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软着陆与亚洲金融危机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软着陆论文,亚洲论文,中国经济论文,金融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在1993年至1995年的4年间，解决了诸多经济问题，顺利地实现了经济软着陆，在降低了通货膨胀率的同时，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1996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9.7%，通货膨胀率从1994年的21.7%降低到了6.1%（注：傅伟：《软着陆》，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就在中国即将完成经济软着陆的时候，亚洲的泰国、韩国、马来西亚及印度尼西亚等一些国家的经济问题已经孕育良久，随后便在金融领域首先爆发了。经济问题虽然在金融领域首先爆发，但问题的基础却远不局限在这个领域。世界经济格局中各国相互依存的关系，使亚洲金融危机变得更为复杂。不过，无论是中国经济软着陆过程中已经成功地解决了的问题，还是中国发展过程中尚存在的问题，很多都能够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寻找到类似的情况，有些甚至能够在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中找到影子，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世界经济领域中，人们不能很快找到新经济问题的处理办法，是否能够防范那些已经出现过的、并且经济环境也类似的问题呢？显然，以经济问题中的相似性和特殊性为出发点，对中国经济软着陆前后的问题和亚洲金融危机中的问题进行比较研究，探索一些规律性的问题，是一定能获得一些启示的。
一、中国经济软着陆前的问题与亚洲金融危机中的问题的比较
1.通货膨胀
中国经济软着陆前的首要经济问题是通货膨胀，1988年后，中国的通货膨胀率虽然得到控制，但经济一直在徘徊。直到1992年，快速经济增长才再次出现，不过很快经济就又被通货膨胀缠绕了，1994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高达21.7%。
亚洲金融危机过程中的几个主要国家在通货膨胀问题上不同于中国，过去的几年里，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的通货膨胀都处于低水平，有些并且呈下降趋势，即使连年上升的泰国的通货膨胀率，也仅从1992年的4.1%升至1996年的5.8%，马来西亚的通货膨胀率则从1991年的4.4%，降至1995年的3.4%（注：《世界经济年鉴》，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4页、125页。）。
2.投资规模
1993年中国的投资规模高达13000多亿元，比经济快速增长的1992年增长了61.8%。中国的国力并不能支持这样的高速经济增长，需求过大，使得供给不足，生产资料价格暴涨，钢材价格从每吨1000多元涨到每吨4000多元。与此同时，当年全国的房地产投资达到2000亿元，仅广西北海市的屋仔村就有1000多家房地产公司（注：傅伟：《软着陆》，第11～12页。）。
投资失控是亚洲金融危机过程中主要国家集中发生的问题。以韩国为例，韩国一直坚持大投资、多出口和抢市场的增长战略，但过量投资为韩国经济发展埋下了隐患。过去的10年里，韩国在钢铁、汽车、造船、通信设备等行业投资几千亿美元，投资率高达38%，使以后的债务问题成为必然（注：陶士贵、韩继云：《韩国金融危机的原因、影响及其启示》，《经济学动态》，1998年第2期，第73～74页。）。如同中国经济软着陆前的情况一样，泰国的投资在房地产方面也出了很大问题，许多银行把近30%的贷款投放到房地产业，房地产业的供给大大超过需求，致使泰国银行呆帐额猛增（注：王先庆：《东南亚金融风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
3.金融运作
1993年由于较高的通货膨胀率的影响，货币的实际价值受到怀疑，在中国，各个方面的资金纷纷转向投资方面。这一年，中国的银行间的拆借高达3000亿元，这种拆借超越了正常信贷的界限，并加大了货币供应量，1993年，中国的货币供应量达1529亿元，促使更多的资金流向房地产业和股票市场，加速了泡沫经济的生成。传统概念中，股票价格和房地产价格的暴涨、兼并浪潮的生成和过量的货币供应量均为泡沫经济的特征（注："Bubble and Squeak",The Economist,May 9,1998,p.17.）。
亚洲金融危机中，有关国家和地区金融系统中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贷款中的呆帐(Non-Performing Loans)问题。不同国家银行呆帐占贷款总额的比例不同，其中以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韩国最为严重，1998至1999第一季度分别为70%、30%、25%和25%，情况最好的是香港特别行政区，1999年第一季度也不会超过3%。香港金融机构资本雄厚，并且有充足的贷款损失补偿基金来应付严峻形式。表1展示了1996年和1998年至1999年第一季度有关国家和地区的贷款呆帐比例：
⑥："Banks on the Brink",Business Week,March 20,1998,pp.52～53.
