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珍与方志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郑珍论文,方志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代大儒郑珍为清代后期的一代宗师，不仅以经学、小学著称于世，并工于诗词，又受遵义知府平翰之邀，纂辑《遵义府志》，穷3年之功而成。咸丰五年，郑珍又纂成2万言的《荔波县志》稿。此稿清代无人知晓，民国时期为贵阳人凌惕安发现，刊于《贵州文献季刊》，方称于世。郑珍虽然在方志学上造诣很高，但也自律有某些“疏漏”，这正是名儒应有的大家风范。郑珍在方志学上的成就已有许多学者论及，但从广泛历史背景上评价郑珍的方志学思想，特别是批判继承他的方志学术精华，为新编地方志提供重要借鉴，仍为方志学界关心的一个课题。
清代乾嘉时期，方志学领域，在章学诚、戴震等方志学派的推动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使方志学成为一门系统独立学科，从而导致多种流派的方志理论的出现。求实地说，没有这一历史环境的影响，也就不会有《遵义府志》这样的名志诞生，更不会有郑珍方志学思想体系出现。郑珍以其超人的智慧，凭借“沙滩”的古籍总汇，在尽览前代方志大师的不同主张以后提出“体裁并自，不专仿一家”的独立观点。名志的纂辑者不仅成为西南名儒，同时也成为一代方志大师。
郑珍的方志学研究不可能用一篇短文展开讨论。在新志编纂中，有特别值得学习的论点，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一、详征博采文献。郑珍为修《遵义府志》花了一年多工夫得到境内的两部郡志和几部州县志稿、访册。为求资料的完备，知府黄乐之“念猎隐搜新，必非只手足办；乃简各邑诸生，令专采访。”（黄乐之《遵义府志》序）郑珍以大家风度评点各部旧志。黄乐之也常与郑珍“上下推论，往复群说，然率无以易之。盖郑君于此书，谓《孙志》详今而不详古，《陈志》略古而且略今。今日事同创始，于兹置是非焉。”（黄序）郑珍对于批判继承旧志的精神，仍然是当代方志工作者学习的楷模。资料的引用必须有一定标准，不能开流水帐，“若等家人米盐簿。”（黄序）在占有包括“荒碑”、“仆碣”、“旧记”在内约广博地方文献并进行评点、考据和撷取尚不能满足其撰著需求。进而广征天下各类文献，这也是“沙滩”宝库为郑珍提供的条件，对全国许多方志纂辑人来说，能有此得天独厚条件者毕竟不多。黄乐之称郑珍“所征引前籍至四百余种”（黄序）志载“征引书目”达358种。其中不但有多部“钦定”国史、一统志等多种国家权威文献；也有诗、书、易、礼、春秋等古代经典；更有《华阳国志》《蜀中广记》等与遵义府直接有联系的古代史志名著；仅全国各省通志即征引12种；私家笔记更不计其数。文献既已广博，郑珍从来不做“文抄公”。他“导源究委，实事求是。然苟说不安，虽在《班志》《桑经》，亦力正传本之误，纠作者之失。”（黄序）郑珍是朴学大师，沿用治经方法考据史料，虽历史名著亦穷究其版本的讹传或作者的谬误。后来用于“建置”“水道考”各篇的史料，均有郑珍敢于否定前籍匡正史之例甚多。对《元和郡县志》及《唐书》等权威名著也敢于指点纠谬，这的确是一般学者做不到的事。
二、创新方志体例。我国历代方志大师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敢于创新，走出自己的路，郑珍在方志学领域的创新，也证实他同时是一位当之无愧的方志大师。郑珍对方志体例主张“体裁并自，不专仿一家，随事发凡，亦不袭故习，别立总纲”（黄序）。郑珍博览群书，加上对地方的调查研究，提出的《遵义府志》总纂篇目有许多重要创新：例一，设“农桑”“物产”“木政”“坑冶”4卷，这在旧志中属首例。例二，在“古迹”之外，又立“金石”卷，并刊附拓片，也是旧志中仅见之一例。他这样做的指导思想正如在“小序”中所说“证史传之谬误，补前载之不备，莫此为确。”例三，全书48卷中，“人物”6卷，“年纪”3卷，艺文6卷，占全书近三分之一，这是郑珍方志设计思想的核心所在。郑珍认定古毋敛地在遵义，因而古今人物有其倾斜度。所录人物正如他说“类以序次，甄其品别，即树风声。”（《遵义府志》卷三十三列传小序）各品类人物之多，覆盖面之广，在旧志中甚少。“年纪”为明清方志新发展的类目，郑珍采取“逐代编年”之体裁，入纪条目宜略宜详均各有分寸。与湖南邹汉勋同时期纂辑的《兴义府志》的大事年纪分置相比，又是自成一家之体。以编年为体，溶编年、纪事、训考之所长，省分置检索之苦。为年纪中的一种先进创新体例。例四，“土官”卷反映地方民族及其政权的演变，在流官制度建立之前民族地区的主要统治者为土官，记述唐、宋、元、明历代土官世系，体现民族特点，清代志书能达此意境者甚少。对于当代编修“民族志”，具有先导性影响。例五，每卷设小序，历代学者称此小序要在“随事发凡起例”。详读之后，始知“小序”列载全国背景资料，本境古代变迁，本卷地位作用以及评考等内容，已远远超过“凡例”作用。近年曾批评旧志门类之间缺乏综合性，而郑珍所书“小序”实际是揭露门类之间或门类之内的内在联系和动态影响，是具有高水平的综合功能的简括文字。如果说旧志综合性不足，则《遵义府志》应算一个“例外”。
