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编辑学研究的现状与前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状论文,编辑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1949年3月自由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叫《编辑学》的书， 作者李次民，全书22章，200余页，是广东国民大学新闻学系丛书之一， 内容以新闻编辑业务为主，也谈到杂志编辑工作。全书除讲新闻理论、编辑人员的地位、责任、条件外，也讲到编辑理论和编辑的过程和方法。（注：邵益文：《第三批新出版的编辑学著作印象》，《编辑学刊》1996年第3期。）这也许是我国编辑学研究的开始。但此书很难见到， 影响也小。大家比较熟悉，并曾产生一定影响的，恐怕还是建国初期，出版界照搬苏联的出版模式，翻译、出版的苏联的《书刊编辑学教学大纲》、《书籍出版事业的组织和经营》、《书籍出版社的业务计划》等七八种有关编辑出版的书籍，“编辑学”这个词才开始为出版界所知道。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类人文科学都获得了新的活力。有了这样良好的社会条件，再加上当时出版事业飞速发展的需要（大批新手参加编辑队伍，迫切需要培养提高），编辑学研究终于应运而生。1979年2、3月间，在国家出版局召开的编辑工作座谈会上，不少同志指出，“编辑工作是一种专门学问，应该通过经验总结找出规律，写出专著”。会后，一些出版界的知名人士纷纷撰文，呼吁为建立编辑学、出版学而奋斗！也许是“蓄之愈久，其发必速”的缘故吧，此后不久，学习、研讨编辑学和出版学，很快就在全国出版界形成风气。许多地方举办讲习班、讨论会，许多老编辑为了讲课，为了研讨，开始总结自己长期的编辑实践，思考编辑工作中的理论问题，写作编辑学论文。1983年6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加强出版、印刷、发行的科研工作”。年底，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召开了首届全国出版科学讨论会，交流、讨论了第一批编辑学研究成果。到了1988年，发表编辑学研究成果的刊物已经有了《编辑之友》、《编辑学刊》、《出版发行研究》等好几个，它们至今还在积极地发挥着对编辑学研究的组织、推动作用；专门出版有关出版理论书籍的出版社也有中国书籍出版社和书海出版社两家；专门的编辑学研究机构和高校编辑学专业也纷纷成立。从此，编辑学研究就成为中国出版事业的一部分，像模像样地在中国学术领域里活跃起来，至今已有十多个年头。十多年来，编辑学著作已出版了近百本，由新闻出版署出版教材领导小组主持的编辑出版专业高等教材17种已经出齐，它反映了编辑学研究的新成就；编辑学论文的发表数以千计；有关的学术讨论会每年都有；专业研究队伍的形成和群众性研究活动的经久不息，都足以说明编辑学研究在我国已经有了很好的开头和宽广的基础。
（二）
十多年编辑学研究给我国出版界带来的最大好处，莫过于对编辑人才培养的推进。从80年代开始，出版事业快速发展，一大批新手进入编辑队伍，迫切需要从思想观念到实际操作接受编辑理论和编辑业务的培训，编辑学研究成果的不断发表，正好适应了这方面的需要，及时地发挥了理论的指导作用。后来，高校编辑学专业的建立和发展，编辑干部岗位培训工作在全国范围的展开，无不得益于十多年来研究成果的积累。要是没有这些年的编辑学研究，上述人才培养工作会遇到多少困难和混乱是不难想象的。也正是实践的需要和理论能够满足实践需要这两方面都得到了充分的显示，推动理论研究不断发展的动力就久盛不衰。
当然，从学科建设的要求来说，编辑学研究很重要的一项任务，还在于不断地促进学理上的突破。十多年来的编辑学研究，从无到有，筚路蓝缕，不可能不在这方面取得成绩。这里不妨择其要者略作介绍：
