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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2X(2016)01-0009-06 中国崛起是21世纪最为重大的世界历史事件。然而，中国的发展优势并没有转化为话语优势，中国俨然是一个行动的“巨人”、语言的“矮子”，中国奇迹与话语贫困的悖反构成了一道匪夷所思的奇特景观。 一、中国道路的话语方位：发展优势与话语劣势的悖反 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迅速崛起令世界瞩目。实践是最好的裁判，过去30多年的实践已经证明，中国模式是全球表现最好的发展模式，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前所未有，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前所未有，中国工业化、信息化的进步前所未有，中国市场化、国际化的程度前所未有，中国城市化的变迁前所未有，中国脱贫人口的规模前所未有，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幅度前所未有，中国的开放度、自由度前所未有。当西方模式从顶峰跌落，中国却异军突起，中国模式的优越性不容否定。《时代》杂志专栏作家托尼·卡隆认为，“中国模式”不仅优越于目前仍然占统治地位的、由美英极力推崇的传统自由资本主义模式，而且鉴于过去30多年来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该模式也优越于18世纪资本主义现代化以来欧美国家所开创的发展道路。[1]这是自“冷战”结束以来，地球上首次出现不同于美国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的发展模式，这个模式让美国模式黯然失色。 然而，中国的发展优势并没有转化为话语优势，中国还只是一个行动上的“巨人”、语言上的“矮子”。在国际话语场，“中国道路”的话语权几乎完全由西方话语主导和控制。中外学者围绕“中国道路”(即“中国模式”)的有无问题、优劣问题、内容和性质问题、发明权和创造权问题、所有权和使用权问题、意义和价值问题、起点和前景问题等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博弈。在这场话语交锋中，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政治家，无论是西方媒体还是普通大众，都存在对“中国道路”的揣测性解读和任意发挥。在他们看来，“中国模式”成为一个随意涂抹的角色，“中国道路”沦为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已经没有自身独特的规定性和确定性，陷入“没有标准，怎么说都行”的解释怪圈之中。在国际舞台上，中国作为一个世界文明古国、经济强国、世界大国，没有人可以否认；但同时，我们也无法否认，在国际话语场，中国还是一个轻言少语、沉默寡言的“巨人”，“话语赤字”“思想赤字”犹如一把悬在心头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所谓“话语赤字”，亦即“话语劣势”，中国学术面对西方学术圈说不上话，中国话语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的裹挟下沦为一种边缘性存在，既缺乏传统的依托，又缺乏国际的认可，也缺乏现实的支撑，陷入了“贫困”和“失语”的深深焦虑之中。针对中国话语的窘境，曹顺庆先生的刻画可谓入木三分：“如今，传统话语业已隔膜，西方话语又有隔阂，当代话语杂处各式话语理论之间，不知所从。晚清以降，西学渐炽，千年传统话语，轰然倾塌。……新旧错愕，必除旧以布新；中西交流，皆以西来范中，百年激进，东搬西挪。……蓦然回首，那人却不在灯火阑珊处！”[2] 在国际学术舞台上，中国的话语劣势主要表现在：话语议题由西方设定，话语规则由西方制定，话语进程由西方主导，话语内容由西方提供，话语真伪由西方裁判，分析范式由西方创造，“西方”二字似乎成了话语标准、话语权威和话语真理性的担保。 回顾近30年来的话语变迁，我们惊讶地发现，西方话语对中国情有独钟，丝毫不亚于“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话语争锋，“历史终结论”影射中国，“文明冲突论”直指中国，“大国责任论”捧杀中国，“中国崩溃论”棒杀中国，“非洲殖民论”干扰中国，“中国霸权论”恫吓中国，“中国威胁论”孤立中国，“普世价值论”重塑中国，“价值观外交论”围堵中国，“霸权稳定论”遏制中国，“民主和平论”忽悠中国，“南海航行自由论”依然剑指中国。此外，西方还在涉藏、涉疆、涉台、涉恐、涉暴、涉独等问题上制造话语，挑拨离间，混淆是非，试图干扰中国的和平崛起，真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二、中国道路的话语支撑：“似是而非”的选择方案 中国道路的话语支撑，事关中国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事关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事关中国的文化软实力。缺乏话语支撑的中国道路既无法获得国人的一致认可，也无法得到世界的普遍认同；既无法占据理论的制高点，也无法占据道义的制高点。“没有话语的崛起，中华民族崛起的伟大梦想也可能因为西方话语忽悠，而前功尽弃。”[3]但是，究竟该用一套什么样的话语来阐释中国道路，这似乎又成了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三期叠加，构成中国道路和中国话语非常独特的历史语境。中国今天所处的时代背景是无法选择的，也是无可回避的，对传统、现代、后现代的共时性反思在考验我们：中国究竟该如何发声？ 有人提供了这样三套方案供我们选择。这些方案中，有的是我们自己习得的，有的是祖宗留下的，有的是别人“慷慨赠送”的。 第一套方案是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者推崇的方案。他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语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体系，它自创立以来始终参与了世界的理性塑造，深刻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语即是当代中国的话语，建构中国话语即是回归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语。