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概念辨析与话语建构 *
周 文,李 超
[关键词] 市场化改革；政府调控；体制改革；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摘 要]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创造出让世界瞩目的经济发展奇迹。但在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伟大成功实践和经验进行提炼总结时总是不自觉地受到西方话语影响，一些重要的经济学概念在学术界存在误用和混用现象。基于此，本文对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实践中四对比较重要、看似相同实则不同的相关概念进行了辨析，进而强调市场化改革不等于私有化改革，政府调控不等于政府干预，经济体制改革不等于经济体制转轨，以及中国道路不等于中国模式。本文认为只有明确区分和清楚辨析这些概念，才能够更好地真实描述中国经济发展的鲜活生动实践并总结经验，从而更好地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40年来的经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起来并逐渐走向完善。从1978年到2018年，中国以年均9.5%的增长速度实现了宏观经济连续40年的平稳快速发展。作为后发的新兴市场国家，中国在2009年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在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在2013年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中国仅用几十年就走完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曾用几百年才完成的历程，开创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奇迹，走出了一条不同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撰写技术指导原则规定设药效学小项，并指出“药效学为对抗菌药物或其活性代谢产物与药物的有效性或相关的不良反应或毒性有关的任何生化生理和药理作用，包括对心脏的毒性。”中国的说明书缺少这部分内容，而美国说明书却有该小项内容，其中包括“心脏电生理学”的描述。
现在国内外学术界总是笼罩在“西方中心论”的三重统治之下，即种族主义和地理区域意义上的西方中心、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念上的西方中心以及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意义上的西方中心。[注] 叶险明：《马克思超越“西方中心论”的历史和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受其影响，中国经济学的理论严重滞后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从而导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在概念和理论体系构建上更多受到西方话语影响。因此，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并没有带来经济学理论上的话语权。相较于受“华盛顿共识”严重影响的东欧改革，中国的40年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华盛顿共识”将东欧改革引向歧途两相对照，中国道路的成功，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正确引导作用，同时也意味着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支配的“华盛顿共识”的失败。
在植根中国发展的同时，ABB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关注和参与中国慈善、教育与环保事业。在本届“ABB电力与自动化世界”活动上，ABB连续第14年向“ABB-新长城特困大学生助学基金”捐助100万元，以资助国内高校电气工程和自动化等相关专业特困学生完成学业。截至目前，ABB已累计捐助约1600万元，有46所高校的4300多名大学生和近千名技校学生受益。
事实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理论构建上理想化、绝对化和碎片化倾向严重，在政策实践上也频频受挫，更与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格格不入。[注] 刘义圣、林菁菁:《论新自由主义对当代中国的非适用性》，《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9期。 由于这种学说体系表面上的科学性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普遍运用，至今很多人面对中国伟大改革开放实践时，总是有意无意地借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话语体系来进行解读。例如，当中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国内外很多学者马上顾名思义立即联系到西方供给学派的主张，全然不顾西方供给学派本身理论构建层面的空洞和存在着的诸多问题；又比如，中国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更多人把它视为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或者视为实行彻底私有化的过渡政策；强调市场改革，就认为是完全市场化，有意识地忽略掉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只大谈空谈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由此可以看出，在面对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一系列问题上，警惕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不良影响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必须建立起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注]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页。 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理论与思想必然体现着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不是当代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实证研究，也不是100多年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批判的“社会天才般的纸上谈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回答中国道路应该何去何从的价值判断，又要指出实现这种目标的现实依据。没有前者，就会迷失在实证主义的汪洋无法自拔，失掉初心；没有后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面临着被从经济领域驱逐出去的危险。两者都同样难以形成一个完整的经济学体系。
当前，国内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与理论研究基本上滞后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鲜活生动实践，[注] 王强：《反对“私有化”与发展私有经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理论研究》,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8年第3期。 这种滞后首要表现为话语体系的不完善，特别是相关概念的误用和混用。同时，概念不清也会导致学术交流的困难和理论上的分歧。因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面临的首要紧迫任务之一就是厘清概念与范畴，只有确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概念与范畴，才能更好地向世界展示出完整的中国道路理论体系。
一、市场化不等于私有化
