沟通#183;规范#183;创新——全国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博士点新世纪学科建设与发展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学科建设论文,研讨会论文,文献论文,博士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8月12日至15日， “全国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博士点新世纪学科建设与发展研讨会”在黑龙江畔的边境城市黑河举行。会议由《文学评论》编辑部、《文学遗产》编辑部、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人民文学出版社、《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编辑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共同发起主办。来自中国社科院、全国高等院校、出版部门的博士生导师和专家学者共40余人出席了会议。与会专家结合自身学术研究和博士生培养工作中的经验，就学科在未来社会发展中的价值地位、学科发展趋向和新的学术增长点、如何建立新的学术规范、加强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学的互补关系、博士生培养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等主要议题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许多有见地、有价值的观点和建议。
关于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在未来社会发展中的价值地位问题。由于处在商品经济与计划经济的转型期，由于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急功近利的心态，对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研究的价值作用，许多人是心存怀疑的；即使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业内人士，囿于传统的“经世致用”观念，对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这种相对去现实较远的学术的地位和意义，也不免认识偏狭。
针对对古代文学研究价值地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观念，邓绍基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发言中说，我们应当从世界文化、人类文明的角度考虑中国古代文化和古代文学的价值与地位。中国古代文化、古代文学的灿烂辉煌已广为人知，近代流行的西方文化中心论渐渐动摇。中国文化、东方文化对全人类发展的作用日益凸现出来。应当珍视这份精神遗产，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清理和研究它，推动民族文化的建设与发展。
胡明研究员（《文学评论》副主编）强调，应当从整体的民族文化建设的大功利目标看待古代文学研究工作，眼界广远，胸襟宽阔，对本民族的文明传统与文化前途充满信心。结合古代文学典籍与现代审美思维来认识我们自己肩上的历史责任和我们手头的研究工作，摆正承续传统与开拓继行的关系。名山事业是充满现代文明色彩的，以创新学术、推进思想为旨的，要强调学术的深度与思想的质量，戎绝平庸，鄙弃以量取胜，用力方向在心灵的掘进，研究方式也不应是技术主义的。总之应该充分认识到古代文学对于现代人的心智塑造乃至价值理性的培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陶文鹏（《文学遗产》副主编）说，要引导青年学生正确对待和珍惜祖国的文学遗产。我们的古代文学研究应适应时代的需要，跟上新世纪，跟上时代步伐，应该有中国特色，不是跟着海外的研究方法亦步亦趋，而且能古为今用。这样才能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及文学创作有借鉴作用、促进作用，为提高民族审美水平和人类精神文明有所贡献。
这次会议讨论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博士点学科建设与发展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学科自身的学术发展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学科自身的学术发展问题，另一个方面是学科的人才培养问题。学科学术发展的走向，影响和制约着博士生培养的方法和模式；而培养出的博士生走什么样的学术道路，成为什么类型的学者，又必然影响到将来学科学术发展的方向和状态。所以，许多学者都把学科学术发展和博士生培养结合起来，予以探讨。在谈到学科发展趋向时，张燕瑾教授（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回顾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由古典型向现代型、由评点诗话的即兴思维向科学宏观理论思考的研究方式转化的百年历程，认为文学研究的每一次大的发展，都源于对文学本质特性的新认识。从八十年代开始的文学研究多元化格局逐步确立，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开始寻求多视角、多层次地对文学进行观照，运用多元理论进行解析，诸如文化学、心理学、美学、民俗学、语言学、叙事学、结构学甚至宗教学等等，都成为人们解读阐释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的工具。短短二十年的时间便取得了令人赞叹的成绩。新学术方向有两点最引人注意：一是多元化的立体研究。把政治、经济、历史、哲学等作一综合的思考分析，探讨作家生活、文学产生的具体环境。这与文史哲不分的学科杂糅不同，杂糅是研究对象的不确定；综合分析则是对明确的研究对象之发生环境作立体的全方位的审视。二是中西文化碰撞中的比较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民族特性，在中西比较中才能够看得清楚，把握准确。古代文学研究需要打破封闭的心态。有良好的国学基础和外语基础的新一代学人正在崭露头角，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的比较研究必将大有可为。
