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皇帝与明朝中后期的小说勃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朝论文,嘉靖论文,后期论文,皇帝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华民族的文化，博大精深。中华文化又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特性，挟带世纪风云，沐浴日月光辉，顺应时代潮流，善采异域精华。世界上不少一度灿烂的文化文明，或因内聚力不足而在某一历史关头解体；或因固步自封而遭历史淘汰。但中华文化虽历尽沧桑，却能顿而复兴，于数千年间传承不辍。16世纪中晚叶——明朝中后期的小说勃兴，就是中华文化顿而复兴的一道很值得探究的风景。
历时277年的明王朝（公元1368—1644年）， 是在轰轰烈烈的元末农民大起义中建立的。此后的一百多年时间内，社会比较安定，经济在经历了一段恢复、发展的时期以后，开始出现了比较繁荣的局面。可是，这一时期的文化却处于黯淡与停顿状态，直到明朝中后期才出现“顿而复兴”的文化兴盛。而明朝中后期的文化兴盛的典范表现，就是从嘉靖初年开始的小说勃兴。嘉靖初年之所以能够开始出现小说勃兴的文化繁荣局面，嘉靖皇帝功绩巨大。本文试从与明朝前期的对比上，就明朝中后期小说勃兴的状况和原因，以及嘉靖皇帝所起的作用，作些粗浅的探讨。
一、明朝前期的文化黯淡与停顿
明太祖朱元璋在消灭了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由农民起义而形成的南方割据势力以后，1368年即皇帝位，定是年为洪武元年，派北伐军扫荡山东、河南、河北，收复大都（北京），驱逐了元顺帝，完成了全国的统一，建立了明王朝。明初统治集团中起决策作用者不少曾参与过元末农民大起义，他们懂得引起农民起义的原因。朱元璋本人也如此。他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采取了首先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使人民安居乐业的开明措施。但在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却采取了抑制和禁锢的政策。明朝前期的文化黯淡与停顿，便是这种政策的必然结果。
首先，在政治上极力巩固皇权统治。朱元璋废除了一千多年历史的丞相（宰相）制度和有七百多年历史的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制度，军政大权揽于一身。这是秦汉以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又一次恶性发展。为巩固皇权，大肆杀戮功臣。洪武十三年，兴胡党大狱；洪武二十六年，兴蓝党大狱。列侯以下坐党夷灭者不可胜数。洪武开启，后世效之，到了永乐、宣德年间又削弱诸王权力和建立内阁制度，进一步巩固并发展了中央集权的统治。
在文化思想上，则实行了严格的控制，对文人视其态度信仰和学识程度分别采取了两大手段：笼络与高压。实施这种政策的指导思想是宋儒的程朱理学。朝廷并颁布程朱理学为儒学精神的正统解释。朱元璋亲自筹划，开设“文华堂”招揽人才，规定“四书”、“五经”为国子监的功课，并明令全国府州县学及闾里私塾中都要“以孔子所定经书诲诸生，毋以仪、秦纵横坏其心术。”（注：《明书·学校志》。）朱棣又命胡广、杨荣等人修“四书”、“五经”和《性理大全》。在积极提倡理学的同时，又实行以“八股文”取士的科举考试制度。朱元璋和刘基定八股文程式，专从“四书”、“五经”命题，且只能依从朱熹夫子的解释，所谓“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代语气为之”。在形式上又限制在“八股”体制以内，连字数多寡，也有严格规定。这比起唐宋以诗、赋、策论取士，显然更加有害。它不仅是思想和文化统治中的一项桎梏，而且在文学上也起了支持保守派的复古主义和助长形式主义的恶劣影响。后来粉饰现实、歌功颂德的“台阁体”的出现，便与此有关。
朱元璋除了上述笼络、利用的手段外，还对文人采取了高压政策。洪武年间规定“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罪该抄”。诗人高启就因辞官被腰斩。苏州文人姚润、王谟被征不来，都被斩首抄家。从洪武十七年到二十九年的十三年中，朱元璋又不断地大兴文字狱。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替人作《谢增俸表》，有“作则垂宪”一句，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对人，为世作则”等语，被朱元璋判为故意讽刺他作过红巾军，嘲笑他和尚出身，立即将他们斩首。在这种封建淫威之下，文人学士为免于惨祸，谨小慎微，缄默不语，一时成了风气。