从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这些国家和地区1996年的呆帐比例小，金融领域也比较平静。由于1997年是呆帐比例迅速上升时期，所以就在一个很大的范围里发生了金融危机。1998年到1999年的第一季度呆帐将达到高峰，呆帐比例越大的国家，金融危机越严重。从前一时期看，印度尼西亚、泰国、韩国和马来西亚情况较为严峻，日本、新加坡次之，香港情况相比之下最好。从绝对数来看，日本的贷款呆帐数额最大，约为6161亿美元。中国也有贷款呆帐问题，国际间报道的数据约为1740亿美元，因此金融危机的风险依然存在（注：Cesar Bacani,"More Bad News",Asiaweek,March 20,1998,p.48.）。相比之下，美国的金融秩序稳定，其中一个原因是各方监督的体制下，这个国家贷款中呆帐的比例极低，1998年仅为1%（注："How Far Is Down?",The Economist,November 15,1997,p.19.）。
此外，亚洲一些国家与中国相似，存在金融体制方面的问题，以韩国为例，它的经济是以政府控制、大财团垄断经营的模式发展起来的。企业又多数是以政府主导下的负债经营为模式运作的，所以有了结症。韩国金融机构向企业贷款的总额，目前已达企业生产总值的155%，企业的债务导致银行呆帐巨增。
4.债务结构
中国经济软着陆前，债务不是一个主要问题。相对而言，中国的债务水平较低，债务结构良好。1996年，中国的国家外债余额为1162.75亿美元，短期债务仅占债务总额的12.1%（注：《国际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年版，第257页。）。以中国的进口额和短期债务而言，中国的外汇储备充足，债务偿还基础稳定。
亚洲金融危机发生过程中的一些国家在债务方面存在严重问题。以韩国为例，尽管韩国的储蓄率保持在30%以上的较高水平，债务还是成了问题，只是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米切尔·康德苏(Michel Camde-ssus)的眼光来看，按照韩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情况，它的债务问题尚不及墨西哥金融危机时的情况那么严重（注："A Chat with Camdessus",Business Week,December 29,1997,p.58.）。1996年底，韩国外债总额达1045亿美元，其中短期外债占25.2%（注：张浩、孔新宇：《韩国货币危机发生的一般均衡分析》，《世界经济文汇》，1998年第1期，第25页。）。目前，韩国外债总额已经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2%左右。印度尼西亚情况更坏，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只有1980.79亿美元（注：《国际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年版，第83页。），1998年的外债却超过了1000亿美元，并且1998年6月以前到期的债务数额就有350亿美元（注："There's Nothing Holding These Currencies Up",Business Week,January 19,1998,p.55.）。其余像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由于渐渐在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化，需要有大量资本投入基础设施与基础产业，外债情况也十分可观。1997年泰国外债超过900亿美元，超过它的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注：王先庆：《东南亚金融风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由此看来，亚洲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如果没有债务问题，国际游资的冲击就会减少一个突破口。
5.经济秩序
1993年，中国的通货膨胀、投资规模和金融方面的问题，引起了一系列经济环节的混乱。首先，交通运输方面难以承受压力。由于需求扩大所产生的压力，铁路运输的货运量骤然增长。其次，货币供应方面难以承受压力。在这个时期，过量的货币需求曾造成企业资金周转、农产品收购甚至邮局兑付时货币供给的紧张。