在理论上需要将“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做严格的区分。首先，中国模式是一种成熟的范式，风险较小，可以借鉴。显然，中国改革与发展实践经验属于“摸着石头过河”，虽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纵观整个发展历程和可预见的未来，中国道路更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词义语境；其次，中国模式是成熟的理论提炼，国内外很多学者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文献论文就是很好的佐证。从理论的角度来看，中国模式强调后验的检验，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系统化规律；而中国道路本身是先验的经验，需要得到进一步总结，从而达到理论精确性、完整性和系统性。[注] 周文：《中国道路与中国经济学——来自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与总结》，《经济学家》2018年第7期。
市场化的内涵非常丰富，绝不是私有化就能简单涵盖的。国内外学术界对于市场化并没有一个非常统一的认识和明确的概念界定。王小鲁等有关市场化指数的系列报告，一般被认为是较全面地衡量了我国的市场化程度。以《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为例，其构建的市场化指数指标体系分为五个方面：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注] 王小鲁、樊纲、余静文：《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 虽然有关各项目下具体代理指标的选取争议比较大，但由此可见一斑：市场化的衡量至少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市场组织的广泛程度、市场制度的完善程度和市场主体的发育程度。就前两个方面而言，市场化和私有化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而在市场主体的讨论中将两种改革混同起来也是不正确的。在所有制改革中，曾经喧嚣一时的科斯理论，就是将产权改革和所有制改革简化等同，认为所有制改革就是产权改革，而产权改革就是明晰产权，只有确立了私有产权才能成为合格的市场主体。这种观点存在认识上的误区；产权界定所表现出来的公平秩序才是市场化改革的本质。[注] 张小军：《文化经济学的视野:“私有化”与“市场化”反思——兼论“广义科斯定理”和产权公平》，《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 事实上，市场主体一般是指包括企业、居民、政府机构等在市场上从事交易活动的组织和个人，涵盖营利性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
首先，在横向比较层面，私有化和市场化并不存在必然的关系，西方市场化改革的经验不能照搬到中国。如果依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根据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化历史，通过计量分析得出在一定时期内非国有经济比重同该国家的市场化程度近似于线性正相关，就得出这些指标与中国的市场化程度也应是正相关的结论，是简单化和武断的。因为就本质而言，这是一种丢弃时代、丢弃制度、丢弃国情的分析方法，这种做法犹如在浩浩荡荡的历史长流中刻舟求剑，实际上就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更何况，考虑到即使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有企业仍有存在的必要性，这种线性正相关的结论并非总是成立，在经济危机时期表现尤为明显。
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私有化是市场化的题中之义，因而要实行市场化必须实行一定程度的私有化或者需要通过私有化来推动市场化，其合理性值得商榷。例如，周义程等认为，市场化等于私有化加上政府借鉴企业的管理方法，而民营化是私有化更为准确的表达方式。[注] 周义程、李阳：《市场化、民营化、私有化的概念辨析》，《天府新论》2008年第3期。 而按照许多学者构建的市场化指标体系，为了较为简便地衡量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往往采用了一些比较直观、主要反应数量的指标。按照这样的衡量方法，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可以有诸多来源，而从外在表现上看来，非国有经济比重的上升一般意味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一些学者试图从定量角度研究市场化，卢中原等较早提出我国市场化指数构建，大体上是将投资市场化、价格市场化、生产市场化和商业市场化加权平均；其中生产和商业的市场化指数都主要是由非国有经济的比重来近似衡量的。[注] 卢中原、胡鞍钢：《市场化改革对我国经济运行的影响》，《经济研究》1993年第12期。 董晓宇等认为企业的多元所有制和主体的自由化是市场化程度的一个重要侧面，因此非国有就业人口和产值比重可以表示市场化程度。[注] 董晓宇、郝灵艳：《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定量研究：改革开放30年市场化指数的测度》，《当代经济管理》2010年第6期。 上述王小鲁等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的报告中，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子指标又分为非国有经济在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比重、非国有经济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和非国有经济就业人数占城镇总就业人数的比例。但是，这样的分析并不完整和准确。
其次，在纵向发展方面，国有企业改革主题并非是一成不变的，非国有企业发展的好坏不应只从量上来衡量。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确实有三次改革浪潮，第一次国企改革曾相似于以私有化推动市场化为特点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实践，也由此产生了“中策”现象；第二次国企改革逐步实现改革政策的转变；第三次国企改革是要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反垄断和去行政化是核心议题。[注] 桁林：《“大国有”战略下国企改革的任务与趋势——对国企三次改革大潮的反思》，《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10期。 所以不能将企业的私有产权奉为圭臬，把私有化等同市场化当作是绝对真理。从量的角度一味鼓吹以私有化推进市场化，并不能回答私有化程度的标准这一关键性问题。如果认为国有企业应该从竞争性领域甚至是所有领域中退出，认为只要实行私有化，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就能合理推进，国民经济就能得到健康长足的发展，那就未免显得有些神秘主义色彩了。因为即使是以市场发达而著称的美国也无法做到全盘私有化，西方主流经济学同样承认国防、水利等公共物品应当由政府来提供。纵观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各国往往按照本国的国情选择了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戴维·柯茨把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分为三种，以英美为代表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以西德为代表的谈判协商资本主义模式和以日本为代表的国家集权资本主义模式。[注] 戴维·柯茨：《资本主义的模式》，耿修林、宗兆昌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5页。 在各种模式下，政府的强弱和私有化程度各不相同。因此，现实世界不可能有用私有化程度来衡量市场化的标准尺度。
2012年，我们又启动了对《教育学》(第六版)的修订工作，于2016年出版了《教育学》(第七版)。这次修改的指导思想比较明确。一是把教育以育人、成人、以人为本的观念和学生是教育活动主体的观念进一步落到实处，注重实践智慧与实践能力的培养，为社会实践活动在育人的过程中争取应有的一席之地。二是删繁就简，大力压缩篇幅，使基本概念、基本理论更加明确、切实、有价值，注重教材的规范性、可教性。
(2)平时成绩20%，主要由课堂考勤、课程项目小组考勤、网络讨论和课堂讨论等各个教学环节中的表现情况构成，由教师综合评分。
