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盈余的均值回复、年度审计效应和跨年效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效应论文,盈余论文,均值论文,年度论文,会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2-1566(2016)03-0411-13 会计操纵或者财务舞弊，一旦被发现，将导致财务重述，从而可能极大损害股东价值。例如，Palmrose等(2004)[1]，Hribar和Jenkins(2004)[2]发现在财务重述宣告窗口期，公司有显著的超额损失，或者资本成本有显著的提高。但在一个并非完美——非充分竞争、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中，公司的盈余管理不可避免。企业出于政治成本动机(Zimmerman，1983[3]；Jones，1991[4]；Key，1997[5])，报酬契约动机(Healy，1985[6]；Gaver，1995[7])，职位安全动机(DeAngelo，1988[8]；DeFond，1997[9])，债务契约动机(Sweeney，1994[10])等，通过会计政策选择最大化自身或者股东利益，从而造成报告盈余并不总是企业真实收益的一致表达。 盈余管理动机决定了盈余管理的策略选择，但无论是向上的盈余管理策略(绩效考核、融资需求目的)，还是向下的盈余管理策略(避税或管理层更替目的)，还是多种策略交织存在。从长期看，对一个稳定成长公司而言，可能导致一个公认事实：盈余平滑。提前确认或递延确认收入或费用，都可以平滑盈余，造成公司报告盈余有时高于实际盈余，有时低于实际盈余(Beidleman，1973[11]；Hand，1989[12]；Fudenberg，1995[13])。 最近的研究提供了管理层进行盈余平滑的进一步证据，包括对CFO的调查结果：公司的绩效波动远比起数字揭示的要大(Graham等，2005)[14]。DeFond等(1997)[9]就从职位安全的角度研究了当前和未来业绩表现间平衡导致的盈余平滑：管理者预期未来好于当期，那么管理者有很大的动机“借”未来盈余于当期，反之亦然。Elgers等(2003)[15]对DeFond等(1997)[9]的相关结论进行再研究。Chaney等(1998)[16]论证了盈余更平滑的公司将更容易获得市场的认可，从而管理者可能出于市场认可的动机选择盈余平衡的策略。Shaw等(2003)[17]发现信息质量更高的公司更倾向于选择可操纵应计项进行盈余管理。Tan等(2006)[18]指出管理者会通过盈余平滑传递公司未来好的盈余预期信息。Habib等(2011)[19]认为经济环境不确定是进行盈余平滑的重要动机。Christa(2014)[20]检验出乐观的管理者比理性管理者更倾向于进行盈余平滑。Silhan(2014)[21]研究了盈余平滑公司的特征。 很多文献研究了盈余平滑的理由。平滑可能可以减少已经被察觉的盈余波动性和风险，因此可以减少对风险溢价的要求(Trueman和Titman，1988)[22]。平滑可能可以提高市场价格(Thomas和Zhang(2002)[23]；Francis等，2004)[24]，可能的原因是可以降低不知情股东当出于流动性问题进行股票交易所造成的潜在损失(Goel和Thakor，2003)[25]。公司可能在股票回购前进行向下的盈余管理以获得超预期的事后回购收益增长(Gong等，2008)[26]。 管理层经常选择盈余平滑策略的这一基本事实，促成了本文的研究。从这一基本事实出发，本文推断公司的现金流政策取决于公司的盈余管理策略和营运资金政策；盈余管理策略是该论断的核心，公司稳定的盈余管理目标极大地影响营运资金策略以及现金流调整方式；稳定的盈余管理目标促使管理层选择盈余平滑策略，从而造成盈余平滑这一事实。平滑的盈余时序特征表现为，从长期看，公司有既定的盈余管理目标，这一个盈余管理目标一般也是一个动态调整的时间序列，也即其确定需要依据公司以往的生产经营信息和公司所处的经济环境信息，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取值为前期的行业会计盈余的平均值。