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供给学派”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学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5年，“供给侧”成了中国社会最热门的经济学词汇，顺带也让“供给学派”流行起来。笔者在中国知网上进行了搜索：（1）2000～2015年16年间，公开发表的学术报刊中以“供给学派”为题目的文献有49篇，除去少数几篇文献，几乎都是正面评价。（2）与此形成对比，2010～2015年6年间，公开发表的报纸中以“凯恩斯主义”为题目的文献有42篇，且“批判性反思”几乎成了文献的基本取向。①（3）2014～2015年两年间，在公开刊物上以“供给侧”为题目的文献有46篇，在公开报纸上以“供给侧”为题目的文献有470篇。有鉴于供给学派在当下的理论影响力和实践意义，本文提出有待进一步思考的三个问题，并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逻辑展开评论。本文结构如下：第一部分，对新供给学派的理论内核进行评论；第二部分，对“扩大有效供给”的预设前提进行评论；第三部分，对创新的本质和动力进行评论；最后一个部分是小结。 一、供给侧来了，凯恩斯走了？ 对于“供给侧结构改革”，目前学界并没有一个严谨的定义。刘世锦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全面提升中国各方面的要素生产率”。②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司长徐林认为：“供给侧的结构改革的重点在于要形成有利于创新的体制机制，实现市场对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通过解除对人口、制度、土地、资源、金融、创新等抑制，增加有效供给”。③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的表述代表了比较主流的看法，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力，应该是一系列改革举措整体发力，包括鼓励创新创业的改革举措，推进市民化为核心的城镇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实施减税降费和大规模减少行政审批，积极推进新一轮财税、金融等配套改革”。④有人据此总结，认为“供给侧改革要改什么、怎么改？从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以及重要财经部门负责人的解读来看，大致可以归纳为‘加、减、乘、除’。加，就是发展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有效供给；减，就是压缩落后产能，清理僵尸企业，解决中低端产品过剩；乘，就是鼓励创新，发挥创新的乘数效应；除，包括破除垄断、放松管制、减税，降低企业运行成本和市场交易成本，也包括去除财政和金融领域积累的风险等。”⑤展望改革愿景，“供给侧结构改革”对中国经济运行和未来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当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改什么”以及“怎么改”，尚需要实践的推进和检验。伴随着改革实践的展开，相关的理论也有待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在我看来，目前占学界主流地位的“新供给学派”，其理论逻辑和政策含义仍有值得讨论之处。 按新供给学派的说法，“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思路并不是传统供给学派的思路，而是“新供给学派”的思路。何谓“新”？新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贾康说，“新”就“新”在“有破有立”。所谓破，就在于它“直率地指出了”，“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虽然各自强调不同的角度，但都存在着忽视供给端、供给侧的共同问题”；所谓立，就在于“特别强调的是经济学基本框架需要强化供给侧的分析和认知”；⑥直率地指出凯恩斯们“忽视供给端、供给侧的共同问题”，这是破；而“强化供给侧的分析和认知”，这是立。在我看来，新供给学派的这一“破”一“立”，不过是同义反复，其理论内核还是围绕着“萨伊定律”做文章。用贾康教授的话说：“这样就可以回到最早萨伊所说的‘供给自动创造需求’来作新一轮的阐发——对此话过去曾经给予批判，如归为‘庸俗经济学’，但是这话语里面却含有合理的成分，就是带有破坏性创造、颠覆性创新特征的供给，确实有可能塑造市场、引领市场，创造出大量的可对应需求，是‘升级换代’式阶段性提升的关键因素。”