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中后人附益的各种成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左传论文,后人论文,成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11）04-0082-14
笔者既往曾撰《论左传预言》、《左传材料来源考》、《左传成书年代与编纂过程》数文①，依据前贤研究及个人考证，分析涉及《左传》材料来源、成书年代与编纂过程的各种有关问题。本文拟在此前研究的基础上，就《左传》中后人附益的诸种成分做一全面总结，冀能通过这一梳理，使《左传》的原貌更加清晰。由于有关《左传》研究背景的学术回顾我在上列诸文中已有交代，而近年的新成果本文在论述中将会涉及，故不再就研究背景专做赘述，许多已经论证过的观点除必要者外，也不再重复解释，有兴趣者不妨参看上述拙文。
据我归纳，总括《左传》中可以确定为后人附益或可能含有后人附益成分的诸种内容，大致可分为：（1）解经语及解解经语；（2）解传语和解解传语；（3）解经传歧义语；（4）“君子曰”及“某某曰”；（5）预言；（6）岁星纪事；（7）文字改动；（8）讹误，如此八种。以下分门别类依次阐释。
一
《左传》中的解经语、解传语和解解经语、解解传语、解经传歧义语相互联系，从总的性质看可归为一大类，故先就这些成分进行总括分析。
（一）关于《春秋左氏经传》的歧异问题，历代学人曾有不少探讨研究，且早就有人据此提出左氏并不传经。然其绝大多数所持之观点及运用的方法，仍然皆在于竭力弥合经传差异，往往竟至牵强不通、明明无法解释却硬要勉强解释的地步。这是古人研究《春秋左氏经传》的主流。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便在于《左传》中的解经语、解传语和解经传歧义语，等等，往往纠结在一起难以区分。学者们既已先入为主存有“《左氏》传经”的定见，就不得不在此框架内去竭力解释，种种不合情理之处由是而生。近数十年以来，童书业先生《春秋左传研究》与赵光贤先生《左传编撰考》两部专著相继问世，使《左传》研究有了长足进步。特别是《左传编撰考》，从分析经传歧异入手，从而打破“《左氏》传《春秋》”的传统主流囿见，为其后的《左传》研究工作开辟了一条新路。赵师于《左传编撰考》中曾明确指出：左氏不传《春秋》，《左传》解经语为后人所加，且非一时所作。尽管至今仍有一些学者并不认同这一观点② ——这充分说明一种传统的学术观点一旦形成，倘要改变便十分艰难——但个人认为赵师的观点是非常精辟的不易之论。有鉴于此，本文拟根据个人考证，就这一问题再做进一步论述。
《春秋》是编年体的鲁国国史，而《左传》则本来是一部独立的纪事本末体史事汇编③。《春秋》与《左传》在纪事上有很多歧异矛盾之处，这恰好说明二者本来并无关系。后代的经师及更后来的注疏家们视左氏为解经之传，故竭力弥合那些扞格矛盾的地方，做了很多不合逻辑和违反情理的荒唐解释。
例如隐公三年：
《春秋》：三月庚戌，天王崩。
《左传》：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书之。
平王死日，《春秋》说是三月庚戌，《左传》说是三月壬戌。这说明了《春秋》和《左传》各有所本，才会有这种不同。而“赴以庚戌，故书之”则是解经者的话，意思是说虽然天王死在三月壬戌，但赴告诸侯时却把死的日子提前了十二天；《春秋》按赴告的日子书写，所以就成了三月庚戌。这种解释实在是非常荒唐：周天子的去世在当时无疑是一件头等重要且庄严的大事，日子怎么可能随便改动？！后来杜预的注释就更加离奇了，说是“欲诸侯之速至，故远日以赴”——为了使诸侯早点来，就乱改天子的死日，这岂非视同儿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杜预认定了“左氏传经”，故只能驰骋想象这样去解释，殊不知二者本不相干。
类似的记载还有一条。襄公二十八年：
《春秋》：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左传》：癸巳，天王崩。未来赴，亦未书，礼也。……王人来告丧，问崩日，以甲寅告，故书之，以征过也。
这一条也很有意思。按照《左传》的记载，天王死日应该是十一月癸巳，而《春秋》的记载却是十二月甲寅，把实际的日子错后了二十一天。根据上面一条，即便依照杜预的解释，把死日提前是“欲诸侯之速至”，那么把死日错后又是为了什么呢？这件事的确很难解释，所以解经者煞费苦心，解释为《春秋》本来没有记载天王崩，原因是“未来赴”，所以“亦未书”；其后王室又派人来以错误的十二月甲寅赴告丧事，所以《春秋》便以错就错记成甲寅，“书之以征过”。这样的解释真是更加离奇了。鲁与周王室的关系最为亲近密切，所谓“土田附庸倍敦诸姬”，天王去世怎么可能不赴告鲁？！而且既为“征过”，则必有显示征过的特殊书法，但“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是《春秋》记载天王死日最规范的典型书法，哪有任何“征过”的痕迹？解经者从何而知《春秋》本来未书，后则以错就错记成甲寅，“书之以征过”？凡此均不可解。其实真实的情况十分清楚：“十一月癸巳，天王崩”当是《左传》原文，以下的“未来赴，亦未书，礼也”以及“以甲寅告，故书之以征过”云云，都是后代的解经者为了弥合经传的歧异，依据自己的理解和想象，勉强解释加上去的。后代的研究者往往由此去分析所谓的“春秋笔法”，那就更是南辕北辙了。
杨伯峻先生曾说：“如果没有必要，《左传》不但对经文不加任何解释，而且连《春秋》经本文都不写。”④ 如此来说上述两条都是有必要解释的了，但这样的解释未免过于荒唐，反不如不加解释。
（二）像上举两条，是《春秋》和《左传》因为各有所本，记载本来不同，而后之解经者力图勉为弥合成一致。还有另一种情况，即经传的记载虽然不同，但却很难弥合，所以解经者只好随它去，索性不加解释了。
例如隐公十年：
《春秋》：春王二月，公会齐侯、郑伯于中丘。
《左传》：春王正月，公会齐侯、郑伯于中丘。
同一件事，《春秋》言二月，《左传》言正月。既不存在什么“赴日”一类的问题，又有鲁君参加，所以这种不同确实很难解释，而解经者也就索性不加解释了。
类似的例子如桓公七年：
《春秋》：夏，谷伯绥来朝。邓侯吾离来朝。
《左传》：春，谷伯、邓侯来朝。名，贱之也。
解经者解释了称谷伯、邓侯之名的原因，却解释不了为什么经言夏而传言春？只好索性不谈。其他如文公二年：
《春秋》：春三月乙巳，及晋处父盟。
《左传》：夏四月己巳，晋人使阳处父盟公以耻之。
昭公十二年：
《春秋》：五月，葬郑简公。
《左传》：六月，葬郑简公。
哀公十四年：
《春秋》：夏四月，齐陈恒执其君，置于舒州。
《左传》：夏五月庚辰，陈恒执公于舒州。
以上所述各例，或月不同，或月、日全不同。像这类差异，都是很难弥合一致的，故解经者只好索性不谈。其后孔颖达做疏，以“经、传异者，多是传实经虚”为解⑤，杨伯峻先生据此解释为“《左传》有和经矛盾的，一般是《左传》对经的纠正”⑥。然倘若真是如此，则前引“赴以庚戌，故书之”、“书之以征过”之类的荒唐解释便不会出现了。所以，杨先生的看法恐难成立。