明朝前期文学、文化的一些优秀的作品几乎都集中在元明之际。杰出的作家罗贯中、施耐庵在元末农民大起义中，扩大了眼界，丰富了生活知识和斗争经验，在大量的三国争战故事、水泊梁山故事长期、广泛流传和有关的话本、杂剧刊行的基础上进行搜集整理而编著成书，这就是嘉靖年间刊行面世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和《忠义水浒传》。由于罗贯中、施耐庵的不朽贡献，从而又推动了一些接近人民的学者、文人为它们继续加工、评点，不断扩大它们的影响并继续产生了不少以它们的故事为题材的戏曲、说唱文学等作品，为中叶后的小说勃兴和文化兴盛准备了一定条件。在明朝初年，还有宋濂、刘基、高启这些由元入明的诗文作家，虽然是封建统治阶级营垒中的人物，但由于经过了元末的大动乱，接触到了广泛的现实生活，对当时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有一定认识，因此也写出了一些揭露现实黑暗、富有社会内容的作品。但从明朝开国以后的一百多年中，文学创作几乎没有出现什么较有成就的作品。当时诗歌方面最有影响的是以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粉饰现实、歌功颂德的台阁体和以李东阳为代表的自称宗法杜甫而追求声调格律的茶陵诗派。戏剧方面，金元杂剧和宋元南戏的优秀传统没有继续发展下来，只是出现了一批以朱有燉为代表的“尸谏灵公演传奇”的宫廷杂剧作家。至于在小说创作领域，则几乎是一片空白。
春秋代序，物换星移。随着社会情况的变化，随着“‘经过修正的’新儒家精神气质”（注：英国《剑桥中国明代史》第3页。 ）对政治生活越来越显著的影响，时代到了明朝中期，终于迎来了显示文化“顿而复兴”的小说勃兴。其显著标志，就是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刊刻行世。
二、明朝中后期小说勃兴的状况
《三国志通俗演义》，“据正史，采小说，征文辞，通好尚”，似一道闪电划破长空，如一声惊雷震响大地，在东方文坛振聋发聩。它是我国章回小说中出类拔萃的开山之作，也是我国最有成就的长篇历史小说。它的刊刻行世，一扫明朝前期文坛的黯淡和沉闷，引来了明朝中期直至后期文学艺术的大繁荣和大兴盛。嘉靖年间的小说勃兴，便是明朝中后期文学大繁荣和大兴盛的典范体现。
嘉靖年间的小说勃兴，首先表现为长篇小说的繁荣。此间已经刊行的有《三国志通俗演义》和《忠义水浒传》，正在写作中的为《西游记》和《金瓶梅》。从嘉靖年至万历年间，接着出现了《封神演义》、《东西汉通俗演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三遂平妖传》、《列国志传》、《新列国志》等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小说。长篇小说的繁荣，又带动了短篇通俗小说的兴盛，如冯梦龙的《三言》（即《警世通言》、《喻世明言》、《醒世恒言》）、凌蒙初的《二拍》（即《一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等短篇小说集。这一时期通俗小说的蓬勃兴盛，是这一时期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市民文化兴起的直观体现。
《三国志通俗演义》和《忠义水浒传》，都是在元末明初的《平话》、《话本》的基础上编著的，都刊刻问世于嘉靖年间，都是武定侯郭勋主持刊行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刊行于嘉靖元年，即公元1522年，为嘉靖皇帝明世宗朱厚熜即位之初；《忠义水浒传》刊行于嘉靖七年前后，为嘉靖皇帝颁布《明伦大典》之时。关于作者，《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东原罗贯中”，《忠义水浒传》是“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罗、施二人都与元末农民起义的领袖之一张士诚有密切关系。《三国志通俗演义》和《忠义水浒传》这两部巨著，共同形成了我国小说发展上的第一个高峰，不仅为明代文学而且也为全部中国文学史增添了光辉，并且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
《三国志通俗演义》（以及后来的《三国演义》）通过对东汉末年中原逐鹿和三国纷争的生动描写，既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的罪恶和他们的阴险本质，又把历史知识、军事知识和斗争经验传播给广大的人民群众，冲破了封建统治阶级对这些知识的垄断，使人民群众学会谋略机智，对农民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曾起过重大作用，并播及影响于世界。黄人《小说小话》里有这样一段记载：“张献忠、李自成及近世张格尔、洪秀全等初起，众皆乌合，羌无纪律，其后攻城略地，渐有机智。……闻其皆以《三国演义》中战案为玉帐唯一之秘本。”在文学创作的影响上，从此以后，历史小说大量兴起，从《开辟演义》到后来的朝代演义，形成了中国历史“通俗演义”的滥觞。
