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式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几个重要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学科论文,哲学社会科学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本文简称“一指三中”）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是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心任务。本文试图从全球化的分析视角，揭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内在规律，由此解读“一指三中”的科学含义，并对贯彻“一指三中”的三个核心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一、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三条基本线索
人类文明的历史可以简单划分为国别史或民族史与世界史或全球史两个阶段。国别史和民族史阶段，各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模式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然而自从资本主义开创了世界历史进程，全球化推动人类历史沿着具有共同文明逻辑特征的发展方向演进，人类文明开始向世界史和全球史阶段转换。这是一个由资本文明开启并主导的全球性大冲撞和大交汇的文明整合过程，这一过程的基本趋势是人类文明的发展越来越趋向于共同的历史逻辑。可以认为，由此开启的现代文明所经历和面对的一切问题都应当置于全球化的分析框架中来解答，世界的问题如此，中国的问题也是如此。
1.中国卷入全球化的三重逻辑
全球化原初的动力源泉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资本追求剩余价值、攫取最大利润的本性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趋势，构建一个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掌控下的生产体系是资本扩张的必然结果。“市场已经可能扩大为而且日益扩大为世界市场，所有这一切产生了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①，这是一个以资本文明为主题的全球历史阶段。
资本的全球化是不可抗拒的，“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② 从此，一切国别的和民族的自身文明逻辑都被卷入一个共同的全球历史进程中，中华文明也因此而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场大变局的实质就是中华文明相对稳定和独立地传承了三千年的历史逻辑被打破，中华文明的单一线性发展由此中断，从而开始了一个从民族性历史向全球性历史的转换过程。这一以“资本扩张”为主题的转换决定了中国历史的发展主线不可能再坚持传统的文明逻辑。
然而，“资本文明”的内在矛盾决定了全球历史并不是终结于资本主义。在由资本作为原初逻辑驱动的全球化进程中，它“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到文明中来了”③，可是资本主义在开创人类文明新阶段的同时，也播撒着新的野蛮，资本文明的限度随着它创造的辉煌一起生长。马克思在颂扬资本文明历史进步性的同时，深刻地揭示了这种限度，“资本的发展程度越高，它就越是成为生产的界限，从而也越是成为消费的界限，至于使资本成为生产和交往的棘手的界限的其他矛盾就不用谈了。”④ 资本主义制度能释放多少文明就会积累多少矛盾，最终，资本将会埋葬自己。因此，资本扩张作为全球化的原初逻辑注定会生长出自己的否定性因素，然而资本不会自发地和自然而然地消灭自己，这种消灭是一种超越与再生。马克思在揭示资本奥秘的同时当然不会忽略对超越资本方案的推演和构想，甚至是实践。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马克思的发现与构想的指引下蓬勃兴起，这是资本文明与资本扩张的必然组成部分。由此，全球化的内在逻辑逐渐发展为双重驱动的两条线索，即资本文明的扩张和遏制与超越资本限度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这两条线索和两条道路是中国卷入全球化必须作出的选择。
应该强调，资本主义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出的世界，复制的并不是与原发资本主义国家同等的繁荣和文明，而是其剥削机制和内在矛盾的全球扩展。在这种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只会成为原发资本主义国家的剥削对象和矛盾全球转移的载体，因此，中国在全球历史转换中的主线不可能是资本主义的，这已经被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历史所证实。在全球化的两条线索中，资本文明的扩张将会随着其否定性因素的增长而衰减，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将超越资本的限度而标示着全球历史的核心逻辑。以“十月革命”为象征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为中国在全球历史转换中实现民族独立与民族复兴指明了方向。
分析至此可以看到，中华文明的全球史转换要经历两次否定和超越才能得以实现，首先是资本作为全球化的原初逻辑对中国原有民族性和国别性文明逻辑的否定和超越，进而是标示着全球化最终方向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对中国民族性文明逻辑和资本原初逻辑的双重否定和超越。这种双重的否定和超越同时也是双重的继承与整合，因此，世界历史中的中国走向，既割不断传统又不可能坚守传统，既避不开资本文明又不可能重走西方道路，而只有社会主义的发展导向能解决这双重的矛盾，实现双重的超越。推演至此，中华文明面对世界大变局实现全球性历史转换的三重逻辑便清晰呈现出来了：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充分吸收资本文明并实现中华文明的创造性转换。
2.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三条基本线索
中国历史的这种转变是全局性的，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生活等所有领域都在经历这场转变，作为文化领域的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产生与发展也承袭了历史整体的这种质变。与历史整体的三重逻辑相对应，全球化打破了中国传统学术单一发展的局面，使现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产生的原初逻辑交汇于西方资本主义学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传统学术三条线索的发展。