卷入亚洲金融危机的国家的经济秩序均受到不同的程度的损害。印度尼西亚的政治、经济问题的交互作用，引起社会动乱，使这个在世界上劳动力增长最快的国家陷入危机，失业增加，人们实际收入下降，食品价格暴涨。如果马来西亚情况也不好，150万在马来西亚工作的印度尼西亚人返回自己的国家，印度尼西亚的就业问题将会更为严重。
经济秩序混乱中更为严重的问题，是金融危机所引起的连锁反应。一些国家的货币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大幅度贬值，给另一些国家的出口带来压力，尤其是对中国的出口有影响。出口受影响，接着就会影响国际投资的信心，影响海外市场的股票价格。亚洲金融风暴甚至波及了美国科技业，《亚洲华尔兹街日报》指出，由于危机，亚洲银行业、制造业和企业正大幅度削减资讯设备支出，美国的主要科技业的销售将下滑。另外，微软公司董事长比尔·盖茨也表示，亚洲金融危机会影响公司在一些国家的销售，尤其是在日本的销售，因为以前日本个人电脑市场需求每年增长40%，但1997年增长的空间极小。
二、中国经济软着陆策略与亚洲金融危机解决策略的比较
1.需求控制策略
中国经济软着陆过程中所遇到的需求过量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开发区热”和“房地产热”这两个方面。那个时期，中国一下子有了5000多个开发区，耕地面积大幅度减少，仅国家统计局对12个省、市、自治区的统计就表明，1992年耕地面积减少了240万亩，比1991年增长254%。房地产方面问题更为严峻，由于投资过大，全国闲置了6600万平方米建筑，占压资金超过1000亿元，导致全国资金、能源、原材料和交通部门万分紧张（注：傅伟：《软着陆》，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不过，中国很快就通过政府财政政策，将过热的需求控制在了萌芽状态，严格控制了土地供应量和土地出让审批权，严格限制了高档房地产项目，全面清查了房地产开发经营机构，并严禁炒卖房地产牟取暴利。政府实施的财政策略有三个要点：一是严格控制税收减免；二是控制财政支出，规定财政支出要通过发行国债来解决，不能向银行透支；三是财税部门不准经营商业性金融业务。
依据基本经济规律，需求由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组成。亚洲危机中的许多国家，在控制需求时，依赖的也是这条普遍的规律。通过国家财政政策，泰国政府削减了28亿美元的政府开支，使国家预算降为160亿美元（注：Assif Shameen and Cesar Bacani,"No End in Sight",Asiaweek January 16,1998,p.20.）。韩国政府整顿了26家名列韩国前30位的企业，仅三星公司一家，就减少了20多亿美元的投资（注：Jonathan Sprague and Ricardo Saludo,"Recession in Asia",Asiaweek,January 9,1998,p.12.）。至于说韩国国民在消费上的削减，也是减少需求的一个重要途径。
2.金融调整策略
中国经济软着陆过程中，金融领域的调整是通过货币政策来实现的，这主要包括三个要点：一是禁止任何金融机构变相提高存贷款利率，扰乱金融秩序；二是停止和清理一切违章拆借，限期收回已经拆借了的资金；三是银行立即停止向银行自己兴办的各种经济实体注入信贷资金，并且立即与自己兴办的这些经济实体脱钩。
实施国家的货币政策，仅仅控制信贷规模是不够的，为了使中央银行摆脱财政透支和地方政府的干扰，中国又进行了金融体制的改革：人民银行控制货币供给，实施金融监管；政策性银行负担国家政策性金融业务；商业银行从事商业性存贷款业务。
与中国处理金融领域问题的作法相类似，亚洲金融危机的过程中，许多国家都开始了整顿金融系统和整顿金融秩序的工作。泰国政府在1997年11月的几周内，就关闭了58家金融机构（注：Assif Shameen and Cesar Bacani,"No End in Sight",Asiaweek January 16,1998,p.20.）。韩国政府关闭了9家管理不善的商业银行，要求商业银行购买8家经营不良的证券银行的外国资产，并要求一些证券银行实行合并（注：陶士贵、韩继云：《韩国金融危机的成因、影响及其启示》，《经济学动态》1998年第2期，第75页。）。此外，韩国政府还要求商业银行谨慎贷款，这与中国的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也颇为接近。中国经济软着陆的过程中，货币发行量从1993年的1529亿元，下降到1996年的917亿元（注：傅伟：《软着陆》，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25页。）。日本情况有所不同，计划用公共基金解决金融系统的问题，不过尚不知是否有足够的基金或能否真正以这种方法解决问题。