1.编辑学已找到了科学的学科定位。我们要建设的编辑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性质的学科？它的研究对象、范围、任务和方法又该如何确定？开始难免有很大分歧。有说是理论科学的，有说是基础科学的，有说是应用科学的。经过讨论，1995年在郑州召开的一次全国性的编辑学讨论会上，达成了一定的共识，认为编辑学是一门应用科学。它来自对编辑实践经验的概括，又用于指导编辑的实践活动。其内容包括应用理论和应用技术。有了这样的认识，编辑学的学科建设就有了比较一致的目标定位；解决编辑学研究的对象、范围、任务、方法问题上的分歧，也就有了明确的方向和深入的途径。因为按照这样的思路发展编辑学研究，比起开始时各自凭着想象构筑体系，显然要科学、成熟得多。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十多年来取得较大研究成就，首先以比较成熟的形态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也是应用编辑学方面的研究。《实用编辑学》（注：阙道隆：《实用编辑学》，1986年，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一书的受到欢迎和由中国编辑学会、湖北省编辑学会共同总结出来的《图书编辑工作基本规程》（注：《出版科学》1997年第2期 。）的发表以及已有编辑学论著对应用技术的概括已包容了“编辑六艺”的全部内容，就是最好的证明。关于选题在编辑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编辑与信息的关系、选题策划与选题决策、编辑审稿的意义和作用、编辑与作者、编辑与读者等等问题的理论原理的总结，还达到了一定的理论深度。这一切都足以说明，给编辑学以应用学科的目标定位是正确的。
2.对编辑学基本概念和范畴的探讨、争鸣在不断深入。任何学科的建设都需要通过对基本概念和范畴分析研究，来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编辑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更应把这方面的研究看作是一项奠基工作。但是，也正是因为新兴，研究者既没有可以直接袭用的理论基础，也没有现成的研究资料，各人都按自己的经验和视野去观察、思考问题，就不可避免地在一些基本概念和基本范畴上发生种种分歧。例如，究竟什么是编辑？对编辑学来说，显然是带有根本性的大问题。有没有科学的界定，会直接影响到一系列理论观点的展开。然而目前对“编辑”概念的界定，起码有几十种不同的表述。存在着根本性分歧的主要有三种：第一种强调书与编辑的必然联系，认为有书就有编辑，编辑的本质属性就是“搜集材料，整理加工”；第二种强调精神生产与编辑的必然联系，认为有精神生产就有编辑，有思维活动就有编辑，编辑的本质属性就是对精神产品的选择加工。这种界定是由第一种扩大、延伸而来的。书是用文字写成的，文字又是通过整理加工才形成的，所以，有文字就有编辑；然而文字是离不开语言，语言又是思维的直接表现，所以，人的大脑本来就存在着一种编辑机制。第三种强调出版（传播业）与编辑的必然关系，认为有出版才有编辑，编辑的本质属性就是：作为作者（传者）与读者（受众）的中介，为出版（传播）的有序与优化，准备和提供稿件。第一种界定强调“编辑”概念的历史发展，认为古代编著合一，古代编辑与现代编辑有根本的不同，不能用现代编辑的特点去界定古代的“编辑”概念；第三种界定强调编辑与著作是两个具有本质区别的不同概念，在古代，“编辑”这个词是作为著作方式之一出现在各种古籍中的，把它作为出版工作中的一种分工混同起来，不能反映“编辑”概念的历史发展，只会使“编辑”这一概念无法作出科学的界定。现在，分歧并未统一，争论还在继续，但不同意见通过讨论得以充分展开，就大大加深了对基本概念的研究，并由此引起其他一系列理论原理的深化，这意义显然不能低估。（注：见《关于区分“编辑”与“著作”概念的讨论综述》， 《编辑学刊》1996年第6期。）
与此相关，还有“出版”、“书籍”、“编辑主体”、“编辑客体”等概念、范畴，都有一定程度的讨论。值得指出的是，林穗芳先生对基本概念的系列性研究，为讨论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对讨论的深入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几年来，他通过历史考察和中外比较，以翔实的材料、严密的逻辑，对“书籍”、“杂志”、“期刊”、“编辑”、“出版”、“著作”、“标点”等一系列概念作了研究，写出了一批论文，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注：林穗芳：《中外编辑出版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他首先提出的区分两类“编辑”，即把作为著作方式之一的“编辑”同作为出版工作一部分的“编辑”区分开来的主张，对科学地界定“编辑”概念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正是由于基本概念和重要范畴的研究逐步深入，探讨编辑学理论体系的条件也开始成熟。