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专题研究·
城市二胎妈妈生存现状调查分析
付光伟
(河南大学， 河南 开封 475004)
摘 要： 基于对422名城市二胎妈妈的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城市二胎现象在2014年之前已经出现。城市二胎妈妈生育第二胎的动机是一种典型的内摄动机，其生育第二胎时最大的顾虑是没有时间照顾孩子。虽然大宝会帮助照顾二宝，但多数二胎妈妈感觉两个孩子比一个孩子更难养育。生育第二胎对二胎妈妈的身体、心理和职业发展都有明显的负面影响，但是其生活幸福感却明显提高。调查结论对于生育第二胎的城市妇女具有正面引导意义，对相关部门制定鼓励生育政策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 二胎妈妈；生育行为；养育行为；生存现状
一、引言
2013年11月12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时隔两年，2015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又作出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中国人口政策由严格控制向适度放开的调整，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研究的焦点便是我国的人口新政能否激发育龄夫妇的生育意愿。多数学者的实证研究表明，二孩政策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有限[1-3]。2014年底，原国家卫计委公布的数据表明：全国申请再生育的一孩单独夫妇为109万对，与生育率恢复到更替水平的政策预期相比，存在较大偏差[4]。基于此，探求中国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成为学术界关注的又一个热点。多数研究文献倾向于经济学的解释，认为育龄妇女不愿意生育第二胎的主要原因是生育的机会成本太大，城镇女性因怀孕而失去工作的比例最高，分娩对收入的影响最大，育婴对就业影响最具替代效应[5-7]。但是，生育行为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行为，育龄妇女在决定是否生育第二胎时，不会将自身看成一个孤立的理性“经济人”，而是会观察周围那些已经生育二胎的妇女们的实际境遇。作为“过来人”的二胎妈妈，成为一孩妈妈们生育决策的重要参照系。那么，那些已经生育二胎的妈妈们，其生存状况如何？却鲜有这方面的实证研究。本文基于对422名城市二胎妈妈的问卷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全面展现当前我国城市二胎妈妈们的生存现状。
我叫你装蒜。眼看李金枝又是一巴掌兜过来，好在这回我早有防备，一缩脑袋居然躲过去了。你个瞎驴睁眼看看，李金枝咬着牙后根说，这是你姑奶奶床上！
二、调查过程
虽然二孩政策的正式实施只有3年时间，但不容忽视的一个基本事实却是，在二孩政策实施之前，一些体制外(甚至包括一些体制内)的城市女性已经生育了第二胎，这种现象在中西部地区表现得尤为普遍，这就为尽早评估二孩政策对妇女的影响提供了便利条件。为此，在2017年7月至8月间，笔者组织10名学生在河南省的开封市、新乡市、洛阳市和云南省的曲靖市开展了针对城市二胎妈妈的问卷调查。
本文针对TSP问题的求解在传统遗传算法的基础上引入人工选择，定向突变，和自适应参数算法，设计出一套优化算法。优化算法具有快速的收敛能力，能大幅改善种群的质量，极大程度降低所得解的误差率，并能动态调节杂交概率参数和变异概率参数，防止算法陷入局部最优解。实验结果表明，与其他四种算法进行比较，本文算法在解的误差率上具有很大优势。
本次调查的对象为：具有城市户口且生育了第二胎的妇女。由于很多二胎妈妈属于“政策外”生育，无法从官方渠道获得完整的抽样框。而且，由于独生子女政策的强制性实施以及二孩政策放开时间较短，二胎妈妈在中国城市人口中的比重非常低，通过随机抽样获取样本的成本太大。因此，本次调查采取被访者驱动的抽样方法，该方法是在传统滚雪球抽样的基础上改进而来，为缺乏抽样框的群体抽样提供了一个获得更具代表性样本的替代性方法[8]。