3.国际救助策略
世界经济新格局下，各个国家经济相互依存的关系日益加强，一个国家经济领域发生的大问题，通常会影响和它相关的国家，其广度可以跨洲越洋。亚洲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深刻，中国为牵制亚洲金融危机，稳定世界经济做出了努力和牺牲，影响广泛。不过，比这更重要的事实是，国际组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生重大问题时，它的救助作用会表现得更为重要。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的解决和当前亚洲金融危机的暂时缓解，都证明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的重要性。
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最后解决时，全部援助金额为300亿美元（注："How Far Is Down?"The Economist,November 15,1997,p.19.）。本次亚洲金融危机过程中，据估计，韩国大约需要370亿美元援助，泰国需要157亿美元，马来西亚需要110亿美元，印度尼西亚需要200亿美元，如果没有这些援助，这些国家的经济形势将继续恶化（注：Cesar Bacani,"More Bad News",Asiaweek,March 20,1998,p.49.），为此，国家货币基金组织已经给予韩国580亿美元援助（注："There's Nothing Holding These Currencies Up",Business Week,January 19,1998,p.54.），给予泰国170亿美元援助（注："Can Chuan Turn Thailand Ar-ound?",Business Week,April 6,1998,p.56.）。当然，国家货币基金组织在给予援助的同时，一定会提出一些指导性条件，比如它要求韩国控制经济增长，削减预算，控制消费品物价，整顿集团经营体制等。
4.就业调整策略
失业的原因一般分为四类：置换性失业(Frictional Unemployment)、周期性失业(Cyclical Unemployment)、结构性失业(Structural Un-employment)和季节性失业(Seasonal Unemployment)。金融危机过程中，亚洲卷入危机的国家，它们的失业大军多数属于周期性失业的范畴，其原因是需求不旺，经济进入衰退时期。毫无疑问，这些国家面对着最难处理的失业问题。
中国的失业情况与亚洲金融危机中多数国家的失业问题有所不同，目前以置换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为主。置换性失业者是指进入就业市场前的新劳动力，以及寻求事业发展，中断了从业的那些人员。结构性失业者是指因就业岗位的要求和择业人员的情况不一致时产生的那些失业者。所以，相对其他亚洲国家来说，中国的就业问题解决起来有主要难点，也有次要难点。首先，中国失业问题第一难点是人口基数大，每年新增劳动力多，解决的方法要依赖经济发展，这是与亚洲其他国家共有的问题。其次，由于在中国的国际投资巨大，寻求事业发展的失业者机会很多，世界银行估计今后10年，亚洲基础设施仍有1万亿美元的市场，中国与亚洲的劳动力将共享这个市场。至于那些不成功的寻求发展的失业者，长期失业会使他们离开这个群体，转到结构性失业的队伍中。第三，中国经济调整的过程中，许多工作岗位的要求突然改变了，形成大量的结构性失业者，这就是目前所说的“下岗人员”。由于中国的工资水平较低，人们脑中钟爱的“正式工作”和恐惧的“非正式工作”的月工资平均水平差距不大，此外，一些人的这类差别，甚至在“下岗”前就已经生成，即所谓的“第二职业”收入造成的“正式”与“非正式”的差别，所以，一大部分结构性失业者的压力目前尚停留在“心理压力”的范围里，而不存在“生计压力”，尚达不到影响社会稳定的程度，正因为如此，中国解决失业问题的主要手段是分流和广开就业渠道。
三、90年代亚洲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的启示
中国经济软着陆的成功以及亚洲金融危机的暂时缓解，并不意味着亚洲经济乃至世界经济能够在一个时期得到稳定发展，原因是各国政府的努力和国际间合作与救助的作用，仅仅能够表明人们对短期经济活动的规范能力，但却不能彻底解决亚洲多年经济快速发展所积累的全部潜在问题。不过，尽管如此，90年代世界金融领域的一些大的波动或者危机，还是促使人们摸索到了一些规律性的东西，这不能不说是一些启示。
