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湖州城的“界”与“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湖州论文,宋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90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16)01-0109-14 DOI:10.3969/j.issn.1674-2338.2016.01.015 在中国城市史的研究中，城市的管理一直以来都是学界备受关注的课题，在唐至宋元这一城市变革的时代，其内部的构造变化则更加显著，涉及城市内部的管理区划，即厢、坊等方面的兴废变迁，是我国中古城市史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对此学界已有相关成果，但在个案积累上尚显不足，尤其对地方中心府州级城市的深入研究则更为缺乏，且往往局限于片面的文献解读，对一些基本问题尚未形成普遍的认识。因此开展地方城市典型个案的中长时段演变研究是极有必要的。 位于太湖南岸的湖州城便是一个可以清晰展现宋代城市管理区划的典型范本。在史料方面，今存《嘉泰吴兴志》二十卷系《永乐大典》辑本(下文简称《嘉泰志》)，此志成书于南宋嘉泰元年(1201)，作者谈钥“本旧志，参正史，补遗纠误”[1](P.4679)，书中引用了许多宋代已佚方志，如北宋时的《吴兴统记》(成书于景德元年，1004年)、《祥符吴兴图经》(成书于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等[2](PP.346,347)，均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北宋前期的城市风貌。此外，从明代早期的《永乐大典·湖州府》(下文简称《大典》)[3]，而到晚清的同治《湖州府志》与光绪时期附郭乌程、归安二县的县志，自15世纪至19世纪，每百年均有至少2种方志可供参考，为今人了解湖州城的历史形态提供了比较系统的参考文献。通过详查历代史志及参阅方志图、近代城市实测图可以发现，湖州城中观尺度下的街道网络至少在近千年来变化甚微，这使得我们运用城市历史形态学方法考证复原和研究宋代湖州城的城市行政区划(即厢、坊、界等)的空间平面形态成为了可能。 一、明清时期湖州城中“界”的辖区 随着学界对宋代城市研究的不断加深，城市中“界”的区划逐渐受到关注，这一城市管理区划在宋代湖州城中有显著的体现。《嘉泰志》载：“坊名乡地久废，官司乡贯止以界称，今为界十七，分属四厢。”①并记录了各界的大致范围。值得注意的是，湖州的“界”直至清末仍在城市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至晚成图于明永乐间(1403-1424)的湖州府城图(下文简称《永乐图》，见图1)[3](PP.6-7，《湖字韵·湖州府》)中标出了湖州城中的全部界名，崇祯《乌程县志》所附《城郭图》(图2)中亦标明时属乌程县辖8界及其所辖各铺之名；此外，明清各方志均对界和铺作了详略不同的记载，而这17个界名也始终未有改变。通过对比《嘉泰志》和明代方志图中标记的界铺位置以及清代方志对界铺的详细记载可以发现，《嘉泰志》中记载的“界”的辖区具有很强的稳定性，这使得通过复原湖州城明清时期的城中界区来观察宋元城市管理区划概貌成为可能。
图1 《永乐大典》附《湖州府城图》
图2 崇祯《乌程县志》附《城郭图》 注：图2中文字经过清晰处理。 《嘉泰志》卷二《坊巷》对“界”的辖区作了简要描述，是今可见最早记录湖州城界区范围的文献描述，可为由今及古地展开复原提供关键的文献支持(见表1)。
明清时期湖州城的“铺”是“界”的下辖单位，铺主要以巡警、消防为务，一般由城市居民服役。元末之后，湖州城内的各“界”分属附郭乌程、归安二县，而不再由专门的城市管理机构(如厢官、录事司等)管理，各铺以街巷为基本构成单位，均有明确的管辖范围。经详查湖州历代方志，只有光绪时期《归安县志》和《乌程县志》的记录可为复原明清界区提供重要线索，其信息见表2、表3。