《忠义水浒传》（以及后来的《水浒传》）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以北宋年间宋江起义为素材，通过典型塑造和众好汉被“逼上梁山”的铺写，艺术地概括了我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全部过程，深刻地挖掘了起义的社会根源，淋漓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嘴脸，热情地歌颂了众多的起义英雄，并通过对他们不同反抗道路的详尽描绘，生动地表现了起义如何由零散的复仇火星发展到燎原大火的斗争过程，也具体地揭示了起义失败的内在历史原因。《水浒》称之为封建时代中国农民革命战争的史诗，是毫无愧色的。虽然残留着说话讲述阶段某些原始形态的缺陷，却已基本上具有了近代长篇小说的规模，它有个性鲜明的典型人物，虽是链条式却已有比较完整、贯串的故事情节，而且在它的艺术描写里，交织着特定历史时代的社会生活画面。更重要的是，在这幅完整的社会生活画面里，深刻地反映了中世纪震撼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的伟大的农民起义。从这个主要方面看，它不仅是中国长篇史诗的开创者，也是此后继之而起的描写历代农民起义的章回演义体小说都未能达到的光辉典范。
《西游记》和《金瓶梅》虽然刊行于万历年间，但其创作却是在嘉靖年间开始的。神话小说《西游记》成书作者吴承恩（公元1510—1582年），写的是唐玄奘西天取经的故事，塑造了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师徒四人的鲜明形象，特别是成功地塑造了中心人物——体现人民理想的孙悟空形象。西天取经故事，本来原已有金院本《唐三藏》和元代吴昌龄的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此二种已失传），还有以敷演唐僧出世的《江流儿》故事开场的杂剧。《西游记》却独出胸臆、不入藩篱。由于吴承恩的独创和艺术塑造，使得《西游记》成为继《三国志通俗演义》和《忠义水浒传》之后耸起的又一座高峰，成为中国神话小说中前无古人的杰作。
署名作者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是我国第一部作家独立创作的小说，也是第一部以家庭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它的成书有两个系统：一是万历丁已（公元1617年）年间“东吴弄珠客”序的《金瓶梅词话》系统；一是明天启年间（公元1621—1627年）《原本金瓶梅》系统。它的题材由《水浒传》“武松杀嫂”一段演化而来，但两个系统间有着明显的不同之点：《金瓶梅词话》在前，起于景阳岗武松打虎，全书回目字数参差不齐，并运用了大量山东口语；《原本金瓶梅》在后，以西门庆热结十兄弟开始，全书回目对仗工整，并且除去了不少山东土白。并且，《金瓶梅词话》中还有吴月娘清风寨被掳，矮脚虎王英强迫成婚，宋公明义释的一段故事，《原本金瓶梅》则删去了。此外，两个《金瓶梅》系统就没有多少不同了。全书以土豪恶霸西门庆发迹暴亡为中心，描绘了上自封建最高统治机构，下至市井无赖所构成的一个鬼蜮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市侩势力和封建统治机构相勾结，寡廉鲜耻，荒淫无度。西门庆这个破落财主出身的恶霸，就是代表这种恶势力的典型人物。他发迹有钱，“作事机深诡谲，又放官吏债，就是那朝中高、杨、童、蔡四大奸臣，他也有门路与他浸润；所以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揽，说事过钱，因此满县人都惧怕他。”（《原本金瓶梅》第一回：西门庆热结十兄弟，武二郎冷遇亲哥嫂）他开了几个店铺，结交“邦闲抹嘴不守本分的人”，巧取豪夺，为害一方。他原有一妻二妾，又先后谋取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为妾，并和婢女春梅发生淫乱关系。嗣后，因贿结宰相蔡京为义父，同太尉、巡抚等大臣有往来，又发了几场横财，更加肆无忌惮，谋财害命，霸占良家妇女，直至纵欲暴亡。在第六十九回“招宣府初调林太太，丽春院警走王三官”中，文嫂与林氏的对话，将西门庆的暴发铺叙得更仔细：“县门前西门大老爹，如今现在提刑院做掌刑千户，家中放官吏债，开四五处铺面，锻子铺，生药铺，细绢铺，绒锦铺，外边江湖，又走标船，扬州兴贩盐引，东平府上纳香蜡，伙计主管约有数十；东京蔡太师是他干爷，朱太尉是他卫主，翟管家是他亲家，巡抚巡按都与他相交，知府知县更不消说；家中田连阡陌，米烂成仓；身边除了大娘子，乃是清河左卫吴千户之女，填房与他继室，只成房头，穿袍儿的，也有五六个，以下歌儿舞女，得宠侍妾，不下数十；端的朝朝寒食，夜夜元宵。”在西门庆身上，集中地反映了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后，集地主、恶霸、商人于一体的统治阶级构成的市侩势力的凶恶狰狞面目。他们撕去了虚伪的封建教义的伪装，恬不知耻，为所欲为。第五十七回中，西门庆在捐款助永福寺后对吴月娘所说：“咱闻那佛祖西天，也止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