首先是多极经济的关联性。世界经济新格局中各国相互依存关系的形成，使经济波动的连锁反应行为越来越迅速，因此国际合作与救助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中国经济对亚洲经济的作用，亚洲经济对世界经济的作用，牵动着世界经济从不平衡向平衡的运动过程。短期内，对许多亚洲国家来说，来自外部环境的支持都是必要的，尤其是来自美洲和欧洲的经济支持。广义地说，这种支持对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各方都是有益的。
其次是金融系统的规范性。亚洲金融界要调整资本运作系统，关闭经营不良的金融机构，加速形成金融服务的自由性，在削弱政府对银行经营活动的控制的同时，加强国家在金融领域法规的建设与实施。亚洲金融机构的会计、审计制度要向国际标准看齐，同时减少对外国金融机构所设置的障碍，促进国内金融领域效率的提高，并加强竞争性。亚洲金融领域还要强调银行间的购并行为，形成资本雄厚的较大规模的银行，以便提高银行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通过90年代继续发生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许多国家已经认识到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领导下的美国金融系统的效率及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其经验是值得借鉴的。
再次是国际投资的稳定性。国际投资仍然是促使快速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中国和亚洲其他各国经济发展的进程中，依靠代理商、直接出口、合同与许可证生产、合资企业以及直接投资等5种投资方式，从总体上保持了经济增长。1997年，中国已经有了174014个合资企业，总投资为2174.42亿美元（注：《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年版。），中国企业正和多国企业一起，共同实现着自己的经济目标。在世界经济新格局中，中国正逐渐成为一个新的举足轻重的经济中心。
第四是经济发展的循序性。经济发展的循序性保证着经济发展的平衡性，中国过去有多次失衡增长的历史，后来都被证明是阻碍了经济正常发展的。此次亚洲金融危机固然原因复杂，一些国家经济发展缺乏循序性也是一个主要原因。目前奥恩·扬(Alwyn Yong)在他的研究中把亚洲四小的经济增长全部归于资本积累，无视技术进步因素的观点，之所以不被学界广泛接受（注：Robert J.Barro,"The East Asian Tigers Have Plenty To Roar About",Business Week,April 27,1998,p.24.），其中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投资过热的负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亚洲经济的衰退毫无疑问地要影响世界经济的发展，不过，经历着金融危机与经济波动的亚洲依然是世界经济中充满活力的一个大市场。1990年以后的世界经济增长中，亚洲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2/3（注："Variable Fallout",The Economist,November 29,1997,p,90.）。许多国际著名的大公司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大形势下，仍在锲而不舍地开发着这个大市场，他们深信，即使发生经济衰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也是最后才会停下的。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和美国波音公司相信世界银行关于亚洲经济的预测，——未来的10年里，亚洲需要1万亿元的投资，重点发展电力、通讯、运输以及其他辅助设施。亚洲经济的希望孕育着美洲经济和欧洲经济的希望，这无疑也是世界经济发展新格局中，亚洲经济发展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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