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治理中的组织边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边界论文,组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组织被理解为是一个与环境进行交换的开放系统。当我们这样来理解组织时，实际上已经意味着组织有着自己的边界。当我们把组织作为一个实体来看待时，边界就成为组织对内维持秩序、对外发挥保护作用的一种制度性设计，是一种保护“壳”。对于个人来说，我们之所以不同于他人，我们同他人之所以能够区分开来，就在于我与他人之间的边界划分。边界在这里标示的是一种区分，标示个体的身份与认同感，边界成为个体独特性的一种标志。个人如此，组织也是如此。“边界以及边界的建立、加强、超越和解散的过程，像广义的社会生活一样，是组织的一个重要方面。人们坚持不懈地通过一系列的内外的区分，同一性与差异性的区分来包装自己的世界，或者让别人帮他们包装(尼尔·保尔森、托·赫尼斯，2005)。”边界使得不同组织能够得到清晰区分，表明实体意义上的组织具有自己独特的存在形态，在它与环境、其他组织之间划定了一个明确的界限。对于组织来说，边界同样也是保持自身独特性的一种标志。传统意义上的组织边界使组织之间壁垒森严，等级秩序分明，而合作治理的出现则使组织边界发生了变化。合作治理意味着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多元治理主体的引入，意味着传统意义上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的区分日益模糊化，这样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组织边界的模糊化，在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组织内部之间不再是壁垒森严，而是日益呈现出相互渗透的趋势。但是边界的模糊化并不意味着组织边界完全消失于无形，无边界组织也并不等于完全没有组织边界，至少组织的边界形态发生了变化。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组织边界还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只不过组织变得更灵活、更积极、更主动、更具有适应性，这样，组织边界就不再是固定不变的。如果说物理边界、有形的边界可以改变，但作为一个组织，无形的、心理上的边界并不会消失。 一、有形与无形：组织边界的形态 组织边界可以进一步划分为物理边界、社会边界及心理边界。所谓物理边界主要是由有形体所组成，比如工厂和学校的围墙、办公室的墙壁、工厂的大门、企业理念、安全徽章及工人的制服等，这仅仅是对物理边界的传统认识。随着技术的发展，现代化组织采用一种附着在现代媒体之上的物质边界。电子媒体创造出各种边界来控制到达某种信息的途径。他们不仅控制谁有权得到某种信息，还控制着什么样的信息可以通过何种媒介进行传递。 除了这种理解之外，另一种物理边界包括制约组织成员之间、组织内部的成员以及其外部环境之间可能发生的交换类型的那些规则与制度。这也就是说，从组织与其所处的环境之间的关系来看，边界的主要作用就在于控制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和各种资源的流动。这些边界通过描绘个人和组织之间的交互行为的责任、期望及模式来描述组织的结构，而当组织以结构化的方式存在时，实际上已经表明它确定了组织内部各部门、组织成员以及组织与外部环境之间如何进行交往的规范。在这里，规范就是一种约束、一种限制、一种边界。 至少，从对物理边界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物理边界所提供的最低保证就在于它是达到稳定性与可预见性的有效途径。当我们清晰地划定了组织、部门与个人之间的权力—义务边界时，也就意味着使其行为沿着可预期的轨道前行。与传统社会的任意性和偶然性相比，边界划设之进步性也就在这里，即它提供了组织与个人行动的可预期性，提供了一个有序的生活世界。这种规范性的秩序要求明确的职责划分，要求每一职位、每一部门承担其明确的责任义务，这种责任是一种分内职责。 社会边界更多地指向了组织或集团的身份意识，即“集团及组织建立社会边界来使它们自身区分于其他的组织和集团。这种独特意识促使了‘相异性’的产生，从而使这个集团和其他的集团区别开来”(尼尔·保尔森、托·赫尼斯，2005)。这也就是说，社会边界更多地指向了作为群体的组织的一种集体认同与身份意识。组织通过社会边界的划设赋予组织成员一种行为特征，也提供了一种行为的标准。社会边界依赖于社会交互作用而生存，尽管它们可能采取不同的形式。社会关系的作用在于提醒社会成员自身的集体身份，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些传说、故事能够有助于建立和维持组织的同一性意识。