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文和八思巴字元音字母的字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蒙古文论文,字母论文,字元论文,八思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蒙古文和八思巴字的字母来源不同，但在表达语音的方式上存在不少共同之处，其中有的具有内在的联系，可能存在直接的承袭关系。例如，这两种文字的基本元音字母都可以分解为字素，构成方法也相同。
学者们指出，蒙古文的7个元音字母
、 ü在词中第一音节某些辅音字母后还用自己的阴性形式。但这7个元音字母在词中和词末的形式有所区别，列表如下：
*系初期形式，后来分化为后面的两种，再往后出现更多变体， 在此不录。
“父亲”，’ebüge“祖父”，’eye“商议”，’edegegsen“复活的”，’ekes“母亲们”，’erte“早”，’edüge“如今”，’eyin“这样的”，’eden“他们”，’esen“平安”，’endegün“失误”，等等。（注：有关这方面的例子可查阅道布的《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民族出版社，1983年6月。 还可查阅新近发现的少林寺圣旨碑，见《民族语文》1993年第5、6期，1994年第1期。）当然，这种例子比起以
这是蒙古文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变化。以后蒙古文的a和e在词首有了不同形式，不仅在词首再也不相混淆，而且以此来确定后续音节中的 a和e了，显然这是一个进步。如何解释这一变化呢？无疑， 这里省略了一个符号。但省略的是字冠还是元音符号？俄罗斯蒙古学家符拉基米尔佐夫在其《蒙古书面语与喀尔喀比较语法》一书中写道：“符号
至于这个零形式是何时形成的，现在还没有确凿的根据来回答。但从某些迹象看，很可能是13世纪中叶萨迦·班智达改进蒙古文时开始的。我们所以提出这种意见，是由于通过丹金达格巴著作《〈蒙文启蒙〉诠释》看到，载于搠思吉斡节儿《蒙文启蒙》的萨班字母表中a和e已经加以区分（详见后）。有趣的是，有据可证搠氏所译，于1312年在大都刻印的《入菩提行论疏》（注：回鹘式蒙古文的《入菩提行论疏》和《孝经》，前引道布书有录。）一书中无一以’e表e的例子，这完全与萨班字母表相一致。这一点似乎可以用来作出这样的解释：搠氏是这一规范的忠实执行者。此外，于1307年孛罗铁木儿（Bolod-temür）所译汉文《孝经》蒙译本的回鹘式蒙古文版中也不见这种例子。不过此后几十年还出现过不少例外，可见这种规范没能一下子完全实现。这倒可以给予这样的解释：在整个元代，回鹘式蒙古文没有得到官方的支持，自从1269年八思巴字被忽必烈皇帝作为国书推行之后，回鹘式蒙古文不断被排斥，一直处于自流状态，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回鹘式蒙古文的任何规范是不可能得以完全实现的。
我们知道，八思巴字字母表中元音字母有
的替代符号；其下是表示元音的符号；还有一个竖线笔划“丨”，这是用来连接字冠和其他各种符号的附加符号。列表如下：
我们在上面通过对蒙古文和八思巴字元音字母的考察，看到几点惊人的一致：第一，两种文字的元音字母都是由字素组合的。第二，出现于词首的元音都带字冠。第三，以零形式为理论依据，各省略了一个元音字母。
为什么这两种文字的元音字母在表示方法上具有这些相同点呢？其外因是，这两种字母的来源——粟特文字母和藏文字母都是辅音文字，缺乏元音字母；内因是蒙古语的音节核心是元音，元音能够独立自成音节，辅音则不然，它只能依附于元音上。蒙古语元音的这种核心作用，早为13～14世纪的语文学家所发现，丹金达格巴著《〈蒙文启蒙〉诠释》中有引用：“a、e、i、o、u、
、ü，这些是长字，或称母字，何故？因为这些字无论出现在何处个个都成为词头。……元音能够自由发音，例如na、ne等如无元音参与不可能发出来。”（注：转引自丹金达格巴著《〈蒙文启蒙〉诠释》，收录于《蒙古语文研究资料》第一版修订版，内蒙古语言文字研究所编，1959年7月，第8页。）因为蒙古语的元音如此重要，而且每个元音必用相应字母表达，而粟特文和藏文的字母远远不能满足这个要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这两种文字正字法的设计者，在两种原有字母的基础上补造了一批字母，而且使整个元音字母加以系统化，造就了一套独特体系。
我们还要指出的是，处理以上三个方面的问题时，两种文字各具特色，呈现出一些差别。
后的e，并不涉及其他辅音后的e；但八思巴字以零形式表示a则包括所有辅音字母后的零形式，这是因为八思巴字保留了藏文的传统。八思巴字的字母来源是藏文，它这样做很自然，完全是顺理成章的。