周先慎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说，无论是一个人的研究还是一个学科的发展，学术道路和学术眼光都应该开阔而不应该狭隘，因此沟通是非常必要的。沟通有横的沟通和纵的沟通。横的沟通是指学科之间的沟通，纵的沟通是指历史的纵向的沟通，尤其是古今之间的沟通。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两个学科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古代文学某些方面的开拓与进展，都与有关文献的发掘与整理分不开，比如敦煌文学的研究就与敦煌文献的整理分不开，古典小说和古典戏曲的研究也与这方面文献的发掘与整理分不开。古典文献学应该更多地关注古代文学，除了集部中的诗文，还有有待进一步发掘的通俗文学，包括古人一向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和戏曲在内。而且不仅将文学方面的典籍作为研究和整理的对象，在研究工作中还应该深入到文学内部里边去，关注艺术，关注形象。这样，文献学的研究也许会产生新的活力。而古代文学的研究是离不开文献的，只要不是耍花架子，动不动就搞什么空泛的“理论架构”，就必须从基础的文献工作做起。从近代学术的发展来看，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的沟通，应该说我们是有一个很好的传统的。远的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国学大师，近的如游国恩先生、林庚先生、钱钟书先生都是这方面的榜样。程千帆先生曾说过，他的治学是从文献学入手的，而他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就是文献学和文艺学的完美结合。
陈铁民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说，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两个学科的结合和互补，是促进学术发展的有效方法和途径之一。我们编写的各种各样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大都偏重于今人的审视和评判（尤其是今人的价值判断），而较少揭示和复原文学发展历史的本来面貌和具体进程。偏重于从今人的价值判断出发来写文学史，难以复原文学发展的本来面貌。揭示和复原文学发展历史的本来面貌，是一件很困难的工作，必须高度熟悉和广泛利用种种历史文献，需要下大的考据功夫。过去我们搞考据，大都针对较小的具体问题，如作家生平、作品系年等等，这当然是很必要的，但也不能仅止于此。今后多把一些考据的功夫用在勾稽、揭示文学发展历史的本来面貌上。只有尽可能真实地勾稽出文学发展历史的本来面貌，才能进一步从中找到规律性的认识；如果文学发展历史的本来面貌都弄不清楚，那么所找出的“规律性认识”，也就难免空泛和不切实际，成了海市蜃楼。
在回顾学科发展状况和探索学科发展前景时，许多专家都感到当前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思辨和理论水平都存在很大的欠缺，理论准备不足和理论思辩的薄弱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古代文学研究的进展。文艺美学理论的变迁，引起文学研究范式和方法的变迁。近代文学批评理论、批评方法乃至批评话语的变迁都推动了文学研究的发展。我们目前的文学理论还很贫弱。许多专家认为，古代文学研究者不能等待文学理论研究者提供一套现成的理论和研究方法，而应该在自己的独立研究中，在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探讨中总结思索，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和研究方法。
蒋述卓教授（暨南大学）说，文学研究应该加强理论思维，力求从文学发展的历史或具体作品中总结出具有涵盖意义的理论。如巴赫金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从而提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复调理论等。理论创造，也是古代文学研究者的责任和努力目标。否则只能使我们在思想精神“贫血”的状况下，昏昏然地跟着别人走，摇来摆去，不断重复低级错误，以致于著述成果颇丰，却总也走不出前人的身影，见不出自己的思想与智慧。这不是一种方法、一种规范所可以解决的，而是研究者最基本的理论观念和价值态度的问题。
李时人教授（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说，我们的古代文学研究界没有形成自己的基本理论，理论基础薄弱，没有学派，没有独立的理论立场和方法。所以应从基本理论的建构来寻找自己的立足点，来解决文学究竟是什么，文学研究的根本认识和为什么研究文学等问题。文学是一种十分复杂的文化现象，文学研究不能仅限于以文学理论研究文学，而应从文化反思、文化批判的角度切入文学研究，要形成自己的一整套新思想、新方法。他对古代文学研究盲目套用外国理论的作法和现象提出了批评：这种研究是先入为主，先浸入一种思想理论然后找证据，理论没有建立在材料的基础上，所以牵强附会。近代西方文学理论不断发展变化，是历时性的理论。自“五四”以后输入我国，我们将之变成共时性的东西，出现了不同时代的各种理论一股脑儿地吸纳，造成了理论界的混乱。我们应当摆脱束缚，加强理论思维，在重史料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如果没有自己的独立意识，独立的出发点，势必沦为精神奴仆与附庸。