具体说来，社会边界的作用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社会边界在行为准则的确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社会成员总是以社会所期望的方式行事。第二，社会边界在社会成员认为他们的身份受到威胁的时候还能起到保护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有时组织会转型失败的原因。第三，社会边界不仅只维护行为准则，而且还发挥着支持社会力量的作用。清晰的社会边界致力于维持现状并阻碍社会进行变革。与此同时，社会边界也为有效的行为和改革提供基础，尤其是当某些行为逾越群体界线时。严格的社会边界可能规定着高的可信任度，人们无须在物理距离上很接近也能有效地进行合作。 心理边界主要是在个体的意义上来得到理解，它类似于“心理围墙”，主要是指那些帮助群体交流、做出行为以及加深他们对特定事物理解的特定术语和符号。一方面，心理边界对个体起到保护作用。组织成员利用心理边界来保护自己不受来自他们希望了解的世界的侵害；另一方面，心理边界成为个体理解世界的基础。通过心理边界，人们在群体界线之内和之外都形成了一个行动的基础。尽管边界可能构成我们下一步行动的限制与阻碍，但它也为新的知识与边界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如果说，物理边界是有形的、物质的、可见的话，那么，社会边界与心理边界则是无形的、精神的、不可见的。有形的边界很容易消除，无形的边界有时是难以逾越的障碍，成为人们之间无法充分进行交流与沟通的“心理围墙”。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组织之间、个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非常频繁，但有时在交往中却还存在着无法突破的障碍，这个障碍主要就是各民族、各个国家以及不同社群之间在长期生活基础上所形成的风俗、习惯与传统而产生的心理边界与社会边界，有时，这种边界甚至成为某种禁忌，成为无法跨越的鸿沟。 二、边界模糊化：合作治理引发的问题 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不仅意味着从管制到服务的转变，还意味着社会治理模式及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我们知道，农业社会及工业社会的治理方式是集权式治理或者民主治理，但其实质是控制导向的。这也就是说，不管其中的统治者或治理者有多么开明，也不管治理者如何开放其治理体系让被治理者参与到治理过程中来，但这种开放始终是有限的，而且因为民主治理费时耗力，治理者在各种权衡过程中也不会真心实意地把民主治理贯彻到底，这也就意味着民主与开放可能成为治理者的“遮羞布”。 合作治理的提出及其实践则颠覆了传统治理模式。合作治理首先表明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原来由政府垄断提供的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无法持续，非政府组织、企业、公民、社区等治理力量迅速兴起，并积极投入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过程中来，使得社会治理过程变得日益丰富多彩。而之前的集权治理或者民主治理则与多元治理主体相排斥，或者说，这两种治理模式只允许政府作为唯一的治理主体而存在。正如张康之教授(2014a)所说：“集权治理必然要建立在主体单一化的前提下，同时，集权的治理又必然会扼杀多元主体出现的一切可能性。民主治理在形式上扬弃了集权治理，但在实质上只不过是改变了集权的方式和拥有者，它用代表性的设置把权力一级一级地集中到某个岗位上，用某个党派利益集团去代替农业社会的君主集权。”合作治理则不同。在后工业化的进程中，“正在呈现出的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全新的社会治理图景，那就是人类社会将进入一个多元治理主体合作治理的局面”(张康之，2013)。这表明，由政府作为社会治理的唯一主体正逐渐远离我们，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社会自治力量正在迅速成长起来，并越来越成为社会治理体系中的重要角色。因而，合作治理也就意味着社会治理中的行动者是一个由政府、非政府组织及其他社会自治力量构成的多元化的行动者系统。 社会治理主体由单一向多元的转变，首先表明治理主体之间是平等合作地进行治理。“合作治理将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治理，它与任何形式的集权都是不相容的，它把一切社会因素的平等作为合作治理赖以成立的基础(张康之，2014b)。”