这里特别要称道的是，把粟特文字母和藏文字母运用于蒙古语时，正字法的设计者没有生搬硬套，而是根据蒙古语的特点，制订出合理的方案。在距今六、七百年前的那个时代，能够如此成功地解决这个问题，说明两种文字正字法的设计者对于文字学有很深的造诣，对于蒙古语也有深刻的理解，他们在处理蒙古文字问题时作出的这一创造性成果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在语言文字学的理论和实践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回鹘式蒙古文和八思巴字元音的表示方法为什么具有这样的共性，笔者认为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客观的历史背景造成的。大家知道，八思巴字的创制者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国师、藏传佛教萨迦派五祖之第五祖罗追坚赞。他受皇帝之命制字的年代是中统元年（1260），字成后皇帝颁诏推行的时间是至元六年（1269）。这些都有历史文献记载。至于回鹘式蒙古文的创制，文献中则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元史》的说法是，回鹘式蒙古文的使用开始于成吉思汗时代的1204年，太祖令畏兀人塔塔统阿以回鹘文拼写蒙古语（详见卷124“塔塔统阿传”）。 另一种说法是回鹘式蒙古文系萨迦·班智达所创，这一说见于前述元代著名语文学家搠思吉斡节儿所撰《蒙文启蒙》中：“当时，萨斯迦·班策达曾于夜间瞑想，应以何种文字裨益于蒙古。翌晨兆显，一女子肩揉皮搔术前来跪拜。因依此兆，仿搔木形象制作蒙古文字，分男性、女性、中性三类，编成强、虚、弱三种。其文字为：
然以时机未至，未获机缘，故未以蒙古语翻译佛典。”（注：转引自丹金达格巴著《〈蒙文启蒙〉诠释》，收录于《蒙古语文研究资料》第一版修订版，内蒙古语言文字研究所编，1959年7月，第3页。）据有关文献记载和学者们考订，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1182—1251）这位蒙藏关系史上的著名人物，应蒙古王子阔端之邀携其两个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多杰到达凉州的时间是1246年8月，他于1251年11月14 日在凉州幻化寺去世，在蒙古地方居住五年之久。在此期间，萨班一直精心教育在其身边的两个侄子，向他们传授一切教法和各种专门学问，以其精通五明的渊博学识熏陶他们，为他们成材和发展打下了坚实、良好的基础。（注：详见陈庆英著《元朝帝师八思巴》，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6月，“在凉州的生活”一节。）当年，萨班致蕃人的信中提到阔端对八思巴兄弟的安排：“八思巴兄弟先前已习知吐蕃教法，可仍着八思巴习之，着恰那多杰学习蒙古语言（有人译作霍尔语文—引者）。若吾以世间法护持，汝以出世间法护持，释迦牟尼教法岂有不遍弘于海内者欤！”（注：见阿旺贡噶索南著，陈庆英、高禾福、周润年译注《萨迦世系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第92页。 ）这里有关恰那多杰学习蒙古语言（文字）这句话引人注目。这些记载直接或间接表明，萨班在凉州期间，直接接触过蒙古文字问题。这里的问题是萨班在蒙古文字方面到底做了什么？如搠氏《蒙文启蒙》中所说他是创制蒙古文的吗？现已发现的，属于萨班凉州之行以前的几件回鹘式蒙古文文物，包括1225年的移相哥碑、1240年的紫微宫碑、1245年的蒙哥汗少林寺圣旨碑、1246年的贵由汗信件所钤玺印回答了这个问题：搠氏《蒙文启蒙》等许多历史文献广泛加以宣传的所谓萨班创制蒙古文之说是不确切的。我们透过搠氏《蒙文启蒙》可以看出，萨班所做的工作是对于行用四十年的蒙古文的首次整理和规范，他的具体成果是归纳了字母表、制订了正字法。丹氏在其《〈蒙文启蒙〉诠释》中直接引用的由萨班“制作”的44个音节形式的“蒙古文字”，实际上是当时萨班所归纳的回鹘式蒙古文字母表。其中竖行第一行代表字冠和展唇元音字母a／e和i；第2行至第14行代表辅音字母n、b、
因为“na、ne等如无元音参与不可能发出来”，这些辅音字母均以与a、e、i结合的音节形式出现；第15行既代表辅音字母w， 又代表圆唇元音字母
、ü）。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字母表在具体内容上与包祥、道布、包力高等我国蒙古文字专家根据大量实际资料归纳的回鹘式蒙古文字母表几乎一致，只比后者少双字母
