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评陈独秀的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陈独秀论文,思想论文,资本主义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粉碎“四人帮”后，史学界以确凿的史实为依据，彻底摘掉了王明、康生强加于陈独秀的汉奸头衔，恢复了陈独秀的坚决抗日救国的爱国者的历史面目，但是，对于陈独秀抗战时期的政见，史学界除了肯定其主张抗日救国一点而外，很少再有其他的肯定。对于陈独秀鼓吹发展资本主义，也基本上予以否定。笔者以为，陈独秀的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尤其是在把它与毛泽东的资本主义经济思想作比较之后，我们会发现，陈独秀的资本主义经济观中有不少合理的因素，值得我们借鉴。抗日战争时期，陈独秀在一系列文章、演讲、信函中，集中地发表了他对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见解，笔者经初步归纳，觉得它大致有以下五方面的内容：
其一，“在科学的社会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无论为功为罪，而毕竟是人类社会进化所必经的过程。”（注：陈独秀：《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14-519页。）
陈独秀把资本主义放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来考察，认为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经的阶段。“没有它，小有产者的社会便没有发展生产力和生产集中之可能。”（注：陈独秀：《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14-519页。）他说，“除了古代社会，我们所知道的逐渐进步的经济制度主要的只有三个：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注：陈独秀：《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14-519页。）“资本主义经济制代替了封建经济制，人类社会生产力乃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注：陈独秀：《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14-519页。）社会主义“以国家计划的生产代替私人自由竞争，使社会的生产力有更进一步的发展，”“至于生产集中和技术增高，社会主义的这些要求，和资本主义是相同的。”（注：陈独秀：《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14-519页。）因此，他认为：“社会主义对于生产力之增高和人类幸福，都好过资本主义制”。（注：陈独秀：《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14-519页。）可他又认为，“诚然，社会主义制好过资本主义制；并且社会主义运动几乎和资本主义制同时发生。世界各国只要那里有资本主义发生，也几乎紧接着都有社会主义运动。它们的成败，都由于社会发展的条件使然，并非人类主观上故意要先采用较坏的资本主义制，后采用较好的社会主义制，”（注：陈独秀：《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14-519页。）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在先，社会主义在后，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经的过程，是由社会发展规律和客观的历史条件决定的，而非由人类的主观愿望决定。他通过对中外国营工业发展的情况分析指出：“即使国营工业普遍的成功，也不一定就是走出了资本主义范畴。”（注：陈独秀：《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14-519页。）他以苏俄国家工业为例，认为“十月革命本是政治的成熟，而非经济的成熟。如果列宁有理由说苏俄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我们也可以说，苏俄的国家工业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注：陈独秀：《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
3年版，第514-519页。）苏俄虽然变更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但还不能说“已经走出了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注：陈独秀：《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14-519页。）他分析了当时中国有些反对资本主义的意见，认为他们并非真心反对资本主义，事实上他们的观点和做法仍未走出资本主义的范畴，因此他认为，“我们不要学唯名主义者，一听到社会主义便肃然起敬，一听到资本主义便畏之如蛇蝎，厌之如粪蛆。如果人们不敢断言中国此时可以采用社会主义制发展工业，这就必须毅然决然地采用资本主义制发展工业，只有工业发展，才能够消除旧社会的落后性，才能开辟新社会的道路。”（注：陈独秀：《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14-519页。）在文章的最后，他总结说，他并不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仍要走欧美循序进化的旧路，发展到尽头，“只认为资本主义是中国经济发展必经的过程，要来的东西让它快点来，不要害怕它。”（注：陈独秀：《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14-519页。）可以看出，陈独秀从经济发展的规律上考察问题，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作为一个经济发展的阶段，是不可以逾越的，认为中国社会经济超越不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没有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阶段也就难以有成熟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前提。另外，他在严密分析的基础上所持有的对资本主义的态度也值得我们借鉴，“要来的东西让它快点来，不要怕它”，这对于我们现在打破旧的“左”的思想束缚，进一步解放思想，更好地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很有益处。