所谓“西学东渐”的实质是中国遭遇资本全球化的文化形态。随着对反映了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西方学说翻译的增多和传播规模的扩大，在创办新式学堂和改革旧式书院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按照西方分科立学、分门研习及学务专门等分科原则，将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学术门类介绍到中国，并在综合中西学术科目的基础上，逐渐建构了一套近代西方式的学术分科体系及知识系统。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也在以资本主义学说为主流的西方学术这条线索上实现了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这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全球性转换经历的第一次否定和超越。
然而正如中国卷入全球化的核心逻辑必须经历对中国传统和资本文明的双重否定才能确立其社会主义的方向一样，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主题也必然产生于对中国传统学术和以资本主义学说为主流的西方学术的双重超越。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加速了中国人民的觉醒，马克思主义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并“日益作为科学为人们所理解、接受和信仰”⑤。这既为双重超越提供了现实路径，也同时是这种超越的结果。从此，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线的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三重逻辑的交汇与作用就构成了其发展的基本线索。
在应对“变局”实现“转换”的三重历史逻辑中，中国发展的导向和制度框架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基础是经创造性转换的中华文明，而在现实的发展历程中又必须吸收借鉴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这三条基本线索反映在哲学社会科学中，其本质、核心、方向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然而，“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⑥，中国传统学术精华理应作为历史发展的底色而继承，资本主义全球化所创造出的优秀学术成果同样值得借鉴。尽管这三个方面并不是决定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全部因素，但却是基本的和主要的，只有把握三条基本线索的作用机制，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才能找到准确的历史方位。
二、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必须解决的三大矛盾
全球化带来的世界变局衍生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三条线索，这三条线索的交互作用形成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三对矛盾：科学与价值、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它们是中国卷入全球化的原初逻辑衍生出来的，表现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同一发展过程的三种张力。这三对矛盾的解决构成了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主题。
1.科学与价值的矛盾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受到三条线索的牵动，产生了科学与价值的矛盾，解决这对矛盾要坚持以科学为基础、突出价值导向的原则。
在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虽然要充分关注其研究旨趣，考虑其价值诉求，但不能排斥共同的分析、概括、总结、归纳等科学方法，以及运用概念和范畴等来表述科学研究规律和结论的科学“通则”。西方资本主义学说也好，中国传统学术也罢，尽管存在局限、缺陷甚至错误，但其中都蕴涵着不同程度揭示客观规律的“科学”成分，至少反映了人类认识社会历史规律的阶段性成果。应该认识到，任何学科的理论学说都存在不同的学派或体系，任何学说能成一家之言都是因为具有“科学”的特征（从某种角度用某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反应或揭示了研究对象的内在规律——这是不因视角、方法等的不同而不同的），这些特征是所有学说体系都共有的，姑且称为可通约的“科学通则”。由此，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以资本主义学说为主流的西方学术系统、中国传统学术三者共有的科学性层面上得以建构，科学性的基础地位应当确立。
当前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不能忽略比较成熟但仍在发展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作为当今学术主流的现实背景而完成，这就要求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建设要充分吸收“西方体系”中的社会科学范式。这种“吸收”从所谓“体”“用”之争到近年刘国光先生文章引起的讨论一直试图解决吸收什么与如何吸收的问题。⑦ 这关键是坚持和发展以社会主义实践为基础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并借鉴和吸收以资本主义学说为主流的西方学术系统、中国传统学术体系可通约的“科学通则”，并加以改造与整合，这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具有科学性和前沿性的前提。
确立“科学性”为基础的原则，应避免淡化马克思主义价值导向的种种倾向。当前以经济学为代表的哲学社会科学建设中不同程度地产生了“去意识形态化”倾向，仅仅强调其作为“分析工具”的特征⑧，然而，任何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学说客观上无法逃避对价值问题的回答。⑨ 必须指出，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运动变化的客观规律，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时，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政治立场和价值目标同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建构了超越其限度的社会主义方案，实现了科学与价值的有机统一。“马克思主义所蕴涵的科学与价值的力量，已为并正为一百多年来正反两个方面的社会实践所反复证明。”⑩ 因此，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在继承三条线索科学“基因”的基础上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指向。
