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2000年世界发展报告：迈进21世纪，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报告论文,世纪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界贸易体系：未来之路
近年，外贸增长速度超过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国际资本流动增长速度又远远超过贸易增长速度，这个趋势还会继续。
未来的贸易谈判要想在不断开放的市场上继续获得成功，就必须有一个寻求扩大贸易自由化的向前看的议程；各国必须更好地利用国际贸易组织的机制；公共政策必须考虑到由于受贸易冲击而被迫离岗的工人的处境；政府必须改变在现行贸易规则下还允许的、阻碍而不是促进贸易的政策（如反倾销法）。
1987年，有65个发展中国家是GATT成员国， 而1999 年有110 个非OECD国家是WTO成员国； 作为成员国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出口总额中所占份额从1982年的11%提高到1997年的19%。
WTO以如下四种方式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好处：
1.它能加速贸易改革
单方面削减进口壁垒的成本主要由一些处于与进口品竞争地位的利益集团承担，而社会缺乏对抗这些反对者的动力。WTO 的多边贸易协定在各国创造了一批较集中的“赢家”即出口公司，它们可因潜在的关税降低而受益，因而有对抗上述反对者的动力。
2.它能提供一个争端解决机制
WTO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争端，如果不能通过双边谈判解决， 可以提交一个国际委员会仲裁。仲裁如果支持起诉，可以建议撤销引发争端的措施。如果被诉方不遵守裁决，起诉方可以要求获得通过撤销贸易让步来进行报复的许可。
争端解决机制在确保发展中国家扩大纺织品出口方面可以起重要作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达成的许多能影响纺织品贸易自由化的措施将在21世纪的头十年得到实施。
3.它能增强贸易改革的可信度
“约束性”关税承诺：某个WTO 成员国可以单方面将关税壁垒降至某个水平，并承诺未来它对来自WTO 所有其他成员国的进口设置的关税壁垒将不会高于这一新的水平。 如果该国违背了自己承诺的义务，WTO的有关规定要求它对利益受损的贸易伙伴提供补偿。
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约束性”承诺获得了非正式的奖赏。在多边贸易谈判开始之前就约束自己进行实质性单方面改革的发展中经济体，每做出1美元关税减让可以得到1.5美元的相应减让；而不执行单方面改革的国家只能得到1.1美元的减让。 将这种非正式的制度法规化可以减少对应用这一承诺机制可获得的好处的疑虑。
4.它能推动透明的贸易体制的建立，该体制能降低交易成本
WTO的贸易政策评估机制（1989年创立）， 目的是为提高全世界范围内贸易政策体制的透明度。依照一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其贸易政策体制将每两年、四年或六年被评估一次，并由成员国代表在一个论坛对评估结果进行讨论。这种机制不仅可促使各国政府遵守对 WTO的承诺，还能缓和成员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保持贸易改革的势头
1.通过平等对待来自进口的竞争和来自国内的竞争来支持改革
与进口品竞争的公司领头反对贸易自由化， 它们利用反倾销法（WTO规则对此仍许可）指控外国竞争者有不公平的贸易行为。 如果某种产品的出口价格低于其母国市场或平均生产成本，即被认为倾销。如果外国公司被认为在国内市场倾销其产品并对国内产业造成了“实质性损害”，各国就可据反倾销法对其产品征收补偿性关税。90年代初期以前，这些法律的主要援引者是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当时的欧共体、新西兰和美国。此后，阿根廷、巴西、印度、韩国、墨西哥和南非等发展中国家也加入了这个行列。80年代后期，发展中国家的反倾销行动在反倾销总额中所占份额不到20%，90年代后期已达约50%。