许逸民教授（中华书局）说，古代文学研究的目的是什么？浅层次是诠释历史，深层次是以史为鉴，从中引出规律性的东西，对现代文学创造提供借鉴。多年来出现很多种的中国文学史，在史的研究方法上绰绰有余，但以史为鉴，从文艺学角度对古代文学规律的研究方面较弱。现在缺乏的是理论而不是方法。我们还缺乏合用的理论武器。这与大环境有关；现在文艺批评界思想贫乏。
严迪昌教授（苏州大学中文系）说，学科建设与发展是个关系到外部环境与内部结构以及诸多关系制约的复合问题，学术领域同样需要一个符合发展规律的生态平衡问题。我主张自然生成，不赞成人为操作，尤不赞成炒卖热点。一旦哄抬热点，则低水平重复、自我重复、取巧以至抄袭、割窃之类学术败坏风习必见滋蔓。即使前辈大师所创具的学术范式也只应是供借鉴供吸收，不该成为照搬的模型。范式，永远是动态过程中形成的；过程始终存在，范式亦始终具有“变”的特点。研究对象不同，研究者之间个性差异等，包括学养、文化构成的各不相同，都决定着范式的不可能一统。学派林立诚是学术繁荣鼎盛一大标志，然而事实是：门户易开，学派难建。学派的构成原是动态过程中自然形成并为后世所共信、确认，恐怕不是雄心勃勃地自我构想。因而，当我们呼唤学派时，务先淡化门户习气。
博士生的培养问题，是学科学术队伍的建设问题、人才培育问题。人才培育与储备问题关系着学科的长远建设与发展。与会的博士导师们谈到了目前博士生教育中存在的许多问题与不足，诸如生源的质量问题、学习年限和课程设置问题、考试问题、思想政治课开设方法问题、博士生的专业思想问题等等，对今后博士生的培养提出了很多有益的意见和建议。
孙昌武教授（南开大学中文系）强调博士生教学应更注重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培养，注重知识的扩充和能力的提高，注重更长远的学术目标，为将来高水平的研究工作做准备。他认为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博士课程、博士论文的选题应涵盖广泛的学术领域，不应片面地强求“联系实际”、“面向现实”，而应适当注意如文献、考据、校勘、注释等“远离现实”的学术基本功内容和相关选题；再就是博士生在学期间必须进行从选题到写作论文全过程的基础研究方法的系统训练，其中包括专书、专人研究，有关文献、版本、校勘、辨伪、编制年谱、作品系年等方面的科学方法的训练等等。
严迪昌教授说，关于人才培养问题，作为导师的个体，只能尽力做到培育与保存读书种子，如此而已。种子的培育与保存，一是养成其“定力”，不趋时，不羡艳热点，不浮嚣；二是导引其爱书。不爱书，不可能潜心读书，不读书何来书香之薰？没有积累，怎能融通？怎有创获？古代文学研究要与现代化融合，要能与新文学、与当今文学实践沟通，总得有个立足基点，要有足够的资本，不然必移位。至于生吞活剥，硬伤层出，就不是移位而是错位。关键全在学养、基础。所以，导师对学生的“导”，我力求做到对学生做学术研究全过程训练。从选题、汇集整合文献、提升理论思维，直到整体把握，以及文字章法的磨炼，育成独立无倚的研究能力。
张锦池教授（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强调博士生培养过程中要特别注意精研名著。名著代表一个时代文学发展的最高水平，精读名著是培养和提高博士生文学素养和鉴赏水平的根本途径。而博士生精读书，又必须有“问题意识”，疑问、困惑推进思考和探索。从大的方面说，问题意识是推进学科发展的力量。研究课题来自困惑，困惑引出课题，在精读作品的基础提出问题，在全面搜集钻研材料的过程中解决问题，上到理论思辩。在这一过程中，就能培养出创新精神，创造性思维。
赵逵夫教授（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洪本健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文学院）、陈庆元教授（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等针对目前古代文学博士生文献功底不足的情况，深入地分析了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两学科的互补关系，强调两者结合，强调古代文学博士生必须加强古典文献方面的训练。莫励锋教授（南京大学中文系）在书面发言中认为古代文学博士生论文选题也应体现这一点。古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生，如果选一个与文献学关系很小的题目，也就是基本上不需要做什么具体的文献工作，而只是利用别人的文献整理成果作单纯的论述，那对学生的成长是不利的。这样使学生少了一次具体的练习机会。写学位论文有导师指导，有众多的专家评阅，还要经过答辩，在学术操作的规范性方面能得到最细致最不讲情面的指正。应当充分利用这次机会，选取在操作步骤和操作规范方面比较全面的题目，从而得到比较全面的锻炼，真正迈出一个台阶。反之，学古代文献学的研究生选题时也应注意尽量不要选一个单纯的文献整理的课题。