从我们今天来推测，造成这类差异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春秋》与《左传》的记载本来是相同的，后来传抄而讹，变得不同了。二是二者所用的历法不同。因为《左传》本来不是解经的书，其材料来源并非取自一国。周自东迁以后，王室不颁历⑦，各国各自行历。所以同一件事，不同诸侯国史书记载的日子往往不一样。例如用周正的诸侯书夏，用夏正的诸侯则书春。在周正为五月，在殷正则是四月。即使同是用周正（如周、鲁）或同是用夏正（如晋、齐），不同国家的记载也往往不一样（此问题详后）。由于解经者不了解这种情况，认定《左传》是为经而发，所以一遇经传歧异，但凡能够弥合的总要竭力弥合，实在解释不了的只好索性不谈。像这类或解释或不解释的现象，恰好证明《左传》本不是解经的书。
（三）我们说解经者认定《左传》是为经而发，这是指那些较晚期的解经者而言。因为《左传》中的解经语并非成于一时。最早的经师应当了解《左传》的原貌本来是一部独立的史事汇编，他们只不过是把它作为讲解《春秋》的辅导材料，而在讲解的过程中就陆续地把自己的一些解经的话加了进去。经过一代代经师的不断讲解，这些解经的话也便越来越多，而经师们也就逐渐形成了“左氏传经”的观念。特别是在《左传》被改编为编年体之后⑧，这种观念就更加深固了。这些晚期的经师在添加解经语的时候，为了以传附经，往往执守经文的秩序，结果是经常弄得经传愈发不合。例如僖公十五年：
《春秋》：秋七月，齐师曹师伐历。……冬，宋人伐曹。楚人败徐于娄林。十有一月壬戌，晋侯及秦伯战于韩，获晋侯。
关于韩之战，《左传》的材料全取自晋国史书，而晋用夏正。《左传》的原作者是鲁人左氏，他对于取自别国的史料，凡与周正不合的，一般都改用周正。但是也有一些地方或由于疏漏或由于其他原因而没有改，这种地方不止一处两处。如襄公十九年记齐灵公卒，《左传》用夏正；僖公九年、十年记晋国内乱，《左传》全用夏正。这次记载韩之战也是用的夏正。所以《春秋》言冬天的事，《左传》说在秋；《春秋》言十一月的事，《左传》说在九月。要解决这个矛盾。本来只要把《左传》的夏正改为周正就可以了。但是后代的经师们既已认定《左传》是解《春秋》的书，便不得不严守经传的原文和原有次序，信以传信，疑以传疑，丝毫不敢有所变动，结果只好把解经语插在韩之战以后，形成这种情况：
《左传》：秋，伐历，以救徐也。……九月，晋侯逆秦师……壬戌，战于韩原。……秦获晋侯以归。……冬，宋人伐曹，讨旧怨也。楚败徐于娄林，徐恃救也。
“讨旧怨也”、“徐恃救也”云云，都是解经语，本来应该放在韩之战以前。但由于《左传》记韩之战用夏正，在秋，故《春秋》以周正所言的冬十一月壬戌变成了秋九月壬戌战于韩原；而根据《春秋》，宋伐曹、楚败徐都是冬天的事；解经者无奈，只好把解经语加在韩之战的后面，而接下去又是：“十一月，晋侯归。丁丑，杀庆郑而后入。”这样一来，据《春秋》则宋伐曹、楚败徐在前，韩之战在后；据《左传》则恰好相反。解经的结果是经传反而不合。而且“十一月，晋侯归”，按《春秋》所用周正本来应在次年即僖公十六年一月，由于《左传》在此处未改为周正而仍用夏正，才变成了僖公十五年十一月的事。
这段材料对于我们有两点非常重要的启示：第一，它确凿无疑地证明了《左传》里的解经语是后加上去的，否则不可能解经的结果反而使经传愈发不合。第二，同时它又说明：从很早的时间起，包括一部分在《左传》内添加了解经语的晚期经师们在内，人们便已经不了解《左传》的本来性质，而将之视为解《春秋》的书⑨。
由此亦可知，本文前面注文所引，今之学者所谓“《左传》的解经语是《左传》作者叙事的一种方式，有自己特有的作用，并与传文亲密无间，是传文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倘若不是为了解经，“宋人伐曹，讨旧怨也。楚败徐于娄林，徐恃救也”等等这些话，便根本不可能出现。所以今本《左传》里有解经语是毫无疑义的，关键的问题还是判定解经语的性质，即弄清楚究竟是左氏原文还是后人所加。
更具有说明意义的是：《左传》中有些年份的文字，完全是由解经语凑成的。例如《左传》庄公元年到庄公三年，就全部是由解经语凑成。《左传》庄公二年仅有一条文字：“二年冬，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禚，书，奸也。”这是解《春秋》庄公二年“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禚”。而《左传》庄公元年和《左传》庄公三年虽各有数条文字，但也全部都是解经语。很显然，在《左氏》原书里，庄公元年到庄公三年本来是没有任何记事的，也即这几年根本没有传文。改编者为了分传附经，硬凑出几条解经语来，填入那些空白的年份，以使经传年代相符。其他如《左传》庄公五年、庄公七年、庄公二十一年、定公十二年等，都是由改编者用解经语硬凑出来的。由此可知，所谓《左传》的解经语“是《左传》作者叙事的一种方式”、“与传文亲密无间”云云，皆属无稽之谈。
（四）经师添加解经语，一般来讲是执守经文顺序的，但有时由于疏忽，往往也有弄错的时候。例如桓公五年：
《春秋》：夏……天王使仍叔之子来聘。……秋，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大雩。
《左传》：秋，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仍叔之子来聘，弱也。秋，大雩，书，不时也。
这里有两个毛病：其一，“仍叔之子来聘，弱也”，是解经的话，解释经文之所以称天王之使为仍叔之子，是由于他年少。但是《春秋》记此事在夏，《左传》的解经语却把它放在周郑之战以后，成了秋天的事。其二，《春秋》、《左传》皆书四时，但却绝不一时两书。此处先已言“秋，王以诸侯伐郑”，后复言“秋，大雩，书，不时也”，两书秋字毫无道理。所以，“仍叔之子来聘，弱也”，及“秋，大雩，书，不时也”这两句话，显然都是后人所加。前一句加错了地方，把季节搞错了。后一句则疏忽了前面已有秋字，造成惟一的一时两书。是亦足证解经语非《左传》原文。
解经语往往还造成文气的隔断，从这类地方也可以看出后加的痕迹。例如僖公二十五年：
《春秋》：冬十有二月癸亥，公会卫子、莒庆，盟于洮。
《左传》：……赵衰为原大夫，狐溱为温大夫。卫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修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晋侯问原守于寺人勃鞮，对曰：“昔赵衰以壶飧从，径，馁而弗食。”故使处原。
“卫人平莒于我”云云，是解《春秋》“公会卫子、莒庆，盟于洮”。而“晋侯问原守”一段，是说明晋侯之所以使赵衰为原大夫的原因，故本应连在“赵衰为原大夫，狐溱为温大夫”之后。现在中间突然插进了几句解经语，把原来的一段文字隔成两截，很明显是后加进去的。王引之《经义述闻》将此解为错简，其实未必如此。上引诸例已经证明，因添加解经语而造成的各种混乱和错误的情况，在《左传》中很多。
再如宣公十八年：
《春秋》：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甲戌，楚子旅卒。
《左传》：夏，公使如楚乞师，欲以伐齐。秋，邾人戕鄫子于鄫。凡自内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楚庄王卒，楚师不出。
此例的情况与上例类似。“楚庄王卒，楚师不出”，是接续“公使如楚乞师，欲以伐齐”而言，故本应置于其后。但是根据《春秋》，邾人戕鄫子在前，楚子卒在后，解经者只好将解经语夹在中间，把一段完整的纪事断成两截。
（五）由于解经语是后来加进去的，而写这些解经语的经师们——特别是那些晚期的经师们，他们距春秋之时已经较远，对于当时的很多制度和思想都已不甚了解，往往凭着主观想象去解释经文，这就留下了很多破绽和毛病。
例如僖公三十一年：
《春秋》：夏四月，四卜郊，不从，乃免牲。犹三望。