调查显示，有23.6%的二胎妈妈因为生第二胎而辞职，以体制外工作者居多。在没有辞职的二胎妈妈中，有44%的受访者表示目前收入比生育二胎前减少。其中，体制外工作者有48.4%的人表示收入减少，而体制内工作者的比例则为31.8%。有63.4%的体制内工作的女性表示生二胎后收入与以前相比没有变化，而体制外受访者的这一比例则为43.2%(见表14)。
表 1样本构成情况统计
三、城市二胎妈妈的生育行为
(一)生二胎具有明显的性别偏好
按照传统的观点，随着孩子数量的增加，家长带孩子的难度会因为规模效率的原因而逐渐降低。但本次调查显示，这种传统认识可能并不符合当下中国城市二胎妈妈的养孩事实。如表8所示，有56.5%的受访者表示，两个孩子比一个孩子更难带，表示好带了的受访者只占调查样本的26.8%。在生育间隔短于3年的受访者中，表示两个孩子更难带的受访者比例最高，而随着生育间隔的增大，两个孩子更难带的比例在明显降低。
只有国内商事法庭的构建尚不足以支撑中国离岸国际商事法庭的构建。要使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真正成为离岸法庭，在规则上我们还需要为国际商事法庭设计特别的制度。借鉴离岸法庭的新加坡模式，中国可以从如下几方面为国际商事法庭设置特殊规则。
表 2两胎性别比例统计(%)
(二)生二胎的动机以内摄动机为主
如表3所示，关于城市二胎妈妈生育第二胎的动机，有72.9%的受访者认为是“为大宝找个伴”，是所有选项中选择比例最高的一项，而且远远高于其他选项。其次，有38.5%的受访者选择了“弥补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的遗憾”，还有29.0%的受访者选择了“为大宝降低养老负担”。调查结果表明，城市妇女在决定生育第二胎时，选择“天生喜欢孩子”的受访者比重只有10.4%，更多的是为了减轻或舒缓自己内心的焦虑(如担心大宝孤单、弥补自己没有兄弟姐妹的遗憾、担心大宝养老压力大、害怕失独等)，这种心理在心理学上称之为内摄动机(introjected motivation)。
如果这种情况属实的话，那么，完善各类社会公共服务可能不仅不能提升城市妇女的生育意愿，反而会降低她们生育第二胎的意愿。比如，如果各大城市社区针对儿童的公共服务搞好了，孩子们有很多玩伴，家长也就可能不担心独生子女的孤单问题了，这意味着育龄妇女生育二胎的意愿将会因此而降得更低。如果城市养老服务体系更加完善了，家长不用再担心一个孩子的养老压力了，那么育龄妇女生育二胎的动机将会更加弱化。马尔萨斯将抑制人口增长的措施分为道德抑制和积极抑制两种，我们不妨也把鼓励人口增长的措施分为两种：第一是道德鼓励，通过完善公共服务，减轻育龄妇女的内心焦虑，让她们基于真正喜欢孩子的纯粹目的而生育；第二是积极鼓励，通过降低公共服务品质、人为提高育龄妇女内心的焦虑，让她们不得不生育第二胎。这两种鼓励措施，前者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后者由于缺乏人文关怀而不受人欢迎，但是其理论意义是应该受到理论界重视的。
表 3生育二胎的动机(%)
(三)生育二胎的年龄主要集中在25～30岁
从优生优育的角度看，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龄为23～30岁。本次调查显示，城市二胎妈妈生二胎时的年龄主要集中在25至30岁之间，这与优生学的年龄界定基本吻合。35岁以后生育二胎的受访者，大多数是在2014年二孩政策实施之后生育的，二孩政策的补偿效应体现得较为明显。在40岁以后的城市二胎妈妈中，生育比例明显下降，表明生物性的抑制作用开始显现(见图1)。
图 1不同年龄生二胎比例的变化趋势
(四)七成二胎妈妈以顺产方式生出二宝
当孩子多的时候，有的妈妈在日常生活中会不经意地偏向某个孩子，继而引起其他孩子的不满，有时候甚至会导致兄弟姐妹间的冲突。本次调查显示，有八成以上的受访者表示不担心在两个孩子之间发生“一碗水端不平现象”。由于男孩和女孩的性格和需求不同，相比孩子性别不同的二胎妈妈，孩子性别相同的二胎妈妈更加担心孩子之间“一碗水端不平”的问题(见表10)。
表 4大宝二宝分娩方式统计(%)
(五)没时间照顾孩子是生育二胎时的最大顾虑
除了生育年龄对身体健康有影响之外，分娩方式也对二胎妈妈的身体健康有明显的影响。如表12所示，在二胎顺产的受访者中，表示生育二胎之后身体明显变差的比例是14.3%，而在二胎剖宫产的受访者中，表示生育二胎之后身体明显变差的比例则高达29.2%。当然，二胎妈妈的生育行为对身体健康的影响不能完全地归因于剖宫产，因为那些身体素质欠佳的二胎妈妈更可能在生育二胎时选择剖宫产。