公司的实际盈余将围绕着这一目标盈余上下波动，当公司的实际盈余高于目标盈余时，公司有更强的向下盈余管理动机，从而报告盈余将低于实际盈余水平。反之，当期实际盈余低于目标盈余时，公司有较强的向上盈余管理动机，从而报告盈余将高于实际盈余水平。这一理论观点是本文的第一个创新。 如何实现上述盈余平滑?盈余平滑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很多研究者关注于管理层对应计项的使用(Dechow等，1995，2012)[27-28]：费用操控(递延确认费用)，即在盈余管理年份的总应计中加入假定的费用操纵，并在后续年度减去；收入操控(费用不变情景下的提前确认收入)，即在盈余管理年份的总应计、收入和应收账款中加入假定的收入操纵，并在后续年度减去；边际收益操控(费用可变情景下的提前确认收入)，即在总应计中加入假定的边际收益操纵和在收入与应收账款中加入假定的边际收益操纵/净收入率，其中净收入率为公司的净收入和收入的比率。最近的研究者较为关注所得税递延或者预提方式的使用(Phillips等，2003[29]；Dhaliwal等，2004)[30]。 本文主要关注第一种方式，主要研究盈余管理策略对应计项的影响。这是本文的第二个创新点来源：本文认为盈余管理策略促发了对应计项的调整。由于应计项构成以及盈余管理策略对其的影响路径比较复杂，在本文提出的现金流的盈余反应模型中，对此做了简化：一方面只考虑营运资金应计项，即应收账款、应付账款和存货三项(Bernard等(1989))[31]，其次，应计项对盈余管理的反应表现为年度审计(实质来源于短期盈余管理行为)和跨年效应(实质来源于长期盈余管理行为)，并给出了一种分解方法。关于年度审计和跨年的盈余管理效应的提出是本文的第三个创新点。 盈余管理的短期和长期行为分解的研究动机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按我国企业年度会计报表审计制度的规定，企业的第4季度报表即企业年度财务报表将接受审计，从而企业前三季度和第四季度的盈余管理策略，以及盈余管理程度是不一样的。第二个方面，来源于最近的业界对季度盈余指引废除的关注：McDonald，Coca-Cola，和AT&T已经宣布放弃季度盈余指引(Houston等2010[32]；Chen等2011[33]；Andrew等2014[34])。Andrew等(2014)[34]指出CFA协会和商业圆桌企业伦理中心鼓励管理层放弃季度业绩指引，因为这些业绩指引导致了短视行为，即公司管理者、投资者和分析师以长期价值创造为代价来获取短期盈余。这种非理性的关注自然会迫使管理层选择短视行为，包括会计操纵来满足盈余预期。Houston等(2010)[32]和Chen等(2011)[33]指出公司在进行长期盈利预测(年度盈余预测)和短期盈余预测(季度盈余预测)的动机是不一样的(从而有关盈余策略的选择也是不一样的)。因此，将盈余管理效应分解为年内和跨年效应有一定的意义。本文在现金流的盈余反应模型中，试图分解出年内审计效应和跨年效应。在本文的盈余管理研究中，将着重检验年度审计事件对季度财务报告的影响，从而第4季度盈余管理程度要低于非年报季度，即研究年度审计事件相关的盈余管理，事件以是否为第4季度样本为标示：是，取值为1，否则为0。由于季度财务报表不需要审计，从而可能放纵管理层更加关注公司短期的市场表现，从而促使其对非年报季度财务报表进行盈余管理，以减小“盈余惊喜”而迎合市场的预期。 本文的现金流盈余反应模型的重要贡献是首先刻画了报告盈余的均值回复过程，并指出正是基于盈余平滑的目标，使得应计对盈余做出反应。该反应本质上是一种刻画现金流、报告盈余和应计项的非线性模型。出于统计和经济的理由，可以推断企业未来业绩对当期业绩的反应是一种非线性的关系(Brooks和Buckmaster，1976[35]；Beaver等，1979[36]；Freeman和Tse，1992[37]；Basu，1997[38]；Watts，2003)。很多文献揭示极端的业绩表现是均值回复的，而平均的业绩是较为稳定的，这说明整个行业的当期和未来业绩表现是非线性关系的(Andrew等2014)[34]。要求稳定的业绩或者平滑的业绩的经济理由来源于会计的保守性和前述盈余的管理动机(例如，在市场不景气时的“洗大澡”)(Watts和Zimmerman，1986[39]；Basu，1997[38]；Watts，2003)。