2.传统与现代的矛盾
三条线索推动形成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传统和现代的矛盾，一个半世纪以来始终是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一个主流话语。在这种话语中一般把西方资本主义学说与马克思主义理论都大致归为现代。“变局”的原点逻辑决定了这对矛盾的解决不可能通过试图在中学的体系框架内融入西学而实现。以资本主义学说为主流的“西学”和与此相伴的马克思主义借其不可抗拒的全球化力量消解了中国传统学术的中心话语地位。守旧的传统已不能为新的话语所接受，而新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建立既不能无视也不能离开“本土资源”，所以，对传统学术的再造和创新就是唯一之路。由此，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系统中的修饰语由“传统和现代”转变成为“经创造性转换的传统和现代”。可是，在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结构和学科内容上，这种“经创造性转换的传统”如何体现，和“现代”又如何结合，成为一个新的问题，而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是确立以现代为基础、吸收传统营养的原则。
中国思想学术的发展，是继承与创新的统一，也是传统与现代的统一。西方学说决不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全部理论来源，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离不开中华文明积累的学术思想。然而值得注意，强调传统学术的价值要警惕“古教条”(11)，应反对当前一些将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渲染成“包医百病”的济世良方的错误倾向。传统学术的价值只有纳入现代的话语体系，取得其现代形态才能表现出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现代”形态，核心与导向是马克思主义，内容包含了对西方主流社会科学范式和理论的借鉴。以现代为基础，吸收传统营养，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系统来解读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和学术传统中的积极成果，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正如毛泽东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12)。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应以其“现代”形态为基础框架，吸纳传统学术的积极成果，并结合时代精神，将传统学术纳入到建构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视阈中，运用传统所积累下来的思想智慧，思考和解答当下的新课题，实现继承与创新的有机统一，使中华民族的优秀学术思想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3.民族与世界的矛盾
民族史向世界史的转换是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历史主题，表现在文化及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就是如何解决世界“主流”与民族特性的矛盾。“西学”与“马学”是并存于当今世界的主流学术话语，但真正代表人类未来的是马克思主义。如何解决其与中国不断发展的民族文化思想的关系在这里就表现为民族与世界的矛盾，这对矛盾始终伴随着现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全过程。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主题不是民族思想逻辑的传承，而是民族性向世界性的转换。当然，这种转换不是替换，正确处理民族与世界的关系应坚持以世界为基础、弘扬民族精神的原则。
民族性和世界性这两个概念只有放置于全球化的语境中考察，两者才获得了区别于彼此的真正内涵。全球化使各种历史要素获得了全球性，时间与空间被超越了，世界性从此不再作为民族性的被动构成，而作为一个独立的、全新的、有实质内容的概念与民族性相对视。全球化开启以来，世界性和全球性成为解读和实现民族性的出发点，我们不能仅强调“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更要认识到具有世界性才有真正的民族性。正如别林斯基指出，“只有那种既是民族性的同时又是一般人类的文学，才是真正民族性的。”(13) 因此，民族性的发扬光大并不是固守相互区别的个性，而是一个追求全球性、世界性和一般性的过程。值得注意，以世界性为基础不能陷入盲目照搬、全盘西化的泥潭，世界学术舞台上的“中国学派”只能产生于中国的民族史向世界史转换的实践土壤。
作为全球化的产物，马克思主义解决的是以民族化形式表现出来的具有共性的世界性课题，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统一体。因此，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世界性转换就是以具有世界性特征的马克思主义为框架的，针对民族性学术思想的吸纳与整合。“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必须把握历史方位，具有世界眼光”(14)，中国民族性的学术与文化精神只有在开放、融汇、更新、创造的世界性转换中才能得到弘扬。
三、“一指三中”总目标的确立及其科学含义
在全球化这一共同历史逻辑的推动下，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历史进程、作为资本主义批判力量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华文明自身发展逻辑三种动因的交互作用构成了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线索。可以认为，在经历民族史向全球史转换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这三种因素是中国一切现实问题的总源头。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的一切社会变革、一切社会矛盾、一切发展问题都从这里被牵引出来。因此，一切“中国问题”的解决都要聚焦于找到这三种因素交互作用的总规律，繁荣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路径也必须从此开始。
