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松经济管制——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基本脉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脉络论文,管制论文,中国论文,渐进式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2)02-0060-03
一、经济管制的理论基础
国家拥有一个在纯理论上即使是最有势力的公民也不能分享的资源——强制权。管制 就是一种强制权，是通过一整套完整的制度体系来实现的，它是国家或政府的职能之一 。经济管制理论的中心任务是解释谁从管制中得益，谁因管制受损，管制会采取什么形 式以及管制对资源配置的影响。由于从某种意义上说，管制是一种政治过程，所以经济 学家们习惯于将政府管制看作外生变量。如果要求政府管制，会从政府的管制中获得较 高的报酬。但政府管制不是免费提供的，政府管制的需求者必须向供给者支付价格。所 以，在整个经济中，某些集团要求并得到政府的保护，但另一些集团则不要求或未能得 到政府的保护。一些集团得到保护多一些，一些集团则少一些。这样，管制就可被看作 经济系统的一个内生变量，并可将其纳入“供给—需求”的框架下展开分析。
二、我国全面经济管制的形式
如果将管制当作一个内生变量，它就像一种特殊商品，也是供求相互作用的结果。全 面经济管制的形成也是由管制的需求者对管制的假性需求和管制的供给者的过量供给造 成的。在这里，管制的需求者是居民(个人)、企业(单位)，管制的供给者是政府。
从经济管制的需求方面说，在农村改革之前，农民对经济管制的需求是一种假性需求 ，这种假性需求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农民有发展个体经济的需求；另一方面，由于当 时中国的生产力水平低下，市场狭小，农民有相互协作和组织起来的需求，农民需求的 管制是在自愿基础上的联合。这种联合的倡导者只能是政府，这样才会有激励和效率。 但这种需求后来被政府诱导成农民对管制的强烈需求。在城市，国有企业产生于战争年 代，它一开始就是由国家直接经营的，政府对其实行管制是天经地义的。解放后，国家 通过政权的力量强行没收或接管原来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官僚资本，征用或征购、代管 、收购了外国资本的在华企业。这种通过国家政权建立起来的工商体制，可以看作是国 家权力直接作用的产物，在这种情况下，工商企业对政府管制的需求几乎是惯性的。
农村中农民的假性管制需求和城市中企业的惯性管制需求被政府错误地判断成社会经 济生活中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对经济管制的需求，最终形成了全面经济管制。
从经济管制的供给方面说，政府有过剩的管制供给愿望和能力。首先，政府将全面经 济管制的计划经济制度等同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认为不断地提供管制能为政府甚至 全体人民带来最大的潜在利益。政府低估或并未计算提供这样制度安排的成本。其次， 当时的制度环境(历史和现状)决定了实行全面经济管制最能节省制度交易费用或者说最 有效率。第三，苏联制度的示范效应制约着中国政府的有界理性。第四，政府提供全面 经济管制制度的“路径依赖性”。战争期间形成的经济体制比较易于与全面经济管制制 度接轨。
以上说明了全面经济管制的形成是两方面因素等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建国后居民( 个人)、企业(单位)存在着假性的管制需求和惯性的管制需求；另一方面，政府存在着 过剩的管制供给愿望、能力和惯性的管制供给。在一个政府在政治力量与资源配置权力 上处于绝对垄断地位的社会中，在一个居民和企业对管制的需求弹性几乎为零而政府又 有过剩的管制供给愿望和能力的社会中，建立一种全面的经济管制体系是最自然不过的 事情了。
三、改革实践的昭示
中国渐进式经济改革是一种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国原有的集中计划经济 体制可以被看作一种极端的经济管制或管制的绝对过剩，而成熟的市场经济则是管制的 供求均衡。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国渐进式改革过程就是一种政府逐步放松经济管制的过 程。
改革是为了解决管制的供求均衡，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改革之前，管制的供给大大 超过管制的需求，或称管制的绝对过剩。管制的供给者是政府，管制的需求者是企业、 单位和个人。当时的管制供求严重失衡，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严重低下。在1958年之前的 农业合作化时期，各经济利益主体处于博弈的合作均衡阶段，此时管制的供求处于均衡 。从1952—1958年间，农业生产连年增长，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避免了苏联1929年集体 化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然而，1958年人民公社化之后，农民退社的自由权被剥夺。从 博弈论的角度看，组织形式的这种转变使合作社的性质从一种重复博弈变为一次博弈。 一个合作社的成功最终取决于一个自我实施的协议。而在一次博弈中，一个自我强制实 施的协议是无法维持的，从而使原有的合作均衡走向非合作均衡。而从管制经济学的角 度看，用人民公社化取代农业合作化，农民退社的自由权被剥夺，这是管制程度的加强 ，结果导致管制供给超过需求。