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身体去思考——当代诗歌如何表达“现实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歌论文,当代论文,身体论文,现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反映性”的诗？抑或“创造性”的诗？
袁可嘉(1921-2008)曾在《诗与民主——五论新诗现代化》(1948)一文中阐明：“作为文化形态时民主的本质及它与诗的关系。”①毋庸说，他这里所使用的“民主”并不是一般的政治概念。根据他的说法，民主文化的特质“可以笼统地被描写为从不同中求得和谐”。“无论把民主定义为外观的文化模式或内在的意识形态，它都具有几种特性”②。他还做了进一步的说明，要是把这些特点适用于现代化的诗，那么，它应该是辩证的(作曲线行进)，包含的(包含可能融入诗中的种种经验)，戏剧的(从矛盾到和谐)，复杂的(因此有时也就显得晦涩)，创造的(“诗是象征的行为”)，有机的和现代的。
他还在同一文章里的《从机械的反映到有机的创造》这一章节里，作了更为详细的阐释，他写道：在诗的领域里，我们有一个标准可以用来分别“反映性”或“创造性”的诗作，那即是鉴别我们从诗作所获得的感动，究竟是来自我们对作者的创作动机的同情，抑来自诗篇的独立的客观价值。
这种看法大概是在当时流行的新批评主义中的所谓“意图谬误”、“感受谬误”这些观点的影响下形成的。虽然作为文学批评，现在对于“新批评”本身可以说过于片面、已经过时了，但是，作为一种地道的作品本体论，“新批评”有些观点至今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特别是对文本分析所起到的作用。
袁可嘉还指出，“反映性”与“创造性”此二种诗歌的差别在于机械地反映的外在现实主义与有机地创造的内在现实主义的区分。在内在现实主义者的眼中，诗不是机械地反映时代的工具，而是有机地创造民主价值的行为。我认为，凡是一首好诗，多少总有此两种因素。当我们阅读一首诗时所获得的印象是“反映的”还是“创造的”，则取决于其因素的多寡。因此，在诗歌的领域里，我并不认为这种观点是唯一的标准。但尽管如此，袁可嘉的诗论仍然具有参考价值，因为它促使我们重新思考诗歌语言的特质与作用，尤其是什么样的当代诗能够给予读者某种现实感或者现实质感等具体的问题。
二、唤起人的恐惧及怜悯——郑小琼的诗
进入新世纪以来，底层文学中的所谓打工诗歌逐渐兴盛起来。尤其是郑小琼(1980-)，她写了大量反映打工生活的诗歌，越来越引起诗坛内外的广泛关注。她的早期诗歌多半是属于反映社会景象的“反映性”诗歌。下面是她的早期代表作之一：
在流动的人与流动的产品间穿行着/她们是鱼，不分昼夜地拉动着/订单，利润，GDP，青春，眺望，美梦/拉动着工业时代的繁荣/流水线的响声中，从此她们更为孤单地活着/她们，或者他们，互相流动，却彼此陌生/在水中，她们的生活不断呛水，剩下手中的螺纹，塑料片/铁钉，胶水，咳嗽的肺，辛劳的躯体，在打工的河流中/流动……在它小小的流动间/我看见流动的命运/在南方的城市低头写下工业时代的绝句或者乐府。(《流水线》)
如果把这首诗与舒婷的同名诗《流水线》(1980)相比较，诗中所表达的现实感就有质量上的差别。当然，两者都可以说是两位诗人在做工时，对现实处境的切实感受。舒婷的《流水线》如下：
在时间的流水线里/夜晚和夜晚紧紧相挨/我们从工厂的流水线撤下/又以流水线的队伍回家来/在我们头顶/星星的流水线拉过天穹/在我们身旁/小树在流水线上发呆//星星一定疲倦了/几千年过去/他们的旅行从不更改/小树都病了/烟尘和单调使他们/失去了线条与色彩/一切我都感觉到了/凭着一种共同的节拍//但是奇怪/我唯独不能感觉到/我自己的存在/仿佛丛树与星群/或者由于习惯/或者由于悲哀/对本身已成的定局/再没有力量关怀(1980年1-2月)