郑珍所纂《荔波县志》稿虽仅是一个残篇稿本，但在18卷中也有自然地理2卷、土司1卷、经济2卷，这也是在辑《遵义府志》时的指导思想的再次体现。
三、详载实用资料。清代方志学有尚简派与尚繁派之争。郑珍在两派之间取其所长，“别立总纲”。他力主“宁详，为后作蓝本。非文富之国，录不胜录”。“故其记载颇每每纤繁。”（黄序）这也是他征引旧时发现其资料可录用者甚少而提出的针对性措施。在资料选用上注重实用价值，特别是当代实用价值。他在“农桑”卷引序中称：“今并纂著，……以谂谋地力者。”在“物产”卷也指出“志载方物，非谱群芳。……非羽土会之富，要见茂对时育，品物相生，饬商阜通，自安乐利。”在贯彻实用方针上，他创立旧志所无的许多经济门类。“农桑”卷中，对农作物品种、种植技术、农用工具等分别以“农宜”“农事”“农具”为题总结“凡夫俗子”耕作经验，在封建时代士大夫阶层中是不多见的。其记载多引实地考查材料，也为当前新志编纂者走出故纸堆提供了一个光辉的历史例证。“遵义蚕”为郑珍着笔主体、用多达9个条目来写，“正安蚕”亦用5个条目。这些条目自守记述界限，类辞书之体，与当今方志提倡条目体主张吻合，说明郑珍在撰著体例上也有其独到创新之处。整个“农桑”卷总结生产科技经验至为详尽，在旧志中详载生产科技资料者极少，郑珍反其意，刻意“纤繁”。的确成为当今编修科技志和农业志的“蓝本”。而“物产”卷录品类数百种，农林牧工应有尽有，也成为后世编“名产志”作历史依据。“木改”以他的敏锐洞察力记述明嘉靖二十六年至清乾隆十五年为修建宫殿“屡下蜀中采木之议，则遵义木场遂与马湖等处并受其厄”（小序）。揭露封建统治的腐败和群众的受害，这一卷的编纂体例也有特殊尝试，即简述事项之后、主列各次奏章廷示等文献。这又是方志记事技巧的一种创新写法。
四、改进编纂方法。《遵义府志》编纂过程历三年，三年撰成千古佳构，在修志过程中有许多制约因素：其一，历任府尹重视，妥善解决修志经费。知府平翰认识到《遵义府志》之中断157年，即康熙陈志之后未有志书梓行，“遵义为望郡”，而“文献缺若彼”。因而创议修志，并以慧眼选拔郑珍当此重任。不及一年平翰离任，继任张锳、黄乐之均为有识名儒，热心修志使这一盛举不至因主修官易人而中辍。黄乐之还为之筹措修志经费。其二，郑珍、莫友芝相互切磋文字，对地方志编修均早已术有专攻，故在平翰约请之下欣然从命。其三，认真构思架构，用充裕时间包括资料的收集与考订在内进行充分准备。郑珍初接此事时，“茫然无刺手处”，经过一年的苦苦求索，方得《孙志》《陈志》及境内各州县志书稿，郑珍当时所占有古籍，似尚无法知道宋代还有一批志书如《遵义军图经》等的编纂。但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修志传统，给他造成一种历史责任感，力求不负作为“望郡”的志书，必须以提高质量为中心。其四，在作好充分准备的基础上以其卓越高超笔力在数月间挥就这80万言稿本。郑珍没有说成稿前有多少次改动甚至改写，任何伟大作品问世都必须过此一关，郑珍也决不会例外。数月间的几次反复并不只是说明郑莫笔力成熟，更说明其废寝忘食的勤奋进取。刚过“而立”之年的郑莫两君也正是意气风发年华。这一例也可推知两点令人钦佩的精神。一是修志是极其清苦的事业，他们正是以一种振兴家乡的历史使命感来完成这一伟业的。二是少年修志更能排除心理障碍，敢于进取。并以旺盛精力毕此艰巨任务。这种精神也值得当代步入方志界的青年知识分子学习。其五，认真听取各方面意见进行修订。除境内州县有众多官吏学子审稿之外，还送请历任知府，以及巡抚等审定，序言达7篇，衔名“鉴定”者也有5人之多。
《荔波县志》稿虽仅2万字，但其征引资料的浓度和精度远远大于这一文字量。沿革上溯百粤，而务实则从荔时建县起笔，丢掉上千年虚写历史。自然与人文结合叙述，不仅增强可读性，也反映郑珍从人类动态中去写自然的进步生态科学观点。忌讳主写农事习俗，也与旧志完全不同。土司录贵州土司传二则，广西土司传一则，说明他对民族研究的重视。艺文引张广泗等4篇与荔波历史有重大联系的文献，也表示他重“资治”的治史修志态度。
郑珍作为一代方志大师，除了敢于创新并取得卓越成就之外，还善于以虚怀若谷的态度总结经验，纠正谬误，发现缺点，不断前进。有的志书成后奔走求为之树碑立传，寻求捧场，古今不乏其人。而郑珍在《遵义府志》出版之后却能进行自我批判。他认为“予昔之辑郡志，阅三年乃成，力亦勤矣。而‘物产”不采‘茶经’；祠庙不摭《宾退录》；杨事不载《清容集》。则目之未遍也。鼓楼隘之水误指为渭河，乐安江混叙其源处，则足之未周也；其他舛漏类若是：至于在他邦博洽者，因无暇及此，及本郡人或亦未详也。然亦固深悔之。”（《巢经巢文集》卷四《桐荃》序）郑珍不仅指出漏列资料的缺陷，更指出多处“硬伤”，因而提倡修志者应“目足俱到。”这又是先贤给我们的最好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