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地方志南北修撰异同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方志论文,异同论文,宋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332（2009）02-0101-10
宋代方志在我国方志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正如张国淦在《中国古方志考·序》中所言：“方志之书，至赵宋而体备。举凡舆图、疆域、山川、名胜、建置、赋税、物产、乡里、风俗、人物、方技、金石、艺文、灾异无不汇於一书。隋唐以前，则多分别单行，各自为书。其门类亦不过地图、山川、风物、物产数种而已。”① 其后元、明、清及近代的方志也是在宋代方志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成熟，所以宋代方志撰修存在的地位和意义自不待言。然而学界对宋代方志撰修的总体情形及其原因的探讨，还稍嫌空泛，有进一步深入细化的必要。有鉴于此，我们根据两宋官修目录《崇文总目》、《秘书省续到四库缺书目》、《中兴馆阁书目》，私家目录《遂初堂书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和史志目录郑樵《通志》、王应麟《玉海》、马端临《文献通考》与《宋史·艺文志》、《宋史艺文志补》，再参考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对宋代方志的撰修进行总体的研究和分析。
一、两宋地方志撰修总体情形
为了对有宋一代地方志总体的撰修情形，有个宏观的了解，我们从时间和空间维度方面展开对宋代方志总体撰修情况的分析。
首先北宋历代方志撰修的情况，如图表1所示②：
南宋历代方志撰修的情形，如图表2所示：
这是从时间角度看宋代方志的撰修情况。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南宋方志撰修的数量，远远大于北宋方志修撰的数量。（二）宋代方志的撰修，在南北各代，均有高峰，北宋出现在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和徽宗之时，南宋出现在高宗、孝宗、宁宗、理宗和度宗之时，也就是说在两宋的早、中、晚，都有大量方志的产生。可见，两宋方志的撰修，一脉相承，发展迅猛。（三）为了更为透彻地了解宋朝各代撰修方志的具体情形，我们又对宋代方志按其名目作了分类，即按两宋时期所出现志书的名称，划分其体类，如此，我们就可以更加清楚地知道，在宋代各个时期，都修撰了什么样的方志，即所修撰方志的类别，这样也就可以更为清楚地把握宋代方志发展的脉络。
由此可以看出，北宋初期，太祖、太宗、真宗之时，都以图、地图、图经、图籍为主，在真宗时，各种志书发到了一个高峰，在这一时期，纂修了大量的图经，而其他形式的方志，如图、地图、经、图籍、图志、郡谱、记，也有相当数量的修撰，仁宗朝持续了真宗时的修志高潮，在各种形式的志书的修纂中，也有很高的成就。宋初的这种修志风气的出现，当然与建国之始的政治、军事形势紧密相关。如《玉海》卷十四记载的《至道西鄙地图》修纂的经过，就可以说明如此：
至道三年七月四日，真宗语宰臣曰：朕欲观边防郡县山川形势，可择使以往。乃选左藏副使杨允恭，崇仪副使窦神宝，閤门祇侯李允则乘传视山川形势。九月允恭以山川郡县形胜绘图以献。丙寅四月御滋福殿，召辅臣观西鄙地图，指山川保壁曰：朕已令屯兵於地内州郡，简冗省费，以息关辅之民。③