市场化改革不是私有化改革，也并不存在所谓的公私对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应当是互补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本质上是不同性质的问题，市场化不等于私有化，私有化也不是市场化的必选项。市场化属于体制改革问题，私有化属于所有制改革问题。[注] 冯蕾：《私有化还是市场化——访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光明日报》2012 年4月19日。 市场化改革的焦点是找准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将国有经济和市场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市场经济并非只能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注] 简新华、余江：《市场经济只能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吗？——兼评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论》，《经济研究》2016年第12期。 市场经济不但可以而且也能够和公有制有机结合。[注] 张宇：《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经济研究》2016年第6期。 我国的市场化改革遵循“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原则。培育具有经济性、独立性和平等性的市场主体，消除将市场主体分成三六九等的现象，“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注]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3-34页。 正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在国有和集体经济方面，推行灵活的公有制实现形式，深化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使得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形成民营企业发展背后高效而稳定的公有经济体系。在私有和民营企业方面，特别尊重民营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时的平等性，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并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任何否定、弱化民营经济的言论和做法都是错误的，“我国经济发展能够创造中国奇迹，民营经济功不可没”，“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注] 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2018年11月1日，http://cpc.people.com.cn. 相信在国有企业的保驾护航下，民营经济能够在质的方面实现更大突破，做大做强并走向世界，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
二、政府调控不等于政府干预
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政府与市场的辩证统一和有机结合，使得二者的关系从对立转向统一，[注] 宗良、范若滢： 《政府与市场“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宏观经济理论历史演进、未来路径与理论模型》，《金融论坛》2018年第4期。 这一点远远超越了西方经济学对于自由市场和政府干预的认识。西方世界不断滋生的经济危机和东欧剧变的历史告诉世人，无管制的资本主义制度和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目前都难以有效组织起一个真正现代化的社会。回顾西方200多年发展的历史，总是将市场和政府看作是此消彼长、相互替代的关系，因而普遍都没有找到一种稳定的、能将市场和政府统一起来的经济体制。纵观大危机以来的历史，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实践并没有实现政府和市场的有机统一，而是在二者之间无止境的摇摆，经济发展的历史也就是市场和政府之间拉锯博弈的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和对微观经济直接干预；坚决克服政府职能错位、越位、缺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始终坚持“两手论”即政府和市场相得益彰、都要用好，而非将二者看作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为核心的成功经验就是市场与政府的有机结合与辩证统一。我国市场与政府之间关系的重构和政府调控对于政府干预的扬弃，并不是主观的臆断或者精巧的口号，而是体现了在思想文化、学科理论和社会制度方面对于西方社会的超越。
首先，政府调控对政府干预的扬弃，体现了中国经济思想对于西方的超越。政府调控属于中国经济学的话语体系，闪耀着中国智慧的光辉。当今西方的主流经济学研究数学化倾向明显，在哲学内核上存在严重的形而上学残余。[注] 琼·罗宾逊：《经济哲学》，安佳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 回顾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以魁奈为代表的法国重农学派一般被认为是第一个有完整统一指导思想的经济学派。魁奈在《中国的专制制度》中，极力推崇“道法自然”的思想观念，提出了以自然为法、遵循自然秩序的精神。可以认为，之后各种自由主义经济学，源头上有着深厚的中国渊源，基本上都是这种“法自然”思想的延续，也许在具体理论论证上各有千秋，但在核心思想上没人能够逾越。[注] 马涛：《经济思想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也有多处论及中国经济作为引证。近些年影响较大的所谓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思想内核上只不过是把自然精神推向“病态”极致的结果。换言之，认为市场经济似乎有着脱离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内在、合理而稳定的运行规律。正如启蒙大师卢梭在《爱弥儿》第一卷开篇所言，“无论何物，只要出于自然的创造，都是好的，一经人手就变坏了”。[注] 让—雅克·卢梭：《爱弥儿：论教育》，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5页。 自由市场和政府干预的争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讨论的。市场作为“看不见的手”是自然和理性的存在，政府作为“看得见的手”则是专制和钱权交易的代表。自从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被提出后，虽然经济学理论几经更迭，其影响一直没有褪去。政府“守夜人”的角色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在经济中的作用一再被限制，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够暂时地介入市场经济。相反，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向来有着阴阳结合、辩证统一的分析方法，“道法自然”理应有更为深刻的内涵。在这个意义上，老子所提出的“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的辩证思想，显然远比亚当·斯密单纯从自然思想中引出的“看不见的手”在含义上深刻得多。
事实上，刻意之无为和无刻意之为是完全不同的哲学境界。刻意之无为型的政府，就是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任何领域、任何阶段，有意限制自己的行为，对于市场经济的影响做到最小，直到这样的市场运行出现问题才能出手相救；无刻意之为的政府，就是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根据领域和阶段的不同，具体安排市场和政府的组织形式，在符合政策引导的前提下展开市场竞争、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发挥政府作用，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毫无疑问，政府调控中的政府应当是这种无刻意之为的政府。
