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交换与人性假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性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当代西方社会交换理论系建之于几种不同的人性假设基础之上的，即理性人假设、经济人假设和享乐主义假设。这些人性假设不仅决定了社会交换理论的研究取向、理论观点和发展，同时还制约了其具体的研究手段、阐释原则和操作命题。社会交换理论中有关人性的这些假设含有某种程度的合理或科学成分。正因为如此，建之于其基础之上的社会交换理论才能够是基本正确和科学的。但是，当代西方社会交换理论显然过分强调并局限于人类的这些本性特点。深入地分析与批判这些观点并吸收其合理成分，才是当前中国学术界应持的正确立场。
关键词：社会交换，人性假设
社会交换理论将人类的社会互动类比为经济交易，视人际交往为一种包括有形和无形资源的交换过程。该理论宣称：交换行为是人类的最基本的社会行为。因此，社会交换与人类的本性具有某种必然的联系。一方面，所有的社会交换与公平理论均明显或不明显地建立在某种人性假设的基础之上。因为社会交换必然涉及到对报酬的给予与索取、自私或无私、公平或不公平、理性或非理性、算计的或非算计的、享乐的或吃苦受罪的等与人性有关的行为表现，因此，社会交换理论必须要对这些行为进行研究与分析；另一方面，与此相联系的是当各种有关人性的观点反映进交换理论中来的时候，交换理论不可回避地要对这些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和解释。虽然当代西方社会交换理论中包含有不同的流派、代表人物及其观点，但它们均滋生于某一块共同的土壤，在有关社会互动本质的解释方面拥有某些共同的假设。
一、理性人假设
所有社会交换理论均不同程度地假设，人类是理性的，也即目标取向的并且与决定论相联系。人类在社会互动中是理性地以最小的代价扩大自己的利润。他们能够预测自己行为的结果，并导引自己的行为朝向预期达到的目标表现。这一观点在霍曼斯(G·C·Homans,1910-)的理论中表现得尤为鲜明。霍曼斯认为：“无论一个人所拥有的信息、感知和决定是怎样的，尽管他可能并不拥有最佳的，且可能表现出错误和不适当，但他的行为还是理性的”。①他进一步指出：“虽然理性理论认识到了感觉的重要性，并假设人是理性的，是根据他自己的感觉行事的；尽管他可能会了解得更多，而自己的感觉可能是错误的，但它把感觉看作是既定的，并没有象行为心理学那样把它与过去的经验联系起来。在这方面，它也把个人的价值看作是既定的，并没有将其与剥夺及学习新价值的过程联系起来”。②这里，霍曼斯是把理性局限在非常狭小的范围，并与决定论相联系，认为理性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是被决定的行为。
在霍曼斯的交换理论中，“理性”一词并非是指个体对自己行为的意识程度，未被意识到的行为并不一定是非理性的。他指出：“如果有人认为‘理性’行为意指在行为中有意识成分多于无意识成分，那么，这个理性就与我们无关了”。③某人为了回报对方所给予的有价值的帮助而慷慨地赞扬对方，他的这一行为是纯“经济的”，他对这一行为的意识程度甚至比鸽子多不了多少。但是，理性这一概念究竟意指什么？霍曼斯始终未能给予明确的界定。他只是提出两点非理性的因素以对理性概念进行间接的暗示。他写道：“A.如果一个局外人认为某项酬赏从长远来看对于某人并没有什么好处，而该人采取了获取报酬的行为，那么，该行为被认为是非理性的；如某人喜欢上他不应该喜欢的东西或人，那么，他的行为被认为是非理性的。B.不管一个人的价值观如何，如果他不是经过‘算计’去获取一个从长远来看有价值的最大酬赏的话，那么，他的行为被认为是非理性的”。④从上述霍曼斯对非理性的两点界定来看，显然理性行为只是与目标、利益和‘算计’有关，而与意识程度几乎没有任何关系，甚至未被意识到的目标和利益行为也可以是理性行为。因此，对霍曼斯的理性概念我们似乎可以理解为，有明确目标的、能够产生利益的、经过算计的有意识或无意识行为。依据霍曼斯的界定，人们吸毒包括抽烟行为都是非理性行为，同样，受虐狂以惩罚作为酬赏其行为也是非理性的。霍曼斯强调理性行为中的目标、算计和长远性。非理性者既不愿意为获取更大的利益而投资于未来并放弃眼前暂时的报酬，也不愿意学习能够使他达到未来目标的知识并进行算计。