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的富贵！”这是他们奉行的生活准则。《金瓶梅》正是通过西门庆及其周围人物的活动，使读者看到了那个社会的统治阶级已经堕落到多么腐朽的地步。而这些，实际上乃是作者所处时代的真实反映。正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的：
成化时，方士李孜僧继晓已以献房中术骤贵，至嘉靖间而陶仲文以红铅得幸于世宗，官至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少傅少保礼部尚书恭诚伯。于是颓风渐及士流，都御史盛端明布政使参议顾可学皆以进士起家，而俱藉“秋石方”致大位。瞬息显荣，世俗所企羡，徼幸者多竭智力以求奇方，世间乃渐不以纵谈闺帏方药之事为耻。风气既变，并及文林，故自言士进药以来，方药盛，妖心兴，而小说亦多神魔之谈，且每叙床第之事也。
暴露当时社会的丑恶本质和揭露当时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是小说《金瓶梅》的明显成就。但随着暴露的直接和揭露的深刻，《金瓶梅》又具有恣意描写淫秽生活的随意性，这给读者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不过，《金瓶梅》毕竟是我国第一部文人独创的长篇小说，又是第一部以家庭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这对后来小说创作的影响是不小的。例如，《红楼梦》在题材和情节描写等方面就明显地受到《金瓶梅》的重要影响。
署名“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作者，究竟是谁，至今尚无确论。但兰陵属山东，书中大量运用山东口语，故至少可确认为山东人或者在山东生活了很长时间的人。再者，证之以鲁迅所说的“风气既变，并及文林”，又可认为是出于山东的文人。再从书中内容看，作者对上层社会生活与官场来往是那样熟悉，则又可认为是出自于山东的文人官吏。再证之以沈德符《野获编》中“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故又可认为是嘉靖年间出自于山东的文人官吏，或者是曾经在嘉靖年间做过大官的文人。
明中叶后创作的小说，还有大量的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神魔志怪小说，拟话本（短篇小说），以及隆庆——万历年间的《封神演义》，直至后来冯梦龙的《三言》和凌蒙初的《二拍》，在艺术上都有各自的成就。龙其是冯梦龙，是一个在通俗文学的各个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作家。但还应当指出的是：这些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神魔志怪小说，以及拟话本——短篇小说，其早期作家作品的刻印都开始于嘉靖年间。例如：第一，《北宋志传》的作者熊大木，即为嘉靖时的书坊主人，是英雄传奇小说较早的作者，在《北宋志传》外还编有《西汉志传》、《东汉志传》、《唐书志传》和《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等，对英雄传奇小说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北宋志传》，把自南宋以来流传的杨家将故事定型化了，为故事的再创造保存了丰富的材料。第二，《列国志传》，余劭鱼作，共八卷，二二六节，刊于嘉靖、隆庆间。第三，现在认为最早的话本集《清平山堂话本》，亦是嘉靖年间洪楩辑印的。明嘉靖以后产生的各类长篇小说，一百多年间流传下来的就有五六十部，仅历史演义就有20余部。从远古至明代，几乎每朝历史都有通俗的演义。吴门可观道人在《新列国志序》中说：
自罗贯中《三国演义》一书，以国史演为通俗演义百余回，为世所尚，嗣是效颦日众，因而有《夏书》、《商书》、《列国》、《残唐》、《南北宋》诸刻，其浩瀚与正史分签并架……
湖北公安人袁宏道在《东西汉通俗演义序》中云：
今天下自衣冠以至村哥里妇，自七十老翁以至三尺童子，读及刘季起丰沛、项羽不渡乌江，王莽篡位、光武中兴等事，无不能悉数颠末，详其姓氏里居，自朝至暮，自昏彻旦，几忘食忘寝。
可以想见，当时通俗小说创作之繁荣，流传之广盛。
综上所述，明朝中后期的小说勃兴，典范体现是嘉靖年间的长篇小说勃兴。也可以说，嘉靖年实际上是明朝中后期小说兴盛的聚焦点。这一聚焦点的核心，便是嘉靖皇帝明世宗朱厚熜。
三、明朝中后期小说勃兴的原因
在1368至1644年的277年的明朝历史长河中，嘉靖朝的45 年是一个不短的区间。嘉靖皇帝在其执政的45年中也作了不少的事。他“御极之初，力除一切弊政，天下翕然称治。”（注：《明史·世宗本纪》。）在政治、思想、经济诸方面，嘉靖年是一个颇有个性特点的时期。这一时期之所以成为明朝中晚期文化兴盛的聚焦点，与其个性特点是紧密相关的。