⑦换言之，“从‘萨伊定律’到美国供给学派，以及其他不同学派的许多成果都给了我们在经济学创新方面的启发”。⑧虽然强调“其他不同学派的许多成果”有点“新综合”的意蕴，但新供给学派的核心还是定位在“供给自动创造需求”。 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谈经济当然要看供求两端，不能只看一侧。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两点论”。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坚持辨证唯物主义“两点论”不是陷于“相对主义”，其关键在于辩证唯物主义在“一分为二”之后，还必须抓住问题的症结所在，否则就不是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以“一分为二”的眼界看，当下中国经济的症结究竟何在？现实就摆在眼前：不在于“供求均衡”，而在于“供求失衡”——这一点估计没有人能够否认。问题在于，导致供求失衡的症结究竟是“供给侧”呢，还是“需求侧”呢？在新供给学派看来，症结不在于“需求侧”，而在于“供给侧”。做出这个判断的理论依据何在？答曰：萨伊定律。这里顺便介绍一下萨伊定律。让·巴蒂斯特·萨依（Jean-Baptiste Say），19世纪法国庸俗经济学家，因其名字命名的定律而名闻天下。萨依定律（Say's Law），其核心思想一言以蔽之：“供给创造需求”。它包含三个要点：①产品生产本身能创造自己的需求；②由于市场能够自我调节，国民经济不可能出现普遍性生产过剩，最多只能在个别部门出现供求失衡现象，且也是暂时的；③货币仅仅是流通媒介，商品的买和卖不会脱节。根据萨伊定律，在市场经济中，由于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因而社会的总需求始终等于总供给。 萨依定律无非是想证明市场经济不会出现生产过剩危机。在马克思看来，萨伊定律完全是罔顾市场经济经验事实的“想当然”，马克思对此讥讽道：“按照这种看法，生产过剩之所以存在，仅仅因为生产过剩不是普遍的。生产过剩的相对性，即一些领域中现实的生产过剩引起另一些领域的生产过剩这个事实，被表述如下：普遍的生产过剩并不存在，因为，如果生产过剩是普遍的，一切生产领域相互之间的比例就会保持不变；就是说，普遍的生产过剩=按比例生产，而按比例生产是排除生产过剩的。据说，这就驳倒了普遍的生产过剩。”⑨遗憾的是，否认普遍的“生产过剩”成了供给学派坚信不疑的教条：“供给能够自动创造需求，需求会自动适应供给的变化”。于是乎，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乔治·吉尔德充满深情地认为：就全部经济看，购买力永远等于生产力；经济具有足够的能力购买它的全部产品，不可能由于需求不足而发生产品过剩。供给学派的领军人物拉弗对萨伊定律更是充满理论自信，他不仅坚信萨伊定律概括了古典学派的理论精髓，而且坚信供给是需求得以维持的唯一源泉。依据萨伊定律，供给学派认为政府应当刺激供给，强烈反对刺激需求的政策。 与供给学派截然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破坏资本主义市场均衡的主要矛盾，不在于“供给侧”，而恰恰在于“需求侧”。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表述，就是：社会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用凯恩斯主义将其表达就是：供求失衡不在于“有效供给不足”，而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对于拒不承认“生产过剩”的萨伊定律，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就给予了彻底批判，且市场经济的历史实践也已经做出了无数次证伪。今天，有人又翻出萨伊定律来否定“生产过剩”，说客气点是捡拾庸俗经济学的陈腐牙慧，说不客气点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有人坚称，“中国没有什么有效需求不足，只有有效供给不足”，甚至还拿“中国人海淘购买大量国外商品”的实例，来证明“中国没有什么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这样的证明，我以为是缺乏说服力的。据美国在线支付公司PayPal和调研公司Ipsos发布的第二届全球跨境贸易报告：“35%的中国网购消费者在2015年曾以海淘方式购买商品，而2014年这一比例为26%。”值得注意的是，该调查显示，虽然“够买本国无售的商品”和“发现新奇有趣的商品”是海淘的重要因素，但是，“购买海外商品的成本是影响购买决策的关键因素，73%的跨境消费者把价格优势列为跨境购买而非在本国购买的原因”。