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发轫于中国卷入全球化的历史逻辑，而它的繁荣发展则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应对世界变局，实现民族史向全球史转换的探索中走出的一条成功道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是这条道路的文化与学术维度。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才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赖以发展的源头活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质就是遵循了中国作为被动卷入全球化国家所必然蕴含的三重历史逻辑：充分借鉴资本文明成果，以社会主义道路超越资本的限度，寻求中华文明的社会主义实现形式。在文化及人文学术领域，对应地表现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吸收与借鉴以资本主义学说为主流的西方学术思想，以及实现中国传统学术的创造性转换。就像中国的社会发展既不能重走西方道路也不能回归传统一样，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也要避免相应的两条歧途。学术范式盲目西化的主张和传统复兴的幻想实际上都只看到中国卷入全球化三重逻辑的一个方面。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只有生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土壤，正确把握三重历史逻辑和三条发展线索才能得到繁荣发展。“生机勃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不竭的理论创新源泉。”(15) 在当今世界学术舞台上，中国学术发出的声音不能滞后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立足和扎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打破西方学术话语霸权的战略制高点。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不可能脱离其社会实践基础而获得发展，其实际历程也是与整个中国的发展变迁相对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传承和发展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探索，而创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也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新起点和新阶段。进入新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这对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提出了新要求。2004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努力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形成全面反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教材体系，形成具有时代特点、结构合理、门类齐全的学科体系”。2004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进一步提出，要“努力形成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
“一指三中”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根本要求，表明了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总特征，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的总目标。“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和气派，归根到底是哲学社会科学所赖以形成和发展的社会实践的特色、风格和气派。”(16)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根植于中国由民族史向全球史转换的实践活动中，这一实践活动的当代形态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这场历史大尺度的转换蕴含的三重逻辑相对应，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三条发展线索的交互作用形成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三对矛盾，因此，“一指三中”的科学含义应置于三条线索形成的张力为背景，三大矛盾对立统一为框架的分析中进行解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强调马克思主义统领意识形态领域，这与三重逻辑中社会变革领域的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相对应，而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具体的和当下的实践形式就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这理应包含充分借鉴资本主义精神文化成果和吸收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成果。“三中”的实质是强调个性的弘扬，而中国的国别性和民族性只有在全球性和世界性的历史进程中才具有现实性，只有在对“科学与价值”、“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三对矛盾的解决中才能变成现实。因此，“一指三中”的科学含义就是沿着三条线索决定的发展方向，不断解决三大矛盾，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
四、贯彻“一指三中”的首要前提：进一步解放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创新活力
“一指三中”是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总要求。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能仅仅靠政权来推动，而要靠自身的不断发展、不断创新、与时俱进，永葆科学的生机与活力。解放和发展创新力是巩固马克思主义作为主导意识形态地位的根本所在。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取得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创新成果，但也应看到，在中国政治体制中“苏联模式”的影响并没有根本消除，这种执政模式下文化与学术活动往往依附于政治活动，难以按其自身固有的规律充分发展。执政党思想解放，意识形态就充满创新的活力，而执政党思想僵化，意识形态的创新就止步不前。政权的巩固是执政党首要关切的，因此意识形态的创新主要集中在与执政党政策相关的领域。这样，意识形态只体现其“政治规律”而没有体现其“文化规律”，这种意识形态与政权的紧密相关性使得意识形态创新不稳定和不完整。因此，在充分肯定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主导意识形态创新力的同时，不应忽视其创新模式中的缺陷。