光绪《乌程县志》对乌程县辖部分界铺的界线有更为直观的记录(文中所述线路参照图3)： 城内与归安分治，迎禧门内西南为本县所辖仓场界之县后铺，铺东北接归安济川界，又南过猎场桥，东穿安定书院巷，南为县辖中书界之清华铺，北亦归安济川界，又由巷东口折而南，经爱山台至府治子城坤隅，其西仍为清华铺，东接归安崇节界，又绕府治前，东出羊巷，抵河头，西、南为县辖南门界之经堂铺、鱼行铺，东北接归安崇新界，又溯河中流，迤至仪凤桥，西北为县辖南门界之小市铺、平康铺，西市界之桥北铺，东南对岸接归安归安界、鱼楼界，又由仪凤桥南直街中分至所前巷口，西为县辖鹅行界之桥南铺，东接归安鱼楼界，又穿所前巷，东抵河头贵泾桥，折而南，其南与西为县辖南市界之三井铺，北亦归安鱼楼界，东接归安中界，又截河而南，水道至展家桥，出南小河，其西与南为县辖南市界之渡东铺，其东与北接归安迎春界、中界，城内乌程所辖地由西北而迤东南，即归安便民仓，亦属乌程南市界地。[4](卷1《疆域》) 光绪时期的城内街巷名绝大多数均在民国25年的《吴兴县城区坊巷全图》中标出，因此根据光绪《归安县志》记载，可以准确复原清代归安县所辖9界17铺，且复原后呈现的乌程、归安二县县界与《吴兴县城区坊巷全图》所示县界基本一致，对比《嘉泰志》对这9个界的大致范围记载也均吻合，足见湖州城中界区之稳定。但乌程县所辖界铺的文献资料相比之下要缺乏得多，虽然如此，《永乐图》、崇祯《乌程县志》所附的《城郭图》及明清方志对于地物的描述等资料仍可作为复原剩余8个界的重要补充线索。 从崇祯《城郭图》(图1)来看，西市界及其所辖桥北、县桥二铺均在宝带河(又称西河)东岸，这与《嘉泰志》“市门至眺谷桥、县桥”的记载完全吻合，可知西市界与仓场界的分界处为宝带河，东则以仪凤桥北之观风巷为界，又据康熙《乌程县志》载：“社学，一在西市界儒学南相对”、“湖协镇督府，在县桥铺”[5](卷2《社学》、卷6《本朝备兵》)，其址民国时为县公安局，在图3乔梓巷西；光绪《乌程县志》载“新仓在经堂铺文昌阁之北”[4](即图3中新仓巷西侧)，可知西市界之县桥铺与南门界之经堂铺以学前摊为界(如图3)；又前文引光绪《乌程县志》文有“经爱山台至府治子城坤隅，其西仍为清华铺”，坤隅即西南隅，那么可知南门界之经堂铺与中书界之清华铺的分界处为榆树街(见图3)；又前文已述及鹅行界之桥南铺与归安县鱼楼界以南街为界，《崇祯图》中桥南铺与石鼎界以旱渎为界，这也与《嘉泰志》关于石鼎界为“旱渎桥至祥符寺”的描述一致；又“便民仓即大仓，在定安门内西岸南仓铺”，“归安便民仓在定安门内东岸渡东铺”[4](卷2《公署》)，《永乐图》将南市界标记在余不溪(入定安门之河)与其西侧的南大街之间，这亦与《嘉泰志》关于南市界“横塘至西岸史家巷”的记载一致，故南市界与鹅行界应以南大街为界；又“育婴堂在县治南百步眺谷铺”[4](卷2《公署》)(即图3育婴堂弄)，则乌程界之眺谷铺与县前铺界分基本可知。综合上述，明清湖州府城内的界铺辖区平面分布可基本得以复原(如图3)。
图3 明、清两代湖州府城界铺详图 注：底图为民国25年(1936)《吴兴县城区坊巷全图》，比例尺为5000分之1，吴兴县政府清丈处测量，见刘宏伟主编《湖州古旧地图集》，中华书局2009年，第231页。是图绘制时湖州城大部分城墙均未拆除，古城形态变化甚微。原图地物街巷文字根据需要，有所删减。图中县辖界的表示举例：中书界①②，意为中书界包括图中①(清华铺)和②(泮官铺)所辖区。 需要说明的是，表2中鱼楼界包括“门北兜”和“新开河”，“门北兜”应即“闻波兜”之方言近音，“新开河”即新开河路，这与光绪《乌程县志》“又穿所前巷，东抵河头贵泾桥，折而南，其南与西为县辖南市界之三井铺，北亦归安鱼楼界”相矛盾(见图3)。相比之下，光绪《归安县志》记载更为明确，今从之。 二、宋代湖州的罗城 (一)元代湖州城的拆毁与重建 古代湖州城是典型的围郭都市，南宋归安人倪思②称湖州“城外居民室宇不过数十家”[6](P.88)，甚至在1900年的《湖州郡城坊巷全图》中，仍可见城内四隅田园隙地甚多，可知宋代湖州城区范围仅限于罗城之内，因此对宋代湖州的罗城展开考证复原是研究其厢、界、坊等问题的必要前提。 唐代以来的湖州在筑城史上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始于唐初，终于元初，《嘉泰志》载： 罗城东西一十里，南北一十四里，《统记》云：“一十九里三十步，折二十四里。”唐武德四年越郡王孝恭所筑。景福二年，刺史李师悦重加版幹之功，见旧《图经》。《统记》云：“有记见存。”绍兴三十一年知州事陈之茂修，有记在墨妙亭。