会计的稳健原则要求在有不确定的因素下，对相关会计判断保持必要的谨慎，一般要求确认预期的费用，例如资产减值、商誉摊销等，而不能确认预期的收入，例如资产价值重估的收益，从研究活动和所持有的专利可能带来的未来预期的收益。从而会计盈余包含了资产化的可能损失，而利润中主要为当期收益。这种费用和收益的不匹配性，加上资产化费用的相对非持续性是非线性的来源。这种非线性给会计盈余的识别带来新的困难。除非操控性应计模型，例如Jones模型或者修正的Jones模型，可以被修正以容纳上述非线性，否则不能期望这些线性模型能有效的估计出操控性应计项。本文的现金流盈余反应模型对盈余的非线性做了初步尝试，这是本文模型的第四个贡献。 二、盈余(earnings)、现金流(cash flows)和应计项(accruals)的特征 为了刻画公司业绩表现(firm performance)和会计应计项之间的关系。本节以Bernard等(1989)[31]和Dechow等(1998)[40]的逻辑框架为讨论的起点，提出自己的模型。该模型指出报告盈余是盈余管理的一个结果，公司管理层是依据盈余管理目标，倒挤确定应计项和企业现金流。 (一)Dechow-Kothari-Watts模型和评价 Bernard等(1989)[31]指出在只考虑营运资金应计项目(working capital accruals)(包含基本的应收账款、应付账款和存货，primarily account receivable，accounts payable and inventory)，和忽略减值(depreciation)应计的条件下，t时刻的盈余、现金流和应计项之间有如下的关系： 经营性现金流(net operating cash flow)=盈余(earning)-应收账款增加额+应付账款减少额-存货增加额。由于实际中，历史的收入增量对目前现金流的贡献度迅速衰减，从而对现金流的可预测性和相关结构的影响程度可以忽略(Dechow等(1998)[40])，而有如下的简化模型：
在Dechow等(1998)[40]的模型中，如果公司没有赊销、赊购以及没有库存时，现金流将等于会计盈余，并且其自相关结构完全取决于盈余过程的自相关结构。然而，实际中，这两者并不相等，从而Dechow等(1998)[40]认为，现金流之间的负相关性取决于公司的营运资金策略。但Dechow等(1998)[40]并没有阐明公司的盈余管理和营运资金策略之间的关系；并且现金流的自相关结构可能同时取决于公司的盈余管理策略和营运资金策略。下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给出了一个模型用于刻画盈余管理策略，并指出投资者所能看到的报告盈余是公司盈余管理的一个自然结果。 (二)现金流的盈余反应模型 本文认为对公司而言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盈余管理目标，即无论是向上的盈余管理，还是向下的盈余管理，公司的盈余管理都是使得公司盈余回复到这个目标上。从而公司报告盈余的时序过程可以用一个均值回复过程来模拟。而为了使得盈余过程能表现为一个平稳时间序列过程，可以使用资产回报率过程来描述报告盈余过程，即
，其满足：
均值回复过程的出现主要源于以下两个原因。其一，大多数公司出于避税(进行向下的盈余管理)、避免亏损(进行向上的盈余管理)、避免业绩下降(进行向上的盈余管理)和达到分析师预测(进行向上或向下的盈余管理)等共同动机，均有将盈余维持在某个水平或者某个盈余区间的目标。其二，公司所处的行业、市场环境等因素，决定大部分公司的投资回报率将维持在行业平均利润率的一定的范围内。
命题1 当γ＜-1时，资产回报率之间的自相关系数为负数；当0＞γ＞-1时，资产回报率之间的自相关系数为正数。 由于销售收入有时间趋势性，特别是在新兴市场中，市场整体在快速扩张过程中，受益于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多数公司的销售收入可能有线性或指数的增长趋势。我国近几十年，长期维持着近两位数的GDP的增长速度，表明国内市场是一个快速扩张的市场。所以，在中国市场假设
可能比Bernard等(1989)[31]的假设更为合理。
基于上述讨论，并借鉴经营性现金流来源于当期收入和长期的营运资金的理论，可以假定当期现金流分解式满足：