表 5生育二胎时的最大顾虑(%)
(六)住房也是生育二胎时的考虑要素
按照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独立卧室的生活标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就可满足独生子女家庭的基本居住需求。城市二胎妈妈计划再生一个孩子的时候，就需要一套至少三居室的房子才能满足基本的居住需求。调查显示，有29.6%的受访者表示为了生二胎而专门置换了更大的房子。从表6也可以看出，有45.2%的受访者表示自家房屋的结构是三居室，还有9.5%的受访者是四居室，三居室及以上的住房结构占比最大。二孩政策实施以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房价高的城市，生育二胎的数量明显偏少，住房可能是其中重要的阻碍因素之一。
表 6二胎家庭的房屋结构(%)
四、城市二胎妈妈的养育行为
(一)大多数二胎妈妈选择自己带孩子
如表7所示，有77.5%的受访者表示，二宝小的时候主要由自己来带；其次是婆婆带，有44%的城市二胎妈妈选择该项。丈夫排在第三位，有42.6%的受访者选择该项。结果表明，二胎宝宝的照顾人选择，沿袭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传统，也延续了以男方家庭为主的文化传统。调查显示，二胎妈妈平均每天照顾孩子的时间为510.5分钟，丈夫平均每天照顾孩子的时间则只有163.3分钟。二胎爸爸照顾孩子的时间多少与孩子性别有显著关联。二宝为男孩的二胎爸爸，平均每天照顾孩子的时间为215.6分钟，二宝为女孩的二胎爸爸，平均每天照顾孩子的时间则只有110分钟。
社会上个别媒体为了吸引社会大众的眼球，报道一些二胎家庭中大宝的极端行为，给想生育第二胎的育龄妇女带来不小的恐慌和不安。但本次调查显示，这种行为只是极少数的个案。如表9所示，有38.6%的受访者表示，在家长忙碌时，大宝经常帮助照看二宝，有40%的受访者表示“有时”照看，表示“很少”和“从无”的受访者只占调查样本的21.4%。而且，随着生育间隔的扩大，特别是生育间隔大于6年以上的，这种照看行为的发生比例在明显增大。
表 7二宝的照顾人选择(%)
(二)多数二胎妈妈认为两个孩子比一个孩子更难带
如表2所示，在受访的城市二胎妈妈中，第一胎是男孩的有176人，而第一胎是女孩的则为258人。说明第一胎是女孩的妇女生育二胎的比例更大一些，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可能还是想生一个男孩。在第一胎是女孩的二胎妈妈中，第二胎生育男孩的比例为63.6%；在第一胎是男孩的受访者中，第二胎生育女孩的比例为55.7%。前者明显高于后者，说明第一胎是女孩的城市妇女在生育二胎时具有较强的人为干预因素，男孩偏好的影响较为明显。同时，在两个孩子的性别组合上，“儿女双全”的比例明显高于性别相同的比例，说明大多数城市妇女在选择生育二胎时有明显的性别偏好。
(1) TBM卡机的根本原因是高海拔、大断层、大埋深等复杂地质条件引起高地应力，致使掌子面发生大规模塌方，TBM主机部位的围岩快速发生收敛变形，导致TBM主机整体被周边围岩完全抱死。
表 8两个孩子是否比一个孩子更好带(%)
(三)大宝帮忙带二宝的比例较高
433 Auricular point sticking for adverse effects related to chemotherapy: an update
表 9大宝是否帮忙照看二宝(%)
(四)大多数二胎妈妈不担心两个孩子间的偏向问题
调查显示，有69.9%的受访者以顺产方式生出第二个孩子，还有三成的二胎妈妈在生二宝时选择了剖宫产。受制于医学方面的限制，城市二胎妈妈生育二宝时的分娩方式与生大宝时的分娩方式基本相同。如表4所示，在第一胎是顺产的受访者中，有90.6%的妇女在生育二胎时也是顺产，第一胎是剖宫产的二胎妈妈中，第二胎选择剖宫产的比例为94.4%。
表 10是否担心“一碗水端不平”(%)
五、生育二胎对城市妇女的影响
(一)生二胎对妇女的身体健康有一定影响
如表11所示，总体来看，有64.4%的受访者认为生二胎后身体健康状况没有明显变化，有19.2%的受访者认为“明显变差”。尤其是在35岁及以后生育二胎的城市女性，有25%的人表示“明显变差”。结果表明，生二胎对女性身体健康状况是有一定影响的，年龄越大，生育第二胎对其身体健康状况的影响越大。
