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期中国消费者行为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消费者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消费者行为的外部环境设定和内在设定
（一）消费者行为的外部环境设定
1.制度背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阶段。张平（1997）指出，西方有关消费者行为的研究，诸如弗里德曼的“持久性收入”假说以及莫迪里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的制度背景是市场经济制度，而中国消费者行为的制度环境则是从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变迁过程，形成消费者行为的最重要因素是外生的制度变化。随着1992年涉及居民利益的深层次改革的推开，对消费者行为的分析和重新界定要从更大的历史跨度和制度变迁过程结合在一起。
2.流动约束。叶海云（2000）认为由于我国私人消费信贷市场目前还处在刚刚起步阶段，一般居民的流动性约束很强。袁志刚等（1999）指出我国城镇居民所面临的流动性约束已经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放松，但对于财富积累较少的居民，流动性约束对他们消费行为的影响仍然很大。
3.封闭预算约束。尹世杰（2000）认为我国居民收入偏低是制约居民消费需求的根本原因，即消费者受到严格的预算约束。预算约束可以表示为：
Y≥P[，i]q[，i] i=1，2，……，n
这里，Y是消费者的收入，p为消费者的价格，q为消费品数量，i为消费品种类。
沈悦（2001）将中国消费者的预算约束定义为封闭预算约束，也就是指消费者尽量不从外借钱，这种封闭预算约束是由“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传统思想造成的。
4.不确定性。张平（1999）认为中国制度变迁中，消费者面临的风险增大。同时，我国尚未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来减少消费者的风险。未来不确定性的增强已经成为转型时期的一个突出问题。
5.收入分配不均。刘文斌（2000）指出收入分配不均表现在五个方面：城乡收入差距过大；不同行业、不同部门之间的收入水平差距过大；不同所有制单位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城镇居民内部收入差距不断增大。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得越来越多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二）中国消费者行为的内在设定
1.理性预期。张平（1997）对中国居民消费行为的研究是建立在“理性人”的假设之上的，消费者可以对将来进行理性预期。“理性人”既要从经验中提取信息，更要从社会信息中提取全部信息，以此形成对未来的更为准确的看法。
叶海云（2000）则认为由于我国经济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消费者对比较遥远的未来的信息了解不足或者说很难获得，故难以预测比较遥远的未来的收入情况，因此消费者仅具有适度性理性预期。
孙元明（2001）通过对消费者进行问卷测试，得出的结论为我国消费者既存在着理性预期，又存在着非理性预期；在一部分消费者形成理性预期的同时，另一部分消费者的预期仍然是非理性的。
2.追求效用最大化。我国学者在运用消费模型对我国居民消费行为进行分析时一般都是建立在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这一基础之上的，如龙志和等。
3.厌恶风险。沈悦（2001）认为中国居民在考虑自身消费与储蓄时普遍厌恶风险。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化，中国居民在安排消费时需要考虑的支出项目也不断增加。当原来的住房、医疗、养老等由政府出钱的项目逐渐由居民自己负担后，他们不得不为这些项目早作打算。
4.消费需求的多层次性。贾良定、陈秋森（2001）认为消费就是用于满足保证性需要、小康需要和个人欲求。“保证性需要”是满足人们基本生存的绝对需要；“小康需要”是指人们在一定条件下得到的较好的满足。欲求则代表人们追求“标明个人地位、体现优越感和自我虚荣”的满足。
5.计划性。沈悦（2001）认为处于制度变迁中的中国居民按一生中的几个关键阶段来安排自己的储蓄与消费。在一生中，中国消费者有几件大事需要用特别的消费方式作特别处理：结婚、置家、子女教育、养老等。
二、中国消费者行为模型
1.后顾性消费函数模型。对转型时期中国消费者行为进行研究的主要后顾性消费函数模型为绝对收入消费函数模型。例如，王军（2000）建立了一个中国居民的消费函数模型为：
C[，t]=b[，0]+b[，1]Y[，t]+u[，t]