反倾销法是针对外国公司的，它对来自国外公司的竞争造成的后果和来自国内公司的竞争造成的后果区别对待，并不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且会损害稳定的、可预测的进入国外市场的机会。通过国际协定废除反倾销法，而对来自进口的竞争援用国家竞争政策法规，将可以恢复外国和本国公司间的平等。这就是说，如果存在反垄断问题（如掠夺性定价），那就对其处理，否则就应将定价的决定权交给各个公司。
2.通过缓解贸易自由化对经济调整的影响来支持改革
有人认为来自进口竞争的加剧会对劳动力市场带来负面影响，尤其是给某些工业国带来收入不平等的加剧。这些忧虑已导致放慢、停止甚至逆转工业国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呼吁——这一行动会直接影响到对发展中国家开放的市场的数量和规模。
贸易自由化的支持者应对建立社会安全网以及有利于劳动力市场根据来自国内外的冲击进行调整的教育和再培训政策给予更多的关注。但对受国际贸易竞争影响的工人和受国内竞争、宏观经济冲击、新技术采用或任何其他形式的经济调整影响的工人区别对待，在经济上就不具有合理性。经济调整政策应着眼于减少所有各种冲击的负面影响，而不管其源自何方。
3.通过在发展中国家直接解决劳动力境遇问题来支持改革
有些发展中国家工人的工资只相当于工业国最低工资标准的一小部分，劳动条件也远低于高收入国家的安全标准。由此在工业国引起了将国际劳工标准纳入WTO，并通过制裁来实施这些标准的强烈要求。 但是，较低的劳工标准能促进出口业绩这一观点的证据不足，而且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尤其是对其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进口实施贸易制裁，将降低那些国家工人的工资，使其工作条件恶化，而不是改善。有比贸易制裁更好的选择，包括改善劳动力境况的援助项目。
4.通过保护全球贸易规则的合法性来支持改革
由于服务和商品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以及多边贸易规则范围的扩大，将来WTO成员国之间的争端可能增加。非政府组织、次国家政府， 甚至私营部门的公司，都希望成为争端解决机制的参与者。如果不能妥善地处理这一压力，全球贸易规则的合法性将受到质疑。
要维护全球贸易规则的合法性，首先一个步骤是要使WTO 能得到更多的资源来实施其争端解决机制。其次，争端解决委员会应被许可从政府以外的组织获得证据，以使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声音都能被听到。此外，定期的WTO 部长级会议可对现行的来自争端解决机制的判例法进行平估，以解决争端可能暴露出来的WTO 协定的有关规定中前后不一致之处。
国际贸易和发展政策：下一个25年
全球贸易体系面临的挑战如果能被克服， 将带来新的商业机会。21世纪初，最重要的也许是农产品贸易、外国投资和服务贸易、国际生产网络以及城市的发展带来的商业机会。
1.促进农产品贸易的发展
农产品贸易政策方面的争论涉及的将不仅是市场准入问题，而且有生产方法问题（如产品安全性）。乌拉圭回合谈判有关农产品贸易的协定中，各国同意将农产品贸易中的非关税壁垒转换为关税壁垒，并将其关税率定在相当于或低于某一水平（“限制性”关税税率）。在出口补贴和国内补贴方面也成达了最高值的限制。可是，许多国家利用这一机会将其非关税壁垒转换成极高的最高关税率。
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了有关卫生和检疫措施的协定，它寻求的是保证卫生和检疫管制规定不故意歧视外国厂商。其中核心的要求是国内标准应有科学依据。
2.使服务业贸易和外国在服务业中的投资自由化
技术、需求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将使服务的交换成为21世纪愈来愈重要的贸易形式。1994—1997年间，世界服务业出口的增长超过25%。
电子商务的兴起为服务贸易创造了新的机遇。例如，乌克兰一家涡轮机生产厂现在已将其行政和财务报告事务外包给了英格兰南部的一家会计公司。
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了一个减少服务贸易壁垒的协定，即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该协定中服务部门和供应模式的覆盖范围有限，只涉及工业国47%的部门和发展中国家16%的部门（包括关键性的电信和金融部门），还有大量例外。将处于完全国际竞争的服务部门所占的比例是：工业国25%，发展中国家7%。 未来还有很大余地使大量服务部门自由化。