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标新立异？为什么不可以“照着说”？这是“回到原典”的复归路向。 第二套方案是文化保守主义(历史复古主义)者迷信的方案。他们认为，中国传统学术话语绵历数千年，已经形成了一套独具东方古韵的经典话语，这套话语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塑造了独步历史几千年的东方王朝，以至于今天我们才有资格以“复兴”这个具有深厚历史感的词汇作为时代的主轴，作为继续前行的梦想和动力。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将这套话语弃之不用？为什么要另起炉灶、另搞一套？这是“向后看”的复古路向。 第三套方案是文化激进主义(洋教条主义)者主张的方案。他们提出，文艺复兴特别是启蒙运动以来，西方在几百年的发展中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话语，全球化进程、现代化进程都是在西方话语的主导下推进的，西方话语依然是当今世界的中心话语，西方模式依然是当今世界的主导模式。今天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与国际惯例接轨？为什么不能向西方话语靠拢？这是“向外看”的西化路向。 今天，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长期以来我们党一直比较清醒，自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即展开了多次系统、深刻的批判，至今虽时有泛起，但其影响力已然有限，其生存空间也非常狭小。值得我们警惕的是，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之间的话语权之争至今依然如火如荼。前者往往带有狭隘民族主义的色彩，后者则秉持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文化保守主义尽管势头强劲，但由于近代以来的历史性实践已经对此给予了明确的回答，因而市场号召力稍微小一些。倒是后者携西方崛起之余威，来势汹汹，颇具市场号召力和影响力。 那么，今天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三种可能的方案呢？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语依然管用，但不够用。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现阶段的历史性实践具有自身的特殊性，所以我们不能苛求以“老祖宗”的话语来解决21世纪中国的发展问题。老祖宗的话语为我们的建设和改革提供了总的指导原则，但是没有、也不可能给我们提供现成的具体方案。老祖宗的话语在今天依然好用、依然能用、依然管用，但是，今天的中国是马克思、恩格斯未曾遇到过、也未曾设想过的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语不够用也是事实。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4]具体应用中必须考虑本国的特殊性，创造本国特色的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者不顾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将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和命运的神圣使命托付于老祖宗，这是被实践证明行不通的方案。当代中国的话语建构不能通过复归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话语来解决，因为我们身处在非常独特的历史阶段和文化传统之中。 其次，古人的话语过去好用，但今天不完全管用。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现阶段的历史性实践具有时代的特殊性，所以我们不能奢望以古人的话语来解决今天的问题。中国传统学术话语是在中国这片沃土上生长起来的一朵思想奇葩，蕴含了厚重的东方智慧，这套话语不仅缔造了“中央之国”的神话，也深刻影响了东方诸国的文明步伐。然而，传统的学术话语在变动不居的时代潮流中固化了，没有实现自身的创造性转换，活的话语变成了博物馆中的古董。今天的中国已经置身于浩浩荡荡的现代文明发展大道，不能依靠退回到前现代的思想资源中来寻求文化自信。文化保守主义者将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和命运的神圣使命托付于古人，这是被历史彻底抛弃了的方案。当代中国的话语建构不能通过复活传统话语来解决，因为我们已无法退回到前现代。 再次，西方的话语西方能用，但中国不适用。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现阶段的历史性实践具有民族的特殊性，所以我们不能期待以西方的话语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今天遭遇的某些社会矛盾和问题在西方国家曾经经历过，但是，由于国情不同，“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5]文化激进主义者将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神圣使命托付于西方人，这也是一种“文化软骨病”。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某些西方人从未放弃过为中国“出谋划策”的打算，“毫无保留”地将西方话语的精义“无偿地奉献”于中国人民。确实，中国无法绕开现代性，但不意味着必须重复西方的现代性，中国完全可能在吸纳西方模式的精华之后开启更为壮丽的现代性之路。西方话语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而言，对于中国的特殊国情而言，对于中国的历史性实践而言，恐怕只能起到“隔靴搔痒”的作用。当代中国的话语建构不能通过照抄照搬西方话语来解决，因为我们不是西方的又一个“他者”。 