需要指出的是，该模型虽然形式上类似于Dechow等(1998)[40]的模型，但有以下三点不同:1)本文认为
服从均值回复过程，而不必然表示为当期收入的一个常数折价(
)；2)本文假定是收入增量而不是收入本身服从随机游走过程；3)
是一个随机过程变量，其受制于其他协变量的影响，例如由审计制度引起的盈余管理策略、其他盈余管理动机以及存货控制策略等。因此，本文的模型更具一般和灵活性。 为了引入盈余的均值回复性，需要对模型(2)进行规模效应的调整(Jones，1991)[4]，为简化讨论还如Dechow等(1998)[40]一样假定
=δ(1.3节中，将放松这一假设)，从而有：
命题2 当γ＜-1时，现金流增量之间的自相关系数为负数。 该推论类似于Dechow(1994)[41]和Dechow等(1998)[40]的推断。 进一步的，由于1+γ为资产收益率序列之间的自相关性，从而经营现金流之间的自相关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资产收益率的相关性；例如，资产收益率正相关的公司其经营性现金流之间也表现出一定的正相关性。 (三)年内和跨年的盈余管理效应及其分解 在节(一)中，假定
=δ为常数，本节将放松这一假设，并假定其有年内和跨年效应。也即在本节中，将认为
为盈余管理策略的函数，其受短期和长期盈余管理策略的影响。本文将经营性现金流分解为报告盈余和跨期的现金流对报告盈余的调整，而跨期现金流体现出了盈余管理的特征，也就是正是对应计的调整，才导致该公司的报告盈余。现在需要对应计部分进行着重分析。 此时，需要对模型(2)式进行进一步的推广，因为需要研究年内效应，从而需要对季度数据进行分析。即定义
，为应计项，在本文中只考虑应收账款、应付账款以及存货；q为指示季度的指标，取值1时为第1季度，以此类推。基于Dechow等(1998)[40]的模型，可以得到如下的季度效应扩展模型：
该模型对季度数据建模以消除季度效应。
为跨期调整系数，假定其可以分解为：
其中
为不可操控应计占比；
为跨年期的可操控应计占比，而
为不审计引起的可操控应计占比，其为季度数q的函数。按我国企业年度会计报表审计制度的规定，企业的第4季度报表即企业年度财务报表将接受审计，从而企业前三季度和第四季度的盈余管理策略，从而盈余管理程度是不一样的。故可假定
，其中哑变量
=1，如果该季度非年报季度，否则取值为0。 在此假定下有如下结果：
或者
，当λ为常数时，例如当公司的盈余管理策略随着年份变化维持稳定时，可以假定其为常数。 当假定
=λ为常数时，可以用普通最小二乘方法估计其值，并记为
，该估计量刻画的是盈余管理的季度效应。 三、计量模型和实证方法 (一)样本选择 季度盈余数据的样本区间为2002年至2013年，数据来源是国泰安数据库。本文的盈余数据中不含经常性损益项目。和此前可控性应计一样，删除了不足以计算(估计)应计项的公司—年度数据样本，同时删除了公司年度个数少于10的公司—年度数据样本，以能估计均值回复模型。删除了在给定的任意年份和给定的任意行业中，样本数据少于10的公司—季度样本，同时删除了金融行业数据。这些设计可以使得估计均值回复模型和应计模型更为有效。通过上述数据处理，最终产生了21956个样本。为了消除季度效应，本文使用季度差分数据。 (二)报告盈余的均值回复计量模型 为了界定一个报告盈余的可估计的均值回复模型，先对
，定义如下随机过程：
其中
为公司i在第t年的规模调整后会计盈余，调整变量为前一年的总资产；
为公司i在第t年的目标会计盈余，是不可观测的；
为常数；
为无条件均值为0的信号冲击(扰动项)。
度量的是均值回复的速度(speed of reversion)。假如
=0，则该模型是一个单整过程，从而盈余增量不具有记忆性。在该均值回复问题中，重要问题是需要确定
＞0是否显著。而在解决该问题时，需要做两件事：如何界定
这个目标盈余过程；均值回复过程的实现需要很长的样本，但实际上可靠的长期时间序列数据很难获得，原因是公司管理层的更替和不同公司的发展阶段将造成均值回复过程的结构性变化。本文借鉴Balvers等(2000)[42]的方法，通过同行业公司的比较来获得足够的样本信息，具体办法是认为同一行业的不同企业的均值回复速度是一样的，即限制
=λ。从而虽然各个公司的均值过程并不一致，但是其回复速度是一致的。进一步的，需要假定任意两个公司的盈余管理目标过程之差是平稳的，特别的，要求盈余管理目标过程满足如下式子：
其中