《左传》：夏四月，四卜郊，不从，乃免牲，非礼也。犹三望，亦非礼也。礼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细也。不郊，亦无望可也。
按郊指郊祭，是古代于夏正正月举行的祈谷之礼，也即《左传》襄公七年所说“郊祀后稷以祈农事”。这是一个每年都要按时举行的大祭，即所谓的“常祀”。望，指祭山川。古人于郊祭的同时还要祭祀境内的名山大川，即所谓“望于山川”，遇到灾患时还要“并走群望”。卜牲，是挑选用于郊祭的牛。卜日，是定举行郊祭的日子。古代郊祭在辛日举行，此即《礼记·郊特牲》所谓“辛之用郊”。证以《春秋》定公十五年“五月辛亥郊”，哀公元年“四月辛巳郊”，可信。《左传》哀公十三年子服景伯谓吴太宰“鲁将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知当时确以辛日为祭祀天神与先王之日。在卜日之后，选好的牛就改称为“牲”，此即“牛卜日曰牲”。
根据前面所引那段解经语，可知解经者认为“卜郊”与“卜日”是不一样的。“卜郊”是指“卜宜郊与否”，即卜问应不应该举行郊祭。而“卜日”则是卜问举行郊祭的日子。解经者认为卜郊是违反礼的，因为对于像“郊”这样的“常祀”，不应卜问其应否举行，只应选牺牲，卜日期（“礼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如果卜问宜郊与否，也就是怀疑该不该举行郊祭（时人所谓“卜以决疑，不疑何卜”），而举行郊祭是不应该怀疑的，所以说“非礼也”。
但是这种解释显然存有很大的破绽。因为“郊”既然是常祀，无需卜问宜否，卜郊既然是非礼，那么鲁人为什么要“三卜”、“四卜”，再三再四这样做呢？且《春秋》襄公七年记“夏四月，三卜郊，不从，乃免牲”；襄公十一年记“夏四月，四卜郊，不从，乃不郊”；成公十年记“夏四月，五卜郊，不从，乃免牲”；同类记载屡见，足证卜郊绝非“非礼”之事。所以此段解经语显然是错误的。
那么究竟何谓卜郊？据桓公五年《左传》：“启蛰而郊。”启蛰即今之惊蛰，在汉太初改历之前，古人把这个节气放在“雨水”以前，时当夏正正月，周正三月。《左传》襄公七年孟献子言：“夫郊祀后稷，以祈农事也。是故启蛰而郊，郊而后耕。”又据《夏小正》：“正月农耕。”夏正正月即周正三月。由此可知，正常的郊祭应当在周正三月举行。
我们了解了这一点，上述那些“四卜郊，不从”、“五卜郊，不从”之类的话，其含义就很清楚了：原来“卜郊”并非如解经者所说是“卜宜否”，而恰恰就是卜日子！一个月有三个辛日，鲁人在三月之初，卜用第一个辛日（即《春秋》昭公二十五年和《左传》哀公十三年所谓“上辛”）做郊祭之日，不吉；于是到中旬再卜用第二个吉日，又不吉；下旬再卜用第三个吉日（即所谓“季辛”），还是不吉；于是只好四卜，有时甚至五卜。但这时候已经到了周正四月，超过了应该举行郊祭的正常时间，所以如果再占卜一两次仍然不吉，就只好不再举行郊祭了。由此可知，如《春秋》襄公十一年所谓“夏四月，四卜郊，不从，乃不郊”，用今天话讲就是：“夏四月，第四次占卜辛日郊祭，上天仍然不同意，所以就不举行了。”
有的时候，可能由于三月上旬那个辛日距离月初太近，大概为避免过于仓促不及准备，或是由于发生了意外事故（如国君生病等），所以第一次就卜用中旬那个辛日；还有可能是第二次占卜时出了意外；于是第三次占卜时就到了四月上旬，这就出现了《春秋》襄公七年所记“夏四月，三卜郊，不从，乃免牲”的情况。
但是总的来讲，占卜总是有时吉有时不吉，一连几次不吉的事情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在春秋时期二百多年当中，这类“三卜郊不从”、“四卜郊不从”的情况只出现过几次。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十分明显，所谓“礼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云云，都是后代不懂得“卜郊”真实含义的解经者加进去的，因为卜郊本就是卜日。
又，据上引《左传》僖公三十一年“乃免牲，非礼也。犹三望，亦非礼也。……望，郊之细也。不郊，亦无望可也”，则解经者认为“免牲”即是“不郊”。但《春秋》襄公七年记“夏四月，三卜郊，不从，乃免牲”；襄公十一年记“夏四月，四卜郊，不从，乃不郊”；似乎“免牲”与“不郊”尚有区别，否则不应或言免牲，或言不郊。如此则可能免牲指仍举行郊祭，但免去用牲，一切从简；不郊则指索性不举行郊祭了。果真如此，则此段解经语从头至尾，包括“不郊，亦无望可也”云云，便全是错误的，因为解经者显然弄不懂“免牲”与“不郊”的区别，这样更可证明其为后人所加。
《春秋》于常祀皆不书，过则书。故二百余年间，书郊者仅九次。特别不正常而仍行郊祭的记载有两条：一为定公十五年，夏五月而郊，原因为“牛死，改卜牛”（分析详后）；一为成公十七年，秋九月而郊，原因何在已不可知。
仅凭主观想象去解释《春秋》、因而留下破绽的解经语，在《左传》中还有不少。如隐公元年：
《春秋》：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
《左传》：缓，且子氏未薨，故名。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逾月，外姻至。赠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礼也。
此段解经语的错误，赵光贤师在《左传编纂考》中已经指出：人未死而先去送助丧之物，这是大悖情理的事，恐怕周天王不会糊涂到这种地步。除此之外还有两点，可以证明这段话为后人所加：
其一，所谓“天子七月而葬，诸侯五月而葬”，并不符合春秋史实。从《春秋》的记载看，周天子有死后七月而葬的，也有不到七个月而葬的。如周匡王，鲁宣公二年十月死，三年正月葬，仅历四个月。至于诸侯葬期，更是形形色色长短不一。例如陈灵公，死后二十二月始葬；齐桓公，死后十一月葬；郑厉公，死八月葬。当然也有五月而葬的，但多数则是死三月而葬（此三月仅指跨三个月份，并非足月）。如蔡宣公，鲁隐公八年六月死，八月葬；郑庄公，鲁桓公十一年五月死，七月葬。它如蔡桓侯、齐孝公、郑简公、郑定公，皆死三月而葬。晋自襄公以后，如悼公、平公、昭公，亦皆死三月而葬。至短乃有不足三月者，如《春秋》宣公三年：“冬十月丙戌，郑伯兰卒。葬郑穆公。”则似竟为当月而葬。由此可知，“诸侯五月而葬”的说法，是不符合春秋史实的，毋宁说“诸侯三月而葬”反倒更加符合实际一点。这说明写这段解经语的人距离春秋之时已远，并不了解春秋诸侯葬期的真实情况。
除了《左传》这段文字以外，提出“诸侯五月而葬”说法的，还有《荀子》和《礼记》。《荀子》是战国晚期的作品，《礼记》则成书更晚。总之，这是战国后期人对于西周及春秋制度的一种想象。
其二，此段解经语中还有“同轨”一词，也是后来才有的概念，春秋时人并无这种思想。《管子·君法上》有“书同名，车同轨，此至正也”的话。但《管子》是后人假托的书，其各篇的写作年代并不一致，至晚乃有汉代人的作品。而“书同名，车同轨”反映的恰是秦统一之后的情况。再有《礼记·中庸》也讲“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则更完全是秦统一之后的事。《中庸》相传是子思所作，其实并不可信。总之，在可靠的先秦典籍中，特别是在战国以前的书里，没有“同轨”的说法。
上述分析说明，这段解经语不但是后人所加，而且其年代很可能是在秦统一以后。看来这位解经者对于《春秋》的基本内容都并不熟悉，也许仅仅是依据《礼记》的说法，就轻易添加了这么一段话。