这样，“合作意味着平等关系的确立，意味着共同行动凝聚力的生成，意味着任何形式的中心—边缘结构的消解，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合作首先意味着主客体结构的消解。这是因为，合作者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他们在合作行动中都具有充分的主动性”。近代以来在认识论的发展中所形成的主客体分析框架是不适用于理解合作关系的，“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而是在主客体分析框架中去建构合作关系和思考合作行动方案的话，必然会使合作变味。当我们把后工业社会背景下的社会治理转化为合作治理时，就需要告别主客体二分的思维，就需要在社会管理主体之间寻求平等的行动者关系。对于平等的行动者而言，政府的角色扮演绝不可能凌驾于其他社会管理主体之上，因而，也就不允许任何行政傲慢发生在政府里面。政府与其他的社会治理行动者之间是一种平等合作的关系，都是合作行动者”(张康之，2014a)。这样看来，在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的场景下，政府与其他治理主体一样，都是平等的治理者，它不再高高在上，而是与其他治理主体共同展开行动。传统的治理就在于治理者与被治者之间有着明晰的边界，而且组织与组织之间是封闭的。因而在某种意义上，组织之间壁垒森严，恪守严格的边界，而不敢越雷池一步。合作治理的出现及其发展，使传统意义上泾渭分明的组织边界发生了变化。 通过外部边界，组织之间泾渭分明；通过垂直边界与水平边界，组织实现了自己内部的职能分工与各部门之间的权限划分，从而使得组织自身能高效地运转起来。但在实际运转当中，组织并不是故步自封的，任何组织都有扩张的冲动，而组织的扩张主要是通过扩大规模与渗透两种策略实现的。“组织并不是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实体，而是被视为不能被孤立于外界环境之外的开放系统，因为它们的边界必须持续不断地被输入和输出所打破，这种特性赋予组织种种限制和与组织的技术及任务环境相关的偶然性。在这种意义上，组织的对外边界不是被视为一个容器壁，而是更像交互地带可渗透的一层膜(尼尔·保尔森、托·赫尼斯，2005：53)。”组织不仅通过渗透的方式来拓展自己的边界，而且通过扩张的方式来实现扩大自己的边界。这一点在企业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由于企业有着利润增长这样的外在约束，企业不得不通过扩张规模或者增加产品的多元化来实现扩张，尽可能地来突破已有的边界。 以国家与社会来说，在传统的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中，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企业有着清晰的行为边界，政府只能在自己的领地内行动，绝不允许窜扰社会，政府的行政权力必须在社会面前驻足。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行政权力扩张的冲动，防止其任意侵扰社会自治。同样，作为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政府在提供产权确认的前提下，并无权力干涉企业的自主经营。这也就是说，在传统的管理理论之下，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企业都有自己的行动边界与权力范围。但是，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提出并在实践中的广泛运用，使得原来国家与社会二分的说法被突破。传统上由国家独家提供的社会福利，越来越多的由企业来承担。“美国的公司提供许多在其他国家由政府提供的社会福利：医疗保健、托儿所、养老金等。公司越来越多地建立和拥有各种法律功能和程序：内设法律咨询服务、内部争端解决程序、处罚听证和申诉程序——很像法院。公司经常会赞助所在社区的艺术展览，支持廉租屋建设，向低收入人群提供医疗补贴，帮助自己的员工解决接受高等教育的费用等(理查德·斯科特等，2011：416)。”企业变得越来越像政府，承担起原来由政府担当的许多职能。与此同时，国家运行也变得越来越像企业。政府运行也讲成本核算，政府也变得越来越关注经济效益。政府自身引入企业的管理方法，比如绩效考核、全面质量管理、目标管理等，这使政府变得越来越像企业。这样，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相互渗透使得二者之间的边界不再那么鲜明。 当治理被当作一种理论来关注时，更是从理论上突破了原来我们关于政府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认识与理解。