该协定界定了服务供应的四种模式：跨国界的供应（不需要厂商和消费者的移动），消费者和厂商移动的供应，厂商永久性移动（包括设立分支机构）的供应，人员临时移动的供应。工业国倾向于更多地对需要人员临时入境或临时建立企业的服务进行限制，如建筑业服务。
3.将国内公司融入全球生产网络
跨国界的“价值链的切割”：将不同阶段的生产分散到不同国家进行。现在的通信和信息技术使各个公司能在遥远的国度销售其产品，并将位于半个地球之外的连锁公司纳入其生产网络。通信成本的下降和运输系统的改善使“及时发运”和跨国界的生产协调成为可能。90年代中期，世界贸易约1／3是在全球生产网络内发生的。日本和美国公司出口的近40%流向其外国子公司，而其外国子公司的出口一半以上流向该公司生产网络中的其他公司。全球生产网络的支持者可能会在三个主要方面继续推进贸易自由化：要求取消零部件和半成品的关税；推动国内和国际通信与交通系统的改善；期望有稳定的、可预测的贸易和投资政策。
跨国公司是贸易自由化的主要受益者，而它们对能促进生产网络形成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贡献很少。发展中国家可以从它们的公司参与全球生产网络获得巨大的收益，然而，这些网络的贸易中很大一部分是能在税率较低的国家实现利润的公司内进行的，因而这些网络对其经济的益处就由于该国公司税基的缩小而部分抵销。
4.城市发展、贸易流量和世界贸易体系
城市预期的增长是影响发展中经济体未来的关键因素。城市的经济力量是建立在聚合经济基础上的，这使厂商能接近密集的信息、雇员、供应商和客户网络，从而更高效地运作。这些聚合经济能带来更专业化的城市生产结构。城市作为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崛起可能加强对开放的世界贸易体系的支持。城市决策者有兴趣保持国外、国内的市场准入机会。保持国外市场的准入机会为的是促进其城市的出口，保持国内市场的准入机会为的是获得能提高生产率的中间投入以及其他地方的可能更廉价的消费品。
城市可能成为一股倡导同时对许多部门的自由化进行谈判的力量，对抗支持“逐一部门谈判方式”的厂商利益集团。各城市必须提高其化解外来贸易冲击（如出口价格暴跌）的能力。需要方便公司（包括外国公司）进入和退出的城市政策。决策者必须致力于确保贸易改革带来的巨大利益能得到广泛的分享，使那些最初受到改革冲击的人确信其长期的福祉是有保障的。
发展中国家与全球金融体系
近20年来，主要工业国的金融市场已经融合为一个全球化的金融体系，使可供配置的资本规模空前扩张。1980年以来，投向发展中国家的净外国直接投资规模增长超过12倍。共同基金、对冲基金、养老基金、保险公司，以及其他投资与资产管理公司，现在都在与银行竞争。许多机构投资者充分利用一些工业国放松管制的机会，在全球范围推进其资产组合的多元化，从而使发展中经济体和转轨经济体潜在可获得的金融资本的规模扩大了。1995年，这些投资者控制着20万亿美元，其中20%投向国外。
90年代，以证券组合投资为目的的净资本流入呈现出相当大的不稳定性。1993年和1994年净证券组合投资规模曾达1000亿美元，但此后出现了大幅度下降。
发展中国家应考虑从资本项目的自由化获得的收益是否能超过付出的成本。应有步骤地推进金融改革，使之既能确保发展中国家的稳定，又能使其在融入世界资本市场时获得收益。
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的四个主要内容：（1 ）发展中国家需要强化银行监管；同时，在可能情况下，建立一个辅助性的、井然有序的证券市场，以获得国内金融自由化的益处。（2 ）经济政策应约束对外短期借款的需求，降低短期外资流入的不稳定性。（3 ）创造一个健康的经济环境来吸引长期性外国投资。这种健康的经济环境包括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使国内市场在没有扭曲的条件下运行，为投资者的权利和责任提供强有力的保护。（4）在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方面进行更为深入的国际合作。
国际金融一体化的推进步骤
发展中经济体和转轨经济体中的资本流动自由化
国际资本流动包括外国直接投资、外国证券投资、银行贷款和官方发展援助等。1997年，在所有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量中，约有一半是外国直接投资。在外国直接投资中，投向服务业的比重接近2／3，投向制造业的比重则呈下降趋势。