进一步解放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活力，关键在于推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结构的转型。意识形态的内部结构可划分为价值理想、理论学说、政策主张三个层次。在这三要素中，根植于特定利益的价值理想是意识形态的灵魂和核心，理论学说与政策主张最终都是为价值理想服务的。
在“传统的”意识形态结构中，意识形态三要素价值理想、理论学说、政策主张处于合一状态。即理论学说以政策主张的形式出现，同时也成为完整的价值理想的表述形式，具体的政策以及具体的理论观点成为意识形态的核心而与价值理想重合。这种类型的结构缺乏兼容性与灵活性。实际上政策与理论观点都是动态的，而价值理想却具有“终极性”，在三者合一的结构中，这种矛盾会导致整个意识形态系统经常呈现紧张和不稳定的状态。不同理论学说的论争可以是意识形态论争也可以是科学论争，关键在于其是否围绕意识形态的核心，即根植于特定利益的价值理想展开。然而由于意识形态结构三要素的合而为一，本属理论学说领域的正常科学论争往往上升为意识形态的根本分歧，最终畸变为政治斗争。同样是因为理论学说与价值理想的重叠，由一些针对特定对象的具体结论构成的理论观点也被看做意识形态的本质与核心而成为不可挑战的终极真理。意识形态内在结构的这种“合一”状态使得整个意识形态体系变得单一化、僵硬化。这种“刚性”结构使得在特定条件下形成的政策主张及具体的理论观点一旦因历史条件变化而与实践相冲突时，这种冲突就容易扩展到意识形态的整个体系，因而政策与理论都难以做出必要的调整和创新。我国改革开放实践一开始之所以遭遇到巨大的思想阻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主导意识形态的这种“刚性”结构。
目前正在实施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05方案”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建设中，这种意识形态“刚性”结构的特征还比较明显，最为突出的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教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几乎就是政策层次的文件汇编。而政策总是针对特定时期和特定问题的解决方案，具有灵活性、动态性和多变性，这导致价值理想的“终极性”、理论学说的相对稳定性和政策主张的动态多变性之间产生紧张和冲突，坚定理想和解放思想形成难以解决的矛盾，老师和学生都时感无所适从。
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结构的现代转型，就是要实现理论学说、价值理想、政策主张的合理分离，使其各归其位，并在各自领域按自身特点发展的基础上保持统一性。这种结构具有开放性、兼容性与灵活性。而要实现主导意识形态的这种结构转型，首先要提炼出马克思主义最本质、可以凝结为最高理念和终极价值的东西。这些最高价值理想与具体结论不同，具有终极性和稳定性，是主导意识形态的灵魂和核心。例如，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要逐渐实现“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建立“自由人联合体”、通向“自由王国”等等价值理想，都具有“最高性”和“终极性”，都应该看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最高理念”和“价值理想”。(17) 其次是给予理论学说和政策主张广阔的创新和发展空间，因为它们都不具有“最高性”和“终极性”。第三是要把“最高理念”和“价值理想”作为理论创新、制度设计、政策实施和舆论导向的出发点、原则和归宿，既不要把理论观点与政策主张混同为“最高理念”和“价值理想”，也不能使理论观点与政策主张偏离“最高理念”的价值导向。这样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内在结构的现代转型，才能使主导意识形态体系具有自洽性、兼容性与灵活性，因而具有更强的社会整合能力和利益协调能力，最终获得动态的稳定性和永恒的生命力，也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源源不断地提供内在推力。
五、贯彻“一指三中”的关键环节：分层分类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按照“一指三中”的要求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贯彻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核心和灵魂。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贯穿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中，这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所在，这在当前的关键环节就是分层分类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内容和理论学说往往具有价值性和意识形态功能，但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不同，所体现的意识形态性的强弱不同”(18)，它们在价值引导和意识形态维护中所起作用也不一样。因此，要加强主导意识形态的建设、凸显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就有必要大致区分不同学科理论的意识形态性强弱，根据其程度之别实行分层分类的建设。可以将不同学科分为意识形态性强、较强、中、弱或无等几个层次。大体而言，意识形态性最强的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及其对应的理论和学科形式，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类理论学说和学科的建设直接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发展和完善。而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新闻学等学科群的意识形态性较强，它们关系到马克思主义核心问题的论证。这类学科应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运用到学科理论体系的建设中，从理论框架、研究范式、概念范畴、基本观点等方面确立和强化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与核心地位，使马克思主义在这些学科领域取得基础性的支撑地位。文学、历史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学科群的意识形态性为中等。这类学科主要是贯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这些学科中的有效运用，不过分强调具体观点的一律，不刻意区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界线。人类学、管理学、艺术学、语言学、体育学等学科群的意识形态性较弱，这些学科有的规律有人、物之别而无人际之别。对于这类意识形态性较弱的学科，确立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应主要着眼于这些学科理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服务的功能定位，充分释放这些学科自由创新的活力。当然，这种划分是针对学科群的粗略划分，在学科群之下又存在差异，比如同属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逻辑学的意识形态性就大不一样，同属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与金融学的意识形态性也不相同，因此，更微观的理论建设可按相应的思路提出具体方案。