霍曼斯对理性的观点似乎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极力推崇理性，把理性作为自己理论的基石之一；而另一方面，他又试图把理性排除于他的命题之外。他指出：“尽管算计从长远来看在人类生活中扮演着一定的角色，但是，我们还是不允许它出现在我们的命题之中”。⑤他接着又采取折衷的态度指出：“我们既不排除它，也不吸收它。我们的第一个理由是我们不需要用它来解释研究结果，第二个理由是，从长远来看算计并非是一条原则，而仅仅是一个例外情况。博弈理论对于人类行为来说是一项很好的建议，但却很难描述它”。⑥然而，从他的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出，霍曼斯最终还是采纳了理性的主张。
社会交换研究领域的另外三位著名人物布劳(P·M·BLau,1918-)、凯利与提堡(H·H·Kelley and J·W·THibaut)基本上接受了霍曼斯的理性主张。虽然他们未对理性进行明确的界定和公开的论述，但其理论基础与霍曼斯是如出一辙的。布劳认为，人们进入社会交换是因为他们知道得到报酬的概率，并假定：除非其中包含有这种吸引，否则就不是交换关系。他又指出，人类倾向于受到一种欲望的控制，这就是想获得各种各样的社会报酬。人们拥有完备的资料，他们没有任何社会义务来限定他们选择的对象。他们的偏好是始终如一地追求一个最好的特定目标，而排斥所有的其它目标。显然，布劳的这种表述是以理性假设为基础的。凯利与提堡认为，在两人互动中，每一方所采取的行为均视对方的行为所带来的报酬而定。人们介入一种交换关系是为了以付出最少的代价而获取最大的利益。在人们的头脑中存在有两种对报酬的评价标准，即比较标准(Comparison Level,简称:CL)和选择比较标准(Comparison Level for alternative,简称:CLalt)。只有在收入达到或超过CL与CLalt时，人们才会感到满意且关系是稳定的，否则，人们便会对收入感到不满意且关系有可能出现危机。凯利与提堡的相互依存理论是以对相互依存的矩阵分析为主，但显然这种分析是以理性假设为基础的。
二、经济人假设
社会交换理论有关人性的另一观点是经济人假设。经济人与理性人显然是具有内在联系的。我们在上述理性假设时已经涉及到经济人的问题。由于所有社会交换理论家们均不同程度地把人类看作是有理性地追求扩大利润的经济人，因此，我们可以说理性是在追求经济利益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而经济人则是有明确目标、经过算计的旨在达到获取最大利润的理性经济人。二者是相辅相成甚至是混为一体的。
在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经济人是一种冷酷、算计、追求自我利益的个体主义者，其唯一目标就是无休止地获取物质产品而较少受道德的制约。如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布思所指出的：“经济人是一种对社会不甚了解的人，他们专注于自己的幸福或失望之中。他们过去获得的帮助或对别人应尽的义务都是无足轻重的，过去的让它过去吧，他们打算做的一切是尽力扩大他们在未来将获得的利益”。⑦在社会交换理论中，交换理论家们试图对旧经济人的形象进行改造，剔除旧经济人形象中不合理的成分，树立一种新经济人的形象，霍曼斯认为：人类的本性是自私的，是以最大限度地追求物质利益，但这一点似乎并未贬低人类的形象。“追求利润是人类的本性，但是，很多追求利润的人同时也是伟大的利他主义者。”⑧他进一步指出，经济人所遇到的批评并不是因为他是经济的，问题出在他所具有的价值观方面，即他仅允许有限的价值范围。而新经济人头脑中的价值观念不受任何限制。他可以拥有任何的价值观念，从自私到利他主义，从吃苦耐劳到享乐主义。只要他在获取这些价值的时候，没有完全浪费他的资源，他的行为就还是经济的。并且在实际中，如果他为了获得报酬而没有节约地使用他的资源，或者他在评价某种想法时并非为了将来考虑并依此行为，那么他的行为还是经济的。事实上，新的经济人也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上述霍曼斯有关经济人的观点中，似乎含有自相矛盾之处尤其是经济人与理性人的行为表现方面。然而，如果我们接受了他的经济人就是普通人的观点，似乎这些矛盾之处也就冰释雪融了。既然新经济人的头脑中允许各种价值观念存在，那么，相互矛盾的观念也自然可以共生。