由于证券组合投资波动性强，资本项目的自由化会对国内的金融稳定产生影响。拉丁美洲有过外资流动大起大落的经历，1993年外资净流入600亿美元，但在1995年墨西哥危机后期，外资净流出75亿美元。
在工业国中，外国资本的证券组合投资流动对利率十分敏感。工业国利率水平的提高，增大了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爆发银行危机的可能性。原因是：（1 ）工业国的投资者在本国利率提高后可以在本国获得更高的回报，发展中国家要留住这些工业国的投资，就须提高利率；而资金成本的提高会转嫁给国内的借款者，从而增大借款者违约的可能性。（2）发展中国家的公司向国外银行借款相当广泛时， 工业国利率的提高通常会形成对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的冲击，导致其公司既不能偿还对国内银行的借款，也不能偿还对外国银行的借款。当工业国利率上扬时，发展中国家的资产负债状况会进一步恶化，从而导致其汇率贬值，借款者就要支付更多的国内货币来偿还以外币计价的债务。（3 ）当国内外的存款者突然从国内银行取出存款，并将其转换为外币，使国内银行面临挤兑时，就会发生对一国货币的投机性冲击，严重威胁发展中国家银行体系的稳定性。
导致金融危机蔓延的因素：地理位置的接近；“制度上的接近”（Institutional proximity），包括法律和调控体系的类似， 或者对同一外部冲击都形成敞口。
最近跨国界研究揭示，严格的资本控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很小。对这一结论的似是而非的解释是，金融自由化所获得的进入国际资本市场、增加投资资本和分散风险的机会等益处，都被自由化引起的危机所带来的成本抵销了。
迈向更有活力、更为多元化的银行体系
为什么要对存款保险？降低存款者向银行挤兑的可能性。
对存款保险的批评意见是，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金融市场就会出现类似格雷欣定律的现象——坏银行驱逐好银行，那些追求高收益、愿意承担高风险的银行会提供更高的利率，存款就会流向这些银行，而稳健的银行的盈利水平会下降。
事实上，问题不在官方存款保险，无论是否实行存款保险，政府都会保护大银行，因为大银行出现问题导致的系统性风险实在太大；只要有大银行的国家，就会出现道德风险问题。
通过监管激励来降低风险承担水平
总是充满希望的监管者一般不愿控制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或者及早关闭贷款组合不断恶化的银行，这常常使银行危机趋于恶化。为提高银行监管的有效性，必须建立一种限制所谓“监管宽限”的机制。所谓“监管宽限”（regulatory forbearance），是指监管者对有问题的银行推迟采取严厉的措施，而是期望银行自身能够逐步走上正轨。一些国家的政府已经开始采取措施来解决“监管宽限”问题：坚持对银行资产负债表的独立审计，惩处那些不能及时披露不良资产状况的银行，处罚或关闭不能达到资本充足要求的银行。
建立私营部门的激励机制，以降低风险承担水平
例如， 银行可以定期发行一种没有政府担保的次级债务 （subordinated debt ），一旦银行违约，其债权人就会损失其资本，因而他们有积极性来监控银行融资活动中的风险状况。那些希望降低对次级债务的利息水平的银行，也有动力采取监控和披露措施，定期报告银行贷款组合的质量状况。
可信的银行改革
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采用和执行国际银行业的监管标准来提高新的银行改革的可信度，如“巴塞尔协议”或“巴塞尔标准”。也可以与采用比巴塞尔标准更为严格的监管标准的World Bank 或IMF签署谅解备忘录。相邻国家可以签署自愿确立更严格的银行监管标准的合作协定，以减少邻近地区金融风险蔓延的可能性。
外资银行的作用
政府通过允许具有良好声誉的高品质的外资银行在国内市场提供金融服务，可以促使国外的技术和最好的业务运作转移到本国市场。外资银行能够刺激竞争，促使所有银行减少利差和管理费。一项对80个国家引入外资银行的研究发现，在外资银行数量相对较多的经济体中，国内银行的费用水平较低；不过，国内银行的收益水平也有所下降。
与国内银行相比，外资银行通常更为多元化，能够更好地抵御外部冲击的影响。外资银行通常由其母国的监管当局监管，因而外资银行的引入可以使发展中国家节约其稀缺的管理和银行监管的资源。引入外资银行的时间进程必须认真考虑。值得忧虑的是，外资银行竞争的压力促使国内银行为了延缓违约而孤注一掷地在其资产组合中扩张高风险的贷款。