（六）《左传》本不是解《春秋》的书，还可由“无传之经”与“无经之传”来证明。《春秋》中有许多“无传之经”，而《左传》中则有许多“无经之传”，这是经传歧异的一个重要内容。古代有少数见识高明的学者，早就据此看出《左传》不解《春秋》。如晋人王接就说：“《左氏》辞义赡富，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公羊》附经立传，经所不书，传不妄起。”⑩ 这是非常精辟的见解，它清楚地道出了《左传》与《公羊》、《谷梁》的不同，可惜在后来直至近代，这种意见一直得不到大多数研究者的重视。
所谓“无经之传”很好解释，即实际大多是《左传》原文(11)，故这里着重讲“无传之经”。关于无传之经，既往的学者们有一个传统的解释，即所谓“不虚载”。“虚载”指单纯地无意义地重复经文；“不虚载”亦即凡重复经文，必是对经文有所说明和补充；而凡《左传》所不载的经文，则是那些经文并无解释或补充的必要。
这种解释乍一看来的确很有道理，但是问题在于：既然《左传》是解经的书，那么纵然在无需解释的地方不必虚载经文，但在必须解释的地方则应是非解释不可，否则还算什么解经的书？！然而事实却是许多应当解释的经文，《左传》偏偏没有解释！
例如《春秋》庄公二十二年：“冬，公如齐纳币。”纳币即《仪礼·士昏礼》之纳征，亦即后代之纳聘，它是娶亲前的礼仪之一。根据文公二年《春秋》“公子遂如齐纳币”，《左传》曰“礼也”；成公八年《春秋》“宋公使公孙寿来纳币”，《左传》亦曰“礼也”；可知纳币国君不自往。如此则《左传》此处应有“公如齐纳币，非礼也”的话，而竟然没有。但《公羊》、《谷梁》都说：“亲纳币，非礼也。”
又如《春秋》庄公二十四年：“夏，公如齐逆女。”从《春秋》所载其他同类事来看，桓公娶妇，公子如齐逆女（《春秋》桓公三年）；宣公娶妇，公子遂如齐逆女（《春秋》宣公元年）；成公娶妇，叔孙侨如齐逆女（《春秋》成公十四年）；鲁伯姬嫁于纪，纪使其卿裂来迎（《春秋》隐公二年）。根据上述事例，可知国君娶妇不亲迎。所以《左传》隐公二年才说“卿为君逆”。《左传》文公四年“逆妇姜于齐，卿不行，非礼也”，亦可证“卿为君逆”为有礼。如此则《左传》应有“夏，公如齐逆女，非礼也”一条，而竟亦阙如。
再如《春秋》成公八年：“卫人来媵。”《左传》：“卫人来媵共姬，礼也。凡诸侯嫁女，同姓媵之，异姓则否。”但是成公十年《春秋》记载：“夏……齐人来媵。”齐鲁异姓，据上条，则《左传》成公十年的相应记载应有“齐人来媵，非礼也”，而亦从缺。
根据上述事例，可知《左传》与《公羊》、《谷梁》确实不同，它本来不是解《春秋》的书。它里面那些所谓“不虚载”的解经语，像“礼也”、“非礼也”、“书不时也”、“曰仪父贵之也”等等诸如此类的话，都是经师们后加上去的。正因为如此，才出现了或有或无、或解释或不解释的现象。
所以，《左传》中的解经语往往是在应当解释的地方未予解释，但在无需解释的地方反而依凭己意加以解释。这里不妨再举数例以进一步说明。
例如郊祭用牲，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大事。从《春秋》的有关记载看，倘若用于郊祭的牺牲出了问题，郊祭便会推迟甚至取消。那么在什么情况下郊祭会推迟，在什么情况下郊祭会取消？倘若《左传》真是解《春秋》的书，首先便要对这类事情做出合理解释。
非常重要的一条记载见于宣公三年：
《春秋》：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伤，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犹三望。
《左传》：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礼也。望，郊之属也。不郊，亦无望可也。
宣公三年的“郊牛之口伤”，在《春秋》中为首次出现的此类文字，而且含义并不清楚，亟须解释。因为从这里的《春秋》原文来看，所谓“改卜牛，牛死，乃不郊”可以有两种理解：其一，是指“改卜之牛又死，所以不郊”；其二，是指“改卜牛之后，口伤之牛死，所以不郊”。究竟是哪一种意思？恰恰需要解释清楚，而解经者却全然没有解释。至于“望，郊之属也。不郊，亦无望可也”云云，则完全是照搬僖公三十一年的解经语，本来无需再予解释。
再如《春秋》定公十五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夏五月辛亥，郊。”此年郊祭竟然推迟至五月，显然与“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有关。但与前引宣公三年的“牛死，乃不郊”不同的是，此次郊祭虽然推迟却并未取消。那么为什么二者的处理如此不同？《左传》对此全无解释。同样的记载如《春秋》哀公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左传》对此同样是毫无解释。
又如上文曾经论述过的，《春秋》于常祀皆不书，过则书。故二百余年间，书郊者仅九次。特别不正常而仍行郊祭的记载在成公十七年，秋九月而郊，竟然将郊祭的时间推迟了九个月！真是匪夷所思。原因究竟何在？倘若《左传》果真是传经之作，怎么可能对此毫无解释？！
由此亦可知，杨伯峻先生所说：“如果没有必要，《左传》不但对经文不加任何解释，而且连《春秋》经本文都不写。”这一论断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再看襄公二十六年：
《春秋》：夏……公会晋人、郑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渊。
《左传》：六月，公会晋赵武、宋向戌、郑良霄、曹人于澶渊，以讨卫，疆戚田。取卫西鄙懿氏六十亿与孙氏。赵武不书，尊公也。向戌不书，后也。郑先宋，不失所也。
“赵武不书”以下，都是解经语。按照解经者的解释，《春秋》之所以书“晋人”是为了尊崇鲁公。鲁公为国君，而赵武是晋臣，君臣不等，故《春秋》不书赵武之名，只称“晋人”。但既然不书晋赵武，为何又书郑良霄？盟主之卿不书，诸侯之卿反书，是何道理？再者，赵武不书名说是因为尊公，向戌不书名却说是因为后至，这又是什么道理？凡此皆不可通。故知这些解经语不过是后人的主观臆测，其实未必符合《春秋》原意。
（七）除了解经语之外，《左传》中还有不少解传语。许多《左传》有而《春秋》无的纪事后面，往往有很多“礼也”、“非礼也”之类的评论，这些便都是解传语。关于这个问题，赵光贤师在《左传编撰考》中已有详细分析，本文不拟多做论述。这里仅再举一个典型的例子作为补证。如襄公十四年：
《左传》：师归自伐秦，晋侯舍新军。礼也。成国不过半天子之军。周为六军，诸侯之大者三军可也。
“师归自伐秦，晋侯舍新军”，此事《春秋》所不载。故自“礼也”而下，都是解传语。军，是春秋以后在诸侯中新兴的一种军队编制，西周时期本无“军”的称谓。故所谓“周为六军，诸侯之大者三军”云云，显然是取自《周礼》，是战国后期人依据春秋以后史实对西周制度的想象。其为后人所附益，是不言而喻的。
（八）《左传》中的解经语不但是出于后人之手，而且并非成于一人一时。正因为如此，所以便存在许多前后矛盾、自乱其例的情况。例如桓公五年：
《春秋》：秋……大雩。
《左传》：秋，大雩。书，不时也。凡祀，启蛰而郊，龙见而雩，始杀而尝，闭蛰而蒸。过则书。
“雩”，是祈雨之祭。龙见而雩：龙指苍龙，是二十八宿中东方七宿的总称；“见”同现。所谓龙见，不是说要七宿尽现，只要角、亢二宿于黄昏时分出现于东方，即可谓龙现。此时当夏正四月，周正六月，百谷待雨，故举行雩祭。此言“秋，大雩”，周正之秋当夏正五、六、七月，本不是举行雩祭的时候；此年大约是有旱情，故于常祀之外，又举行大规模的求雨祭祀。正因为不是常祀，所以《春秋》特加以记载，这就是《左传》解经语所说的“过则书”。