城上旧有白露舍，太平兴国三年奉敕同子城皆拆毁。[1](P.4686) 文中称湖州罗城为越郡王李孝恭始筑于唐初武德四年(621)③，其后虽经修缮，但其平面形态并未改变，太平兴国三年(978)也仅拆除罗城上的白露舍及子城城墙，宋人倪思言湖州“自唐末五代以来，不经兵火”，“今尚有唐末五代时屋宇”[6](卷七《霅川城守己见》、卷五《霅川》，PP.67，88)，足见唐宋湖州城形态之稳定。 唐宋罗城在元初时被拆毁，具体时间不见史志。《大典》载：“罗城，旧志所载周二十四里，元初削平之。”[3](卷2277，湖字韵，《湖州府》，P.59)按元军于至元十三年(1276)降宋廷，取湖州，同年九月丁未，“命有司墮沿淮城垒”[7](卷9《世祖六》，P.185)，与湖州相临的嘉兴城便于该年拆毁，故可知湖州应亦在同时拆城。元末张士诚命其左丞潘元(原)明取湖州，其事详载于张周天佑四年(1357)三月三日的《吴兴临湖门记》《吴兴郡城迎禧门记略》及元至正十九年(1359)五月的《左丞潘公政绩碑》中。 如饶介④《吴兴临湖门记》云：“是年十一月十九日□乌程□□存忠董工□□，明年二月十七日门成。”[4](卷二《城池》)饶介《吴兴郡城迎禧门记略》亦云：“天佑三年冬十一月十九日筑城，明年春二月城成。”[8](卷二《城池》引《苕纪》，P.54)⑤宇文公谅⑥《左丞潘公政绩碑》则提及： 公于是年夏四月十有九日统兵入城，清荡苗顽，宣布德泽，既安其民人，即经构其城郭，乃以是年十有一月之八日审机相度，有事版筑，都事吴陵、张瑛、掾史孟熙从公宣力，树旗定方，万夫毕集，甫四视朔土，功告完成。[9](卷十六，PP.664-666) 从上文可知，潘元(原)明于1356年十一月八日规划新城，并发动万人，于十九日动工，次年二月(十七日)完工，前后仅耗时90天，工程是趁冬季紧急开展的，并且“城甫毕工而寇卒至”[9]，可见新城的修筑是以战争防守需要为首务的。 (二)新旧罗城的形态变化 元末湖州罗城的修筑以工程效率及军事防守为主要目的，因此唐宋时期24里大城的规模便不再适用于战争年代，如宋人所言：“筑城之法，以小为贵，小则守城之人用力为易，若所筑大阔，兵力不及，反误百姓，利害非轻。”[10](P.183)潘元(原)明便顾及于此，“以旧城宽而不固，难守，乃筑小之，周围一十三里一百三十八步。”[11](卷三《城池》，P.86) 缩小之后的罗城形态即为图3所示，其在宋城基础上缩建之处亦有据可考。《大典》引明初《吴兴续志》载： 至正十六年，张士诚据湖州，守镇官潘元明重筑，较旧基约而小之。东门退入半里许，西门退入一里许，南北稍入数丈，周围一十三里零一百三十八步二尺，水陆共八门，上建城楼，改凿壕堑，非复旧处。[3](P.59) 这段记载似乎以一篇名为《湖州府沿革志碑》的碑文为依据⑦，并将缩减部分精确到东、西二门的退缩里数⑧，对于罗城此时缩建的问题，清人提出疑惑： 今府城东西止四里，南北止六里，较李孝恭所筑东西减六里，南北减八里，如碑所言，则东西共减一里半，南北共减不及半里，其数悬殊，岂孝恭里数乃夸词非实数耶……存疑俟考。[4](卷二《城池》) 这是湖州新、旧两城形态比较的一个明显问题，今可见最早记载宋城周长的《吴兴统记》(1004年成书)云：“一十九里三十步，折二十四里”，《嘉泰志》称“东西一十里，南北一十四里”。笔者认为，所谓“东西一十里，南北一十四里”非指罗城长与宽的长度，而应当理解为东、西两面罗城长10里，南、北两面长14里，这样一来，两者之和恰好是罗城的周长。所谓罗城的东、西、南、北，在方志中亦有类似表达，如万历《湖州府志》载：府城“东、北隅系归安境，西、南隅系乌程境”[12](P.26)，各隅包含数界，这与宋代城内的东、西、南、北四厢范围一致(湖州城内宋代四厢的问题详后文)。故“东西”、“南北”当如是解。“十九里三十步”，应为《吴兴统记》所记北宋以前的早期数据，“折二十四里”应即折合为北宋《吴兴统记》编纂之际的长度单位后所得的数据。 新旧二城的形态变化在其他文献中亦可找到佐证，乾隆《湖州府志》载： 自元末潘原明缩而小之，止十三里有奇，其并省处在西门外直抵大溪，入清塘一路尖地，则清塘、清源二门以外弃为田野者多矣。[13](卷二《城池》) 乾隆《乌程县志》引《苕记》载： 潘原明并省处在西门外直抵大溪，入清塘一路尖地。三面倚大溪，惟西多陆，守者尤须加意。[8](P.52) 关于西面缩建的记载在《嘉泰志》中亦有印证： (苕溪)至城下，一自清源门入经漕渎，至江子汇为霅水；一自清源门外径趋钓鱼湾，沿壕经迎禧门，又经奉胜门，合霅水以入太湖。