此后，图经在北宋各代都有修撰，然与图、地图的纂修一样，已经不象建国初期那样兴盛，而志的修撰，如图志、志，在此前发展的基础上，却慢慢的兴盛起来。到神宗、徽宗之时，出现了北宋方志撰修的第二次和第三次高峰，此次，虽也有不少图经的撰修，但无疑此时的志已经成为这两次志书撰修高峰的主流，此外，象记、录，类编、会要等方志形式，在这两次兴盛修志的潮流中，也有较大的发展。到了南宋，志书的修撰，已经成为方志纂修中绝对的主流，在南宋历代均有大量的产生，其中当以宁宗、孝宗和理宗时为最盛，即使在南宋末度宗之时，在这种修志风潮的延续下，还有多于十种以上的志书的出现。在南宋，除志书如此繁盛的发展外，其他形式的方志，如图经、图志、记、谱、乘、编、录、补遗，也都有不少的修撰，而其中以图经、图志为主。
我们再从空间的角度，看宋代方志在各地撰修的情况。如图表5（见附录）所示，我们可以看出（一）如果我们把宋代版图以黄河、长江为线，分为北、中、南三片的话，那么，无论是在北宋，还是在南宋，北方产生的方志，少于中部产生的方志，而中部产生的方志又少于南方产生的方志，其中以两浙路产生的方志最多。联系上面论述，我们知道，北宋时，由于北方、西北地广人稀，又是边境，面临外族的军事威胁，所以此地志书的修撰以图和地图为主，如《幽燕地图》、《咸平陕西地图》、《鄜延山川形势图》、《咸平河西陇右图》、《泾原环庆两路州军山川城寨图》，都是如此；当然在当时全国性图经的纂修中，如《开宝诸道图经》、《祥符州县图经》中，也有对此地的载录。中部，在北宋时，是政治、文化中心，河南开封为首都，此外，西京洛阳，南京应天，也都在此部。由于这时的政治中心在此，所以掌控着全国各地的文化活动，为行政、军事需要，对全国各地都有大量志书编纂。南方各地志书的编修，当在此风气中。而到了南宋，淮河以北为金所据，政治文化中心南移，所以南方各地产生的方志尤多，而杭州临安为首府，再加上此地风景秀丽、经济发达、历史丰厚，所以两浙路一地的方志修撰的最多。（二）如果我们把宋代版图分为五区的话，即两北、西南、东南、中部、北部，如此，宋代的方志，则大多集中在中部、西南、东南三部。这其中的原因，当然与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因素密切相关。（三）无论在北宋，还是在南宋，各地所修的方志，以东南三路，即福建路、广南东路、广南西路，次于两浙路，为第二多，其他各路又次之。这当于人民南徙和此地开发与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有关。
二、两宋地方志撰修的异同
如上所示，我们从宋代方志编修的时间，志书的体式和产生的地域三个方面，对其作了较为完整的考察。那么北宋方志的撰修与南宋方志的修撰的原因及其所显示的异同，则是下面我们要讨论的问题。
首先从实施者来看，北宋志书的修纂，大都是与皇帝和朝臣有关，是承皇帝的诏令，由朝臣借国家政府的力量完成。如《玉海》卷十四“祥符州县图经”条，载录的此次图经编修的经过：
景德四年二月乙亥，命学士邢昺、吕佑之、杜镐、戚纶、陈彭年编集车驾所经古迹。庚辰真宗因览西京图经有所未备，诏诸路州府军监以图经校勘，编入古迹，选文学之官纂修校正，补其阙畧来上。及诸路以图经献，诏知制诰孙仅、待制戚纶、集贤院王随、评事宋绶、邵焕校定，仅等以其体制不一，遂加例重修，命翰学李宗谔、知制诰王曾领其事，又增张知白、晏殊，又择选人李垂、韩羲等六人参其事。祥符元年四月戊子，龙图待制戚纶请令修图经官先修东封所过州县图经进内，仍赐中书密院、崇文院各一本以备检阅，从之。三年十二月丁巳书成，凡一千五百六十六卷，宗谔等上之。④
由此则材料，我们可以看出皇帝、朝臣和国家力量在此次志书的修编中，所起的作用是多么重要。这是图经，又如图、地图的绘制，图如《景德山川形势图》：“四年七月戊子，诏翰林遣画工分诣诸路，图上山川形势、地里远近，纳枢密院，每发兵、屯戍、移徙、租赋，以备检阅。元年十月甲午，令张齐贤、丁谓具青、淄、齐、郓、濮等州山河道路形势画图以闻。”⑤ 地图如《陕西本路地图》、《河东本路地图》、《河北本路地图》：“康定元年十月癸卯，诏陕西、河东、河北转运司，各上本路地图三本，一进，二送中书密院。”⑥ 图记、图志的兴修，也有如此，得到皇帝的支持和政府力量的参与，如《皇祐方域图志》，“皇祐三年七月己巳，知制诰王洙，直集贤院掌禹锡上新修《地理图》五十卷《图绘要览》一卷，诏赐名《皇祐方域图志》（《会要》云：“《九域志》云：‘图记’”）”⑦。《大观详定九域图志》：“大观二年四月二日，详定九域图志，强渊明上言续修其书，诏四方以事来上。”⑧ 由此可见，在北宋方志的修撰中，政府和国家力量，发挥了多么大的作用。