1997年9 月中国编辑学会在银川召开理论座谈会，讨论如何建立编辑学基本理论框架的问题，就标志着编辑学研究将进一步向着理论原理的建设挺进。会上提出的许多今后要认真探讨的基本理论问题，必将使理论原理的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3.在前十多年里，有些重要理论原理的研讨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有的已取得比较一致的看法。例如，关于编辑的社会功能、社会作用，过去人们往往只从道德评价或精神鼓励上去认识，说编辑是无名英雄，编辑工作是高级创造等等，虽然也有一定的事实依据，因而起了很好的鼓励作用。但是，它们都不能从理论上回答编辑为什么是社会文化发展不可或缺的工作，更不能由此找到编辑价值的理论根据。现在，编辑学研究发现，精神生产与精神消费、传播与接受、作者与读者实际上都是一对矛盾，两者既有对立的方面，又有统一的方面。矛盾双方的转化，需要矛盾中介来创造条件。编辑正是精神文化的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中介环节，它并不是矛盾双方的任何一方，却又经常联结着双方，因此能够摆脱矛盾双方的某些局限，并按照社会的需要对矛盾双方进行双向的传导和影响，使精神生产与精神消费之间建立起了一座能促使矛盾双方实现某种互补关系的桥梁；也正是这种中介地位的作用，使得编辑在精神生产和精神消费的宏观进程中能够发挥组织、调节的作用；在精神生产的微观过程中能够发挥发现、选择、优化精神产品的积极作用，并借以实现对精神消费的社会导向。在所有的社会职业中，只有编辑能够充当这样的社会角色。所以，编辑才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作用和社会价值，成为文化领域中特殊的专门职业。从理论上搞清楚编辑这个职业的本质及其在社会上实际所处的地位和客观存在的功能，就能从根本上增强编辑的职业自觉。对于编辑学研究来说，给编辑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功能作出科学的理论概括，则是构建编辑学理论体系的必要条件。因为只有有了这样的理论，才能把编辑活动与其他文化活动区别开来，从而正确地把握编辑活动的特殊性，使充分反映编辑活动特殊本质的概念、范畴之间出现某种内在联系，并能由此真正结成一个科学的体系。所以，肯定中介理论在编辑学研究中的意义，并得到广泛认同，是编辑学研究中重要的理论建树之一。
把握编辑活动的规律，是编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从编辑学研究创始之初到现在，有关编辑规律的研讨一直备受关注，并已出版了一些论著。有的从宏观的角度探讨编辑活动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相互关系，同时代发展同步的特点，借以探索编辑活动的外部规律；有的探讨正确认识的形成、表达和传播规律，图书质量规律，读者需求规律等等，企图找出编辑活动的某些内部规律。也许是对编辑活动的具体实践总结不够，从原理、原则出发的抽象概括过多，有关的研究成果真正能够反映编辑活动特殊的、本质的内在联系，并以科学规律的形态表述出来的并不多见。比起对编辑活动外部规律的探讨来，似乎显得更粗疏、不成熟。倒是有些具体地总结编辑操作规律的论文，如对选题生成规律、审稿把关规律的概括，尽管有些文字表述还很难说是什么规律，但它们所反映的编辑工作特有的规律性内容以及它们所提供的一些具体材料，却为更好的科学概括创造了条件。看来，编辑学作为一门应用学科，先从具体的操作经验中总结、归纳出某些规律性东西，然后再在更高层次上找出编辑活动总体性规律，可能会更加切实、更加科学些。当然，这需要分析、研究大量的具体材料，艰难的程度是相当大的。因此，对编辑规律的研究，不能不作长期的努力。
此外，有关编辑劳动的创造性及其创造特点、编辑主体的基本素质及其培养途径等等问题，也已提出了不少过去从未涉及的理论观点。这同样反映了编辑学研究中理论上的建树。