布劳的交换理论中隐含着同样的假设，人类是追求各种社会报酬的经济人。尽管他并不否认利他主义的存在，但是，“在这种似乎是无私的面纱之下，我们可以发现一种潜在的利己主义”。⑨帮助他人的倾向常常是以下述期望为动机的：“这样做会带来社会报酬，这实际上是一种自私自利的考虑，即想从社会交往中得到好处。”⑩他进一步指出：“人们不会出于利他主义动机参加交往，利他主义最终将演化成自我主义，人们参加社会互动也可能是为了建立一种稳定的社会结构，但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个体的自我利益。”(11)他转而又以缓和的语气指出：“当然，也有一些人是无私地为别人工作，丝毫没有想到报酬，甚至也不期待感激，不过这些人实际上是圣人，而圣人是极其少见的。”(12)布劳在其理论中似乎从未对经济人的假设作过公开明确的表述，但从他的上述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交换理论显然是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的。凯利与提堡尽管在其相互依存理论中也未明确论述到经济人问题，但是相互依存的矩阵分析显然也是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的，两人互动中相互的算计和控制其目标均是为了获取利益。在此毋庸赘述。
三、享乐主义假设
社会交换理论中有关人性的第三个观点是享乐主义假设。享乐主义作为一种哲学理论正式产生于18世纪的西方，其代表人物是英国的边沁(J·Bentham)。但在边沁之前，享乐主义已经开始盛行。其思想根源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曾说过：“我比较倾向于说，事物只要是愉快的就是好的，而事物只要是痛苦的，那就是坏的”。(13)伊壁鸠鲁的哲学思想被后人称为“享乐主义”。他也指出：“我们称愉快是幸福生活的开始和结束，因为我们认识到愉快是我们内心所固有的第一桩好事，我们从愉快出发开始每一项选择与回避的行动，而且我们又回到愉快，用感觉作为判断每一桩好事的标准”。(14)这是伦理上的享乐主义，它使快乐成为衡量正确与错误的标准。
17世纪之后，享乐主义便逐渐成为西方哲学家探讨的主题。拉美特利指出：“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快乐。”(15)“愉快是我们生存的自然原因，自然使我们寻求快乐”。(16)爱尔维修同样把快乐原则假设为人的基本动力，并且把所有的情感包括爱和利他主义都归结为自私的追求快乐或回避痛苦。孔狄亚克也把理性归结为欲望或者需要。如果每一种感觉都会产生愉快或者痛苦，那么，通过联想由我们感觉所构成的思维便是由它们的情感性质所决定的，而且是受我们瞬时的肉体上的需要指导的。休漠则认为，感觉若为快乐的，我们便想要重复它；若为不快乐的，我们便想要逃避它。
享乐主义到了18世纪英国哲学家边沁手中才变得系统起来。他认为，人类具有本能的追求快乐而避免痛苦的动机，这一动机是人类行为的根源，“自然把人类置于‘痛苦’与‘快乐’这两个君主的掌管之下，只有它们才会指出我们应该做什么，以及决定我们将要做什么，……我们之所为、所言、所思皆为它所控制”。(17)边沁设计了一种分析快乐和痛苦的享乐主义计算公式。他认为，快乐和痛苦可能具有不同的根源，但是二者均可以通过一系列维度来确定他们的特征，这些维度包括持续性、强度、确定性和范围。快乐与痛苦的体验具有个体差异，但是，人们行为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快乐且最大限度地减少痛苦，这一点是永恒的。