反映的是公司的特质，例如管理层的风格，取值可以为正也可以取负数；
为零均值平稳过程，其可以具有序列相关性；
代表的是该行业的平均盈余目标管理过程。 将(5)式代入(4)可以得到，
其中
反映的是公司特征，而
是扰动项
的线性组合，使得其具有相关性。(6)式表明管理层发现公司的会计盈余高于行业平均水平时，有向下盈余管理的动机；而低于行业平均水平时有向上盈余管理的动机。 或者，由(4)有，
对(7)式的检验其实就是基于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由于假定面板数据中的所有序列都含有一个相同的单位根，即各个序列对应的
都相等，此时称为共同单位根过程，可使用LLC检验。 (三)跨期收入的不可操控应计调整系数的测度 在各种可操控应计模型中，Dechow等(1995)[27]指出Jones和修正的Jones模型表现最好。这两个模型的主要差异是修正的模型中引入了应收账款对营业收入的调整。为了控制企业业绩对可操控应计项的影响，借鉴Kotharia等(2005)[44]的做法在Jones模型中引入当前或上一期的ROA作为控制变量来控制业绩对模型的影响。 为了估计应计项，定义了总应计项(TA)为非现金流动资产的增量(change in non-cash current assets)减去流动负债(current liabilities)的变化(不包含长期负债的当期摊销，current portion of long-term debt)减去折旧和摊销(depreciation and amortization)之值除以滞后的总资产(total assets)。同行业的季度Jones模型如下：
其中，
为销售收入除以上年度同季度的总资产；
为固定资产折旧除以上年同期的总资产。使用总资产作为调整因子可以消除规模效应同时减轻异方差(Kotharia等，2005)[44]。
为Kotharia等(2005)[44]引入的截距项，认为可以减轻异方差性；控制规模效应(Brown等，1999)[45]以及认为不含截距项的模型不能保持扰动项的对称分布性质。本文认为，引入截距项的最大好处是保证了当截距项不为0时，估计量的无偏性。在修正的Jones模型中，用
即应收账款的变动去调整营业收入。 为了控制季节性因素的影响，需要对计量模型(3)进行差分处理，得到如下模型：
模型(3)中，
反应的是跨期收入的不可操控应计调整系数。 (四)审计效应和跨年的盈余管理效应 在(3)式中，总应计的收入占比可以分解为不可操控应计占比，跨年期的可操控应计占比，不审计引起的可操控应计占比。下面估计(3)式，并进行相关检验。可按照1.3小节中的办法估计出
，从而有：
当在假定公司之间是经营独立的且公司数大于30时，其渐近分布近似为正态分布。
四、实证结果 (一)会计盈余均值回复的证据 由于公司有将盈余维持在某个盈余区间的动机，并且公司的外部经济环境也决定了投资回报率只能稳定在一定的水平。这一观点指导下的均值回复模型认为企业有强烈的动机将会计盈余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从而导致模型(1)反应的均值回复系数为负数，且取值在(-2，0)之间(此为保证报告的会计盈余序列的平稳性)。表1给出的实证证据表明上述观察和理论有一定的合理性。事实上，按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对样本进行按行业分类，并分行业进行面板均值回复检验。检验表明，这12个行业大类的回复系数取值在(-2，0)之间，与理论一致。其中采掘业的均值回复速度比较快；与之相反，信息技术业和农、林、牧、渔业这2个行业的均值回复速度最慢，交通运输、仓储业以及批发和零售贸易这2个行业的均值回复速度也比较慢。其余的行业，即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和传播与文化产业、综合业这7个行业的均值回复速度介于上述行业中间。均值回复速度存在行业异质性值得进一步研究。 (二)年内审计效应和跨年的盈余管理效应检验 报告的会计盈余是盈余管理的后果。基于前文的分析，可知由于只审计第4季度财务报表，从而第1季度到第3季度的盈余管理动机会比较强。该审计政策的直接后果是从平均意义上看，第4季度的平均报告盈余都将低于非年报季度的报告盈余，从而导致第4季度盈余和非年报季度的盈余差(第4季度减去第i季度，i=1，2，3)为负数。这一理论观察可以被表2所证实。表2中对原始数据进行三种情况下的winsorized异常值处理，即分别以15%处的上下分位点，10%处的上下分位点以及5%处的上下分位点分别代替被这些分位点截尾的样本取值。