其次，政府调控对政府干预的扬弃，体现了中国经济理论对于西方的超越。经济学各个流派研究的中心就是政府要不要对于市场经济的运行进行干预和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构建。[注] Stiglitz J E.,“Where Modern Macroeconomics Went Wrong”，Nber Working Papers , 2017.相较于西方经济学的其他流派，新古典综合学派对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更加明显。这种二分并不是一开始就被架构好的，而是经历了先后发展和演变，最先出现的是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放任主义(即微观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将近两百年后才出现了凯恩斯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即宏观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最后萨缪尔森综合了马歇尔的微观部分和凯恩斯的宏观部分，才成就了今天的主流西方经济学整体概貌，表现在教科书上就是分为联系并不紧密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个部分，前者试图证明有关“看不见的手”存在性的福利经济学定理，后者落脚在“看得见的手”对于经济衰退和失业通胀的治理。萨缪尔森也承认自己是一个折中主义者，要做的也就是“将严厉冷酷的市场规律与公正热心的政府监管机制巧妙地糅合成一体”。[注] 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19版)》，萧琛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XXV页。 二战后的几十年来，虽然西方学者为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做了不懈努力，但由于合成谬误与分解谬误的存在等原因，还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事实上，马克思很早就已经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微观层面的计划性与宏观层面的无序性之间的矛盾难以克服；致力于使用个人行为来解释宏观现象的努力注定要失败。[注] 方兴起：《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分析的微观化——一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解析》，《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中国经济学的理论深深植根于中国道路的经济实践，不存在原子式个人与政治国家之间的分裂，[注] 吴晓明：《从社会现实的观点把握中国社会的性质与变迁》，《哲学研究》2017年第10期。 政府调控下的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规定。
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到全面深化改革，中国经济体制经历了一个不懈探索追求的过程并将继续进行下去，但本质上仍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绝不会并入资本主义制度的轨道。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这一支配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指导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所针对的是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中的一系列环节，包括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和管理方式；其实质仍是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变革、不断完善的过程，但经济发展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始终没有发生变化。现在的市场经济体制才是“正轨”，而以前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是“偏轨”，这样前后否定的说法是错误的。
私有化改革不仅从理论上是凿空之论，而且在政策实践上的经济成效也表现平平，很少能真正推动市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尽管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将市场化简单化等同于私有化的观点大行其道，但是不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由社会主义转轨为资本主义国家，推行私有化的国家在政策效果上并不尽如人意，反而国有经济的作用却不容忽视。例如，美国国民经济中的国有企业在弥补市场失灵、减轻财政压力、提高经济效率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而私有化改革并不一定能够改善企业的经营状况。[注] 李俊江、史本叶：《美国国有企业发展及其近期私有化改革研究》，《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1期。 而从英国私有化的政策实践看，私有企业在竞争压力缺乏时的生产效率并不必然比国有企业好，同时不论何种所有制企业，政府的合理调控都是必需的。[注] 郭砚莉、汤吉军：《英国私有化的经验及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启示》，《长白学刊》2011年第1期。 而在俄罗斯推行用私有化来建立市场经济基础的过程中，盲目的私有化对俄罗斯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注] 李建民：《俄罗斯私有化的进展与现状》，《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3年第1期。 同时私有化并不一定能带来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而私有化过程中又往往很难顾及公平与正义。有鉴于此，斯蒂格利茨也呼吁西方经济学界对于私有化问题应该采用更为客观的态度。另一个深刻的教训就是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主政时为解决政府失灵所推行的私有化政策，虽然在短期内缓解了资本主义的“滞胀”困境，但由此也导致了更为严重的市场失灵问题，从而加剧了下一次危机的来临。此外私有化的正当性问题也难以解决。[注]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私有化更有效率吗》，《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1年第10期。 如果盲目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在私有产权转变的过程中往往存在诸多问题。例如，与创业型民营企业相比，国有转制型民营企业的会计盈余信息含量显著较低，从而更有可能存在着“原罪”。[注] 唐松、温德尔、孙铮：《“原罪”嫌疑与民营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管理世界》2017年第8期。所谓“原罪”，即民营企业家在获取“第一桶金”的初始财富积累过程中，可能存在不规范性甚至不合法的行为，具体到国有转型企业主要是指非法侵占国有资产的行为。 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避免盲目私有化恶果，规范政策实施细则，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就成为我国现阶段市场化进程中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议题。
三、体制改革不等于体制转轨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语境下，把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转轨区分开来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经济发展实践，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经基本建立起来，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应当是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深化和持续推进各方面改革，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政府调控和市场经济有机统一。而当代转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自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来，一大批原本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以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所进行的社会经济体制变革。[注] 张凤林：《理解制度变迁：当代转轨经济学若干争论评析》，《经济学动态》2015年第5期。 