享乐主义与功利主义是一对孪生兄弟。享乐主义讲趋乐避苦，功利主义讲追求物质利益，二者的结合构成一种功利主义的享乐主义的混合体。正是这一混合体对现代社会交换理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严格地讲，享乐主义对交换理论的影响是通过心理学这条途径完成的。享乐主义观点最早是在桑代克提出的“效果律”中表现出来。桑代克认为，能够产生快乐的行为将会在记忆中保存下来，导致产生痛苦的行为将被逐出记忆之外，能够不断产生快乐结果的行为更有可能在个体未来的行为中表现出来。因此，现时行为的效果有可能成为未来行为的动因。享乐主义到了斯金纳的操作行为主义之中表现得较为婉转和隐晦，在斯金纳的学说中效果律不再成为一种理论，而只是其学说中加强行为的一个原则。斯金纳依据行为所产生的效果把积极强化界定为其增加能够使行为增加的任何刺激，基本相当于快乐，把消极强化界定为其减少能够使行为增加的刺激，基本相当于痛苦。斯金纳虽然并未明确表明导致强化发生作用的动因是追求快乐，但是，他显然是隐晦地承认这一点的。他只是认为所谓“令人愉快”和“使人满意的效果”之类的术语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而不符合自然科学规则，应加以严格地观察，寻找其中的客观的相关关系。他依据对鸽子的实验提出动物及人类行为的如下原则：A.有机体被剥夺积极强化物越彻底（时间越长），它所发出受到强化的行为频率越高；B.一项行为愈是受到强化，动物发出它的频率愈高；C.一项行为愈是受到惩罚，有机体发出它的频率愈低；D.积极强化物的剥夺导致有机体发出攻击等消极情绪行为；E.积极强化物的出现，导致有机体表现出积极情绪行为，等等。
如果把上述原则中的积极强化代之以快乐，惩罚化之以痛苦，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原则与享乐主义的假设具有某些类似。霍曼斯将上述操作行为主义原理加以修定之后，全部吸引进入他的交换命题之中。尤其是其前三个命题实际上是对人类理性和享乐主义本质的陈述。它们表明，人们不断地重复受到奖赏的行为，对与奖赏相联系的刺激作出反应，并以事物的价值为基础表现行为。正如道奇与克劳斯指出的：“霍曼斯（社会交换理论）与行为主义心理学之间的唯一联系是心理学的享乐主义，这种享乐主义同样也构成了效果律和经济人假说的共同基础”。(18)总之，它表明人类是理性的和趋乐避苦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人们在每一行为中都指向最具有酬赏性的目标，并做出最具理性的选择。但是，借用布劳的话来说：“人类依据过去的经验和对未来的期望，在可能的关系或替代行为中进行选择，最终选择一个最好的。”(19)
在布劳的交换理论中享乐主义也是其理论基石，但与霍曼斯相比，布劳削弱了行为主义心理学在其理论中所占的比重，而代之以强调经济学的因素，因此，布劳理论中的享乐主义是借助经济学的概念含蓄表达的。快乐是报酬或利益的等价物，痛苦则是代价的相等物。他引用齐美尔的话表达了这一假设：“当个体的各种利益推动他们去建立社会单位时，就会产生出各种各样的形式，社会交往即指这些广泛变动的形式，个体在这些社会单位中实现这些感官的或理想的，持久的或转瞬即逝的，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心血来潮的或目的诱导的利益”。(20)
社会交换理论中有关人性的假设，突出强调了人性中理性的、经济的和享乐主义的成分，并且这些概念和原理在交换理论中或公开地或隐晦地被加以重新修定。我们认为，交换理论中有关人性的这些假设，含有某种程度的合理成分。正因为如此，建立在这些人性假设基础之上的交换理论才能够是基本正确和科学的。否则，假若这些人性假设是错误的，那么，以其为基础的交换理论也必定是全盘错误的。人类的本性中含有理性的、经济的和享乐主义的成分，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人类的本性是否仅局限于这些成分呢？显然，答案是否定的。因此现在的问题是将人类本性中所有内容中的某些成分提取出来加以强调至何种程度才是合适的，同时，是否需要对与这些人性因素相反的内容加以排斥或否定。显然，社会交换理论中有关人性的观点所遇到的批评即是上述方面的，即它们是否对人性中理性的、经济的和享乐主义的因素强调得过分了，而同时又过分地否定了非理性、非经济和非享乐主义因素及其作用。是否人类所有的社会行为均是有明确目标的、经过算计的、唯利是图的和趋乐避苦的呢？依据人类自身的经验和科学研究的结果，显然答案是否定的。