表 11生二胎后的身体健康情况(%)
如表5所示，有37.0%的受访者认为，生二胎时最大的顾虑是“没时间带孩子”，是所有选项中选择比例最高的一项，而且远远高于其他选项，说明时间因素是城市妇女生育二胎时的最大阻碍。其次是经济方面的顾虑，有16.1%的受访者顾虑“养不起”，还有10.7%的受访者顾虑“房子不够住”。至于个人的得失，如“身体吃不消”“影响个人职业发展”等，选择比例都不高。结果表明，大多数城市妇女在生育第二胎时，担心最多的是孩子的养育和成长问题，而非自身的经济、身体健康等得失。
表 12不同分娩方式下生二胎对身体健康的影响(%)
(二)生二胎对妈妈的心理和情绪有影响
生育第二胎对妈妈的心理和情绪也有明显的影响。如表13所示，有11.1%的受访者表示在二宝出生后有易怒、失眠等产后焦虑现象，有39.2%的受访者表示经常有易怒、失眠等产后焦虑。生育间隔不同的受访者，发生产后焦虑的比例明显不同。在生育间隔短于6年的受访者中，有55.8%的二胎妈妈表示“经常”或“有时”出现易怒、失眠等焦虑现象，而在生育间隔等于或超过6年的受访者中，这一比例为36.1%。
表 13生育二胎对妇女心理的影响(%)
(三)生二胎对女性收入有明显的不利影响
首先，在4个城市中各选取2～3名城市二胎妈妈作为种子，选取种子时兼顾了不同地区和不同职业。其次，每位接受问卷调查的种子再向访问员推荐2～3名符合条件的受访者。再次，第二批受访者作为种子再推荐自己熟悉的2～3名受访者，以此类推，每位种子的推荐链条在4层以上。最后，一共获得442位受访者的问卷资料。如表1所示，受访者的平均年龄为35.1岁，在受教育程度上的分布较为分散，2014年在中国人口政策放开之前已经生育二胎的受访者占了将近一半。
表 14生二胎后的收入变化情况(%)
生育二胎之后收入减少有多种原因，其中之一便是休产假时的薪酬减少问题。如表15所示，总体而言，有18.4%的受访者表示生二胎时休产假期间的工资被全部停发，还有41.7%的受访者表示只发一部分。结果表明，有六成的城市二胎妈妈在产假期间的正常工资没有全额照发。尤其是体制外工作的城市二胎妈妈，有75.7%的人在产假期间没有全额工资发放。
表 15休产假期间的薪酬发放(%)
(四)生二胎对女性的职业影响较为明显
生育第二胎对城市妇女而言，影响最大的就是职业发展。本次调查显示，表示生二胎对职业发展有明显影响(包括“很大影响”和“较大影响”)的受访者占调查样本的24.3%，有48.1%的受访者表示“有一定影响”。生育二胎越晚的城市女性，表示对职业影响大的比例明显高于生二胎早的城市妇女。从统计作图来看，其年龄的分界点在35岁。35岁及以后生育二胎的城市女性，职业发展受生二胎行为的影响更明显(见表16)。
表 16生二胎是否影响职业发展(%)
(五)生二胎后多数女性的生活幸福感提高
虽然生育第二胎对女性身体、心理、职业发展等有不同程度的不利影响，但是大多数二胎妈妈的生活幸福感在生二胎之后明显提高。如表17所示，有77.2%的受访者表示，生育二胎之后的生活比以前“更幸福”了，只有6.8%的受访者表示“更痛苦”了。养育孩子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孩子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妈妈们的养育任务不同，导致其主观生活幸福感也不同。具体而言，二宝年龄在3岁以下和12岁以上的妈妈，感觉生活幸福的比例明显高于二宝年龄在3～12岁之间的妈妈。3～12岁之间的儿童正处在幼儿园和小学阶段，教育问题可能成为影响二胎妈妈幸福感的主要因素。
维宁尔（veoneer）的前身是全球汽车安全领域的领导者瑞典奥托立夫（Autoliv）公司的电子事业部。维宁尔（中国）电子有限公司专注于汽车安全电子及自动驾驶等新兴市场业务，维宁尔的目标是成为高级驾驶辅助系统（ADAS）和自动驾驶系统的领先供应商。维宁尔（中国）电子有限公司积极顺应市场需求，着力研发相关产品，以期成为汽车安全电子产品市场的领导者。
表 17二宝年龄与生二胎后的幸福感(%)
两个孩子的性别组合对二胎妈妈的生活幸福感也有显著的影响。除少数几个双胞胎妈妈之外，表示生二胎之后更幸福的比例最低的是那些大宝、二宝都是男孩的受访者，大宝、二宝都是女孩的妈妈，表示生二胎后生活更幸福的比例比两个孩子都是男孩的妈妈们高，但是又明显低于两个孩子性别不同的受访者。在两个孩子性别不同的妈妈中，大宝是男孩、二宝是女孩的受访者表示，生二胎后生活更痛苦的比例则显著地高于大宝是女孩、二宝是男孩的受访者。总体而言，大宝是女孩、二宝是男孩的性别组合，最有可能提升城市妇女在生育二胎之后的主观生活幸福感(见表18)。