[1](卷五《溪》，P.4709) 可见宋代罗城的清源门及清塘门(即迎禧门)是紧临苕溪的。清源门至定安门的城墙段亦沿大溪，其地在今杭长桥中路之侧，今尚可见该处有高出平地1米到3米、长近1000余米的隆起土坡，这应是宋代湖州城的西段城墙遗址。 罗城的东段城墙应变化不甚大，《嘉泰志》载：“东壕又为二重，曰外壕，曰里壕。”而在日本明治十七年(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绘制的《两江楚浙五省行路图》第三号《浙江省湖州府局地图》⑨中，明显可见城东有两条并行的护城河(图4)，可知罗城东段仍大致保持宋城形态。除退入半里的东门之外，文献中可见的变化在城东放生池处。《大典》载：“忠烈庙，即颜鲁公庙，在骆驼桥东放生池上，元至正十七年筑城，隔于城外，总管陈眛移建于广化桥北。”⑩[3](P.248)放生池在东街里(古忠烈坊)之东，《永乐图》中绘于城外。又《嘉泰志》载：“城门旧有九所，放生池侧有阊门……颜公放生池东南城上有遗迹尚存。”[1](卷二《城池》，P.4686)这应是东侧城墙有据可考的唯一缩建之处(唐宋罗城示意图见图6)。
图4 《浙江省湖州府局地图》局部 三、宋代湖州城“坊”与“界”的考证复原 (一)《大典》辑本《嘉泰吴兴志》之《坊巷·州治》篇考辨 《嘉泰志》卷二《坊巷·州治》(下文简称《坊巷》)中收录了宋代湖州城中新旧坊名共计65个，这些坊具体是何种形态，学界说法不一。有学者认为这些坊即街巷[14](P.347)，也有学者予以反驳，认为只是坊额建筑。[15](P.119)然而，《大典》辑本《嘉泰志》中的这段文字记载却存在一个被普遍忽视的基本问题，这一问题不解释清楚，则难以轻下定论。 在目前所见的《大典》辑本《嘉泰志》之《坊巷》篇中，出现三处十分可疑的时间记载： 嘉定癸未，太守宋济既新销暑，葺清风，于是邦人相率各于其居请表坊名，务称守意…… 丛桂坊，旧名仁政坊……今江阴太守孟奎先诸兄擢丙辰第，咸淳乙丑，少监孟圻、运干孟至，机帅孟垕一榜同登……礼宜柱表，改用今名。[1](P.4689) 以上两条记载分别出现了嘉定癸未(十六年，1223年)、丙辰(应为宝祐丙辰，1256年)、咸淳乙丑(元年，1265年)这3个年份，而《嘉泰吴兴志》成书于嘉泰元年(1201)，何以会记载其后数十年间之事？这一“矛盾”亦曾被人注意，陈振所著的《宋史》中提及该问题，但并未作出解释[16](P.561，注释1)；包伟民则认为“嘉定癸未”应为“嘉泰癸亥”(1203)，但未对宝祐与咸淳作出解释，因此将湖州增设坊额的时间改为嘉泰三年，这是值得商榷的。[15](P.118，注释9) 笔者认为，这段文字并非《嘉泰志》原文，而是后人所作。《嘉泰志》原书已佚，今本为《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残本。民国三年(1914)，南浔嘉业堂刘承干据钞本校刻，收入《吴兴先哲遗书》，其跋曰： 《嘉泰吴兴志》二十卷，宋谈钥元时撰，明嘉靖时，徐长谷撰《吴兴掌故集》，犹及见之，后不传。开四库馆时，馆臣从《大典》辑出，未及编纂进呈，外间传钞，有分二十卷者，有分十五卷者，亦有不分卷者，今所存原目，仍分为二十卷。[2](P.350) 因此《大典》辑本《嘉泰志》并非原始文献，清乾隆间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录时极易出错，其后虽经刘承干校勘，但仍未完善。今《大典》之“湖州府”尚存8卷，曾有学者利用《大典》及《吴兴备志》中的《嘉泰志》佚文与辑本《嘉泰志》进行校勘，发现辑本“错漏百出”，“文字脱讹比比皆是”[17]，《坊巷》一篇，应亦是其中的一处明显错误。 《坊巷》篇载：“右四十八所，并前清通、德政、中书、前溪、采