南宋方志的纂修，其主要实施者，则是地方官，一般由地方长官主持，其下由士人幕僚与教授编纂。如南宋《绍熙江阴志》的修撰，俞巨源序中言：“郡各有志，澄江独未之作也，吴兴施公太博知军事，慨然以为缺典，首命郡博士郑君、邑大夫徐君，相与蒐猎，以编为书，庶几来者有考。”⑨ 由此可知，此次志书的修撰，是以军政长官施迈主持，而由郑应中和徐纲修撰。其他南宋方志的撰修，也是如此，如南宋《咸淳镇江志》的修撰，方逢辰序曰：“景定癸亥之冬，逢辰问戍来润，今吴门史君常平使者府卿陈公，均开藩之初也，公一日命余曰：郡有志，嘉定七年史贰卿畀校官重修，今余四十年，若军若府之事，革去旧者固多，更而新者亦不少，子盍为我网罗而辑续之。辞再至弗获，……更四政而后就。”⑩ 由此可知，此志的撰修，也是承郡长之命而成。他如，南宋《莆阳志》的修撰，赵彦励序云：“莆阳山川之秀，甲于闽中，人物奇伟，自唐以来，间见层出，而图志缺焉。彦励假守是邦，日以事夺，未暇搜访，比将秩满，亟延郡之诸彦而谋之，皆曰曩尝纂辑，阻於异议，请及今类而次之，以竞其事，未几书成。”(11) 由此可以看出，在南宋地方长官对于方志的修撰，所起的作用，是多么重要。这与北宋主要由朝廷修志，是不同的。
（二）从志书的修撰目的看。宋朝历代大举修志，目的之一，就是使人了解此地，便观览而资问答，如北宋，在重刻宋敏求《河南志》时，司马光序中记载了宋氏家人的心声：“壹徒先人蒙不朽之赐于泉壤，抑亦使四方之人未尝至洛者，得之如游处已熟，后世闻今日洛都之盛者，得之如身逢目睹”(12) 朱长文撰修《吴郡图经续记》时，也有此目的在内，此可从林虑的序中可知：“余虽少长于苏，而山川城邑津梁园观，往往未知其所由来，尝以问乐圃先生，先生出所为图经续记以示我曰：此一览尽之矣。”(13) 沈立的《会稽图》，更是在序中，道出此种心愿：“立曾高本越人也，间领漕居杭，尝为《钱塘图》，今遂请守越，因作《会稽图》，少冀好事者知其梗槩耳。”(14) 南宋修志，也继承此种传统，由此目的直接产生的志书是宋之瑞的《天台图经》，其序中云：“之瑞弱冠游太学，先是未尝一登胜迹，或有问者，辄口呿不能对，居忧多暇，与一二释子，穷探极诣，不惮茧足，凡高僧逸士之所栖隐，骚人墨客之所赋咏，断碑残刻，灵纵异状，随笔之纸，归而参以《祥符图经》，所载殊略，盖是时委官会稡，急于趣就，矧距今垂二百祀，其户口之繁庶，赋入之增益，与夫人材辈出，区宇创建，自应月异而岁不同矣。於是门分汇次，麤成一编，惟荒诞不经者，削去弗录，故以便览观而资问答，藏之巾笥有年矣。”(15)《云间志》的修撰，也是为此，如杨潜所序：“是书也，虽一邑之事，未足以广见闻，异时对友朋则可以资谈麈，事君父则可以备顾问，孰谓其无补
。”(16)
这是此种修志传统在南宋的表现，然而在南宋，此一传统，更为引人注意的是由“便观览而资问答”、“资谈麈”向“备顾问”、资政考的深化转变，如此修志其目的更为明确，就是要成为施政的依据。上面所举《云间志》正是处于此种风气的转变之中，而更为明显的则是南宋《永宁编》编撰，留元刚在序中言：“是编非取夫搜摭新故，誇诩形胜而已，事变之会，风俗之趋，盖将有考焉。观叙州自晋以来，守凡几人，孰贤孰否；观叙人自国初以来，作者几人，孰先孰后；熙宁而后，所易兵制，善于古否；建炎而后，所增税赋，要于民否：水利何为而便，役法何为而病，是非得失之迹，废兴沿革之由，安危理乱，於是乎在，一言去取，万世取信。”(17) 郑兴裔更是在《广陵志序》中，明言此书之修撰，是：“虽微必录，无隐不宣，数百里封域中之事，群汇而笔之於书，则身虽不下堂阶，而广陵错壤，恍然在目，斯无负守土牧民之责乎。圣天子采风问俗，藉以当太史之陈，后之来守是邦者，亦庶乎其有所据依矣。”