舒婷这首诗表现了诗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及主体精神的发现。80年代的读者能够通过她的诗听到一个人发出的真实声音。其现实感来自作者的浪漫抒情方式。她虽然对个人被异化的命运发出感叹，但诗里也洋溢着一种向往精神自由的气氛。这种气氛也与时代的气息相符。这就是其现实感的来源。
郑小琼的《流水线》表达得更为现实。诗人以犀利的眼光观看风景，凝视物体与人体的关系及人的存在。作者欲舍去个人的感伤抒情，却非常形象地把一种风景呈现在读者面前。这已不仅是一个打工生活的景象。这种风景是由诗人观看、转化而创造出来的。为此，它洋溢着只有诗歌语言才能表达的现实感。它既具有“反映性”又不乏“创造性”。
近年以来，郑小琼的诗歌表达出更为丰富而深厚的内涵。她的诗常常会使我们感到某种恐惧与怜悯。亚里士多德曾经指出，“悲剧是通过恐惧与怜悯实现情感的净化”(见《诗学》)，还说明“恐惧是对于将要发生的毁灭或充满苦痛的坏事的表征所产生的一种痛苦或混乱”，“怜悯是当你看到一个人，虽不应遭到如此的噩运，却招致了毁灭或充满苦痛时所感受到的一种苦痛”(均见《修辞学》)。换言之，能够唤起人的“恐惧”与“怜悯”的文本不仅具有悲剧性，而且又具有噩运临头从而牵涉到自己及他者的一种预见。郑小琼的诗与其他机械地反映“底层”生活的打工诗歌不同，它能使读者感到你不久就将亲身体会这种关联着人存在本身的一种恐惧。但是，我还想强调，她的诗唤起的不仅仅是恐惧与怜悯，还有依稀可见、未成形的希望或期待。下面是郑小琼的近作《纯种植物》。
愤怒与悲伤只剩下冷漠的化石/大地的深处 黑鸟剪断光亮/草叶在泥里腐败 自由是一株/纯种植物 拒绝定语的杂交/暴力摧毁着平静的心灵/思想的鱼在沙中寻找安全/无名花朵的蓓蕾间/聚集着自由野蛮的力量/它独自撑开黑暗的铁皮房/它张开的瞬间 风/带走我所有的悲伤
虽然这首诗的前半部分所使用的意象充满着恐惧，甚至令人感到有些沉闷，但是在后半部分，“无名花朵的蓓蕾间”之后的诗句，却统合了相反的诸意象用以表达“自由”这一观念。它很新颖，具有诗歌的张力——柔和与韧性、细腻与开阔。所以，她的诗一方面能唤起人的恐惧心或怜悯感，另一方面又给人带来一种“拯救”或“期待”的信息。她的新诗集《纯种植物》③第三辑所收的诗与其他部分不同，其表达方式冷静深邃，似乎是在沉思默想。当然，这些诗大多也充满着身体的感觉，给抽象的词汇赋予肉感及质感。比如，下面的《蚁》使时间与我们的身体产生密切的关系。时间已不是像“逝川”或“流光”一样在我们的外部流逝，而是流淌于我们的内部。
时间像蚁在躯体里蠕动/噬咬着 雨像铁丝/捆绑大地 风吹着/一生的变幻 岁月长堤/被蚁咬溃 河流冲刷着/额头 发根上一只只白蚁/爬行 骨头里藏着巨大蚁穴/它们昼伏夜出 吞噬着/身体的地图在孤寂的表面/一具被蚁咬的城伫立/发梢丛的阳光与肉体间的水滴/干涸的皮肤塞满蚁质的血管/时间蜷缩蚁穴中 蚁咬掉/虚名 剩下宽恕似落水的石头/在岁月的河流之上/耸立
身体被时间所侵蚀。蚂蚁那虽缓慢但接连不断的动作与身体的逐渐变化相互重叠，甚至令人联想到城市景象的改观。人尽管被蚂蚁咬掉，但仍然能够“伫立”、“耸立”在“岁月的河流之上”，不肯“蠕动”。我不禁想发问，已往的诗歌中有没有如此切身地表现时间与人的内在关系的例子呢？
另外，郑小琼今年在《天涯》(2012-01)上发表了一组诗文体观察手记《珠三角女工生活史》。她亲自走进打工妹们的生活现场，通过写作，如实地反映了她们每个人的生活情况。她能作为见证人再现女工们的悲惨境遇，并且揭露了底层打工妹难免遭遇到的非人性和不合理的情况。散文的内容值得我们同情钦佩。再者，作者的写作动机及其所包含的无私精神令人感动，她如此写道：“从2004年起，我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采访数量庞大的外来女工。很多时候，她们被媒体、报告、新闻等用一个集体的名字代替，用的是‘们’字。我是这个‘们’中一员，对此我深有感受。深入她们之中，才会感觉在‘们’背后的个体命运和她们的个人经历。我一直努力想把她们还原，还原成为个体，在我的笔下与诗句中……”