但是桓公十四年又有这样的记载：
《春秋》：秋八月壬申，御廪灾。乙亥，尝。
《左传》：秋八月壬申，御廪灾。乙亥，尝。书，不害也。
不害，杜注谓火灾因救而熄灭，未害及所储之谷物；其他一些学者的解释也都是认为举行尝祭与御廪灾有关。但据前引桓公五年《左传》：“始杀而尝。”始杀谓秋气至，万物肃杀，时当夏正七月。所以正常的尝祭应当在夏正七月举行。今于周正八月举行尝祭，当夏正六月。六月尝祭，恰是不时，故经文书之。这正合《春秋》“常祀不书过则书”的文法。所以“八月壬申御廪灾”是一事，八月乙亥尝祭是另一事，二者本来没有关系。故《左传》的解经语明明应当是“乙亥，尝。书，不时也”，与桓公五年相同。而竟将没有关系的两件事扯在一起，解释成“书，不害也”，这不是前后矛盾、自乱其例么？
又如隐公元年：
《春秋》：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
《左传》：缓，且子氏未薨，故名。……赠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礼也。
但是文公九年又有：
《春秋》：秦人来归僖公成风之襚。
《左传》：礼也。诸侯相弔贺也，虽不当事，苟有礼焉，书也，以无忘旧好。
按成风卒于文公四年，已是五年以前的事。秦人至此才来送助葬之物，是大缓而特缓了。前既言“缓”为非礼，此又称赞秦人缓归襚为“有礼”，岂非自相矛盾？
即使在同一段解经语里，有时也存在自相矛盾、前后不符的情况。像我们前面分析过的关于“卜郊”的那段解经语，先言：“非礼也。礼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按此评论，卜郊本身就是违反礼的。但是下面接着又说：“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据此，则卜郊本身并非“非礼”，只不过应该先卜郊日，后卜用牲；如果先卜用牲而后卜郊日，则是怠慢不敬。很显然这两种看法是自相矛盾的，其并非出自同一人之手，当无疑问。我们看《公羊传》于纪事之后，往往有“子公羊子曰”、“子司马子曰”、“子沈子曰”等等的解经语，都是不同经师所发的各种议论。《左传》在代代传讲的过程中，自然也有这种情况。倘若后代的经师与前代的经师看法相左，便会出现我们上面所举那种一段解经语中前后不符自相矛盾的现象。
《左传》中还有对同一类事物重复解释的现象，这也证明解经语非成于一时。例如《左传》隐公元年：“八月……有蜚，不为灾，亦不书。”这已经解释了《春秋》书灾的原则。但《左传》庄公二十九年又说：“秋，有蜚，为灾也。凡物，不为灾，不书。”
又如《左传》文公十六年：“书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无道也。”但宣公四年又说：“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
再如《左传》僖公三十一年：“望，郊之细也。不郊，亦无望可也。”而宣公三年又说：“望，郊之属也。不郊，亦无望可也。”
倘若解经语是出自一人之手，他为什么对同一书法要反复解释？如果《左传》对于同类事例全都反复解释，倒也罢了。但实际上这类重复解经的现象并不多，这说明重复解释本来不合《左传》“解经”的惯例。所以凡是重复解释的地方，都是更后来的经师照搬前代经师的话加进去的。如上面所举最后一个例子，两条解经语完全一样。很显然，这是后代经师照搬僖公三十一年的解经语，加进宣公三年里去的。
（九）《左传》里有些解经语的解释非常荒唐，往往明显与经文不符，这种情况在五十“凡例”中尤多。例如庄公十一年：“凡师，敌未阵曰败某师。”这句话的根据，很明显就是上一句传文：“宋师未阵而薄之，败诸鄑。”
然而仅仅一年之前，齐鲁长勺之战，“齐人三鼓”，这毫无疑问当然是“已阵”，但《春秋》的记载却是“败齐师”。看来写这句话的经师连上一年的《春秋》内容都不熟悉，大概他看到前一句传文中“未阵”与“败”连用，兴之所至，便想当然地做了这么一个结论(12)。
再如《左传》文公十五年：“夏，曹伯来朝，礼也。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所谓古之制也，实际上是于古无证。不但其他古书不能证明，即《春秋》本身亦绝无此记载。那么这句话的根据何在？不过是根据文公十一年曹伯曾经来朝！写这句话的人仅仅看到文公十一年曹伯来朝，文公十五年又来朝，就随手做了这么一个荒唐的结论。
再如《左传》襄公十三年：“夏，邿乱，分为三。师救邿，遂取之。凡书取，言易也。用大师焉曰灭。”但《左传》文公十五年又言：“凡胜国曰灭之。”倘依前者，用大师方曰灭；倘依后者，则凡胜国皆曰灭，并无大师小师难易之分，如此则胜国亦当书“灭”。
其他如“皆阵曰战”、“大崩曰败绩”、“复其位曰复归”、“诸侯纳之曰归”等凡例，考之《春秋》、《左传》，不合之处甚多，前人曾反复辩驳过这类问题。
上述例子说明：《左传》中的解经语不但非成于一时，而且有些解经者的水平非常低劣，他们甚至连《春秋》与《左传》的基本事实都不熟悉，仅仅凭着一鳞半爪的印象便乱发议论。正因为如此，其解释往往就十分荒谬。例如我们前面为说明重复解经现象时引用过的宋人弑君的例子，解经者认为称君之名是由于君无道，对此，清人王士祯有过一段极好的评论：
左氏曰：“书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无道也。”余以为丘明之言誖矣。杀昭公者，公子鲍为首恶，罪不可薄。观鲍日数于六卿之门，又竭粟以贷国中，此与商人、田常辈何异？襄夫人以祖母欲淫其孙，为昭公之不礼于己，辄先杀公子印等，而昭公不能救。令之田，欲杀之，荡意诸侯言之，而昭公不敢适诸侯。盖襄夫人平日有冯太后、武曌之恶，公素畏之；而鲍因嬖幸，以阴肆其篡弑之谋，非一日矣。故昭公弑，鲍遂立。虽曰王姬，实鲍之谋。善乎刘原父《权衡》曰：公子鲍为不臣，襄夫人为不母，而宋公未有无道之实也。……宜推公子鲍为首恶，不得轻此两人之罪反恶宋公也。昔儒谓左氏是非谬于圣人，果不其然与欤。(13)
但王氏把这句解经语归之于左氏却错了，其实这句话本不是《左传》原文，而是后代水平低劣的糊涂经师乱发的议论，甚至还有可能是在传抄过程中，由传抄者随手妄加的外行话。
前人还有把《左传》中的五十凡例都归之为杜预所作（如清人焦循就这样讲），这也显然是错误的。因为杜预是享有盛名的经学大师，对《左传》研究多年而自称有癖，怎么可能这样无知？！
这也证明了《左传》绝非刘歆伪造。今人徐仁甫先生在《论刘歆作左传》(14) 一文中，一方面主张《左传》是刘歆伪造，另一方面又承认刘歆绝不是低能的人，说他在取材和文字方面都费了一番苦心，做了周密的安排。然而上面所举的这些文字哪里像有什么周密的安排？又哪里像是出自高明之人的手笔？
以上，本文从多方面分析了《春秋》与《左传》的歧异问题。综上所述，《左传》中的解经语、解传语及解经传歧异语皆为后人所附益，应无疑问。
二
除解经语、解传语及解经传歧异语外，《左传》中还有后人添加附益的其他成分，以下分别论述。
（一）“君子曰”、“某某曰”一类文字问题。《左传》中习见的“君子曰”之类文字属于何种性质，目前尚有不同看法。杨向奎先生即认为《左传》之“君子曰”，“文皆无人伪窜之痕迹，则‘君子曰’为《左传》原有，盖无疑问”(15)。其他一些学者也持同样看法(16)。
