思路，毫无疑问，包含了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方面关系认识的新概括。也正是根据对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认识的这个新概括而形成的上述许多理论观点，才使邓小平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的显著标志。它的威力表现在实践上，是使20世纪中国在最后21年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在20世纪，中国共产党人上半个世纪闹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经过对社会主义含辛茹苦的探索，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果说创业难，那么继往开来一点也不轻松。在21世纪，中国共产党人既要继往，更要开来，使中国发生更大的变化，对人类作出更大贡献。
早在1956年，毛泽东就说：“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四十五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注：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1956年11月12日。）
我们国家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在实现“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的目标。10多年前，邓小平对毛泽东提出的目标作了具体阐发、规划了三步发展战略。他反复指出：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解决温饱问题，这个目标已经达到了。第二个目标是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第三个目标是在下个世纪的50年内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如果达到这一步，就更加能够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如果那时十五亿人口，人均达到四千美元，年国民生产总值就达到六万亿元，属于世界前列。这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要用两代人、三代人、甚至四代人来实现这个目标”（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5、256页。）。
这是一个既无尚光荣，又无比艰巨的任务。事实上，在21世纪，不仅党肩负的历史使命异常艰巨，而且无论就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来看，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这些新情况，既有使我们国家能够加快发展的机遇，也有可能使我们国家遭受困难的挑战。就后者而言，从国际环境看，政治方面的多极化与单极化的斗争、经济方面的走向全球化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斗争、文化方面的信息的全球网络化与维护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的斗争都将更趋激烈。同属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中美、中日关系将更趋复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实施和平演变战略和实行西化、分化的图谋，是不会改变的。他们把中国作为潜在对手，遏制我国迅猛发展的方针也是不会改变的。当然，为了政治的经济的利益，他们目前也不愿看到中国“天下大乱”。中国不稳定，对他们也会冲击不小。这样，演变与反演变、遏制与反遏制、渗透与反渗透的斗争在21世纪将会以极为复杂的形式长期存在下去，有时甚至会在某个方面或某个问题上有所激化。
从国内方面看，既有形势大好的一面，又有不能盲目乐观，甚至需要居安思危的一面。比如，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公有经济、国有企业的公平与效率之间的矛盾怎样才能解决好，使其充满活力地持续发展，令人信服地体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目前的穷富差别也呈扩大化趋势，怎样通过部分富裕的途径来真正实现共同富裕？这些问题解决不好，经济难以持续发展，社会也难以稳定。再如，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就会越来越需要扩大民主，不但需要扩大社会民主权利，更需要扩大政治民主权利。这样，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就将成为增强社会活力的重要问题。与此相联系，还要处理好坚持集中领导与加强权力制衡的关系，这也需要进一步加大改革的力度。还有，加强执政党的建设也是一大难题。随着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物质利益和就业方式越来越多样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怎样保持党的先锋队性质？需要研究解决。腐败现象严重影响党的形象。特别是权力腐败、金钱美色的腐蚀，使人们不能不思考：富裕了怎能坚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价值观念，使党始终成为“三个忠实代表”，保持它的先进性不变？这些问题解决不好，关系到党和社会主义的生死存亡。因此，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21世纪的任务确实非常艰巨。
怎样才能应对21世纪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的这一方面的情况，完成肩负的重大历史任务呢？这里有许多问题要解决，要有多种思路，采用多种方法。其中一个重要问题，仍然是要全面认识和正确处理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要警惕和防止来自两个方面的片面性而产生的错误倾向，既不能只强调两者的对抗和斗争，也不能只埋头于两者的交流和合作。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383页。）。江泽民在谈到国际社会主义的曲折和发展时指出：“可以得出两条结论。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西方敌对势力断言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要从世界上灭亡了，这只是他们的梦呓。二，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改革，探索符合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实践证明，中国的社会主义不仅继续存在，而且通过改革发展得更好了。我们要根据这样的基本认识，来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正确理解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期性艰巨性，坚定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也会遵循这个历史规律向前发展的。当然，前进的道路异常崎岖，也可能还会发生曲折和挫折，但历史的未来必将属于社会主义。在新世纪、新千年，我们中华民族必将通过社会主义实现伟大的复兴，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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