那么，这篇诗文体手记中的那些纪实诗又如何呢？它们是否充满着现实感呢？老实说，纪实诗似乎不如她的纪实散文好。我们不得不说这些纪实诗是如实地反映了现实的散文，而在诗本应有的语言上却缺乏创造性。不过，发人深思的是诗歌文本以外的边缘文本(“paratext”④)，包括作者郑小琼本人曾经是打工妹这一身份，更能激发读者的想象力。在缺乏对他者之想象力的今天，我们不得不承认，非语言的边缘文本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力量。
郑小琼今年对《羊城晚报》记者的采访如此回答⑤：以前的打工题材作品，我呈现的是我的处境，是自我生活的确认；而《女工记》，我更多呈现的是她者，从“我”到“她”，更多是她们的故事与生活，她们的理想。也许可以说，对现在的郑小琼来说，为了形象地呈现他(她)者的处境，最适当的表述形式是散文。大概她自己也认为这是她应该重视的写作方式之一。
三、富有质感——蓝蓝的哲理小诗
蓝蓝(1967-)善于将一种对日常风景的感悟转化为沉思，通过看似平淡朴素的词语表达一种哲理。她上世纪90年代及本世纪初的诗篇主要特色在于优美的静谧感与减速感。所以，她最近的作品《嫖宿幼女罪》(《天涯》2012-4)使我震惊。现将这首短诗抄录如下。
写完这首诗，我就去洗手。//再刨一座墓坑/父亲们便可以恸哭//祝愿世上的人们都瞎了眼睛——/一个女童赤裸着蹲在床头/捂着脸发抖。//汉语也可以犯罪/在她身上留下烧焦的耻辱/医生不能治愈泪水/法官大人——你也不能。/谁发明了这个鲜嫩的词/供一群野兽饕餮。//这片土地除了活埋孩子/还能搭起多少台歌舞晚会。
首先令人出乎意料是她以法律词汇作为诗名。由于题目也是诗歌文本的一部分(属于边缘文本)，所以对于一首诗的阅读，会起到不小的作用。最近，有关这类的事件陆续出现，轰动一时，在法律家之间也出现了种种争论，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因此，这种题目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关心。那么，这首诗仅是单纯地反映这些社会问题吗？作者是想要发出对社会或法律的议论吗？当然不是。她用尖锐的反讽揭露了词语与人对此的麻木感觉，从而重新审视了世人对语言的意识或感觉。虽然它没有一般所说的现实感，但是它促使我们反思既成语词的内涵，从而回到现实生活里去。
“汉语也可以犯罪/在她身上留下烧焦的耻辱”“谁发明了这个鲜嫩的词/供一群野兽饕餮。”发人深省的是：她不是在观念上而是在身体感觉上提醒我们，去察觉一个法律词汇背后所藏有的欺骗式的冷静和客观性。那么，该诗开头的一行“写完这首诗，我就去洗手”是什么意思呢，恐怕谁也难以立即解答。“洗手”这个词有几层意思，现在还用于比喻“改邪归正”或“不再从事某项职业”。不过，贯彻这个行为的共通感觉是害怕弄脏、讨厌什么就隔断什么的决断的一种感触。“鲜嫩”“烧焦”“饕餮”这些词也能刺激五官，让人联想到人的肉体及其对肉体的蹂躏。总之，这首诗要表达的，并不是概念的内涵而是概念的“质感”。同时它也揭露了我们平时对一个词语的一种毫无自觉的滥用。
上述的郑小琼及蓝蓝的诗歌素材都来源于现代社会的不合理和反人性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两者都可以说是反映现实的既具“反映性”又具“创造性”的诗，虽然二者所表达的现实感不仅在层次上，而且在质量上皆不同。蓝蓝的这首诗含有对既成的词汇本身的一种重新审视。