可见，“回到马克思、恩格斯原典话语”的复归路向、“复活传统话语”的复古路向、“套用洋人话语”的西化路向都无法科学解释中国已经发生、正在发生乃至即将发生的“故事”，都无法准确破译中国奇迹背后的奥秘，因而也都不可能成为建构中国话语的正道。 当然，不管是对马克思、恩格斯话语的反思，或是对传统话语的省察，还是对西方话语的批判，都不能够失之偏颇。毕竟，马克思、恩格斯之话语指导于今日，为我之魂魄也，“传统之话语复活于当代，为我之根脉也……西方之理论吸收于我国，为我之滋养也”。[6]建构中国模式的话语体系，不仅马克思、恩格斯不能缺席，而且也应为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留有一席之地。 三、中国话语的基本构成：问题与论域 中国究竟该如何发声？中国话语究竟该说些什么，究竟该怎么来说？我们应该有自己的主张，有自己的定力，有自己独特的问题和论域，不能一味地“求新”“求异”“求变”。无论是用现代主义的话语替换前现代，或是用后现代主义的话语抵消现代主义，还是将西方的现代性话语平移到中国，都有悖于中国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三期叠加的特殊历史语境。那种以为“只有最新奇的话语才是最先锋的话语，最先锋的话语才是最有权力的话语”，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 那么，什么样的中国话语才是有力量的，才是名副其实的呢？我们以为，中国话语是世界话语的一部分，因此必定有与西方话语相似的问题和论域。然而，中国话语毕竟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成和展开的，是“一个有机的生物系统”，[7]因而中国话语必定具有自身独特的问题和论域。建构中国话语，重点应该是揭示自己的独特性。 中国话语不仅要回答选择中国道路的“前因”，还要回答选择中国道路的“后果”。“前因”告诉世人，中国所走的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后果”告诉世人，中国所走的道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实践的检验、人民的检验，具有实践的合理性。中国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不是由一党或一己之私决定的，而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价值性决定的，是由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近一百年来的历史变迁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决定的，是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决定的，是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使命决定的，是由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决定的，是由最广大人民的意志决定的。解释中国道路，要有深厚的历史感。中国从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晚清王朝，到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期间经历了几代中国人的反复权衡与反复选择。从世界的大视野来看，英国从1840年资产阶级革命推翻封建制度，到1889年建立起君主立宪制度，这其中经历了几代人的反复选择、各种势力的反复较量、各种方案的反复权衡。法国从1789年法兰西革命推翻帝制，到1870年建立民主共和制，这中间也经历了几代法国人的反复较量、反复权衡、反复选择。其他国家也莫不如此。适合本国国情的制度一旦确定之后就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性，即使在法国，从1870年第三共和国成立，到1946年第四共和国成立，再到1958年第五共和国成立，民主共和制度的主轴再也没有动摇过。今天，实践已经证明中国选择的社会制度是适应中国国情的，甚至可以说，在世界范围内，一种制度取得如此大的发展成就也是绝无仅有的。 中国话语不仅要提供破解“中国问题”的做法，而且要提供破解“中国问题”的方法。做法是操作层面的，方法是理论层面的；做法是形而下的，方法是形而上的；做法是特殊的，方法是普适的；做法不能复制，方法可以借鉴；做法往往会过时，方法则常用常新。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富有中国特色的做法，但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则是普遍适用的方法；建立经济特区的做法是属于中国的，但其间蕴含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法则是属于世界的。 中国话语不仅要讲清“中国经验”的民族性，还要讲清“中国经验”的世界性。中国模式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中国模式的崛起不仅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意义，对世界的发展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也具有参考意义。”[8]但是，中国模式中被证明是正确的东西，也绝不意味着可以“出口”到西方，中国从来不搞模式输出，从不追求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统治世界。中国模式无法复制，但可以借鉴。中国模式丰富了人们对现代化问题的探索和智慧，提供了破解发展难题的灵感和启示，这对于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话语不仅要说清楚“中国问题”的客观实在性，还要说清楚“中国问题”的不可避免性和暂时性。中国奇迹的发生有其必然性，“中国问题”的叠加也有其必然性。我们要承认问题的存在，客观分析问题重叠、频发的原因，给出解决问题的思路。解决中国问题要靠制度、要靠改革，但是靠制度不等于是靠西方的制度，靠改革不等于改成西方的模样。中国今天所遭遇的矛盾和问题并非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模式惹的祸，恰恰相反，现行民主政治模式避免了发展中更加尖锐的矛盾和问题的出现。 