(18)《恩江志》的修撰，也是如此，陈丰元在序中，对此即有明言：“永丰县者，庐陵之支邑，其江山之秀，人才之胜，户口之殷，稻粱之饶，他邑鲜俪，自至和改元，分吉水县为邑，迄今百有七年，而此书尚缺，治政者无所稽考。予承乏兹土，欲汇为成书久矣，每以谍讼之喧嚣，催科之倥偬，力不暇给，今值瓜代有期，虑复辍於因循，爰与诸学士裒辑而编次，得四万余言，自总序至拾遗，析为十卷，目曰恩江志。”(19) 在吴机《仪真新志》的序中，我们更可以深刻的体会到，编修者那种保一方昌盛的为政苦心：“及考其所以盛衰之故，而求诸古之图志，则缺而不修。吏或持绍熙间侯韩公录本以进者，问其板，曰火於兵久矣，传录舛讹，固不足以备繙阅，而废不续者，又三十年，后将何据。皇朝令甲所载，诸州地图，十年一造，盖不以边郡而独置也，顾可终废而不续哉。於是命扬子令丁宗魏等相会萃而伦次之，俾后得以考其盛世衰之故，而益求保夫常盛不衰之实。”(20)
如此，我们可以看出志书修志修撰的目的，在北宋的是以介绍观览为主，而至南宋虽也有此目的存在，但大多数志书的修撰，却是直接为稽考当地史实，为民政服务，而且成为了南宋修撰志书的主要目的所在。
（三）从志书修撰的寄寓看。宋代修志，不只是载录一地之史实，而是在其中又蕴含着撰修者的情志。如北宋朱长文所修的《吴郡图经续记》，通过林虑和常安民的两篇后序，我们可以了解朱氏在其志书的编修中，所寓藏的深沉的情志。林虑的后序：
先生之书三卷，若干条，而所包括者，古今图籍，不可胜数，虽浮图方志之书，小说里谚之言，可以证古而传久者，亦尽取而并录，先生岂欲矜淹博而华藻哉。举昔时牧守之贤，冀来者之相承也；道前世人物之胜，冀后生之自力也；沟渎涤浚水之方，仓庾记裕民之术，论风俗之习尚，夸户口之蕃息，遂及于教化礼乐之大备，於是见先生之志，素在於天下也，岂可徒以方域舆地之书视之哉。先生未冠而擢第，英声振於士林，不幸以末疾卧家，不得建其志於斯民，然而潜心古道，笃於著述，其所撰次成秩如是书者非一。伏读终篇，感先生之未遇，辄书卷末，庶几万一有儆于朝廷今日当为官而择人者。(21)
常安民的后序：
辞曹朱伯原，少以文学第进士，退居吴郡，博览载籍，多所见闻，因为图经续记，以补缺遗。观其论户口则继之以教，陈风俗则终之以节，至于辩幻玉之悲，正语儿之妄，纪谭生之讥，其论议深切著明，皆要之礼义，与夫守牧之贤，人物之美，事为之善，凡前言往行有足称者，莫不褒嘉叹异，重复演说，信乎所谓君子於言无所苟者。(22)
由此，可以看出，志书的撰修，其中所寓含的个人的情感，是不能忽略的。赵抃撰修《成都古今集记》，其体例的安排，史实的采录和文章的笔法，皆有深意，此在其序中就有明言：“不始乎蚕丛而始乎《牧誓》之庸、蜀，从经也。从经则蚕丛不必书，而书之后从何也，扬雄纪之，吾弃之不可也，参取之而已矣。事或至於数说何也，久论之难详也，昔者齐太公仕於周，司马迁有二说焉，疑以传疑可也。神怪死生之事，不可以为教，书之何也，吾将以待天下之穷理者也。书乱臣所以戒小人，书寇盗所以惊出没，书“蛮夷”所以尽制御之本末，终之以代蜀，使万世之下，知蜀之终不可苟窃也。”(23)
南宋志书的修撰，也承此传统，如南宋《仙溪志》黄岩孙所跋：此志之修撰是“博观约取，诞去实存，而笔诸小序，尤深致意焉。论财赋必以惜民力为本，论山川必以产人杰为重，人物取其前言往行，否则虽穹弗载焉。诗文取其义理法度，否则辞虽工弗录焉。按是非於故实之中，寓劝戒於微言之表，匪直为纪事设也。越半载而书成，官乎此者，睹前人之政绩，庶几有所钦式，生乎此者，闻庆历元祐诸先生之高风，庶几知所兴起乎，后将有考於今，亦犹今之有考於昔也。”(24)《严州图经》的编纂和《赤城续志》的修撰，也是如此，如《严州图经》董棻序：
凡是邦之遗事略具矣，岂特备异日职方举闰年之制，抑使为政者究知风俗利病，师范先贤懿绩，而承学晚生，览之可以辑睦而还旧俗，宦达名流，玩之可以全高风而励名节，渠小补也哉。(25)
《赤城续志》吴子良序：