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内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目标应该是完全市场经济，西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理想目标和归宿，因而此岸与彼岸就有过渡问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就是将计划经济过渡和转轨到市场经济，从而简单化地把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转轨当作同义词，甚至有学者提出构建过渡经济学和转轨经济学。这种看法本质上就是把中国和原苏东国家混为一谈，把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简单归因于实行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结果，从而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存在的必要性，是用西方经济学的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强制解释中国经济奇迹。实际上，体制转轨有其严格的内涵，而非中性地泛指一般意义上的制度变迁。转轨一词所考察的除了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的变迁以外，往往还包括原苏东国家政治制度向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转变，甚至还可能涉及思想观念的流变。[注] 张聪明：《俄罗斯经济转轨:尚未完成的任务》，《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7年第5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把转轨或转型(Transition)与原社会主义欧洲(Post-Communist Europe)联系在一起。[注] Roaf J, Atoyan R, Joshi B, et al.,Regional Economic Issues —Special Report 25Years of Transition :Post -Communist Europe and the IMF ,2014.只有明确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不等于经济体制转轨，才能区分二者在内容上的显著差异，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本质，坚定不移地走好中国道路。
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的先后提出都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所进行的概括，体现了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在认识上的不断深入，而新时代下中国道路应当是更为贴切的说法。“模式”一词在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某种事物的标准形式或使人可以照着做的标准样式。[注]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961页。 从而中国模式的精确解释应当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标准形式并且这一形式值得其他国家效仿。邓小平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首次提出了中国模式的说法。[注] 高放：《“中国模式”的题中之义》，《同舟共进》2011年第6期。 这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刚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不久，开始尝试探索中国经济发展可能存在的标准形式。而1988年5月18日在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邓小平指出：“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注]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1页。 这实际上否定了某一国的经济发展形式可以不加修改地照搬到其他国家的正确性。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坦言，至少三十年以后中国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但之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越来越使人们认识到，在追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过程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也没有一个称作是标准的形式，完全的计划经济行不通，同样完全的市场化也不可行，未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不会停滞不变。原本落后的国家要实现持续而稳定的经济增长和赶超，需要不断调整其发展的策略，在经济发展道路中的每个阶段都要发挥当时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注] 林毅夫、蔡昉、李周：《比较优势与发展战略——对“东亚奇迹”的再解释》，《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 面对中国模式在一些问题上的失语，党的十七大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说法，党的十八大开始尤其强调中国道路的重要性，指出中国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和人民幸福。而中国道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注] 任平：《论现代性的中国道路及其世界意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思想解读》，《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年第1期。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所指出的那样，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因此，相对于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更适合描述新时代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最后，政府调控对于政府干预的扬弃，体现了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对于西方的超越。西方经济学认为，政府只能暂时性地干预市场，而没有长期介入经济活动的合理性，甚至把“看得见的手”视作是“掠夺之手”。因为与市场失灵相比，政府失灵的后果可能更为严重。这实际上根源于对政府治理能力的不信任，蕴含着资本主义国家的金钱政治和金元外交的实质日益使得本国政府陷入“塔西佗陷阱”的危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采用国家所有制和扶持农业这样的干预政策，是为了服务于自己的政治目的，干预政策如果导致社会福利的提高，那纯粹是一种巧合。扶持之手模型作为政策指导也是失败的，原因正是它假定政府会追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由于错误的前提，该模型的建议常常与服务公众的目标背道而驰”。[注] 安德烈·施莱弗、罗伯特·维什尼：《掠夺之手：政府病及其治疗》，赵红军译，中信出版社，2004年，第3页。 然而正如与新保守主义分道扬镳、转而批评新自由主义的福山所言，国家构建应该成为当前世界各国的重要议题，尤其在发展中国家，软弱、无能或根本缺失的政府是各种严重问题的根源，治理良好的现代国家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注] 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黄胜强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政府可以也应当在市场经济中发挥更好的作用，而从干预型政府到调控型政府的转变就对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入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党政军群机构改革；同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价值取向不能变。我国的政府调控实现了从“有限政府”到“有为政府”的突破，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有机统一起来，突破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市场和政府的此消彼长和相互对立的认识。