4.不同观点的讨论和争鸣正在逐步深入。任何学科的建设和发展，都离不开学术讨论和争鸣的开展，编辑学研究所以能不断地深入发展，也与不同观点的讨论和争鸣逐步展开密切相关。多年来，围绕着什么是编辑的本质属性，孔子是不是编辑，编辑和著作如何区别，编辑劳动有没有创造性，什么是编辑主体，什么是编辑客体，什么是编辑工作的对象等等问题，都有不同程度的争论。有的分歧很大，争论也比较充分；有的只是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争论并未真正展开。但是，它们都有效地促进了不同观点的反思和深化，促进了整个研究的深入。例如，关于孔子是不是编辑的讨论，就很有意义。因为孔子是否编辑家的问题，并不是对孔子这个人的评价问题，而是涉及许多编辑学理论问题的个案典型。编辑学研究开始不久，就有不少文章说，孔子是伟大的编辑家，编辑工作的祖师爷。理由很简单，孔子曾经删诗书、订礼乐、赞周易、修春秋，而且还为他的弟子编了教材。此后，根据同样的理由，许多古代的思想家、学问家都被列入编辑家的名单。编辑理论研究深入以后，有人提出了异议，指出孔子所做的文字工作属于编撰性质，在古代是著作方式的一种，如果以此为据，把孔子称为编辑家，那么中国古代的许多著作家就全都是编辑家了。后来又有文章指出，说孔子删诗书、订礼乐等等本来就缺乏足够的史料依据，并非历史定论；孔子的时代只有口头传授的教育方式，没有使用教材进课堂教学的现代教育方式，孔子根本不可能编教材。（注：见《关于孔子是否编辑家的讨论综述》等文章，《编辑学刊》1996年第4期。）这就使原来把孔子是编辑家当作定论、视为毋庸置疑的常识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对这个问题进行必要的思索和研究，并由此引起对一些编辑理论问题的思考。
事实证明，充分展开讨论，必然会广泛地影响到编辑学研究的许多方面。虽然，已经展开争论的问题（包括孔子是否编辑的问题）至今还没有统一认识，也不必把统一认识作为开展讨论的目标和要求。经过讨论，感到问题并不那么简单，需要作多方面的思考，这对学科建设不就是一种积极作用吗？看来，如何正确地组织和引导讨论与争鸣，使它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仍是今后的编辑学研究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
（三）
站在十多年研究造就的基础上，回顾过去，面对未来，自然也会发现已有进程的某些遗憾和不足；并同时看到面临新挑战的前景。
过去十多年最令人遗憾的应该说是资料准备的不足。越来越多的事实说明，研究资料的匮乏正严重地影响着编辑学研究的深入。编辑活动的历史资料和国外资料的严重欠缺，不但使编辑史的研究难有以史为据的史学研究的科学严谨性，也使编辑理论的研究难以遵循从具体到抽象的理论概括原则，有些论著因此而有空泛不实、远离编辑实践的毛病。有论者批评现有的编辑学论著中“少数著作与‘学’不甚相称。人云亦云、重复出版者有之；任意拔高、哗众取宠者有之”；有学者认为，目前编辑学研究的总体水平还不能估计过高。如果要分析个中原因，很重要的一条，恐怕就在于具体材料的欠缺，影响了研究的深入。
实际上，这方面需要做和可以做的事情是很多的，有待开发的资料也是极其丰富的。例如，许多名篇巨著的编辑出版过程应该很好加以总结，有关的书稿档案值得好好加以整理；许多现当代的编辑家、出版家的生平和思想，需要抓紧时间从搜集和整理材料开始，逐步进行系统的研究。令人欣慰的是，目前已有一些学者开始致力于现当代编辑工作和编辑家的个案研究，从读典籍着手，认真爬梳有关出版的史料；搜集、整理各种编辑工作的原始资料。这看起来有点走回头路的味道，实际上却是在为新的收获补筑更加坚实的基础。
更好地搜集、整理编辑资料和编辑史料的工作，必须同时包括外国的编辑活动。最近，林穗芳先生撰文详细介绍英国学者马丁·劳里的专著《阿尔杜斯·马怒提乌斯的世界／文艺复兴时代威尼斯的企业和学术活动》（牛津1979年版），使人知道了许多有关欧洲印刷出版业初创时期的编辑活动具体情况。从一个名叫阿尔丁出版社的编辑工作方式与制度中，可以看到它与现代编辑模式没有本质区别。马怒提乌斯生活的时代属中世纪晚期，相当于我国明中叶，其活动范围也是很小的威尼斯共和国。英国学者却能从中发现那么丰富的编辑资料，这对我们是很有借鉴意义的，林先生因此指出：“从出版业较兴旺发达的朝代（比如宋、明）选择一些名牌书坊和杰出的编辑出版家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写出较有分量的专著，再同官方出版机构的编辑活动进行比较，我们对我国古代的编辑模式的特点将会有较清楚的了解。我国古代的编辑活动的特点是否编著合一，编辑学和编辑史应把出版业等传播业中编辑活动作为研究对象，还是应同时把著作活动和编辑活动作为研究对象，这些长期以来存在争议的问题就比较好解决。”（注：林穗芳：《编辑学和编辑史中的“编辑”概念应当保持一致——兼论开展编辑模式历史比较研究的必要性》，《编辑学刊》1997年第6期。）