张俊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说，养成和保持良好的学风和高尚的学术道德，应该是博士研究生必备的思想素质。清代一些学者很注重实证，值得我们借鉴。梁启超把顾炎武《日知录》的特点归结为两点，一曰“实事求是”，一曰“无证不信”。“五四”时期，一些学者也把“无证不信”的实证精神作为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胡适先生就主张“放弃主观的我见”，“注重物观的证据”。可惜这一传统，被一些研究者淡忘了。就导师而言，当对培养学生严谨学风和高尚学术道德负有重大责任。尤其在遵守学术道德方面应提出严格要求。健康的学术环境，对培养研究生良好的学风也有一定关系。目前学术界也确有一些失范现象不断发生；如有的研究者缺乏自律，对严肃的学术问题随心所欲，无所顾忌，乃至走火入魔；有的想方设法自我炒作、自我包装，功利性因素膨胀，等等。这些不良现象，对一些研究生也会有所影响。这是应该引起大家注意的。许多专家学者指出，学术研究是具有社会功利性的，但必须提倡于社会文化、人类文明的大价值大功利，而反对独重一己现世得失的小功利。古代文学研究要有大的突破，形成二十一世纪的时代风貌，我们的研究生就必须培养树立这种大局观，虽然扎扎实实地研究古代，但又是切切实实着眼于对现实的人的文化关怀。
在会议上，如何建立学术规范是大家计论的一个重要论题。大家指出了当前学术界不少论著中不遵守学术规范的现象。如对以前的研究成果不作交代，采取别人创造性成果不予注明，引证资料不规范，使用二手材料而不核对原书等等，造成低水平的重复，以至出现抄袭、剽窃他人成果的现象。大家认为，学术论著中的不规范问题反映的是深层次的学风问题，亟待建立和加强学术规范。新的古代文学研究学术规范的建立，必须首先解决学科学术价值观念体系的问题；此外，古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理论性等问题，也应该成为学术规范中理论层面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的学术规范是否能够成功地建立起来，是否能被国内学术界所认同，关系到古代文学研究在未来社会发展中的价值和地位。
周勋初教授（南京大学中文系）在发言中指出，学术规范问题牵涉甚广。新时期培养出来的博士研究生固然要求目光远大，思路开阔，但在开始练习写作时，还得从最基本的功夫做起。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总结朴学家研究工作中普遍遵循的几项原则，如：“选择证据，以古为尚”，“孤证不为定说”，“隐慝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这是清代朴学家建立的学术规范。我们今日从事研究工作，仍然应该遵循这些原则。但清人处理材料时，还有不够细密之处，尚须参照近代西方学者所树立的规范，结合本国国情，详细记录材料的出处或所据版本。我国学术，七十年代之前喜谈辩证法，八十年代之后喜谈天人之学，但在指导博士生时，首先得让他们掌握形式逻辑。如立论不能自相矛盾，推理必须适度，演绎法使用要慎重，否则易流于以论带史。归纳法较稳健，但得注意资料的完整性，然后在这基础上求得提高与深化。
陈熙钟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在发言中强调博士生培养过程中要加强学术规范的养成。他从论文的引文注释这样一个具体问题谈起，他说注释是学术论文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可以反映出作者对文献的熟悉和掌握程度，也反映出作者的学术道德、即是否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国外的学术论文在这方面比较注意，相对来说，国内则注意不够。目前研究生论文注释中存在的一具比较突出的问题，是不懂得运用第一手资料的重要性，往往转引第二手资料。还有的转引所据的书已经引错了，转引者于是也沿袭其错误。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资料选编，它们在提供资料线索方面很有用，但它们也属于第二手资料，而且往往错误比较多，故非不得已，也不宜直接引用。另外一个常见的问题是引用资料不注意版本。有时核对引文，会发现很多错误，除了作者粗心大意之外，版本选择不善是一个重要原因。
呼吁建立新的学术规范是由学术界存在的学术失范的状况引发出来的。会上有的专家把学术界种种失范现象诸如哄抬热点、取巧媚俗以至抄袭、剽窃之类称之为“学术腐败”。人们呼唤建立新的学术规范，正是要为学术研究建立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学术规范问题不单纯是学术本身问题。陈美林教授（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认为学风问题，要综合治理，学术刊物对建立和加强学术规范应该做出努力。王星琦教授（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说，学术研究的规范问题，技术层面的规范容易，关键是理论层面，主要是学风问题。所有的不规范都与学风有关。金钱驱动、利益驱动、谋职、评职和生存的压力使治学掺杂了太多的非学术的因素，恢复严谨学风要下大气力。规范是约定俗成的，要经过时间的考验。对前人已建立的规范，不能完全否定。张国星（《文学评论》杂志社副社长）说，当前亟待建立新的学术规范。但许多先生所讲的技术层面的问题似乎还容易解决，真正困难的、需要花大力气的，还是技术表相背后更深层的基本理论观念。我非常赞成蒋述卓教授的意见，学术规范不是技术性的游戏规则，它必与一定学派独成体系的文学、历史理论观念和研究方法相表里。因此，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社会条件下，我们古代文学学科学术的发展，也应由上海会议时的呼唤大师，深入到呼唤学派；有了学派才可能有自己的较成熟的理论思想个性、才可能有充分的理论思辨，才可能出思想出智慧，有我们在大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也因此，谈规范何必言必称乾嘉？又何必归怨商品经济？我们需要反省自己的学科理论观念，是我们旧有的东西不适应今天。如果还是固守于象牙塔的故纸堆里，以所谓的“学术”相高，只能被明天所抛弃。必须以新的文化品格、新的思想姿态来面向新的世纪。
（邹进先根据会议记录和发言稿整理而成，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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