蓝蓝的诗集封面上的广告词(这也是边缘文本)在结尾部分如此写道：蓝蓝的诗歌表明，想象力和情感可以重建一种甜蜜而崭新的现实：在这样一种被提升的日常里，可触摸的灵魂同样有着尘世的温暖和柔软的质感……
蓝蓝在诗集⑥的序文《我与“你”》(2002年11月)中写道：常常是，你在心中低声恳求：看看我，听着我，不要离开，不要忘记……/你有一个对象，“他”仿佛是一个证人，确切无疑地告诉你：是的，是的，你在呼吸，在爱，在痛苦——你活着，这就是你。/这个“他”同样要你依赖你而存在：来自于你的目光、听觉、长期的专注、你的爱。/“他”对于你是记忆、往昔、感觉中的未来；是某个你爱过的人；是你注视的一棵草、一座山、一条你曾独自走过的林间小路。“他”是一个完整的世界——你自传式的知识与感受的全部。……能够抓紧一个人而不至于使他堕入遗忘(那可怕的取消)深渊的不是理念，而是关系：与具体人、与最日常事物的关系，此中包含了爱、责任、感受、想象力和由此而来的自我反省。
在这里的“你”是被对象化了的作为诗人的“我”(=作者)。“他”是被诗人“你”所观看而写下来的所有的他者(人和事物)。下一首(节录)诗里的“它们”等于序文里所说的“他”。
但总有一些东西依赖它们而活：/阳光透过巨大的管道/投向一张青春的脸。 某个瞬间/从逝去岁月的远方传来一丝颤抖/穿越我那被黑暗涂满的寒风中/孤零零伫立的电线杆的肢体 发出/嗡嗡的呜咽//或者相反，它们依赖其他而不断呼吸：/文字。看不见的低唤。/田野的香气抽穗的麦子以及/中国口音的雅歌。(《春天手写体》第2节)
被诗人所观看而写下来的所有他者就是语言(文字、词语)本身。他者依赖语言而存在，同时语言也依赖他者而变得更加鲜活。二者相互影响、互为因果。对蓝蓝来说，语言不仅是表达概念或描写现实风景的工具，也是创造风景、构成风景的因素。这首诗一方面表达了这种哲理，另一方面，又充满着刺激五官的意象，比如阳光、黑暗、寒风、呜咽、低唤、香气、口音等。另外，拟态词和象声词(如孤零零、嗡嗡)对加强意象的质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蓝蓝的诗与其他诗人相比，她使用拟态词和象声词的比率较高⑦。这一事实大概与她的诗所具有的质感有关吧。
下面是观看风景的小品。文字朴实无华，画面也显得清晰。这种深入浅出的功夫，使读者能与这些诗亲近。
下午。郑州商业区喧闹的大道。/汽车。人波。排长队人们的争吵。/警察和小贩们争着什么。/电影院的栏杆旁/——亲爱的，这儿有棵柿树/有五颗红柿子在树枝上——/亲爱的，它是/这座城市的人性。(《柿树》)
即使在城市生活的喧嚣中，“人性”依然尚存。五棵红柿子悬挂在树枝上就表达了这一信息。它置于天与地之间的半空中。街上种着一棵孤单单的柿子树。红柿子的娇嫩、水灵和脆性都能够让人感悟到“人性”的质感。这些柿子还使人联想到牧溪《六柿图》的写意。柿子各色各样但却显得和谐，就呈现出“民主”的气氛。并且，蓝蓝反复使用了“亲爱的”这个称呼，这在声音上也引起一种休戚与共的感觉。这些文字都能够给这一画面带来些许柔软与温暖。
下一首诗呈现的风景充满了色彩、速度之缓急、天地之宽及所存在的物体之硬度与湿度。
一列飞驰的山峰。一片奔跑起来的/槐树林。田野。田野/这一片风景被词语抬起/上升。而“水果”/高悬在半空中。//那不是真的。一个奇异的梦/在河流和草丛上飞翔/被我的墨水染绿——这/模糊的语言的唇齿却接触到/给予了我全部生活的大地上//一粒红浆果的滋味。(《关于风景》)
这首诗的关键词(诗眼)也在“水果”高悬在半空中。这个“水果”生长在一个人的全部日夜的大地上，不过，它并不拘囿于大地，总要伸向天空，高悬在半空中。在“飞驰”“奔跑”“上升”“飞翔”的四周风景中，这棵树却不换其位置。“水果”可能代表着一个圣洁的灵魂。它既不属于天又不属于地，所以它是不稳定的。另外，这首诗还暗示着只有通过一个人的唇齿(语言的换喻)才能接触到的它及其滋味。这样就把哲理转化为可视、可触的实体。