、吴兴、仁依，皆今重立，其五十有五焉。”其所说的48所坊，称之为“重立”，且包括1265年更名的“丛桂坊”，因此这并非指嘉定十六年(1223)“邦人相率各于其居请表坊名”之事，而是指明初对南宋后期的旧坊进行重建。经元末战乱，湖州城中许多建筑遭到毁坏，宋代旧坊的表识只剩下一个状元坊，余皆不存，《大典》载：“旧志所载在城坊名五十有五，兵兴以来，表识多废。皇朝洪武十一年，同知府事魏德源考诸志书，悉复其旧。”[3](P.65)这也是《永乐图》中标出了众多南宋坊名的缘由。 《坊巷》篇对坊的具体记载，可以有力证明这段史料的年代：“丛桂坊，旧名仁政坊，在隆兴桥直至郭尚书庙华表对峙。”《永乐图》中隆兴桥东的街巷上标有“□桂坊”，该街道直通临湖门侧，即图3中的府学前街，那么可知文中记载的郭尚书庙址便在后来的府学前街东端。而元代以前，该庙在骆驼桥北，“元至正十二年毁于兵火，皇朝命列祀典，知府楚岳改建于临湖门西北。”[3](PP.247-248)因此临湖门侧的郭尚书庙为明初始建。这便有力证明了《坊巷》篇成文于明初，其所展现的当是明初重建之坊的状貌。清人之所以在辑录中出错，应是误读了《大典》中的：“《吴兴志》、《旧图经》、《统记》，坊十有六，多名存而无表识”这一句，故误将“《吴兴志》”以下作《嘉泰志》之文，而从“《旧图经》”处开始辑录。结合上文分析来看，宋《嘉泰志》原文中所载古坊数量应仍为16个。 虽然如此，但《大典》的记载，是以旧志为据，注以时事，而并非完全创新。其中巷名更是直接摘抄南宋淳熙间成书的《吴兴志旧编》，故如前文提及的养济坊巷、白塔巷、曹家巷、西营巷，元末筑城均隔于城外，而《坊巷》仍录其名；坊的记载亦与之相似，如明初“观文、拥旌、余庆三坊，俱筑于城外，已废”[3](P.65)，但《坊巷》亦予以收录。这均是《坊巷》篇据旧志所作的表现。《大典》之《坊巷》全文以《吴兴续志》开头，那么这段文字实际上应该仍是明初《吴兴续志》之文，宋《嘉泰志》的《坊巷》篇原文随着该书的散佚已经不存在了。 除上述之外，在《坊巷》的解读上亦须特别注意。该文共收录65个新旧坊名，其中前半部分载： 和乐坊、平康坊、仁政坊、乌氏坊、程氏坊、苕阳坊、桃李坊，以上四坊属乌程界；车骑坊、章后坊、德本坊，以上七坊属归安；白华坊、吴歈坊，以上二坊未详所在。右《旧图经》有其名而无其识。(11) 文中称“以上四坊”，而其前所记却有七坊，又称“以上七坊”，其前却只有三坊，这该作何解？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其中平康坊，成化《湖州府志》称“旧名乐众，在市街瓦子巷口”[11](P.98)，而乐众坊之名亦见载于《坊巷》；又仁政坊，咸淳间更名丛桂，但新旧两名亦均见载，因此可判断上文所引应为明初《吴兴续志》摘录的“《旧图经》”所载残文(12)，文中“章后坊”下注曰：“《旧经》云：‘天宁寺在章后坊’，天宁今曰光孝。”按天宁寺之名用于后唐长兴二年(931)至北宋崇宁二年(1103)间，文中仍称“天宁”，则应在崇宁二年之前，故上述应为北宋时坊名，且仅存其名。 又有清通、德政、苕阴、中书、前溪、采
、吴兴、仁依八坊，《坊巷》载：“右‘苕阴’以贾安宅更名状元，有其识，他比亡焉，今复立。”按贾安宅于北宋大观三年(1109)中状元，该文仍记“苕阴”之名，且这8个坊均标注为“古名”，故可知其亦为北宋时坊，这8坊连同《旧图经》所载部分坊名，即嘉定癸未时“向有名存而识不立者，亦复置焉”之坊，并在上文所考明洪武十一年时再度重立。 此外，《坊巷》中明确写出了各界所归属的4个厢的区划，需要说明的是，宋代湖州的厢在元代并未废除，而只是“以郭内四厢之地置录事司”。[11](P.13)以乌程县为例，元末张士诚据湖州，废录事司，“以二厢复入县辖”[18](P.241)，可见厢的建制是一直存在的。明代文献中未见废厢的记载，而可见类似“厢”的“隅”，《大典》载：元代归安县“以在城东、北隅分置九界”[3](P.76)，万历《湖州府志》亦明载“东、北隅系归安境，西、南隅系乌程境”，“东隅四界”、“北隅五界”、“西隅四界”、“南隅四界”[12](卷一)，《坊巷》中所载四厢名为“左一厢”、“左二厢”、“右一厢”、“右二厢”，而《元史·地理志》载：“湖州路，旧设东、西、南、北四厢”[7](P.1492)，成化《湖州府志》亦载：张士诚时“罢录事司，以西、南厢属乌程，东、北厢属归安。”[11](P.13)可见“厢”的建制在明代依然保存，只是改换了名称而已，因此《坊巷》对湖州城的“厢”的记载，虽非宋代之文，但可基本反映宋代的原状。 综上所述，《大典》辑本《嘉泰志》中的《坊巷·州治》篇为错辑明初洪武《吴兴续志》之文，其中关于坊的记载杂糅了以下三种来源的史料：前两种为摘录北宋旧志、或南宋方志所引北宋旧志的残文，还有一种可能为据元代某方志所载的南宋晚期坊名为纲，注以明初重立后之状而成之文本。这应是研究宋代湖州城坊的基本认识。 (二)明初重建之坊的复原 《大典》辑本《嘉泰志》中所记之坊虽是明初之物，但其年代距元末战乱毁坏时甚近，仍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南宋后期的坊的情形。