毛泽东也曾有过在社会主义制度之前，应“建立近代工业社会”（注：毛泽东：《致秦邦宪》（1994年8月31日），《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7页。）的思考。我们从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中详细地了解到他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态度。1944年8月31日，他在给博古的信中明确指出中国“建立近代工业”的任务，应在包括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民主革命阶段完成，而且是“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注：毛泽东：《致秦邦宪》（1994年8月31日），《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7页。）并且认为“中国必须工业化。在中国，只有通过自由企业和外资援助才能做到。”（注：王占阳：《毛泽东的建国方略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页，第94-96页。）1944年3月22日在《关于边区文化教育问题的讲话》中，毛泽东明确指出：“现在我们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新式资本主义的经济”。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中指出：“中国也是发展资本主义”，中国资本主义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是有它的生命的，还有革命性”，“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将来还有用”，“它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性质，它不含有社会主义因素，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但是又“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决不能让“少数人所得而私，”（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15日），《解放》周刊第98、99全期。）这也是新民主主义经济有别于旧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特征。1939年4月，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一文中说：“若问一个共产主义者为什么要首先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社会制度而斗争，然而再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那答复是：走历史必由之路。”（注：《解放》周刊第70期。）毛泽东认为，想直接从封建经济到社会主义经济，不经过资本主义，这是存在于中国共产党内的民粹主义思想，是根本错误的；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主义认为，从封建经济制到社会主义经济，必须“经过资本主义”。因而，民主革命基本胜利之后，中国必须经历一个“广泛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历史时期（注：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45年4月24日）。），才能进入社会主义。可见，陈独秀与毛泽东关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思考有其一致性，所不同的是毛泽东对于
完成这一任务的途径，通过包括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来完成，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尽量避免了“资本主义”这一名词，而陈独秀尚未有新民主主义社会之认识。
其二，“资本主义比起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还是革命的，因为前者使生产力增高，后者使生产力停滞甚至萎缩。”（注：陈独秀：《资本主义在中国》，《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99页。）
陈独秀从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着眼点出发，认为在经济落后的旧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毫无疑问地属于进步的经济成份，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平均主义，在经济上是反动的。陈独秀认为，“由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缺点，其发展也，可怕的罪恶，亦随一而来，然而它毕竟是一种进步的制度，能够增加社会的生产力，带来它所需要的民主政制，以清除旧的封建生产制的缺点与罪恶”（注：陈独秀：《资本主义在中国》，《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99页。）社会主义生产制，比资本主义生产制有更高度的发展，也能以清除资本主义的罪恶，但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若走循序进化的路，必须以内部经济的政治的成熟为条件，若走跳跃进化的路，则必须以外部的影响（刺激与援助）及内部政治的成熟为条件，”（注：陈独秀：《资本主义在中国》，《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99页。）而当时无论走循序进化的路，还是从跳跃进化的路，条件都不成熟，因此“目前还在等待时期，而我们的经济建设都不能等待，”（注：陈独秀：《资本主义在中国》，《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99页。）只有采用资本主义生产制。他引证到列宁的话：“俄国工人吃了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苦，而不是吃了资本主义发达的苦。”陈独秀认为“在中国更是如此！”（注：陈独秀：《资本主义在中国》，《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99页。）陈独秀批判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固执地坚持私有及均产，在政治上是革命的、然而也是幻想的，在经济上则是反动的，只能使生产力停滞甚至萎缩。因此，陈独秀得出结论：“中国目前的问题，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而是‘本国的资本主义，或外国资本主义的殖民地？’”（注：陈独秀：《资本主义在中国》，《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99页。）这里很明白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在当时落后的中国属于进步的经济成份，需要大力发展。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也曾经从旧中国经济落后的实际情况考虑问题，重视发展资本主义。他曾指出：“蒋介石是半法西斯半封建的资本主义；我们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注：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始终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即是无产阶级领导（或参加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社会，简言之，就是“新民主主义资本主义”或“新资本主义”的社会；它既不同于欧美式的老的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同于旧中国的半封建半法西斯的资本主义，它是有生命力的，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是帮助社会主义的，（注：王占阳：《毛泽东的建国方略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页，第94-96页。）