在原有的理论当中，政府是整个社会治理的唯一主体，它不允许其他社会力量来分享自己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独占权。但是治理理论的提出及其实践使得原来只由政府独享的社会公共事务治理出现了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原来被排斥在外的社会力量成为公共事务的参与者，成为社会公共服务的提供者。这种现象的出现说明了政府与社会出现相互渗透的趋势，也使得原有的组织边界划分出现模糊化。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组织边界日益模糊，而虚拟组织的出现更使组织呈现出无边界的趋势。当我们看到某些建立在网络技术之上的企业，它们并无传统的官僚制组织体系，甚至也没有我们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产品生产车间，其成员只是某些人所形成的松散的集合，比如一些软件开发企业。这样的企业组织结构，没有了我们传统的组织边界。当然，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虚拟组织消失的只是物理边界，或者说由于物理边界的僵硬化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对组织的灵敏性要求，而使得原有的物理边界变得没有意义，但这并不是说组织边界就完全消失了，组织仍然需要边界。只不过，这些边界发挥作用的方式不同了。比如，传统组织的社会边界，如规则、程序与控制检验，都被用于控制雇员的生产力；而在虚拟组织中，强调输出而非输入的行为标准占据优先地位。这也就是说，虚拟组织的出现打破了我们原有的关于组织边界的认识，至少原有的固定的、僵化的物理边界在虚拟组织中表现得不那么明显了。但这并不意味着边界完全消失，至少社会边界与心理边界在建立于现代网络技术基础上的组织中还有其存在的空间与可能。就像生物体中的“隔膜”一样，一方面，它仍然发挥着区分各生物体、各组织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又是透明的，能量、信息等可以在生物体内自由流动，从而维持生物体的正常且有效运转。无边界组织也是如此，虽然传统的、有形的物理边界没有了或者以新的形式存在，但组织之间、组织内部的必要分工仍然是需要的，因此无边界组织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边界，并不意味着整个社会成为共同体，而是说，建立在网络式组织结构基础上的合作制组织的组织形式、组织结构与传统的官僚制组织相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如果说物理边界很容易消除，那么社会边界与心理边界很难在短期内消解。更何况各个不同民族—国家、各种文化长期积淀而成的民族偏见、认知习惯等所形成的心理阻隔是很难用技术来消解的。 三、无边界组织：合作治理的未来? 组织边界的模糊化，乃至于虚拟组织的出现是否会给我们造成一种印象，即未来的组织形态更多地呈现出无边界组织的特点?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当我们谈合作治理时，实际上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即合作是众多组织之间的合作，这就意味着即使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组织依然存在。既然组织不会立即消失，那么也就必然会存在组织边界，只不过现代社会中的组织边界形态发生了根本变化。即使组织的未来形态呈现出无边界组织的特点，也并不意味着组织边界彻底消失，而是说组织的边界形态发生了变化。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组织还是需要边界的，正是通过边界使得组织与组织之间得以区分。合作治理要致力于消除的恰恰是原来的那种阻碍信息、资源等流动的僵化的组织边界，使边界具有更大的可穿透性，从而使组织的运行变得更加流畅(罗恩·阿什克纳斯等，2005：3)。 既然合作治理并不是要彻底消除组织边界，而是要使组织变得更有效、更具有竞争性，那么这就意味着，一方面，传统的建立在等级森严基础上的组织边界是需要改变的，至少那种使得各组织之间区分的物理边界是需要改变的；另一方面，后工业社会合作治理中的组织边界更为关注的是社会心理意义上的边界。它更多地存在于组织成员的心里，而不是物化为组织的结构，它不断地作用于组织成员之中。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Larry Hirschhorn等人(1992)提出，在一个具有灵活性的组织中，人们更多地关注于社会心理意义上的组织边界。据此，他们认为心理边界至少包括权威边界、任务边界、政治边界和认同边界。