门类率与本志协，所证所聚愈详矣而书岂徒取其详而已乎，使读《赤城志》者，诠评流品，而思励其行，细咀篇什，而思畅其才，睹是非而开漫漶，念得失而重沿革，悟劝戒而审趋舍，讵小补哉。(26)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志书修撰，都蕴含着作者的心志。这一心志，在马光祖为《景定建康志》所做的序中，得到总结：“郡有志，即成周职方氏之所掌，岂徒辨其山林川泽都鄙之名物而已。天时验于岁月灾祥之书，地利明于形势险要之设，人文著于衣冠礼乐风俗之臧否。忠孝节义，表人材也；版籍登耗，考民力也；甲兵坚瑕，讨军实也；政教修废，察吏治也；古今是非得失之迹，垂劝鉴也。夫如是然后有补于世，郡皆然，况陪都乎。”(27) 即志书的编撰，或是发政事、或是崇劝戒，或是励风俗，或是正名节，或是载军事，都是寓有作者有补于世的情感心志。由上所论，我们或许能体会到，北宋在志书的寄寓的主要是在社会风俗的劝鉴方面，而在南宋修撰志书的寄寓中，励行名节则是其主要的关注点，如《南海志》，李昴英序曰：“志州之土地风气，莫先於表其产之良，以矜式生乎后之士，此一书大纲领也。”(28)，也可以说明於此。当然这不是说，这两个时代，上面所列的其他的一些情感寄寓不存在，只是侧重点有异而已。至程大昌的《雍录》，则是把这些情感，作了一次提高和升华，提升到收复故土和实现国家的统一，《四库全书总目》也论述到这一点，云：“考大昌之时，关中已为金土，而隔越江表，为邻国著书，殊为无谓。盖孝宗锐意恢复，有志中原，大昌所作《北边备对》一书，即隐寓经略西北之意，此书犹此志焉耳。第五卷中特创汉唐用兵攻取守备要地一图，其图说多举由蜀入秦之迹，与郭充蹈《蜀鉴》所谓由汉中取关陕者，大旨相合，其微意固可见矣。”(29) 为“邻国著书”的还有《汴都名实志》、《浮光图志》、《新浮光志》、《临汝图志》、《都梁记问》、《绍熙都梁志》、《嘉泰都梁续志》、《重修徐州图经》、《临漳志》等，载录故地史实，抒发故国的情怀，渴望收复故土和国家统一，以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这是对志书修撰所寓感情的极大升华，升华到国家民族的层面，当然这种升华的完成，是在继承此前志书修撰寄寓的传统的基础上，又在一定历史条件激发下演变而形成的。
（四）从志书修撰的风气看。宋代之所以有此大量方志的撰修，原因之一就是这些修撰者都有很强的史的意识，自觉的继承前代的修志传统，而当时志书的存在又都不完备，因而他们自觉的修志，以补正保存当时的地方史料，以传其永。如北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的修撰，就有这方面因素的考虑，如其在序中说：“方志之学，先儒所重，故朱赣风俗之条，顾野王舆地之记，贾耽十道之录，称於前史，盖圣贤不出户知天下，矧居是邦而可懵於古今哉。按唐《六典》，职方氏掌天下之地图，凡地图命郡府三年一造，舆版籍偕上省，圣朝因之，有闰年之制。盖城邑有迁改，政事有损益，户口有登降，不可不查也。吴为古郡，其为图志相传吲久，自大中祥符中诏修图经，每州命官编辑而上，其详略盖系乎其人，而诸公刊修者立类例据所录而删撮之也。夫举天下之经而修定之，其文不得不简，故陈迹异闻，难於具载。由祥符至今，逾七十年矣，其间近事，未有纪述也。”(30) 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南宋《赤城志》，也是为此而修，陈耆卿序中言：“图牒之传尚矣，今地踰万里，县不登万户，亦必有成书焉。矧以台为名邦，且称辅郡，绵涉千岁，迭更数百守，而阙亡以诏难之欤，抑因陋袭简，不暇问欤。昔有守四人，尝匿其力於斯矣，如尤公袤、唐公仲友、李公兼类鞅掌不克就，最后黄公勞（力为田）公辱以命余，偕陈维等纂辑焉，会黄去，匆匆仅就，未备也，束其稿十年矣，更久则非惟不备，而并与仅就者失矣。今青社齐公硕始至，欲迄就未暇，逾年报政，遂复以命余，於是……半载而书成。”(31) 又如《连江志》的修撰，宋日隆序曰：“郡邑有志，其来尚矣，是邑鼎始於晋太康，唐为上县，今为望邑，乃始志於嘉定陶宰武，缺不续又六十年，汤火焦熬，率不暇问。适鄙观陈先生，以魁从镇福唐，於是约学正黄岸及许师武辈，举斯志而欲修之。”(32)