社会交换理论有关人性假设的这一局限或缺陷，似乎尚未造成全盘推倒建之于其上的交换理论的可能性结果。因此，尽管受到这种人性假设的影响，交换理论中的某些原理和命题表现为不合适或错误的，但整个交换理论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尚未受到严重的挑战。
收稿日期：1994-07-11
①George C.Homans.Social Behavior:It's Elementary Forms,Harcourt,Brace & World.Rev.ed,1974,P48.
②George C.Homans.The Nature of Social Science.Harcourt.Brace & World.Inc.1967,P39.
③George C.Homans.Social Behavior:It's Elementary Forms,Harcourt,Brace & World.Rev.ed,1974,p80。
④George C.Homans.Social Behavior:It's Elementary Forms,Harcourt,Brace & World.Rev.ed,1974,P80。
⑤George C.Homans.Social Behavior:It's Elementary Forms,Harcourt,Brace & World.Rev.ed,1974,P81。
⑥［美］《Sociology》,November,1990,P51.
⑦George C.Homans.Social Behavior:It's Elementary Forms,Harcourt,Brace & World.Rev.ed,1974,P79。
⑧Peter M.Blau.Exchange and Power in Social Life.John Wiley & Sons.Inc.1964,P17.
⑨Peter M.Blau.Exchange and Power in Social Life.John Wiley & Sons.Inc.1964,P17。
⑩Peter M.Blau.Exchange and Power in Social Life.John Wiley & Sons.Inc.1964,P17。
(11)Peter M.Blau.Exchange and Power in Social Life.John Wiley & Sons.Inc.1964,P17，
(12)Peter M.Blau.Exchange and Power in Social Life.John Wiley & Sons.Inc.1964,P17。
(13) Edmund Whittaker.Schools and Streams of Economic Thought.London Oxford Ulniversity Press.1961,P10.
(14)Edmund Whittaker.Schools and Streams of Economic Thought.London Oxford Ulniversity Press.1961,P11。
(15)T.H.Leahey.A Histor of Psychology.Prentice Hall.Inc.1980,P11.
(16)T.H.Leahey.A Histor of Psychology.Prentice Hall.Inc.1980,P161。
(17)T.H.Leahey.A Histor of Psychology.Prentice Hall.Inc.1980,P176。
(18) Deutsch.M.& krauss.R.M.Studies of Interpcrsonal Bargaining.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1962,P52.
(19)Peter M.Blau.Exchange and Power in Social Life.John Wiley & Sons.Inc.1964,P18。
(20)Peter M.Blau.Exchange and Power in Social Life.John Wiley & Sons.Inc.1964,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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