所谓权威边界，是指在传统的官僚制组织中，权威自然而然集中在领导身上，领导发布命令，下属执行命令，因而管理主要就是一种有效的监督和控制。但是在合作治理中，由于组织变得更为灵活，更为柔韧，具有正式权威的个体并不必然是那些了解组织问题最新信息和动态的人，也就是说，具有正式权威的并不必定是组织中处于高级职位的领导者。相反，那些处在问题场景中或者对现场情况了如指掌的在场者更具有权威，因为他们具有充分的信息、知识和技能，他们甚至还有那些远离现场的领导无法比拟的优势，即对现场情况的总体把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权威边界发生了变化，它不再固定于组织内的位高权重者，而是那些对现场情况最了解、最熟悉的组织成员。这样，组织的权威可能就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会随着任务、场景的变化而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权威，也不意味着权威边界不复存在，而是说，只有那些最了解情况、最具有相应知识和技能的组织成员才有可能成为权威者。 就任务边界来说，传统的官僚制组织形式建立在分工协作的基础上。这也就是说，随着分工的不断细化，也就愈来愈需要专业的组织成员来担当相应的专门化工作。但是吊诡的是，随着组织的越来越专业化，组织成员所担当的工作越来越碎片化，即他从自己所从事的专业或专门工作中无法获得一种对整体的使命感。而后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使得个体之间、个体与组织之间以及组织之间的依赖性日益增强，这种共在性使得任务边界的影响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合作治理恰恰需要打破的就是传统组织形式因为专业主义而带来的对整体目标的忽视。这种改变更多地来自于后工业社会人们日益自觉的共生共在意识。如果说工业社会带给人们的是自由和独立，是主体意识的觉醒，那么，这种基于个体意义上的主体恰恰是不关注他者的，是把他者作为手段看待的，而工业社会的发展，也越来越表现出这种个体主体上的不足。后工业化进程日益向我们展示出人们的共生共在性，使得人们的相互依赖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对于组织成员来说，任务的完成，目标的实现，越来越多的依赖于他人的技能和资源，而他者所具有的这种知识与技能是我们所无法控制的。随着这种意识的不断加强，使得组织成员更清醒地意识到，其工作任务的完成，不仅只是专注于自身，我们还必须关注他者，只有与他们的有效合作才能更为顺利地完成组织任务。 就认同边界来说，认同边界所需要确立的是组织成员在组织内部所建立起来的对于组织的“同一感”。组织被理解为是一个与环境进行交换的开放系统。当我们这样来理解组织时，实际上已经意味着我们为组织确定了边界。认同使得组织成员有一种“我们感”，这就是说，通过边界确立起“我们”与“他们”，对于“我们”，因为有这种认同，因而就给予信任，而对于“他们”，就产生一种本能的警觉。因为有这种认同，组织成员把组织的价值视为理所当然，并寻求与之具有同一性的那些个体进行合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认同边界的作用在于使组织成员能产生一种对组织的内在认同，一种心悦诚服的忠诚感，一种发自内心的“我们感”。合作治理的出现及发展，不会削弱组织的认同边界，反而使组织的认同边界得到强化。因为这种技术上的发展而产生的距离悖反：一方面，人们拥有前所未有的自由；另一方面，人们却感到无以复加的孤独。虽地理上接近，但心理上却相互排斥。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存在的孤独因为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而日益明显。组织上的认同为人们提供一种“家园感”。没有“家园”，人必然是离群索居的个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无论组织发展到何种程度，它都越来越需要这种认同。因为共生共在而生发的“我们感”足以使组织面对一切，即使未来是无法确定的，但在不确定的未来面前，有“我们”。 这样，当我们来看待后工业社会的组织边界时，我们所了解到的图景是，边界依然存在，但其存在形态发生了根本变化。组织边界不再是僵硬的、固定不变的，而是灵活、充满韧性的。组织边界不仅只是为了区分，更重要的是使组织内的信息、资源等能够及时流动到最需要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合作治理打破的是原来我们固有的那种物理边界，合作治理之下的合作组织更多地关注社会心理意义上的边界，即我们前面所讨论的权威边界、任务边界和认同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