由此可见，两宋志书的修撰者，都自觉地继承前代纂修志书传统，都有很明确的修志意识，自觉地修志，甚至南宋时有的地方官，认为修志是他们的责任，如《绍熙广陵志》纂修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当时社会上有“名邦掌故，终命沦亡，殊非守土牧民之责”的意识，因而此书的修撰就是为了“斯无负守土牧民之责乎。”(33) 有如此强烈的修志存史的意识，所以在南宋产生大量志书的增订续补，这是与北宋所不同的。如南宋《续恩江志》的修撰，就是“将以釐前误而纪新闻”(34)，对前志进行修补，即如苏升序中所言：“《永豐县志》，经前宰陈侯纂修，独迁莺乡缺焉，宜有以补之，而志中岁月有舛讹者，亟思有以正之，予因莅政之暇，按其凡例，撮其枢要，凡有稗於治道者录之，简略之讥，夫复何辞。”(35) 而最典型的当是对《成都古今集记》的续修补订，北宋赵抃修有《成都古今集记》三十卷，成书于神宗熙宁年间，而南宋自高宗绍兴至孝宗淳熙年间，对此志进行了四次修补，即王刚中的《续修成都古今集记》、范成大《成都古今丙记》、胡元质《成都古今丁记》和孙汝聪的《成都古今前后记》。其续修的原因，正如范成大《成都古今丙记》序中所言：“《前记》赵清献公作於熙宁七年甲寅，凡三十卷，蜀之始封，及分野，梁、益州、剑南、西川、成都府属郡县得名之所自，废置因革之不同，考之详矣。后八十七年，当绍兴三十年庚辰，王恭简公续为之记，有辨其差误，附益其未载者，二记今皆具存。续记之成，距今才十有八年，虽事之当书者，不至甚多，然恐自是日月寖久，来者难考，及汇耳目所及者，继书之，名曰丙记，其二书已载者，皆不重出云。”(36) 其他志书续订修撰，也是如此，为了存史，如《宝庆会稽续志》的续修，张淏序曰：“《会稽志》作於嘉泰辛酉，距今二十有五年，夫物有变迁，事有沿革，今昔不可同日语也。况城府内外，斩然一新，则越又非曩之越矣。苟不随时记录，后将何所考。溟虽世本中原，侨寓是邦，盖有年矣，山川风物之详，与夫事物之沿革变迁曩尝访闻，兹又目击，於越事亦粗稔，懼其久而遗忘，辄裒辑而汇次之，总为一编，曰《会稽续志》。”(37) 这样的续志，还有如《赤城续志》、《景定建康志》、《新定续志》、《清漳新志》、《续恩江志》、《新安续志》等，据不完全统计，南宋的续志竟达三十六种之多。由此可见，南宋志书的修撰者，其修志存史的意识是多么强烈，也正是这个原因，才促使方志在南宋如此繁荣发展。
（五）从志书修撰的环境条件看。北宋的方志图经，大多由皇帝诏令，朝臣以政府的力量完成，因而不怎么特别强调环境因素；而南宋的方志，多由地方长官主持修成，而地方官事冗杂，只能在较好的环境条件下，即政事许可的情况下，才有时间修志，因此南宋志书的修撰，特别强调修志的条件机遇。如《景定建康志》的修撰，就可以说明这一点，首先马光祖认识到建康修志的必要性：“窃以紫盖东南，势雄建鄴，青山表里，景似洛阳，吴晋以来，皆号京畿，秦楚之间，已占王气，洗前日六朝之陋，肇吾宋万世之基，爰重异州，遂开节镇，嘉祐之进大国，龙飞犹轸於初潜，绍兴之作新宫，马渡喜逢于再造，发天作地藏之胜，著祖功宗德之隆，建邦设都，非列城之能拟，诏今传后，岂巨典之所缺。”而此前志书存在的情况，是“乾道有旧志，庆元有续志，皆略而未备，庆元迄今逾六十年，未有续此笔者。”所以马氏一直想修一部《建康志》，然而此志修撰的条件和过程，却是艰辛波折的，“宝祐丁巳，光祖蒙恩来司留鑰，因阅前志，编摩在念，一年而勤民，二年而整军，三年而易碎阃荆州，未暇也。己未重来，汲汲守御，补尺籍，治战艦，备器械，固城池，日不暇给，未几，鼓枻惊涛，风餐露驰于舒蘄江黄之间，往复无慮数四，元勳振旅，长江肃清，光祖始得少休于郡。兴滞补废之余，爰及斯文。”(38) 由此可见，环境条件对志书的修撰影响有多大。又如《严州图经》的修撰，也是如此，刘文富序曰：“国朝沿唐郡县之旧，而其经理视唐尤为尽善，大中祥符三年十二月丁巳，翰林学士李宗谔等上新修诸道图经，由是图籍大备。而严之为州，自东汉建安中至是适八百年矣，其迁徙废置，详载於经，郡有板本，中更遗漏不存。淳熙甲辰，太守陈公公亮下车之初，悯其废堕而未暇也。