值得思考的是，蓝蓝常常使用像“水果”、“浆果”、“河流”、“墨水”、“唇齿”这些蕴含水分的潮湿的意象。此外还有自然物，比如：泥土、水珠、露珠、雨滴、水渍、水沟、霜雪，等等。有关人体的，比如：嘴唇、舌头、乳房、汗珠、伤口，等等。她的每首诗里表达的这种主要意象与一种哲理融合在一起，就对其构成的充满触感的画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下面的诗《我是别的事物》也简练地表达了一种蓝蓝的人生哲理——我与他者的密切关系，虽然没有上述的两首那么富有质感。但尽管如此，此诗的中心意象都包含着一段漫长时间的积累，显得别有滋味。
我是我的花朵的果实。/我是我的春夏后的霜雪。/我是衰老的妇人和她昔日青春/全部的美丽。//我是别的事物。//我是我曾读过的书/靠过的墙壁 笔和梳子。/是母亲的乳房和婴儿的小嘴/是一场风暴后腐烂的树叶/——黑色的泥土
随着时间的推移，存在物也改变形态。此诗把不可视的时间，冷与暖、硬与软的触感交织在一起，表述了平凡的人生中之简洁的美。
蓝蓝在《中国当代女诗人爱情诗选》⑧的序文中写道：……一般来说，人们尤其是批评家或者撰写文学史的权威们，往往会对那些具有“社会性”的作品青睐不已。那些能够给社会学提供研究意义的作品先天地具有了进入批评视野的优势。……被诗歌的想象力培养的敏感的心灵不能忍受粗暴的现实，更不能忍受一切反人类、反人性的言行。这些话也道出了那些关注于尘世万物、人的情感与心灵的抒情诗人对人类的巨大贡献。
蓝蓝诗的贡献也在于使“被诗歌的想象力培养的敏感的心灵不能忍受粗暴的现实，更不能忍受一切反人类、反人性的言行”。不妨说，这就是一种内在的“社会性”。
四、共通感觉与诗的“公共性”功能
由语言唤起的质感这一问题看似不怎么重要，其实它会牵涉到共通感觉的产生。诗的语言刺激五官，发人深思，深化我们对世界及事物的认识。有时，只有诗的语言才能表达人所存在的世界之现实感。对于当代诗人来说，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切实地表现他内心所创造的风景，即无数个“现实”。借用柄谷行人的话来说，现实主义并不意味着描写风景，它想要创造出风景，将不可视的风景变为可视化的、可触觉化的。⑨
日本思想家中村雄二郎曾在《共通感觉论》(1977)⑩中如此阐释日语“常识”(英文commonsense)：英文common sense是由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所谓共通感觉(Sensus Communis)即贯彻五官来统合它的根源性感觉而派生出来的。后来，那个共同关涉一个人的诸感觉的原意“共通感觉”转变为社会成员应该共有的正确的判断即常识。虽然转化的原因不够明确，但可以说，为了常识(经过考虑各方面的情况再来做一种直觉式的全面判断)的成立，需要使用一种通过它来统合诸感觉(所谓五官)的共通感觉。换言之，在人的内部，统合诸感觉的整体性感受力(即共通感觉)就像是每个人对社会共有的判断力(即常识)的一种呼应。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则是把内在的前者外在化了。共通感觉既令人深思自己、又把自己放在他者的立场上去想象。因此，作为共感、共同的痛苦或受难几乎与共通感觉相似。我认为，诗歌的“公共性”功能也离不开共通感觉这一问题。
18世纪德国哲学家Herder曾说：人是一个Clavier(键盘乐器之一)。梅洛-庞蒂也说：人是一个永久持续的共通感官(sensorium commue)。如果来自那种整体性的感受所产生的语言能够唤起人们的共通感觉从而发人深思的话，那么，就可以说它是诗性语言。而那种共通感觉中应该洋溢着当下人生所有的现实感。因此可以说，当代诗人的工作仍然离不开表达共通感觉。当然，这既是属于他(她)自己的，也会属于他人的。
我强调诗歌语言所唤起的“共通感觉”之重要性。不过，应该注意的是，这个“共通”并不意味着让读者去形成同一价值观或同一种情感。应该说，所谓共通感觉指的是观看人与人之间的各种事物，从而形成一种对其关注的基本感觉。