比包力高的还少一个用于借词的p。 （注：见包祥《蒙古文字学》（蒙古文），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84年6月，第44页；道布《回鹘式蒙古文》，载《中国民族古文字图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10月，第295页；包力高《蒙古文字简史》（蒙古文），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1月，第62页。）关于
的关系，这里得作一些说明。据古文字学家研究，粟特文的字母都是辅音字母。（注：见季羡林先生撰“窣利文”（粟特文），载《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2月，第374页。）我国著名文字学家周有光先生也指出，粟特字母“全部都是辅音字母，元音一般不写出来，但是有时也用辅音字母aleph，y和w表示元音。例如，aleph表示长短a音；y表示长短i音或长e；w表示长短u音或长o；两个表示元音的字母可以结合在一起书写。”（注：周有光著《世界文字发展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4月，第232页。）周先生结合回鹘文字母说得更具体：“突厥语元音丰富，用原来表示辅音的字母来书写，遇到了困难。补救办法是：用aleph表示a和
（注：周有光著《世界文字发展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4月，第234页。）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圆唇元音字母
由于在阿拉马字母系统中waw和圆唇元音之间存在这种脱胎关系， 所以在蒙古语固有辅音中虽然没有w，但它作为4个圆唇元音字母的前身，在蒙古文字母表中不能不占据自己的席位。在早期蒙古文文献里，例如在1277年的只必帖木儿大王令旨碑和云南王藏经碑里，（注：见道布《回鹘式蒙古文〈云南王藏经碑〉考释》，《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道布等《回鹘式蒙古文只必帖木儿大王令旨释读》，《民族语文》1998年第2期。）“王”字译音作ong，当时八思巴字作wang，这种o与w交替的例子当属两者在渊源上的遗迹。贡噶坚赞作为包括语言文字学在内的“五明”的精通者，其学问随处可见，也体现在以w代表
、ü）这一点上。至于萨班所撰回鹘式蒙古文的第一个正字法，笔者以为就是在丹金达格巴《〈蒙文启蒙〉诠释》末尾提到的那一本“著作”，萨班字母表是其内容之一，也是这一著作存在的明证。萨班这部著作成了所有《蒙文启蒙》的蓝本，后来有人直称为《蒙文启蒙》，可能有所据。（注：见拉木苏荣《详解蒙文文法金鉴》，1903年刻本。此文载录于前引《蒙古语文研究资料》，有关内容在第38页。）不过这一著作的具体名称和内容，只有发现新资料才可以确定下来。根据以上两点，我们认为，萨班虽然不是回鹘式蒙古文的创制人，但他是第一个蒙古文正字法的制订者，而他的这一创举对于这个文字以后的发展和成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把他神化了，给后人造成了误解。八思巴是萨班宗教地位的继承者，也是他的学问的继承者。他亲身体验了还可能参与了萨班在蒙古文字上所做的工作，他接受萨班关于蒙古文字问题方面的种种设想是很自然的。因此，当他在萨班去世后不到十年的1260年受忽必烈之命创制蒙古新字而设计具体方案时不可能不效仿萨班，采纳萨班在回鹘式蒙古文上的成功经验。
最后归纳一下两种文字在元音字母方面的承袭关系。
蒙古文和八思巴字两种文字的字冠，都是词首元音前零辅音的标志。这种符号在回鹘式蒙古文中业已存在，作为八思巴字字母来源的藏文中正好也有这种字母，这就是作为元音符号基字的
。它为在八思巴字中采取与回鹘式蒙古文相同方法解决同类问题提供了现成的有利条件，于是在八思巴字中以
及其代号“—”为字冠的合体字母和字母组合应运而生。这似乎是八思巴字效仿回鹘式蒙古文的结果。至于两种文字中的零形式，这种以省略字母而与其他元音字母对立中存在的表示元音的特殊办法，虽然先出现于回鹘式蒙古文，但它可能是萨班规范蒙古文时从藏文引进的。如果这些观点能够成立，我们就不难理解回鹘式蒙古文和八思巴字的元音字母体系为什么这样相似，如出一辙，一脉相承，这可能直接或间接都与萨迦·班智达有关，是他所为或影响所致。这里要补充说的是，十三世纪初蒙古文改革家、大翻译家、《蒙文启蒙》作者搠思吉斡节儿也是萨迦人，萨班的弟子，他对蒙古文的改革也是在萨班的基础上进行的，进一步发展了萨班的理论。总之，萨班、八思巴、搠思吉斡节儿在蒙古文字方面做出的历史贡献巨大，功不可没，他们在这方面的思想、理论、方法，很值得深入研究，以供我们今天语文工作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