2.前瞻性消费函数模型。张平（1997）认为前瞻性消费函数模型的总表达式可以用来分析收入对消费的影响，即
C=α+β[，1]YD+β[，2]C-1
3.短视消费模型。叶海云（2000）认为中国居民做消费决策时主要依据现期的收入与流动性资产水平，以及最近的将来收入和短期储蓄目标。其消费规划问题可表示为：
MaxE[，0][U（C[，0]，C[，1]）]=u（C[，0]）+E[，0][u（C[，1]）/（1+ρ）]C[，0]，C[，1]
s.t.C[，0]+C[，1]/（1+r）=A[，0]+y[，0]+（y[，1]-R[*]）/（1+r）
C[，0]≤A[，0]+y[，0]
消费者的现期最优消费水平为：
若为y[，1]-R[*]＜A[，0]+y[，0]，C[，0]=[A[，0]+y[，0]+（y[，1]-R[，*]）]（1+r）/（r+2）
若y[，1]-R[*]≥A[，0]+y[，0]，C[，0]=A[，0]+y[，0]
4.预防性储蓄模型。龙志和等采用预防性储蓄模型对我国城镇居民的预防性动机进行估测。在t时期典型家庭消费的动态最优化问题可以表述为：
约束条件为：A[，i]，t+j+1=（1+r[，i]）A[，i]，t+j+Y[，i]，t+j-C[，i]，t+j
5.建立在预防性储蓄理论与生命周期假说基础上的误差修正模型。孙凤（2001）指出在缺乏对数据平稳性检验的前提下，直接回归求得，这样可能会出现“伪回归”现象。孙凤根据预防性储蓄理论结合生命周期假说建立了一个误差修正模型来研究中国居民的消费储蓄行为：
△C[，t]=α[，1]△Y[，t]+α[，2]（Y[，t]-1-C[，t]-1）+α3δ
三、中国消费者行为特征分析
1.制度规定决定着消费者行为。张平认为在制度变革的阶段不同会引起居民收入——消费行为的变化，从短期的收入——消费均衡转变为长期的均衡。尽管制度变迁对农村居民的影响小于对城镇居民的影响，但农村居民的行为特征也表现出从短期储蓄倾向转向长期倾向。
2.转轨时期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主要特征为储蓄倾向上升。袁志刚和宋铮重点分析了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认为消费倾向大幅下降标志着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在转轨过程中发生了较大变异。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低收入制约是导致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很高的一个基本原因。收入的增长是转轨时期中国城镇居民储蓄倾向上升的必要条件。
3.中国居民消费呈典型的间歇性特征。沈悦（2001）将一般中国居民的消费安排分为七个时期，总结出中国居民消费的特征为按消费传统安排消费，使消费是典型的间歇性。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人们的收入水平不同，消费安排不同。许海云（2000）将我国居民消费行为的间歇性特征表述为人们在其生命的不同阶段，一般都存在一个特定的消费高峰，以及一个相应的储蓄目标。
4.中国城镇居民本期消费对本期收入具有过度敏感性。孙凤认为中国城镇居民的本期收入变动对消费变动有显著的正影响，人们受即期收入的影响较大，这可以用短视和流动性约束来解释。
5.中国城镇居民存在着较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龙志和利用预防性储蓄模型对我国消费者行为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城镇居民存在着较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城镇居民消费未来的不确定性越大，预期未来的消费增长越大，预防性储蓄也就越多。
6.居民消费由“趋同”向“个性化”转变。戴园晨等（2001）指出，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居民消费增长具有趋同性特征，这具体表现在对高档耐用消费品的需求上具有“同步共振”效应。在后短缺时期，由于收入差距的拉开，消费共振现象是淡化趋势，居民消费开始追求“个性化”。但是，“示范效应”和“攀比效应”所形成的社会从众心态使得消费共振仍有其社会心理基础。
7.居民消费呈现出“有限理性”特征。王军（2001）认为我国消费者行为的有限理性表现在三方面：消费者对于制度变迁的计算处在不断变动之中；消费者的“攀附性”逐渐减弱；消费者的“前瞻性”不断增强。
8.消费档次假说。肖殿荒（2001）认为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消费者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量也将增加，但消费量的增加不是直线式上升的，而是呈现出台阶式变化的特征。消费增长有时速度较快，一旦达到某种档次以后，增长趋势将变得非常平缓。
此外，学者们对于如何启动国内消费需求以确保中国经济一定速度的增长，提出了许多可行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