一般地说来，当代新诗被认为是与“公共性”(11)这一观念互不相容，相差甚远。如果现当代诗能够具有什么“公共性”功能的话，那就是它将通过语言创造出一个风景或一种哲理，以此唤起人们对存在或发生于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事物付诸注意及关心。在此，我想重申，诗的“公共性”功能并不在于引起人们的共同情感或者一种具有霸权含义的认同。它应该使读者进入一个能发现自我与他者的境界。如果一首诗能把风景(=他者)呈现于读者的眼前的话，那么，它将会把一般大众媒体的语言(包括映像)所无法表达的“现实感”(语言特有的质感)都形象地表述出来。同时，它也能引发我们去关心“非个人”性的事物。
五、用身体的感官去思想
穆旦被称为是“用身体的感官去思想”的代表性诗人。王佐良曾称穆旦“总给人那么一点肉体的感觉，这感觉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他不仅用头脑思想，他还‘用身体思想’”。唐湜也称“穆旦……似乎也是中国有肉感与思想的感性(Sensibility)的抒情诗人之一”(12)。融合肉感与思想的感性智性兼备的抒情是穆旦等20世纪40年代九叶派诗人的作品所体现的主要特色。
对于任何一个时代的读者，一种思想被赋予这种“肉感”(即身体感觉)来表达，其思想核心就能自然而然地渗透于读者的全身，从而促进共通感觉之形成。我在上文说明的郑小琼和蓝蓝两位诗人的文本富有肉感与质感——可触的、皮肤感觉。特别是郑小琼的诗充满着身体感觉，远远超出于其他所谓打工诗歌的水平。诗歌语言所唤起的身体感觉，一般地说，都非常注重视觉和听觉。其实，此外，对触觉即质感的作用也值得探讨。对诗歌的“公共性”功能来说，质感是不可忽视的诗学因素之一。
吴晓东对于在战争年代的穆旦等九叶派的诗艺做出过这样的评价：40年代的社会现实充满了种种矛盾和混乱，诗中自不免也充斥着种种内在冲突的张力。这种种的张力是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诗中都不曾处理过的。穆旦、陈敬容、郑敏、杜运燮等人的诗中，因此经常呈现辩证的甚至悖反性的思维形态。这种悖反性的思维恰好吻合了一个矛盾、混乱的时代。(13)
在21世纪的今天，社会现实仍然充满着种种矛盾和混乱。而且社会上的矛盾和价值的混乱错杂得无法鉴别其真伪，有时霸权性的言说甚至将其巧妙地隐藏起来，以致不容易被人察觉。这种“悖反性的思维形态”至今仍然存在，虽具有现实感，但因其复杂，而无法表达。因此，这种思维需要通过诗的那种具有弹性的语言来表述。诗的语言可以刺激思考，深化人的感受。这种被整体性的感受所引起的“触着现实”之现实感觉则不同于小说散文的语言。它一方面放慢思考速度，以避免我们的思维活动过于简单化。另一方面，它会加强人们共有的身体感觉，这种感觉与一种哲理相互融合在一起。
吴晓东还对穆旦做了下述评价：他的诗没有调和，只有永恒的冲突和辩难，其主体形象，则是永远的残缺的主体，只有缺憾和不完满。……这种对“自我”的主体性的怀疑，是中国新诗史上前所未有的。(14)
当代诗好像已经没有穆旦那种对“自我”主体性的怀疑了。反之，不如说是加深了对所谓“自我的主体性”的怀疑。但尽管如此，有些当代诗人并没有陷于冷讽、虚无的陷阱，为了表达多层次的“悖反性的思维形态”，他们继续在诗学上做着不懈的种种尝试。
另一方面，还有些诗人们之间憧憬辽远的可望而不可即(即非在物)的意境，他们对浪漫主义性的诗学进行着探求。他(她)们所探求的正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像诺瓦利斯的小说里的“蓝花”一样，它只有通过遇到各类他者，观看它们，与它们对话，才能慢慢地体会到。可贵的是，他们在这条漫长的旅途中与他者交流，关心着他们的生活，这就是这类诗人的诗学基础。