在政治上，经历了明武宗正德年的宦官刘瑾专权和宁王宸濠叛乱，以及明武宗朱厚照自己的游龙戏凤，宫廷糜烂，朝野呼唤社会安定、朝纲整饬、君王贤明、翦除权宦。更重要的是，嘉靖帝明世宗朱厚熜并非当朝太子承袭的帝位，而是以藩王世子的身份进京御极继承的大统。嘉靖皇帝其实是正德的堂弟，其父兴王朱祐杬与正德帝的父亲弘治帝朱祐樘是亲弟兄二人。他于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9月16日出生于湖广安陆州长寿县（今湖北钟祥市）的兴王藩府； 1519年承袭其父亲朱祐杬的兴国之封；1521年，武宗朱厚照去世无子继嗣，也没有同胞亲弟兄，厚熜便以太祖“兄终弟及”之义，奉诏进京膺承大统，接替了堂兄皇位，定次年（公元1522年）为嘉靖元年。嘉靖皇帝从藩邸御极京师，且又是幼冲之年，正德朝的大臣们有不少人是不把他放在眼里的，总要以正德朝的既定法度来约束他、箝制他。他为了控制朝政局势，稳建权威，立定脚根，也就必然要采取相应的对策，在政治上、思想上、政策上施行新的法度和政令。而这些，在正德朝的大臣们看来，竟又是有悖于常理的，为礼法所不容。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正德朝翰林大臣、内阁官僚同年轻的新皇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这就产生了两大结果：政治上掀起了震动朝野的大礼之争——即继统与继嗣、是否尊封新皇的生身父母为太皇、太后的争论；文学上围绕正统与忠君两大主题刊刻了两大名著即《三国志通俗演义》和《忠义水浒传》。
自明清以来，人们在论及嘉靖皇帝治国得失的时候，凡一谈到“大礼之争”，总有些讳莫如深，而对其积极意义和历史价值莫敢肯定。而实际上，“大礼之争”乃是政治舞台以哲学为武器，演出的一幕精彩的活剧。
嘉靖皇帝这个新皇是个孝子，同时又是一个思想比较解放的年轻人。他在大礼议中所依据的理论基础是王守仁的哲学思想。也可以这样说，王守仁的哲学体系，是嘉靖朝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石。于是必然地，王守仁的哲学体系也就为明朝中后期的文化兴盛奠定了思想基础，作好了文化解放的思想准备。
王守仁（公元1472—1529年），明代哲学家、教育家。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尝筑室故乡阳明洞中，世称阳明先生。早年因反对宦官刘瑾，被贬为贵州龙场（修文县治）驿丞。后以平定江西宁王“宸濠之乱”，封新建伯，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卒谥文成。他发展了陆九渊的学说，用以对抗在有明之初即被颁为正统的程朱学派。其学，称为“陆王心学”。陆九渊（公元1139—1193），南宋哲学家、教育家，字子静，自号诚斋，抚州金溪（今属江西）人。曾结茅庐讲学于象山（在今江西金溪县西南，一说即今湖北荆门市城中之象山，山上建有陆夫子祠，祠下原为讲经的书院，今名龙泉中学），学者称象山先生，官至奉议郎知荆门军。其学与兄九韶、九龄并称“三陆子之学”，针对程朱的“性即理”说，提出“心即理”说，断言天理、人理、物理只在吾心之中，心是唯一的实在，“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认为“心”和“理”是永久不变的：“心，一心也；理，一理也。”（《与曾宪之书》）“万物森严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语录上》）；“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东南西北海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杂说》）。主张为学的方法是“立大”，“知本”，“发明本心”。在“太极”、“无极”问题和治学方法上，同朱熹进行了长期的辩论。王守仁是明代继承发展陆氏“心学”的集大成者。他断言“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心明便是天理”；否认心外有理、有事、有物。他提出“致良知”的学说，把在心之理称为“良知”。“良知是心之本体”，“是造化的精灵”，“夫心之本体，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灵觉，所为良知也。”（《与舒国用》）既然“心即天理”，那么体认本心便可“致良知”，并且“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且常人亦无不如此”（《答陆原静书》）。虽然他的“心”是抽象的“大心”、“公心”、义理之心，但其实很难排除具体感性之心，为肯定人的情感、欲望留下比较广阔的余地，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引申出“人欲即天理”，非复名教所能羁绊。