开展正常的学术讨论，是任何一门学科成长发展的必由之路。编辑学研究的十余年发展历程给人留下的另一个遗憾和不足，就是学术讨论的不积极、不充分。许多理论问题明明带有原则分歧，却得不到有组织的讨论；不同观点的交锋、争论，也难以获得积极的鼓励、支持。这对编辑学研究在学理上获得突破性进展是极为不利的。其实，在学术研究中出现不同观点，完全是正常的、不可避免的事情，只要正确处理，完全可以使研究工作因此而更加深入。例如，近十年来关于编辑概念的争论就明显地推进了有关编辑学对象、任务、性质等重要问题的研究。尽管有人至今还把它说成是毫无意义的概念之争，认为这样的争论意义不大，完全可以避开不论，编辑工作面临的各种新变化，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把有关的争论一次次展现在人们面前。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已使出版业面临着更加深刻的革命。面对电子出版带来的各种新问题，有人认为电子出版物所具有的各种优越性，必将使纸介质出版物逐步淘汰，有人则认为纸介质图书自有其特殊功能，永远不可能被电子出版物取代。由此引出的对编辑观的质疑也已提出。例如，有人认为，随着INTERNET的广泛普及，人人都可以直接通过电脑阅读自己感兴趣的信息，并整理、加工自己所需要的资料，出版自己想出版的材料，人人都成了编辑，也就消失了编辑的分工；有人认为，电子出版物的开发、策划、制作，必须有技术人员、艺术人员、企业（电子出版公司）人员、编辑人员的共同参与，因此，编辑队伍已大大扩展，编辑工作的内涵也发生很大变化，传统的编辑观念面临着彻底更新的客观需要。凡此种种，实际上是在新形势下重新提出了究竟什么是编辑这个老问题，讨论这个老问题必将使“编辑”概念的争论进一步深入发展，这对编辑学研究肯定会有新的促进。我们相信，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学术风气的逐步好转，已有的讨论和新的争鸣必将更经常、更健康地开展起来。编辑学也只有在这种经常、健康的学术讨论中逐步走向成熟。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发展不断给出版事业和编辑工作提出新的问题，要求编辑学研究及时分析新情况、总结新经验、概括新理论。十多年的编辑学研究在这方面虽然也尽了一定的力，但与形势的要求还是很不相称的。例如关于编辑策划与策划编辑的问题，已经取得了一些经验，也产生不少矛盾，如何总结实践经验，从理论上搞清楚它的性质、任务及基本原理，就很值得有组织地进行认真、系统的研究。策划究竟应该是每个编辑的职能，还是某些编辑的专职，实际上涉及到编辑工作的体制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同志认为，开展对不同编辑模式的研究，已经显得十分迫切和非常必要。又如，为什么理论上人谁都认为应该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而实际上又经常会在具体操作中突出经济效益的地位，各种实际工作的指挥棒也有形无形地突出经济指标的作用？最近有同志撰文指出，这里存在着一个机制导向与政策导向不一致的问题，“建立一个科学的与社会效益紧密挂钩的图书效益评估体系”，“政策导向与机制导向就能取得一致，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图书市场，就会逐步成熟起来”。（注：巢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图书生产》， 《编辑学刊》1997年第6期。）随着出版界对邓小平理论的学习、研究不断深入，人们对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编辑、出版工作，一定会有更加清楚、明确的认识；市场经济新发展提出的各种新问题也一定能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得到较好的解决。编辑学研究更加辉煌的未来，很可能就会从这里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