总的说来，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为社会主义创造物质和文化前提的资本主义。毛泽东还曾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是“新式资本主义的经济”，在城市，将着重发展私人经济，其次才是国营经济，私人经济占主体地位；在农村，农民中的自由竞争与阶级分化，是被许可的，富农经济因被认为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也居于合法的地位。（注：王占阳：《毛泽东的建国方略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页，第94-96页。）毛泽东认为，两种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和垄断的资本主义“必须严格分别开来，前一种是有进步意义的，是会促进社会发展的……在许多农业国家，包括中国在内，自由资本主义还有它发展的宽广的可能和必要，在中国这样的农业国家，要发展和必须发展的，就是这样的资本主义。”（注：《解放日报》社论，1945年6月21日。）“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广大的发展。”（注：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解放日报》1945年5月2日。）“拿发展资本主义（指“广大的发展”——引者注）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与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只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与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注：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解放日报》1945年5月2日。）这表明，在毛泽东看来，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私人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决不是可有可无的，更不是一个历史的倒退，而完全是必然的和必要的，是中国历史发展中一个不可
避免的历史进步。由此可见，当时毛泽东已经根据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对资本主义经济作了充分的肯定，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深刻的论述，充分肯定并提倡资本主义经济。
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抗日战争期间，陈独秀在对待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方面，虽然没有毛泽东认识得那么深刻与全面，但在关于资本主义对于发展生产力的意义上，两人的思考有一定的共性，都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论证了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进步性，所采用的标准正是生产力的标准，同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有一定程度的吻合，具有积极的意义。
其三，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使社会生产力有了惊人的发展，它需要从全世界取得原料，……它需要对外竞争的民族战争，于是它的民族野心自然日渐高昂”。(31)
陈独秀的“民族野心”是用义在创造欲上，与伟大、向上、有志气等是同义语。他认为民族野心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才能产生民族竞争意识，才有民族的觉醒。他说：“资本主义的工业虽然造成滔天罪恶，同时却创造了较高的生产力，较高的武力，较高的道德与文化，扫荡了整个旧社会各方面的落后性，奠定了将来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之物质的基础，是人类进化途中一次大飞跃。”(32)因此，陈独秀大力宣传民族野心，并从民族野心出发，分析了中国当时的形势。他说：“经济长久停滞的中国，也因为鸦片战争之后，只经过欧洲大战，资本主义的工业有了初步的生长，民族野心已开始萌芽。”(33)他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不发达的客观现实影响到“民族资产阶级昏懦可怜”，以至抗战一年来，“为抗战而尽力牺牲的，只是一部分有民族意识的工业家、工人、军人和受过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洗礼的青年；所谓‘全民抗战’，不过是一句宣传口号，因工业不发展而民族野心不高昂……至于军器、军事技术和交通工具之贫乏，更是铁一般的事实摆在我们眼前。”(34)陈独秀批判了死守着前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生产制、武器、道德和文化的做法，认为那是“痴人迷梦，”(35)同时也反对那种承袭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半吊子的见解。”(36)总之，陈独秀认为经济的发展，关系到抗日战争的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力量。他希望近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制、武器、道德和文化走进中国，大力发展生产力，以激发民族竞争意识，即“民族野心”。
其四，“此次我们对日战争，固然可以说为民族生存而战，然而明了正确的说，应该是为民族工业而战”。（注：陈独秀《我们为什么而战》，《陈独秀著作选》，第505页。）
陈独秀认为中日两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成为中日战争的经济根源。他强调“战争与革命都是生产力发展的后果”，认为它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他说：“此次战争，不但中日两国都因为发展工业而战争，而且两方面都因为工业有了发展才至于推动战争。”（注：陈独秀《我们为什么而战》，《陈独秀著作选》，第505页。）“就日本说，轻工业的日本，在经济上本非什么了不得的强国；欧战以后，工业突飞的发展起来，原料和市场都不能与之相应，”（注：陈独秀《我们为什么而战》，《陈独秀著作选》，第505页。）为急于掠夺中国的原料和市场，于是发动侵华战争，不要中国有民族工业，只要中国民族永远成为日本民族生产工业原料，做他们的农奴；在中国方面，自一次大战以来，资本主义经济“虽然因政府政策的错误建设得很缓慢，”（注：陈独秀《我们为什么而战》，《陈独秀著作选》，第505页。）但是“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业，毕竟缓慢的一直发展着，”（注：陈独秀《我们为什么而战》，《陈独秀著作选》，第505页。）