许振平啊，许振平。他在车里对自己说，你简直不靠谱！人家老公回来了，你酸个什么劲？你家那位住院，你不是拔腿就跑了吗？
经济体制改革蕴含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独立自主探索中国发展道路的决心，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中国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坚守；世界上没有所谓历史的终结，更不存在一条现成的、百世不易又适合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轨道。事实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轨道并不是近几十年才产生的，早在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的《国富论》中，自由市场、比较优势和国际贸易等就已经是其理论中的重要概念了。到底是要坚守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还是接受西方强加给中国的说教，不仅是1840—1949年间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救亡图存式的抉择，更在后来中国的发展历程中，像翻花绳那样不停地变换着各种形式，一直不停地呈现在中国的面前。在19和20世纪，即使面对帝国主义残酷的侵略，与其他被殖民的国家不同，中国仍保持着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贸易口岸从未发展出巨大的殖民帝国，不平等条约虽然侵犯了中国主权，西方却难以靠它们把新的经济体制或文化身份认同强加给中国人，中国始终没有走上西方列强所预设的强迫轨道。相反，中国依靠成功的国家建构，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成功发展道路。[注] 斯蒂芬·哈尔西：《追寻富强：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1850—1949》，赵萤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 1949年按照中国共产党的建国方案成立新中国，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同时经过70年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特别是40年的改革开放成功实践，从此中国人民走上了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的道路。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生动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然而，若是以西方国家走过的经济发展轨道为参照，中国已经走了太多的弯路：中国本该主动开放通商口岸，本该和印度一样成为世界市场中被控制的原材料供应地，本该用新教伦理取代儒家文化，本该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本该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资源配置体制。换言之，以西方为中心的经济体制转轨蕴含着否定近代以来历史的取向。但在弗兰克提出的更为宏大的世界体系中，“直到1800年，具体到中国是直到19世纪40年代的鸦片战争，东方才衰落，西方才上升到支配地位——而这显然也是暂时的……中国正准备再次占据它直到1800年以后一段时间为止‘历来’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的支配地位，甚至是‘中心’地位”。[注] 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0页。 当前世界经济的发展并不是只有西方端送出来的唯一一条正确的轨道，而应当是多元的。支撑经济体制改革的独立自主探索本国发展道路的决心，中国在过去没有发生变化，在现在和未来同样不会改变。
四、中国道路不等于中国模式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虽然是围绕市场经济体制展开的，但内容上的市场化取向并不是要完全市场化、抛弃计划经济的一切做法。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进行的体制改革，可以概括为两条：其一，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结合；其二，计划与市场或者政府与市场的共存。[注] 张宇：《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经济研究》2016年第6期。 这两条内容分别在本文的前两个部分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可以明确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截然不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路径上有其特殊的逻辑，即是渐进式的而非使用“休克疗法”一蹴而就，且市场的作用随经济发展的程度有着不同的表现。[注] 乔榛：《市场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的中国式抉择》，《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4期。
一直以来，市场化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而经济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事实上，伴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对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认识是不断深化和完善的。党的十四大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可以看出，我们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党的十九大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重要经验并将其上升到学术高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任务，而中国道路也比中国模式更适合纳入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之中。相对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给出的以市场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需要一个总体上描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词或者基本概念，其含义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念、战略、实践和结果的总称，也包括出现的问题……它还在进行中，处于现在进行时”。[注] 赵启正、约翰·奈斯比特、多丽丝·奈斯比特：《对话中国模式》，新世界出版社，2010年，第11页。
中国模式是对于一个已经成熟的社会经济体制所做的总结。但当前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现代化国家变革的历史进程中，在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方面还将处在继续摸索和深化变动之中，也没有足够的成熟经验材料，更难以总结出一套成熟定型的、反映中国经济发展规律并可供别国借鉴的社会经济体制。简单地套用中国模式的说法，不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实，也会掩盖中国发展过程中客观存在的问题，甚至如同苏联模式一样产生不利的国际影响。新时代所赋予中国经济学的历史使命，不是固步自封地总结出某个模式，而是要提炼中国奇迹背后的规律性理论并在此基础上继续探寻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发展道路。在学科认识的角度上，学术界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实际上有两种：一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另一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第一种解读的成立非常依赖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存在。