此时政府提供的制度安排并非是需求者所推动的。1958 年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在当年掀起的大跃进的基础上进行的。它不仅把农民的生产资 料变为公有财产，甚至将一些生活资料也变成公有财产，把公社看作是具有全民所有 制成份的组织，用管理国营企业的办法来管理公社，实行三级所有(公社、大队、生产 小队)，并在部分地区实行穷过渡。管制的供给过剩也表现在工业部门，如国家对企业 统得过多过死，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所以，1958—1978年期间，中国经济制度的总体 特征表现为管制供给的绝对过剩，从而使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缺乏内在的激励机制而变成 僵化的经济体制，致使资源配置效率严重低下。
渐进式改革的过程表现为政府逐步放松管制的过程，即市场化改革完全可以被解释为 政府逐步放松计划性管制的过程。在改革之前，曾出现过几次包产到户的尝试，都因为 政府的强制措施而被压制了。此时，如果管制的需求者要求取消一些制度安排，操作的 成本太高。而在70年代末，政府肯定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由于实行制度变迁的潜在成本 大大降低，极大地提高了管制需求者进行制度变迁的积极性。潜在制度变迁的收益不仅 吸引着管制的需求者，而且也吸引着管制的供给者。政府推行的放松管制的政策大大缓 解了管制供给过剩的状况。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实际上也 是放松管制的措施。如放权让利、利改税、承包经营责任制、股份制的试行以及国有企 业的抓大放小等。价格体制改革更是主要表现在政府放弃对价格的控制权，逐步建立市 场价格体制。中国渐进式改革中的双轨制表现为管制与非管制的并存。从广义上说，管 制可以被理解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管制是由行政机构制定并执行的直接干预市场配置 机制或间接改革企业和消费者的供求决策的一般规则或特殊行为。由于管制者是依靠对 市场机制的过度干预来实现其目标的，因而必然会导致资源配置的失效。从这些意义上 说，渐进式改革过程又可被理解为非管制逐步取代管制的过程。管制绝对过剩是原有计 划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而政府逐步放松管制则构成渐进式双轨制过渡的基本脉络。
四、放松管制与政府职能
从改革的实践经验看，放松管制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但是解决管制的绝对过剩， 恢复其供求均衡，也并非是靠简单的减少管制供给或放松管制就能包治百病。这里还有 一个管制供给和管制需求的结构性失调问题。在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阶段，出现了政府 该管的未能管起来而不该管的又管得过多的现象。在一些行业或地区，管制的供给大于 需求，同时，在另一些行业或地区又出现了管制的供给小于需求。
调整管制供给和需求的结构涉及到改革中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利益格局的重新组合。政 府决策具有强制普遍性，政治决策过程和市场决策过程是根本不同的。政治利益的限制 和获得立法成本的存在，使得这种管制结构的调整变得十分困难。要说明对经济事务( 及社会事务)的管制，只能在两种对立的理论间选择，要么管制是为特殊利益集团服务 ，要么管制是为公共利益服务。假定政治体制是理性地建立起来并被理性地使用的，这 并不意味着国家服从任何一个人的公共利益，而只说明，我们应该在假定前提下找出一 个利益集团在何时，因何故能操纵国家以实现它的目的，或反过来被国家控制，实现不 同的目标。如果我们假定一个利益集团的政治力量是准备用于某一政治、经济问题的资 源量的函数，资源的决定取决于下述因素：该集团能得到的利润，由较低购买价格引起 的成本下降，追求其他目标的欲望程度。最终的政治均衡并不是哪一方力量强，哪一方 便获胜，而是在一个中间点，在这一点上两方的力量相等。
管制经济学分析说明了调整管制供给和需求的结构为什么和如何使一方受损，一方得 益或两方利益均衡。虽然中国渐进式双轨制过渡期间的政治机理的特殊性并不一定完全 符合上述一般原理所需的初始条件和约束条件，但推行以下两项改革措施显然是明智的 选择。一是政府机构改革势在必行。如果想调整管制结构，而又不想触动政治利益集团 ，这是逻辑上的自相矛盾。政府是一个社会中每个利益集团潜在的资源和潜在的威胁。 在改革成本不断增加而影响制度变迁绩效的主要因素是政府管制时，政府自身的改革必 定能促使管制供给和需求总量上的平衡，结构上的合理，从而大大提高资源配置水平。 二是双向调整。在一些行业或领域增加管制的供给，如政府制定无序市场的竞争规则， 工业化过程中的环境保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等。在另一些行业或领域则应减少管制的供 给，如进一步开放金融和贸易市场，拆除地区和行业间的壁垒等。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放 松政府对产权的集中管制。
从总体上说，目前中国经济改革中的管制总量供给仍大于总量需求，放松管制仍是双 轨制渐进式改革的主流。但管制供求中的结构性矛盾已成为进一步推行经济转型的障碍 。所以，在继续放开政府对经济管制的同时，配合解决好管制供求中的结构性失衡是我 们当前改革的主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