表 18孩子性别组合与生二胎后的幸福感(%)
(六)相当一部分受访者愿意做全职妈妈
生育二胎之后，很多二胎妈妈在时间、精力上都无法满足职场的需要，因而有相当一部分二胎妈妈们愿意退出劳动力市场做一个全职妈妈。如表19所示，有33.8%的受访者表示愿意(包括“非常愿意”和“比较愿意”)做全职妈妈。做全职妈妈的意愿与职业领域有关，体制内二胎妈妈做全职妈妈的意愿明显低于体制外。放开二胎政策直接影响的是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公有制企业等体制内的育龄夫妇。她们由于工作稳定、收入较高、进出条件苛刻以及退休后的养老待遇等问题，愿意中途辞职做全职妈妈的意愿较低。但是，其作为二胎政策的直接受益者，必将面临更加紧张的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冲突。
智能电网的出现，同时也意味着继电保护技术的研究和发展也非常的重要。在智能电网的建设当中，对于继电保护技术的应用也越来越困难。在对继电保护技术进行研究的过程当中，结合了电子技术、网络技术、控制技术以及信息技术等高科技专业技术，通过技术的相互融合和创新，让我国的继电保护技术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表 19做全职妈妈的意愿(%)
如图2所示，丈夫的收入状况与妻子做全职妈妈的意愿呈正相关关系。在丈夫没有正式工作的二胎妈妈中，愿意做全职妈妈的比例最低，当丈夫月收入在1万元以上时，愿意做全职妈妈的比例开始明显提高。二胎妈妈自身收入状况与做全职妈妈意愿之间的关系近似于U型曲线。在自己没有正式工作的二胎妈妈中，有51.47%的受访者表示愿意做全职妈妈。随着收入的提高，二胎妈妈们愿意做全职妈妈的比例明显降低。但是，当月收入超过1万元之后，愿意做全职妈妈的受访者比例又开始上升。
图 2自己和丈夫的收入与做全职妈妈意愿的关系
六、结论
综上分析，城市二胎现象在2014年国家计划生育政策调整之前已经出现，在体制外工作的女性中尤为常见，在第一个是女孩的家庭中比例更高。城市二胎妈妈生育第二胎的动机是一种典型的内摄动机，即生育二胎不是出于真正内在的喜爱孩子的需要，而是受到担心、遗憾、害怕、恐慌等情绪的影响。城市二胎妈妈在生育第二胎时最大的顾虑是没有时间带孩子。二胎妈妈养育孩子的行为在很多方面与社会印象有出入。首先，传统观点认为孩子越多越好带，但是多数二胎妈妈认为两个孩子比一个孩子更难带；其次，生育二胎遭致大宝极力反对的案例极少，大多数大宝会照顾二宝，而且多数妈妈不担心会在两个孩子间产生偏向问题。生育第二胎对二胎妈妈的身体、心理和职业发展都有明显的负面影响，但是生活幸福感却明显提高，甚至有部分二胎妈妈愿意做全职妈妈在家照顾孩子。
本次调查结论有两个方面的实践意义。首先，如前所述，生育第二胎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而是有一定痛苦但能收获幸福的事情，这对于那些想生育第二胎的城市妇女而言，可以起到减轻心理负担的正面引导效应。其次，本次调查有关二胎妈妈生育动机以及阻力的发现，对相关部门如何制定鼓励育龄妇女生育孩子的政策措施具有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 1 ] 石智雷，杨云彦.符合“单独二孩”政策家庭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J].人口研究，2014(5)：27-40.
[ 2 ] 钟晓华.“全面二孩”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价与优化策略——基于城市“双非”夫妇再生育意愿的调查[J].中国行政管理，2016(7)：127-131.
[ 3 ] 李静雅.已育一孩职业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研究——基于生育效用感和再生育成本的实证分析[J].妇女研究论丛，2017(3)：27-39.
[ 4 ] 乔晓春.从“单独二孩”政策执行效果看未来生育政策的选择[J].中国人口科学，2015(2)：26-33.
[ 5 ] 杨慧.“全面二孩”政策下生育对城镇女性就业的影响机理研究[J].人口与经济，2017(4)：108.