在学风上，王守仁认为为学“惟求得其心”，“譬之植焉，心其根也。学也者，其培壅之者也，灌溉之者也，扶植而删锄之者也，无非有事于根焉而已”。（注：《王文成公全书》卷七《紫阳书院集序》；卷二《语录》。）要求用这种反求内心的方法，以达到所谓“万物一体”的境界。他的“知行合一”和“知行并进”说，旨在反对宋儒如程颐等“知先行后”以及各种割裂知行关系的说法。他论儿童教育，反对“鞭挞绳缚，若待拘囚”，主张“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以达到“自然日长日化”。（注：《王文成公全书》卷七《紫阳书院集序》；卷二《语录》。）他的学说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在明代中叶及以后，影响很大，还流行到了日本。
嘉靖皇帝进京承统之后，大礼之争中尊封生身父母为太皇太后的论辩，立论依据正是陆王心学的“情理说”。论争主将张璁，桂萼，都在南京为官，与王守仁同在一地，接受了王守仁的“心学”，在论辩过程中运用“心学”，进上《大礼或问》，贬斥内阁礼臣执议“立孝宗（朱祐樘）为皇考而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援引宋朝程颐议濮王继礼的仪式为例进言请行”，把“情理说”发挥得深入浅出、淋漓尽致，使刚登极不久的年轻新皇在“大礼议”中终于战胜正德朝内阁老臣，于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撰《大礼集议》，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颁《明伦大典》，大权独揽，稳稳地巩固了统治地位。
随着对朝政局势大权的控制，嘉靖皇帝以决定性的胜利划上了这场政治斗争的句号。同时，这场大礼之争的结果和影响，又大大超出了政治，即在学术上和理论建树上都有了新的突破：以陆王学派理论为依据，又宣传发展了陆王学派的理论；在哲学方法论上也有新突破，随着“情礼冲突”的思辩型哲学话题的引申和哲学精神的张扬，又促进了人们思想的深层次解放。英《剑桥中国明代史》对这一方面作了颇有见地的描述：
这场争论还有超出朝廷政治的后果。因为争论在发展，双方的论证变得更老练、更明晰、更复杂。官方文献中所记载的朝廷实际作法的历史成了注意的一个中心。这久而久之促成了研究历史先例（掌故）和研究本朝历史的普遍兴趣。
这场争论也引起了对语言学和对文句分析的兴趣，这开了晚明和清代严密的、批判的学问的先河，因为争论在很多方面集中在礼仪用语和古代礼仪的含义以及经典文献所记述的传统上。对这些原文的解释最终是以两种对立的哲学上的假定为基础，一种与12世纪程颐和朱熹所发扬的儒家传统的解释（明代朝廷原已承认它是正统的解释）有联系，另一种与王守仁（1472—1529年）所领导的当代学派的解释有联系。因为对原文的解释和哲学有非常密切的联系，这种交流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对翰林院的守旧传统——程朱传统——的批判，这种批判从王守仁的学说引导出来，由他的许多弟子予以表达。各地的官员在所有细节上都紧跟朝廷的争论。因此，王的学说在很短时间内就闻名于整个帝国，到17世纪仍然是一个人们极感兴趣和有争论的问题。（注：英国《剑桥中国明代史》第489页。）
随着新的“正统观”对传统的“正统观”在哲学理论上的驳诘与抗衡，就揭开了文学艺术繁荣发展的辉煌一页，其典范作品便是《三国志通俗演义》与《忠义水浒传》先后在嘉靖年初期以朝廷官方名义刊刻问世。
嘉靖皇帝是个神秘而值得研究的历史人物。他的学问很好，文才也不错。嘉靖新政一开始，就着令刻印通俗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其后，《忠义水浒传》白话小说编写问世，首开历代帝王之先例，对后世影响极大。促进嘉靖皇帝这样做的原因，首要之点当然是尊崇正统和张扬忠义的需要。同时，也与嘉靖皇帝本身从少年时期就喜好《三国故事》与《水浒故事》有密切关系。嘉靖皇帝的父亲兴献王一方面对儿子视如掌上明珠，倍加宠爱，另一方面对儿子的要求又特别严格。兴献王深知，当朝皇帝武宗朱厚照一日无子，皇储便会一日不立，亲王世子就有可能按太祖颁定的“兄终弟及”之制承袭皇位。可叹明武宗连同胞亲兄弟也没有一个，因而，皇储事宜亦成为皇亲众子觊觎的目标。又因兴献王为武宗的亲叔父，故而朝廷对兴国的恩赉又贵于他藩。及嘉靖长大，年近入学，兴献王集周、汉、唐、宋以降圣哲、先儒、养蒙、格言等萃为一帙，书《养正录》，命承奉正导读，令长史袁宗皋辅佐，聘请高师教授，就学于兴王宫中正斋含春堂。兴献王亦时常亲问功课，自作指点。儿子稍大些，进京朝贺时就把他也带上，使其熟悉皇宫规矩。位于汉水西岸的荆门州与安陆州兴王府一河之望，城中象山之上，有陆九渊夫子祠，并建有书院，常有心学名儒于此讲学。兴献王亦曾带儿子前来游览、听学。然而，嬉耍是少年儿童的天性，嘉靖也不例外，那些历史英雄人物故事对少年嘉靖朱厚熜读书明理也起了积极的影响。当时，流传在中州和大江南北的三国、水浒故事，尤为嘉靖喜读之抄本。嘉靖12岁那年，经常与陪侍伴读的伙伴陆炳（嘉靖乳媪之子）乘教师不备，溜出王宫，嬉戏玩耍，倾听说书者讲演三国、水浒英雄故事。其父得知大怒，严加训斥，陆炳也因此受到挞罚。之后兴王立规，未经许可不得出宫游玩。否则，家法处之。不过，兴王为儿子童心所致，而特令辅导教师备齐三国、水浒故事抄本，在宫内指导少年嘉靖阅读、听讲。自此，嘉靖与《三国》、《水浒》结下了不解之缘。正因为如此，嘉靖称帝后的第一年就能诏令刊印《三国志通俗演义》颁行天下；其后，《忠义水浒传》也随之问世。