且南宋淳祐七年(1247)的《仁济庙加封敕牒碑》文末有“浮玉王震同男泳刊”句[9](P.615)，其中“浮玉”即为其居所在的浮玉坊；又元至元甲申年(1284)时的《湖州报恩光孝禅寺置田山记》[9](PP.627-629)记录了多数卖田及舍田之人的籍贯，其中除大多数以界相称者之外，尚有“府城东溪坊”之称，东溪坊同前浮玉坊均见载于《坊巷》，可见明初重立之坊在宋元时期已用于城市居民住址称谓中，确为南宋后期的坊。因此，嘉定癸未(1223)郡民树立的新旧51个坊名便应皆在明初重立的新坊之内，因此对明初重立之坊展开复原，便可略见南宋旧坊的状况。《坊巷》记载及注释汇总如表4。
根据上表可复原明初重建之宋坊的概貌，见图5。
图5 明初重建宋坊复原图 注：明初乌程、归安二县所辖界不同于其后，南门界属归安，济川、鱼楼二界属乌程，故两县县界如本图。 在《永乐图》中，坊名均被标记在道路中间，结合《坊巷》的文字描述可知，明初重建的宋坊，其空间实体便是街巷和沿街的官署祠庙及民居。其中如通往北门的大街，长约千米，名为太和坊，且该名一直沿用至民国时期；通往临湖门的大街长约500米，名为东溪坊，即前文所引元初《湖州报恩光孝禅寺置田山记》中卖舍田人所居之处。 《大典》中亦有称某地物在某坊内者，如“三皇庙在湖州府寿昌坊鸿禧寺东”[3](P.246)，可见南宋后期“邦人相率各于其居请表坊名”时所建的坊，是在街巷路口树立起牌坊，且整条街巷也因之而名。从图5中树立坊的街巷来看，多为城市主干道路，支离小巷则多因官署、寺庙、名人宅邸而建坊，如富民坊有都税务；贤福坊与飞英寺相对；听履坊有沈尚书宅等，因此“坊中有坊”的现象，实即对干道内分离支巷的坊的描述，“以坊统巷”与之同理，如光绪《乌程县志》称：“两平桥，在府治东南彩凤坊羊巷口”那样(见图3)，仍旧采用这种“以坊统巷”的地点描述方式，实则“坊”为干道，“巷”为支路而已。坊与巷的关系在于，街口立坊额者为坊，无坊额者为巷，且多有旧巷立坊后，雅俗二名通用者，如乐众坊，旧名平康坊，俗称瓦子巷；集贤坊俗称盛家巷；忠贤坊，俗称颜鲁公堂巷等等，在方志描述坊的位置时，往往用人们熟知巷名来指示坊之所在，因此便容易让人误认为其所记载的坊仅为坊额建筑，而实际上，陈振的见解应更为妥当，即南宋晚期湖州的坊其实是街巷的雅称。 (三)飞英塔铭文所见宋代湖州城的“界” 陈振认为宋代“一部分大中城市开始实行厢统界，界辖坊(巷)的‘厢界坊(巷)制’”[14](P.347)，这种观点的主要根据之一便是《大典》辑本《嘉泰志》的《坊巷》篇，而据本文考证可知，这段文字实出自明初《吴兴续志》，因此基于这一史料得出的论断是需要重作讨论的。 前文所引元至元二十一年(1284)的《湖州报恩光孝禅寺置田山记》中出现了元初界名记载，如“郡城迎春界赵承奉”、“郡城报恩界任安人”、“郡城崇新界□□□平安界陈□□”、“郡城□楼界”、“郡城西□界”、“郡城飞英界陈六七”、“郡城仓场界许□”等等(13)，均明确了元初湖州城中已存在“界”的区划。除此之外，至今保存完整的宋代飞英塔内层石塔刻有铭文28条，计1461字，记载了南宋绍兴年间湖州居民舍钱粮重建石塔时所写的祈愿寄语，其中多记录了施主的籍贯住址，这为了解宋代湖州城的界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依据，摘录其文如下(14)： 州郭南门界居住，奉佛女弟子□氏三五娘，法名善德，谨施净财一百二十贯文足……绍兴二十四年甲戌四月八日□氏谨愿。 湖州归安县仁风乡南门界居住，女弟子任氏十四娘，法名智通……追荐亡夫周三四太医往升净土，求乞忏悔，绍兴二十五年十月日题。 湖州乌程县霅水乡府郭仓场界居住，女弟子沈氏大娘，法名善慈，施钱一百二十贯文足。 归安县仁风乡府郭崇节界居住，清信奉佛弟子吴宁，宿有善根。 湖州乌程县霅水乡府郭鹅行界居住，弟子张拱在日，谨施净财一百贯文，助缘造塔。 州郭崇新界，弟子顾择弟顾诜与家眷等，施财六十贯文足……仍保家眷安宁者。 湖州归安县仁风乡南门界，女弟子宋氏五娘，法名善广，舍钱三十贯文足，镌造佛像三十尊，保安身位，集福消灾者。[19](PP.9-12) 这数条铭文刻于南宋绍兴二十四(1154)、二十五年(1155)或其前后，均确凿地证实了湖州城早在南宋初便已存在了“界”的区划，且被惯用于居民住址描述中。