但实际上，《左传》“君子曰”，有的明显违背传文原意，有的根本就是解经语，故不可能是《左传》原文。我在《左传成书年代与编纂过程》一文中已就此做过论证。为说明问题，这里兹以最具说服力的一个典型例子，再做一次“重复举证”。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郑子华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鹬冠。郑伯闻而恶之，使盗诱之。八月，盗杀之于陈、宋之间。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灾也。……子臧之服，不称也夫！……”
子臧好聚鹬冠，历代注家多根据这里的“君子曰”所说“服之不衷，身之灾也”、“子臧之服，不称也夫”云云，解释为一种服饰，即子臧喜欢聚鹬鸟的羽毛作为冠饰，其服饰与其身分不符，因此而给自己带来了灾祸。果如此，则不过是子臧的个人爱好，郑伯何以“闻而恶之”，甚至到了不惜使盗诱杀、必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地步？这是明显讲不通的。只有唐人颜师古的解释得其真义，他说：
按鹬水鸟，天将雨即呜。……古人以其知天时，乃为冠象此鸟之形，使掌天文者冠之。故逸《礼记》曰：“知天文者冠鹬。”……盖子臧是子华之弟，以兄见杀，怨而出奔，有白公之志。故与知天文者游聚，有所图议。是以郑伯恐其返国作乱，令诱杀之。若直以鹬羽饰冠，自为不正之服，何须畏恶而遣杀之？(17)
这段话讲得极为精辟，无需再做诠释，可惜却被历来治《左传》的学者们所忽视了(18)。可知所谓“好聚鹬冠”，是指喜欢聚集通晓天文占象之人，而并不是指喜欢聚鹬鸟的羽毛作为冠饰。这位发议论的“君子”竟然将之解释为“服之不衷，身之灾也”，“子臧之服，不称也夫”，说明他根本不懂“好聚鹬冠”的真义。如果“君子曰”真是左氏自己发的议论，他怎么会连自己写的东西的意思都不知道？！
《左传》中还有一些“君子曰”，其本身就是解经语和解传语。例如昭三十一年：
《春秋》：冬，黑肱以滥来奔。
《左传》：冬，邾黑肱以滥来奔。贱而书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贱而必书。……故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辨。……”
此段“君子曰”完全是解《春秋》所说“冬，黑肱以滥来奔”；并且既是解经，又是解传。其中“贱而必书”是解释前面一句的解经语“贱而书名，重地故也”，实际上是一句解传语或“解解经语”；而“《春秋》之言微而显，婉而辨”，则是再清楚不过的解经语。故这段“君子曰”为后代经师借“君子”之口而发的议论，是显而易见的，自然不会是《左传》的原文。
历代解经的经师不但喜欢借“君子”之口抒发己意，有时还索性假借某位名人之口来大发议论（包括“仲尼曰”）。故《左传》中的“某某曰”一类的话与“君子曰”一样，其中很多也是后人所附益，而非左氏原文。关于这样问题，我在《左传成书年代与编纂过程》中已详细举证（如桓公三年的“怨偶曰仇”），这里不再赘述。
当然，我们说《左传》中的“君子曰”、“某某曰”之类文字有些是后代经师发的议论，并不是说所有这类文字全部都是后人附益的，《左传》中有些“君子曰”的确可能是原文所有。关于这个问题，前人及时贤多有阐述。估计在左氏原书中应当就有这种体例，其中有的可能是左氏取自春秋时期史官的著作，有的也许就是左氏自己的议论，类似于《史记》的“太史公曰”。而后代的经师在添加解经语时又沿袭了这种笔法，屡有附益，把他们自己的一些看法借君子或古人之口加了进去。故对《左传》中的这类文字我们应当认真分析，既不可一概认作左氏原文，也不可一概认作后人附益，只能具体文字具体分析。
（二）预言问题。笔者在《论左传预言》一文中曾经论证：《左传》中的预言并非成于一时，有左氏取自史书，有左氏自选，也有后人窜入。
后人窜入的预言，在《左传》中为数不少。如关于卫亡的预言。《左传》记卫亡的预言非止一处，如僖公三十一年记“卫迁于帝丘，卜曰三百年”，昭公四年叙浑罕之言，称“郑先卫亡”。前人以卫亡于春秋后十一世二百五十八年，于诸国为最后，故认为《左传》关于卫之预言皆不中，并有因此而断定《左传》成书于秦以后者。然纵如此，仍与“卜年三百”不合。且作预言者既未亲见卫亡，何故一而再造此等预言？很难说通。童书业先生考证《左传》所记卫亡预言，乃指魏惠王时卫臣子南劲夺位事，此后卫不称姬姓而称公孙氏（诸侯称姓，卿大夫称氏。称公孙氏，说明已丧失作为诸侯的资格，位同卿大夫），完全沦为魏之附庸，等于一小封君，与亡无异。僖三十一年下推三百年恰当魏惠王之时，正与“卜年三百”合。郑亡于公元前375年，子南劲取卫约在公元前330年左右，在郑亡之后而又相距不甚远，正与“郑先卫亡”合。如此则《左传》关于卫之预言无一不中，且与汲冢古文及《韩非子》、《荀子》诸书皆合(19)。
我以为童先生这一结论是很正确的。因为《左传》中反复出现关于卫亡的预言，作预言者若未亲见，为什么一再编造这类故事？且《左传》预言蔡、郑诸国之亡，其言皆验，何于卫亡预言独不验？凡此都很难解释得合情合理。童说是。
所以，《左传》关于卫亡的预言实为已验之事，而非信口之词。故这些预言必作于子南劲取卫之后，即公元前330年以后。
目前学界一般皆认同《左传》的成书年代应在公元前375年至公元前360年之间，笔者同意这一判断并曾于《左传成书年代与编纂过程》中从史料来源的角度加以论证。由此可知，《左传》关于卫亡的预言必为后人附益。
再如《左传》僖公十六年：
十六年春，陨石于宋五，陨星也。六鷁退飞过宋都，风也。周内史叔兴聘于宋，宋襄公问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对曰：“今兹鲁多大丧，明年齐有乱，君将得诸侯而不终”。
《左传》这段话是解《春秋》僖公十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飞，过宋都”；是明显的解经语，故叔兴的预言当然是后人附益。而且陨石于宋，六鷁退飞过宋都，依照占筮的惯例，这只能是预示宋有灾异之事。却答以“鲁多大丧，齐有乱，君得诸侯而不终”，用一国的祥兆去预言三个不同国家的三件不同的事，这根本不合卜史们作预言的习惯且毫无道理（何以“陨石于宋、六鷁退飞过宋都”却兆示“鲁多大丧，齐有乱”？），这也证明它不会是卜史们编造的。
像这类随事而发的近期预言，《左传》中比比皆是。它们一般是预言当年、数年、至多数十年之内的事情。如隐公七年泄伯预言五父必不免，昭公十三年叔向预言子干归楚其事难济，十七年梓慎预言宋、卫、陈、郑将火，二十一年冷州鸠预言天王不久于世，等等。这类随事而发的近期预言，其总数当以百计。其中究竟哪些是左氏取自史书，哪些是左氏自造，哪些是取自后代传说，哪些是后人附益，许多尚不易确定，最大的可能是各种成分都有，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三）岁星纪事。《左传》的岁星纪事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与《左传》预言有关，二是与《左传》材料来源有关，且二者之间相互关联。作为预言来讲，《左传》的岁星纪事共五条，无一不验。如昭八年史赵预言“岁在鹑火”，陈国将亡，果然应验。但预言虽验，却与实际天象不合。日本学者新城新藏所著《东洋天文学史研究》中，有“由岁星之纪事论《左传》《国语》之著作年代及干支纪年法之发达”和“再论《左传》之著作年代”两编(20)，已详细论述过这一问题。他指出《左传》中的岁星纪事并非实际的天象观测，而是后代占星家以公元前365年或稍后几年所观测到的天象为标准的元始年，用无超辰法推步嵌入的。新城新藏的结论是：