一种文学作品能够受到最高统治者的看重，不是无缘无故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是封建时代的文学作品，作者的立场观点当然不可能超出封建社会的道德伦理观念和认识水平；就书中内容而言，鼓吹的也正是封建正统观念和忠孝仁义道德。这是历朝封建帝王所推崇和宣扬的，更特别是嘉靖皇帝所急需的。嘉靖以藩王世子的身份入京继统，为保全生身父母的地位又不愿过继承嗣，他要的国家双拥、忠孝两全。于是，他登极后首先面临的就是要解决好两大问题：一是除去武宗弊政，振饬朝班，稳定政局；二是安抚皇亲国戚，稳住正德老臣，确立自己的正统地位。封建统治需要忠臣，远过于需要明主。没有明主，只有忠臣，江山还是江山；只有明主，而无忠臣，这明主就可能寸步难行。可见，忠臣对帝王统治是何等重要！如前所述，在《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前，社会上流行的是“三国”故事，已成之书是晋·陈寿撰著的《三国志》。而《三国志》的主旨（包括北宋司马光等撰之《资治通鉴》中关于东汉“三国”所描述内容的主旨）原本是尊曹抑刘的，即曹魏为正统，因为曹操拥了天子汉献帝在。但大量的“三国”故事，直到罗贯中编次成《三国志通俗演义》抄本，主旨却变成了尊刘抑曹，即以忠孝仁义的刘关张故事为主线，以汉祚为正统。这在“三国”故事手抄本大量盛行的弘治年间，即已形成风气。庸愚子在抄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将来龙去脉说得甚是清楚：
夫史，非独纪历代之事，盖欲昭往昔之盛衰，鉴君臣之善恶，载政事之得失，观人才之吉凶，知邦家之休戚，以至寒暑灾祥，褒贬予夺，无一而不笔之者，有义存焉。
吾夫子因获麟而作《春秋》。《春秋》，鲁史也。孔子修之，至一字予者，褒之；否者，贬之。然一字之中，以见当时君臣父子之道，垂鉴后世，俾识某之善，某之恶，欲其劝惩警惧，不致有前车之覆。此孔子立万万世至公至正之大法，合天理，正彝伦，而乱臣贼子惧。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亦不得已也。孟子见梁惠王，言仁义而不言利；告时君，必称尧、舜、禹、汤；答时臣，必及伊、傅、周、召。至朱子《纲目》，亦由是也，岂徒纪历代之事而已乎？然史之文，理微义奥，不如此，乌可以昭后世？语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此则史家秉笔之法，其于众人观之，亦尝病焉。故往往舍而不之顾者，由其不通乎众人，而历代之事，愈久愈失其传。前代尝以野史作为评话，令瞽者演说，其间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士君子多厌之。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诗之所谓里巷歌谣之义也。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则三国之盛衰治乱，人物之出处藏否，一开卷，千百载之事，豁然于心胸矣。……若读到古人忠处，便思自己忠与不忠；孝处，便思自己孝与不孝。至于善恶可否，毕当如此，方是有益。……（注：沈伯俊校注《三国志通俗演义》，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修髯子在嘉靖壬午孟夏（公元1522年农历4 月）书于居易草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中，更是把《演义》的正统观说得尤为透彻：
客问于余：“刘先主、曹操、孙权各据汉地为三国，史已志其颠末，传世久矣。复有所谓《三国志通俗演义》者，不几近于赘乎？”余曰：“否。史氏所志，事详而文古，义微而旨深，非通儒夙学，展卷间，鲜不便思困睡。故好事者以欲近语隐括成编，欲天下之人，入耳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义，因义而兴乎感；不待研精覃思，知正统必当扶，窃位必当诛，忠孝节义必当师，奸贪谀佞必当去；是是非非，了然于心目之下，裨益风教，广且大焉，何病其赘耶？”客仰而大
曰：“有是哉，子之不我诬也，是可谓羽翼信史而不违者矣！简帙浩瀚，善本甚艰，请寿诸梓，公之四方，可乎？”余不揣谫劣，原作者之意，缀俚语四十韵于卷端，庶几歌咏而有所得欤。於戏！牛溲马勃，良医所珍，孰谓稗官小说，不足为世道重轻哉！