湖州于两宋之际免遭宣和、建炎兵火，可以相信这一区划是十分稳定的，且作为界名由来的一些地物——如仓场界内的西仓、崇节界内的崇节营等，均为北宋初期之物，界也极可能在北宋时便已形成。值得注意的是，宋代湖州城的界为乡所辖，这与临城嘉兴的状况如出一辙(15)[20]，从上文看，位于城西和城南的仓场界、鹅行界均属乌程县霅水乡所辖，城北的崇节界及子城南的南门界属归安县仁风乡所辖(见图6)，此外《大典》辑本《嘉泰志》引北宋李宗谔《吴兴图经》(1010年修)称飞英寺“在白鹤乡”，则城东北隅在北宋初属白鹤乡所辖。由此看来，宋代湖州城的行政区划并非如学界一般认为的宋代通行的“厢坊制”，而与嘉兴同样呈现“乡界”与“厢界”的二重结构。
图6 南宋前期湖州城市行政区划示意图 注：据1957年湖州市人民政府民政科绘制《湖州市区图》改绘，图见刘宏伟主编《湖州古旧地图集》第458-459页。图中厢辖区举例：“①②③④北厢”是指北厢包括了①(飞英界)、②(报恩界)、③(崇节界)、④(南门界)四界的辖区。 与飞英塔铭文年代相近的《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1148)记载了两位湖州籍进士：(第四甲)“第二十三人，王康年，湖州乌程县霅水乡仓场里”；(第五甲)“第十九人，莫冲，湖州归安县仁风乡迎春里”。[21](P.351,354)其中隶属于霅水乡的“仓场里”和仁风乡的“迎春里”与湖州城中的“仓场界”和“迎春界”同名，据《大典》本《嘉泰志》载：“《旧图经》载乡距县里数，如霅水乡在县西一十五里，今县治即系霅水。”[1](P.4691)而乌程县治在仓场界内，且湖州之里无名“仓场”者，则上文之“仓场里”应即霅水乡在城的仓场界；又成书于元代的《夷白斋稿》载湖州武康下渚里人沈母事迹：“至元间父昌徙城迎春里”[22](卷三十四《沈母传》)，可见“迎春里”亦在城，实即迎春界别称。这些均可表明宋元湖州城的“界”均被时人视为乡属在城之“里”，在行政管理中应承担与“里”相似的职能。明代则明确记载“界各设里长”[12](P.27)，亦可为证。“界”应当既是土地房产登记、赋役征发的基层组织，也是治安消防的基本分区(图6)。(16) 有学者根据《嘉泰志》所载“坊名乡也久废，官司乡贯止以界称”(实为明初之语)句，认为南宋湖州的17个界是北宋16个古坊增设后的别称(17)，仅从文本上来看，笔者认为，清人从《大典》中辑录《嘉泰志》时，将“坊名乡也”抄作“坊名乡地”，亦可能是因为不解其意而擅断为之。由前文来看，湖州城市居民的籍贯在宋代常有某乡、某界或某坊的表达，但到了明代，在城之乡已不见诸史志，坊表也因元末至正十六年(1356)的兵火而几乎尽废，至明洪武十一年(1378)始重设，期间20余年街巷无表可识，洪武十一年时知府重立坊表尚需“考诸志书”。[3](P.65)故官府及民间对于籍贯的称谓便只剩下“界”，因此“坊名、乡也久废，官司、乡贯止以界称”句，其意更应侧重于表达明初湖州城市居民的籍贯问题，而并不一定可以证明宋代湖州城的“界”是由早期的“坊”改设而来。 且由前文可知，原本《嘉泰志》与北宋《吴兴统记》、南宋《旧图经》所载者均为16个古坊，而《坊巷》引《旧图经》等所载的北宋古坊，坊名见载者便已有20个，且尚有遗失坊名者(18)，这与今本《嘉泰志》中16个古坊名的记载并不相符，可知所谓“坊十有六，多名存而无表识”句，应只是北宋早期的数量，可能最早由《吴兴统记》(1004年成书)记载，并为南宋《旧图经》《嘉泰志》传抄，可见宋代湖州城中的坊的数量是逐渐增多的，并在嘉定十六年普遍新建，其前后性质应当相似。 南宋地方城市中的坊多为树立牌坊之街巷，这在其他城市中皆有体现，最为典型的便是《平江图》所展现的南宋绍定间平江府城(今苏州)中的坊，其他如《淳熙严州图经》所附《建德府内外城图》、《嘉定赤城志》所附《黄岩县治》、《仙居县治》图等，均将坊绘于街口，可明确表明这一事实。此类坊在南宋大量涌现或许并不能简单地用坊墙倒塌而使得街巷无标可识来解释，仅从湖州的状况来看，始建于唐初的罗城的不规则形态以及城内复杂且长期稳定的城市肌理似乎没有受到当时都城里坊制度的显著影响。宋代地方城市中的坊，更为突出的或许是其分划街区、标识巷陌的实用功能以及标榜文治、教化风俗的文化功能。明初湖州重建的南宋旧坊起初仍欲恢复旧用，但到成化之后，这些坊便在方志记载中被视作单纯的牌坊建筑了，由官方规划的文雅的城市街道名终究多为市井惯用的通俗巷名所取代，坊的地理指代功能的弱化，或是明清旌表牌坊普遍树立的一个主要原因。 