⑩其实，“海淘爆棚”的原因就四个字：便利、便宜。除了互联网带来的“便利”之外，关键还是在于“价格优势”！真实情况是：国外购实的商品即使加上运费和关税，也比国内便宜。国人的海淘基本上不是冲着豪华版去，而是冲着便宜货去，这个事实说明了什么？说明中国老百姓囊中羞涩，“有效需求”仍然不足。试想一下，如果国内商品比国外的便宜，又会是什么情况呢？“海淘爆棚”这个事实，与其说证明了中国人的“有效供给不足”，不如说证明了中国人“有效需求不足”的客观现实。 各种统计数据也在不断证明“有效需求不足”的现实。比如，长江商学院发布的2015年二季度中国产业经济报告表明，当前中国产业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是需求不足，二季度由于需求进一步萎缩，产能过剩的矛盾在恶化。报告负责人、长江商学院金融与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甘洁建议，财政政策应以增加内需为主：“不建议简单地给企业减税，因为这并不能解决需求不足这一关键问题”。更为有效的策略是，通过财政支出提供社会保障，降低家庭为养老、医疗进行的储蓄，从而增加内需。(11)我认为，这个报告值得认真对待。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用严谨的统计数据证明：资本所得增长率总是快于经济增长率，劳动所得增长率总是慢于经济增长率，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事实。连皮凯蒂这样的非马克思主义学者，都坦承“有效需求不足”是资本主义的病根，很遗憾，主流经济学语境下的新供给学派为什么要极力回避这个起码的事实呢？ 在我看来，新供给学派的“新”，并非其自定义的“一破一立”，而是其不以为然的另一侧：需求侧。也就是说，虽然新供给学派的理论基础是无视有效需求问题的萨伊定律，但是，其政策主张却又不得不回到需求侧去发力。看看贾康教授最近呈上的五条建议，虽然总想把供给侧当做抓手，但其政策含义仍有很强的“凯恩斯”味道。用贾康的话说：“政府投资部分仍然有可以作为的广阔空间。在经济下行中，结合优化结构、提升发展后劲、改善民生等需要，应积极考虑加大选择性‘有效投资’（即可以增加有效供给的‘聪明投资’）的力度”。(12)什么是“有效投资”、“聪明投资”，或容进一步讨论；然而，不论这投资是“有效”还是“无效”，是“聪明”还是“傻帽”，在经济学中都会归入“需求”一侧。所以，若以为新供给学派没有什么新意，也未必公允，只是这个“新”，已经与萨伊定律的逻辑有点不能自洽了。刘世锦认为：“供给侧方面的改革最终也是在创造需求，也是在解决需求的问题。”(13)这是一句大实话，而且说到了点子上。事实的确如此：前门赶走了凯恩斯，后门却又放进来“需求侧”。客观经济规律是绝不会以某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不论这某个人是老萨伊，还是新萨伊。 2009年2月8日，张维迎教授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宣告：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14)但是对于现代经济学而言，市场经济要告别凯恩斯，没那么容易。“供给侧”来了，凯恩斯不能走，也走不了。 二、“扩大有效供给”，预设前提何在？ “扩大有效供给”是供给学派的基本政策主张。至于怎样扩大，或容讨论；问题在于：为什么要“扩大有效供给”？答曰：因为“供给过剩”。若进一步追问：既然供给过剩了，为什么还要“扩大供给”？按供给学派的逻辑，“扩大有效供给”的看点，不在于“供给”，而在于“有效”——这就是“供给侧结构改革”。也就是说，供给学派要扩大的“供给”，不是“无效供给”，而是“有效供给”。什么是“有效供给”？在经济学的定义中，“有效供给”通常是指与“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相适应的供给（请注意“能力”二字）。然而在主流经济学的语境下，供给学派所诠释的“有效供给”，其实是已经被抽象地解读为“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供给。质言之，在“有效供给”中，“消费能力”已经被抽离掉，蒸发掉了。 问题在于，如果“有效供给”是指“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供给”，与“消费能力”无关，那么“扩大有效供给”就必须有一个预设前提，即当下的供给过剩是“绝对过剩”，而不是“相对过剩”。注意，这是两种有着本质区别的过剩：（1）所谓“绝对过剩”，意味着相对于“绝对需求”而言，供给过剩了；（2）所谓“相对过剩”，意味着相对于“有购买力的需求”而言，供给过剩了。供给若是“绝对过剩”，那么解决过剩的重心，既不是“扩大有效需求”，也不是一般地“扩大供给”，而必然指向“扩大有效供给”。供给若是“相对过剩”，那么解决过剩的重心，就不是什么“扩大有效供给”，而只能指向“扩大有效需求”——扩大有购买力的需求。