中国话语不仅要解释中国道路的优越性，还要解释“老路”“邪路”的危害性。发生在中国的故事，其他话语无法解释，对于中国奇迹，中国话语要给出科学的解释和说明。不仅要从社会主义改革的维度来解释，也要从社会主义革命的维度来解释；不仅要从经济领域来解释，也要从政治和制度的层面来解释；不仅要从国内纵向比较的视野来解释，还要从国际比较的视野来解释。中国话语不仅要解释中国为什么会选择今天的道路，还要解释中国为什么不能选择其他的道路。中国话语不仅要解释坚持走中国道路的美好前景，还要解释背离中国道路的种种可能结局。 中国话语不仅要揭露西方预置的话语陷阱，还要敢于与西方话语过招。西方话语中预设了太多的理论陷阱，如西方文化优越论和西方中心主义的陷阱，西方制度“包治百病”的陷阱，普世价值的陷阱，价值观外交的陷阱，民主和平论的陷阱，霸权稳定论的陷阱，民主富强论的陷阱，等等。西方通过话语霸权为全世界布下了一个个美丽的陷阱，等待着别国就范。这方面的“试验田”已经太多了，中国没必要成为又一块失败的试验田。此外，在国际话语场，西方一些人常常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制造了一波又一拨的话语，从“价值威胁论”到“发展模式威胁论”，从“军事威胁论”到“环境威胁论”，从“资源威胁论”到“能源威胁论”，从“中国崩溃论”到“大国责任论”，从“利益相关者论”到“非洲殖民论”，从“妨害南海自由航行论”到“气候暖化问题不负责任论”，从“威权主义论”到“反普世价值论”，等等。西方话语中的中国模式论服膺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思维逻辑，包含“除了资本主义别无出路”的理论预设。因此，中国不应该落入西方话语的陷阱之中，应敢于接招、敢于亮剑。 中国话语不仅要“发现中国”，也要“发现西方”。“中国”不仅是一个地理范畴、经济政治实体和社会组织，也是一种文明范式，一个“文化理念”。[9]“发现中国”是一个筛选、提炼的工程，应当进入时代的深处，筛选出当代中国的问题，采掘那些深刻影响当代中国历史性实践的思想资源，提炼出相关的理论范畴、核心概念、基本命题和关键词，用当代中国的“智慧”和“眼光”重新发现和阐释中国。当然，“发现中国”不是为了孤芳自赏，更不会走向封闭守成。“发现中国”当然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反制，但目的不是走向东方中心主义；“发现中国”确实剑指西方话语的霸权地位，但目的不是为了取而代之；“发现中国”意味着对西方“普世性”思维方式的质疑，但不是为了将自身定位于“普世性”；“发现中国”意味着自我的肯定，但不是以否定西方作为逻辑的前提。这与西方的致思逻辑不同，也与西方狂妄自大、目空一切的傲慢态度不同。“发现中国”首先就是承认西方的一种表达，正因为有了“西方”的这面镜子，中国才能在与“他者”的比较中找准自己的定位。 中国话语不仅要破译中国奇迹的密码，还要为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给出中国的方案。任何有生命力的话语，都是言说主体根据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历史文化传统、自己所经历的历史性实践，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性问题、相似性问题所作出的特殊性言说。这些话语总是体现着人类经验的某些共同方面，同时又带有独特的民族特色、民族想象。中国的发展策略和改革举措无法复制，但其间蕴涵的发展哲学和改革方法论却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和世界性的价值。比如，“一切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发展是硬道理”，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发展生产力，根据自身实际实行渐进式改革，“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加强顶层设计”，独立自主地参与全球化，等等，无疑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一笔宝贵财富。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以世所罕见的速度成功崛起，话语体系的建构相对滞后也是难以避免的。但时至今日，“中国道路”已经铺就，“中国故事”举世流传，“中国崛起”已成事实，“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格局不能再继续了，“话语贫困”的帽子该脱掉了，“话语赤字”的局面该扭转了，“自己的事”别人说三道四的历史该终结了。一句话，中国的发展优势在话语权、软实力方面也应该得到相称的体现。 建构什么样的中国话语才是有生命力的，这有其客观的评断标准。第一，中国话语能否讲好“中国故事”，这是基本的尺度。第二，中国话语能否主导“涉中”的话题，这是重要的指标。第三，中国的发展优势能否转化为话语优势，这是最终的判断标准。[10] 总之，中国不仅应该成为行动上的“巨人”，也应该成为语言上的“巨人”。中国话语的自立自强是实现“三个自信”的内在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内在要求。如果缺乏中国话语的有力支撑，那么中国道路就是不清晰的，中国特色就是不明确的，中国梦就是残缺的。今天，中国奇迹已经不是哪些人不想面对、不愿承认就可以不面对、不承认的事实，中国学术若能够对发生在中国的“故事”给出科学的解释和说明，若能够将中国经验上升为普遍性的概念体系和知识范式，若能够为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给出中国的方案，那么，西方话语垄断和话语霸权的局面必将终结，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格局终将打破，中国话语的世界意义必将彰显，国际学术话语的中国时代终会来临，中国的发展优势也终将转化为话语优势。标签：中国模式论文; 中国道路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问题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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