今古兴亡数本天，就中人事亦堪怜。欲知三国苍生苦，请听《通俗演义》篇。忠烈赤心扶正统，奸回白首弄威权。须知善恶当师戒，遗臭流芳亿万年。献帝仁柔汉祚衰，十常侍启衅端开。董卓妄意窥神器，何进无谋种祸胎。渤海会兵昭日月，桃园歃血动风雷。……曹操奸雄世无比，号令诸侯挟天子。……幸而玄德奔彭城，豪杰云从期雪耻。……（注：沈伯俊校注《三国志通俗演义》，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正统观和忠奸观，正好顺应了嘉靖皇帝的特定政治需要。在嘉靖看来，他是遵太祖遗训，名正言顺的当今天子，朝廷大臣和皇亲子弟都必须竭力辅佐、赤胆效忠，就象《三国》书中的诸葛亮、关羽、张飞、赵子龙等为匡扶汉室、辅佐刘备父子一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任何不轨行为都将被视为大逆不道，必作乱臣贼子而诛之。这样，《三国志通俗演义》就成了嘉靖皇帝托古喻今的世风教化之书，也正如修髯子《引》文所说的“为世道重轻”之书。于是，嘉靖皇帝在新政的第一年就令郭郧将《三国志通俗演义》官刻颁示天下，自然便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同样，《忠义水浒传》的问世，与嘉靖统治也有着密切的关联。《水浒》虽描写的是北宋末年英雄豪杰故事，但作品本身歌颂的是“忠君”、“忠义”、“聚义”、“招安”。这种封建正统思想正好迎合了嘉靖皇帝的心理。嘉靖七年，“皇考之争”平息，嘉靖为稳定朝政，防止生变，令礼部重颁《明伦大典》。后于嘉靖十年效法太祖定都南京建应天府、成祖定都北京建顺天府之举，而在兴都建承天府、改长寿县为钟祥县，以固其根本，从而完全确立了自己的正统地位。嘉靖批准郭勋的奏折，刊印郭勋等编撰的《水浒传》，并特加“忠义”二字，借此告诫群臣：天子至尊无上，忠于皇上是臣子的天职，顺者昌，逆者亡。嘉靖这一招数，表明了他从政经验和统治手段的日趋成熟和利用小说宣传其思想的初衷。
《三国志通俗演义》和《忠义水浒传》作为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和形式在嘉靖时代得以倡导和发展，并受到封建帝王的推崇和认可，而以官方名义刻印问世，这不能不说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尽管嘉靖在主观上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但在客观上对后世文学的繁荣和发展的确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如果说《三国演义》把一般人不容易看懂的正史《三国志》通俗化为比较容易看懂的历史小说，那么，《水浒传》则标志着中国白话文的成熟。两书在普及历史知识和改造中文方面都起了积极的作用。这种语言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将成为正宗的文学语言以及通用的书面语言，其功劳都很大。自嘉靖肇始之后，帝王们纷纷效仿，《三国》、《水浒》也多次被刊刻，并且伴着其它小说和其它样式的文学艺术作品大量涌现，逐一登台亮相，形成了明朝中后期的文化大兴盛的繁荣局面。
手工业生产的规模性发展和市民阶层（读者与观众面的拓展）的出现，是明朝中后期、特别是嘉靖时期的小说勃兴的第三大原因。嘉靖执政的45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中国萌芽的时期，“一般认为是一个经济非常活跃的、农业技术和生产发展的、纺织品和手工业生产大规模发展的时代”。（注：英国《剑桥中国明代史》第552页。 ）生产关系的调整，生产力的社会性发展，伴着工业生产方式的出现而产生了市民阶层（特别是在东南沿海各省），培养了新的读者与观众，提高了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需求。于是，也就促进了文学艺术的加速发展。
出版印刷业的快速发展与空前发达，是明朝中后期小说勃兴直至文化兴盛的第四大原因。这在科学技术上为载体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史志资料记载，嘉靖、隆庆、万历年间印刷、出版物的总量，超过了前朝历代印刷、出版物的总和。这期间的印刷技术，不仅是活字排版的黑白印，而且出现了石印、水印、彩色印。在各大城镇、尤其东南沿海各大城镇，印刷厂家、手工作坊大量涌现，仅金陵、苏杭、福州，便有千余家之多。这为小说出版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即如《北宋志传》的作者熊大木，便是嘉靖时的书坊主人。
集政治、思想、经济、科技诸方面的原因，历史性地出现了明朝中后期的小说勃兴——文化兴盛。而明朝中后期的小说勃兴，聚焦点在于嘉靖年间的长篇小说勃兴，其典范作品便是《三国志通俗演义》和《忠义水浒传》的刊刻问世。这是中华文化顿而复兴的一道很值得探究的风景。它结束了明朝前半期的文化黯淡，创造出了“通俗”的美学境界，如闪电裂开长空，以小说和后来的戏曲、传奇为主力军，开辟了中国文学艺术发展的新道路。嘉靖作用不可低估，嘉靖皇帝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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