遗憾的是，“当下的供给过剩是‘绝对过剩’”，这个假设是不能成立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过剩这个词本身会引起误解。只要社会上相当大一部分人的最迫切的需要，或者哪怕只是他们最直接的需要还没有得到满足，自然绝对谈不上产品的生产过剩（在产品量超过对产品的需要这个意义上讲）。相反，应当说，在这个意义上，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经常是生产不足。”(15) 现存供给过剩中有没有“绝对过剩”的成分？当然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供给中“绝对过剩”的内容和品种还会不断扩大。但众所周知，在以利润为目标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所谓供给过剩的基本含义，不是相对于人民群众需要而言的过剩——“绝对过剩”；而是相对于人民群众购买力而言的过剩——“相对过剩”。换言之，供给之所以会出现“过剩”，并不是现存的供给对于民众需要而言是“无效”的，而是现存的供给对于民众购买力或资本利润率而言是“无效”的。所以马克思说：“生产过剩同绝对需要有什么关系。生产过剩只同有支付能力的需要有关。这里涉及的不是绝对的生产过剩，不是同绝对的必需或同占有商品的愿望相关联的生产过剩本身。”(16)在马克思看来，“相对过剩”而不是“绝对过剩”，才是资本主义供给过剩的本质。倘若“绝对过剩”是资本主义供给过剩的基本内容，那么，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也就消亡了。因为，“在这种意义上，既不存在局部的也不存在普遍的生产过剩，它们彼此根本不对立”。(17)显然，供给学派“扩大有效供给”的预设前提，并不是主流经济学自定义的“绝对过剩”，而只能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相对过剩”：“更加明确地说，资本的生产过剩无非是，为了发财而生产的东西过多了，或者说，不是预定用作收入加以消费，而是预定用来赚取货币（进行积累）的那部分产品太多了；这部分产品不是预定用来满足它的所有者的私人需要，而是预定用来为它的所有者创造抽象的社会财富即货币，创造更大的支配他人劳动的权力——资本，或者说，扩大这个权力。”(18) 然而问题是一个建立在“相对过剩”基础上的“扩大有效供给”，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才是“有效”的呢？显而易见，只有在资本获得满意利润率的意义上，“扩大有效供给”才是“有效”的。马克思说：“而构成现代生产过剩的基础的，正是生产力的无限制的发展和由此产生的大规模的生产，这种大规模的生产的基础是：一方面，广大的生产者的消费只限于必需品的范围，另一方面，资本家的利润成为生产的界限。”(19)如果扩大的供给不能给资本带来满意的利润率，即使扩大的供给是民众需要的供给，那也只能是“无效供给”（最近，中财办副主任杨伟民在谈宏观经济形势时，对记者这样说：“企业之所以叫企业，就是要有利润。”这是一句大实话，也是理解何谓“有效供给”的要害所在）。所以马克思说：“工人实际上生产的是剩余价值。只要他们生产剩余价值，他们就有东西消费。一旦剩余价值的生产停止了，他们的消费也就因他们的生产停止而停止。但是，他们有东西消费，决不是因为他们为自己的消费生产了等价物。相反，当他们仅仅生产这样的等价物时，他们的消费就会停止，他们就没有等价物可供消费。”(20)如此一来，在具体的经济运行过程中，“扩大有效供给”就必然是这样一种供给。 其一，必须摧毁、清除不能带来满意利润率的供给，从而使得幸存下来的供给能够产生出满意的利润率。换言之，通过破产和失业，强制性地消灭不能带来利润的所谓“过剩供给”。这种强制也就是“市场出清”。用马克思的话语表达：“就是以暴力方式恢复已经独立化的因素之间的统一，并且是以暴力方式使实质上统一的因素独立化。”(21)这里所谓“独立的因素”，是指“供给”因素和“需求”因素。这两个本该“统一的因素”，在资本主义现实中却分裂成了各自“独立的因素”。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暴力”，虽然指的是经济危机，但“市场出清”同样也是一种“暴力方式”。因此，若要实现“已经独立化的因素之间的统一”，供给学派必须直面“市场出清”带来的社会震动。这当然是一个让市场经济万分纠结的难题（所以才会有“稳增长”政策诉求）。 其二，必须推动供给结构的升级发展，从而使得新的供给形式或新的供给内容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换言之，通过创新驱动（供给学派称之为“供给侧结构改革”的要点），尤其是生产力维度的创新，发明创造出为消费者青睐，有更高技术含量，更能促进并适应社会需求的新产品和新技术，重建一个资本能获得满意利润率的市场均衡。