不可否认的是，尽管有诸多设想与尝试，当今世界上仍没有一套为学界公认、完备成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当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未来会产生专门研究社会主义一般规律的政治经济学，现代化中国特征和元素的讨论则适合安排在这一学科的中国部分，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性模式，说明它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共性和个性。而作为第二种解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一般被认为是“表明了国家主体性的主题内涵，能够更加全面地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注] 周文、包炜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辨析》，《内蒙古社会科学( 汉文版)》2018年第4期。 以中华文明为根基，改革开放40年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条生动鲜活、不断变化并将继续延伸下去的发展道路。现在的中国经济学仍然是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不可能超越这样的社会现实，所分析的也应当是一条从古至今不曾间断过的中国道路。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基层党建工作常态化在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是实现大学生全面发展的必然途径，然而现阶段我国基层党建工作发展并不理想，工作思想落后、工作方法单一、工作积极性不高，都是其存在的主要问题，严重阻碍高校基层党建工作的发展，为此要创新和改革高校基层党建工作常态化构建模式，树立服务型工作理念，推动学习型基层党建组织的发展，实现基层党建工作常态化的完善和进步。
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在本质上分属于西方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学两种不同的话语体系。中国模式真正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是在2004年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在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的题为《北京共识》的调查论文之后。文中，“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同义语展现给世人的，雷默肯定了中国基于本国国情所做的发展模式探索，这对于突破新自由主义教条式的信仰确有其重大意义。但他提出“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更多是与“华盛顿共识”进行对照，从西方的视角来探讨中国经济发展在政策举措上的特殊性。随后在2010年，劳伦斯·萨默斯作为奥巴马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又提出了所谓“孟买共识”，强调建立在民主发展式国家基础上的以人为本、注重提高消费水平和扩大中产阶级是其核心思想。西方经济学话语体系下的“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和“孟买共识”实际上没有什么本质性差别，三者在发展内涵上的分野更多体现在发展过程中私有化程度的高低、政府干预的强弱或经济发展导向的差异等等政策措施方面。[注] 易娅莉：《中国经济模式发展分析——基于“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和“孟买共识”的比较》，《国际经济合作》2016年第1期。 因而，中国模式只是一种当国家经济处在不发达阶段时的具体而暂时的现象，彻底的自由市场仍然是最终的归宿。按照这样的思维逻辑，资源配置天生就有一种市场才能达到的最优均衡，政府调控只是在市场发展不完善条件下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因而在从低收入向中高收入国家迈进的过程中，市场的作用应当逐渐加强而政府的作用应当慢慢退场，否则政策引致的扭曲就会频频发生，导致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发生游移和摇摆，并可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注] 张晓晶、李成、李育：《扭曲、赶超和可持续增长——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新审视》，《经济研究》2018年第1期。 这就很容易把中国的经济制度简单贴上国家资本主义的标签，陷入西方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中无法自拔。相反，为了描述和解释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发展所走过的道路和取得的成就，必然要求我们“从思想上跳出西方经济学思维方式的限制，回归到中国道路的伟大实践中去，从实践经验中实事求是地挖掘出中国经验背后的经济逻辑、发展理念，甚至是发展前提，并从客观规律的层面将之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理论，形成贡献给世界的经济学中国话语、中国理论”。[注] 周文：《中国道路与中国经济学——来自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与总结》，《经济学家》2018年第7期。 显而易见，中国经济发展道路所表现出的市场化过程中的公私互补、市场与政府的有机结合以及基于国情的经济体制改革等等，绝不是对于西方经济学在具体理论论述上的修修补补，而是在更高层次和更宏大的视角上为世界展开了一幅有关中国经济学的壮丽蓝图。
五、结 语
哈耶克曾凭借自发秩序和扩展秩序的观点，批评20世纪上半叶出现在欧洲的极权社会主义为“高尚而危险的自负”，同时，也就是反对任何国家依据暂时的经济政治实力向其他国家强加其制度的做法。[注]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冯克利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应当承认，哈耶克所提出的传统计划经济的缺陷在许多方面切中要害，这也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从苏联模式中吸取到的教训。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根基、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同时广泛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各流派的合理成分，是被实践充分证明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与此同时，全球著名经济学杂志《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曾以非常气派而极具象征意义的红色字体——“资本主义需要再来一场革命”(THE NEXT CAPITALIST REVOLUTION)作为其封面。[注] “The Next Capitalist Revolution”, The Economist ,2018,Vol.429, No.9118, p.13.这些现象或许意味着，轮到新自由主义盛行的资本主义国家反思一下自己是否陷入了另一种盲目而危险的自负。即使在西方经济学内部，主流与非主流、自由主义与非自由主义之间的争论也始终十分激烈。不论在理论构建还是在政策实践层面，主流的以自由主义为内核的经济学观点都不是颠扑不破、完美无缺的，制度经济学派、德国历史学派和演化经济学派等流派都提出了自己的经济学反思。就本文所辨析的相关问题而言，有关市场主体的理论中，西方主流经济学以理性人为基本前提的经济分析，把人塑造成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孤立卓绝的个体，把人视为俯仰于个人欲望又精于计较得失的经济主体，客观上导致了市场经济中个人主义的猖獗和公私利益的对立，实际上“经济学家的考察并不是独立于物质文明的其他所有阶段以及人类文化的所有其他方面，去研究一种抽象的所谓‘经济人’动机”；[注] 托尔斯坦·凡勃伦：《科学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张林、张天龙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06页。 而在有关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理论中，由于对无政府调控下自由市场的神话般信奉，正使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出现失衡、走向过度金融化和去工业化的泥潭，进而导致经济衰退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显然“一个国家，就像在一个针织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注]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41页。 