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主体性工作就是高校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的建设。“两个体系”，尤其是教材体系直接关系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确立，因此应高度重视那些覆盖面较广的课程的教材体系建设，在重点学科和重点教材的遴选中给予适当倾斜。可以意识形态性的强弱程度及学生覆盖面的广度两项指标共同确定重点建设的优先秩序。目前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项目，首批启动并实施的四门思想政治理论课和九门基础课教材建设充分考虑了这类学科理论意识形态强的特点，特别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全覆盖更突出反映了“意识形态性强和学生覆盖面广”的第一优先秩序。然而值得进一步分析，重点教材建设的第二、三、四批教材显然十分重视教材的导向性，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教材占有突出地位，但从大学生的专业分布来看，这几个专业的学生数远低于管理、外语、艺术和经济等专业，而这4个专业的入选教材明显偏低。可以看出，重点教材的遴选对教材的覆盖面重视不够，因此有必要对学科建设和教材建设的优先秩序按前述两项指标进行梳理。意识形态强、覆盖面广的学科和教材列为第一优先秩序，意识形态强、覆盖面较广和意识形态较强、覆盖面广的学科和教材可列为第二层次，以此类推，意识形态性弱、覆盖面小的学科和教材列为最后。
六、贯彻“一指三中”的重要措施：建立动态的学科结构体系
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除了强调理论与学术本身的积累与创新外，还应重视学科体系与学科结构的设置、调整和兴废。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以“一指三中”为总要求推动学科结构的健康发展。学科结构的发展既要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也要吸收以资本主义学说为主流的西方学术系统中的学科经验和中国传统学术特点，实现科学与价值、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三大矛盾的统一。由此综合考虑，可以按照意识形态性、民族特点、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才培养需求、世界主流的学科规范四个导向建立起动态兴废的学科结构体系。
在意识形态导向方面，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是一个重大和及时的决策，但是调整后问题仍然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仍隶属于“法学门类”之下确显牵强，没有充分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特殊地位，不利于加强马克思主义对学科建设的指导。既然“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从属于任何特定学科，那就应该设为独立的学科门类并加以重点建设。还应该明确，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建设有四大任务，一是推动作为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和学术体系自身的发展，建立起国际性的马克思主义在学术而非政治层面的交流平台，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应在学术层次上对世界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二是为执政党意识形态的不断创新提供理论支撑；三是把执政党的理论创新融入人才培养过程，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体系建设的依托；四是为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发挥指导作用。因此，必须纠正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仅仅只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狭隘认识，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体系的关系。学科的地位是学术地位而不简单对应于政治地位，其决定性因素是学科本身的学术发展水平和学科建设水平。要避免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体系代替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系的简单化倾向，真正确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导学科地位。
在民族特色导向方面，应集中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综观当前使用的学科目录，其学科类别的设置实际上主要是源于全球化以来西方学术国际化的结果，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应遵循的三重逻辑要求其实现与中国传统学术的有效对接。相对于马克思主义在整个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熔铸情况，中国优秀传统学术思想总体上并未深入到当前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研究之内核。这里有一个根本性的前提就是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本身要确立学科地位并获得繁荣发展。