必须指出，在供给学派的逻辑里，科技创新的理由不是因为供给“相对过剩”，而是因为供给“绝对过剩”。对于这样的逻辑，马克思深刻地反驳道：“就是说，因为绝对意义上的普遍生产过剩并不是生产过剩，而只是一切生产领域的生产力的发展都超过了通常的水平，所以，据说，现实的生产过剩（它恰恰不是这种不存在的、自我扬弃的生产过剩）并不存在。虽然现实的生产过剩所以存在，只因为它不是这样的生产过剩。”(22)从生产力的维度看，绝对的供给过剩意味着“一切生产领域的生产力的发展都超过了通常的水平”；然而从生产关系的维度看，现实的供给过剩并“不是这样的生产过剩”，而是供给的相对过剩。 为什么“供给自动创造需求”被供给学派置于那么高的地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里根经济学”在实践经验层面上所获得的巨大声誉。解决“滞胀”难题，通常被认为是里根经济学的伟大贡献。然而在学术界，对里根经济学的争议从来就没有平息过。(23)有学者用事实和数据证明：里根时期通货膨胀率之所以快速下降，并非里根经济学的功劳，而是诸多客观经济因素使然。这些因素主要有：金融投机汲取了大量资金，打压工运压低了工人工资，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降低了成本。尤其是，“期间美国经济增长方面的表现甚至并不比20世纪70年代滞胀严重时期好。而且，里根经济学还直接导致了严重的‘里根大衰退’，并让美国患上以巨额财政赤字和巨额贸易赤字为主要特征的‘里根综合征’，至今还威胁着世界经济的安全与稳定”。(24) 我注意到，除了对里根经济学在经验层面上的肯定之外，还有一个政策工具构成了供给学派极其重要的理论支点：不论是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还是里根和撒切尔的政策主张，其中蕴含的“创新”语义，一直以来都是被供给学派作为相当正面的形象展开和表述的。正因为如此，不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应对“供给过剩”的工具箱中，“创新”被寄予了无限希望。然而，如果以为供给学派语境下的创新能够彻底消除供给过剩，并拯救资本主义于经济危机的泥潭之中，就未免太低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了。且不说科技创新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并非“心想事成”就可以达成的愿景，就说“供给过剩”背景下的科技创新吧：只要能创造出令资本满意的“利润率”，即使创新驱动被异化为各种花样翻新的资源浪费，资本也会在所不惜，并乐此不疲。 三、是“创新”，还是“浪费”？ 有一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为什么萨伊拒不承认资本主义有“生产过剩”？为什么供给学派对“萨伊定律”如此情有独钟？对此，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科学的分析方法。如果说现代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持怀疑态度，那么从“存在决定意识”这个历史唯物主义逻辑来演绎，具有说服力的答案也依然是“立场使然”。说到“立场”，不仅庸俗经济学拒绝对号入座，现代经济学也会坚决反对。我就多次听到有人对我说：“不要动不动就拿立场划线，经济学是‘实证科学’，不是‘政治经济学’。”经济学的科学性与阶级性是否互不兼容，我已经有专文讨论，恕不赘述。(25)如果说“立场”或有“不实证”之嫌，那就按照令现代经济学自豪的“实证”来展开讨论吧。在我看来，供给学派之所以对“萨伊定律”如此情有独钟，其实是把“扩大有效供给”等同于“创新”了。 众所周知，人类历史上的每次创新，不仅是文明的进步，而且也引导了需求、提升了需求、扩展了需求。但是，不要把“创新引导需求”等同于“供给创造需求”，二者不是一回事。创新的确会引领并扩展新的需求，比如就科技层面的创新而言，18世纪瓦特发明蒸汽机，1879年爱迪生发明电灯，1886年卡尔·本茨发明汽车，20世纪初期威利斯·凯利发明空调，1973年马丁·库帕发明民用手机，20世纪40年代电子计算机的发明，1990年蒂姆·博纳斯-李发明互联网，等等，都极大地提升和扩展了人类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那么，创新的本质何在？创新的动力何在？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生产力的革命是创新，生产关系的革命也是创新。然而与生产关系的创新相比较，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也就是说，在生产方式的运动中，生产力的创新是第一性的，生产关系的创新是第二性的；在人类社会的文明体系中，生产力（科学技术）内在地具有“创新”的冲动和趋势。工业文明以来，这种冲动和趋势呈现出自我强化的加速倾向。