凡《左传》及《国语》中之岁星纪事，乃依据西元前365年所观测之天象，以此年为标准的元始年，而按推步所作者也。故作此等纪事之时代，当在该年后者，自不待言。然自此标准的元始年经十数年后，观测与推步之间，自有若干参差，而当时人亦自然注意及之。爰著此纪事之年代，恐在此标准的元始年以后数年之内也。(21)
新城新藏的结论与现代天文学用科学的方法推定的结果是一致的。所以这几条预言应该作于公元前365年或稍后几年。
关于《左传》的岁星纪事问题，我曾怀疑其中确有春秋时期实际观测天象的成分（即《左传》成书时还保存有某些春秋岁星记录）。盖襄公二十八年所记梓慎之言“岁在星纪，而淫于玄枵”，稗灶言“岁弃其次，而旅于明年之次”；襄公三十年所记“岁在娵訾之口”；恰恰记载了岁星由越出本位到超越一辰的进行性变化情况，很像是描述了“超辰”的现象。故它们虽然不是所针对年份的真实天象，但应考虑是否是既往其他年份的实际观测天象的记录。后经张培瑜先生指点，指出《左传》襄公二十八年所记梓慎之言“岁在星纪，而淫于玄枵”，稗灶言“岁弃其次，而旅于明年之次”；襄公三十年所记“岁在娵訾之口”；至昭公八年所记“岁在析木之津”；并未记载岁星由越出本位到完成超越一辰的进行性变化的情况。甚至直到哀十七年“岁在鹑火”，仍然是按照12年岁星行天一周安排的，也不存在超辰问题。只不过好像是自襄十九年至襄二十八年间岁星超了一辰，但接着在襄二十九年岁星却在玄枵又多呆了一年。跳一级又留一级，这一正一负正好抵消。所以，也不存在超辰问题，只是稍有错乱而已。张培瑜先生还指出，只有通过多年观测资料的积累和分析研究，才能得知岁星行天一周较12年为短，靠一两个人或短期的观测得不出这个结果。战国时期的学者还不认识岁星有超辰，仍认为岁星行天一周为12年。所以，从襄公二十八年“岁在星纪，而淫于玄枵”直至昭公八年“岁在析木之津”一类的记载，以及由此而导致的貌似“超辰”实为“错位”的现象，只可能是作者根据对岁星运动有顺逆、疾徐、赢缩的认识加进去的，与有规律的超辰并无关系。张先生的分析使我顿开茅塞，也进一步充分证明新城新藏的结论确然可信。
由此可知，《左传》中的岁星纪事既有可能为左氏自造，也有可能为后人附益。因为《左传》的成书年代应在公元前375至公元前360年之间，而岁星预言的写作年代应在公元前365年或稍后几年，二者几乎同时。所以，最大胆的猜测也只能是：倘若《左传》中的岁星纪事不是左氏自造，则必是《左传》成书后不久，由当时人用无超辰法推步嵌入的。
（四）《左传》成书后的文字改动。最初的《左传》本来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史事汇编，其主要材料来源或为因种种原因而散佚民间的各国史官个人笔记，或为当时流行的有关春秋史事的各种传说（详见拙文《左传材料来源考》）。大约在《左传》成书之后不久，鲁国的编年体国史《春秋》也开始成为孔门后学的讲习课程之一，并逐渐造出了曾经孔子笔削的神话，以提高其地位。但《春秋》叙事过于简略，且史官记录国史自有其历代相传的一套体例书法，故一般人不易理解。由于《左传》内容丰富，叙事详实，经师们就用它来解释《春秋》中的史事，犹如今日之“辅导材料”。同时又对《春秋》的体例书法作一些必要的解释。最初这些解释是加在《左传》中的有关记事里的。例如《春秋》书“郑伯克段于鄢”，经师们就把“段不弟，故不言弟”等解释书法的话与《左传》中有关郑伯克段的记载放在一起。而随着逐年的讲解，这类解释的话也就越来越多。由于《左传》的体裁是纪事体，查找起来很不方便，以后经师们就索性按照《春秋》的体裁，将《左传》改编为按年编排的编年体。这是一次意义重大的改动：在此之前，《左传》不过是经师们用以讲授《春秋》的讲义；而在此之后，《左传》就逐渐被人们看作是解“经”之“传”，其本来面目则慢慢不为人所知。到了战国晚年，“孔子笔削《春秋》”的神话早已被视为确有其事，而《左传》也被说成是与孔子同时且“亲受教于夫子”的“鲁君子左丘明”所作，其“圣经贤传”的地位更加巩固。到了这时，连解经者本身也已不清楚它的本来面目了。而在整个这段时期，解经语、解传语乃至“解解传语”，以及其他一些文字（如关于周、卫的预言），一直在不断地加进去，但总的来讲越往后加得越少。至秦汉以后，《左传》的面目就基本固定了，连解经解传语也很少再添加。
然而有一点需要提及，即西汉末年刘向可能在具体文字上对《左传》作过某些改动。章炳麟曾著《刘子政左氏说》专门讲论这个问题。他举《说苑》、《新序》、《列女传》中所引《左传》凡数十条，文字皆与今本《左传》略有小异。如襄公三十一年“美秀而文”，《说苑·政理篇》作“善决而文”。章氏以为“善决”是西汉古文，而今本《左传》之“美秀”乃经刘向改易者也。章氏是反对康有为、刘逢禄所谓“刘歆伪造说”的，曾作《春秋左传读叙录》，对刘逢禄的议论逐条驳斥。这本《刘子政左氏说》纯以事实为据，是有道理的。
从严格的意义讲，刘向改动的文字也应视为后人附益的部分。
（五）《左传》于流传过程中发生的缺文与讹误。除了这种有意的改动之外，还有无意的缺文与讹误。《左传》自成书之后，于漫长的流传过程中，经过历代传抄者不断转录，势必难免有讹误失真之处。这导致两个后果：其一，倘若这些讹误失真之处不是后人附益的成分，则影响《左传》的本来面貌；其二，倘若这些讹误失真之处是后人附益的成分（如解经解传语），则影响的是后人附益部分的初貌。以下就此联系《春秋》，做些必要的分析。
先说缺文。《春秋》与《左传》的缺文，除了夏五、郭公一类之外，还有几类。一类是《春秋》与《左传》明显不合的缺文，很容易发现。例如桓公十一年：
《春秋》：齐人、卫人、郑人盟于恶曹。
《左传》：齐、卫、郑、宋盟于恶曹。
二者对照，《左传》较《春秋》多“宋”。何以如此？杜预以为是“经阙”，清人毛奇龄以为是“传衍”，我认为杜注合理。再如僖公二十九年：
《春秋》：夏六月，会王人、晋人、宋人、齐人、陈人、蔡人、秦人于翟泉。
《左传》：夏，公会王子虎、晋狐偃、宋公孙固、齐国归父、陈辕涛涂、秦小子慭于翟泉。
二者对照，是知《春秋》缺“公”字而《左传》脱蔡人名氏。
再有一类缺文，我们直接看不出来，但却可以从文义或文例的经传不合处推得。例如僖公元年：
《春秋》：秋……楚人伐郑。
《左传》：秋，楚人伐郑，郑即齐故也。盟于荦，谋救郑也。
《左传》这句话是一句再明显不过的解经语。“楚人伐郑，郑即齐故也”是解经“楚人伐郑”；“盟于荦，谋救郑也”则应是解经“诸侯盟于荦”；故《春秋》此处相应应有“诸侯盟于荦”一类的记载，但却没有，所以一定是有缺文。
再如《左传》中有这种文例：“初……故……”这种先言“初”如何如何，后言“故”如何如何，是用追述往事的方法来解释《春秋》或《左传》中已有之事的原因。所以，凡是“初……故……”这种句式所解释或追述的事情，《春秋》或《左传》里必有与之相对应的记载。例如桓公十年《左传》：
初，北戎病齐，诸侯救之，郑公子忽有功焉。齐人饩诸侯，使鲁次之，鲁以周班后郑。郑人怒，请师于齐。齐人以卫师助之，故不称侵伐。
此句为解经语，是解释《春秋》“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郎”。
再如桓公十一年《左传》：
初，祭封人仲足有宠于庄公……雍氏宗，有宠于宋庄公，故诱祭仲而执之。
此句亦为解经语，是解释《春秋》“九月，宋人执郑祭仲”。
又如文公十四年《左传》：
初，斗克囚于秦，秦有淆之败，而使归求成。成而不得志。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乱。
此句为解传语，是解释《左传》上段所述“楚庄王立……二子作乱”。