逾年时和年丰，讼简刑清，百废具举，课最之余，因取旧经命文富订正之。”(39) 再如《宝庆四明志》，也是在一定历史条件的许可下，才修撰成功的：“自明置州，至是四百三十二年，而城治之迁徙，县邑之沿革，人未有知其的者，唐刺史韩察，实移州城，石刻尚存，於时且未之见，他岂暇详，甚者作者之难，固有俟乎述於后者也。尚书庐陵胡公，以宝庆二年被命作牧，上距锓梓之岁，甲子欲周，而竟未有述之者，越明年，政修人和，百废具兴，爰命校官方君万里，取旧图经，与在泮之士重订之，未几方君造朝，事遂辍。又明年，濬调官迟次来谒铃斋尚书，俾专任斯责，因得与士友胥讲论，胥校讐，且朝夕质诸尚书，由孟夏迄仲秋，成二十一卷，图少而志繁，故独揭志名，而以图冠其首。”(40) 其他的，如《春穀志》的修撰是在“邑以大治，遂无他事”的环境下完成的，《咸淳临安志》是在“幸遇朝廷治平，年谷屡登，浩壤之府，化为简静”的机遇下修成的(41)。如此可见，环境条件与时机对志书的修撰，是多么的重要，甚至关系到一部志书有无完缺。这种环境因素的重要性，在北宋时还不很明显，而在南宋，这一因素却已成为志书成功修撰的关键，至关重要。宋代虽与外族辽、金都发生过战争，但也有相对的持久和平，如此的历史机遇，为志书修撰提供了必要的外在条件；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人们更加珍惜和重视国家的和平与发展，因而各地官员，勤勉为政，治下清静，发展稳定，这也为志书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必备的内在条件。如此，在这种历史环境的大背景下，才有两宋，尤其是南宋志书的繁荣发达。
这是我们对两宋方志撰修之不同，所作的一些探讨；而综合起来，则是宋代方志繁荣发展原因的展示。在这些历史机遇和时代条件的促生下，才有宋代地理志书的兴盛与繁荣，为中国方志学史写下辉煌的一笔。
附录：
注释：
① 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页。
② 此图表据宋代官修、史志、私家各目录书中的《史部·地理类》所著录的宋代所有方志的数量绘制而成，此下图2、图3、图4也是如此，故在此说明。
③ 王应麟：《玉海》卷14，《山川郡县形势图》条，四库全书本，第347页。
④ 《玉海》卷14，《地理·祥符州郡图经》条，第349页。
⑤ 《玉海》卷14，《地理·景德山川形势图》条，第348页。
⑥ 《玉海》卷14，《地理·祥符州县图经》条，第350页。
⑦ 《玉海》卷14，《地理·皇祐方域图志》条，第352页。
⑧ 《玉海》卷15，《地理·元丰郡县志》条，第376页。
⑨ 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第269页。
⑩ 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第284页。
(11) 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第436页。
(12) 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第457页。
(13) 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第246页。
(14) 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第370页。
(15) 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第389页。
(16) 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第258页。
(17) 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第406页。
(18) 张国淦：《中国吉方志考》，第236页。
(19) 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第580页。
(20) 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第239页。
(21) 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宋元方志丛刊本，第687页。
(22) 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第687页。
(23) 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第666页。
(24) 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第438页。
(25) 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第398页。
(26) 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第385页。
(27) 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宋元方志丛刊本，第1315页。
(28) 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第599页。
(29) 永瑢：《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0页。
(30) 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第246页。
(31) 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第383页。
(32) 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第420页。
(33) 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第236页。
(34) 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第262页。
(35) 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第580页。
(36) 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第669页。
(37) 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第373页。
(38) 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宋元方志丛刊本，第1316页。
(39) 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第398页。
(40) 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第356页。
(41) 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第328、330页。
(42) 此图表宋代的行政区划是根据《宋史·地理志》和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宋辽金时期》等资料绘制而成。
(43) 北宋时的陕西各路，到南宋已成金土，为金京兆府路、凤翔路、鄜延路、庆原路和临洮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