为什么“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为什么生产力具有不安本分的内在冲动？为什么科学技术会如此地不安于现状？马克思说，“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26)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的革命或科技的创新，是“内生”于人类实践过程之中的活动。它既是人类实践的需要，也是人类实践的结果。创新的本质，在于人类对自然力的把握和驾驭，是人类自由程度的不断增加。(27)人类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实践活动，不仅为生产力革命提供了现实可能性，而且也规定了科学技术创新的时空范围。实践提供了一个从人的自身活动去理解创新的现实根基，离开了实践，生产力革命和科技创新就成了无源之水。那种把生产力革命视为可以脱离实践的天赐之物，或者把科技创新视为少数精英“心想事成”的主观意志的产物，历来就是唯心主义对创新本质和创新动力的严重曲解。 马克思不仅科学地揭示了生产力革命是内生于人类实践过程之中的活动，而且，还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科技创新的本质内生于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过程之中。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中，马克思指出，追求超额剩余价值的内在冲动和竞争的外部压力，驱使每个企业总是不断采用新技术并生产新产品。这种狂热地追逐超额剩余价值的冲动，既是资本主义科技创新的动力所在，也是资本主义科技创新的本质所在。于是我们不难理解，在剩余价值规律的支配下，不仅资本主义生产必然会形成供给的“相对过剩”，而且资本主义科技发展也必然形成创新的“相对过剩”：为了追逐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资本主义企业的很多所谓“创新”，不过是以创新之名，行浪费之实。 庸俗经济学家总是把资本说成是“节俭的结果”，是“禁欲的产物”。资本不是什么“禁欲的产物”，但是资本家确实有“节俭”和“吝啬”的嗜好。马克思说：“如果说工人的剩余生产是为别人而生产，那么，正常的资本家，即产业资本家的生产则应该是为生产而生产。当然，他的财富越增加，他也就越背弃这种理想而成为挥霍者，哪怕是为了显示一下自己的财富也好。不过，他始终是昧着良心、怀着精打细算的念头去享用财富。产业资本家无论怎样挥霍，他实质上仍然和货币贮藏者一样吝啬。”(28)于是我们看到，虽然资本家最有消费能力，但他们的生活消费远远赶不上生产的增长速度；资本家最具有消费能力，却最为吝啬。而最有消费欲望（边际消费倾向最高）的雇佣劳动者，却最缺乏消费能力。问题在于，资本要做强做大，要积累集聚，没有消费的不断扩大，何以可能？这是一个悖论：资本家很吝啬，但资本统治的世界必须拒绝吝啬；单个资本总是吝啬的，而总体资本却必须是奢侈浪费的。没有奢侈浪费，如何扩大消费？于是，吝啬的资本必须用“消费主义”的奢侈浪费来刺激消费，这就是当下资本主义最奇特的一道风景线。 一方面，“这是资本的节约趋势，这种趋势教会人类节约地花费自己的力量，用最少的资料来达到生产的目的”；(29)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必须是浪费经济，没有奢侈浪费，资本就没有利润。据统计，“现在我们所处的世界，全球经济大约有30%是来自于消费主义，在美国这个比例是70%”。(30)由此可见，资本的存在陷入了二律背反的深刻矛盾之中：“节约”是资本的本性，“奢侈浪费”也是资本的本性。吝啬的资本却不得不“奢侈浪费”的荒谬性，在“劳德代尔悖论”中得到了充分展现。在《对公共财富的本质和起源以及增长手段与原因的探究》一书中，古典经济学家詹姆斯·梅特兰强调：“人类所具有的常识表明，任何提出要靠制造通常对人类有用和必需的商品的稀缺来增加个人财富的建议都是令人厌恶的。”可是，劳德代尔正确地认识到，资本主义却不得不做这类令人厌恶的事情。如何增加“稀缺性”呢？最常见的方法就是“浪费”。比如，“在一些特别丰收的时期，荷兰殖民者烧掉了‘香料’或是付费给当地人，让他们‘收集肉豆蔻树的绿叶或新开的花朵’，然后毁掉它们。在美国的一些丰收年里，‘弗吉尼亚的烟草种植园主’依据法律规定，按照在田里农作的奴隶的比例烧掉‘一部分烟草’。这些行为是靠故意摧毁或人为限制构成公共财富的商品（这里是指地球的产品）来提高稀缺性，从而增大私人财富（主要是少数人的财富）”。(31) 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中，“故意摧毁或人为限制”不仅上演了“把牛奶倒入大海”的荒诞剧，还进一步演化为一轮又一轮的产品和服务的“升级换代”：具有一次性使用价值的商品越来越多，需要频繁更换的零部件越来越普遍。