有序地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化
发展中国家资本项目开放进程中可能面临一系列陷阱，增加了爆发金融危机的风险。要设计一套可行的、有次序地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方案，以逐步提高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对外部冲击的承受能力。但是，没有一个适用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唯一方案，因为各国在法律制度、公司治理实践、银行监管、资本市场发展和宏观经济条件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异。不同国家的方案各不相同，它们的差异，部分地取决于国家能够以多快的速度校正宏观经济失误，并推行可信的金融监管。
1.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控制对短期外债的需求，主要办法是直接控制短期资本的流入，而对资本流出的控制基本上是无效的。智利1991年以来抑制短期资本流动的措施是对外国短期贷款、债券和股票投资等短期资本流入都要按规定比率征缴一年期无息准备金，该比率可及时调整，直至降低到0，但是这项法规不取消，可以随时启用。
2.政府必须确定如何调控国内金融体系中的外币存款。当国内银行体系中出现对外币存款的挤兑时，中央银行在压力之下可能会充当“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向国内银行提供相当大的外币贷款；而中央银行要能提供这些外币贷款，就需要持有相对高水平的、成本高昂的外汇储备。在只具有初步监管能力的银行体系中，对外币存款应予以抑制，手段是征税或提出更高的资本充足率要求。
3.外汇储备。储备的必要水平取决于一国的国际贸易水平，以及投资到经济中的高流动性资本的规模。高额外汇储备可以降低外国投资者因担心货币崩溃而争相撤资的风险。但是，增加储备需要保持贸易顺差，就要对国内的消费和投资进行控制。此外，可以通过发行长期债券来借入储备。在这种情况下，持有储备的成本等于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之间的差额。
4.汇率制度的选择。不同类型的汇率制度对潜在的外国短期资本的借款者形成不同的激励。固定汇率制度使借款者毋需考虑汇率波动的风险，会促进资本的流入，从而潜在地加剧一国经济对短期外债的依赖程度。浮动汇率制度激励投资者考虑汇率波动的风险。
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吸引外国投资？最为有效的方法是：
1.采取互补的人力资本政策
要想使劳动力能够促进外资的不断流入和技术的不断转移，就必须使工人具有足够高的教育水平。地方政府改善当地的教育和培训体系的努力，会使该地区在吸引外国投资方面获得更大的回报。
2.推进贸易政策体制的自由化
与那些推行进口替代政策的国家相比，外国直接投资对那些推行刺激出口政策的国家的经济增长会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其原因可能是，全球竞争和以国际市场为目标的外国公司具有更大的动力引进技术、加强培训，还会带来其他一些潜在的收益。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意味着投资决策较少依赖于国内市场的规模，因为公司可以在全球市场上寻求销售机会。外国直接投资越来越受到贸易机会而不是当地市场开发的影响和吸引。
开放的贸易政策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一个国家的贸易壁垒低，就更易于吸引跨国公司进入。先进的基础设施是跨国公司在一个国家选择设立地区性总部以及服务和信息运作中心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也是其选择生产基地的第二重要因素。
3.取消对外国投资者的优惠
一项最新研究发现，有25%—45%的外国直接投资项目对一个国家的福利水平有净负面影响，原因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时常常伴随着扭曲的政策，包括：要求生产者使用一定数量的国内产品；对那些与外国投资者生产的商品形成竞争的进口品提供贸易保护；金融优惠；补贴；一定期限内的免税；指令性地建立合资企业和签订技术许可证协议。这些政策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鼓励投资，但从整个社会来看，损失常常大于收益。