当前社会上的各种繁杂体验以及各种感受方式绝不能只借用单一的诗学方法表达。因此，当代诗歌为了给予不同的读者多种多样的现实感，需要在诗学上进行反复的钻研。诗人的诚实与责任只在于如何用身体去思考、向何处安排我们的思想。
注释：
①原载1948年10月30日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袁可嘉：《半个世纪的脚印——袁可嘉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2-91页。
②根据他说明，“民主”的特性是：辩证的(从不同产生和谐)，包含的(有关的因素有独立的地位)，戏剧的(通过矛盾冲突而得平衡)，复杂的(因有不同存在)，创造的(各部分都有充分生机)，有机的(以部分配合全体而不失去独立性)，现代的。
③郑小琼：《纯种植物》，花城出版社，2011年版。
④法国Gérard Genette(1930-)的批评用语。指除了狭意本文以外的构成书籍的部分。泛指题目、题辞、献辞和序文等。参看：[法]Graham Allen著，森田孟译：《文学·文化研究的新展开——互文性》，研究社、2002年版，第125-130页。
⑤引自：《羊城晚报》2012年4月1日(第B03版)，黄咏梅《郑小琼：她们找不到可以预期的未来》http://www.ycwb.com/ePaper/ycwb/html/2012-04/01/content_1359693.htm。
⑥蓝蓝：《睡梦、睡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⑦《睡梦、睡梦》这本诗集(收录一百多首)所使用的象声词很多：吱吱、吱呀、叮当、滴答、沙沙、嗡嗡、咂咂。拟态词是：悄悄、湿淋淋、湿漉漉、空荡荡、灰沉沉、灰蒙蒙、雾蒙蒙、黑黝黝、绿莹莹、毛茸茸、孤零零、香喷喷、亮晃晃、光秃秃。还有叠字：慢慢、深深、轻轻、悄悄、静静、突突、缓缓、长长、滔滔、微微、闪闪。
⑧蓝蓝编选：《中国当代女诗人爱诗选》，中国华侨出版社，2007年版。
⑨《风景的发现》，《定本柄谷行人集》第1卷，岩波书店，2004年版，第31页。
⑩参看：[日]中村雄二郎《共通感觉论》(岩波文库、2010年版)、《术语集》(岩波新书、1984年版)第81-85页。
(11)“公共性”的研究视角极其丰富，分析的层次也不尽相同。由于“公共性”的内涵逐渐衍变推移，因此不能轻易地下定义。不过，“公共性”的起码的基本条件在于价值观或看法因人而异。换言之，只有在不同价值观或不同意见存在的地方，“公共性”才能成立。具有“公共性”的交流空间应该允许各种人愿意自由地出入。它不像所谓的共同体那样自我封闭，被同一价值观或某种认同感主宰。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性”空间是一张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作为前提的开放性版图。并且，“公共性”的交流是围绕着人们普遍关心的事物而展开的。参看：[日]齐藤纯一《公共性》(岩波书店，2000年版)《公共性与共同体》(第5-7页)、《复数性与公共性》(第37-52页)。[日]藤野宽：《文化时开时闭——公共性与文化》(第77-83页)(《给想学公共性哲学的人》第4章 世界思想社，2004年版)后者还指出〈公共性与隐私性〉这一问题。
(12)参看：吴晓东《导言 战争年代的诗艺历程》，《中国新诗总系1937-1949》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2-33页。
(13)同上，第34页。
(14)同上，第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