在剩余价值规律的支配下，创新不仅意味着新技术、新产品的产生和运用，也催生出各种花样翻新的“浪费”。我举一个眼前的例子：过去的圆珠笔芯能使用几个月，现在的圆珠笔芯只能使用几天。随着圆珠笔品牌的不断“升级换代”，圆珠笔芯的使用寿命也越来越短。换个包装就是“升级”（比如食品），改个名字就是“换代”（比如药品），这就是“创新过剩”的真实情景。社会当然要允许和宽容创新失败，但并不是要认可浪费资源的“创新过剩”泛滥成灾。科技创新有其内在的客观规律，需要一定的实践和时间的积累，并非“心想事成”就可以涌现出来的“天赐之物”。在没有新科技的支撑下，为了不断提高利润率，为了“扩大有效供给”，所谓的“品牌升级”和“产品换代”，只能是以“创新”之名，行“浪费”之实。在我看来，这种浪费或许就是熊彼特“创造性毁灭”的意义所在。 “扩大有效供给”并不等同创新。在追求超额利润的内在动力和竞争外部压力的驱使下，科技创新的确具有强烈且自发的内在冲动，而且也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在拒不承认“有效需求不足”的语境下，供给学派把“扩大有效供给”等价于“创新”，我认为有以下五个方面是值得商榷：（1）商品供给的数量增加，即使是“有效”的，也未必就是创新；（2）不考虑“有效需求”的供给，是没有意义的供给；（3）在“有效需求”不足的背景下，所谓“有效供给”往往是无效的，比如大量商品房的积压；（4）不改变“有效需求”不足的现实，科技创新也难以变现为“有效供给”；（5）不要把“奢侈浪费”等同于创新，在追逐超额利润的内在冲动和竞争的外部压力支配下，很多“创新”并不是真正的创新，而仅仅是形式上的花样翻新，本质上是资源的浪费和对环境的破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尖锐地指出：“不论是‘增加他们的生产’也好，‘生产别的东西’也好，都不能帮他们的忙。”(32) 任何真正的创新，都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也不会只是“供给侧”的事情。即使在资本追逐利润的语境下，创新也是一个必须顾及“需求侧”的事情。一个只关注“供给侧”而无视“需求侧”的“创新”，不仅会导致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破坏，也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创新要鼓励，但更要警惕以创新为名的奢侈和浪费。 201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供给侧结构改革”列入政策篮子，提出了“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仔细品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说的“供给侧结构改革”并不只是“供给”的事情，五大任务也并非“扩大有效供给”就可以搞定。实际上，“扩大有效需求”仍然被置于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中。需要提醒的是，随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最终需求越来越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命脉所在。众所周知，人民大众的需求才是最终需求的坚实基础。因此，“共享”而不是“独占”必将成为越来越强劲的时代呼声。在时代的演进过程中我们看到，凯恩斯主义搞扩张性刺激需求政策，毫不掩饰对需求的关注和热情；供给学派的“扩大有效供给”，看似不屑于消费者的需求，其实拐着弯也是在琢磨着消费者的钱袋子。不论“刺激需求”还是“扩大有效供给”，政策效果最终还是要人民大众的需求买账和认可才行。 公允地说，虽然供给学派存在着理论漏洞和逻辑硬伤，但是，创新的诉求和愿景毕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因而其在生产力维度上的不断进取态度是值得肯定的。在资本统治的世界，比起凯恩斯主义给“需求侧”注入兴奋剂的边际效果递减而言，“供给侧结构改革”或不失为一次割疮剜肉的局部手术。虽然“破坏性创造”仍解决不了由社会基本矛盾带来的根本顽疾，但强制性的“市场出清”有如一次自觉的危机，的确可以为定期清零“过剩供给”提供一条现实路径。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相互联系和不可分离的因素彼此脱离，因此它们的统一要以暴力的方式实现，它们的相互联系要通过对它们彼此的独立性发生作用的暴力来实现。此外，危机无非是生产过程中已经彼此独立的阶段以暴力方式实现统一”。(33) 既要拒绝危机，又不要凯恩斯主义掺和，怎么办？供给学派主张：让市场自动出清吧！然而，“市场出清”本身并不是对危机的否定，而是对危机的顺从和认可——或许在现代经济学看来，这就是供给学派比凯恩斯主义更具有理论彻底性的原因之所在。