从表2可以看出，无论是哪种异常值处理，所得结果都具有一致性。首先，实证了第4季度的盈余在平均意义上低于非年报季度盈余的理论观察，并且由于t统计量比较大，从而表明这种差异是显著的(在5%处winsorized时，第4季度和第3季度的差异并不显著，而可推知这种不显著是由于异常值的存在造成的)。其次，实证证据表明盈余管理最严重的是第1季度，其次是第2季度，最后是第3季度，因为盈余差值虽然都为负数，但是其绝对值随着靠近年报季度而在不断缩小。最后，由于盈余差的标准差也随着季度数的增加而减小，从而盈余管理的波动性也随着报表年度的邻近而减少。 上述实证结果表明，负盈余差的出现可能源于年内只对第4季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的审计政策。即由于不会对非年报季度进行财报审计，从而出于各种原因，管理层有极大的动机对财务报表进行操控，从而数据上表现为第4季度的盈余低于其他3个季度的盈余水平。
表3对跨期应计是否存在年度效应进行了检验。由于样本量较大(大于1400)，
的渐近分布为正态分布。从而由统计量
取值较大可知，其在1%的检验水平上显著(双尾检验的临界值为2.59，而
的绝对值大于该值)，即盈余管理的年度效应存在。由表2还可知，跨年盈余管理的方向上，非年报季度和年报季度取值是相反的。由于
取正值，非年报季度的跨年效应上，平均意义上是做向上的盈余管理，其方向和年内相反；而年报季度做向下的盈余管理，其方向也与年内相反，即年报季度做向上的盈余管理。这种现象可能与盈余操控后的盈余转回有关。 (三)稳健性测试 为了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在检验均值回复效应是否存在时，考虑了扰动项异方差的影响，未报告的结果显示均值回复效应的存在对异方差稳健；进一步的稳健测试是在分行业分年度后进行均值回复检验，结果显示在分行业的基础上进一步分年度测试也不影响均值回复的存在性。在年内审计效应检验时，同时还对在1%水平处和97%水平处进行winsorize，即在这些分位点外的截尾样本进行了替换，未报告的结果显示年内审计效应依然存在；此外，分行业的年内审计效应依然存在。最后，本文利用改进的Jones模型进行了稳健性测试(见公式(3))，结果显示跨年审计效应是存在的；对跨年效应还进行了分行业的稳健性测试，
值显著并且保持符号和表3一致。总之，这些未报告的敏感性分析都表明本文的实证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财务操控可能损害投资者利益，但出于绩效考核或避税等因素的考虑，盈余管理不可避免。盈余管理动机决定了公司是进行向上的还是向下的盈余管理。本文认为多动机的最终结果是组合出盈余平滑，该效应为最近的实证研究所支持。本文对这一机制有如下推断：公司的现金流政策取决于公司的盈余管理策略和营运资金政策；盈余管理策略是该论断的核心，公司稳定的盈余管理目标极大影响营运资金策略以及现金流调整方式；稳定的盈余管理目标促使管理层选择盈余平滑策略，从而造成盈余平滑这一事实。 本文研究了盈余管理策略对应计项的影响，认为盈余管理策略促进了对应计项的调整。为此提出了现金流的盈余反应模型，认为应计项对盈余管理的反应表现为年度审计(实质来源于短期盈余管理行为)和跨年效应(实质来源于长期盈余管理行为)，并给出了分解方法。现金流盈余反应模型对盈余的非线性建模做了初步尝试。 实证结果证实了理论观察和猜想，即表明中国A股市场存在会计盈余的均值回复现象，从而表明公司管理层有一个长期的稳定的会计盈余管理目标；其次，可能由于非年报季度的非审计政策导致管理层在年报季度和非年报季度的盈余管理策略有所不同，非年报季度有很强的向下盈余管理效应；最后，实证发现跨年盈余管理效应又不同于年内效应，可能意味着公司管理层在年内和跨年盈余管理时存在策略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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