4.形成外国投资者权利和义务的稳定的组合
形成有利于吸引外资的法律框架，并简化官僚运作程序，有利于鼓励投资。政治风险和腐败对外国直接投资存在负面影响。界定跨国投资者的权利和义务仅仅是一个开始。要使后任政府继续履行前任政府的承诺，必须建立一定的机制。建立争端解决机制有助于解决承诺的问题。国际仲裁通常是优先的选择。仲裁条款可以包括投资者与地方政府机构的投资协定。在特定条件下，地方政府与外国投资者的合同争端可以在国际投资争端仲裁中心（ICSID）的支持下进行仲裁。
平衡的、互利的长期投资协定是对投资者的最持久的保护。该协定有助于签约国与外国投资者合作时避免违约。当这些投资协定包含了维持国内改革的承诺时，一旦签署了协定而要使改革逆转，就不仅可能使一国国内面临惩罚性的严重破坏，还可能导致外国政府的报复。
5.发展股票市场，以作为可供选择的融资渠道
重振国际宏观经济合作
随着全球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提高，一个国家政策决策的效果会影响到其他国家，包括可能形成的潜在冲击。
工业国利率水平波动的差异会增大全球资本流动的不稳定性，改变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入和流出，还可能会动摇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应考虑国际合作的各种方式，以保证工业国在实现其目标时不殃及外部世界。由于同一地区的国家在贸易和金融上的联系不断增强，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行恶化会影响邻国，应建立地区性的经济监控系统来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
保护全球共有资源
世界人口将从目前60亿人增加到21世纪中叶的100亿人。为此， 全球粮食供应需要在未来35年内翻一番。过去25年已经翻了一番。但是，下一个翻番将非常困难。
全球环境挑战包括，臭氧层浓度的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引起的全球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减少，荒漠化，鱼类资源枯竭，持续性有机污染物扩散，对南极大陆的生态威胁等等。
今天，世界上约有1／3人口生活在中度缺水或严重缺水状态中；到2050年，这个人口比例将翻番。农作物产量将因灌溉用水缺乏而下降；人们的健康将因在饮用和洗涤过程中使用不安全的水源而受影响；各国之间因河流所有权而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也会增加。
目前环境破坏的成本占全球GDP的5%或更多。环境问题中一个重要部分是发生在全球范围内的。许多国家应对这部分问题的产生负责，却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仅靠自身的行动予以处理。这被称为“全球共有资源”问题。
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前提：《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都确认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和铲除贫困是发展中国家压倒一切的优先事项。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牵扯到责任的分担和各国不同的应对能力。许多跨国环境问题达到目前程度，大部分是由工业国造成的。任何解决全球环境问题方案的核心是需要一个将资金从富国转移到穷国的灵活机制。
一国保护局部环境有助于解决全球环境问题。政府采取的一些提高经济效率的政策也能延缓环境恶化。例如，取消给伐木和森林中筑路的补贴，不但在经济上是有利的，而且显著地降低了砍伐森林的速率；取消对能源的补贴能够大幅度地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可以采取要污染者对他们造成的环境破坏予以赔偿的政策，已有人建议对能源按照它们排放的二氧化碳量征收碳税。另一个政策工具是将市场规则应用在自然资源的开采上，例如使捕鱼配额可交易有助于创建一个推动更有效和可持续地利用渔业资源的市场。然而，国家环境政策是按照有益于本国而不是世界其他地区来设计的，因而很可能远远落后于全球环境目标。