只是不知道，当下的市场经济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才能承受冷酷且剧烈的“市场出清”？对此，我们将拭目以待。 ①比如，张维迎：《中国经济不能再任由凯恩斯主义忽悠了》，《经济观察报》2010年11月29日。贺铿：《纠正凯恩斯主义错误重视供给管理》，《中国经济时报》2013年7月20日。 ②常艳：《供给侧改革核心是提高要素生产率》，《经济日报》2015年11月22日。 ③肖林：《供给侧改革的创新逻辑》，《21世纪经济报道》2015年11月17日。 ④本刊编辑部：《聚焦供给侧改革》，《财经界》2015年12月。 ⑤车海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逻辑》，《中国发展观察》2015年第11期。 ⑥贾康：《中国新供给学派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破”与“立”》（上），《华夏时报》2015年11月30日。 ⑦贾康：《“供给创造需求”新解》，《中国财经报》2014年8月2日。 ⑧贾康：《中国新供给学派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破”与“立”》（上），《华夏时报》2015年11月30日。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00页。 ⑩钱玮珏：《1/3中国网购消费者在海淘》，《南方日报》2015年11月27日。 (11)陈光：《产业经济发展遭遇需求不足瓶颈》，《国际商报》2015年9月3日。 (12)贾康：《中国新供给学派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破”与“立”》（下），《华夏时报》2015年12月10日。 (13)本刊编辑部：《聚焦供给侧改革》，《财经界》2015第12期。 (14)新浪财经2009年02月17日。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97-598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74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74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04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99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89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82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00页。 (23)梅新育：《选择拉弗，还是凯恩斯？》，《21世纪经济报道》2004年02月23日。 (24)张伟：《里根经济学的真相》，《海派经济学》2015年第1期。 (25)赵磊：《为政治经济学一辩》，《成都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11期。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6页。 (27)赵磊：《劳动价值论的历史使命》，《学术月刊》2005年第4期。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43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19页。 (30)大卫·哈维：《左派再不思考自己的理论与战术就晚了！》，《破土网》2016年1月4日。 (31)转引自R.W.麦克切尼斯、J.B.福斯特：《互联网与资本主义（下）》，《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第4期。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92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77页。标签：有效需求论文; 萨伊定律论文; 供给学派论文; 政治经济学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供给和需求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有效供给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创新理论论文; 凯恩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