[ 6 ] 白黎，杨慧.二孩妈妈回归职场问题研究[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8(6)：29-35.
[ 7 ] 秦美珠，吉雨童.“全面二孩”政策下女性生育与就业矛盾及其解决——以两种生产理论为视角[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8(6)：36-40.
[ 8 ] 刘林平，范长煜，王娅.被访者驱动抽样在农民工调查中的应用：实践与评估[J].社会学研究，2015(2)：149-173.
Survey and Analysis on the Living Status of Urban Mothers with a Second Child
FU Guang-wei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4, China)
Abstract : Based on analysis of the data from a questionnaire of 422 mothers with a second child in cities, it is found that the phenomenon of having a second child has appeared before 2014. The fertility motivation of urban mothers with a second child is a typical introjected motivation. The biggest concern when giving birth to the second child is lacking of time to bring up children. Although the first child can help, most mothers with a second child report that taking care of two children are much harder. Having a second child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physical, psychological and career development of mothers, but their sense of happiness i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findings are positive for those urban women who are preparing to have a second child, and are instructive for relevant departments to formulate encouraging birth policy.
Key words : mothers with a second child; fertility behavior; parenting behavior; living status
收稿日期： 2019-04-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层政府推行权责清单制的限权功能生成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6BSH079)；河南省高校科技(社科)创新团队支持计划“公共服务创新与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项目编号：2018-CXTD-09)
作者简介： 付光伟，男，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河南大学地方政府与社会治理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社会政策与社会治理研究。
中图分类号： C913.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838(2019)04-0060-08
(责任编辑 赵莉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