从国家行动转向国际行动
全球环境资源是非专有的和非跨境竞争的公共物品，如大气。任何人都能够不需支付费用而使用非专有物品，其他非竞争的用户在享受同样物品时的费用基本为零。每一个国家都没有充足的动机就解决全球环境问题单独采取行动，因为该国并不能从这些行动中获得全部回报。由于市场规则和国家法律都没有可能完全考虑那些由全球共享的公共物品的价值，只有国际协定才可能完全保护这些资源。
保护自然资源的成本和收益依国家而定，加上各国可用于抵御环境退化的资金量也不相同，就需要一种有效的转移支付机制。“全球环境基金”（GEF）就是这种转移支付机制的一种模式。它解决两个问题， 即国际协定中应该包括什么样的环境管制，谁应该支付实施这些管制的费用。全球环境基金提供赠款和优惠贷款，支付在对付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减少、国家水域污染和臭氧层消耗四个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发展项目方面发生的额外费用。
臭氧公约：一个成功的事例
对付全球环境挑战的国际协议必须是技术上可行的，价格上合理的，所有国家都能自愿参与的。有时，高收入国家要向低收入国家付钱来让它遵守一项协定。签约国集体对不遵守协议规定标准的国家进行制裁。臭氧公约反映了那些为抵御全球环境问题而设置的国际协定得以成功的条件和机制：（1）共识：对由CFC和其他含有氯和溴的物质导致的臭氧消耗所造成的危险的高昂代价的共识；对技术和制度已经有能力找到具有良好成本效益和有利于环境的替代物的共识。（2 ）通过为使用付费和罚款，并辅之以在设置实现条约目标条件时的灵活性使对解决问题时有明显作用的所有各方都参与进来。
对高额净收益的共识
1985年冬季在南极上空发现臭氧层空洞促进了达成需要国际行动的共识。对继续生产CFC 和可能的替代物两者成本的科学共识对于条件的通过是极为关键的。预期收益和成本的高比率帮助了限制CFC 生产的国际协定的通过。成本相对低的一个原因是对替代技术的研究已经进行了相当一段时间。
全球参与
使臭氧公约成功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制造或消费（或可能制造或消费）大量消耗臭氧物质的所有国家的参与。为了保证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在一个宽限期内，它们不被要求控制对臭氧有消耗作用的氯和溴物质的生产，它们还有获得基金支持的机会。该基金是为偿付调整所需费用和资助技术援助而设置的。蒙特利尔协议禁止签约国和非签约国之间进行CFC、含CFC的产品和CFC技术的贸易。违约者要受贸易制裁。 但是，仅仅因为工业国可以从取缔CFC获得可观的净收益， 支付费用和灵活性才成为可能，贸易制裁也才可信。
成本和收益
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尝试远没有停止生产消耗臭氧层的化学物质的努力那样来得成功，问题在于对采取行动的净收益的共识。
在全球层面上， 稳定和减少碳排放具有巨大的潜在收益。 但是，IPCC估计，大气中二氧化碳增加导致的花费，工业国低于发展中国家；而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成本，工业国却高于发展中国家。这使控制温室气体的国际协议的达成更为复杂。从技术上看，向清洁生产方式转换所需的许多技术还相当昂贵。风能和太阳能目前在大范围内还不是化石燃料的替代物。
生物多样性
那些具有最丰富生物多样性的国家多集中于发展中世界。《生物多样性公约》宣称，发展中国家能够实现它们保护生物多样性承诺的有效程度，将取决于工业国的与财政资源和技术转让相关的承诺。保护基因资源的收益很难以货币形式定量给出。生物多样性的价值在发展中国家被低估。为基因材料设立有限的产权可以鼓励发展中国家参加对基因资源的保护，但也只是部分的解决途径。
探索全球环境问题之间的联系
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之间以及它们和其他环境问题都有相互联系，如气候变化和森林物种就相互联系。国际社会需要从针对每一个环境问题分别谈判协定的简单做法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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