宋代湖州城的“界”介于厢、乡和坊巷之间，从行政隶属上看，它既为县辖财政管理和赋役征发的单位，又是厢官行使其监管城市、巡警消防等职能的分区，应与一些城市中的“坊”区具有相似功能。湖州的邻城嘉兴于南宋时亦设有3厢、5乡、12界，且明确呈现附郭县领乡，乡辖界，界统坊巷的结构，元废厢，又改为录事司—乡—界—坊巷的结构。[20]此外南宋临安府城(19)、北宋元祐时期的邓州武胜军、崇宁间的襄州[23]等城，亦存在“界”，足见此类城市行政区划在宋代地方城市中的常见。至于附郭乡，似乎与城郊乡有所区别，如嘉兴出土北宋政和三年(1113)修街砖铭文有“大宋国秀州嘉兴县郭五乡居住会”字，似设有在城五乡管理城内居民的联合机构。但是宋代地方的乡之在城者是否与城郊相似，在至和之后仅为用于土地登记、确定税则的地域单位[24]，抑或是兼具行政管理职能的城市行政区划，目前仍难断言，尚有待于日后个案的深入探究来予以解答。 收稿日期：2015-12-09 注释： ①按《大典》辑本《嘉泰吴兴志》为清人自《永乐大典》中辑出，今查《永乐大典》原文“坊名乡地”作“坊名乡也”。 ②倪思(1147-1220)，归安人，乾道二年(1166)进士，官至礼部尚书。 ③按李孝恭武德四年至五年皆在荆湘征讨萧铣，六年始至江东讨伐辅公祏，武德七年(624)，“公祏穷蹙，弃丹阳东走，孝恭命骑将追之，至武康，擒公祏及其伪仆射西门君仪等数十人，致于麾下，江南悉平。”(参见《旧唐书·宗室·列传第十》，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349页)故《嘉泰志》始筑城于武德四年的记载或有讹误。 ④饶介(1300-1367)，时任张氏淮南行省参知政事。 ⑤按《湖录》载，《苕记》于明万历癸丑(四十一年，1613年)成书，作者张睿卿。 ⑥宇文公谅，生卒年不详，吴兴人，至顺四年(1333)进士。 ⑦光绪《乌程县志》称该碑见载于成化《湖州府志》，为洪武十一年知府谈士奇立，按该碑文不见今本成化《湖州府志》，但光绪《乌程县志》称“如碑所言，则东西共减一里半”，这与《大典》引《吴兴续志》“东门退入半里许，西门退入一里许”说法相同。 ⑧万历《湖州府志》卷一载：“以东西二门退入数百步”；光绪《乌程县志》卷二：“东退入半里，西缩入一里，南北稍入数丈，四面各缩于旧。” ⑨图系美国国会图书馆藏1884年刊本，由上海师范大学陈涛博士告知，谨致谢意。 ⑩按该文为《大典》引明初《吴兴续志》。 (11)引文省略原文夹注。 (12)按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考证，《旧图经》约修于绍兴后。据《大典》辑本《嘉泰志·宫观》载“祥应宫”条称：“《旧图经》、《续图经》皆作‘今废’”，则二经应大约同时，《续图经》成书于绍兴中，则《旧图经》应亦在此前后，那么《旧图经》所载北宋坊名应为摘录北宋某志之文。 (13)其中“平安界”应为“归安界”；“□楼界”即“鱼楼界”；“西□界”即“西市界”。 (14)飞英塔铭文分布在石塔各层，今仍清晰可见，资料的获取亦得到湖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嵇发根、民政局地名办公室刘宏伟以及湖州飞英塔工作人员的帮助，谨致谢意。 (15)宋代嘉兴城内分属五个乡，下辖十二界，亦设有南、北、西三厢，坊(巷)归界辖。 (16)如图6可知，清人称“宋时城宽，石鼎界至龙溪口，迎春界亦包东关铺在城内。”其说可信。见同治《湖州府志》卷四《铺界》。 (17)陈振《略论宋代城市行政制度的演变——从厢坊制到隅坊(巷)制、厢界坊(巷)制》；鲁西奇《唐宋城市的厢》(《文史》，2013年第3期)；包伟民《宋代城市史研究》第二章《管理制度》(中华书局，2014年)，均持此论。 (18)如《嘉泰志》引《旧经》文称：(小景德才院)“在归安县南苕溪坊”，“苕溪坊”之名不见《坊巷》记载，应为《旧图经》所载残文中漏记之坊，则北宋的古坊数量便已多于21个。 (19)见《乾道临安志》卷二《坊市·界分》、《淳祐临安志》卷七《界分》、《咸淳临安志》卷一九《疆域志四·厢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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