这类例子很多，不再举。
但是也有个别这样的情况：虽然《左传》中有“初”如何如何，“故”如何如何的句式，但无论《春秋》或《左传》中都不存在与之相对应的记载。凡是此类地方，都是《春秋》或《左传》中有缺文。例如桓公十年《左传》：
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献。既而悔之，曰：“周谚有之：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贾害也？”乃献之。又求其宝剑。叔曰：“是无厌也。无厌，将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
依照前面的分析，《春秋》或《左传》中应有“虞公出奔共池”的对应记载，而竟没有，可知或经或传必有缺文。这种情况较为少见，然惟其少有，适见其反常，不合文例。所以，说有缺文应当是合理的。
再者，《左传》中凡重复经文，一定是有所补充或说明。若于经文既无补充又无说明，则绝不单纯地重复经文，这就是前人所谓的“不虚载”（实际上，凡是《左传》中重复经文并有所补充说明的文字，大多是经师们后加进去的解经语）。但是也有个别例外，如僖公十八年：
《春秋》：秋八月丁亥，葬齐桓公。
《左传》：秋八月，葬齐桓公。
这是完全的“虚载”，一点补充说明都没有。所以我认为也是《左传》有缺文。当然，这句话应当是解经语，所以它必是后代的经师加进去的；但它一定是对葬齐桓公一事有所说明。齐国由于有内乱，故桓公死后十一月始葬，大违惯例。所以原文很可能是这样的：“秋八月，葬齐桓公。缓，乱故也。”然而这说明的部分却在更后来的流传抄刻过程中缺失了。所以就我们今天所见《左传》而言，它仍应算是有阙文。
如前所述，虽然这些讹误缺失之处大多是后人附益的成分（如解经解传语），但它影响的是后人附益部分的初貌。
最后，谈谈《左传》原文即不是后人附益成分的讹误，它所影响的是《左传》的本来面貌。兹举一例说明。《左传》庄公九年：
夏，公伐齐……我师败绩。公丧戎路，传乘而归。秦子、梁予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
传乘：杜预解释为“乘他车”；清人刘文淇以为“传乘即国君之佐车”亦即副车；洪亮吉则以为是“乘驿传之车”。然就“传”字的字形而言，上述解释恐均不正确。我疑“传”字乃“傅”字误写，由历代传抄而讹。因“传”字（繁体“傅”）与“傅”字无论篆文隶书，二字之形均极相像，故误写是完全可能的。“傅”同“附”，《左传》僖公十四年“皮之不存，毛将安傅”，即此义。所谓“傅乘而归”，即附乘他人战车而逃归。这样解释方能与当时战场的紧急情状相符：公丧戎路，傅乘而归——鲁君丧失自己的战车后，连忙爬上近旁的其他战车逃归。——倘若此说能够成立，则还可以进而做另一推论，即杜预所见之《左传》本来就是“傅乘”而非“传乘”，杜预解释的“乘他车”实际即为“傅乘”的直译(22)。由此当可推知讹“傅”为“传”的年代，至少应在杜预之后。
除了阙文与讹误之外，影响《左传》面貌的还有因错简而导致的改动。由于此类改动并不涉及《左传》中后人附益的成分问题，故本文暂不探讨。
以上，本文归纳并梳理分析了《左传》中后人附益的各种成分。综上所述，可知我们今天看到的《左传》，无论就体裁或文字而言，都已经不是它的原貌。今本《左传》中有很多后人附益的成分，特别是其中的解经语和解传语，都是后代经师们陆续添加上去的，而且很多解释都是错误的。所以，对于这些后人附益的成分中关于《春秋》史事所作的解释，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去做合情合理的分析，不能轻信。
［收稿日期］2010－09－08
注释：
① 分别刊于《史学月刊》1984年第6期、《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4期。
② 如杨伯峻先生便认为《左氏》传经，说“《左传》直接解释经文的话比较少，但基本上是必要的”。详氏著《春秋左传注》第2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黄丽丽女士一方面认为左氏不传《春秋》，另一方面则认为：“《左传》的解经语是《左传》作者叙事的一种方式，有自己特有的作用，并与传文亲密无间，是传文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详氏著《左传新论》，第265、331页，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版。
③ 详拙文《左传材料来源考》（发表于《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2期）及《左传成书年代与编纂过程》（《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4期）。
④ 《春秋左传注》第26页。
⑤ 详《左传》哀公八年“夏四月辛亥，哀公缢”孔疏。
⑥ 《春秋左传注》第27页。
⑦ 西周时期王室是否颁历于诸侯，问题比较复杂，学界看法亦不尽一致；但东迁之后王室不颁历应是可以肯定的。
⑧ 关于这一问题，可详拙文《左传成书年代与编纂过程》。
⑨ 《左传》体裁的改编问题，请详拙文《左传成书年代与编纂过程》第五节“关于《左传》原书的体裁”。
⑩ 《晋书·王接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435页。
(11) 详拙文《左传材料来源考》。
(12) 此段“凡例”后面的“皆阵曰战，大崩曰败绩”云云，均与实际不符，前人已经指出，不赘述。这里的分析主要在于通过前面一句传文，说明经师们添加解经解传语的随意性。
(13) 见王士祯：《池北偶谈·谈献六·宋公子鲍条》，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41页－242页。
(14) 载《文史》第11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5页－46页。
(15) 杨向奎：《绎史斋学术论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0页。
(16) 如詹子庆先生：《论左传的政治思想倾向》（《史学史研究》1983年第4期）、孙开泰先生：《从左传的史学思想看其作者》（《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4期），均持完全相同的观点。
(17) 《匡谬正俗》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5页－36页。
(18) 杨伯峻先生释“好聚鹬冠”为好奇，认为“郑伯之所以恶子臧者，盖谓其得罪出奔，犹不自韬晦且好奇耳”。仅仅因为子臧好奇便嫉恨至不惜使盗诱杀的地步，此种解释，明显不合情理，笔者以为大谬不然。
(19) 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61、265页。
(20) 新城新藏：《东洋天文学史研究》，沈璿译，上海：中华学艺社1933年版。
(21) 新城新藏：《东洋天文学史研究》，第418页。
(22) 刘家和师曾经教我：就文字训诂而言，杜注往往最为符合左氏本意。笔者用心体察，感觉的确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