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才培养需求的导向方面，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结构的调整应当面向实践，着眼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深入研究和准确把握新的发展阶段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哲学社会科学只有在正确回答国内外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才能体现自身的实践价值和理论力量。”(19) 学科建设必须面向实践，实践在发展，学科建设也应当相应发展。比如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中心地位的确立要求并推动了经济学迅速发展而成为“显学”。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背景下，社会和文化建设的地位开始凸显，要求与此相关领域的学术思想和理论学说所对应的学科加快发展。对这类学科领域，应通过新设学科或提升学科层次等途径拓展学科领域、丰富研究内容以加强学科建设。当然，社会实践需要是一方面，学科自身的科研实践状况又是另一方面。学科是科学研究发展成熟的产物，“并不是所有的研究领域最后都能发展成为新学科。科学研究发展成熟而成为一个独立学科的标志是：它必须有独立的研究内容、成熟的研究方法、规范和学科体制。”(20)学科体系的构建既要注意引领方向，又要实事求是，认真考虑当前学科发展与教育发展的现状。
在世界主流的学科规范导向方面，要积极主动融入通行的国际惯例与规范，这是学科建设的重要原则。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是全球化这一逻辑原点的产物，因而必将融入全球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格局中。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应当在马克思主义的导向下，充分借鉴世界性的学术范式和学科建设经验。在专业设置方面，一些学术强国是以课程的组合来形成学生的专业，而不是先确定专业口径，再来考虑课程。这种模式能很快地对科技进步和社会变化做出反应，最大限度地满足科技进步、社会发展和个体成长三者的需要；在学科结构方面，以我国及俄罗斯为代表的指令性的“规范模式”，规范着高校人才培养的口径和领域，比较整齐，但缺乏灵活性；以美国为代表的“统计归纳模式”，是对高校人才培养结果的一种统计归纳，具有逻辑性、连续性、适应性和发展性等特点，大部分国家的学科专业目录采用该模式(21)；此外，设置综合、交叉门类或一级学科是各国学科结构发展的一大趋势。这些反映世界主流发展趋势的经验理应成为我们学科建设的重要参照。熟悉通行的国际惯例与规范，才能逐步走向世界，这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学术舞台发出声音的重要前提。
最后值得强调的是，学科结构的调整除了遵循以上四个导向外，还应考虑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内容体系的成熟程度，以此区分不同的层次而有针对性地进行建设。总体上说，建立起以“一指三中”为导向，以稳定成熟学科、调整发展中学科、规划新兴和交叉学科为机制的动态学科结构体系，是当前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学科结构体系建设中的基本要求。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97页。
⑤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58页。
⑥ 《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91页。
⑦ 刘国光：《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载《经济研究》2005年第10期。
⑧ 刘国光：《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载《经济研究》2005年第10期。
⑨ 马克斯·韦伯的所谓“价值中立”实际上也没有否定社会科学价值性的存在，他明确指出，“研究对象的选择以及这种研究试图深入的无穷的因果之网的广度和深度是由支配研究者及其时代的价值观所决定的。在研究方法上，指导性的‘观点’对于建构在研究中将被使用的概念系统非常重要。”参见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79页。相关讨论还可参考王小章：《从韦伯的“价值中立”到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载《哲学研究》2008年第6期。
⑩ 李慎明：《另一种全球化的替代：社会主义在21世纪发展前景的展望》，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1期。
(11) 程恩富：《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续解放思想》，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6期。
(12)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3页。
(13) 别林斯基：《对民间诗歌及其意义的总的看法》，《别林斯基选集》第3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187页。
(14) 刘云山：《立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载《求是》2003年第6期。
(15) 周济：《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进一步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载《高校理论战线》2008年第3期。
(16) 周济：《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载《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6年第9期。
(17) 恩格斯曾用《共产党宣言》中关于“自由人联合体”的一段话来概括和表达“未来新时代”的基本思想和价值目标。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89页。
(18) 董京泉：《社会科学发展规律研究》，载《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1期。
(19) 刘云山：《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习〈中共中央关于进一个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的体会》，载《求是》2004年第11期。
(20) 蔡曙山：《科学与学科的关系及我国的学科制度建设》（学科制度建设笔谈），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21) 参见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国（境）外学科专业设置情况调研报告》（200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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