而要维持这种平衡，需要统一稳定的政府调控；而在有关经济发展的理论中，其所试图构建的有关市场经济的一般性理论也是无情而空洞的，因为“不仅存在一种类型的市场，而是存在许多不同的市场，每一个市场都依赖于它的内部惯例、文化规范和制度组成”。[注] 杰弗里·M·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高伟、马霄鹏、于宛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89页。 所以现实中的经济体制应当是多元的而非单一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已经指出：“我们既要立足本国实际，又要开门搞研究。……对人类创造的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我们应该吸收借鉴，但不能把一种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当成‘唯一准则’，不能企图用一种模式来改造整个世界，否则就容易滑入机械论的泥坑。”[注] 各种经济理论总归是对一定地域和历史文化经济发展历程的提炼总结，由此才丰富和发展了经济学的学科理论，进而才使经济学理论在特定条件下对于指导实践具有积极的意义。因此，绝不能以西方经济学某一派别的概念理论为准绳和尺度来裁决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必须融入自主的思考，中国经济发展道路没有现成的教科书，更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模式。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从新常态转向新时代并继续向富强国家迈进这一伟大变革的过程中，世界经济中心也逐渐从美国向中国转移，开始迎来经济学研究的中国时代。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鲜活、广泛而深刻的经验素材，给予中国经济学发展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人民为中心，坚实推进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和渐进共享的经济理论；是关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经济理论；是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为世界经济贡献中国方案以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经济理论。与此同时，也应明确这一时代对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严峻挑战。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能没有自己的理论思想。“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注]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8、2页。 而一个没有主流经济学研究地位和经济学话语权的国家，也难以长久地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中国经济学不是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翻版，有自己的文化渊源、制度优势和实践经验，体现着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是一套与西方经济学相区别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已经成为当今中国学术界的共识。正所谓“九层之台，起于垒土”，要推动这一学科从设想到现实的转化，当务之急是必须明晰其所使用的概念和范畴，科学而清楚地界定出相关概念范畴的内涵和外延，防止概念的误用和混用问题，避免学术交流上可能的误会。特别是要对从西方引入、又与中国国情不合的经济学概念掀起“术语革命”，从而重构中国经济学的概念逻辑。当然，本文的很多论述只是抛砖引玉，相信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定能最终形成专业化和系统化的理论体系，并与世界其他各种经济学话语体系进行平等的对话。
对现有教学的满意程度较好的占22%（见图2），很好的为 0%，而从教学建议上来看（见图 3），主要是从加强调研的指导工作(占67%），其次是设计课的讲学（张 57%）与软件使用的教学（占 56%），而理论教学与研究能力的提高占比低（分别为43%与 35%），可见学生更多的是期望以实用为主导，即使是高年级与研究生也是期望在用中学，而不是依靠理论教学来提高。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oncept Analysis and Discourse Construction
Zhou Wen ,Li Chao
[Key words ]market- oriented reform; government regulation; institutional reform; China’s road;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70 years ago,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and created a miracl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at has attracted worldwide attention. However, some scholars are unconsciously influenced by Western discourse when they refine and summarize the great successful practices and experiences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Some important economic concepts are misused and mixed in academia.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four related concepts that are more important and seemingly the same in the current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practice. This paper emphasizes that market- oriented reform is not equal to privatization reform. Government regulation is not equal to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Economic system reform is not equal to economic system transition, and China’s road is not equal to China’s model.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only by clearly distinguishing and clearly distinguishing these concepts can we better describe the vivid experiences and experiences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so as to better construct the theoretical system and discourse system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作者简介] 周文，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南京审计大学新经济研究院教授；李超，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433)。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项目号：17 DZJ011)、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建构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陈翔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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