中国走向新兴国的企图“使大部分靠中国的资源和市场才能够继续发展的日本帝国主主义者，不得不大吃一惊。”（注：陈独秀《我们为什么而战》，《陈独秀著作选》，第505页。）日本不允许中国成为资本主义的新兴国，于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企图以工业的日本统治农业的中国，只有用战争来打破中国建立资本主义新国家之野心；中国不甘心受日本的统治，要发展民族工业，自做主人，也只有努力抗战以打破敌人的企图。”（注：陈独秀《我们为什么而战》，《陈独秀著作选》，第505页。）陈独秀正确地揭示出中日战争的经济因素。毛泽东也曾从经济方面分析中日战争的原因，他说：“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是没有新式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注：《解放日报》1944年5月22日。）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也曾指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9页。）陈独秀看出了从30年代中期，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较快发展的形势，引起了日本的极大不安，急忙发动侵华战争，认为中日双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成为此次中日战争的战源。他的文章把为资本主义而战作为主题，从一定意义上，揭示了中国抗日战争的经济原因之一在于争取经济独立。与毛泽东对中日战争爆发原因的分析有一定的共同*
处。他从争取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意义上看待抗日战争，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其五，“中国急需发达工业，但同时必须使重要的工业都是社会的不是私人的，如此中国底改革才得的是西洋工业主义的长处，免得他们那样由资本主义造成经济危殆的短处。”（注：《社会的工业及有良心的学者》，《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陈独秀肯定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作用，提倡中国抓紧实现工业化，但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陈独秀把社会主义视为一种实现中国工业化的理想的新道路。因为在陈独秀看来，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模式是一条流弊万端和危机四伏的道路。他还从中国社会历史条件的特殊性，论证了中国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原因，以及中国走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正如他所说：“照中国社会的现状，要开发实业，只有私人资本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这两条道路。用私人资本主义开发实业，在理论上我们不能赞成，因为他在欧、美、日本所造成的罪恶已是不能掩饰的；在事实上，以中国资产阶级幼稚的现状，断然不能在短期间发展到能够应付中国急于开发实业的需要，而且在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国内军阀的扰乱未解除以前，中国的资产阶级很难得着发展的机会。”（注：《造国论》，《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290页。）因此陈独秀认为，工业化的道路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但中国若步欧美、日本之后尘，走资本主义道路，势必前途险恶而重蹈西方工业主义的覆辙。实业落后的中国虽处于工业化的起步阶段，但中国的工业化欲避免西方工业主义的险途，唯有走社会主义之路。这样才能取工业化之利而避资本主义之害，从而建设一个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新社会。毛泽东也在肯定资本主义经济的地位和作用的基础上，将“公有化”这一马克思为西欧发达工业国设计的生产关系革命，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发展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现代化（工业化）的现实模式。将“社会主义”作为中国现代化的现实途径。因此，在中国工业化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上，陈独秀与毛泽东都把社会主义作为实现中国工业化的现实途径。陈独秀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主张，不仅体现了早期共产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尝试，而且标志着中国现代化运动走出“西化”困境而探觅新路的创造性转折。当然，由于陈独秀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准备不足和对中国国情认识的欠缺，因此他对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认识不如毛泽东那样深刻，他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之资本主义模式和社会主义模式的取舍，尚缺乏从社会、历史、文化诸层面加以把握的理论深度。因此，他对在“时代”上高出西方模式的“社会主义”何以可能成为中国工业化的现实道路，并未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总之，陈独秀虽然由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上的不深刻性及对国情分析的科学性不足，他的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有一定的缺陷，但是无论如何，陈独秀的资本主义经济思想中还有许多闪光的观点，有的观点还值得我们在当今时代借鉴。比如陈独秀把社会主义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发展阶段，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是人类社会前进过程中必经的历程；从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的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的进步性，批判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提倡不要害怕资本主义，要把资本主义大胆地利用起来；注意到经济的发展与民族野心的密切联系，认为经济的发展势必会提高民族竞争意识；科学地指出了中日战争的经济根源；深刻地认识到实现中国工业化只有依靠社会主义，走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等等。因此，对陈独秀的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要作全面科学的评价，而不能一概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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